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解读《史记》经典读后感10篇
《宫崎市定解读《史记》》是一本由[日] 宫崎市定著作，中信出版集团/楚尘文化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19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宫崎市定解读《史记》》读后感(一)：宫崎市定的《史记》观
宫崎市定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汉学家，作为京都疑古派的重要学者，他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充满着不太讲理的怀疑和推测，甚至让人觉得那是不是一种恶意的推翻。这样说大概是有些过了，但是在过往看过的他的书中，或许是内容上的不全面，毫无依据而仅仅摆出的结论会让人觉得难以接受，他的作品，最初给我的有时会是一些不太好的感触。在之后的阅读里，“疑古”这样的学派更多的进入我的视野，仔细想想，历史本就是成王败寇的展现，因为有人成功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对历史提出质疑，不是不敬，反而是对历史学最大的尊重。
其实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是怀着矛盾的心里的，宫崎市定这个名字与我而言不算陌生，《史记》更是司马迁留下的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样的组合，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怀疑应该还是会有的吧，那么与我原本的认知是不是会出现什么冲突呢？但是话说回来，发现更多可能性，不也正是研究历史的人们最大的乐趣吗。我自是不会把自己放在高高的研究者席位上，但是我想要了解，在这努力去学习、去掌握、去了解的路途中看见更多的可能，不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宫崎市定解读<史记>》，应该会是一种很有趣的体验吧。
《宫崎市定解读<史记>》成书年代较早，从序言来看，第一版的时间大概是在1979年时候。全书划分六个章节，前两章用以总体上的介绍和说明。作者从《史记》成书时讲起，以简洁的语言将其从两千多年前的时间点一点一点的拉到现代，在千年的传承中，无数次的解读有推翻、以及它远传海外并衍生出的研究情况一一道来。不详尽，但是这样的一本小书，用这样简单的方式解读已经足够。仅仅从前面的这两章看，我就已经认识到，在正式开始阅读之前我似乎就为自己定下了错误的基调。这本书重在解读，而不是我在其他作品中所看到的宫崎市定主要在“怀疑”的那种风格。
接下来的四个章节中，作者分别按照本纪、世家、年表、列传这四个层面划分，每章中有对内容的介绍，有对内容选择上的评判，有从作品中得出的关于年代的更迭与变迁。作者还是敢于大胆的“疑”，凡是他觉得不合理的地方，都会加以指出，而这样，不正是历史学能够带来的独一无二的魅力吗。
《宫崎市定解读<史记>》是一本小书，他没有用长篇大段的文字逐章逐句逐字的细细解读，而是从大局出发，在解读整体的过程中逐渐向内收缩，收缩到一定程度之后，他给我们讲述了《史记》中那些经典的故事，他把那些活生生的人物拉到我们的面前，并不一一点评，但是对于一些《史记》刚刚入门的读者来说，已经是恰到好处的感觉了。
《宫崎市定解读《史记》》读后感(二)：辩证看待《史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征的评价，同样也说明了历史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也很好理解，为什么到如今人们对历史依然拥有着源源不断的热情。《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流传于后世，足见它的重要性，也不枉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遭受酷刑后仍苦心著作。
