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地图的读后感10篇
《死亡地图》是一本由〔美〕史蒂芬·约翰逊 (Steven Johnson)著作，译言·东西文库／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8.00，页数：32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死亡地图》读后感(一)：伦敦：一个被瘟疫磨练出来的现代城市
一种致命病菌、一个大城市、两个才能卓越却迥然不同的人……提炼出来就是碰撞的恐怖一星期事件。
本书讲了一个关于瘟疫如何创造了我们今天生存的城市、世界的故事。19世纪40年代早期，23岁的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帮工业家的父亲做考察踏上了神秘而不可知的路程。
1854年的伦敦，是最大的城市，它的建筑规模、群落是所有城市中最大的。但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非常的唯美、干净。而是非常的脏乱、泥泞，而泥泞的水却是该区的饮用水，肮脏不堪，空气中散发着常年不散的恶臭。事实上就如同人们所说的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再随着人口的增长，没有给伦敦带来什么好的变化，却逐渐把伦敦变成了一个瘟疫横行的、不可容忍的城市。
伦敦随之爆发霍乱，国家公共卫生部门认为，空气中传播的恶臭正是霍乱爆发的主要根源，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法案，却是更一步的把霍乱推向了顶峰。
当时的人们不知其实霍乱是来自水的传播而不是空气的传播，这一现象被年轻的医生斯诺发现，而从中探索并建立了水传播霍乱的理论，最终通过无数次的努力证实了这一理论，并绘制了“死亡地图”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新的希望，让后人们得益匪浅。
斯诺与亨利拯救了伦敦城，并且开始修建排水道，构建设施保证水源清洁，居民的城市才得以建立起来。现代城市的基石正是建立于此。
本书说明了当霍乱爆发人们都没有考虑过和真正的认识霍乱，只是盲目的有病乱投医。国家公共卫生部门只是想当然的，却没认识到正是自己的想当然促使霍乱的爆发到顶峰，人民的死亡数目逐渐攀升，生活环境变的更加恶劣。
年轻的医生斯诺坚持不懈的努力探索出了霍乱的来源，并绘出了“死亡地图”，将每个街区的死亡人数标在上面，越远离水泵，死亡人数越少。给了人们生命的希望，给了人们生活的希望。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并且黑暗的故事，也是不停发生在世界上很多城市的故事。本书告诉我们大型都市生活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没有便利的排水设施，没有足够的绿化用地，没有便捷的停车设施，没有易于操作便捷实用的残障设施，很难想象我们的城市是多么的宜居和可持续发展，从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黑暗，看到问题和城市发展中的顽疾以及如何构建更加舒适、绿色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美丽城市。
此书集历史性、科技性以及普及性为一体，读来收获颇丰，让人思考，极力推荐本书！
《死亡地图》读后感(二)：《死亡地图》：伦敦瘟疫如何重塑今天的城市和世界
那是最美好的年代，那是最糟糕的年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 这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的开头，用来引出这本书最合适不过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然而，这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却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卫生问题堪忧，尤其是穷人生活的区域，正在被自己的粪便所包围，所淹没。 路易斯家的小婴儿不幸生病了，而她妈妈路易斯夫人无心的一个举动，导致了后面一连串的悲剧，最后路易斯先生也离开了，只留下了孤零零的路易斯夫人。 一 、传染病以及其流行特征 可能有点过于专业了，不过还是应该先说在前面。