十四家的读后感10篇
《十四家》是一本由陈庆港著作，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1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看完《十四家》，心有戚戚焉。生活的厚重如同洋芋般论斤卖按个数，还愁轻贱的天灾怕无收，丰收怕无价。种五谷吃五谷同样也生着五谷病，活着的农村人仅仅为了活着就要付出一生的辛劳，而这种肉体的劳苦通常以老、病、穷的宿命终结，没有怨言，没有挣扎，生而知天命成了与生俱来的本能。
十年，细微的变化在改变着他们，十年，他们依然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的残酷从而收获更大的利益。农业税的减免，学杂费的减免，一定的建房补助，医保的逐步健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福利了一部分人，可却无法从本质上改变长期落后和贫穷所造成的狭隘。如果发展的代价是牺牲了从出生之日起就已经终身在追赶城市人起点的那个群体，而且贫富差距愈演愈烈，那么社会的公平何在？试问有多少人怀着对农民的鄙夷却又享受着城市大发展的既得利益，该怀着愧疚和感恩难道不该是我们吗？人生有多少个十年。社会的悲哀造就了他们的悲哀，而他们的悲哀让我们能够坐享其成而又心安理得，确实是到了不仅仅该反思更该反省以自赎的时候了。
《十四家》读后感(二)：十四家
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这本书。
直面中国农民的最真实的人生。
在看似无忧的校园里，不知天高地厚，不知社会百态。近似愚蠢的存在于表面安静的安逸里。
《十四家》读后感(三)：没有人倾听的声音是可怖的
１、
虽名为“中国农民生存报告”，但陈庆港的新书《十四家》与宏大叙事的公共记忆和政治生活无关，作者把冷静的叙述置于这样一个框架下：在云南、甘肃、贵州，在中国最穷的地方，由无数细屑的事件，无名的小人物，他们家长里短的苦痛，微不足道的挣扎，构成了整本书的内容。
如村上春树《1Q84》中两个平行的宇宙，《十四家》中的中国，与城市化进程中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中国俨然也构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那是一个由洋芋汤、点苞谷、拉砖块、打窖、挖矿、止痛药片、欠账单、失学，逃荒、疾病以及各种各样的意外死亡构成的贫困的第一现场。
在贫困不动声色的侵蚀下，十四户家庭，十年生存，见不到一丝亮色，即使出门乞讨、打工迁徙也躲不过贫穷如死神之翼摊开双翅如影随行。那里的地平线象是没有尽头，虽然那里也叫中国，但中国近十年来的盛世光景——加入世贸、三峡大坝、举办奥运、神六上天、上海世博……对那片土地上的人来讲丝毫沾不上边，反倒象穷人家的阔亲戚，阔是专门来对比你的寒伧的，怜悯布施则一概全无。
这本书如一道光的罅隙，亮度刚够让我们看清还有一群同胞生活在敦衣百结的生存窘境中，我们不禁要惊疑：马太效应的诅咒是要永世应验么？“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强者恒强，赢家通吃，这是一个残酷的法则。
当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在炫丽的LED广告中滚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时——它以一个饱满的肯定句，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推上了令人眩目的世界舞台，并让城市文明、城市科技的成就落在生活的支点上，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终于，以人为本了！
那么中国的农民呢？农村，让生活更……？这个句子有谁能接驳？
事实上，《十四家》整一本书都在一种看似隐忍的态度下，将我们这个时代逼问到某个短兵相接的摊牌状态。
贫困并不是仅属于中国的灾难，从古至今，贫困也从未消失过。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将近有20亿人——也就是1/3的世界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每天靠不足两美元过活，其中有10亿人处于极度贫困，每天的收入不足一美元。贫困是已经成为人类最大的人权危机，贫困让数以千万计的人无从获得基本的生存权。
可在属于中国的灾难里，处理灾难的手段有时比灾难本身更恐怖。众目睽睽下的“看见”，会象车头一样掀下轨道，迅速被沾血的土和谎言掩埋。
“历史是被人民书写的”，而人民是有偏见的，所以历史中难免到处都是扭曲和粉饰、压抑和简化。对于读着这样的历史长大的我们，真的事实有时会生硬得难以下咽，直到粉饰得太过份的真实被看不过眼的人一把撕开时，我们被宠坏了的胃口仍会对真实觉得难以下咽。
对照这几十年来，我们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很少客观和明白过。《十四家》中的真实让人触目惊心，“农民，播殖耕稼者。”但荒瘠的土地对人口的承载力是有限的，粮食是不够吃的，饥饿是普遍存在的，孩子们是很难上得起学的，十四户家庭只是随机抽取的样本。在中国西北部广袤的土地上，有无数的乡村，那些乡村所有的手的愿望就是在秋天能够捧稳一只盛着土豆和玉米的碗，面对这个最朴素的愿望，我们会不寒而栗；当一只乞讨的手伸向我们，我们的心情会被破坏，我们不知道下一次会轮到谁。
２、
潘天寿先生说：画到花枝的结顶时要注意，须含有临风摇曳之态。结顶的梗子与其花叶的方向和角度，必须有顺逆的冲突和变化，梢头与梢头相遇，要若接若离才好。
如潘先生一样，我们在描摹美好之物时，都是肯有耐心，肯顾章法的。因为那实在是一件叫人心身愉快的事，值得荡漾其中。
而描摹苦难呢？
“妈妈王琴花去世的时候，王想来五岁，妈妈喝下的最后一碗药是他煎的。他用双手把药端给躺在炕上的妈妈时，看到妈妈的眼里有泪，他用勺子把药往妈妈的嘴里喂。那碗药没喂完，妈妈就死了。而王想来并不知道。那时父亲王五午正在地里收洋芋，死去的妈妈眼睛仍盯着王想来，他就继续把妈妈嘴里喂药，黑红色的药液顺着妈妈的嘴角一直流到了炕上。
王想来的妈妈王琴花得的是肺病，一直没钱治疗，直到死。妈妈曾经带着王想来去过外婆家，外婆家在山下的暖水村。去外婆家下了这座山，还要再翻过一座山，那时麦子已经收好了，地里长着胡麻，山坡上的洋芋地里开着一片片洁白洁白的花……
没有梧桐细雨点点滴滴的感伤。这样的手笔，看起来大气而无情，万物刍狗。
一把刀的刀锋是不容易跨过的，苦难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跨过的，感同身受，谈何容易。庆港为何要以一个苦行僧般的坚忍，耗费十年时间，只身关注中国最贫困的西部地区，和农民同吃同住，梳理剔抉，严谨记录下农民的生存状态？“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的英雄主义？
这绝对不是一本讨好读者的书。甚至它的书写方式都是一种巨大的折磨。苦难被具体繁复的细节描写拖长了，该死的过不去的时间让人艰于呼吸。真是“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我奇怪过，为什么要用这么笨重的书写方式？以庆港在文字上的灵性，我毫不怀疑他每个字都可以处理得气韵流转步步生莲，只要他愿意。
几十万字，用最朴素最简单的方式，以惊人的耐心，一笔一笔勾勒出荒凉人生的轮廓、明暗、质感。在天色将亮未亮时，一群人，慢慢浮现在雾蔼中，一幕幕场景、动作、对话，黑白纪录片凝重的风格与节奏——这本书阅读感上的吃力，让人只够力气读一遍。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文字处理方式？