《史记》的价值虽说人人都知道，但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通透的读懂。毕竟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与今相隔久远，书中用语恐怕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那么，我们如何读《史记》呢？与其原地徘徊，不如先看看前人之经验。“宫崎市定解读《史记》”，就是曾获得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的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在苦心钻研六十年后对《史记》的深刻解读。
这是一本能够帮助普通读者读懂《史记》的入门经典，通过剖析司马迁的个人经历、《史记》的成书背景及其内容构造，脉络清晰的把《史记》展现在读者眼前，让人能看得懂，读的透。司马迁的《史记》共计一百三十卷，其中包括本纪十二卷，表十卷，书八卷，世家三十卷，列传七十卷，分别对应帝王事迹、历史年代表、多种政治话题、封建诸侯为主的世家、对平民生活的记录五大类，而这些在本书中都有详细的内容介绍。
宫崎市定认为历史学家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者和对历史资料的研究者，对待历史更应该抱着疑问的态度去看待，而不是一读历史典籍就上当，其内容的真假更要结合现有资料推理论证。这点跟历史学家所拥有的特权有关系，而司马迁本人虽然能够跳开当时所处的时代限制，但依然避免不了受当时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史记》中女性出现的比例微乎其微。
不过，也正是因为司马迁是《史记》的著作者，所以无论是本纪、世家欢实列传，如何运用、排列、编写都是他的自由，而其超脱的智慧在书中都有着重的体现。这里就需要提一下孔子这位被安排在世家中的特殊平民，可以说这个席位是司马迁给予孔子的荣誉，尽管当时孔子并没有获得如今这么不可超越的圣人地位。另外，还有“游侠列传”对三种侠客的分类及肯定，这绝对是前无古人了。
宫崎市定解读《史记》，用辩证的眼光、独到的见解、专业的水准解说《史记》，带给读者不一样的视角！
看这本书，主要是想看看国外的学者，对由《史记》体现出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看法。结果也没有让我失望，听到了平日里很少能听到的声音。
比如高中学习《史记》时，老师解释司马迁将项羽放在“本纪”里，是为了肯定项羽的勇敢和对天下统一做出的贡献。我对这个说法是持观望态度的，毕竟项羽有勇无谋也是出了名的。而宫崎市定认为在《秦始皇本纪》和《汉高祖本纪》之间插入《项羽本纪》，是为了更好地展示从秦朝到汉朝的更替，就像在《周本纪》和《秦始皇本纪》插入描述秦始皇之前秦国漫长历史的《秦本纪》一样。
我倒倾向于司马迁对于《项羽本纪》是有多重考虑的。而且项羽也曾经称王，也算是一国之主，和秦国的地位可以说相当了。
书名虽是“解读”，但不如说是解读+评论。一来，宫崎市定喜欢将中国古代和西方文明起源——希腊和罗马相比较；二来，宫崎市定对《史记》的内容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三皇五帝之间的很多故事，都不是最准确的描述，可能是用了春秋笔法，比如尧舜禹之间不是文明禅让，而是权力角逐的结果。而西周东周到春秋战国的阶段，更有很多事实被篡改，比如他认为西周的历史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些见解均有理有据，很有探讨一番的价值。对于《史记》中的封建制，宫崎市定也有着系统的研究。
宫崎市定还对楚庄王和优伶优孟的故事进行了诠释。《史记》中，楚庄王看到优孟扮演的前任宰相，就要任命他为宰相，而优孟则表示要有三天的考虑时间。别说日本人不相信，我们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很无语。然而，宫崎市定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这是司马迁表达不好，这里的楚庄王也是优孟的同事，后面颁发赏赐的楚庄王才是真正的楚庄王。这么一解释，确实通顺合理了很多。
