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恩先生的悲剧》读后感10篇
《莫恩先生的悲剧》是一本由[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页数：2017-1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莫恩先生的悲剧》读后感(一)：一出古典的悲剧
纳博科夫的生日与莎士比亚诞辰是同一天，据说纳博科夫十分喜爱莎士比亚的作品可能与这个巧合有关，或者是跟他在剑桥受过的文学教育有关？众所周知，英国人对莎士比亚作品教育的热衷。在那部知名的《洛丽塔》中应用了大量的戏剧元素充斥于故事情节之中，在《庶出的标志》中甚至有一个章节是用来探讨《哈姆莱特》的翻译和批评。在看到这个以小说出名的作者的戏剧作品的时候，读者很难不会有好奇：乐于在小说文体中穿插进去戏剧元素的作者，在写作戏剧作品时是否也会有为他喜爱的莎士比亚的印记。
这本书是纳博科夫写在24岁上写成的，译者提到这部剧对莎士比亚从主题、人物，情节、包括莎士比亚著名的抑扬五音步的模仿。读完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一个关于国王、王权、爱情、忠诚、背叛、反抗、充满死亡的，甚至在剧中直接赋予角色奥赛罗的戏服设计来暗示剧情的发展的非单线进行的戏剧作品，存在大量直抒胸臆的独白，对白里有富有创造力的比喻，台词有译者努力保存的韵律，五幕之间、在剧情之外展示了极富延展性的主题，这确实有点莎士比亚。
故事情节推动上主要有两条线，一条是由开篇即展示的一个罹患疾病的老人特拉门斯所倡导的针对王权的一场无政府革命运动，这个行动直接导致了参与者加纳斯的流亡，加纳斯的妻子米迪亚成为一个失去伴侣（开始背叛丈夫更换伴侣）的人。在另一条线中，国王莫恩过着两种生活，一个是庙堂之上的明君，一个是为米迪亚的爱情迷失的男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出于攫取王权，一个是出于远离王权。诸多人的命运因此也更改了。哪怕是这两个意图打破常规的始作俑者本身，也被这个两个过程推动，走向了死亡。
特拉门斯身体的衰败与他造反的激情看起来是不和谐的，他希望把自己身体的不适“传递给这座漂亮的城市”，因为他被“无所事事折磨”，他要让“这城市除了灰烬什么都不剩”，但是他毁灭的欲望是真实的合理的（合理只是说可以理解，不是评判正确），可以联系到一些学者认为的贫穷落后地区更容易孕育犯罪和极端主义行为：因为欠缺与不平衡而激发的疯狂与报复。或者可以联想乌合之众（可能是这本）提到的那些受过教育却没法在政府机关中获得一官半职以配上他们受到教育的年轻人，最后走向了法西斯运动：个人的失落带来的付诸于群里混乱以获得存在感的努力。或者是在犯罪心理的影视剧和书籍中都会提到的身体的问题会激发的变态犯罪欲。人总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感知自己真的存活。特拉门斯的悲剧来自于其自身健康状况引发的偏执。
莫恩先生也就是国王，在第一幕中和第二幕开篇未出场时都存在于人们的口口相传中，人民为他的神秘和他的英勇事迹以及治国安邦的能力倾倒，特拉门斯则称他为“占据人民灵魂，占据空气”。佩戴面具充当国王，摘下面具穿百衲衣去小酒馆。去小酒馆的这段台词的描述很容易让人想到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哈尔王子年轻时候的那段混迹酒馆的经历。他不是一个暴君，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是一个乐于与民同乐的人，是一个勇敢追求爱情的人，甚至在其他人的口中传说的他的诗句，暗示他也是一位诗人。一个不是坏人的甚至可以说是有高贵德行的人，只因为与一个有夫之妇相爱，并且碰巧被化妆了的丈夫发现了，在阴谋与道德的追逼之下，在种种危机解除之后，失去了爱情，回归了权力中心的时候，选择了本来不应该选择的死亡。他的悲剧来自一个偶然的错误，更深层的原因是严苛进行自我审判的性格。
加纳斯是幕前重要的人物，由他造反-回归-与莫恩对峙-决斗-追杀的过程推动两条线索的一步步交织与运动。加纳斯的在舞会上以戏剧的方式出场——身着奥赛罗的戏服和妆效，为什么独独是奥赛罗的戏服，了解这部作品的读者很容易就产生了联想，读完全文掩卷沉思不禁会为作者选择了奥赛罗的戏服而称绝。这一个设计很像《哈姆莱特》中王子为叔父导演的那场戏：都是借由戏中戏来暗合戏剧本身的情节。这个可能是纳博科夫后来在小说中广泛使用的戏仿技巧的最初尝试。剧本中加纳斯是一位热血不失理智的青年，能够从现实观察中发现造反理由的匮乏，他承认国王治理有方，放弃了盲目造反，却陷又入了与国王的情爱纠纷，在维护爱情的荣誉之下，追杀国王，亲手促成莫恩先生的悲剧，加纳斯的悲剧是信念之失：对造反意义和爱情忠诚信念的失却。
在主线之外，值得提的是纯洁的年轻女性埃拉（特拉门斯之女），被青春的欲望驱动，走向那与理所当然的爱人（诗人克莱恩，父亲的追随者，反叛党之一）的结合的时候是怀着怀疑的，这种对爱情的质疑和追认，体现了一个青年人的自我判断，在激情之中仍然求诸于理性。确认爱上加纳斯，勇敢表白之后，还是走进了与克莱恩的婚姻，最后也因为这个选择卷入革命运动的动荡而死于生产。可以说她预见了悲剧的结局（对女人的个人生活来说，有什么比嫁给一个明知不爱的男人更大的悲剧？）却还是走进宿命的人，其实这一点与击溃反派后莫恩最后回朝途中选择了死亡是同一个逻辑。他们都需要面对诚实，需要去践行誓言。这是这个悲剧里最古典的一点：不得不死于道德的坚持而不是死于现实的绝路。这与士人精神有某种类似：（从利己角度来说）可以不死（做），因为某种行为准则（义），一定要做。就像当年戊戌变法中本来可以逃走的谭嗣同。这种悲剧的古典性，也被亚里士多德曾经呈现过，一种并非因为为非作歹，而是因为犯了错误而陷入的悲剧，一种因为性格原因而纠缠于道德与现实的冲突，最后屈从于死亡召唤的悲剧。
故事背景被模糊化，角色的悲剧都只与个人的选择和坚持有关，充斥通过自白进行的自我怀疑和拷问，让人很容易想起北岛的那首《回答》：“卑鄙是被逼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是一出个体悲剧的集合，而不是人民的悲剧。关于个人的悲剧与人民的悲剧，其实是说文学对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的呈现与道德评价的程度。有些作者更执着于写人民的悲剧，讲述一种确定的历史条件下，体系性的系统性的悲剧，他们诉诸于笔端的是对封建统治、对意识形态等指向明确的带有时代印记的讽刺与批判。但是有一些作者会在在作品中致力于探讨个人悲剧，往往着眼于的更为抽象的意义和道德。这一点在某些流亡作家或者移民作家中体现的更为明显。他们被迫与逻辑中理所当然接受的国家立场分离，而在不间断的与变化的环境交锋时，去思考个体面对社会动荡时的种种丧失与悲恸。这类作家在如今新自由主义发展多年之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现在更能激发读者的共鸣。着眼于个人的，不受历史和国别限制的思辨、自省甚至是自我批判和痛苦，是超越时代性的话题。
全文中充满了诘问，对爱情的诘问，对革命意义的诘问，对幸福的诘问。关于人世间美好的东西和人生的意义的求索与确认。关于幸福是什么，是“煽动的翅膀，是唇上的雪花”反复出现的诗意对白。翅膀可以看作是纳博科夫那知名的鳞翅目爱好带来的审美意义的渗入，而唇上的雪花，让人非常直观的感觉到对幸福的细微和容易消融的感知。作品中没有对通过他人对任何一个人物进行道德审判，通过对白直接呈现的更多的是角色本身对自身的反省与解释，作者对所有角色都赋予了极大的同情，用超越年龄的悲观和理性，看到近在眼前的革命带来的骚乱和在动荡年代中对文明之中某些高尚而美丽的东西的注定灭失的喟叹和对人性中不光明面以及这种不光明会带来的灾难的无力。