传染病主要研究三个方面：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传染病的控制也需要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分别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霍乱和鼠疫属于我们国家的甲类传染病，2003年令所有人谈虎色变的“非典”——非典型肺炎，也仅仅属于乙类。由此可见霍乱多么的可怕。 二、伦敦瘟疫所存在的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了所谓的瘟疫其实是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短短时间内可致人死亡。可是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人们并不知道，所以人们陷入了恐慌。“瘟疫杀人数以千计，恐惧杀人数以万计”。 书的开始，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卫生环境极其差的伦敦，到处是污水粪便，令人作呕。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面对霍乱的爆发，人们自然而然的想到了是环境的原因，“瘴气论”也就自然的出现了。年轻的医生约翰·斯诺和牧师怀特黑德开始在瘟疫中心奔走调查，想要在死亡上构建新生的地图。 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付出一定的代价，霍乱的研究与控制也不例外。由一开始的“传染论”和“瘴气论”，到后来的发现霍乱是由于细菌污染了水，然后健康人饮用了被污染的水，才患病的。经历了很长时间，死去了很多人。 这本书以时间为线索，讲诉了伦敦霍乱开始前的环境——开始——爆发——斯诺和怀特黑德的调查——控制，以许多亲身经历者的叙述和霍乱过后官方的详细调查为基础，是一本对1854年伦敦9月事件的历史纪实作品。作者所有的引用均标了来源，与其说是一本关于伦敦霍乱的书，不如说是一本关于公共卫生发展的论文。 1854年9月的伦敦无疑是受尽苦难的，但是面对疾病，面对迷信和教条，斯诺和怀特黑德用理智和证据战胜了它，他们应该被载入流行病学的史册，让后人永远记得他们的卓越贡献。这是一本了不起的医学侦探书，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的我，想将此书安利给所有想了解流行病学历史的人。
《死亡地图》读后感(三)：通往生命之路的《死亡地图》
霍乱起源于印度恒河三角洲地区，19世纪非常流行，从1817年到1896年共有五次大规模的爆发，范围从印度扩展到亚洲其他地方和欧洲，又进一步殃及非洲和美洲，造成了全球性的混乱。英国第一次爆发霍乱是在1831年，大概夺走了5万多人的性命；第二次流行则是在1848年，死亡人数也基本相同；而第三次霍乱爆发于1854年在伦敦南部的苏豪区，即本书《死亡地图》中所记载的事件。
由于工业革命，维多利亚时代很多人口集中到了伦敦。1851年的人口普查，伦敦有240万的人口，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200多万人口不得不挤在90平方公里平方英里的地盘上，很多人的生活条件可想而知。如果在维多利亚时代造访伦敦的话，会发现各种化工厂做排出的废水废气，泰晤士河上臭气熏天，昏暗狭窄的街道肮脏不堪，粪便随处都是，这些都在狄更斯的小说当中有所体现。
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疗水平和医疗条件也堪忧，虽然已经发明了显微镜，但是人们对于微生物了解不多，更不知道细菌和病毒的存在。直到1865年法国的科学家和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用实验才证实了疾病细菌理论。当时的外科医生们以做手术快为荣，虽然很有可能手术后病人会因为细菌感染而死。大街上充斥着卖假药的骗子们，号称包治百病。所以尽管1854年之前伦敦已经爆发过两次大规模的霍乱，但是人们依然不知道霍乱的罪魁祸首是霍乱弧菌，主流观念依然认为，霍乱是由瘴气（不洁净的空气）引起的。
这次霍乱爆发的第一周就死了500人，住在苏豪区的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开始了对霍乱的调查。约翰·斯诺是当时著名的麻醉师，在麻醉领域是首屈一指的专家，同时也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医生。他在1831年英国第一次爆发霍乱的时候就关注起相关调查研究，并积累了相关经验。约翰·斯诺通过他的走访与对死者的统计，他出版了《论霍乱的传播模式》专著，反驳了病源存在于空气里的观点，认为是宽街水泵受到了污染造成的。约翰·斯诺根据走访的结果，采用标点地图法，绘制了流传后世的著名“死亡地图”。每一条横杠都代表一个因霍乱而逝去的人，横杠越多代表该地死亡人数越多。
