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经典读后感10篇
《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是一本由沈榆著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198.00，页数：40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读后感(一)：观念•范式•实践
特约书评：方晓风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助理、教授、《装饰》杂志主编
当沈榆先生邀请我为这本《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写序的时候，我很惶恐。沈榆先生于我而言是设计研究的先行者，由我来写序，很唐突，这是其一；其二，是这本书所涉及的话题十分广泛，也十分新颖，观念史的写作在设计史的门类里还不多见，自觉没有那么好的把握能力；其三，是中国现代设计的历程颇多曲折，针对中国现代设计发展的研究，其价值也颇多争议，如何面对？但，思之再三，仍不揣冒昧的愿意落笔，实在是浸淫其中多年，希望有机会能向众方家讨教，借此书的面世，不失为一个好的时机和平台。勉力写来，我以此文作为预览此书的读后感，呼应作者的立意，更多是一起探讨中国设计的发展路径。
设计作为一个学科在全世界都是年轻的新兴学科，而中国设计的年资显然就更短了，时至今日，这门学科的发展都还不能称为完善。那么，这么一门远未完善的学科，其观念史是否可为呢？这真是一个难题，不好回答。如果是一门成熟学科，必然有明确的观念指引，由观念而产生较为明晰的学科范式，由范式而衍生出一系列的具体实践，实践印证观念的成效，也可能修正观念的偏差，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一个不断前进的链条。这自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中国设计的现状显然不是这个状态，也无法生造出这么一个链条，借由这根链条去描述历史发展的脉络。如此说来，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既无那么多的观念自觉，也缺乏观念演进的清晰线索，间歇式的引进、学习和模仿，构成了人们对中国现代设计的直观印象。
然而，相信读完此书，人们会有不同的感受，作者在不可为中的作为提供了我们思考、理解设计的另一条路径。作者在结语中将其对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的梳理称为“断简残篇”，有自谦的成分，但也是实话。前述的理想状态是西方学术中常出现的情形，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先验历史观的反映，这一体系的理论呈现有很好的清晰度，但在真实度方面往往并不能称善。沈榆先生写作此书，倒是真正的实证精神的实践，“断简残篇”背后实在是广泛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暂不论线索梳理之功，单就资料的呈现已显示了作者的视野和雄心。除了对雷圭元、庞薰琹、陈之佛等先生的图案理论和教学的回顾，作者更把目光投向了小设计圈之外的大历史，将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追溯至晚清的洋务运动，此时兴起的重商思想可谓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转折，是社会整体价值观的重新塑造。
由重商转为重工，康有为有“他日必以工立国”之语，进而再转化为实业救国思想，观念在实践中的不断调整，既是对问题的思考走向深入的过程，也是作为后发国家在策略层面的因应，即使是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模仿，答案也不那么简单。作者列举了民国时期的三位经济学家谷春帆、顾毓线和简贯三对工业化的认识，谷春帆认为“中国工业化，决非简单的工业建设，而要将整个文化、整个社会，连中国人自身一起变化过来”；顾毓线列举了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在观念层面的8项变化：“一、以人定胜天代替听天由命；二、以精益求精代替抱残守缺；三、以进步中求安定代替安定中求进步；四、以组织配合的整体代替散漫零星的个体；五、以准确的代替差不多；六、以标准代替粗滥；七、以效率代替浪费；八、以造产建国代替将本求利”。简贯三则着重强调效率和准确，“‘迅速’乃表示效率性，‘准确’乃表示精确性，这两样在农业社会是不大讲究的，而在工业化的社会，却引为公共生活的标准”。显然，价值观的重塑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这些认识在今日读来还令人不胜唏嘘。潘光旦与刘绪贻关于工业化之利弊的争论，即是社会精英层面的反弹，不能以简单的是非来论断，但观念与时势的配合确实需要更宏阔的视野和综合的把握。