我们筑墙，同时筑出了墙里墙外。我们写书，事先早已圈定出人群中的读者。
一本为无声幽咽而呼号的书，听众在哪里？
记得在庆港写这本书时，我和他有过一次交谈。
就在电脑上，我翻了几页书稿，转过脸来，愣愣地看着他。
“怎么？”他微笑着问。
我口吃说：“你怎么，怎么象那儿的土地神，或者，是泥墙上挂着的年画、锄头、挂钟。”
沉默的眼睛见证一切。
让一切急于攻防的社会批判都退后，他只写事件的细节。冰镇石榴子一样的文字，一颗一颗，直接引发又冷又酸又涩的生理感受。他写一个媳妇给婆婆煎药，动作细致，如何打开药纸包，又顺着纸的折痕折回……写贫病交加的困境在媳妇心里泛起的辛酸，毫不煸情，只是淡淡一笔，写媳妇呆坐在厨屋里，隐约闻到了从婆婆房里传来了酸菜汤的味道。
有一段是未完成稿，文档中留了一个空，待补。庆港拿起一份云南某地某乡某村某人的民事起诉状递给我看，那是这一段的原始素材。我翻了翻，是为了一个厕所和通道改造后引起的村民宅基地纠纷。
作为同行，我不看这个也知道他当时采访得有多扎实。
“是啊”，他说，“很多事情，我编也编不出来。”
“可是，会有人看吗？”他反复问我，“这样的文字，能吸引你看下去吗？”
我说：如果全文都是由这样残酷冷静的细节积聚起来的，这书最后会让人非常不好受，会沉郁难消。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你不写职场修炼不写浓情小说不写官场潜伏，你去写什么农民的十年悲欢离合，太不合时宜，简直是自挂东南枝啊。
庆港当时的反应既孩子气而气愤，又答非所问，他说：“难道我是为了这本书的销量吗？”——我理解他的潜台词，他提问所关心的，并不是他个人在这本书中的版税多少，利益得失，他根本不关心这个，他所关心的，是他笔下那些农民的命运，究竟能不能通过广泛阅读、信息向外界的传递，最终得到帮助或改变？！
正因如此，陈庆港对中国贫困农民样本的抽取是如此具体而微，具体到每一个家庭，再拆取出每一个人物的一天，一年，一生，不惜笔墨，肌理寸寸分明。
拯救一个人，等于拯救全世界。似乎出于对同一种写作动机的解读，何伟在谈到自己的《寻路中国》时说，“重要的时光，都是私人的——人们离开家庭，或者找到一个新工作，或者找到受教育以及更好筹谋未来的方法，这样的时光。这是一个社会故事而不是政治故事，而这在未来会改变中国。”
因此在《十四家》中，那些不是抽象的“人民”，而是有血有肉，有名有姓的每一个“人”。默读书中这一个个名字时，你才会有真实的切肤之痛！
３、
庆港在道德上，是有一种自苛的。这种道德上的锋利，有时让他很难接近，也似乎要注定孤独。
在漫天的大雨中，你总应该伸出手去，握住自己的一滴。人对于生活无话可说，可总还有最本能的需求，伸出手去。他却从不伸手。那种拒绝的姿态初看很酷，细想很冷。刚认识他不久时，我曾说出我对他的感受，残酷。他闭紧唇，盯着我，点点头。
“假的。”他木无表情地说。
我的心第一次象鞭子抽打过一样抽搐起来。我不能再问，可我隐约明白他行经过怎样的地狱。那来自于人类良知对自己最深重的拷问。他是一个举鞭者，也是一个代笞者。
“看到，就能改变。”——这是庆港说过的一句斩钉截铁的话。
但从一个摄影师向一个写作者的身份转变中，在往写作的苦刑流放之路上孤身跋涉时，我想他已逐渐意识到了一点：摄影，仅仅是我看到了他们，他们看到了我，除此之外毫无改变。那种无能为力的焦灼，非常摧折人在有生之年里有限的耐性。
一张摄影作品，可能需要加上一个标题我们才能理解事件的全部含义，但当再多的照片再多的标题也无法穷尽苦难的深重曲折时，写作，就成为另一种更有力量，更直指人心的“请你看见”！它更为耐心，更为细致，更证据确凿，更沉重如一头大象，一步步踩向你的心里。
“你太不够朋友了，我的恶梦如果不告诉你，我告诉谁去？”——这是《等待戈多》中的一句话，我愿引来为庆港那不堪重负的灵魂分援或泄洪。而十四家这本书，原意也是如此，它的读者，也由此集结。
生命，实在是荒凉而孤独的，叫人思想起来，真是觉得一路的含辛茹苦，充满挫败。
睡觉前在翻《万物简史》，今天读到这一节。
“藻青菌逃跑并取得了成功。起初，它们所产生的额外的氧并没有积聚在大气里，而是与铁化合，成为氧化铁，沉入了原始的海底。有几百万年的时间，世界真的生锈了——这个现象由条形铁矿生动地记录了下来，今天却为世界提供了那么多的铁矿石。在几千万年时间里，发生的情况比这多不了多少。要是你回到那个太古代初期的世界，你发现不了很多迹象，说明地球上未来的生命是很有前途的。也许，你在这里和那里隐蔽的水塘里会遇上薄薄的一层有生命的浮渣，或者在海边的岩石上会看到一层绿色和褐色的东西，但除此之外生命依然毫无踪影。”
读到这一段时，眼中起雾了。不能想象最后那一幕真实出现在我眼前，那时我该如何？奔走呼号？没有人倾听的声音是可怖的！
生而为人，我们必须互相倾听与诉说，以此取得慰藉和支撑。所有忽视的，应被正视，所有亏待的，应被抚恤，所有凌虐的，要得到治疗，所有无声幽咽的哭泣，应被聆听；就象世界上最清凉的雨水，应该集合在沙漠上空，再轰然落下一样。
４、
有一个设问与抑郁症的心理测试有关。
你觉得你的工作有价值吗？你觉得你费尽心血，能改变什么？
关于《十四家》的问世，悲观的人不免有此疑问。而人是经不起这样的反问的，肯尼亚的谚语说：哀怨只能说三遍，第四遍就变成了你的灵魂。我对这话的理解是，自我暗示比你想象的管用。
而一个还没对世界开始抑郁的人大概会乐观一点，他会说，重要的不在于如何解答，而在于如何提问，这当中已然暗示了解答。也就是说，你在看什么，你在关注什么，你手心就已经握紧了一把钥匙的雏形。
其实，《十四家》中并非含有多艰深的哲理或圣人般不可攀越的道德，它只是告诉读者一个现状，在中国的农民身上，公平和安全感的缺失已到了一个如何糟糕的程度，对公平和安全感的需要，也到了一个让有正常良知的人都无法“独善其身、视而不见”的程度。
道德，从来就不是什么艰深的东西，我假定它只是一种对安全感的交换。我们设定一种规则，我假定你遵守它，我也遵守它，我们活着，就是活在一种既定的规则中的，这让我们互相安心。人在面对似是而非的光景时，不论他暂时是多么有力和安全，他还是会感到危机四伏和无助。当失去了普世道德的参照标准，人就如漂浮在海面上失去了灯塔的孤舟。
“我一生渴望被人收藏好，妥善安放，细心保存。免我惊，免我苦，免我四下流离，免我无枝可依。”——这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索求，而在人类的政治和学问上，对此从来不乏悲悯之心。杜维明在接受南方周末访谈时说，“在经济方面，我比较倾向社会主义，因为我认为它强调公平、平等、正义、向弱势群体倾斜、注重社会的融合和社会的和谐等，而自由主义比较强调竞争。”——哪种“主义”，其实各有合理与欠缺，而杜教授此说，是不忍见人类落入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肉食链条中罢？
而哈维尔在哈佛演讲中说：“我想，当前这一世代政治家的主要任务，并不是透过他们所做的决定或在电视上的笑容来讨公众的欢心，也不是继续赢得选举，以确保他们的地位直至最后一天。毕竟，政治是服务社群的事业，这意味着它是一种道德实践。”
每一个精卫填海者，似乎都有着抑郁症的绝望，和内心无法平息的良知的风暴。因此他们最后想说的是：“希望能够对中国在一个激烈动荡的世纪之后的道德与社会重建尽一点力量。期盼一个具有合理底线与稳定常理的时代尽快到来，哪怕我的书因此速朽。”
《十四家》读后感(四)：吃土豆的人
吃土豆的人
——读陈庆港的非虚构作品《十四家》
张海龙
“我想清楚地说明那些人如何在灯光下吃土豆，用放进盘子中的手耕种土地……老老实实地挣得他们的食物。我要告诉人们一个与文明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一点也不期望任何人一下子就会喜欢它或称赞它。”——文森特•凡高
看陈庆港的《十四家》，我总想起凡高那幅名画——《吃土豆的人》。