宫崎市定对《史记》很赞赏很肯定，对司马迁本人却又有着相反的看法。准确点说，是针对《史记》中的一些问题，对司马迁有了相当不客气的评论。认为司马迁编写《史记》时，受了春秋公羊学很大的影响，这点可以从《史记》本身去讨论。但是认为“司马迁其实是一个看到文字记载之后就很容易上当的学者。”倒是让人想辩驳几句了。现在的我们，在讨论上世纪的文人骚客时，仍有很多的谜团，更不要说司马迁面对的是缺乏很多资料的漫长的历史了。但由于岁月的侵蚀和事情在流传中容易变质这一特征，司马迁听到肯定不是100%的史实，以至于他的记叙有了BUG，但这不代表他就是一个不加以分辨的傻瓜。可能司马迁过于依赖文字资料，但绝没有到一看就相信的地步。
宫崎市定还认为《史记》中越精彩越具有戏剧性的故事，越有背离历史真相的可能，比如信陵君的故事和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后者可能只是看到了优伶艺人们的表演。他举证说秦王被追杀时的动作是不太实际的，而群臣的声音倒更像是表演时的加油声。
不过，宫崎市定在某些方面，却没有这么严苛，反而有点可爱。比如他同样认为许由、巢父的故事只是传说，但又表示这样的传说千百年来温暖着古代中国人的内心，也就没有追究其真实性的必要了。
关于本书，有两个细节方面的问题：
1、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和夫差对战的越王名叫勾践，但是书中却成了句践，不知是印刷错误还是有什么说道？
2、在《酷吏列传》解读章节的伊始，宫崎市定说“如同《货殖列传》后承接着《平准书》，《游侠列传》之后承接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但是我查到的却是《酷吏列传》在列传排六十二，《游侠列传》中排六十四，《货殖列传》排六十九，是整部书中第一百二十九卷，《平准书》则是整部书中第三十卷。姑且认为是版本不同吧，但是也应该统一为《游侠列传》、《酷吏列传》，或者《游侠列传第六十四》、《酷吏列传第六十二》，而不是两种叫法各取一半吧。除去这些不谈，这本书中，解读的顺序是《货殖列传》、《平准书》、《货殖列传》、《酷吏列传第六十二》，为什么不按照承接关系去安排这四个章节的顺序呢？
总的来说，宫崎市定对《史记》的解读，就像他认为《史记》不足以全信一样，有着让人想要反驳的地方。（这也是有缘了）但是宫崎市定是从一个中国文化体系之外的角度去看《史记》，一些观点也很有价值。因而这本书也是值得一读的。
《宫崎市定解读《史记》》读后感(四)：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吉川忠夫谈《宫崎市定解读史记》
现今收录于《宫崎市定全集》第五卷中的《解读< 史记>》，是先师宫崎市定（1901—1995）于1979 年作为“岩波新书（黄版）”的一册而创作的。这一年宫崎已经七十八周岁，但笔力丝毫没有减退，讲解时条理清晰。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之后十多年中，宫崎依然挥舞着他的大笔。
中国的第一部历史《史记》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计一百三十篇组成。“《史记》诞生后，中国几乎没有能够超过它的历史。……评论《史记》几乎与评论中国的整个历史有着同等地位的价值。”如此盛赞《史记》的正是宫崎的先师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
对于宫崎来说，《史记》也是驾轻就熟的书物。内藤的《中国史学史》是内藤去世后整理他在京都帝国大学的讲义而成，当时宫崎也是笔记提供者之一。不过宫崎将他和《史记》的相遇追溯到京大入学前的松本高中的时候，此后在“正确解读《史记》就是正确理解中国古代史”这一信念下，开始了和《史记》的深入交往。
以《史记》为直接题材的各篇论考自不待言，宫崎独创和发明的中国古代史体系，也正是在正确阅读《史记》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正确解读《史记》才有了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构筑，从这一体系的视角出发重新解读《史记》，这样的循环在不断重复。尽管如此，对于宫崎而言的正确阅读《史记》未必是一字一句的穿凿和拘泥于一字一句的含义。正如本书《列传》一章所说，“一字一句的考证，细致入微的穿凿，这不是理解《史记》的方法。”相反，我们需要在有头绪的地方尝试深度的钻探。宫崎终究是史学家，他作为怀有六十年经验的先贤，本书正是要向一般读者展示说明《史记》的世界。我们甚至能够感受到，宫崎将《史记》作为谈笑的素材而悠然自得。
