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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读后感10篇

2018-04-11 21:11:01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读后感10篇

  《公民社会启蒙精神》是一本由陈乐民 / [德]史傅德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元,页数:34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读后感(一):为什么启蒙?(再版序言)

  “启蒙的世纪”很漫长,自17 世纪初持续至19 世纪,其间涌现出大批思想家作家科学家、法学家、政治家(包含几位女性)、医学家和教育学家。“启蒙者”指的是教化别人的人,拥有一批愿意接受教育的受众。接受并非一项消极活动,相反,它具有极强的主动性。它是个人的与社会的自我教育。即使在荒郊野外,在偏僻落后农村人们也可以通过读书,翻阅《百科全书》上的图片讨论报纸新闻,通信往来,接待旅行者或旅行,而受到启蒙。启蒙运动就像一片前所未见文化实践广阔天地,在西欧和北美以及从东普鲁士直到西伯利亚的一些孤岛地带,构建起一个全新的社会。

  这些实践的坚实基础存在于已具有发达市场商业工业手工业和贸易的社会里,比如在荷兰、伦敦、苏格兰、巴黎、波尔多、汉堡等地,并且植根于许多领域中,比如法院机构科学院这样的学术社团

  启蒙时代首先涉及精英,就是那些拥有决定权的人,而后也扩展到被统治者,他们尝试以这种方式参与决策过程。首先精英们因其良好的社会或政治背景,受过教育,有利于从事阅读写作活动,与各种不同出身的“同类人”一起参与知书达理的辩论。资产阶级见到贵族国王会面哲学家,尚贤者认识商人军人相遇音乐家。路易十六和他的宫廷近侍阅读并探讨那些正是由他本人审查和严禁的书籍宣传册,还以此为乐。

  人民既是启蒙被动的受众,又是主动的参与者。企业家、资产者和贵族充分认识到新社会需要素质、受过训练人才,因此出现学校。此即常识。但一种隐患也随之而来底层人民看见并发现一个比他们日常生活更为丰富世界,这一落差只能引起强烈失落,进而转换成对社会的不满发展为反抗。

  启蒙的全新之处在于其开拓的目标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强调个人与人类的作用幸福价值。一方面,人们意识到了,另一方面,人们也被震惊了。这一原则不言而喻主张与其背道而驰荒唐的。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一显著事实威力来源于何处,它像是从天而降

  危险接踵而至。对幸福的追求是不言而喻的,没有限制和节制。此前的世纪参阅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著作,通过对感官愉悦的节制来追求灵魂安稳。自此以后,什么都无法阻止对丰富物质快感积累与再投入,无论快感源于饕餮或情色。萨德的幻想噩梦结束,性愉悦以谋杀和集体屠杀而告终,没有一场源于理性道德审判得以介入。对幸福必然的追求被无限延伸,却终止在人们肆意相互残杀的状态和对欢愉恐惧中。

  正是这一点证实了启蒙时代存在的社会局限性。若我们确信精英们知晓自控,可以掌控感官的欢愉,对财富权力有自制力,普罗大众和社会各阶层是否如此就不得而知了。此时,我们情愿以“顺势疗法”来实行启蒙思想,就像让孩子尝一下葡萄酒,但是必须先掺水稀释。

  被命名为“启蒙时刻”的现象随处可见。精神在觉醒,人们意识到四周一片混沌,要在个体和社会的精神层面重建秩序,恢复光明。康德把这种状态比作沸腾的海洋中间的一座小岛,社会层面的鲁滨逊式的觉悟。卢梭试图解决一个明显矛盾——人生自由无处不在枷锁之中。简言之,就是给人性的觉醒一个方向,给无序的社会一个秩序。

  然而,我们无法掌控社会上的一切。物质财富、金钱资本,拥有卢梭称之为一种“物质的力量”的东西,这种力量通过积累和再生产造成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平等和矛盾。卢梭看不到能够理解和掌控这种力量的可能性。唯一的措施就是政治干预,时不时除去市场经济中的“毒草”,国家征收过分的私有财产权,这在卢梭那里被认为是神圣的。