死亡地图。来源：《地图之上》，2017，译言·东西文库／电子工业出版社。约翰·斯诺的观点并不为大部分人所承认，包括生活在苏豪区的教师怀特黑德（Whitehead）。他对苏豪区的居民非常了解，在霍乱爆发的时候，第一时间也进行了调查。虽然并非专业人士，但是作为教士的怀特黑德更了解这个社区，他追踪到了那些霍乱爆发时最初逃离了该区域的居民，最终弥补了斯诺的漏洞，接受了水泵无污染理论。
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起来这些事情仿佛是轻而易举，水到渠成，但是在当时非常不容易。因为要从固有思维跳脱出来，遵循科学的调查统计办法是非常有创意的。而当时的权威人士，著名的南丁格尔和公共卫生领域之父查德威克，都是瘴气论的支持者——反驳权威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斯诺和怀特黑德的发现让人们了解了霍乱传播的方式，为后来霍乱的预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霍乱后来又席卷了欧洲其他地方，但是英国再也没有大规模的霍乱事件发生。
最后有一点想说一下，虽然书名为“地图”，但是只有书的最初一页是一张宽街附近的地图，且没有约翰·斯诺的标注。也就是说，《死亡地图》一书中并没有“死亡地图”，这点还是颇为遗憾的。
勘误
第118页，有了二氧化碳才是泡沫饮料，有了乙醚才是杯中之物。此处乙醚为乙醇。
《死亡地图》读后感(四)：伦敦与瘟疫
我记忆中的伦敦大瘟疫是发生在17世纪60年代的时候，但本书开篇提到的时间为1854年，于是我百度了一下相关的背景信息，只找到一条1854年伦敦索霍区发生霍乱致700多人死亡的片段。同本书开篇“掏粪人”相贴合的是伦敦地下水管道为污染源，150年前的这场瘟疫是如何改变与影响今天的伦敦乃至整个世界，这是《死亡地图》将要讲述的内容。
从书的目录上看，时间跨度只有十几天，而从前言中可知这本书有四个主角：霍乱弧菌、伦敦、两个人。所以从以上信息中我推测这本书所讲述的内容可能是局部事件，也可能是核心事件，那么围绕这些因素所发生的到底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只有继续阅读下去方可得知。
正文首篇“淘粪人”将时光带入160多年前的伦敦，当时的伦敦与今日有着天壤之别。往昔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街道是病菌滋生的温床，让人惊奇的是当时的底层社会境况，人所从事的职业可谓五花八门。作者通过对拾荒、掏粪工等人的描写展现了当时伦敦恶劣的生存环境，也是为接下来发生的霍乱疫情做铺垫。
事件的发生有因必有果，环环相扣。作者没有直接从霍乱疫情的发生开始讲述，而是从它为何会发生开启源头表述，让人对霍乱这一恐怖的瘟疫有了更深的了解。文中除了作者的论述，还引用了作家梅休、狄更斯等人对当时伦敦人满为患、垃圾遍地以及滞后的排水系统等景况的文字描述，读来极富现场感。同时，作者也不断的将伦敦这个城市今昔的布局作比较。
在作者铺垫了几十页之后，历史的舞台搭好且大幕也已拉开，1854年9月的那场瘟疫正式登场“表演”，感染霍乱弧菌的人所呈现出的状态让人恐惧，想起之前看过的一本纪实文学《血疫》，有着同样的感受。随瘟疫上场的还有黄金广场上的人，牧师亨利-怀特黑德、约翰-斯诺等。
在作者的笔下我们近距离的观看了霍乱弧菌横行伦敦的现场，也看到了那个年代里的人在当时这种未知的且致死率极高的疾病面前有过怎样的恐惧与痛苦，同时也看到了像牧师和医生这样怀有勇气与信念去探索以及奉献的人。
即使站在今天的视角去看这场发生于19世纪的灾难，仍有许多关注点值得让人去沉思。科技的发达、医学的进步，仍不可否认的是地球环境仍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难题。伦敦的霍乱疫情用残酷的话来说，即一个过度拥挤不堪的城市其人口的负荷导致它通过一种病菌进行了自我的清洗与修复。“死亡地图”是约翰-斯诺同牧师等人坚持不懈追求真相的成果，只有揭开它的秘密找到事实的依据，才能找到最终战胜它的方法。