这部观念史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作者并不恋战，中国设计的发展是在实践中不自觉地滚滚向前，并没有沉湎于争论。在策略层面，方显廷提出“低度工业化”论，丁趾祥提出“丝绸工业优先”论，高叔康提出“优先改良手工业”论，无论是何论调，都反映的是如何务实而快速地使中国走上大工业化的快速轨道，振兴经济，增强国力。这也是沈榆先生一再强调的实践智慧的表现，实践智慧并不仅体现在具体的设计实践中，或者郑可系人才培养的高成材率上。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再来看遍及广告、摄影、家具、电器以及电影等等领域的设计成果，在理解上可以有更深一层的体会，社会观念的整体养成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之后，政治格局的变化，带来的一个变化是更多的讨论停留在具体的技术层面，或曰战术层面，战略层面显然要服从国家的宏观战略而并无讨论的余地，作者提出的一个论题是“工程技术的溢出效应”，即设计没有被作为主要关注的对象，但是随着工程技术的推进，附带着受到影响和推动。直至改革开放，留学归国人员的推动、港台经验的输入、国外书籍的翻译构成了一波壮观的设计热潮，绵延至今。书中提到1991年的两次工业设计研讨会颇有意味，一个是两所院校主办的多国工业设计研讨会，对于设计教育而言，观念不清显然是致命的，其中日本专家与国内学者的对话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在认识上的落差；10月，轻工部组织的工业设计研讨会，则更具官方色彩，有拨乱反正的目的和意味，而背景是严峻的现实——全国非正常库存产品的价值已超过1000亿元（这样的情况是否似曾相识，去库存，供给侧改革又成为当下的难题）。会上，时任上海工业技术发展基金产业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曾忠锵建议上海要从8个方面入手做工作：1、开展工业设计全民普及教育；2、成立有权威的上海工业设计委员会；3、把工业设计列为振兴上海的市策；4、开展上海工业设计年活动；5、建立上海工业设计网络；6、筹建上海工业设计大学（学院）；7、加快“三大基础件”的攻关步伐；8、制定工业设计的地方法规。从这些建议不难看出当时的部分官员对问题已有很好的认识，虽不能全面落实，但也是后面发展的基础，如今上海早已有了“设计之都”的头衔，回头再去对比曾经的建议，还是有不足。全社会如何建立对设计的系统认知，实在非朝夕之功，民国时期谷春帆等前辈提出的理想仍然是个理想。
作为同道中人，我一直思索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设计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谓的后发优势如何实现？通过此书的梳理，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后发优势之说是存疑的，关键即在于专业人士的观念学习易，而社会整体的观念建立难，这也是理解中国设计现状的一个重要视角。当我们奋力补课的时候，世界发展的大潮流并不会耐心等候，而是更迅猛地向前奔走，理论、名词、观念层出不穷，越近当下，观念越呈现出纷繁多变的面貌。作者也以一定篇幅回顾了国内几本设计刊物的发展，可能受限于整体的容量，并未充分地展开，窃以为这倒是一个可以深入挖掘的切入点。以观念史而论，见诸文字的出版物总是观照的重点。
我想，这本《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提示了我们一个新的角度，在本以为的荒芜之地上，其实充满了自发的或外来的种子，观念囿于实践而无法展现真正的力量，然而实践背后总有一定的观念支撑。自1957年国际工业设计协会（ICSID）成立以来，该组织先后5次调整了“工业设计”的定义，并于2015年更名为世界设计组织（WDO），观念之变是发展的必然。同时，我们也可看到，观念与实践是并行发展的，相互影响而非简单的从属或孕育关系。中国现代设计之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但回顾来路、理清思路始终是继续前行的前提条件。一路走来，我们镜鉴国外的经验和见解，但设计始终要面对我们自身的问题，当我们逐步摆脱追赶的状态，而要自己开辟前路的时候，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就更为明显了。文化立场、价值观都是在方法论层面之上亟待讨论的话题，这部脱胎于设计成果史的观念史，促使我们审视本土观念的形成与作用。尽管中国的设计学科还很稚嫩，我们仍然对观念、范式与实践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建立充满信心，学无止境，历史的书写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此书本身也将成为设计观念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2016年7月于清华园
《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读后感(二)：张福昌教授之问： 设计外史研究有何价值