  因此,启蒙时代预示了个人与社会的自由,让人呼吸新鲜空气。然而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对待那些不要自由和理智的人呢?卢梭以为,需要“强迫他们自由”。这句话经过诡辩,残忍可怕,很久以后再次出现在纳粹集中营的大门上,在那里既要强制人们劳动,又要大规模消灭人群中的“异类”,也就是不受欢迎的那类人。

  启蒙时代最有针对性的发现之一就是通过实践认识到社会永远制造理性无法解决的矛盾。兰盖是研究这一矛盾的大师,他揭示出一个简单有趣的状态,从而获得学术上的成功和智识上的话语权:社会永远在制造难题,而人们却努力通过社会来解决这些难题。路易十六很欣赏这个洞察先机的玩笑

  在商业社会,市场经济既不可预知也不可控制。为了避免在诸多变项中彻底迷失方向,至少一些政治参数应该是稳定的。启蒙时代确定了“法治国家”的原则。康德认为,共和体制正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它和社会收入正当分配模式传统构建决裂。法律并不必然公正,但它给未来指明了清晰的方向。法律废除特权,使所有人都平等享有权利,这就是迫使所有人自由。

  具备了三四个世纪的实践经验后,趁着还不算太晚,我们应做一份总结。启蒙时代确认个人是商业社会的人或者公民,并寻求给予“人”一个政治社会导向,强化并将其引领到人与个人的状态。这一规划首先是针对社会精英,即决策者的。这不是毫无道理的,为了实现这一规划,个人和道德都必须足够强大,而精英们理应如此(否则他们会在筛选中被淘汰)。康德把法人的范围局限在经济和思维上自由的人当中,也就是说自立、自主的人。直到几十年后,工薪阶层才大大增加了康德概念责任人的范围。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一个市场社会的存在前提是个体和法律规则,即为理性所引导同时与他人进行理性沟通的法律上的人。这一切息息相关

  启蒙时代被称为百科全书时代,所有人应该可以获悉所有的知识,没有例外。然而知识的秩序或传播应该在个人的意识中建立起来并且不断更新。还有,这并非亘古不变、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过程。就像生活,其过程中会走偏,会犯错,也会进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以其宏大工程成为最后一位启蒙时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批判并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领域。这个意义上的最近一次尝试不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维也纳学派“唯一科学的全球社会”项目,最终让步于科学工作分工,这一分工从此不可逆转

  这样的进程不由政治命令来决定或禁止。开明专制主义只是政治上服从于公民乃至商业社会精英们的要求。启蒙思想逃脱了诸多种类主观意志后不自觉地在人类意识中确定下来。就像马克思在批评黑格尔时所说,问题在于各种意识形态要适应公民社会的不同功能,还必须要保证公民社会的正常运转。这是一个整体作为社会物质生产所必需的理想形态发挥作用。人的平等与自由抽象必要的形态由此而来。这无法立即等同于政治民主,而是共和政体,即意味着法律关系和“法治国家”,否则社会将无法运行,甚至可能导致市场社会解体。

  这是否意味着已经进入市场和资本领域的整个社会也同样应该进入了启蒙时代?如果将启蒙时代看成是唯一的、机械的模式,而不是逐渐融入社会演变洪流中的过程,那是对启蒙时代的误解。这需要将400 年来的历史变化进行比较。但马克思的评判仍具有说服力,且毋庸置疑:每一个社会都使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功能上与其相对应的精神工具。商业社会必然会要求并产生法人即政治意义上的人的自由与平等。四个世纪以来,形态已改变了许多,仍处在发展之中。但是显然,没有这些原则,这个根本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将在人的意识中坍塌。

  把这些不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自相矛盾的实践联系起来的正是确信新的公民社会本身独立存在,确信商业的、金钱至上和资本的公民社会病入膏肓并携带病原,不仅仅因为其污染而不健康行为,尤其是因为其道德和心理上的问题。不采取行动,不给它解毒,贪婪的毒液会侵蚀人类社会。这一共同的信念解释了那些在当今社会里看来如动物磁气说一般玄乎和不理智的实践。也正是基于这一信念,日后的革命惺惺相惜,试图寻找治愈社会病体的良方。他们在共和体制雅各宾专政的恐怖中相遇了。