那幅画有一种沾着尘土的、未剥皮的新鲜土豆的颜色。画上有肮脏的亚麻桌布和熏黑的墙，一盏吊灯挂在粗陋的檩梁上，向周围发出一圈昏黄的光。朴实憨厚的农民一家人，围坐在一张狭小的餐桌边吃土豆。他们有着骨节粗大的手，有着宜于在沉重劳动中喘息的鼻。他们面对土豆做成的简单食物，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一副安于天命、逆来顺受的神情。
凡高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说：“我想清楚地说明那些人如何在灯光下吃土豆，用放进盘子中的手耕种土地……老老实实地挣得他们的食物。我要告诉人们一个与文明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一点也不期望任何人一下子就会喜欢它或称赞它。”
就这点而言，庆港的书也一样不会让人一下子就喜欢或是称赞。但是，他的出发点并不是讨好谁或是博取称赞，他只是要把那种震惊原封不动地传递给你，哪怕你会觉得浑身不适，哪怕你会感到疼彻心肺。
《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这本大书，写的就是这群“吃土豆的人”。
因为食物稀缺，所以“吃”这种日常行为在贫困地区仍然神圣，所谓“民以食为天”。
在书里，庆港多次提到了“洋芋”这种食物。“洋芋”就是土豆，在整个西部都是这个叫法。我们来看看“洋芋”对那些“穷人”有多重要——
2004年，车换生家收了200斤小麦，600斤洋芋。年底乡里给两袋面粉；
2004年，蒋传本家地里收了5000斤洋芋，500斤燕麦；
车应堂拉砖翻车，得救以后，车应堂坐了一会后，一口气把干粮袋里的半边馍和四个烧熟的洋芋吃完。两条腿又有了知觉，来了劲，就先用两手撑地，慢慢站起来；
结婚那天，罗天全一早出发，中午到了小妹家。罗文秀做了苞谷饭，还有烤洋芋和酸汤，招待新女婿；
郭霞翠打寿材那几天，天上没有云彩，山上也没有风，太阳照着，暖和和的。木匠赤着臂膀，在家门口干活。郭霞翠为木匠每天做三顿面食，不和洋芋；
……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巧合，“穷苦农民”成了凡高和陈庆港“命中注定的主人公”。
凡高这样形容那些“穷人”——“他们看上去就像野兽，男人和女人，都是农民，都有张黑色、土褐色、被太阳晒焦的脸，他们倔强地在土地上劳动。他们低声说话，抬头时候露出人类的脸。他们是真正的人。晚上他们回到窝棚里啃黑面包，喝水。他们的劳动使得别人可以省去播种的辛劳，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地收割，却只是维持生计。”
仔细去看，凡高笔下的农民与陈庆港镜头中的农民如此相似，他们的眼神，他们的气质，他们的犹疑，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无奈，他们的惊恐，他们面对土豆时的神情与态度全都如出一辙。在这苍茫的人世间，这些“穷人”们从来都是老老实实在土地上耕种，老老实实地挣得他们的食物，对生活别无奢望，日日劳作，却连维持自己生存的基本需要都很难满足。
除了无可抵挡的贫穷，坏运气也几乎伴随着每一户家庭——
2001年农历正月，李文福到河南打工，被人拉到离郑州不远的中牟黑砖窑里，干了四个多月，没有拿到一分钱；
2003年，上初三的郭春燕患神经衰弱，不能再上学，在宕昌县看病，前前后后花了1900多元钱；
2003年冬天，郭成松肺部感染，得上肺炎，治病花了500多元钱；
2004年正月，蒋厚忠癫痫病发作；
2004年3月，王想来再去内蒙古打工，10月回，到医院治腿，因费用高，放弃治疗；
2004年6月，翟益伟老婆李萍会在浙江黄羊矿洞里拣矿石时被埋；
2004年6月，高波得了结核性脑膜炎，治病花了2000多元钱；
……
这是为什么？哪里出了问题？难道劳而无获就是他们的命运？
果真如此，你所说的曙光究竟又是什么意思呢？
为了完成“中国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状况调查”这一宏大的采访命题，陈庆港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数次前往西部贫困地区，行程数万公里，从山西、陕西，甘肃一直到贵州、云南……他用大量图片和文字记下那种粗粝的生存图景。
但是，仅仅记录“活着”这么一种状态显然非他所愿，因为“活着”本身并不能够作为最高价值而存在。他其实是想追问这时代的对错，想探究所谓贫困命运的真相，并努力寻找一切变化的可能。他内心一直有种冲动，就是让这种“重物”激发灵魂的丰盈，让我们生起一点恻隐之心，去和那些“吃土豆的人”对视片刻，他们需要关注。
他和镜头姿态谦卑，只是沉默记录，绝不冒昧打扰。他只用最平实的手法来呈现，像端一盘土豆一样，双手把影像端在你面前，告诉你，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另一侧面。在他的图片和故事里，有他的喘息和心跳，有他的全部诚意——没别的，就请看看这些穷人吧！真的，就请你看看这些穷人的生活吧！
他像村里的会计那样给我们一笔笔算账：2004年，二荒菁村人均年收入，人民币370元，粮食285斤。就这么简单的两个数字，已足够让我们噤声不语。你知道的，这笔钱和这点儿粮食，在城里什么都不是，还不抵一顿饭，却是那些人们忙碌整整一年的酬劳。
读他的书，你只需诚实，只需热泪盈眶，只需芒刺在背，只需骨鲠在喉你知道，世界从来都因对比而存在：死生、悲欢、贫富、轻重……
因为对比，才能发生轰击般的相遇和关口前的质询。
2011春晚，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吼出一首《春天里》。
或许是为了平衡无所不在的悲伤，“十四家”的故事也结束在2010年的“春天里”。
陈庆港有意按照“夏秋冬春”这样的四季为纵轴，拎出“2000、2004、2007、2010”四个年份为横轴，让生活的指示线一路向上，总算让故事在结尾的春天里略微明亮起来——2009年农历七月，车应堂家拆旧屋建新屋，十月搬进新屋；2009年，车换生打工挣了9000多元钱，这一年车换生干了200多天工，是他打工以来干工最多的一年。2010年正月，新屋开工。新屋有四间，砖墙瓦顶，坐北朝南。年底完工；2009年，车虎生家重新开始养猪，家里养有９头猪。2010年农历三月二十二，车虎生家买了一台价值6680元的农用三轮车。
这十四户家庭任何一点好的变化，都足以让陈庆港欣慰。他能借此看到这十年里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更多的变化，看到中国数以千万计贫困人口正在摆脱贫困的全部努力。有时，他也会问自己，这十年的跟踪纪录最大的意义在哪里？关注贫穷能给这个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国家构筑怎样的价值？
现在，他郑重作答：正是贫穷才奉献了富裕，今日之繁荣与他们密不可分。
忘记他们，整个世界才会真正老无所依。
《十四家》读后感(五)：不知道的事
《真相》，让我知道了慰安妇悲惨的人生经历；《丽嘉则拉》，让我知道了世界上最后一个母系族村落的现状；现在，一本《十四家》，陈庆港又告诉了哪些我所不知道的事？他告诉我甘肃、山西、贵州，以及云南四省十四个贫困家庭的生活现状,用图片和文字跟踪记录了他们的衣食住行。自然，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的时间我也看到了他们的进步。
衣服一向是爱美之人最爱买的东西，自然也是出门的需要，一年下来不穿的衣服有很多。可是，也许你并不知道，在贫困的地方，他们的衣服依然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而且这还算富有的。有的人甚至是结婚的时候买过衣服，以后的日子就不再买了。一家老小四季的衣服一根杆子就挂满了。即使到2010年添置衣物也是少有的，而且买的尽是便宜的衣服，不怎么要求式样的。爱美的天性似乎让贫穷所剥夺掉了。