这是一出立意古典而意义隽永的剧，这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因为没有凯歌，没有一个是狂欢式的英雄，只有所有人对他人更多的是对自己无穷的质疑与追问。这种色调沉郁的自省精神更多的来自作者民族性的某些气质。弗拉基米尔 纳博科夫（1899-1977），是俄国最后一代贵族，受过贵族式的家庭教育。贵族身份和父亲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民主人士的身份，让纳博科夫在俄国革命期间开始了告别故土的流亡生涯，辗转欧美多国，流亡期间他过着一种自称的“奇特说不上不愉快的生活，在物质的贫乏和知识的奢华之中。” 靠着从事语言教育和其他技能教育，他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生计，也没有过过很多流亡作家过的需要当工人或者司机谋生的生活。要求这样一个作者去表达民族性的痛苦、人民大众的痛苦，是不现实的。但是他能给人更多的，除了生活表象的幸福和不幸之外的，一个人纠缠于理性、道德、现实、爱欲之中的反思，是一种超越国界，阶级和任何一个群体的、孤立的有时候又带着冷酷的思考。
纳博科夫对哪怕不读文学作品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可以引起反馈的作者——只要谈到他那部被后来影视作品改编以及亚文化化用而成为流行词汇的，被时尚界引为具体风格的话题作品：《洛丽塔》。阅读体验是相当难忘的。被考究的句法和纷飞的意象的美感模糊伦理判断的界限：一个口口声声说忏悔的人，每一段都是奸诈的深情表白和渲染，让人错乱，那种被反复咀嚼到模糊又暧昧的禁忌，像是《猜火车》里对吸毒后幻象的表达，是炫耀又是教唆，读者难免和亨伯特成为同伙，需要抵抗欣赏罪行中的美学成分带来的对犯罪的认同的诱惑。纳博科夫用戏仿的写作技艺构建的不稳定的可疑的多重叙述层面和狡黠的似是而非的行文隐藏了自己的道德判断，不在乎作品的在当下的社会意义。《莫恩先生的悲剧》这部作品使用了几乎人人都能看出来的莎士比亚风格的模式，包裹的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的个人（英雄）古典悲剧内核。在这部作者24岁写作出来的作品之中，虽然没有后来作品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写作技巧和散落的网一样繁密交织的意象，但是更为直白的展示了这位作家后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特色和一贯的文学主张的雏形，这也是为什么这部迟迟未出版的俄文作品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要说戏剧方面的作家，可能大家都熟悉莎翁，但没人知道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我看过《洛丽塔》，但我不知道写这本书的作者，竟然也写过戏剧。怀着期待看到《洛丽塔》那样的惊艳之作的心情，翻看了《莫恩先生的悲剧》。我没有看过剧本，但看过戏剧或者话剧，我对这方面了解不多，但对于这本书，我的第一印象是：题材空洞无感，实数不敢恭维。作者小说写得很好，戏剧差强人意。
首先看书名就能知道，这是一出悲剧，主人公就是莫恩。在我翻开第一幕的时候，看到了许多熟悉的东西，也就是所有戏剧中都充斥的东西，国王、多角恋、政权的争夺…….跟莎翁一个套路。这样普遍的故事，平庸的题材在纳博科夫笔下是否能够有另一种感受？答案是否定的，基本上跟我们熟知的世界戏剧差不多。莫恩先生，一方面身居国家统治地位，治理有方，同时他也是国家流亡分子加纳斯的情人。开篇第一幕就描写了他与情人之间的互动，我倒是并不感冒，这样的安排或许就是为了吸引人的眼球。
其实我读完前半部分，就能够猜到整体的故事大概，莫恩带着神秘的面具，不敢以真身示人，无非是他内心的双重人格，一方时身居高位统治者的冷酷，一方是性与爱恋沉迷肉体的迷茫，这是由于他无法在两者之间做好统一和平衡，打破了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天平，自掘坟墓。这便是莫恩的悲剧。说真的，我并没有对这条主线有任何的感觉，这样的故事太缺乏新意了，我读这个故事，完全就能够猜测到他的结局，纳博科夫想写悲剧，题材选的本身太狭窄，国王的故事我们听了太多了，很难再有什么创新。
再来说说莫恩的情人米迪亚，同样一个视性情为生命的女人，放荡，自由，纠缠于男人之间。这和《包法利夫人》中的主人公有点类似，但稍微不同的是，前者不满足自己的家庭，出去寻找刺激的性爱；但米迪亚一人独守空房，为了满足空虚的身体，穿梭在男人的床上，仅为了性，可言丝毫不带犹豫的抛弃男人。可能作者为了营造一个独立而又自由的女性，同样和莫恩的问题一样，这样的人物已经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对这样的角色产生共鸣。
叛党加纳斯与当权者莫恩之间的争斗，首先是源于对政权的争夺，不同的理念冲突，引发了暴力的结果。当然这其中也有妻子与国王交欢的原因。相比于莫恩的自杀，我反而更同情加纳斯，在最开始的时候，加纳斯崇尚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纷争，特拉门斯主张革命，为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但加纳斯已经看出了他的真实目的，与其再次让国家陷入战火，为何不安于现在的稳定祥和？点燃引线的便是妻子和国王的事，加纳斯投身于刺杀行动中，无法自拔。
我倒是认真觉得，这才是一个悲剧的人物啊，即便是莫恩最后逃遁，流离失所，甚至在最后回归后的自杀，都没有让我觉得莫恩的悲剧有多感人，完全是国王咎由自取，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想要获得肉体的快感，又想要心安理得。首先莫恩曾经作为国家领导人，已经享受过统治的权利了，其次，他占据了美人，也获得了身体的愉悦。他的自杀甚至可以看成为了逃避最后的责任和留下了一大堆烂摊子收拾，也没什么过多的遗憾。但是加纳斯就不同了，他并没有做错，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却把自己陷入被流放的结果，不仅如此，国王还占据了自己的妻子，给自己带了一个绿帽，把他的尊严当做垃圾一样践踏。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只能选择反抗，这样的压迫下迸发的绝望才是真正令人觉得悲惨。
我不能否认纳博科夫的才华，能够写出《洛丽塔》这样的杰作的人，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故事上都是十分难得的，但在戏剧届光芒下，这本书是在称不上一部优秀的作品。
《莫恩先生的悲剧》读后感(三)：人的命运，总逃不出古典悲剧
今天跟大家聊聊纳博科夫，他的生日与莎士比亚诞辰是同一天。
纳博科夫十分喜爱莎士比亚的作品，可能与这个巧合有关，也可能是跟他在剑桥受过的文学教育有关。纳博科夫在那部知名的《洛丽塔》中应用了大量的戏剧元素，在《庶出的标志》中甚至有一个章节用来探讨《哈姆雷特》的翻译和批评。
在看到这个以小说出名的作者的戏剧作品的时候，读者很难不会有好奇：乐于在小说文体中穿插进去戏剧元素的作者，在写作戏剧作品时是否也会有他喜爱的莎士比亚的印记。
撰文 | 鲍学群
莎士比亚的戏仿者
这本书是纳博科夫在24岁写成的，译者提到这部剧对莎士比亚从主题、人物、情节，包括抑扬五音步的模仿。读完确实有这样的感觉：一个关于国王、王权、爱情、忠诚、背叛、反抗、充满死亡的，甚至在剧中直接赋予角色奥赛罗的戏服设计来暗示剧情的发展的非单线进行的戏剧作品，存在大量直抒胸臆的独白，对白里有富有创造力的比喻，台词有译者努力保存的韵律，五幕之间、在剧情之外极富延展性的主题，这确实有点莎士比亚。
故事情节推动上主要有两条线，一条是由开篇即展示的一个罹患疾病的老人特拉门斯所倡导的一场无政府革命运动，这个行动直接导致了参与者加纳斯的流亡，加纳斯的妻子米迪亚成为一个失去伴侣的人。另一条线，则是国王莫恩，一个庙堂之上的明君，一个为米迪亚的爱情迷失的男人。这两个人一个攫取王权，一个远离王权。诸多人的命运因此也更改了。哪怕是这两个意图打破常规的始作俑者本身，也被这个过程推动，走向了死亡。