  就像公民社会、市场社会同时带来的其他现象,例如现代民主或政治代议制,启蒙根本不是既成的事实,或者是标准的解决方案,而是一个难题的表述,永远在追寻一种让矛盾运动起来的动力,找寻一个解决方案;不是处于统计的状态,而是从时间上不断扩展和延长。启蒙时代因此被认为是永无终点的进程,而非一劳永逸的结果。通过艺术美学、感官、智力友情爱情交际等种种元素,启蒙使得市场社会的残酷性至少暂时可以忍受。启蒙为没有任何道德可言的市场社会至少带来了一些伦理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很脆弱。启蒙绝不是革命性的,它至少为这样一种信念打开了社会前景:从物质和精神上超越那种“急需的”(根据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表述)公民社会,是可能的。

  史傅德 2016 年8 月

  《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读后感(二):没有精神洗礼,何谈公民社会

  最近一段时间,韩国频繁登上新闻头条,前总统朴槿惠因“闺蜜门”,引发韩国民众大规模示威,成为韩国第一任被弹劾下台的总统,其所涉案件也将于近日正式审理。自乐天集团与韩国政府交换土地用于“萨德”导弹的部署后,上周“萨德”系统部分装备已运入部署地正式进驻,韩国一些宗教、社会团体和平爱好者等近百人聚集在首尔光化门广场静坐绝食,以抗议韩美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面对这一危机时刻,韩国新一轮大选迫在眉睫,首次启用“提前投票”机制,谁能成功突围,终将取决于民众的选择

  如上,韩国最近几次示威和抗议,运动的人数教多,皆是由民众自发响应,没有政党色彩,能否看作公民社会的代表呢?或许有人会说,这样也把公民社会看得太简单了,尽管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但仍不至于称为公民社会的运动,恐怕其中许多人都是随大流,不知独立思考群众,而公民社会是建立在理性的态度以及独立思考之上的。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不是专业人士,无法下结论,但我认为,不管有多少随大流的民众,必然存在少部分真正具有思想的民众,既然如此,这样会思考队伍定能一点点的发展壮大,若能重新迎来一种思想解放,岂不乐哉。

  正如曾经发生在欧洲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它批判了封建主义,打破了思想的枷锁,使自由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从这点看来,启蒙运动和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颇为紧密,并且启蒙主义者喜欢自我批判,这在公民社会中起了巨大作用。那该如何看待二者在当今社会的意义呢?这本由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欧洲近代史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客座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史傅德,以及中国社会科学荣誉学部委员国际政治与欧洲学家陈乐明合著的《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便详细探讨了这个问题,两位学者一中一西,研究领域相仿,又都是治学严谨之人,关注着几百年前的历史,对照着古今中外,既是大学究间的探讨,又是对话式的语录。他们在书里漫谈欧洲启蒙精神,探索欧洲公民社会,反思东西文化差异。

  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启蒙札记”和“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以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历史为主线,不时地插入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关注,在这双重背景下讨论欧洲启蒙精神和公民社会。犹如聊天般自然的对谈中,两位学者的批判与反思贯穿了欧洲内战、市场经济、宗教改革民族主义、教育、革命、理性、传统、政党、欧盟建设等诸多话题,其中作者特别关注启蒙精神在西欧和北美的生根发芽,而了解启蒙精神有助于理解欧洲公民社会的历史进程,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小的启发意义。故此书在历史的大视野下,重新思考启蒙精神对公民社会的促进作用,充满了现实的观照、思想的启迪以及智慧哲理

  仔细想想,为何欧洲国家相比其他国家更为进步,就在于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想运动,诞生了一大批对公民社会理论与思想有作用和贡献哲学家和思想家,影响了各个领域,给后世带来极大的进步意义。而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恰恰缺乏了这样大规模的思想革命,尽管有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却并不持久,并有局限性,无法很好地产生思想和文化的碰撞。可是要想建设公民社会,就需要有一次广泛而又深刻的启蒙运动,将公民从愚昧无知中解放出来,追寻科学真理,成为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民主意识的公民。也唯有经历一次这样脱胎换骨的精神洗礼,否则我们无论付出多少努力,当今的中国社会都谈不上是公民社会!