食物是我们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可在2000年，他们所种的粮食完全是不够他们全家人吃的，即使家里的老小出去乞讨，也是勉强度日。因为天灾他们是没有能力应对的。2004年，可以填饱肚子了，母亲却在外面讨饭病死。2007年，温饱问题才得到解决。即使是到2010年，餐桌上的肉也是少有的。也许，当我们在担心吃到不健康的猪肉时，他们正把死猪拖回来吃。看着他们的日子，我顿时觉得我的生活过得是从没有过的富足。
住房似乎是什么的人都在考虑的问题，富翁烦恼买什么样子的房子住着舒服，那是别墅；中产阶级烦恼买什么房子便宜又便利，那房子是在城市小区里；没钱的人烦恼房子坏了，哪来钱盖新房子，要去东借西凑，那只是一两间平房。这可以让我们知道，人与人的差距可以很小，同样是中国人，也可以很大，生存环境差别太大。
行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累了可以坐公交车或打个的士，甚者是拥有私家车的。可是，也许你并不知道，在有的地方长长一两个小时的路，他们都是徒步走过的，有多少人为赶路而摸黑走夜路，摔下了山坳，家里人再也等不到他回来的身影。即使有车，在那样崎岖而不平的道路上，发生事故也总是有的。
衣食住行这样的物质需求亦是如此，精神需求的满足或许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不过，陈庆港跟着他们走过的这十年，写下的和拍下的，似乎让我看到了希望。在不知不觉间，他们四处漏风的教室变成了两层的楼房；原来家里的钱全部用来满足温饱，现在很多钱用在了给孩子的教育和自己创业上面；原来是包办的婚姻，夫妻之间可以是陌生人，可现在也是恋爱结婚，看到了爱情的火苗；原来闭塞的大山村落，也有了通往市区的大道。也许这条大道可以领着他们走向大山的春天，摆脱贫困的阴霾。
《十四家》读后感(六)：声援穷人的写作
声援穷人的写作
——读陈庆港的《十四家》
何平
陈庆港的“十四家”——甘肃省岷县寺沟乡纸坊村六社车应堂、车换生、车虎生家，甘肃省宕昌县毛羽山乡邓家村郭霞翠、王实明家，云南省安尔镇雄县安尔乡坪子社小米多村水井弯社李子学、高发银、王天元家，云南省会泽县大海乡二荒箐村公所马四凹子村蒋传本家，山西省大宁县太古乡坦达村史银刚家、李拴忠家，甘肃省武山县马力县双场村李德元、王想来家，甘肃省毕节市朱昌镇朱昌镇七组翟益伟家，涉及四省七县七镇。
我不需要按着地图找，就知道这十四家都在僻远荒蛮之地。写这个十四家农民十年的劳动、收入、迁移、疾病、教育、文化、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方面的生存和变迁，对他们的物质、精神极贫极困的真相“报告”之，我应该是有着心理预期的。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被他们的赤贫，被他们未有穷期的的赤贫震撼到。可以说，《十四家》是我们高歌猛进光鲜时代的“穷人之书”。所谓的“生存”，在这十四家，一方面除了极个别的温饱之家，所有的日常生存几乎就是为简单的口粮苟延残喘地“活着”——在平瘠的隙地上望天收般讨口粮，或者背井离乡地讨饭、打工。他们，在乡者，忍饥挨饿；去乡者，有的被骗到黑砖窑黑工厂，有的客死他乡。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十四家，只有极个别的成员有过偶然起意的盗窃摩托车的罪案。
在许多大众传媒将“贫穷滋生暴民、刁民”当作当然的逻辑向“穷人”大泼污水的当下，陈庆港的《十四家》写了一群真正意义的“穷人”，一群赤贫却尊严地、忍耐地活着的“穷人”。他们都是我们时代真正干净、纯正的“良民”。“良民”即“穷人”，这使得《十四家》有了一种苍凉、不平之气。这是陈庆港之立场之关怀所在。我们把这种写作谨慎地命名为“声援穷人的写作”。因为，“穷人”在中国现代史已经缠绕了许多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内容。因此，对“穷人”的声援并没有先天赋予，也不是在任何情境下都具有合法性。但陈庆港的《十四家》之“穷人”首先却是应该得到比现在陈庆港还要广泛的声援的。那么，何为“声援写作”？我考虑的是智识者的身份和责任。“谁”声援“谁”？当然是智识者对沉默“穷人”的声援。为什么要在“穷人”前加“沉默”的前缀。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今天智识者也可能是经济、精神意义上的“穷人”，但却能够“丰富”、“丰沛”的言说。他们是是声音、言论的“富裕者”。而沉默的“穷人”，连言说的资格也可能被剥夺了。因此，“声援写作”强调的是能言说者对沉默者的道义、良知上的声援。
“穷人”联系着的往往是社会的最“底层”——“小作坊式的工厂”、“有毒的流水线”、“煤窑和砖窑”、“农村”……2005年，作家刘继明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命题，“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在此前后中国文学大量涌现所谓的“三农文学”、“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等等。但读这些写作的所谓底层的生活，我们能够说已经解决了“文学叙述底层”的问题了吗？假定我们承认客观存在着一个曾经被遮蔽的“底层”经验有待作家去想象和叙述，但一旦作家进入了叙述多大程度上能够保证“底层叙述”的实现。“底层”究竟是怎样的经验和想象？这种智识阶层心眼里的“底层”和“穷人”，比如“道德优先”的“题材决定论”，比如对苦难的把玩，比如对“底层”的诗意想象等等，在新世纪中国写作中是真实还是幻觉？因此，如果没有清醒的反思，我们很有可能占据“道德的高地”却无法抵达“文学的高地”。
陈庆港的《十四家》近乎“实录”，不但既没有对乡村田园农家的牧歌想象，也没有嗜痛炫痛般妖魔化中国乡村，而且尽可能地褪去了“文人腔”和“文学腔”，不预设观念，不滥情煽情去“实录”中国乡村之“十四家”一角。“文人腔”、“文学腔”里说去，总感到和生活之间有种说不出来的隔膜。书斋里编故事，从江湖上看去，终是一派书生意气。不粗、不野，没有一股狠劲和杀气，很“贵族”很“山林”。当然，这差不多是整个中国文学的“病”。要知道，“人道主义”是好东西，知识分子的悲悯也是好东西，但那都是要有坚硬的骨、浓烈的血，才能撑得起，才能蓬勃和活顺。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记得周作人在《人的文学》说过：“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慈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混淆是当下中国文学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新世纪的写“底层”写“穷人”弥漫着廉价浅薄的同情。这种庸俗化的“慈善主义”的文学表达在中国现代文学是有着自己传统的。从五四“问题小说”的“爱”与“美”到“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分享艰难”，再到今天的“向往温暖”，现实主义一直没有能够被贯彻到底，甚至沦为作伪的“现实主义”。“慈善主义”不是“人道主义”。因此，对于我们当下心系“底层”和“穷人”的知识人、写作者们，我们能不能先收起浅薄的“慈善主义”，而是精准、到位地将底层的真相说道一二？在这一方面，陈庆港的《十四家》是可以作为一个正面案例的，也可以算作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现实”的一面镜子。