《莫恩先生的悲剧》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译者：刘玉红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特拉门斯身体的衰败与他造反的激情看起来是不和谐的，他希望把自己身体的不适“传递给这座漂亮的城市”，因为他被“无所事事折磨”，他要让“这城市除了灰烬什么都不剩”，但是他毁灭的欲望是真实的合理的，这可以联系到一些学者认为的贫穷落后地区更容易孕育犯罪和极端主义行为：因为欠缺与不平衡而激发的疯狂与报复。人总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感知自己真的存活。特拉门斯的悲剧便来自其自身健康状况引发的偏执。
剧中的莫恩先生也就是国王，他在第一幕中和第二幕开篇未出场时都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存在，人民为他的神秘和他的英勇事迹以及治国安邦的能力倾倒，而特拉门斯则称他为“占据人民灵魂，占据空气”——佩戴面具充当国王，摘下面具穿百衲衣去小酒馆。去小酒馆的这段描述很容易让人想到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哈尔王子年轻时候的那段混迹酒馆的经历。他不是一个暴君，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而是一个勇敢追求爱情的人，甚至在其他人的口中传说的他的诗句，暗示他也是一位诗人。只因为与一个有夫之妇相爱，并且碰巧被化妆了的丈夫发现了，在回归了权力中心的时候，选择了本来不应该选择的死亡。他的悲剧来自一个偶然的错误，更深层的原因是严苛进行自我审判的性格。
加纳斯是幕前重要的人物，由他造反-回归-与莫恩对峙-决斗-追杀的过程推动两条线索的一步步交织与运动。加纳斯在舞会上以戏剧的方式出场——身着奥赛罗的戏服和妆效。这一个设计很像《哈姆雷特》中王子为叔父导演的那场戏：都是借由戏中戏来暗合戏剧本身的情节。这可能是纳博科夫后来在小说中广泛使用的戏仿技巧的最初尝试。剧本中加纳斯是一位热血不失理智的青年，能够从现实观察中发现造反理由的匮乏，他承认国王治理有方，放弃了盲目造反，却又陷入了与国王的情爱纠纷，在维护爱情的荣誉之下，追杀国王，促成莫恩先生的悲剧，加纳斯的悲剧是信念之失：对造反意义和爱情忠诚信念的失却。
在主线之外，值得一提的是纯洁的年轻女性埃拉（特拉门斯之女），被青春的欲望驱动，走向理所当然的爱人（诗人克莱恩，父亲的追随者，反叛党之一）。这种对爱情的质疑和追认，体现了一个青年人的自我判断，在激情之中仍然求诸于理性。确认爱上加纳斯，勇敢表白之后，她还是走进了与克莱恩的婚姻，最后也因为这个选择卷入革命运动的动荡而死于生产。可以说她预见了悲剧的结局，却还是成了走进宿命的人，这一点与击溃反派后莫恩选择了死亡是同一个逻辑。他们都需要面对诚实，需要去践行誓言。这是这个悲剧里最古典的一点：不得不死于道德的坚持。这与士人精神有某种类似：（从利己角度来说）可以不死（做），因为某种行为准则（义），一定要做。这种悲剧的古典性，也被亚里士多德曾经呈现过，一种因为性格而纠缠于道德与现实的冲突、最后屈从于死亡召唤的悲剧。
悲剧之后的冷酷与孤独
故事背景被模糊化，角色的悲剧都只与个人的选择和坚持有关，充斥通过自白进行的自我怀疑和拷问，让人想起北岛的那首《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是一出个体悲剧的集合，而不是人民的悲剧。这其实是说文学对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的呈现与道德评价的程度。有些作者更执着于写人民的悲剧，讲述一种确定的历史条件下，体系性的系统性的悲剧，他们诉诸于笔端的是对封建统治、对意识形态等指向明确的带有时代印记的讽刺与批判。但是有一些作者会在作品中致力于探讨个人悲剧，往往着眼于更为抽象的意义和道德。这一点在某些流亡作家或者移民作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他们被迫与逻辑中理所当然接受的国家立场分离，而在不间断的与变化的环境交锋时，去思考个体面对社会动荡时的种种丧失与悲恸。这类作家在如今新自由主义发展多年之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现在更能激发读者的共鸣。着眼于个人的，不受历史和国别限制的思辨、自省甚至是自我批判和痛苦，是超越时代性的话题。
《洛丽塔》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译者：主万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12月《洛丽塔》是纳博科夫于56岁写成的经典之作，国内有多个译本，读者对翻译的优劣也争执不下。最近的一部《洛丽塔》由主万翻译，很多人表示这个译本太多工匠气，毫无纳博科夫本人的神韵。如何同时兼备原文的炫丽与诗意，成为考验译者功底的难题。
全文中充满了诘问，对爱情的诘问，对革命意义的诘问，对幸福的诘问。关于幸福是什么，是“煽动的翅膀，是唇上的雪花”——翅膀可以看作是纳博科夫那知名的鳞翅目爱好带来的审美意义的渗入，而唇上的雪花，让人非常直观地感觉到幸福的细微和易逝。作品中没有通过他人对任何一个人物进行道德审判，通过对白直接呈现的更多的是角色本身对自身的反省与解释，作者对所有角色都赋予了极大的同情，用超越年龄的悲观和理性，看到近在眼前的革命带来的骚乱和人性中的阴暗，以及这种阴暗所产生的无力。
这是一出立意古典而意义隽永的剧，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因为没有凯歌，没有一个是狂欢式的英雄，只有对他人更多的质疑与追问。这种色调沉郁的自省精神更多地来自作者民族性的某些气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俄国最后一代贵族，受过贵族式的家庭教育。贵族身份和父亲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民主人士的身份，让纳博科夫在俄国革命期间开始了告别故土的流亡生涯，流亡期间他过着一种自称的“奇特说不上不愉快的生活，在物质的贫乏和知识的奢华之中”。要求这样一个作者去表达民族性的痛苦、人民大众的痛苦，是不现实的。但是他能给人更多的，除了生活表象的幸福和不幸之外的，一个人纠缠于理性、道德、现实、爱欲之中的反思，是一种超越国界，阶级和任何一个群体的、孤立的有时候又带着冷酷的思考。
纳博科夫对哪怕不读文学作品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可以引起反馈的作者——只要谈到他那部被后来影视作品改编而成为流行词汇的，被时尚界引为具体风格的话题作品：《洛丽塔》。阅读体验是相当难忘的：一个口口声声说忏悔的人，每一段都是奸诈的深情表白和渲染，让人错乱，那种被反复咀嚼到模糊又暧昧的禁忌，像是《猜火车》里对吸毒后幻象的表达，是炫耀又是教唆，读者难免和亨伯特成为同谋。纳博科夫构建的多重叙述层面和狡黠的行文隐藏了自己的道德判断，《莫恩先生的悲剧》这部作品使用了几乎人人都能看出来的莎士比亚风格的模式，包裹的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的个人（英雄）古典悲剧内核。在这部24岁写成的早期作品之中，虽然没有后来作品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写作技巧和繁密交织的意象，但是更为直白地展示了纳博科夫后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特色和文学雏形，这也是为什么这部迟迟未出版的俄文作品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鲍学群；编辑：宫照华；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你转发至朋友圈。
《莫恩先生的悲剧》读后感(四)：情书，或戴面具的哈姆莱特