  面对这样的现实,作者陈乐民先生在晚年才悟出民族的振兴,需要的是文化的启蒙,并以年迈之躯重新对欧洲文明展开探索,对历史与现实展开无尽的思考与追问。那我们作为当代的年轻人,对未来必然抱有极大的期待,又是建设祖国的主力军,肩负着振兴祖国的重任,我们是否要注重思想的启蒙呢?我们不妨先从这本《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入手,去了解和感悟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进程,思想解放也将由此开始。

  《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读后感(三):《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无用之书”的有用读法一种

  《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一本顾名思义的书,很深奥,里面的大道理看起来也似乎跟我们很遥远,所以,当你遇见一本这样的书,真的会有兴趣翻阅吗?很难,不是吗?

  懂得“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对为生活而奔波时候的我们来说,是“无用之学”,因为它们既不能用来发财,也不会教我们升官,但如果告诉你,其实它讲的道理,都可以帮我们更高维度的理解生活呢?

  让我们把时间先往回拨1年,对没错,也就是去年,2016年。

  这一年的6月,《华尔街日报》的一份调查,将中国留学生推上了风口浪尖:

  《华尔街日报》分析了14所美国大型公立大学提供的2014-2015学年作弊方面的数据,发现每100名国际留学生中就有5%的同学有作弊嫌疑,而100名美国本地学生中,则只有1%的同学有作弊嫌疑。换言之,在作弊概率方面,这些大学的留学生们至少是美国本地学生的两倍,最高的达到美国学生的八倍。其中,中国留学生被指作弊现象最为严重。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理解?只看报纸的结论吗?该报分析称,中国留学生作弊现象,大致由三大原因催生:语言不通是罪魁祸首,校方纵容可能是留学生作弊的最大推手,文化因素不容忽视。

  好一个“文化因素不容忽视”!你我身在中国,没参与过,至少也是目睹过多次作弊了,照这样说,作弊成风,难不成最后的结论就是“老生常谈”曰我国文化或天生有劣根?如果是这样,未免也太无趣了些。

  关于“作弊”问题,与其把它纳入文化比较范围内探讨,倒不如让我们上升到公民社会的启蒙层面来看。

  上升到公民社会的启蒙层面来看问题,何解?要解析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搞懂两个概念:

  1、何谓公民社会?

  2、何谓启蒙?

  先看第一个问题:何谓公民社会?

  时下我们所谓公民社会,英文是Civil Society,即指一个需要政治体制、互相联系、自我组织的社会。

  “一个需要政治体制、互相联系、自我组织的社会”,怎么理解?其实公民社会是一个提出问题的过程,也是历史进程中形成一系列行为准则的过程,它的动力应当是社会本身而非政治力量,它基于市场经济而演化,然后要让社会中每一个人自然又必须遵守一些准则。那么,怎样才能让大家有遵守准则的意识?靠启蒙!

  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一句名言:“启蒙运动就是人类摆脱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单从字面或康德的解释上看,“启蒙”似乎不难理解,甚至不难做到。然而,“实现”启蒙,却不是那么容易了。

  “实现”启蒙,首先需要有认识自己的“勇气”,再者,需要对人类社会进行锲而不舍的探索、奋斗,不断的用理智来代替“不成熟”。

  是的,从公民社会的启蒙层面来看,所谓“作弊”,其实更像是一种“不成熟”。

  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公共权力运行规则,公民社会不是靠血缘家庭关系形成的,而是一种“公共”的领域之内因为价值目标认同形成社会共同体,为了这个共同体能够有效的运转,我们必须遵循共同认可的规则,达成彼此互惠共享的生活。“作弊”之“不成熟”也正在于此。

  “作弊”,不该仅仅是我国文化天生劣根与否的辩论,更应是当下中国与世界接轨时候一种认知问题。“作弊”,不是普世价值观会去主要管辖的词汇,却是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的行径。它不符合达成彼此互惠共享的需求,因为一方作弊,必有另一方利益受损。它也不是公民社会层面必须遵循共同认可的规则,甚至很不利于公民社会“公”与“私”之间形成清晰的边界,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是西方世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主流价值观,我们可以不认同,但在世界联网的今天,不能不尊重,尤其是在身处深信这一套价值观的国家时。

  以上,本文所谓关于《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这类“无用之书”的有用读法一种,实在肤浅,却不失为你我这种社科学门外汉入门兴趣之来源,通过阅读《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这样的书,换一个更高的维度来思考生活周遭问题,想他人之未所想到,谈他人之未所知道,岂不也是探知求真的快乐所在吗?