比“慈善主义”更退步的是，“穷人”、“底层”、“弱势群体”在今天频繁地被知识界所劫持和征用，有时还不是智识者真的对“穷人”、“底层”、“弱势群体”抱有悲悯和同情。我不惮以小人之心去揣度，如果不沉浸到“穷人”、“底层”、“弱势群体”中间，不是“声援”的精神立场，在今天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去谈论“穷人”、“底层”、“弱势群体”，远比讨论“富人”、“上流”、“强势群体”安全得多，也容易博得掌声得多，当然也更可以树立起“知识分子”之“公共”名头得多。因此，那些“农村”的走马观花式的田野调查式的过客是很难抵达今日中国“农村”真相，也不可能指望他们予穷人以有力量的声援。
捎带说一句，我用的输入法是“QQ拼音输入法”，有意思的是我用部分“声母”和“韵母”打出来最靠前的词却不“声援”和“穷人”，而是“生源”和“情人”。可见，我们社会的热点并不在“声援穷人”。
《十四家》读后感(七)：每家都曾是十四家
在21世纪的中国西部，还有人这样的生存着。
他们是历史书所称的流民，他们要将乞讨作为主要的谋生手段，年三十都要出门讨饭。他们是当世的杨白劳和喜儿，他们除了结婚，很少买衣裳。她用一根一块钱的头绳，做女儿送嫁的嫁妆。直到2000年，他们还要用微薄的收入交地税，土地承包费，派出所照相钱···他们是当世的包身工，打工的他们被骗去到纺织厂，黑砖厂，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吃的是清汤白面，工钱却被老板卷跑。
《十四家》一本由一个新闻摄影师历经十年时间，走访西部各种边远、贫困地区写就的一本书。书中穿插着他的摄影作品，黑白的、模糊成一团的影像（也可能是我下载的扫描版分辨率不高）、肮脏的衣服和脸庞，好像来自历史的深处，但是现实告诉我，他们就在祖国山河的某个角落，就是在21世纪。
可能所有人，看完这本书最直观的感觉是贫困。这本书原著名叫中国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状况调查。作者向我们这些城市生活的人，东部地区的人，展示了什么是贫穷，而且是绝对的贫穷，这种贫穷是给人以震撼的，就在党提出我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要建设全面小康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有人这样活着。
然而我们要理解，贫与穷、困不是一个意义。任何一个觉得自己缺钱花的人，都可以说是贫。而穷却负担了太多绝望和黑暗。
穷可能是山穷，水尽。他们祖祖辈辈以土地为生，而地里面打来的粮食，却不够全家人果腹，更别提遇上灾害或者荒年了。粮不够吃，更别想着卖了，不卖粮就没有钱。没钱，穿衣、盖房、上学、娶亲就都很难实现了。西部某些地方，吃水都成问题，要到很远的地方背，王想来腿病背水困难，父亲为他卖了祖传的古木买马驮水。后来他又把马卖了治腿，然而钱花了，腿却没治好。
土地不能解决温饱，那么就只有出门做工，闭塞的小山村，能做的工作实在是少而又少，拉大车这样的活一天只能挣两块钱，而且僧多粥少。走得再远一点，到小饭馆帮佣或者做其他活计一天同样挣不了多少钱。在这里，体力或者勤劳并不能转化为生产力。
穷还意味着生活在贫瘠的土壤中，生活在在路通不到的地方。那里几乎没有资源，除了种地没有产业，所以没有购买力，谁都无法摆脱贫穷。在这样的地方，更无法奢谈人权，奢谈教育，奢谈文化生活。他们的父母没有钱供儿女上学，他们更难以在外面世界立足。因为闭塞、贫穷，他们只能换亲或者娶叔伯家的女儿，增加了基因缺陷的可能性。然而在这里，疾病没有办法医治，更加加重了贫穷···他们生活在痛苦，劳累、空荡中。
穷更意味着被文明所遗弃，在这里很少有人能读书写字、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政府对他们的遭遇不闻不问。
陈庆港描绘的贫穷更是动态性的，持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十四家人的生活的确都或多或少的改善了。女儿出嫁有了嫁妆和彩礼，有的人家还盖了新房买了彩电。但是我们不难发现，除去政府的减免和补贴。这十四家人生活的改善，基本都是源于做工或者做小生意。有病或者困守在乡村者，仅能勉强维持个温饱。
他们做工带来钱盖房，娶亲，还债，然后又返回城里。只有年老或者家小无人照顾才留在乡下，因为种地不好赚钱、搞养殖可能遇上疫病，加工洋芋粉干的人多了也不好赚钱。还是在城里、在厂区、在矿井生活比较好。他们家乡村庄的经济，还是一滩死水，乡下人只有仰赖城市，才有富裕的可能。这十四家人，他们大多逐渐远离了贫穷，但是贫穷却依然在山村。
这本书的时间跨度是十年，它让我们看到了十几年前西部靠土地为生的农户的生存状态。与其说是中国农民生存报告，不如说是传统乡村社会农民生活报告。在2000年，这十四家人代表的可能是中国最闭塞地区百分之一二人口的生活状态。如果我们把眼光放的更远一点在改革开放前，中国80%的农业人口，和这十四家生存状态都差不多。在百年之前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未被打破之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是这样生活的。当然，有些地区更为发达状况较好一些。
这些传统的农民，和这十四家人生活的一样。每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繁重的劳动。如果粮食不够吃那么就只能挨饿或者去讨饭，幸运一点的可以借贷。如果遇到灾病基本只有死路一条。然而他们面对的是更沉重负担，更严重的剥削，而且他们没有走出去的可能。
这本书给了我一个对历史，对过去社会生活的透视。我们的传统文明，是农业文明或者说土地文明，就是以这些农民为根基的。这样悲惨的生活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千年，至今还有人未能从这种困局中脱离，不是很令人伤心的吗。而这些状态和痛苦，被历史所掩埋，被统治阶级所忽视了，没有一本史书写过，没有一个史家记录过。陈港庆用胶卷和文字，记录了当世西部贫困农民的现状，可能记录的也是许久以前绝大多数农民的状态。所以我们每一家，都曾是这十四家，他们代表的不只是我们社会的底层，而是我们社会的过去。
《十四家》读后感(八)：我读《十四家》
《十四家》是陈庆港十年磨一剑推出的长篇纪实力作。为完成这部长篇纪实，作者曾先后四次去西部贵州、四川、云南、甘肃、陕西五个省份采访，历时十年，行程数万公里，凭着一位新闻工作者和一个作
家的责任感与良知，通过对西部五省最具代表性的十四户农民为期十年的跟踪调查，客观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十年中的生活轨迹，真实反映了十四户农民，他们在十年中的辛劳、挣扎、奋斗，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既反映了他们十年间在贫困线上的挣扎、奋斗与努力，同时也真实反映了十年中，现代文明对他们的冲击，以及在现代文明的
冲击下，他们的生活如何在一点点发生着变化，如何一步步融入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时代影响着他们，他们同时也影响着这个时代。
陈庆港是著名摄影记者、作家，此前创作了大量具有广泛影响的纪实作品，主要有《真相——慰安妇调查纪实》《丽嘉则拉》《20 世纪末中国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状况调查》《细菌战调查》《外省人——农民
