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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第一辑)》读后感10篇

2018-03-13 21:44: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经略(第一辑)》读后感10篇

  《经略(第一辑)》是一本由《经略》编委会著作法律出版社出版的2015-1-1图书,本书定价:40.00,页数:,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经略(第一辑)》读后感(一):关于经略网刊 (转自经略网)

  《经略》网刊创建于2011年2月,为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和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合办的经略项目组的产品,每月一期。团队从2011年3月开始还推出《战略动态简报》,评点近期国内外战略简讯,目前为每月两期。

  《经略》团队秉承“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具体表述,参见《经略》网刊发刊词以及《经略》辑刊第一辑序言),对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形成面向公众评论或面向政府与企事业单位政策分析报告

  《经略》团队与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合作举办每年一届的“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至今已举办三届。

  《经略》团队与法律出版社合作推出的《经略》辑刊已经出版第一期,以后将定期出版新辑刊。

  【经略】通过网站jingluecn.com、新浪微博 @经略网刊微博、微信订阅号jingluewangkan和邮件群发来推广文章同时【经略】也与《文化纵横》杂志信号合作,共同推广【经略】的优秀原创文章。【经略】文章经常获得观察者网(guancha.cn)、独家网(dooo.cc)、观海网(guanhai.hk)等网站的转发。

  欲深入了解【经略】团队的网友,可以先从加入“经略俱乐部”QQ群(群号199057302)开始。申请时请留言自我介绍,尽量附上微博账号,以便群主审核。

  欲进一步参与的网友,可以申请加入【经略】的助理编辑团队。目前【经略】拥有一支40多人的助理编辑队伍成员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重庆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等高校。助理编辑的主要工作是撰写评论,由指导老师选题并提供初步线索,形成初稿之后,再经过集体讨论,最后加工完善。外语较好的助理编辑亦可选择加入编译组。表现突出的助理编辑有机会受邀参加经略年会。

  学有所长,并能保证每年向经略供稿两篇以上的网友,可申请加入经略研究员队伍。【经略】设有专门的研究员交流群,以相互切磋。经略年会的出席者,以经略研究员为主。

  对【经略】有重大贡献,并能保证精力投入的研究员,最终能够成为《经略》编委之一。《经略》编委会目前有10名成员,分布在国内外。

  你可联系我们的编委之一,或者致信pkujuris@126.com.

  《经略(第一辑)》读后感(二):【新浪文化】中国的“天命”:专访《经略》编委殷之光

  殷之光简介:《经略》新任编委。英国艾克赛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讲师,剑桥大学博士。2011-2014年在阿联酋国立扎耶德酋长大学(Zayed University)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思想史、国际关系史、国际法及伊斯兰教法等方面的研究。著有《Politics of Art: The Creation Society 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etical Struggle in Revolutionary China》(Leiden: Brill, 2014)。

  1、新浪文化:之光好,你是剑桥的博士,又常年在国外教书育人。能讲讲你旅居国外的情况吗?

  大家好。我是2007年硕士毕业之后出国的。在国外呆了7年多,一半时间在欧洲学习,一半时间在中东工作。有趣的是,我长居的两个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有些“与世隔绝”的味道。剑桥作为一个古老的大学城,知识分子在这个小镇坐而论道大学生们上课喝酒爱恨情仇。只有走出这个城了,才能发现周围的世界究竟有多么的不同。而迪拜一样也是这么个地方。我走过中东海湾地区不少国家和地区,到最后发现,迪拜完全是一个真空球里的世界,无论周边多么的动荡不安,在这个自由港里,永远是马照跑,舞照跳,各国冒险家们来这里寻找机会,各地军阀土豪们打仗之余来这里消遣散财。我在这里见过南美的雇佣军,英国的私人安保商,伊朗的没落贵族,沙特的土豪公子。在这种真空环境中呆久了,人们有种分不清楚今夕是何夕的恍惚感,更难免让人丧失脚踏实地能力。所以就更需要时不时跳出来, 提醒自己多做些自我批评,试着去从外部来观察一下自己,观察一下周遭的世界。