转发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张福昌教授的书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的设计教育大国，现在每年有50多万设计艺术类在校生，有数以万计的在校研究生和数以千计去国外留学的学生和访问学者；每年我们有无数优秀作品获得国际著名设计奖，中国设计正在走向世界；但是，我们必须充分清醒认识我国还不是设计教育强国，由于我国现代工业设计历史较短，设计教育的科学、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晚，特别是中国设计历史和理论的研究还没有引起设计教育界的重视，尽管十多年来出版了很多设计教材，但有关设计历史及其理论的著作寥寥无几，而且翻译或者编译为主，用史实来反映我国现代设计的著作更是屈指可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沈榆教授经过长期艰苦的调研、收集第一手历史资料出版了二部工业设计领域的呕心沥血之作，其一是《1949年—1979年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其二是《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均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策划、责任编辑同为毕业于江南大学设计学院的孙青。两部著作均围绕着中国设计发展的历程展开研究，《档案》一书历尽千辛万苦，选取了21个代表设计案例进行深入的剖析，作者自述其工作方法来自于我在国外做访问学者时学到的“设计与生活方式”研究课程中的“田野工作法”训练，事实上是基于“实物、文献、影像”三位一体整合、对比研究得到的结果。中国设计的史料长期以来处于碎片状态，由于急速的经济发展和时代变迁，使我们无暇回首整理已经发生设计活动，但很难想象，一个连自己国家设计发展脉络都梳理不清的行业如何来创造美好的设计未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档案》一书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一切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怀旧，更不是重演历史，而是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找到发展规律，服务今天，预测未来，超越历史，再创辉煌。《档案》一书真可谓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历史研究大都枯燥乏味，但作者在《档案》一书中都能够运用生动的词句进行叙述，这与作者具有工业设计的背景相关，而近年国际技术史、科学史领域的著作成果表明，具有深刻行业背景的人员来撰写行业发展史已经成为常态，而且避免隔靴搔痒的情况发生，所以聚焦设计，让设计回到设计自身，是《档案》一书的显著特点。当然，作者并设有封闭地说中国设计的事实，使其成为“孤岛”，而是将其量身于国际设计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叙事，固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设计不可能独善其身，必然有善“转移”的逻辑，这也是中国大专院校教师、学生必经阅读的理由。
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看，《档案》一书中有关每一个设计案例的介绍都有大量关于“设计背景”、《设计逸事》的内容，不同于滥竽充数、拼凑文字的叙述，这些内容对于理解中国设计的发生、发展及最终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史学研究的路径来讲可以认为是一种“外史”的方法，即关注影响设计发展的各种要素及其组合，当然并非否定“内史”研究方法的价值，只是说，现有的设计史研究成果中“内史”已经比较熟练地为研究者所掌握，而“外史”涉及到诸多的其他专业学术领域，要统领和驾驶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
在《档案》之后的《观念史》一书中作者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前述的研究方法，只是将中国设计的发展量身于更加广阔的近百年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之中，涉及的也更广泛，从图案的作用工程的知识结构分析，从计划经济时代的设计观念到改革开放以后的设计反思，其错综复杂的结构让读者体味到中国设计史的叙述并非是简单地为每一个时代贴上标签的工作。
当今世界的设计面临新的革命和挑战，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加快转型升级和加强设计历史理论的学习及其探索实践，沈榆教授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教材；当然，《档案》和《观念史》不是已经完美无缺，但足以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特别在当下追名逐利、急功近利和学术腐败风气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沈榆教授不忘责任、不辱使命从《档案》走到《观念史》其独辟蹊经的探索精神难能可贵，值得人们借鉴。