工生存调查》等多部纪实力作。摄影作品《中国慰安妇》，2005 年获首届国际新闻摄影大赛金奖；《秘密森林里的母系氏族》，2006
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第五届国际民俗摄影人类贡献奖”大奖。作为摄影记者，他有着超出一般记者的敏锐，他不喜欢那些肤浅的报导，总是追寻那些厚重的令人震撼的题材，他喜欢把一个题材
做到极致。他说：“我拍需要长时间去做的那种深度专题，调查类的东西。这是我跟很多媒体摄影记者不太一样的地方。”
作者创作《十四家》便是源于上个世纪末的一次采访。上世纪末，在做“20 世纪末中国中西部贫困家庭状况调查”时，陈庆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感觉。“我这个人样子很粗糙，但我经常被一些东西打动。”西部农民的命运和生存环境深深吸引了他，于是他坚持年复一年地采访跟踪那些贫困的农民，一做就是十年。有一年，他在黄土高原上一个紧挨着黄河的小村里过年，住在一个老乡家的窑洞里，可以望见黄河，野渡无人，只有雪。窗格上贴满的剪纸引起了他的乡愁。年夜饭是每人一碗“ 搓搓面”，炕桌上没有菜，只有一瓶酒。主人讲不出宽慰人的话，对他说，“我唱首信天游给你下酒吧。”然后那个老人便伸长了脖颈，涨红着脸吼了起来：“这么长的辫子哟，探不上天；这
么好看的妹妹哟，见不上面；这么大的烫锅啊，没有两粒米；这么旺的火焰哟，烧不热你……”歌声让点着油灯的窑洞瞬间有了光芒。那个除夕，老人唱了一夜，他跟着吼了一夜。这些难忘的经历使他久久
不能忘怀。出于对西部农民生存状态和生存命运的关注，以及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十年中，他四进西部，跟踪寻访，行程遍及陕西、
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就是这些地理上属于中国第二台阶、极度贫困人群最集中的地域，就在那样的环境里，无数的人生存
着。无论他们那种生活状况，还是那种不屈的和命运抗争的精神，在我看来都很打动人。”就是这些采访过程中的诸多感动，支持陈庆港这么多年走了下来。他已经不是在做采访，他是在尽一种社会责任。他觉得有必要把西部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最贫困农民的最真实的生存现状告诉世人，唤起全社会的关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在中国大地上，还有这么一群人，而且是相当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在二十一世纪还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不抱怨、不放弃，坚持通过自己的劳动艰难地默默地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十四家》是作者历时十年潜心完成的一部纪实力作，作者完全用最平实、最质朴的语言，反映西部亿万农民十年间最平凡、最真实的生活原貌：终年缺水、缺医少药、地里的土豆永远不够吃、适龄儿童常常上不了学、当了一年民办老师的工资只拿到一根方木，甚至母亲在外讨饭病死街头，因为无钱遗体也只能当货物捆扎起来悄悄带回老家…… 他们生活的环境虽然恶劣，他们的地位虽然卑微，他们的命运虽然不幸，但他们从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和追求，他们从没停止对命运的抗争，他们和整个中国一样在一点一点地进步…… 他们身上
体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的遭遇和
命运，他们的奋斗与抗争，是亿万中国农民生活的最真实的写照，《十四家》是当代中国亿万农民生活的缩影，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这正是这本纪实作品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地方。
（文/汪修荣）
《十四家》读后感(九)：瞩目西部：他们艰辛地活着——评陈庆港《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
伴随着泪水阅读，在我五十多年的经验里并不多见。但是，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陈庆港新著《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以下简称《十四家》），却让我数次泪水难抑；读罢全书，脑海里最终浮现出李文俊译介福克纳《我弥留之际》时所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他们在苦熬。是的，呈现在这部作品中云南、贵州、山西与甘肃四省的七个村里的十四户农民，在苦熬。你可以认为他们涵盖不了中国农民——有些地方的有些农民，确实过上了“体面而尊严的生活”；但是，你却无法把陈庆港作品中的十四户农民作为孤岛来看待，他们早已与中国农民这一大陆板块联结为一个整体。因此，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学问题；如果是，他们也可以从概率角度成为中国农民的缩影。面对这样客观存在的缩影，即使流着泪水，你也无法不正视它；良知使你转不过脸去。这正是陈庆港新著《十四家》的震撼力量。
一、在正视中揭示生存苦难的真相
以非虚构文本观照当代社会生活，正在成为各类艺术中最有力度的形式。当“走基层”声音接替“三贴近”要求在媒介上潮汐又起的时候，陈庆港早已身背照相机和笔记本，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行程几万公里，跋涉在中国西部的山川沟壑之间，与那里七个村的十四户农家，吃住、劳作在一起，聆听他们的诉说，体察他们的艰辛，见证他们的悲喜，用镜头，用文字，用心血，用泪水，记录他们的生存状态，思考他们的命运流变。透过《十四家》，我们在感受到陈庆港执着与坚忍的同时，更深切地体悟到了艺术家的悲悯与大爱，这便是对于中国农民生存苦难真相的正视。
直面真相让我们看到了什么？2000年，车应堂69岁的母亲杜徐贵，仍然要出门讨饭；车换生患病的妻子包明珍，稍好后也要出门讨饭；连五元钱一双的鞋子也买不起的张玉萍，目送儿子李根泉穿着破鞋去学校过“六•一儿童节”后，与大女儿李双环要继续出门讨饭；65岁的郭霞翠与43岁的儿子张国云，即使过春节，依然要讨饭。讨饭，是读者翻开《十四家》后，接触到的中国西部农民生存真相的第一关键词。作品告诉我们，讨饭在当地还有另外的说法，叫做“讨生活”或者“出门”。或许有人认为，出门讨生活，也许是当地人谋生甚至致富的手段。随着阅读的延伸，相信读者涌起的类似念头会像肥皂泡一样消弭。因为我们看见史银刚饥肠辘辘的两个儿子，已经为争夺一只窝窝闹得不可开交；王天元衣不蔽体的两个女儿，正在为一块补裤子的蓝布补丁争得面红耳赤。车换生家里饭碗不全，妻子包明珍随手将喂猪的塑料盆擦擦，递给丈夫为自己盛饭。很多人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来了客人，甚至要到邻家去借被子。