《死亡地图》是一本纪实文学，阅读至此发现一个小细节感人，汉译的地名后面附有原名，避免了索霍区与苏豪区此类因汉译名不同引起的混淆，书后附有的“注释”也详细的标注了文中所引用的材料出处。在书的装帧上，从封面到纸质印刷都是较好的，唯一让我费解的是它的排版，边页留白似乎太大，感觉完全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剪裁成32开本。如此设计莫非是想邀读者做笔记用？于是我将英国工业革命、17世纪伦敦大瘟疫及伦敦大火等历史背景事件都手写在上了，顺便附带了我的阅读感受，希望它将来流落他人之手时不带去惊喜至少也别送去失望。
疯猴勿杀20171022读后感
《死亡地图》读后感(五)：以上帝眼光，是不能发现历史的真相的
我们小时候学习历史的方式很简单，大多都是某某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一些爆发性的疾病，可能留存在记忆里的不过也是冷冰冰的多少年，死亡了多少人，似乎不夹杂着任何的情感，但是如果真正的回到当时，以那时的局限性来看待问题，便会发现太多的不一样。
比如这场霍乱，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又是怎样被当时的人们所扑灭的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片空白。这本书讲的故事并不是一场很大的灾难，不过是成千上万次传染病其中的一次，覆盖的区域也不过是伦敦的几个街区。看着主角斯诺为了这场霍乱而奋斗，穿梭于各个传染病爆发的街区，或许我们可以用小说的方式来看待这本书，看待这个把伦敦从霍乱中拯救出来的人是怎样一步一步做到的。
从英雄养成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斯诺一步一步的将死亡人数和病患人数记录在地图上，然后去揭开霍乱真正的本因，另外斯诺还开辟了统计学和地图应用在疫情调查中，也算是开辟了一条新通道。而在当时，那些看似正确的做法，比如当时伦敦市自认为正确的把污水都排到泰晤士河，比如我们天生就特别讨厌臭味，便想当然的把霍乱怪罪在空气身上，即使有无数的证据证明，水才是真凶，大多数人却仍然凭印象去相信自己的直觉，不愿意相信科学的统计，甚至连政府官员和政策的执行者都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然而在当时的人看来，这却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不自知人类的眼光局限，是这本书的核心，但是这本书的意义远不止如此。
在作者看来，城市的形成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城市的人口也并不是可以无限扩大的，一定是受限于某种因素。比如伦敦书里这个时期的霍乱，或者是更加厉害的瘟疫，在人类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之前，这就是限制城市规模的大杀器。或者说，这就是城市本身对于人类自我膨胀的惩罚。在这个时间段，有斯诺这些人出来，通过勇士般的奋斗历程改变了城市对于人类的限制，所以城市可以再扩大一个规模，但是终究还会有另外一个天花板挡在前面。过去的历史，总是会重演在我们今天。
《死亡地图》读后感(六)：“业余侦探”如何破获“霍乱大案”
寻求真理的过程又是就像一场冒险，有赌上性命的搏杀，也有绞尽脑汁的求索，无论是哪一种冒险，对于后人来说，都是惊心动魄的传奇。
约翰•斯诺和怀特黑德在1854年寻求霍乱爆发的原因时，就书写了一段迈向真理的传奇。《死亡地图》用略似描述侦探破案的手法记录了那段影响了世界城市历史的危情十日和两位“业余侦探”的探案之路。
在那个时代，面对霍乱这样对手，应该可以说，所有人都是“业余”的，毕竟当时还没有哪一个人阻止过霍乱的传播，甚至连霍乱的病原体为何物都没人能够解答。之所以说他们二人是“业余”侦探，是因为他们既不是官方委派的人员，又非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无论是权力和话语权都从未站在他们这边。相对于被奉为“公共卫生之父”的查德威克和护理事业奠基人南丁格尔这样的影响力人物，斯诺当时只是一个业绩尚好的医生和麻醉师，怀特黑德只是一个虔诚尽职的教区助理牧师，然而，无论是必然也好，偶然也罢，历史却将这责任交到了他们的肩上。
身负使命的两人在后期的合作中像福尔摩斯和华生那样，一个抽丝剥茧地寻找线索，分析“案情”，一个兢兢业业地落实细节，找出漏洞，但是，他们在一开始并不是搭档，甚至是站在了质疑对方的立场。本该是帮助“福尔摩斯”破案的“华生”——怀特黑德在开始时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霍乱的传播是通过空气，也是就所谓的“瘴气理论”。这里的大多数人可以说是指除了斯诺以外的人，包括前文提到的查德威克、南丁格尔，还有伦敦人口统计方面的专家威廉•法尔，以及大部分的媒体和公众，都相信是弥漫整个伦敦的臭气传播了霍乱。