  “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是两个概念,也是一个课堂,一个个体责任与社会理性的练习场。当它们“百姓日用而不知”,我们作为公民的思想境界将得以升华,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将因为这样的公民变得更顺利和成功。

  是以为记。

  《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读后感(四):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书里这句话跟我之前看过某本儿书里的一句,这都不重要,不重要很像哎,这书其实很是小家子气的,比如书名儿高大上其实不过是半部读书笔记外加半部聊天儿唠嗑儿,手札是这么写来着不是?我记得我查字典说是读书时候的摘要和心得放一块儿的叫法儿,其实不过是读书笔记的优雅叫法儿,这都不重要。至于后面的唠嗑儿的意思就是孔老二讲的,名不正言不顺还是啥来着?还有一句叫我印象深刻的话好像说啥知识分子的良心,其实有个表情说摸着你的良心不痛吗!额,请问良心是啥。话说我根本不是知识分子啊,我只不过是读过三本儿五本儿的小说儿罢了,念了三天半的书,实话哈。

  看书的时候曾经想到遇到一个,算是朋友的人好了,其实不过是点头儿之交唠嗑儿有过那么几次,这几次那叫一个印象深刻啊,比如我们聊到某个人,我这样的大大咧咧的直呼其名,某人说你这野孩子,我都要叫某大师,某先师,要尊敬懂不?其实你佩服某人难道就不许别人不佩服?这还是好的,后来一次说不过我了,直接来一句我就是被洗脑了,就是被洗脑了,就是被洗脑了,之后我再也不搭理他了,再后来听说被传销的带走了,再后来就不知道了。你这样叫我很为难的好不好,我也不说你啥学历了,比我高的不是一点儿半点儿的,毕竟我是没有学历的。后来有人问我说这个世界知识大爆炸,信息流通速度快,渠道多元可是为啥某些人,不,某些个群体为啥获得的知识和他们的行为,指不包容、极端、攻击性强、偏见。甚至怀疑他们咋学的,一句话你当智慧是人人都有的吗?其实这本书说的好,咱们需要彻底的启蒙。

  书里面另一个比较好的观点是,启蒙需要三五百年,据说欧洲人启蒙了四百年了,这事儿还在继续干,还反思来着。至于我们我看也还是再次需要像晚晴民国那儿有大批人,来摇旗呐喊,再有一帮助威的,然后还得持续不断的启蒙下去,今时不同往日如今也不是当年那个阿蒙了。对于这种事儿,我是比较悲观的,最少在三五十年是不太可能出现这样一群人的,至于那些个随便语言甚至说几十年可以完成的,当个笑话听听就算了,我记得曾经看过一篇儿类似文章大概是十年前的事儿,也算挺有名的,后来不了了之了,再后来类似的文章也看过不少,时至今日乃是看到书了,其实也许之前也是有过书的,只不过我这个乡下的野孩子读书少,没遇到也是有的,还是那句启蒙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实这都不重要,又急不来的事儿,可别来不及了就好。

  本来,我有些想要说来着,后来觉得这都不重要,再后来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既然这样何不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时间本来就是用来浪费的,人生不过百载奈何你野心太大,岂非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乎?言尽于此,呜呼哀哉!

  溪川上

  2017.07.02 傍晚

  《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读后感(五):启蒙精神

  今年各国政治各种反转大事件犹如比谁更能让人震撼一般,一泼接连一泼刷新三观。国内网民们戏称为韩剧美剧和欧剧的连环比拼。韩国前总统朴槿惠邪教与闺蜜门闹得沸沸扬扬,最终离开青瓦台进了监狱,美国总统大选川普意外逆袭,邮件门吸引眼球。民众的呼声与参与一直伴随着这一场场政治大事件,国外公民的政治参与度似乎总是更高一些。然而在这些政治事件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及我们自己对于民主公民等等这些观念并不太了解,甚至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去争取自己的权益。书籍的第一页,就写上了康德的这样一句名言: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勇气与理智,这两个字是沉重的。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唤作启蒙,而这敢于去解放的先驱,都是令人钦佩的。本书的前一部分便是这些先驱的故事。从18世纪开始,对我们影响深远。