1923年12月30日，一个别离的星期天，当第十二只饥饿的臭虫从天花板上落入熟睡者的梦里，莫恩先生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先生坐在一起，在信中向亲爱的薇拉致以“亲切的问候”。彼时，在那北方国度的梦中，花砖火炉正懒洋洋地散发着热气，将毯子上的污点烤成嘲弄的嘴脸，莫恩先生还不知道第八场的结尾自己将迎来怎样的结局。
或许，纳博科夫先生知道。毕竟作为他文学世界中的独裁者，他必须为这个私有世界的稳定和真实负责，为每个人物规划路线。然而，沉浸于同一种“幸福得发抖”的激情中的莫恩和纳博科夫，正盲目而狂热地相信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而无暇他顾。这个秋天，纳博科夫刚刚陷入他一生最热烈也最持久的恋情中，同样是在这位年轻诗人的笔下，莫恩先生收到了一只蝴蝶翩翩起舞的告白：“两月时光匆匆而过，相识那日如在眼前……那一天，你用犀利的目光将我征服……”（《莫恩先生的悲剧》第一幕第二场）让我们忽略时间上的小小差距。1923年5月8日，纳博科夫在柏林的一场侨民慈善舞会上与戴着花斑黑色面具的薇拉一见钟情，日后他想起这个决定了他一生幸福的场景，脑海中浮现的除了被年轻女士们带来出售的潘趣酒、书籍、鲜花和玩具，除了那夜朦胧中星辰的运动，或许还有莫恩先生的魔法面具，以及，莎士比亚笔下戴着面具的罗密欧如何踩着抑扬五音步走向他命中注定的爱情。
作为已知的最为毒舌的作家之一，纳博科夫在艺术上的追求严苛得近乎刻薄，但他对那位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诗人莎士比亚却毫不吝啬溢美之词。这中间有多少星座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要知道纳博科夫与莎士比亚的生日都是同一天，4月23日），但他对莎士比亚的推崇却是显而易见的：“莎士比亚的诗性语言是我们已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本，作为戏剧，莎士比亚的语言比他的戏剧结构更胜一筹。在莎士比亚那儿，重要的是隐喻而不是剧本”（纳博科夫《独抒己见》）。就像他本人在许多作品中一直强调的，隐喻、戏仿、互文和大量的文字游戏一直是纳博科夫作品的主要内容，而在这本早期的重要作品《莫恩先生的悲剧》中，更是有着与他广为人知的剧作《洛丽塔：电影剧本》相比更为明显的莎士比亚风格。
《莫恩先生的悲剧》由作者在1923年12月到1924年1月期间用俄语写作完成，作为纳博科夫第一部重要作品，本打算在柏林出版，却终究未能实现，直到2008年才成书出版。在这部严格押韵的抑扬格五音步诗剧中，24岁的纳博科夫已经熟练地展开了他的互文体系，从押韵的格式到弄臣的黑色语言，随处都显露出他对莎士比亚的戏仿意图。第一幕第一场中，急于去见自己妻子的流亡分子加纳斯被化妆成身着双排扣礼服的奥赛罗是第一个赤裸裸的暗示，这位从西西弗斯的四年份采石场中穿越而来的摩尔人得到了一个预言：“我梦见国王被一个/黑人掐死，他身形壮硕……”不过显然，这样程度的彩蛋对纳博科夫或者莎士比亚而言都是不够的，有一些更赤裸、更形象也更喜闻乐见的隐喻——你知道的，莎翁所钟爱的有颜色的段子——比如接下来第二场的舞会中情人克莱恩提到婚约时那个有关剑与剑鞘的不可描述的描述。
“莫恩（morn，早晨）”一词指的是一天中从日出到中午之间较早的那段时间（通常，但也可用于代表半夜至正午的时间）。这个名字或许暗示了莫恩先生命运的三个转折点：输了决斗后选择出逃的那个凌晨，被爱人米迪亚背叛的那个晦暗阴湿的春天早晨，以及最后一声枪响划破蓝色的夜，“像晨光在黑暗中生长……”当然，这个名字也可能更接近其本身的寓意，一个正逐渐走向光明的未来，一种破除黑暗旧思想的魔咒，一位带来希望的女神。
让我们先把“悲剧”放在一边。
同纳博科夫后来的大多数作品相似，《莫恩先生的悲剧》以狂乱的死亡作为结局，这种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莎士比亚的悲剧风格。固然，这类将美好的东西（如生命，爱情）打碎给人看的激烈冲突往往伴随着和解与正义的现身说法，但在贯穿全书的年轻的激情、装腔作势的道德观、以及道听途说的歌舞升平中，我们或许不得不来到镜子的另一面，在那里，混沌和邪恶被迫穿上了统一的制服，如纳博科夫在《庶出的标志》前言中所说：“我不是‘真诚’的，也不会产生很多‘启发’，也不是要‘讽刺’什么。我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寓言家”。因此，假如我们在这些混沌中看见有关现实生活的影射，譬如作者早年经历的流亡生活，十月的胜利或其他有关“人类的未来”的具体事件，这一切同样也只是镜中的扭曲色块。毕竟，在纳博科夫这里，艺术不会也不可能通往政治：艺术的目的只能是艺术。
这个故事诞生于一张被做梦人裹着烤火的毯子上的污点，结束于另一张毯子上的污点：夜幕之中繁星点点，“……那儿，只有星星看见我”。沿着登场——逃亡——回归的曲线，故事的螺旋结构展示出它的本质——“在螺旋的形式下，那个圆伸开、松展后就不再有恶性循环；它被解放了”。在自传《说吧，记忆》中，这种事物与时间之间的螺旋关系，还是小学生的纳博科夫就已经想到：
“旋转跟着旋转，每一个合题都是下一个系列的命题。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最简单的螺旋，可以从中区分出三个阶段，和三段论法相对应：我们可以把从中心开始盘旋结构的那小的曲线或弧称作‘命题’；把在继续第一个弧的过程中形成的处在第一个弧相对位置的较大的弧称作‘反题’，把沿着第一个弧的外沿继续着第二个弧的更大的弧称作‘合题’。依此类推。”“一个小玻璃球里的彩色螺旋，我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一生的。”DNA的恶作剧。正如蝴蝶翅膀的绚丽主要来自鳞片表面微观物理结构产生的干涉、衍射与散射重叠的结构色，而非不稳定的化学色素，纳博科夫的“蝴蝶作品”普遍具有这种迷人的结构。伸展，旋转，漫不经心的交错闭合。以及更重要的，在往前和往后两种方向上穿梭旅行的无尽可能：未被定义的过去，故事开始前的梦境，子宫中的胎动……
“梦，发热，梦；为我无力的生命守住大门的这两个哨兵悄无声息地换了岗……”《莫恩先生的悲剧》第一幕第一场这两个哨兵从《哈姆莱特》中相同的位置远道而来，日后又成为《庶出的标志》开头的次要情节。哈姆莱特之友霍瑞修则在第五幕的结尾向众人报告了悲剧的主要情节：“你们可以听到奸淫残杀、反常悖理的行为、冥冥之中的判决、意外的屠戮、借手杀人的诡计，以及自食恶果的结局”（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与此同时，那著名的疑问句“生存还是毁灭”的纳博科夫式变体将被搁置的“主体思想”踩在脚下：
“生活本身就是实例——它勇往直前，摧毁沿途一切障碍，直至灰飞烟灭：……加纳斯，一切都是毁灭。”至此，哈姆莱特扯下了面具：看，并不存在什么选择。让我们忘掉流浪、逃亡和被抛弃的家园，忘掉钱币上戴着面具的莫恩先生，忘掉“致命的反叛”和“毁灭的严酷”，忘掉关于虚荣的米迪亚（或美狄亚，希腊神话中那个反复无常的妇人）的谎言的遗失的诗行，回到第八场的开头，莫恩先生以热切的诗文咏叹对诗人（即普希金）的向往。在这句老生常谈“如果我不是国王，我会是诗人，/在今夜”中，莫恩与同样在决斗中失败的普希金相重合了，而普希金正是纳博科夫所推崇的另一位诗人。于是，诗，隐喻，单词的谐音游戏，夜色中的废墟，主观的真实，和一只三角翅的蝴蝶，再度从文本中浮现出来，强调它们的主人翁地位。
不过，对于莫恩先生，我最喜欢的还是下面这一种想象。1924年1月24日，不慎忘记了薇拉的电话号码的纳博科夫在信中谈起后天莫恩将会迎来的结局，同时，无比热诚地想要把笔下这些诗节读给他的缪斯听：
“我的幸福，你（们）会让我的灵魂恢复活力，在日光中追逐轻柔、修长的蝴蝶——”y安东。
《莫恩先生的悲剧》读后感(五)：《莫恩先生的悲剧》：隐藏着《洛丽塔》日后出现的心理秘密
《莫恩先生的悲剧》：隐藏着《洛丽塔》日后出现的心理秘密
写有《洛丽塔》的纳博科夫一般被认为是美国作家，但是实际上，他更应该被认作是俄罗斯作家。