贫寒不是因为中国农民不勤劳，而是因为西部劳动力价值超低。车换生和车应堂进城拉车，一天能挣2元已经算是幸运。车应堂因为少吃了半块馍，车子把控不住，所拉的砖轰然倒下，压伤了自己，令人不由想起杰克•伦敦的著名短篇小说《一块牛排》；但《十四家》不是虚构。李文福和李文定哥俩合伙买拖拉机为客户拉石头，山石滑坡滚落，把拖拉机砸成了废铁。外出打工情况如何？一是收入少得可怜；二是被骗或受伤害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史银刚的儿子史东平，12岁即不得不去县城饭店打工，月薪不足百元。王五午死后，孤儿王想来支着病腿跟牛喜叔四处打工，挣下1000元全部用于治腿；钱花完了，腿并没治好。李文福被工头骗到黑砖窑，苦熬了四个月，分文未得；幸亏天降暴雨，砖窑停产，才逃出人间地狱。车锁军等一批青年农民到山东打工，讲定年薪万元，却遭遇年末老板卷资逃逸、政府打官腔、职能部门不作为、只能空手而归的不幸结局。最悲惨的是村民田兵红，甚至连一只完整的手也未能带回家：他的手指被编织机压断，本来可以接上，却因需要多花医疗费，“厂长从车锁军的手里拿过那截断指，朝着黑暗中扔了出去。”车孝军打工运玻璃伤了手，就此失去活动能力。翟益伟服务的老板本无驾照，硬要自驾，导致车翻重创翟益伟；要钱治病，老板却数次“人间蒸发”。
够了，提顿与重复展示作品所追踪人物的不幸，不是本文重心与目的。活着或生存，本来就是一本艰辛的大书。陈庆港《十四家》的震撼力量，不仅在于他直面农民生存苦难真相的勇气，还在于他在书中构建了多维认知的角度，探索和挖掘了中国西部农民的生存何以如此艰辛，症结究竟在哪里。生存的真相固然触目惊心，作品的思辨却更令人瞩目。
二、在忧患中挖掘生成困局的根源
受急于发展的心理煎熬，GDP的幽灵正在中国大地徘徊，因此中国承受工业及后工业革命后果的速率，绝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国家。近年来，大气、海洋、河流、湖泊、森林、耕地不断恶化，极端灾害性天气由反常逐渐演为常态，洪涝、干旱、荒漠或沙漠化现象，对于中国西部生态已经构成严重影响。制造后果的，反而拥有了不承受后果的条件；恶劣生态环境的受害者，只能是中国西部农民。《十四家》中追踪的人物罗文秀，在给女儿王大妹孩子讲的故事中，透露了当地人朴素的自然观：“天是人的皮肤变成的；地是人的肉变成的；地上的草是人的汗毛变成的；山上的树是人的骨头变成的；岩崖是人的牙齿变成的；风是人呼出的气变成的；溪流是人的血变成的……”因此一切自然，皆源于人。在罗文秀看来，“因为人的头上可以冒出血，所以才会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但是，正像她与孩子蓦然警觉的那样，山上已经没有水了。不但山上，坡上、地里都没有水了。2009年以来，云贵川干旱已经达到百年一遇。这样，即使蒋传本将水窑打得再深再大，也是无用功。干旱缺水，庄稼自然歉收乃至绝收；退耕还林、恢复生态本意良善，但农民无地可耕或收成不好，政策补贴又不足以糊口，以讨饭谋生，便势在必然。这是《十四家》为我们揭示的中国西部农民生存困局的根源之一。
作品认为，中国农民生存困局的根源之二，是因病致贫，是医疗问题。在中国西部，农民生不起病，有病只能扛着：车虎生的妻子杨素花犯了病，即使痛不欲生，也只能以头碰地；而丈夫的视若无睹不是不关心，而是无奈并已经习惯了无奈。张国云的母亲郭霞翠，卖牛是为了治腿病；病未治好，耕地反而需要借牛。蒋传本的儿子将厚忠，生癫痫病十几年，一直无钱医治。王五午患糖尿病，卖粮疗病到无粮可卖；他的儿子王想来腿部患病背粮背水吃力，老人心疼儿子，卖了原想用于娶亲的古木换了一匹马；但为了治他的糖尿病，儿子最后又把马卖掉；王想来的母亲王琴花得了肺病，无钱医治直到死去。高发银的母亲李志英生阑尾炎无钱治疗；女儿来探视，只能垂泪喂母亲一口糖水减轻病痛。车换生儿子车锁军捡了个青霉素眼药水瓶，包明珍便掺上清水晃晃，抹在孩子和自己的眼睛上。作品中多次提示，农民在外地打工挣的钱，大多用来医病。人有病，扛着；家禽、牲畜生病，更加无奈：车虎生妻子杨素花，早上、晌午、下午、傍晚，看见自己养的猪一只只死去，连死50头，只能手足无措，以泪洗面。
生存困局的根源之三，《十四家》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教育问题。在作品中，陈庆港追踪的人物王实明，成为揭示问题的入口。这位拥有30年教龄的民办教师，几乎代表了中国西部农村教育问题的渊薮：环境艰苦，必然导致师资不佳；师资不佳，必然引起教育水平下降；水平下降与生存艰辛，只能诱发生源加速流失；而真正能够坚守清贫、忠诚教育事业的，恰恰是许多像王实明那样的民办教师。是他们在劝学，是他们在奉献。但“民办转公办”政策的“一刀切”，使王实明不仅失去了考试资格，还将失去饭碗，黯然出局，彻底成为政策的牺牲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这位工资虽然只有公办教师1/10、甚至有时只能用一根木头充抵工资的民办教师，依然认真地为学生削铅笔头，让他们写《未来学校的畅想》；依然让女儿郭冯燕承继父业，每月只领公办教师工资的1/26，你不由不为王实明父女忧伤。如果连这样的教师也最终流失掉，结果只能是无文化的农民越来越多，出去打工，也将像王大妹的公公等许多人那样，失踪在广州或其他地方，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是文盲。
那么，国家“三农”及其他政策的曙光，有没有照到中国西部？《十四家》告诉我们，有。2004年，农业税和附加费不用再交；2007年，老人低保，每人每月90元；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推行后，每人每年交10元，可报销药费20％。“5.12”地震后，车应堂家盖房，还获得了政府1万元补贴；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一等功臣李建堂，每月均有60元津贴。科技扶贫和捐赠，也让史银刚家第一次见到电视机。但是这些，对于艰辛生存的西部农民来说，勿庸讳言，杯水车薪。《十四家》中揭示的农民生存困境的根源，远非本文所列的几点，正如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农民问题，不会由一部作品揭示殆尽。但是，《十四家》提示的问题症结，不是虚构和想象的产物，而是陈庆港长期追踪、深入体察的结果。作品启示我们，“三农问题”在中国西部，已经互为因果，长期存在。
三、在酸楚中展示天伦人性的美好
生存的艰辛与苦难固在，作品无从回避，只有直面和探究。与此同时，作为一位心怀悲悯与大爱的艺术家，陈庆港在《十四家》中，还深入开掘与展示了中国农民在艰辛生存中保持的那份天伦的善良与人性的美好，对于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从而使作品显示出人文的厚度与人道的力量。
让我们特别瞩目于《十四家》中追踪的三位母亲形象。史银刚的妻子冯凡梅，计划生育一再失败，生了五个孩子，手术后一直出血，无钱治疗，终至病亡。她的临终嘱托令人心碎：一是叮咛丈夫不要打娃，因为娃挨打会想娘；二是嘱咐地里收的粮食要匀着吃，以备青黄不接；三是提醒家里有了衣服，要先尽大了的女儿穿，不能让她露胳膊露腿；四是关照小女儿还小，实在养不了，让丈夫送人。果然就送了人。史苏娟被送当天，乡亲关门闭户，没人忍心观看生离死别的辛酸景象。翟益伟的妻子李萍会，跟随丈夫到浙江拣矿，在矿区边商店，为留守在家的女儿翟莎、翟兰看好了两件衣裳，最终无钱购买，只扯了三尺彩带；自己扎头发用了一尺，留给两个女儿二尺。但直到被倒塌的矿井掩埋，给女儿扎彩带和买衣服的心愿都未能实现；与儿女阴阳两隔，心愿竟成遗愿。王天元的妻子罗文秀送小女儿王小妹出嫁时，万般辛酸，因为王小妹嫁人，没有一分钱陪嫁，也没要男方一分钱财礼。送亲那天，罗文秀陪女儿、女婿一路沉默无语，走出很远，直到看不见身影，又买了一块钱的红头绳追上去，为小女儿扎了个蝴蝶结，而后说：“走吧。”可怜天下父母心；青天有眼，大爱稀声。这些酸楚的场景，陈庆港写得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令人几度落泪。