设计历史及其理论的研究和其他学术一样学无止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想读了沈榆教授的二本大作能够感悟到设计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读后感(三)：娄永琪：设计史研究如何面向当下
转发同济大学院长娄永琪教授的书评
近年来有关设计史研究话题不绝于耳，西方学者在反思以往研究成果、方法的同时扩大了研究的视域，并大胆提出了世界设计史研究去西方中心化的预言。从面上来看，是西方设计史研究者们已经事无巨细地将自己的历史梳理了一遍，似乎已经再无吸引人的研究题材而将目光投向“非西方”地区，但其本质是研究者将研究注意力转向当下。
反观中国学者圈中的中国设计史研究现状，对西方设计史方兴未艾的研究，已形成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对启发中国设计发展发挥了较高的价值，同时中国的设计史研究者也纷纷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涉及的话题也十分丰富。
在对中国近百年设计史发展研究成果中，《1949-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两本著作无疑是重要的文献。从表面来看两本著作都“能够让人读下来”，其实是作者的研究都怀着强烈的“现实感”所致。作者坦言，所谓的“现代”概念是指中国人走向工业化过程的历史时期，而不仅仅是时间的概念。在这段设计史研究中，作者采用“共时性”的研究方式，将同时代的电影、建筑、商业、艺术中“现代性”的要素加以整理，并加以提示、比较。
作者研究的态度没有纠结于“概念”，而着重于“观念”，这无疑是向设计史指向当下的重要判断，作者判断中国设计发展不能仅凭靠概念演绎来推动，关注观念能够使中国设计史研究成果更具有现实感。
在《观念史》一书的结束部分作者提出了“复杂思维”的讨论，毫无疑问，作者是质疑了“标签式”研究结论，特别可贵的是作者将其思辨的问题置于社会创新背景下来推敲，并追溯其理论原型，由此实现从“现象经验”到“本质经验”的转化，简言之，个人的经验并不是作者关注的终极内容，通过过滤、体系构架形成的具有规律性的经验才是重要的知识点。这对中国设计研究而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突破。
作者沈榆除教学任务之外，埋头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建设，特别是中国设计文献的写作，除上述两本著作外，应该还有一批成果面世，其面向当下的研究原则一直没有改变。
《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读后感(四)：柳冠中教授之问： 中国设计为何需治史？
转发清华大学柳冠中教授的书评。
“治史”与讲历史故事不同，除了需要有历史学的范式之外，更加需要埋头发现新史料，一如原历史学家傅斯年所述，历史学首先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
历经漫长的等待，中国设计终于诞生了属于自己的史料研究文献，三年前《1949-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一书面世，2017年一开年《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新书面世，仿佛是揭开了中国设计的面纱。前者是具有“考据”性质的设计案例研究，比较客观，后者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追溯其思想方法和实践探索，两本书均以发现中国设计发展的“细节问题”见长。据了解作者在动笔写作前已经有十余年的资料积累，特别可贵的是作者设有满足其在文献上的资料收集整理，更是基于“文献、实物、影像”三位一体的“集成史料”而展开研究，所呈现的案例生动、有趣，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十分引人注目。
作者在2010年创办了“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以收集1949年以来中国各时代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为宗旨，在博物馆的资料库中则是收藏着近100年来中国设计的影像、文字及相关实物，这为作者的写作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优势条件。
作者坦言，无论是创办博物馆还是写作文献都不是为了怀旧，而是期待中国设计能够超越自我走向未来，而对自身发展历史的梳理则是这种超越的起点。一如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所言：历史发展并非是“过去——现在——未来”一种线性模式，而是三者的互动模式。换言之立足现在，遥望过去，可以预测未来。