  我硕士毕业后去了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 这所学院的著名校友包括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数学家阿兰•图灵,还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我在国王学院的时候,还有幸见过一次霍布斯鲍姆。 与其他学院相比,国王学院20世纪以来,一直被看做是个特立独行的地方。学院也非常乐意维持自己与众不同的激进形象。例如,剑桥有一个传统,就是学院教师学生至少一周会有一次共同进餐的机会。在这种师生同乐的仪式里,其它学院均有所谓高低桌的制度。即教授们会围坐在一个位于台阶之上的长条桌周围,台阶下的位置则是为学生设置的。而在国王学院却没有这种明确的等级差异。学生与老师在这种聚餐会时,都会共坐一桌。

  这种欧洲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翼范儿”体现在学院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剑桥几乎每个学院在每年考试结束后会搞那种需要穿礼服出席的“五月舞会”。而国王学院则从不举行这种活动,而搞一个充满了嬉皮士风格的叫做“国王学院游乐场”的活动,与所谓“保守传统”的“五月舞会”相对。学院酒吧一角还挂着一面苏共党旗。不过,另一方面,这个学院的学生又大多来自英国社会的中高阶层子弟有钱有闲的白人学生差不多占到学院总学生数的70%。像我这样非欧盟、非英语国家、非白人的中国学生更是少之又少。我在念博士的将近4年中,学院的中国人似乎一共只有3个。现在想想,这种现象其实非常有趣。与其说流行在国王学院里的左翼空气是一种政治理想实践精神,倒不如说这是一种今天白人年轻精英中一种生活方式审美体验。就像印在文化衫上得格瓦拉头像,就像悬挂在国王学院酒吧里的苏共党旗。他们是属于特定人群的。

  这种中产阶级的左翼情怀现实政治中几乎无地自容。就比如,我在念博士的时候,正逢英国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上台。上台之后立刻提升学费的举措激怒了广大英国学生。剑桥作为自由民主党最大的选区,被此举深深刺激。英国本土学生们觉得自己被背叛了。2008年的时候,大学里开始兴起一场叫做“保卫教育”(Defend Education)的运动,很快波及英国数十所大学。剑桥大学进行了多次抗议活动,其中包括占领剑桥大学议会中心。占领活动中许多骨干成员都来自国王学院。“保卫教育”的运动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主要口号包括反对教育私有化、市场化,反对新自由主义,反战等等。这场运动中绝大部分参与者是英国本土的白人青年学生。他们表达对联合政府内部的一些政客的情感不满,表达了希望彻底免除学费的希望。

  然而,在延续了6年多的抗议过程中,我们却看不到对英国教育市场化历史化的分析讨论,对教育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不平等分配的讨论,也看不到年轻知识分子们超出自身利益之外对整个社会平等问题的关怀。“保卫教育”运动中体现的精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是冷战之后西方社会政治的缩影。跟在英国近些年来此起彼伏地铁工人公交车工人、机场工人等工会的罢工事件一样,这一场场以维护本团体利益为核心的社会抗议活动均无法得到社会其他阶层与团体的同情支持。大家各唱各戏,6年多了,大学生换了几茬,抗议照抗,学费照涨。 政治表演取代了政治实践的结果就是政治的公共性被团体的私利替代,虽然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创造出了一种“公共”的假象,但真正具有政治价值的讨论、对话、以及为他人着想、为人服务的政治公共精神却消失殆尽。

  2、新浪文化:在国外,很辛苦吗?

  有苦有乐吧。最大的“苦”处就在于不接地气。我经常跟经略的朋友们吐槽,说我这是被发配西域。跟经略的所有同仁们一样,我的研究与思考起点终点都是中国的。因此总会担心自己由于不在国内生活工作,容易脱离实际情况。这种恐慌感就像是半夜起来上厕所感觉一样。虽然路在脚下,目标也大体明确,但由于前途看不清,所以充满着伸手不见五指的不自信

  另一种“苦”我觉得应当与是否在国外没什么关系。“苦”在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就像网上流行的那种“别人眼中的XX”,“父母眼中的XX”,“我想象中的XX”还有“实际情况中的XX”那种分格漫画一样。我从博士毕业之后到现在一共在两个国家两个大学里工作过。在阿联酋工作的那所大学非常年轻,1998年由建国酋长创办。现在看来,这所大学就是学世界一流大学的典型例子。大学模仿的是标准的美国制度,每隔3年还会由美国中西部大学联盟组成的委员会过来对大学资质进行细致评审。大学里除了主席之外,从校长行政服务人员,再到中层干部以及教职员工,从英美澳名牌大学里毕业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管理层中,更是大多数均直接聘自美国。