他出生于1899年，18岁的时候，俄罗斯爆发十月革命，纳博科夫离开故乡俄国，从此流亡在德国，后移居美国。他是无根的，所以，他以美国为背景写作文学作品时，会挑选一个触犯人类道德底线的题材——《洛丽塔》，也许小说里的狭邪成分，才能够表达他对一个异域文化难以接受而另辟蹊径的放肆挑战。
他在出逃俄罗斯之后，流亡在德国期间，出于谋生的需要，写了许多剧本，其中就包括1924年写出的戏剧《莫恩先生的悲剧》，当时发表过第一幕，但全剧并没有完整面世。直到1997年，该剧才在俄罗斯的文学刊物上全文刊出。
而值得注意的是，从中文译本来看，全剧还有部分的遗失，特别是关键的段落，对人物的命运产生逆转效应的段落的丢失，对整个剧本的逻辑链条是致命的。比如，在最后一幕中，莫恩先生为什么会自杀，剧本就差了一段重要的转圜情节，导致莫恩为什么从开始的志得意满地做着王者归来的准备，突然之间来了一个选择的逆转，是什么让他看破了红尘，重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
剧本在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缺口，从而导致了一个令人觉得非常遗憾的盲点（P192处，有一个“这些诗行在俄文原本中遗失”的巨大遗失）。
莫恩在萌生自杀念头的时候，剧本前面交待了他的身边宠臣艾德明，提到了一句“她也对我撒谎”，随即莫恩就问“谁撒谎”，关键的地段是下面没有了。这个她是谁？
从前面的剧情交待来看，艾德明曾经与莫恩的情人米迪亚抛弃权位丧失、四处逃难的莫恩，双双私奔，但剧本没有交待米迪亚的去向，也没有提及与她一起出走的艾德明又是如何回到莫恩身边的。可以看出，米迪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情节的人物，因为她是勾连国王与起义者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整个戏剧，正是通过她的存在，才让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庙堂上的君王与推翻他为已任的造反者之间发生了联系。
在这里，不由生发出一点感慨。历史中的女人，正像是一枚自由电子，她们穿行在男人的空档里，不知道她们将会定位在哪里，也许她们的起点低的令人不可思议，但突然之间，她们却可以高居到历史的峰巅。男人的飞行路径有着明显的轨迹可寻，而对于女人来说，那只能用一种电子的跃迁来比拟。
本剧中的米迪亚就起到了让两块敌对的板块发生了关联的巨大作用。她本来是流亡造反派加纳斯的妻子，后来加纳斯被国王流放，她一人在家，孤守空房，国王莫恩冒充诗人，出席了她的派对，她立刻投入到国王的怀抱之中。之后，革命者攻占了王宫，米迪亚伴随失势的国王莫恩，避居山林。此刻的莫恩既无权势，也无风度，意志消沉，不修边幅，米迪亚的爱意顿失，转而对忠心耿耿的艾德明欣赏有加，一个接吻，便融化了女人如水的爱心，转而跟随艾德明抛弃了毫无魅力的国王。
但国王时来运转，革命者被民众唾弃了，他又可以重返王宫了，然而此时的莫恩却选择了自杀，而在这之前的几十秒内，他还承诺为那些遭受革命屠戮的贵族提供安居乐业的居所，是什么导致莫恩精神崩溃？
现在这一个不完整的剧本，只能从字里行间去忖度莫恩的悲剧的最终原因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作者的这个剧本不是一个最终的完稿，作者生前也没有拿出来发表，只是在作者死后，才发表在俄罗斯的刊物之上。这个作品，更像是一度时期“白银时代”的文学在俄罗斯卷土重来一样。
纳博科夫一生对俄罗斯革命及之后的苏联充满了敌意，多次在访谈录中，表示他不会回到苏联去，他对破坏了他的青春梦的苏联体制的厌恶是坚决且贯彻到灵魂里的。写于1923—1924年的《莫恩先生的悲剧》我们只有顺着作者的人生轨迹，才能够领悟到作者在这一个剧本里表达了什么样的意念。
《莫恩先生的悲剧》里的国王莫恩先生是一个没有设定具体地址的莫须有国家，但是，在剧本中，出现了一个外国人的角色，暗示着莫恩所在的王国，与“外国人”的那个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外国人”究竟是哪一个国家呢？
外国人自我介绍道：“我来自二十世纪，来自一个北方的国度，叫做……”古董商人但迪里奥似乎知道这个国家是谁，作了补充：“你不记得了，孩童读的童话故事？幻想……炸弹……教堂……金王子……穿雨衣的革命者……暴风雪……”（P27）
从这些语词上，我们可以感到这个国家就是纳博科夫度过了青春期的俄罗斯。剧本里的外国人，对失去家园充满了忧思与痛苦。显然，莫恩的王国，在剧本里对应着那个北方的国度，那个在二十世纪被革命充满与改变了的国家。
莫恩在四年前夺取了权利，至于用什么夺权，应该是采取了一种宫廷斗争的样式获得了权利。剧本借一位客人之口，介绍了莫恩的经历：“我们的国王——一位戴面具的巨人，身披斗篷，如烈焰熊熊——强力夺权”（P29）。
也在那一年反叛势力开始消减，反叛头目，就是剧本里第一场就已出现的特拉门斯，他的手下加纳斯被抓获，发配矿场服苦役，他的妻子按捺不住内心的寂寞，爱上了莫恩先生，成为莫恩的情人。
莫恩当政，可谓是国泰民安，但是，叛军头领特拉门斯并没有放弃他的革命计划，依然在暗中展开他的近乎无望的反叛行动。在他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一“为暴动而暴动”的叛军领袖的鄙视。
他的手下加纳斯不理解在四海晏平的情况下，还要继续进行暴动计划，问道：“战争和革命之后，四年的歌舞升平，这片广疆已变得非常强大。而国王以一已之力成就这些。你还想要什么？新的动荡？”（P18）
叛军头领特拉门斯道出了他的内心的疯狂：“你真的认为，我苦苦奋斗，坚定决心，就是为了这个虚幻的‘人民’？”（P19）他发起动乱的真正动机是：“生活本身就是实例——它勇往直前，摧毁沿途一切障碍，直至灰飞烟灭……加纳斯，一切都是毁灭。它来得越快，就越甜美，越甜美……“（P21）
特拉门斯所张扬的革命，看起来打着为了“人民”的旗号，实际上，他的真正动机，就是使这个世界玉石俱焚，“为暴力而暴力”成了他的最大的理由。从这个观念中，可以看出纳博科夫对革命的理解，或者叫作对革命的不理解，在他看来，现在国家有了一个好的领导，叛军首领应该取得和解，放弃暴力斗争，这才是民众的福祉。
加纳斯开始的时候是不同意继续进行暴力革命的，但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妻子被国王夺取之后，他立刻改变了他的回归和平的期许，而是投身到刺杀国王的暴力行动中。他先与莫恩进行决斗，导致莫恩抽签失利，放弃王位，逃入江湖，后来加纳斯从妻子的来信中打听到莫恩的所处位置，又一路追踪，欲除掉莫恩。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说特拉门斯所张扬的暴力斗争，仅仅是一种暴力的发泄，而并没有明确的指向的话，那么，加纳斯则是为了最为简单的争夺自己妻子的复仇行动。在第四幕的结尾处，加纳斯已经拔枪指向了莫恩，然后这一幕急剧幕落，并没有交待最终的结果，但从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加纳斯并没有干掉莫恩，反而是莫恩的势力重新执掌大权，正在准备衣锦还乡之际，艾德明告诉了他一个剧本中脱落详细交待的一个事关女人的事件，从后来的莫恩的咏叹可以看出，这一个女人的毁灭给他以极大的灵魂冲击。他自责道：“我真是国王吗？毁了一个姑娘的国王？”（P193）这个姑娘是谁？对照后来重新回来的艾德明，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是米迪亚，可以想象米迪亚不知发生了什么问题，被毁灭了，导致了莫恩的精神崩溃，所以他立刻选择了开枪自杀。
因此，综观《莫恩先生的悲剧》而言，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暴力革命为什么会发生？特拉门斯发动的是一种纯粹的暴力，为暴力而暴力，为革命而革命，但对加纳斯来说，则有着纯粹的意义，他是为了夺取自己的心爱之物——妻子而开始了自己的暴力行动。这样，我们便会看到米迪亚在剧本里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