所以，找到霍乱传播的真凶要做到两件事，一是要证明“瘴气论”的错误，二是要找出真凶作案的规律，并由此抓住它或者困住它。
其实，“瘴气论”的错误很容易就能够发现，尽管当时的伦敦是一个“极有味道”的城市，公共卫生堪忧（让查德威克日后青史留名的正是其对公共卫生事业的贡献，而他却是坚定的瘴气论者），大部分人觉得，不用想只用闻就能“闻出”真凶所在。但斯诺没有让感官的本能扰乱理性的分析，他这次霍乱之前就已看出端倪：1848-1849年伦敦爆发的霍乱中，近距离为病人医治的医生长时间地待在患者家中，却安然无恙；霍乱出现在某一住户，隔壁却无病例，而与患者无直接接触并相隔一定距离的居民却染上了霍乱；还有就是，斯诺作为一名医生，他清楚地观察到，所有的患者奔溃之处都在小肠，而非肺部。所以，霍乱通过所谓“瘴气”传播是漏洞百出的。
斯诺在1848-1849年的这次霍乱中的另一个收获就是他找到了“疑凶”——污染的水源，他开始收集和分析伦敦的供水信息，从全局角度调查整个伦敦的疫情。在霍乱死亡的统计数据中，斯诺发现了因为水源不同而出现的死亡率异常情况——泰晤士河南岸的死亡率是中心区的3倍，远高于伦敦其他各区，而该地区的饮用水大部分来源于伦敦南部供水公司（它的取水点位于市中心下水道排水口河段）。
斯诺发表了见解，但主流看法却并不认同，幸运的是，有一个人为这位不太顺利的“侦探”日后认定“凶手” 助了一臂之力，他就是统计《出生和死亡周报表》的威廉•法尔，他将“死者的饮水源”作为新的变量加入到了《周报表》的统计中。不过，也应该指出，法尔此时也并不支持斯诺的观点，甚至还指出斯诺理论的薄弱之处：缺少“决定性实验”的证明，即有两组人的生活及环境的唯一不同在于饮水源的实验。
但可能法尔也没想到，正是他提供的数据让斯诺得以找到了“决定性实验”的机会。随后斯诺根据数据，找到了有不同供水公司供应的同一区域。水，这个“疑凶”的嫌疑已越来越明显，而就在斯诺的调查渐入佳境之时，1854年的霍乱突然再次袭击了伦敦，这变成了“侦探”和“凶手”的直接较量。
阅读法尔发布的死亡记录时，斯诺发现他住所附近的宽街是死亡的集中地——凶手一定在那里！根据死亡名单，斯诺一一走访了这一区域，他的脑中渐渐出现了一幅死亡地图，绝大多数的死者都与一处水源关联——宽街水泵，而这个区域的幸存者都有另外的水源。
时间紧迫，斯诺的当务之急是将这个发现告诉了地区的理事会，最终人们在迟疑中投票表决，幸运地决定拆下宽街水泵的把手，而最后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出这一决定的正确：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住在宽街水泵230米范围内的人中就死亡了近700人。
拆下宽街水泵把手相当于把霍乱困在了井里，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正确无比，但即便如此，当时还有不少人心存怀疑，其中就包括怀特黑德。虽然根据他自己对该地区霍乱死亡数据的统计，他对斯诺的理论有了一定认同，但他还是对“宽街水泵是传播源”的说法有三点疑问：一是宽街水泵提供的水源相对于小马尔堡街水泵提供的要清洁得多，如果“水源论”是正确的，那小马尔堡街的水应该更有威胁才对；二是有人饮用宽街的水却幸存下来，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三是街道铺设理事会检查了宽街水泵，并未发现水井的破损或污物的进入。
但怀特黑德寻觅答案的能力也不容小觑，他首先在斯诺的专论中找到了第一疑问的答案，斯诺指出不是水源自身的问题，而是“来自霍乱病人的排泄物”污染的水源，所以宽街一贯清洁的水质本身没有问题，病原来自外部，这个疑问是一次误读造成的。
后两个疑问的解答则应该归功于怀特黑德，因为他通过仔细的排查找到了“零号病人”，也就是散播这次疫情的病人。他发现路易斯加的女婴在霍乱爆发前一天得病，而她家距离水泵最近，询问女主人得知，她将洗涤婴儿尿布的污水倒在了房子前的粪坑中。怀特黑德提出组织对宽街水井的调查，而这一次的检查不仅检查了水井，还检查了路易斯家的化粪池，结果令人震惊：化粪池的砖块损坏严重，化粪池与水井只相隔2英尺8英寸，而且之间是浸满了粪便的土壤！
所以，后期饮用宽街水源却幸存的人是因为路易斯家的婴儿已经死去，无法再次污染水井，已感染的人的排泄物离水泵较远而无法污染井水，而水井中的霍乱弧菌（当时还未发现）则在自然状态中消耗殆尽。
解答了自己的三个疑问，怀特黑德这时才真正地成为了“华生医生”，他坚定地站在了斯诺一边。