  2012年,学校经历了一场人事改革,换来的主席和校长是两个“海归”阿联酋人。他们的口号是一方面要把这所大学建成海湾地区的哈佛和剑桥,要加大步伐进入世界百强排名。另一方面,又要求大学配合阿联酋国家战略,推进教育阿拉伯化。就在这种美好急切愿望下,海归带领一群外国人对大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改革。海归领导们想要看到的是急剧增长的大学教工研究发表影响因子及引用数量,而受聘的外国人们则更希望看到在这过程中自己银行账号上急剧增长的进账数额。在这两方面的双重努力下,诸位教职人员在2013年底新的续约合同上发现,系主任不叫系主任了,叫做“生产线经理”(line manager)。全校大会上,人们开始用“产量”来对比各个系所的优劣了。而我的同事们也开始着急想要在自己每三年期满的合同期内(这所大学实行的是三年合同周期,每次期满之后,教职员工要准备一份详尽的材料,通过外审决定是否继续续约),尽快增加自己文章发表数量了。在这多种压力下,不少老师选择了跳槽。

  不过,2014年来到英国现在这所大学后,我发现这实际上是个全球同此凉热的现象。我现在的系主任在合同上也被称作“生产线经理”。我们也在教工大会上不停地强调“客户满意程度”,“同业竞争比较”,发表数量及世界排名之类的指标。但是,为什么同样的模式,在英国和阿联酋却激起如此不同的反应,这实际上是个蛮有意思的问题。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阿联酋所面对的建国任务非常严峻。一方面,他们需要在急剧变革的世界环境中,在原先分散的以部族为单位的游牧社会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独特统一性的国族身份认同。这种“意识形态”任务,是包括大学在内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该国长期的殖民历史,以及20世纪70年代之后靠资源起家的建国经历,又使得该国大量依赖外国中高层管理人员。在大学层面,从开办大学之初,便模仿该国其它各类产业,全盘引进西方制度,以合同雇佣与高薪吸引海外师资。大学除了扮演为本国公民颁发学位之外,进行的研究活动缺少脚踏实地的本国关怀。此外,本国年轻人大量涌向金融服务业,或进入高薪的政府机构,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本土知识分子,缺少学术梯队,大学无法承担国家身份认同建设意识形态任务,这些都是阿联酋在建国之初建立的学术产业化导向所造成的尴尬情况。

  教育产业化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很多时候,对于这种似乎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我们就引以为常,不假思索。把一种模式当做是实践的唯一方式,把变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当做是必然发生阶段性阵痛而不去思考其产生的原因。就好像鲁迅说的“妄信”。这是比半夜摸黑上厕所还要令人恐慌的事情

  国外生活的“乐”当然也有不少。这种经历给了我看待中国问题一个具体的语境化的参照物。我是在中东工作时期加入经略群体的,那时候正值中东动荡,经略团队让我写了些相关文章。可以说,是经略这个群体给了我讨论现当代阿拉伯问题的具体问题意识。

  3、新浪文化: 能否讲讲,这几年你所观察的中国在世界观感的变迁

  从我个人角度来看,作为一个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与许多“身在此山中”的人们相比,对中国近些年的发展与强大感受可能更深些。

  我记得在阿联酋的时候,我有一个上通选课的本科学生,下课之后跑来跟我展示她新买的手机。手机做成法拉利车模型的样子,铃声也是引擎的轰鸣声。满满的狂拽炫酷屌炸天。她告诉我,这是她从“龙城”买来的,便宜实惠够个性。“龙城”(Dragon Mall)是靠近迪拜边缘的国际城附近一家中国小商品贸易市场。规模庞大,吸引了大量来自中东北非中亚地区的批发商与零售顾客。在中国,也许这类小商品交易市场可能已经只能在二三线城市找到了。一线城市的市场可能更多被苹果、三星这类似乎是高端洋气上档次的产品占领。但换个角度来看,走出国门,抛却了在商品背后的文化性偏见之后,这台法拉利手机与苹果手机一样,是一个多样化市场上的不同选择而已。买这台法拉利手机的姑娘并非一个差钱的主,她与卡塔尔皇室还沾亲带故。