  每一个民主国的建成,都有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也都有一群在前努力斗争与争取权益的英雄,我们叫那些传播民主精神的英雄们思想家。他们用勇气与理智为人民争取更好的,建设更自由的,甚至可以牺牲一切。思想的种子播下,总会生根发芽。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各位启蒙先驱们,伏尔泰——启蒙运动的先驱。从迷信到理性,想想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艰难,想想因为坚持而在火刑柱上也不曾求饶与反口的科学家们。这个过程无疑是艰难却必须的,伏尔泰写下《历史哲学》继续与迷信作斗争。一个社会要进入现代文明,不经过“启蒙”是办不到的。以史为镜,这本书研究国外启蒙运动如何在西欧与美洲如何生根发芽,是为我们建设更文明的社会与思想建设做铺垫与参考。文化在不断碰撞中形成新的文化,固步自封从来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历史进程中缺乏什么,我们的精神建设中缺乏什么,这就是这本书思考的,引入的。一本正确的史实对于我们学习是重要的,网络上消息泛滥,很多年轻人抱着学习的目的去寻找,有时候却被有心人误导,国内网民有多容易被诱导,我们应该都深有体会。这本书入门公民与启蒙精神是不错的选择。

  《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读后感(六):《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一个孤独研究者的临终嘱托

  《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一个孤独研究者的临终嘱托

  陈乐民教授的名字,在我的印象中,远不如他的妻子资中筠来得熟悉。资中筠所著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曾经认真地拜读过,现在所留下的印象,就是感觉到框架很大,观点很正,但可供反复咀嚼的能够一言洞穿的具有新意的说法,却未能留下只言片语来。这也是中国式文论的特点,四平八稳,字正腔圆,而少个人的卓见,更缺乏个人的独到见解。

  陈乐民教授已经于2008年去世,在他去世前,留下了一本凝聚着个人思考的《启蒙札记》其中主要文章的写作时间都在2007年左右,这时的陈教授已经身患尿毒症,但头脑依然清楚,从他在临终前所思考的问题中,可以看出他在生命将逝的时光里,他最关注的内容是什么。

  2005年左右,陈乐民教授还与他的女婿进行了一次对话,这份对话,由他的女儿用录音机录制下来,然后进行了整理,最后这部分对话录,形成了《对话欧洲》的主体内容。

  《启蒙札记》与《对话欧洲》可以说是陈乐民教授在一生中最后时刻的思考实录,这两部分内容,其中交织的是两个问题,这就是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

  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两本书合作了一部书,名为《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可以视着一名老学者在临终前的学术嘱托。

  正如陈教授自己对话录中所说的那样,他在研究哲学、历史的过程中,感到了深深的孤独。他称:“我是个孤独的研究者。我只能躲在自己的小屋里尽可能多地阅读。我和年轻人讨论时,他们对这类问题并不感兴趣。”(P307)

  他指的问题是“西方历次革命之间的区别”问题。

  作者心知肚明,他研究的课题似乎过分遥远,不会得到“年轻人”的关注。那么,这里面究竟是蕴含着什么样的原因?

  陈乐民研究的方向中,有一个是“公民社会”的问题。什么是“公民社会”?陈教授的女婿史傅德在对话录中对此作了一个解释:“现在我们所说的公民社会,是指一个需要政治体制、互相联系、自我组织的社会。动力应当是社会本身而非政治力量。”(P185)。

  大意就是指这个社会中的“公民”本身具有独立的人格,充分的自由,能够在社会里展示自己的个性与价值,而不是从属于某一个政治力量。“公民社会的基础是市民相信法制国家,而不是自己起来反抗。”(P190)。

  这个公民社会当然排除了政治的歧见,能够达到自身的稳定与和谐,从理论上讲,这当然是一个理想的境界。那么,“公民社会应该如何来构成?”书中的对话录里,对此有着明确的解读:“公民社会是由两方面构成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精英的介入、变革。”(P194)。

  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基础,一个框架,能够保证公民在这个群落里展示充分自由、具有个性化的自己,然而,市场经济本身就带着自身的缺陷,而修正这些缺陷,就必须依靠一个精英阶层加以斧正、襄助。正如对话录中所说的那样:“从中我们会看到公民社会的两个层面,即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与社会的自我改造。”(P194)。一句话,“公民社会就是市场经济加上自我改造。”(P196)

  关键这个改造依靠什么?