在本书第一章的《< 史记> 的读法》中，分裂《史记》文本的正文而在中间夹杂冗长的注释，这会“阻碍文章原有的节奏而难以阅读”；但完全去除注释就无法读懂《史记》，因此似乎对中华书局版《史记》在每段最后统一插入注释的方法表示赞成。作者基于《史记》文本体裁的变迁这一极为具体的问题，阐明副标题中提出的问题“我们曾经怎样读《史记》”，这完全是宫崎的风格，面貌如在眼前。
第二章《正史之祖》中，我们首先将赋予《史记》作者司马迁“史学创始者”地位之事放在一边，而是着眼于这样一段话：“站在司马迁的立场上，历史书写者必须超越一切存在，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权利。即便是帝王，在历史学家面前也只能失去他的光芒，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 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史笔的力量来代行帝王的大权，甚至连帝王都无法免于裁判，因而必须是超越帝王的绝对性的存在。”换言之，历史学家是裁判历史的不可侵犯的权威存在。之所以注意这段发言，因为其中指出的情况不仅仅是司马迁，也是历史学家中广为流传的传统。
以下各章大致依据《史记》的篇目进行叙述，《史记》本来是依据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顺序排列的，但宫崎在《本纪》一章之后接着设立《世家》一章，后面安排《年表》，这是基于《史记》的十表与世家关系密切，比起本纪来，阅读世家时更有必要的看法。司马迁将不是帝王的项羽和吕后写入本纪，将不是封建诸侯的孔子和陈涉列入世家。关于这一点，宫崎这样说道：“在司马迁看来，无论本纪、世家还是列传，都是他自己设立的体例，如何运用完全是他的自由。体例的设立应当是为了记述的便利，如果因为体例的存在而受到束缚，无法从心所欲的下笔，这真是世界上最傻的事了。”
宫崎也和司马迁一样，依据自己的信念而自由挥毫。在最后的《列传》一章中，宫崎说“列传七十卷是《史记》中司马迁最呕心沥血写成的部分”。这是所有读《史记》之人众口一词的定论，本来无须特别说明。但是，列传的背景是怎样的社会？列传中描绘的又是怎样的人们？这些才是作者要展现的精髓。在宫崎看来，列传的背景是都市中自由市民的生活，那里所描绘的正如副标题所说，是“古代市民社会的人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说到，“世家之后就是列传，主要是平民的记录。……那里所描绘的中国就如同西洋的希腊和罗马一样，是古典市民生活的社会。”但他又这样强调道：“无视都市中自由市民的生态，就无法理解中国古代史。即便上流阶层被封建制束缚是无可奈何的命运，但还有无视这一压力、在都市中自由生活的市民。都市的市民在任何世界中都是将自由作为信条的。”并且，中国古代也是都市国家的时代，自由市民围绕着相当于希腊罗马的市场（Agora）、广场（Forum）的“市”展开他们的生活，这是将“中国史必须作为全体世界史的一环来看待”作为信念的宫崎一直以来的观点。《史记》的列传之所以光怪陆离，理由就在于它描绘了以都市国家为基础的古代市民社会中交错复杂的人际关系。“封建制本
身就容易将人们改造成整齐划一的类型，司马迁所描绘的就是处在这样的体制下，仍然不丧失作为都市国家传统的自由精神，追求着具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的各种人物形象。汉代以后，中国社会中的贵族制度和官僚制度日益贯彻，多样性则逐渐远去。《史记》的列传之所以比后世史书精彩得多，人物描写更加生动，其原因正在于此。”
作者还指出，《论语》中出现的“仁”有时翻译成“自由”意思最通顺，因此在列传第一的《伯夷列传》中也引用了《论语》的话，也就是孔子评论伯夷叔齐行为的“求仁得仁，有何怨也”，将它翻译为“追求自由而得到自由，这是基于信念才做到的，有什么迷惑的呢？”此外，列传七十篇中到处可见自由人的传记。主张“从世俗世界的一切桎梏从解脱出来，站在完全自由的立场上享受真正的人间生活”的老子，号称“我要以自由的身份去找寻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拒绝担任楚国宰相的庄子，“不愿牺牲自身的自由而从事憋屈至极的宫廷生活”的闵子骞，立志“即便生活贫穷、没有地位也不向世间谄媚，喜欢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出来”的鲁仲连等等。