  对于这个“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故事,我相信,经略的许多朋友要比我更有发言权。我作为一个身在海外的经略人,在这个故事里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与文化自信问题。如果我们简单地将经济发展进行功利化的阐述,那么可能全面开放市场,走私有化道路会在短期内带来经济数据的飞速发展。这一点,从埃及和突尼斯近20年来的发展方向便能很容易地看到。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碎片化问题也是有目共睹的。这种碎片化体现在阶层分化,族群分化,社群分化等多方面,与先前看到的英国社会面临的政治空间私利化的倾向是一致的。这种经济利益主导下的制度与文化软骨病非常可怕。我们一直说,中国19世纪末闭关锁国,没有开眼看世界,所以搞得积贫积弱。其实今天的问题多少也有些相似。我们中国30多年的开放恰恰与西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兴起历史重合。那种将西方世界假想为乌托邦的幻觉,使得我们很少心平气和地从理论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理解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去质疑我们用以理解世界的诸多概念本身。今天的我们,很容易就会变成打着民主自由大旗的义和团。

  4、新浪文化: 欧洲的族裔问题,你最近多有文章涉及。您谈谈成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需要被放在整个19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背景中去理解。欧洲的族裔问题,具有其独特性。在欧洲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中形成的欧洲国家族裔分布是相对单一的。这一点,从其《威斯特法利亚合约》之后形成的现代以国际法为基准的民族国家秩序实际上是排外的。这一点,从《威斯特法利亚合约》的两个基本文本中就能看出。正如在这之后的诸个重要国际法文本中强调的,这种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共同的对基督教上帝的遵从。正式由于这个基本准则的保障,欧洲殖民主义才得以在其内部合法化。但是,随着殖民主义的全球霸权扩张,欧洲国家遇到了治权相对稳定强大的非基督教帝国:中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历史是非常痛苦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被接纳为“国家大家庭”的一份子。随后进行了法律改革,教法从一种灵活的习惯法被逐渐变成了死板的条文法。之后的历史我们也都清楚,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民族建国理念此起彼伏。至于中国,这种被“国家大家庭”接纳的权利是经过了更为剧烈的革命与抗争才来到的。这种随着殖民主义扩张而形成的近代全球化历史为欧洲带来了族裔多样性。到了二战结束之后,殖民地纷纷独立,旧制度下的社会精英们不少成了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中被“革命”的对象。他们何去何从便成了个大问题。不少殖民地精英们决定回到宗主国去。所以一夜之间,在那些原本白人为主的欧洲国家里,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的邻居越来越多变成了各色人种。原先的殖民者们领地收缩了,本土的治理压力加大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多样性成了今天欧洲族裔问题的历史负担之一。

  此外,今天欧洲的移民问题又携带着阶级差异的问题。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欧盟的成立,在欧洲人权法的保护下,欧盟成员国之间劳工平等自由的流动给今天欧洲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造成了新的问题。一个可笑的情节就是,当年被英国白人指着脊梁骂的那些印度新移民们,他们的子弟今天跟白人一起,骂那些从波兰新来的移民们,说他们进来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欧洲今天的人权与多元平等主义是用钱堆出来,族裔之间并未真正融合。《查理周刊》之后迅速出现的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敌意,以及之前著名的挪威右翼分子屠杀事件,英国的穆斯林族裔性侵幼女案等等,都从各个方面,体现了这种用钱买出来的和谐气象是多么的不稳定。

  5、新浪文化: 中国应该能汲取哪些教训?