米迪亚看起来是水性扬花，她有自己的丈夫，但在丈夫被发配之后，又与微服私访的莫恩产生了恋情，在逃亡的路上，她与莫恩的手下移情别恋，投入强者的怀抱，可以看出，她的选择是功利的，但也是被动的，而这恰恰说明了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女人在维持自己情感与生命过程中只得选择那些有利于自己生存的道路，在这样的认定下，我们可以看出，米迪亚恰恰是俄罗斯大地的象征。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情况下，女人和大地一样，只能被动地承受被“蹂躏”的命运，看看剧本中艾德明对莫恩的一段坦白：“您为了一个女人出卖一个王国，我为了一个女人出卖一份友情——毫无区别”（P142）可见，女人在这里与家园、大地、国家一样，都代表着一种珍贵的东西，她至高无上，从而演变出一场争夺的交战，产生暴力的攫取。她让争战与暴力变得具有理由，也使精神崩溃有了原因。我们可以想象，在自己最可期待的精神失落的情况下，莫恩还有什么兴趣去重新执掌那个没有精神含量的国家，他选择死亡也就是最顺理成章的事了。
《莫恩先生的悲剧》里可以看出作者对暴力革命的不满，同时，他也捕捉到了暴力后边的情感驱动力，把它的主题转向到精神的力量，才是一个人挺立起来的支柱，当精神的支柱倒塌之后，悲剧便会注定要发生。作者通过这样的主题，暗示了他对暴力的反感，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自己在精神支柱瓦解之后的那种无从着落、无从立足的飘渺感与荒谬感，形成了作者内心深处的一种深深的自卑情绪，不敢正视成人的世界，所以作者后来只能在《洛丽塔》里幻想对幼童的变态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莫恩先生的悲剧》里隐藏着《洛丽塔》日后出现的心理秘密。
�lq��]
《莫恩先生的悲剧》读后感(六)：如此“友好”的纳博科夫
这仅是一篇私语，因为我认为阅读和谈论纳博科夫是件很私人的事。纳博科夫好似在创作中创造了自己的维度，而从我们的维度望去，各自的理解，各自的表达，很难说是否与“真实意图”擦边，甚至是否与纳博科夫有关。
《莫恩先生的悲剧》是纳博科夫早期的一部戏剧作品，感觉更像是一种尝试。这部古典悲剧色彩很浓的剧作，也不难发现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致敬。而对我个人来说，阅读纳博科夫大于阅读这部戏剧本身。
读《莫恩先生的悲剧》
《莫恩先生的悲剧》不属于命运悲剧，或者说淡化了命运这种客观因素，而是着重于以欲与德为砝码的人心的天平，着重于个人的抉择。这是个永不过时的主题。在剧本中，毁灭和死亡、空幻和虚无的气息贯穿始终，呈现一种冷寂之象，这应该是纳博科夫特意营造的。如此将爱之欲、情之欲、权力之欲、求生之欲，信仰、理想、责任、负担……那些美好的和丑恶的，令人忧恨的和怜悯的，呈现躁热之象的这一切糅合在一起，在人物各自不同的惶惑和抉择中，在求而不得、得而复失的无奈中，顺理成章地推向悲剧的结局。年轻的纳博科夫在语言、修辞上已经带出一些绚丽的色彩，在灰暗的背景下，就像飞扬的灰烬中舞动的蝴蝶。
作为一部古典悲剧方向的诗剧，从主题、情节、人物、语言、结构等来看，《莫恩先生的悲剧》总体完成了任务，包括纳博科夫在思想上和技巧上想要展现的皆已尽其意。 而作为剧本的读者，很可能于阅读过程中在头脑中构建舞台场景，这种体验与阅读小说、诗歌等其它体裁还是有些区别的。对我个人来说，这里出现了一点问题。这并不是说难以构建舞台场景，不在诗的形式，不在文本语言和修辞，不是主题、故事、戏剧中常见的面具元素的运用等不新鲜，更不是虚幻飘渺难以落实——无论是传奇的《仲夏夜之梦》还是荒诞的《等待戈多》中都不存在。我试图寻找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它的主题不是不深刻，观点和表达不是不锐利——毕竟是纳博科夫，但感受上却没有体验到它本该产生的力量。我不知这样表达是否准确，试言之：当它搬上舞台时，很可能在戏剧冲突（对戏剧来说至关重要）的展现和推进上显得不够，还有节奏，这些都会影响阅读体验。 当然，像加纳斯装扮成“奥赛罗”那场戏，结尾处克莱恩、但迪里奥和特拉门斯面对死亡时的不同表现，等等，都是很好的冲突和场景，但整体来看仍显不够。它的文本感觉有些偏于精致。精致本不是障碍，精致、粗犷、崇高、平俗对戏剧作品来说都不是问题本身，但在《莫恩先生的悲剧》中，它好像成为了限制该剧活力的因素之一。对于节奏，我不能说叙述节奏有问题——这方面容许剧作家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读者的阅读节奏可能会受影响，比如情感的累积和推进被阅读时某些地方的拖延感或断崖感减损（与文本的部分残缺无关），尤其在同步构建舞台场景的过程中。 总之这一切让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它应该出现在电影院，而非舞台。
对于戏剧作品来说，在舞台上，它可以用现实中很难见到的无数巧合推动情节发展来增强戏剧冲突，而能不能让观众愿意去相信，这正是考验剧作家功力之处。它可以比虚幻更虚幻，比荒诞更荒诞。它可以将剧作家想要表达的，借由任一人物之口说出，并不一定局限于“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当然不能有害于大局或人物性格的整体塑造。它的文本不是全部，可以借助舞台表现发生蜕变。就像哈罗德•布鲁姆批评尤金•奥尼尔的名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又译《长夜漫漫路迢迢》）文学性并不高，与莎士比亚、莫里哀等语言大师相比，奥尼尔的语言显得贫乏，但是“借助于舞台指导，发挥了独特的戏剧天才”。《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可能没有什么台词能让观众记住和回味，但在舞台展现中一幕幕场景，那些动作和眼神，却可以记忆犹新：玛丽修长的手指不停地叩击桌面，或者像蝴蝶一样上下翻飞；当打了吗啡的玛丽开口时三个嗜酒的男人忘记喝酒而缓缓地放下酒杯…… 正是因为戏剧剧本与舞台的结合，形成了一种与其它文学体裁不同的“需求”。一方面，它可以非常开放，优秀的剧作家可以抓住任一点支起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一些不该存在的、难以修复的“缺陷”在它这里却可以弥补或忽略；而一些可能不算缺陷的“缺陷”对它来说却能成为致命的失误。从读者跨越到观众，从读者的心理延伸到观众的心理，节奏和空间都出现了差异。 尤金•奥尼尔是在剧团长大的，知道如何利用台前台后的各种资源，也了解观众的心理。文本上所谓的“先天不足”，在舞台展现的效果上并未成为致命缺陷，在剧本创作时这些应该都考虑到了。（其实我在阅读文本时能够感受到这种心灵重压的情感累积所产生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我并没有关注到布鲁姆所说的文学性和语言问题，可能是个人感受比较强烈和完整所以忽略了）。莎士比亚也有在剧院工作、演出的经历，他的剧作无论是文本还是舞台展现都极为出色。 相对来说，《莫恩先生的悲剧》可能更多地停留在文本。纳博科夫可能缺少舞台体验，或者作为第一个剧本，还没有在创作和舞台实践的结合中于这方面积累足够的经验。而且从他整个创作生涯来看，也未必想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说《莫恩先生的悲剧》更像是一次尝试。 当然，以上都是我个人的感受和推断。
读纳博科夫
其实从中去阅读纳博科夫我觉得更有趣。《莫恩先生的悲剧》让我感觉他和我们还在同一个维度，虽然是暂时的。相比于《微暗的火》等“神作”，它是如此“友好”。在我个人的感觉里，这种“友好”在加纳斯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的犹疑和动摇，他的自省和无法自克，在这种混乱中，将如双峰遥峙般的特拉门斯和莫恩连在一起，也可以当成他们的注脚，纳博科夫本人想诉说的也借其表现……而后期的“另一个维度”的纳博科夫，我相信有一万种方法可以把这个人物隐藏起来。 阅读纳博科夫是困难的，从《莫恩先生的悲剧》进入倒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它既表现出纳博科夫某些未来的特征，又如此“友好”。如我一开始撞上《微暗的火》就可能不太讨好了，不过那也能带来另一种激动。