本书的《列传》一章中，宫崎独有的观点俯拾即是。比如认为《伍子胥列传》、信陵君传记的《魏公子列传》、《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传》都由起、承、转、结四段构成就是一例。用汉诗方法的起承转结来思考历史的发展，不仅《本纪》一章中提到过“四段辩证法”，宫崎早在《东风西雅》（全集第二十卷）中就收录了题为《起承转结》的文章，此外还将其应用于《史记》列传的解读，著有《读< 史记·李斯列传>》的论文（全集第五卷）。顺带一提，《伍子胥列传》中作为“承”的专诸刺杀吴王的场面其实不见于《伍子胥列传》，而是基于《刺客列传》写成的。这样的情况在无须逐一核对原典，凭借记忆即可撰文的大家中反而常见，也是无可非议的。
宫崎认为，这些由起承转结构成的列传，都是从故事中演变来的，而演绎这些故事的场所正是都市国家的市场。古代的市场不只是用于商业交易的场所，也是市民憩息和有闲阶层打发时间的娱乐场所。宫崎称为“偶语”登场的史料，一般在宫廷和市场中公演，以两人为一组，通过对话和舞蹈时而表演剧情，时而进行议论。他还说明，《滑稽列传》中优孟和优旃的故事都是来源于“偶语”。司马迁“常常将偶语剧作为史料运用到《史记》的叙述中”，这也是宫崎对《史记》的一种读法。故事和偶语剧是《史记》的重要材料，从中而来的部分在结构和文章上都十分优秀，这一点除《读< 史记·李斯列传>》外，在《肢体语言与文学》（全集第五卷）中有更为详细且具有说服力的解说。
在中国古代，古代资本主义有过一定的发展，“资本家的财力从都市国家的市民中成长起来，某种意义上具有与政治权力相对抗的性质，可以说是作为自由主义的旗手而出现的。”基于这一立场，宫崎关于《货殖列传》的创见也令人瞩目。在作为基础的《史记货殖传物价考证》（全集第五卷）中，宫崎充满自信地说道“下面请欣赏魔法般的技艺”。事实正是这样，“牛蹄角千”的解谜就是他最得意的作品吧。《货殖列传》后是同样有关经济的《平准书》，这是自由的笔法使然吧。本书中虽没有特别设立关于《史记》八书的章节，但在《列传》一章中出于便利讲述了《平准书》，也曾反复提及《天官书》和《封禅书》。
阅读本书的作者一定会注意到，“这是我的个人意见”“这里如果允许我阐述个人意见的话”，这样的话语如同旋律般不断出现。以这样话语开头的段落，通常会披露宫崎独有的奇特而大胆的想法。“周灭商的武王传说和放弃陕西、都城东迁的平王传说，其实是将同一历史事件分割成两次的结果，于是才形成了今天所说的西周的历史。”“周王室东迁虽然是历史事实……平王迁都洛邑应当和武王伐纣一样，视为周民族向东入侵、建立殖民地时所形成的众多传说之一。”这就是所谓的“西周抹杀论”，此外还有认为学界称为殷墟的地方其实不是殷商都城的都市遗址，真正的殷墟在别处的推论；恪守周公定立的封建五等爵制度的黄金时代不过是痴人说梦，等等。
本书中时常夹杂着对司马迁的简评，有时还带有调侃。“司马迁是优秀的历史学家，但他记述国家时比起政治更喜爱战争，记述人物时比起事业更喜爱轶事。”“司马迁或许因为自己也是太史，对这样不可思议的故事情有独钟。”“司马迁是一个喜欢拒绝的人。”其中最精辟的恐怕要数这句
话：“司马迁其实是一个看到文字记载之后就很容易上当的学者。”于是宫崎说道：“我既然嘲笑一看到文字就马上相信的司马迁的态度，自然对于司马迁所写的内容也不能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对于《史记》完好地保存了史料这一“纯粹的史学基本工作的业绩”，宫崎是充满无限感激之情的，但对于史实的可信性也屡屡投去怀疑的目光，这样的内容在书中随处可见。
此外，宫崎虽然常常调侃地评价司马迁，但在作为自由人的立场上却郑重地夹着一枚复印件作为我感谢信的答复。那是昭和五十四年，也就是《解读< 史记>》刊行当年的五月十九日《信浓日报》刊载的先师文章的复印件。复印件上写着如下的问候：
拜复。承蒙赐读拙作，感激不尽。写作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无法纳入新书，正好故乡《信浓日报》约稿，上面展示的就是寄过去的短文。其实，那里隐藏着解读《史记》奥秘的终极钥匙，我深感不读此文就无法迫近真相。或许有人会笑道：什么啊，这不是西默农《布下梅古雷陷阱》的翻版吗？如果是那样也无妨。昭和五十四年六月二日宫崎市定 敬上先师寄给《信浓日报》的文章题为《< 史记> 中的女性》（全集地二十四卷），此次附载于本书之中。
1996 年2 月
（本文作者吉川忠夫， 曾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著作有《真诰校注》、《六朝精神史研究》、《六朝道教研究》等。 这篇书评收在《宫崎市定解读史记》一书中。）