  中国近些年来对所谓“民族问题”的处理模式也有重走欧洲失败老路的危险。用钱买出来的和谐不是真和谐。同时,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同样需要思考如何避免重走殖民与贸易霸权主义的老路。我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广义上的区域研究,在这个领域,西方的问题意识非常明确,即希望从本国出发,对外部世界进行战略性的分析与深入研究。中国今天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从中国的意识出发,发展出一种审视世界、审视自身的中国眼,将本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连通一起去理解,而不是简单功利性地去寻找一条唯一正确的“制度”,去霸权式地理解“国家利益”,区分“内部”与“外部”,我想这应当是我自己以及我们经略的朋友们共同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中国,为世界的多样性平等未来做出的一点点贡献吧。

  《经略(第一辑)》读后感(三):【新浪文化】中国的“天命”:专访《经略》编委海裔

  日前,坚持了四年的网刊《经略》,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了她第一辑纸质版精选集,正式落地转化为纸媒。2011年2月,一批青年学人成立了“经略”团队,并得到北大法治研究中心和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的大力支持。因为讨论的问题集中在政治、经济、法学、历史等方面,而且风格偏严肃,这份网刊一出生就带有“高冷”的风格。不过,《经略》坚持了下来,以每月一期的速度发行,并每年举办一届年会。“网刊”落地成纸质图书,在今天有些“逆潮流”而动,连《经略》编委会负责人之一的海裔,都称这是“网刊逆袭纸媒”。

  那么,《经略》坚持的是什么?我们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经略》正在欧洲访学的编委海裔

  海裔简历:《经略》创刊编委。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现正在欧洲访学,任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研究员。主要研究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国宪法史、古希腊-罗马历史编撰学。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新浪文化:2011年,《经略》网刊出炉,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境,使得你们一群青年学人打算出版一本网刊?

  办网刊的主意最早是萧武和我两个人2010年在上海聊出来的,就是要建一个研究时势的学习和交流平台。我们征求了很多朋友的意见,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干起来了。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触网”。萧武和我过去一直都在办学术网站,也联系了不少年轻的朋友。当时的形势很有意思,大家知道2008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然后欧洲很快也爆发了欧债危机,而中国保持了高增长,经济体量很快就超过了日本。这对国内知识界有很大的震动。改开以来,我们长期以来以欧美为师,但现在欧美自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再亦步亦趋地学,把自己学瘸了怎么办?“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论述就是从那时候一点点出来,影响力越来越大。但这与大家熟悉的“旧改革共识”之间就有了冲突。那几年知识界争论得非常厉害,一些争论还越出“对事不对人”的界限。

  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直觉是,“旧改革共识”已经抓不住新时代的人心了,但要说中国已经有了成熟的治理模式,这个也无法说服人,左右派对中国当下都有比较严厉的批评。但我们同时隐约觉得,世界正在经历的变化,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大,而中国这些年来,其实是比较适应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些新变化的。中国怎么走,还是要看整个世界是朝什么方向去运动。我们希望能有个平台,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能一起来学习,研究推动中国秩序变迁的那些客观的力量。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有了非常成熟的东西再去找发表平台,而是先搭一个学习的平台,再慢慢促进自己的思想成熟。办报纸刊物我们没有条件。我们最熟悉的当然就是网络,所以就办了网刊。

  从一开始,经略的编务通常都是大家一起商量,取得共识后再去执行。有编委意识超前一点,还得费神费力说服其他同仁。各位编委来自五湖四海,大家性格不一,有的脾气快点,有的脾气慢点,一开始沟通中也会出现一些障碍,但时间长了,也就慢慢有了默契。但我们真能全体聚一起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很少,每年也就有一两次,所以大家都很珍惜。

  我们更是一个学习型团队。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不同学科的人在一起相互碰撞、启发、刺激、鼓励,大家都有种见贤思齐的劲头。到现在,每个月还是有两次例行的改稿会,大家把《战略动态简报》的初稿贴上来,一篇一篇讨论修改,无论是谁写的初稿,到最后经常被改得面目全非。简报是紧贴着这半个月的时事的,我们又要求自己写出比一般媒体更深的评论,这就要围绕这些时事做不少背景研究。比如最近沙特老国王死了,我们就把沙特的历史,以及沙特怎么投钱去传播瓦哈比主义这些事情都讨论了一遍。因为是网上讨论,大家就可以一边讨论,一边检索信息。每次讨论完了,形成的记录经常能到十万字。这样的学习强度是非常大的。坚持下来的同仁,在学识上的收获都非常大。

  2、新浪文化:《经略》对工业、科技的东西很重视,这期辑刊第一个专题就是这方面的。这在文科出身的人那里不多见,你们是怎么对工业感兴趣的呢?对工业化又有什么主张呢?