虽然纳博科夫不同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是有变化的，但如上文所说，这部剧的语言、修辞、表现手法已经有未来的影子，包括思想、艺术、美学倾向。 在他的文学评论中，对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一些俄国名家的作品中道德超载而美学阙如现象的批判，也反映了他的艺术观和审美观。他有自己的标尺，他自身的创作也如实地呈现这一切。24岁的纳博科夫在创作《莫恩先生的悲剧》时，虽然未必形成这样明确、稳定的艺术审美观，但是可以隐约地感觉出来。他对“真实”也有自身的标尺。比如，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那种过度的扭曲和病态已经不是真实的人的灵魂，他的创作也避开戏剧中并不少见的过多巧合的运用。这可能与他身体里还住着一个科学家有关。 在《莫恩先生的悲剧》中同样能感受到纳博科夫的深刻和锐利。在开篇造反者特拉门斯就明言：“你真的认为我苦苦奋斗，坚定决心，就是为了这个虚幻的‘人民’？”（第一幕 第一场）人民！不能也不该忍受“欺骗”的人民！他借势登上了王座，又被迅速地推翻，一次次留下暴力和灰烬，只因一个个不同的“幻想”和“谣言”。“我开心，哪怕很短暂，我还是教会了人民无政府甜蜜的摧毁力……”（第五幕 第一场）因果，是最魔幻的真实。 加纳斯：“莫恩活着，上帝死了。”（第三幕 第二场）莫恩：“我有罪，不是对加纳斯，而是对上帝，对你，对我自己，对我的人民！”（第五幕 第二场）对于莫恩的忧虑和纠结，起初选择逃离和最后选择死亡，如果我们不能被触动，那么整部剧的内核，它的悲剧性，都将在我们自己这里失去意义。当然，这可能变成另一个悲剧延伸到现实，更令人遗憾和无奈的悲剧——不是《莫恩先生的悲剧》的，不是纳博科夫的。 还有纳博科夫鲜明的诗人气质，以及始终缠绵在他笔下的“虚无”……这些在《莫恩先生的悲剧》中也都能看到一些影子，或者说是成长中的纳博科夫不自觉地呈现这一切。
阅读纳博科夫的确是困难的，以致我的阅读习惯自动开启“直觉模式”，因为我没有任何其它办法从我的维度跨越到他的维度。大师级的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作品也曾让我进入“直觉模式”，但不是因为维度间的跨越，而是深度的难以企及，是退而求其次的、不得不如此的选择，也是我的“本能”所做出的最有利于自身的选择。相对来说，对纳博科夫的作品没有经历“退而求其次”的过程，在我看来他的作品本身“直觉感”就十分强烈。他的诗人的、艺术家的、作家的、科学家的气质，处处呈现着直觉的明透和纯粹。令人艳羡到懊恼的直觉，才是他化为本能的创作本底，相比于此，瑰美绚丽的语言、充满魅惑的文字迷宫、眼花缭乱的技法都不过是信手拈来的“枝叶”而已，令他可以如游戏般地驾驭，很认真地游戏。像纳博科夫、伯格曼这类人所拥有的这种明透和纯粹，仅仅依靠映现和反射就能绽放无限光彩。无限的，一切主观意志的驱动都无法创造的。他们的直觉所呈现的美学意义，以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可能也正因如此，他们有各自的审美标准，像洁癖一样地谨守，像傲立的孤峰一样地不愿附身。他们无法容忍“非艺术”。 同样的，也是因为这种直觉，使纳博科夫的作品呈现出很私人化的内在逻辑，而用我们自身的逻辑去推演，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当然这不是说放弃自身的逻辑、放弃解迷一样的思考，而是莫不如轻松一些，我们还有直觉可以运用。
这不是一篇书评，仅仅是私语。它没有故事梗概，更多的是“不友好”的主观感想，也与任何人无关，包括纳博科夫，甚至我不能确定自己的想法是否已如实地、清楚地表达。阅读和谈论纳博科夫是一件很私人的事。就这样。
《莫恩先生的悲剧》读后感(七)：《莫恩先生的悲剧》：“革命+爱情”的悲剧版本？
文/吴情
阅读现代小说的读者，想必对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不会陌生。这位俄国革命期间离开故国的作家，一生都没有再回家乡。然而，对他来说，俄语却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即便他日后的名作《洛丽塔》中的英语句子，强过不少英文诗歌，他坚称英语是二等语言。纳博科夫以小说创作闻名，每部小说，几乎都在创新，少自我重复之嫌，晚年更是有“当代小说之王”的美誉。不过，其实在海外，纳博科夫也创作了一些戏剧，其中便有一部俄文版的《莫恩先生的悲剧》，只是他有生之年不曾将其翻译为英文。
讲到戏剧，不能不提威廉·莎士比亚，纳博科夫心心念念、急欲比个高下的存在；套用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说法，纳博科夫的《莫恩先生的悲剧》，体现了“影响的焦虑”。《莫恩先生的悲剧》是一出五幕剧，遗憾的是，结尾部分有些俄文遗漏，尽管剧情总体还能前后衔接通畅。该剧背景设置比较含混模糊，大略是一个君主国（后来经历革命），时间上也显得大开大合，前四幕衔接比较紧凑，到了第五幕，约有挺长时间（自是作者有意为之）。
《莫恩先生的悲剧》讲的故事不那么复杂，尤其对看惯了宫斗、朝代更替的中国读者而言。在一个国家中，存在一个神秘的君主，他明明有治国才能，但并不以真面目示人，总是带着一副面具，只有他的心腹晓得他另一个名字是“莫恩”。然而，国内却有着反对声音，革命分子不夺取他的性命绝不干休。加纳斯因革命失败被迫逃亡，他在家中的妻子米迪亚，却被国王爱上。加纳斯归来，意外要与莫恩决斗，后者因特拉门斯的诡计，输了牌局，最后无奈逃跑，放弃荣誉。特拉门斯入主王宫，民众后来听闻国王被人残害的流言，奋起反抗，攻打王宫，推翻了特拉门斯，莫恩回归王位，却看破了个人存在的悖论，最后选择杀死了自己。
动荡的时代、敏感的个人，从王宫到陋室，从诗歌到流血，《莫恩先生的悲剧》中，莎剧的标配几乎齐全。不过，有一点特殊的是，该剧中的“革命”，显然不能等同于莎剧中的叛乱，它其实具有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特性——革命总是抱着宏大的目标，声称自己为了所谓人民，在虚无主义背后，潜藏着恐怖主义；宏大的、震耳欲聋的口号背后，革命的正当性已被悬置，革命本身的策略和逻辑，也趋于混乱。想必其中有纳博科夫对俄国革命本身的质疑和诘问。
除了革命之外，让读者很容易记住的，或许便是剧中国王/莫恩与米迪亚之间的爱情，尽管米迪亚后来变心，与莫恩的心腹艾德明结合。如此，是否可以称《莫恩先生的悲剧》为一部“革命+爱情”的悲剧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所谓的“革命+爱情”，往往是革命分子间基于共同的革命信仰走到了一起，比如中国作家杨沫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和卢嘉川。《莫恩先生的悲剧》，显然不是这样的作品。
如何学习写作？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学习大师，戏仿莎翁之时，《莫恩先生的悲剧》中，诗人纳博科夫显然已经成型。不论是剧中人物谈天说地，还是风云突变时的唇枪舌战，所用语言，结构出来的皆为诗篇。隐喻也是剧中比较突出的部分，莫恩（Morn）显然化自“morning”（早晨，晨光），与这位善于治理国家、给民众带来丰富物质生活的君主很是贴切，另外，“莫恩”（Morn）音近于“moan”（哀悼），呼应了它的悲剧底蕴。《莫恩先生的悲剧》当然没有预示《洛丽塔》的出现，但却孕育了它的作者，一个爱玩弄文字游戏、追求有趣的天才。
如要转载，【豆邮】联系。
《莫恩先生的悲剧》读后感(八)：革命与暴力的悲剧
纳博科夫以小说著称于世，特别是《洛丽塔》一书丰厚的稿酬让他可以辞去教职，安心创作，小说的创作真正使他声名远扬，其实纳博科夫一生中除了创作小说之外，也创作了不少的戏剧作品，其中多数都是在流亡欧洲时期所写。