《宫崎市定解读《史记》》读后感(五)：再次感受《史记》的魅力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先生对《史记》的经典评价，即写意又精准。作为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奠定了很多中国史学的基础，同时又极具文学性。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在解读过程中产生困惑，后世的注释解说也是无比庞杂。 所以看这本《宫崎市定解读〈史记〉》的时候，感觉挺清澈。因为没有什么过度解读，只有作者在他当时的情景下读史体验。同时作为一位日本的汉学家、历史学家，他的解读有很多不同于国人的方式和角度。 司马迁的辩证法 我们从小接受的历史观是什么？最大的一个事儿就是——阶级斗争——而且它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事实上，斗争怎么会让社会进步？只有文化和科技才行。所以，抛弃阶级斗争的纠缠，不要说司马迁受历史局限没有考虑这个因素；因为，这个因素压根儿不是问题的本质。 那司马迁的历史观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纵观《史记》体现最深刻的就是——起、承、转、结，在宫崎市定的眼中这和辩证法的——正、反、合，基本一致。只是司马迁秉承儒家思想，体现了很多“承”的内容。沿着中国历史脉络看，西汉也确实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 这样一看，司马迁的历史就更温和了，而且他也很有突破性，因为他对“今上”同样有解读。 当下也是历史 在司马迁的辩证历史观下，当下也是历史，因为时间终将淹没现在。在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刘彻问司马迁：你真的了解朕嘛？这个问题无解，谁能真正了解谁呢？即便如此，司马迁依然写了汉武帝的本纪，但显然流传的《史记》是缺失这个内容的。 从很多世家和列传中也依然有对汉武帝的细述，所以即便今上本纪缺了，也不耽误司马迁对当下的描写。这也是他历史观的另一个呈现，在他眼中历史是有温度的，人也不是卡片式的，而是丰富的、立体的。我们现在发生的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即将发生的未来还是历史的一部分。这么看历史就很有意思。 纪与传 纪传体既是一种体裁，也是司马迁历史观的技术呈现。在本纪和世家中多体现的是纪，很多事，很多大事，可能几句话就说完了；列传则体现了具体的历史细节，就是传的部分。 纪与传的关系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这也是为什么《史记》能成为永恒经典的原因之一，在司马迁笔下，历史是丰富的、细腻的，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 无谓真假、无谓对错、无谓是非 当然，宫崎市定解读的角度也并不是没有问题，毕竟是一家之言；其实，司马迁的写史也难免有他自己主观的解读，也是一家之言。所以，看历史只为求真，就少了很多意趣；只想对错，就难免主观；只看是非，就难免纠结。 历史，从来就无所谓真假、对错、是非，它真正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看清当下。历史是彼时彼刻，现在是此时此刻，未来是某时某刻……过往不纠结，当下才轻松，前景才精彩。 好好读历史吧，惬意！ 三观很正：《宫崎市定解读〈史记〉》 ——END—— 我是削寒，状态管理践行顾问 让我们一起：思考未来&践行当下
《宫崎市定解读《史记》》读后感(六)：史学家的特权与自由人的权利
宫崎市定在《解读史记》的序中说，他写这本书，是想给没有专业基础的人一个一夜之间了解《史记》的机会。也就是说，这是一部教人速成的书，一部提供捷径的书，听上去跟充斥于机场书店中的成功学书籍差不多。作者又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并非一味罗列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而是在“不知不觉”间大量运用了新素材、表达了新观点，也就是说，这是一部有原创性、前沿性的书。另外，这本书解读的并不只是《史记》中的个别篇章或个别侧面，而是对全书乃至其作者司马迁的一场系统的，全面的解读。要写一部全面解读《史记》的，具有创新性的，而且能让门外汉也能轻松读懂的书，这话就算是史学大家宫崎市定说的，我也不敢立刻相信。