  我们的创刊编委的学科分布一开始就很全面,研究政治与法律的当然最多,但也有做经济学的,文学的,历史学的,还有做科技史的。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比较“情怀党”,但我们搞经济学和科技史的同仁比较坚持关注工业和科技。这样坚持下来,对大家的知识结构就有很大的影响。用耳熟能详的话说,一堆搞上层建筑的,现在开始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我个人来说,到这时候才真正比较系统地琢磨当代世界的霸权体系的构成,从军事、金融、能源、制造业、粮食到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同时对中国的经济实力尤其是工业实力有了比较清晰的概念。大家去看我们做的简报,美元、欧元、人民币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国的重大科技突破这些,我们是一直追踪研究的。

  中国当下的一系列问题要获得解决,需要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这点对我们来说是基本共识。但是,究竟是搞什么样的工业化,这里的政策争论空间就很大了。知识界、舆论界这些年在国企改革、农村集体土地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三个点上有比较激烈的争论。我们主张的是靠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和人民辛勤劳动驱动的工业化,是重视政治与社会后果的工业化,是不为短期繁荣牺牲长远利益的工业化。这样的工业化需要一个既能用好资本,又能节制资本的政治体制,一个既能集思广益、渐进试验,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体制。没有这样的政治框架,工业化就可能会出现偏差。但欧美的理论没法教我们怎么建设这样的体制,因为他们自己还没有鼓捣出这样的体制来。

  3、新浪文化:就网络传播来说,《经略》的风格,很严肃,比一般的网络问政文章,更为严谨与考据,和学术背景有关吗?这中间有没有打算调整风格?

  当然跟学术背景有关。我们现在10个编委里,有8个就是高校教师或高校智库研究员,萧武和张晓波两位做媒体,但也是学者型的媒体人,经常动手写学术文章的。应该说,大家的知识积累都是不错的。但光有这个还不够。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大学教授,一离开自己的研究领域,谈起他不熟悉的一些公共事务来,经常跟一个的哥没什么区别。所以学有所长并不能保证谈公共事务就靠谱。

  我们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能站在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普通网民问政,说清楚自己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就可以了,解决方案还是要由官员和专家来拿主意。我们要求自己得把问题的来龙去脉描述清楚,不仅描述分析,最后还尽可能地给出可操作的方案。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就会显得比较冷峻,不太煽情,这个是我们文章的主流风格,读起来不会太轻松。

  但我们在不牺牲思想内涵的前提下,尽量增加可读性。比如我们自己总结的2014年的十大热文(http://jingluecn.com/spdp/duping/2015-01-01/1186.html),其中有文章被多个微信号推送,阅读量在一周之内就破了一百万,你看这些文章的标题就很“标题党”,适合网络传播,比如“国民党败选的原因建丰同志知道”、“七年后,我还是离开了美国”、“得大妈者得天下”。但要写出既有思想深度又很生动活泼的文章,对写作者的挑战是比较大的,他得吃透自己所研究的东西,同时又要吃透受众的接受度。一个写作者,在一些问题上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换了问题, 可能就写不出来了。我们一直在努力,希望以后有越来越多的为网友喜闻乐见的深度文章。

  4、新浪文化:现在,《经略》的精选文章转化为纸质图书,您能否谈谈将来《经略》的发展方向?

  《经略》网刊会继续办下去,《经略》辑刊也将持续不断地推出,我们团队组织的“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年会已在重庆大学高研院举行过三届,以后也会继续开下去,这是形式上的。就思想实质来说,以后会进一步向更具公共性的专业智库方向转化。

  我们现在其实更像一个媒体,是给大家已有的研究一个发声的平台,尽管自己也组织一些研究,但深度还是有限。转化成一个智库,我们就可以做更加深入的研究,产生一些更厚实的学术和政策研究产品。这些研究的成果,以后会通过网刊和辑刊体现出来。

  5、新浪文化:《经略》辑刊的发刊词,用了“天命”一词。您怎么理解现代中国的“天命”?