  这就涉及到书中的另一个重要核心,就是启蒙问题。陈教授深刻地指出当前中国在推进公民社会过程中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缺少一个公民社会意义上的知识阶层。”(P196)

  最终问题又回到老套路上来了。就是中国缺少一个精英阶层,在陈教授的语境里,中国的根本问题,是需要通过一个精英阶层来修正市场经济中不相谐和的凸起部分,来保证市民社会的大力实现。

  启蒙是一个带着精英意识的概念,它反映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训导、灌输式的姿态。陈乐民先生沉入到欧洲历史中,意图找到西方启蒙的旧有范式,来寻找中国前行的方向性参考。这也是陈先生在生命的晚年,为什么仍然执着地深入到欧洲16、17、18世纪去探讨这三个最重要的倡导启蒙精神的时代的原因。他皓首穷经在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精神空间,不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些思想家的点滴所想,以中国式的简练的语言表达出来,甚至他所做的工作,不像是一个研究者所应该做的高屋建瓴般的评析,而是完全在作着笔记式的摘抄这类近似于一名大学一年级新生所做的基础工作。但是,正是通过陈先生这种基础性的对启蒙精髓的原汁原味的梳理工作,我们可以看到陈先生对于张扬启蒙精神的执着与坚守。他不断地重复着这样一个在他心目中必须让人人都应该知道的理念:“启蒙的精神说到底是理性与自由。”(P165)。他深感启蒙在中国尚没有完成应尽的使命与任务。“任何一个民族从不文明、野蛮、愚昧、专政、盲从的社会到文明、民主、自由、人权受到普遍尊重的社会,都必须经过‘启蒙’阶段,不能逾越和绕过。”(P165)。

  从陈教授的话外之音之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话语标的。而陈教授也从不避讳他在文章中的尖锐指向性。他指出:“多年来,有一种人数不多、能量不小、影响有限、逆时而退的现象,就是‘新左’、老‘左’与舶来的‘后’,有形无形地‘殊途同归’,把历史车轮推向后转是他们最终的‘通感’。” (P165)

  由此,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清晰地读懂陈乐民先生的思路脉络。但是,为什么陈乐民的研究课题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得不到年轻人的兴趣呢?我想,这根本的原因,仍然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围绕启蒙而展开的一场知识界的全面争论,这就是“启蒙”与“救亡”谁主沉浮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中,启蒙固然很重要,但是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与启蒙相伴生而来的还有一个更加危急的“救亡”。陈先生感慨今天他所提及的问题,得不到年轻人的响应,但是,我们要看到,当代的一些热点话题,还是能够得到年轻人的热烈响应,这些热点话题,如果归类到“启蒙”与“救亡”这两个大类中的话,我们会看到,那些能够引起关注的议题,绝大多数都集中在“救亡”或者类似“救亡”的话题范畴中。中国历史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一个学者可以抱着良好的愿望,对应于西方文化的成功的套路,而设定中国式的前进模式,但是往往要碰到诸多的在西方文化中不存在的外力的分解与拉扯,使得中国式的发展路径必然要有自己的方向与体系。一个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只能是这种力量分解后的一种分支力量的一部分。陈乐民教授的努力,也正是这种力量的一部分。而书中最为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在与原籍德国、担任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欧洲近代史教授的女婿史傅德的对话过程中,陈乐民教授对西方的公民社会褒扬有嘉,而对西方政体有着深刻了解的史傅德却直言不讳地声称,西方当代体系下公民社会已经面临严重危机。陈教授向往着西方语境里的公民社会,但来自西方社会里的女婿却称公民社会却并非善茬,两个人的讨论指向,出现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偏差。从这里,我们正可以看出,历史的前行与发展,往往并不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就能够一蹴而就的,它往往是一种综合力量合作的结果。陈乐民先生作出了自己的探索,这一点,就足够让我们对他表示敬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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