从十月革命爆发之后，纳博科夫平静的家庭生活被打破，他随家人逃亡到克里米亚，之后全家又被迫流亡西欧，纳博科夫在剑桥大学毕业后长居柏林十六年，这一时期纳博科夫的创作集中在戏剧与短篇小说上。《莫恩先生的悲剧》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是纳博科夫第一部重要作品，显露了其创作才能与天赋，如戏仿手法的运用，隐喻、镜像等修辞手段的使用；同时贯穿纳博科夫一生的创作主题及美学风格也在这部作品显现，但特定的历史时期也为这部戏剧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莫恩先生的悲剧》是一部五幕诗剧，剧本情节较为简单。国王将国家从战乱中带出来，但造反派领导人特拉门斯在暗处蠢蠢欲动。神秘的国王从不以真面目示人，只有他的心腹艾德明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莫恩”，莫恩爱上了因革命失败而被流放的加纳斯的妻子米迪亚，加纳斯逃亡归来得知此事与莫恩决斗。特拉门斯作弊让莫恩输掉了决斗，他选择带上艾德明和米迪亚逃走。国家再次陷入动荡，民众在国王还活着的传言鼓动下，攻入王宫，捕杀特拉门斯，莫恩却在返回王宫的前夜选择自杀。这是莫恩的悲剧，是众人的悲剧，同时也是国家的悲剧。
在这部悲剧中，纳博科夫大量戏仿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俄文版《莫恩先生的悲剧》的英译者，也是纳博科夫早期戏剧研究专家托马斯·卡山就指出：该剧在主题、人物、情节、语言和艺术手法上都有仿莎士比亚的意图。纳博科夫早在少年时期就用英语阅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他特别钟爱莎士比亚，他曾将《哈姆雷特》经典独白译成俄文，在《庶出的标志》中也曾戏仿《哈姆雷特》。在《莫恩先生的悲剧》中，加纳斯归来为了见米迪亚，埃拉将其装扮成奥赛罗，奥赛罗在莎剧中容易轻信别人，被人利用，而这与加纳斯的命运十分相似，莫恩则与《暴风雨》中的国王普洛斯彼罗颇为类同；人物的对话喜用隐喻，哲理意味浓重的语言风格很像莎剧，纳博科夫还仿莎剧的抑扬五音步，甚至还要严格；主题方面则与莎翁历史剧《亨利四世》类似。
《莫恩先生的悲剧》体现了纳博科夫对侨民文学中的“乡愁”和“流亡”两大主题的抒写。剧作中基本每个人都踏上了流亡之路，加纳斯是因革命失败而被流放，但他时刻都想要回家，终于回到家后却发现自己的家已经被别人占领；莫恩因决斗失败被迫流亡，与他一起的还有米迪亚和艾德明，流亡的路上米迪亚与艾德明却走在了一起，而当莫恩听到可以返回国家的消息时，他却说自己：
我必须死！我有罪，不是对加纳斯，而是对上帝，对你，对我自己，对我的人民！我是个坏国王：莫恩认清了革命与暴力的可怕，同时这也是纳博科夫对于革命的思考。在流亡的路上，他们艰难地生存，特别是这部作品创作于纳博科夫父亲被谋杀之后，革命的暴力、政治的失败，意味着时代的终结，人们失去祖国、家园甚至是身份，流亡到了《洛丽塔》中，成为一种记忆符号。
纳博科夫在《莫恩先生的悲剧》中用隐喻的方式对流亡生活及被迫卷入流亡中的人们进行了图景式的描写，同时也对革命和暴力造成的个人与国家的悲剧进行了思考。
《莫恩先生的悲剧》读后感(九)：灵魂是一颗牙齿
纳博科夫总是选取一些很庸俗的题材，他不在乎这些内容被什么样的作者讲过多少遍，他只在乎用自己的魔法重新打造后的旧故事会显示怎样的真谛。年轻的纳博科夫在出道作的尝试中，以更易展现选题冲突的五幕剧形式，配合对莎翁的模仿，来实现一个旧故事的重塑。
如果说一个故事陈旧泛滥，那这个故事必定是有着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性和争议性，并且在许多人的笔下都有所展现，对于读者来说太过熟悉。而“泛滥”不是故事本身的错，而是讲述者展示的不足与重复。在《莫恩先生的悲剧》中，“泛滥”的元素很多：多角恋爱的惊险，政权更迭的毁灭，道德与欲望的冲突……而这些平庸的题材不过是纳博科夫手里未加工的原材料，这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在他笔下熔化，重组成一个复杂而精巧的人形机械。
从主人公莫恩先生的角度来看，他拥有为人民带来福祉的国王和与叛党加纳斯的妻子米迪亚相爱的莫恩先生的双重身份，这也使得他具有统治的辉煌和伦理的违背的双重属性，这种背德的一面终究使他承受不住而选择了死亡。然而整个五幕剧中的其他人物也是悲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自有着各自的悲剧性，同时也与其他人的悲剧相串联：特拉门斯被病痛折磨，在罪恶的造反后终被反抗的人民赶下高台，迎接他的将会是黑暗的死亡；特拉门斯的女儿埃拉堕入她不爱的克莱恩的不幸婚姻中，她爱着加纳斯却不敢有所作为，最终周围的人都将消逝；克莱恩趋炎附势，得势时傲慢无比，失势时胆小卑弱，最终走向死亡；加纳斯失去妻子的爱，同时在对莫恩的了解中陷入无尽的情感纠结；米迪亚先后抛弃三个男人，成为剧作中最为人不齿的“荡妇”；但迪里奥知晓特拉门斯的一切罪恶却无所言，带来的是命运难测；艾德明使米迪亚背叛了主人莫恩的爱，最终又反被米迪亚抛弃……
这是所有人物的悲剧，而悲剧与他们自身的罪恶息息相关，主宰人类的究竟是道德还是欲望？幸福的真谛是激情的追寻还是死亡的狂喜？勇气和忠诚的道德降临在怎样的灵魂？几乎每个人身上都具有着莫恩先生的双重性，在人生的大悲剧旋律下有着小小的反抗挣扎和自问，这更适合视作是罪恶中的一丝光明，像是造反的特拉门斯关爱自己的女儿，哪怕是即将赴死也从容不迫地想要保护她；加纳斯虽然痛恨莫恩夺爱，却又觉得不应毁灭这个国家的明君；克莱恩是真真切切的小人，却也没有在灾难来临时抛下埃拉；但迪里奥收留了走投无路，成为众矢之的的造反者朋友；艾德明为自己夺主之爱的忏悔和回归；莫恩在荣耀归来的时刻开始讨问自己的背德而选择死亡……
这些复杂却泛滥的情感与身份联系不过是人物的外衣，而人物完整的意识行动才是纳博科夫所关注的和想要展现的，他给了人物冲突的源头，正如伊甸园中引诱着亚当夏娃的果实，而之后的事情则任其发展，毕竟只要制作出足够接近人类的“机器”，那么故事就一定不会无聊，而会在任何社会环境不断地产生出人类特有的复杂事件网。在这个五幕剧里，每一个出场人物的灵魂就像是一颗牙齿，尖利白润时能摧毁一切生活中的障碍 撕裂所有的林禽树鸟和搏动的胸膛，将思想打碎成声音，横冲直撞，勇往直前，但一旦其蒙上了背德的阴翳，便会被上帝拧住，拔出，
“——咔嚓！——结束…… 接下来是什么？极度的厌恶，然后—— 虚空，疯狂在旋转——感到成了 一颗旋转的精子——然后是黑暗， 黑暗——坟墓那软绵绵的深潭， 在那深潭里……”
做这样的比喻有些粗暴简洁，然而纳博科夫笔下的人物大多也确实在复杂动荡的生活中走向了坟墓的终结。他创造一群无限接近真实的人类，在放任他们自由织网的同时也用“苹果”和“毒蛇”引导着，除了主要人物之外的人类则论为布景板，论为人物走向既定结局的轨道材料，人物在虚假而不自知的世界里显露着激烈冲突下最真实的人类，哪怕连自我的真实与否也无从得知。
而将人物的悲喜当作玩乐的纳博科夫并不会写真正的讽刺类的小说，他也不喜欢刻意探究作品的意义，哪怕恰好涉及相关题材，也不过是他游戏的工具罢了。他在这里描写的王权冲突一方面是为了让人物的纠缠更加激烈，另一方面满足了他在人物和主题上模仿莎翁戏剧的爱好行为，更加明显的玩闹则体现在埃拉带加纳斯参加晚会时的奥赛罗装扮。但是他的模仿并不是有什么意义上的目的，而是单纯作为一种与同时代交流的手段。对于纳博科夫来说，经验和虚构是他与世界交流的成分，对读者展现真实一般的高超骗术是他的追求，而绝非描写真正的真实，剧作的形式更能满足他表现的需求，以一种美妙的诗学范畴来展现游戏的精巧，用夸张的表现力来渲染真实而更加爆裂的情感。“一切都是毁灭。它来得越快，就越甜美，越甜美……”
纳博科夫真正想表现的，是无限接近真实的假象，是无限接近于人的非人，是真实与虚构的双重悲剧。无限接近真实世界的无限接近真实的人类的悲剧集合，这便是这部五幕剧的真相，是倾尽莫恩先生等人一生思考和选择的既定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