  “天命”说起来有点玄乎。用大白话来讲,其实就是那句耳熟能详的老话: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是有普遍意义的贡献的,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起到了支持和示范作用。中国过去六十多年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对世界也是有具有普遍意义的贡献的,但我们自己对这种普遍意义总结得很不够。

  但关键不是“有贡献”就完了,而是要有“较大的贡献”。这个“较大的贡献”还是要看未来,因为要有“较大”的贡献,自己就得既有实力,也有理想,而且理想能得到其他国家人民的呼应。光有理想,没有实力,就没有人愿意听你的;光有实力,没有理想,那就没有感召力可言。实力和理想,最终得结合成为一种治理模式。这种模式能治理好中国,够让中国为世界提供一系列公共产品,解决世界各国面临的一系列共同问题;它的价值观体系既能对实践起到正当化功能,又能对实践起到批判作用,人们能不断回到这个价值观体系,让僵化的实践重新焕发生机。中国现在有没有这样一个模式呢?还没有,或者说至少没有在理论上把它真正体系化地建构出来。但中国有产生这样一个模式的潜力。从方法上,我们是将中国看成世界的一块试验田, 这块试验田其实是全世界一起来种的, 中国实现良治,收获也是属于全世界的。

  6、新浪文化:在国内,我们从直观的生活经验就能感觉到,中国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你们对中国的信心从哪儿来呢?

  从全球竞争的角度来说,关键不是比较现在谁的生活水平高,谁面临的治理问题多,而是谁跑得比较快,谁的耐力更强,长远的趋势更重要。我们做了很多动态比较研究,才敢确定这个趋势。

  冷战之后,表面上看起来是西方赢了。但是,没有柏林墙阻隔,世界变得更“平”之后,西方国家的工业资本出于逐利目的,逐渐流向像中国这样的“资本洼地”;一些西方国家的过度金融化,对工业资本更是产生了极大的挤出效应。有主动流出的,有被挤出的,时间长了,许多西方国家的实体工业就萎缩了、空心化了。今天的英国就是如此,它的金融业很发达,但我们向它输出核电技术,它卖给中国什么呢?猪的精液!义新欧铁路开通,从义乌拉一堆工业品到西班牙,拉回来是什么呢?葡萄酒、橄榄油、火腿等农产品!因为西班牙实在是拿不出像样的工业品跟我们交换了。当然,美国和德国的情况要好得多,实体经济中还有一些新兴产业出现。但美国的新产业,其制造环节大量是外包给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他们靠掌握生产标准和知识产权来获取高额利润。德国外包的情况比美国少一些,但在很多方面已经感受到了中国产品的价格压力。只要中国掌握一款产品的技术,就往往能搞成白菜价,这对欧美同行来说就是梦魇。而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在技术研发这方面的投入近年来增加非常快,专利申请已经连续几年居世界第一了,而且正在通过海外并购,获得发达国家企业持有的专利,往价值链高端上走得比较快。德国人讲所谓工业4.0,概念喊得很响;我们没有提类似的概念,但是在不声不响地做技术创新,比如我们的3D打印技术是相当过硬的,物联网基础标准研究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水平。

  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对我们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第一是就业机会增多,剩余劳动力能用起来,而且就业机会越多,劳动者的工资也会不断上涨;第二是税基不断扩展,政府有钱改善民生和作进一步的投资;第三是庞大的制造业集群,对于本国的科技创新构成有力的支持,我们培养了大量制造业人才,在本地解决制造过程中的问题,提升制造技术,有技术改进量的积累,质的突破就有了基础。相对应地,对于制造业的流出国来说,这就可能产生三方面的坏处。制造业少了,就业只能靠服务业,但服务业能创造的就业岗位有限;制造环节不在本地了,即便你还有高端的实验室,制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第一时间不是在你这里解决的,你的高校培养工程师也少了,技术改进和创新,就有一个动力不足的问题;税基的萎缩就会影响到财政,税收少了,但福利支出砍不下来,政府只好借债度日。但如果债务越滚越大,政府很难搞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投资,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就变得更困难。现在全球经济竞争这么激烈,你一步落后,很可能就是步步落后。