直到在一天之内读完全书，我才彻底信服。已经记不清楚上一次一天之内手不释卷地读完一本书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说不定还是二十多年前读武侠小说那会儿呢。曾让我读得畅快淋漓的学术书倒是还有两部：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这两部书的字数也跟《解读史记》差不多，却都不能令我一天之内读完。
《解读史记》的内容我这里就不赘述了，有兴趣的人可以直接去看。我只是忍不住想提一下作者在书中经常提到的“史学家的特权”。宫崎市定最先提到这个说法是为了给司马迁的一些看似任性的写作方式做辩解。司马迁把始皇帝之前的秦写进本纪，把孔子和陈涉写进世家，把韩信写进列传。这些做法在后世受到了颇多非议。宫崎市定则认为这是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的特权。何况所谓本纪、世家、列传的分类法本就是司马迁所创，他就更有资格随心所欲地运用了。到了书的中段，宫崎市定顺理成章地将这一“史学家的特权”提炼为一种伟大的史观。在他看来，司马迁这样的史家，是超越了君王、超越了时代需要的存在。即使肉体湮灭，千百年后的读者还可以通过他们书写的历史来认识他们。到了全书后段，宫崎市定更是把这种史观和人生观联系在了一起，指出司马迁通过撰写《史记》，使自己回归为一个完全的自由人。原来，宫崎市定在意的不仅是司马迁的史观，还包括他的人生观。而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人生观，反应了当时怎样的社会背景。结合《史记·列传》中大量关于游侠、刺客等平民故事的叙述，宫崎市定认为在秦汉之前，封建应该不是绝对、唯一的社会形态，在封建制度触及不到的社会下层，应该还存在着一个类似于古希腊城邦的都市社会，并孕育出了相应的市民精神。然而都市社会即使可以与封建社会共生，却不能与专制社会并存。秦汉以后都市社会与市民精神渐渐式微，在宫崎市定看来，这恐怕也是后史中的列传总不如史记中的列传精彩的原因之一。薄薄的一本《解读史记》，蕴藏着巨大的信息量，作者在全书结束之际，还敲响了不绝的余音。
《宫崎市定解读《史记》》读后感(七)：宫崎市定：如何去辩证的读《史记》
对于《史记》，一提起来中国人都很熟悉，它是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毕生心血，里边记录了从黄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大概有一千年。《史记》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源头所在，也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历史学。在他之前，历史学几乎是一片空白，除过《春秋三传》，再没有什么历史典籍，而且《春秋三传》都是以编年体历史来呈现的。而《史记》则是开创了新的历史记述结构——纪传体。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可以说前无古人。由此可见，《史记》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学的地位，故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宫崎市定先生是日本的历史学家，著不著名不知道，不过日本人要读懂《史记》都离不开这位老先生的解读，而且他还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批研究《史记》的历史学家，所以其地位同样不可忽视。曾经荣获“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对于史学界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比如他对《史记》的解读。解读《史记》不仅是对历史的解读，更是对作者司马迁的解读，在这两方面宫崎先生做的非常全面。读《史记》首先要有个态度，即辩证的看待历史，还是全盘接受。宫崎先生很显然选择了前者。这就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提供了一条清晰可见的研究历史的路线——读历史，要辩证真伪，而不全信。