天伦亲情，在陈庆港眼里是那样美好；即使贫寒人家百事哀，《十四家》还是记录了许多令人唏嘘扼腕的情节与细节。罗文秀听说小女儿王小妹生产，带了20只鸡蛋前去探视；离开小女儿家时，又拿走3个。因为她想念大女儿王大妹家三个孩子；前去看望，不能两手空空。蒋传本与妻子汪继英、女儿蒋原孝外出打工，提前一个小时坐到空车上。但蒋原孝一直望着车外烤摊上的油饼咽口水；在车开的刹那间，汪继英又奔下车去买回一只。孤儿王想来在一只铁盒子里珍藏着母亲的照片，因为照片能够唤起童年的一次美好记忆：母亲带他去外婆家，在开遍白花的洋芋地里以土坷垃逗小鸟，母子一起开心欢笑。最令人感慨系之的，是车应堂为母亲杜徐贵送葬。母亲讨饭在外，客死他乡。车应堂运母亲遗骸回家，不仅付不起殡仪馆冷藏费用，而且眼看乘客在车内通道踩着母亲遗体打成的包裹，只能噤声无语。运尸期间两次撞车的过程起伏跌宕，令人切实体会到了车运堂内心的疼痛。但最终，车运堂还是让母亲穿上了新衣入土。
民间伦理与风俗，时常产生一种凝聚力量，这也是中国农民虽然历经天灾与人祸诸多磨难，却始终能够以群体方式生存延绵的重要原因。一是信用禁忌，决不亏欠他人。郭霞翠与儿子张国云为治病卖了大牲口，耕种时只有借牛；为让牛主人同意，张国云先默默为邻家削了一天红芪。外出打工，牛喜总能够信守承诺，即使负债也不欠薪。史苏花结婚，史银刚忙前忙后，以公公的身份为亲家做了婆婆该做的一切。郭霞翠讨了一辈子饭，临终用讨饭攒下的钱为自己买了一口寿材，并且做了十年来的第一次新衣，不给病重的儿子张国云增添一点负担。李子学为儿子李文福与李文定分家，一个可分房屋，一个只能分地基。为避免纠分，他用抓阄方式来了结。在贫困中能够信守言诺，令乡邻敬重；在市场经济中人性异化，则令村民不齿。做了“先生”的高发银，后来又做收费员。他被非议的原因不是由于做了“先生”，而是因为收了昧心钱。二是血脉禁忌，不可数典忘祖。史苏娟送人六年，养父去世，女儿回家，史银刚先带她给母亲冯凡梅上坟，重新认同血脉。王光有上祖坟时，面对一排先人坟茔，一丝不苟、无一遗漏地做好所有祭祀纸幡。看到这些，我们不难明白，陈庆港所追踪的人物的这些细节，是在昭示读者，农民长期以来的禁忌与风俗，既是乡村存在的伦理基础，也是他们生存的自救手段。
当然，《十四家》里的十四家，也并非一味黯淡，看不见一丝曙光，听不到一声欢笑。乡村也有乡村的快乐，比如陈庆港浓墨重彩地抒写的杀年猪场景，那是乡村和农民的节日，那是对于苦难生活长期隐忍的酬谢；而盖房、买车、娶亲，则更是农民艰辛生存中的奔头，是火红的希望。所以，当我们看到李德元的长女李双环最终嫁了好人家，过上了宽裕日子，我们会从内心深处发出笑声，为李双环们祝福。因为我们知道，天道人伦，生息繁衍，假以时日，总会有悲欢离合生成，惟有祈祷悲剧远离人类，不叹苍天不公。
四、在探索中创造新型艺术的范式
《十四家》是陈庆港十几年追踪采访、拍摄与写作的心血结晶。在远山远水追踪采访与拍摄一家农户不难，难的是追踪与采访十四家；追踪十四家农户一年不难，难的是追踪十四家农户十几年。十几年的春夏秋冬，十几年的雨雪风霜，陈庆港关注书中的每个家庭，每个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命运流变。在这个过程中，《十四家》不仅让我们真实地了解中国西部农民的生存现状与生死歌哭，这部20万字的书还打造了文学的一种新形式，即纪实摄影与纪实文学互文的形式。
在这里，我们愿意谨慎地将这种形式命名为纪实摄影文学。所谓纪实摄影文学，中心词依然是文学，但它与通常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不同，因为作品含有艺术家原创的大量纪实摄影作品；纪实摄影虽为定语，但作品文章绝然不是图片注解，而是独立成篇，因为书中每幅摄影均自配文字说明。需要说明的是，陈庆港创造的这种纪实摄影文学，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复合性审美，即在阅读纪实文学作品的同时，又品鉴了艺术家的摄影作品：书中的图文相互呼应、映衬、渗透，是艺术家审美创造特质的统一显现。《十四家》中的文章与照片不仅以互文相得益彰，而且源出一人，这或许只有为数不多的艺术家才能做到，陈庆港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他是第52届国际新闻摄影荷赛金奖得主，同时还是《中国慰安妇》、《丽嘉则拉》与《朝圣者》等卓有影响作品的作者。他会让作品中的图像与文字水乳交融，而不使之成为配以摄影插图的报告文学。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对艺术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异秉细加考校、条分缕析了。
陈庆港从事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之前，曾写过许多中短篇小说，对现代小说语言的熟稔，使他在纪实摄影文学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扎实的笔力：语言节制，不事雕琢，富有质感；叙述节奏起落开合，控制得富于韵律感。他也偶或使用象征手法，传递意境情愫；意象营造或轻灵或凝重，均服从于审美表达需要。在《十四家》中，复沓手法似乎受到陈庆港偏爱。如杨素花早晨、晌午、下午和傍晚喂猪时发现猪陆续死去，艺术家以四段基本相同的文字，表达了杨素花一次比一次沉重的心理撞击、无奈、茫然和束手无策；车锁军打工被骗，工友投诉无门，《十四家》再次出现复沓，用四段相同的人物语言，将职能部门的繁冗、冷漠、心不在焉和农民工的郁闷、绝望、弱势无助，表现得力透纸背。陈庆港还善于用准确、精当的细节表意，虽然未加议论，但思辨尽在不言中，旨归涵蕴得以突显。全书结构纵横交错，起承转合暗流于作品脉络之间，颇见匠心法度：纵有时间线，十年夏秋冬春；横有十四家，每家成员多寡不等，但每人在通向自己历史的同时，均联结他人，从而共同构成了一幅中国西部农民的生存长卷。
在这部由文字构成的西部农民生存长卷中，陈庆港镜像中的黑白世界，往往成为点穴之笔。那些照片中透析出的粗砺、残酷与柔软、温馨，因为广角效应引入的神秘光线，往往给读者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情感震动。当我们看到照片中坐在炕上的包明珍、拉架子车的车换生、站在卧室前的王天元与罗文秀；看到被领的木头“工资”压弯了腰的王实明、茫然地坐在窗前的孤儿王想来、在山坡上刨地的郭霞翠；看到蹲在炉子边的罗文秀、王光有和王天元及其全家的合影……我们会想起梵高那些表现底层平民生存图景的油画。可以肯定地说，陈庆港这些纪实摄影作品，将随着《十四家》的行世，永远镌刻在中国农民生存史的底版上，为后世研究者长久地提供着具备文化人类学价值意义的具象资料。
纪实摄影文学《十四家》给我们带来的，不应只是复合审美的课题。陈庆港在作品中，多处甚至时时地在为那十四家农民算账。算账，表面上看是数学问题，但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我们所处的时代来说，则应该是经济学问题，乃至政治经济学问题。当我们读罢《十四家》，把目光抬起来的时候，我们最该做的，也许是瞩目中国的西部，那里，陈庆港关注过的十四家，和由那十四家所代表的中国西部农民，正像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李文俊一篇文章题目所说的那样，他们在苦熬。苦熬，有的专家认为译文词汇里被动的意味多了些，谓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末句中的意义，有积极的一面。实际上，李文俊翻译那部经典作品末句的译文是：他们艰辛地活着。确实积极了许多。中国农民，艰辛地活着。
2011年10月7日于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