  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碰到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寄希望于引入移民,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同时为越来越高的社会福利成本买单。但突然增加的族群多样性,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社会不可承担之重。由于历史和地缘环境的原因,一些欧洲国家引进了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但又没有同化能力,而移民又最好地利用了政府的生育鼓励政策,生育率比本地人高好几倍。这样只要三四十年,甚至不需要引进新移民,某些欧洲国家就会成为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其政治、社会与文化体制很多方面都可能发生改变。这一前景让很多欧洲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非常焦虑和沮丧,但也没有好的办法,因为移民并没有投机取巧,他们是非常光明正大地享受了欧洲的人权保护,用足了政府的鼓励生育政策。像亨廷顿这样的美国保守派焦虑的则是拉丁美洲移民的繁衍。从美国的人口数据来看,用不了多久,拉丁裔就会成为美国第一大族群。但因为拉丁裔本身就是在西方文化下长大的,他们占据人口多数可能会改变新教文化的主导地位,但对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本身没有影响。在欧洲,西方文明本身的主导地位可能会受到撼动。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主体族群自己不生孩子了。但要怎么着才能让人们愿意养孩子呢?一个过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是很难做到的。

  一个文明,历史上曾经阔过,但如果它的经济基础在萎缩,它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越来越小,你觉得它还能长期占据霸权地位吗?亨廷顿说过,现代化和西化不是一回事。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得学习西方经验,但一旦现代化取得一定的成功,自身的主体意识就会上升。我们现在能看到土耳其的宗教气氛在上升,印度现在的总理莫迪是个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跟其他国家领导人见面都不说英语,说印地语。这两个国家面对欧美都变得更自信了,块头更大的中国,也不可能持续自卑下去。

  7、新浪文化:欧美的政治制度在回应前面说的结构性挑战上,表现得怎么样?

  守成有余,改革不足。因为一改革,利益暂时受损的就会激烈反弹。资本集团会组织自己的政治势力狙击不利于他们的政策,实在搞不过了,资本家也可以撤走资本,移民他国,任由母国经济烂下去。欧美大部分政府负债太高,国有资本太少,不像中国政府,土豪们不投资了,政府自己搞投资,照样拉动经济,带动就业。而西方普通民众利益受损,就上街示威游行,选举时用选票否决削减他们福利的候选人。改革的好处显现出来需要很长时间,但政治家任期很短,三五年就要重新选举,往往改革还没展开,改革者就被选下去了。这两年大家隔三差五就会听到这样的消息,哪国又大选了,换了个新政府,中国在那里的投资就搁浅了——哪怕是对该国的发展很有意义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经常说不搞就不搞了。政策不断“翻烧饼”,没有连续性,就很难产生长效的积极后果。而在中国,政策连续性就大得多了,政府先集思广益做规划,做好规划之后,一届一届接力干下去,未来五到十年要办什么大事,规划都比较清楚,中间会有一些调整,但很少会“翻烧饼”。要做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没有持之以恒的定力,是搞不下去的。

  在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获得良好的治理真是不容易。得讲“把权力关进笼子”,官员耍权腐败,后果严重;但还得考虑怎么“把资本关进笼子”,土豪有钱任性,后果同样严重;政府要回应民众需求,但又不能在短期的民意压力下牺牲社会的长远利益。这都是很难办到的事情。西方过去几百年积累了许多充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论述,但在新的时代,是骡子是马,只有拉出来遛了才知道。

  我碰到对欧洲最悲观的欧洲学者是个法国教授,福柯的学生Pasquale Pasquino。他到中国来讲欧洲政治思想,结果没说几句就夸起中国来。他说,我们欧洲经济是没有啥前途了,以后可能会越来越穷,但我们还有一点可以自我安慰:人权保护得还不错。对他这句话我其实还有一点疑问:人权保护不得花政府的钱么?如果经济坏掉了,“高人权”其实也很难维持得下去。

  中国问题很多,比如贫富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法治体系建设滞后,党群关系疏离,官僚的大面积腐败,某些边疆地区离心力的增大,等等。我们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经常非常失望甚至沮丧。但这时候再来看欧美,就会意识到,中国的问题毕竟是在一个上行通道中出现的问题,问题再多,社会还是在不断往前走,只要自己不瞎折腾,这个上行趋势就能保持下去。而许多欧美国家已经进入下行通道,它的经济基础在萎缩,下行趋势已经很难扭转了。这一变局的长远影响就是两边“三个自信”的此消彼长,像Pasquino这样的西方人可能会越来越多。

  看到这个趋势,不等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经略》是“位卑未敢忘忧国”,过去是忧,未来还是会忧。我们会坚持问题导向,摆事实,谈问题,逐步形成一些更为成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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