这一点对于我是最大的感触，因为第一次读史记，之前只是以文学形式读过几篇文章，例如《陈涉世家》《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对于《史记》的历史性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也就先入为主的认为凡是历史皆为真实的过往，而不去怀疑其真实性到底有几分。然而读了宫崎老先生的解读史记后得知，《史记》中的历史大多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呈现出来，而这样的形式有这样的好处：即故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很强，能很好的将读者代入历史，这个当然得益于作者的绝好的文笔和对历史的感知。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由于太强的故事性，使得人物的历史性瞬间削弱，读起来总觉得有些虚构，或不真实，或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像宫崎市定对司马迁的戏谑一样，“司马迁是优秀的历史学家，但他记述国家时比起政治更喜欢战争，记述人物比起事业更喜欢逸事。”那么，到底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难道司马迁真的只是喜欢记述这些吗？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所限。当时是历史资料极度匮乏的时期，不像今天的史料一样卷帙浩繁，史书如山；当时不要说史书典籍，就是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事件都很少，至于野史逸事亦是根据作者自己遍访天下，根据人们口口相传的资料，才慢慢搜集整理撰写的。所以对于历史的考证和查访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尽管在今天看来，很多事情我们一眼就能辨别真伪，然而在当时确是第一手可堪阅读的史料。至于环境问题，更是令史学家如带枷锁，因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尝尝让作者束手束脚，不能畅快的直抒胸臆。
然而按照宫崎市定的解读可知，司马迁是受到儒家学派相当大的影响，这从他把并不是诸侯的孔子列为世家就可以看出，他在儒家学派的影响下开创了新的历史学，并且为后来人做了一个杰出的榜样。孔子讲“仁”，说“君子爱仁”，但是到底什么才是“仁”，并没有具体的说法，仁慈，仁爱，仁心，仁术……大都与善相关。而宫崎市定对于“仁”做出了具体而新颖的解释，意为“自由”。孔子在答弟子时说，“求仁得仁，有何怨乎？”在此把“仁”理解为“自由”是很贴切的，也非常符合司马迁的心境和态度。
诚然，历史学家是需要极大的自由环境和条件去施为的。也就是说，“司马迁之所以能够身临其境般地热情诉说过去，正是因为他回到了原本的自由人的立场，忘却现在，一心只想为后世之人娓娓道来。”司马迁为了对得起自己的内心，也对得起后世之人，他不畏强权，坚持自己的看法，在李陵事件中陈述事实，为李陵说情，竟然遭到了酷刑宫刑的惨痛折磨。然而他坚信“威武不能屈”“仁以为己任”等，所以他依然付出毕生心力，呕心沥血才著出《史记》。在这件事上，可以表现出司马迁作为自由人的骄傲和自信，当然这一点从《史记》中的其他人物和故事亦可看出，此处不便赘述。
在解读史记一书中，宫崎市定先生还有许多独特新颖的见解，对于研究《史记》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材料和参考，有些问题更是打破传统，为史学界开辟了新的天地。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宫崎先生说的一些观点也不能全盘接受，只是作为读者更好的阅读和理解《史记》的一面镜子，希望每位读者都有宫崎先生的这种勇于考究，勇于质疑，不断创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