作者认为：中国设计发展过程中，“图案”并非唯一思想资源，虽然早期图案教育对启蒙设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工程实践和知识也应该作为中国设计发展的见证，更何况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一个牵一丝动全局的系统。研究历史当然要从不同角度、不同专业入手，而当这些时空（上下、左右、前后）的研究成果融合在一起时，自然会让人类这种不仅有五官、体感，还具有大脑、良知的灵魂觉悟，这个社会发展的动力还带有本质的观念显现。这也可以证明意识对存在的能动力，时常还是巨大的。所以，解析历史不能仅从某一支流朔源，还要梳理历史长河流经的峡谷、高原、险滩、沼泽、三角洲，乃至大海海床的沉积物和地层剖面……
在《观念史》一书中，作者深入地还描述了上世纪80年代中的“设计大讨论”，我作为当时的亲历者力争将“设计”的概念予以澄清。中国有工业却缺少“工业化”，也就意味着工业制度、文化的缺位，历经这个过程的中国设计在有力拼搏的同时也感受到这种要素缺位的痛苦，这也是作者经常与我讨论的关于写作中国设计史的意义，力争发现刺激中国设计发展的各种要素及其组合可能，而不仅停留在设计技术范畴里讨论如何推动中国设计的发展。
作者近年来一直就“设计的实践智慧”进行着痛苦的思辩。在《观众史》一书中初步看到了其结果，他所说的“设计的实践智慧”是指“非理性地组合各种要素，达到解决设计问题的目的”，与之形成互动的则是“设计的理论智慧”与“设计的技术与工艺”，他希望三者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他通过追溯中国设计史上比较成功的案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书中将“事理学”放在“设计理论智慧”的范畴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设立了专门的一小节，篇幅之长令人感叹，着重阐述了理论自身的特征，更加关注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其背后是作者对技术史、技术哲学方面问题的深入研究，另外还设计了部分科学哲学的内容，正如作者在结语中写到的那样，研究范式的改变会发现新的知识。而中国设计史研究更是期待着能够从历史发展的再梳理中发现有益于今日设计研究的“知识点”。
两书的作者沈榆是一个辛勤的拓荒者，而中国设计史的研究无疑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看到他前一个10年研究的成功特别令人鼓舞，而后十年的计划更加宏伟，意图以（手）工艺、工程、工业三个视角为切入点完整地展现20世纪中国设计发展的全貌。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设计实践也在其伟大的变革中塑造着自身，期待中国的设计史论也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
《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读后感(五)：慢慢看，慢慢说
1。方晓风的前言中说“以观念史而论，见诸文字的出版物总是关照的重点”，可惜的是，沈先生对此可能有所欠缺，书末所列参考文献与设计史、观念史密切相关的非常少。
2。第一章，所谓“写法”，其实也有点儿虚幻。唯一觉得比较独特的是将港台设计史置于视野之中。
3。第二章。早期中国现代设计观念的源流。第一节国际技术与产品转移中“设计观念”的渗透比较有意思，可惜并未谈到非常重要的日本。第22页，四川省教育厅长郭子杰创办四川省艺专其实不确，四川省立艺专的成立离不开郭厅长的支持，但不是他创办的，应该是李有行、沈福文先生。此外，郭子杰一般多称郭有守。本章第二节关于图案的思想资源，其引文全部为二手文献，即袁宣萍的《浙江近代设计教育（1840-1949）》，实在令人不解。第30页，“图案研究会”由1944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田自秉发起并任会长不确，1944年国立艺专还未迁回杭州。第35页阐述新艺术的高迪时“萨格拉达大教堂”、“居里公园”其实已经有约定成俗的译名“圣家族教堂”、“古埃尔公园”。第37页引用庞薰琹先生的回忆录也是二手资料！
4。第三章。第二节低度工业化中设计的契机，角度不错，可惜均为二手思考，引自《民国时期的工业化思想》。第三节写设计师的人格力量，可惜没有展开。第四节写市民文化的形成与设计的影响，几乎没有提及这一个时代与市民文化相关联的重要设计领域“书籍装帧”。
5。第四章。第二节写郑可老师，期待他的文集早日面世。第三节，“雷圭元、庞薰琹论图案研究”，在叙述国立艺专的成立时认为“是受到西方工艺美术思潮和设计理念的影响”这是错误的，两校的合并是受到当时教育部的指令所致，战时很多高校都有合并，最著名的当属西南联大。雷、庞二人的离校，直接原因是“倒林事件”，四川省立艺专的成立也与他们没有关系。“设计实践智慧”其实质还是“设计师”的能力与价值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