在结束这一场“破案”行动之后，斯诺开始对“案情”回顾和总结，他开创性地将沃罗诺伊图运用到了流行病学当中，把该区域居民实际行走至宽街水泵的路线描绘在地图当中，结果显而易见：到宽街水泵取水最便捷的居民都被包括在霍乱死亡区域之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面对多个水源且不住宽街的居民也会感染霍乱。而本书——《死亡地图》的名字正是来源于此，那每一段画向宽街水泵的线段都是与死神的连接，那些代表死亡的黑线条围绕在水泵周围，形成不规则的形状也正是死神的包络范围。
这张地图在当时只是斯诺论证的辅助，而现在则成为流行病学的经典作品，它将数学统计、信息设计、流行病学以及科学推理结合在一起，它的集成也反映出斯诺是不仅仅是一个热心的医生和麻醉师，更是一位通济思想家（consilient thinker）。图形的直观最具说服力，它得到了《柳叶刀》的大力褒扬，后世论及伦敦霍乱也都引用到这幅地图。
胜利似乎来临了。霍乱传播的真凶被找到了，那就是被霍乱病人排泄物污染的水。但居然还有不少瘴气论者坚持己见，斯诺的“死亡地图”也并未让所有人都相信他的理论，人们对于两位“侦探”出入死地获得真理的真正支持要在10多年后，1866年，人们查明发生在伦敦东区的霍乱完全证明了斯诺的正确，并在之后完善了伦敦的下水道系统，但已然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而那时，这位“福尔摩斯”早在8年前就溘然长逝，讣告中只字未提“霍乱”……
在斯诺和怀特黑德的努力下，1866年后的伦敦再也没有爆发过霍乱，主流学界也逐渐认识到斯诺关于霍乱理论的正确性，他也被尊为流行病学的先驱。正如两位“侦探”的破案功绩在多年后才得到真正认可一样，霍乱弧菌在1883年才被再次发现（首次是由意大利科学家菲利波•帕奇尼在1854年发现并发表论文，但未被关注），而到了1965年，霍乱弧菌被正式命名为1854年帕奇尼霍乱弧菌。19世纪末，细菌致病论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瘴气论从此没有了市场。真理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回顾侦探的破案之旅结束了，最后想谈一点《死亡地图》一书的特点，本书对于斯诺和怀特黑德在寻求霍乱传播源的描述十分详尽，语言生动，并没有将这段历史写成一本正经的研究，而是在讨论科学的同时不失文字的亲和感。此外，本书整体上虽然以疫情爆发的每一天来划分章节，但并未仅限于对当日情况的叙述，而是穿插介绍了整个伦敦乃至世界的历史背景，最后，还专门列出一章《重返宽街》对近现代的公共卫生及安全问题进行了论述，伦敦霍乱带给人类的思考也的确不止流行病控制本身，后人应该要从其中看到更多的内容。这本书不仅是对那短暂而又漫长的十日的回顾，也是对人类城市发展和公共卫生史的回望与展望。
《死亡地图》读后感(七)：拯救苍生的大侦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侦探悬疑类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成为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心目中最具吸引力的文学类型.从小学生侦探柯南,到少年侦探金田一;从平易近人的比利时可爱小老头波洛,到十项全能的苏格兰场警察们的救星福尔摩斯;从中国传世代表包公和狄仁杰断案,到新生代心理学和法医学联合的新一代侦探,我们都如数家珍般的了解.侦探们之所以能够赢得我们的青睐,就是因为我们都有这么一颗探求真相的心.而在现实生活中,就在我们的身边,存在着这么一群人,他们就是公共卫生侦探-社会健康的守护者.他们以侦探们的思维,去追寻那些可能危害公众健康元凶的蛛丝马迹，同样需要极其专业的知识体系，缜密的思维和过人的勇气，甘愿在聚光灯外的暗处默默的守卫。
史蒂芬约翰逊的著作《死亡地图》，详细的记述了1853年那次在世界流行病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名伦敦瘟疫，他利用极其详实的史料记载，向读者展现出了这座欧洲维多利亚时代的名城的人情风貌：区区30英里面积拥挤的住着250万人，基础设施严重缺失，每个街区人满为患，粪便高筑之外，饮用水源被生活污水污染严重，众多尸体无处安放，整个伦敦上空洋溢着尸体的腐臭味和粪便的恶臭。就是这样的欧洲大都市，便成为了流行病和传染病滋生的温床。同时，近代医学的发展在这个时候仍旧缓慢。据作者介绍这个时代里，一个英国人要想成为医生总共可以走的三条路，在今天看来都似乎并不是很合理完善。当时的民众教育水平相对低下，整个医学界里对于流行性的传染病依旧认识不足，这在瘟疫依然铺开，每周每个教区死亡70人的情况下，仍然只有5%的医师认为霍乱是传染性疾病，医师尚且如此，整个社会公共卫生常识存在的眼中问题可见一斑。不止如此，仍然还有相当大部分的人相信因霍乱死亡的人是由于自身的易感性而非无差别的传染性所造成的。时代发展的局限性不容我们小觑，在150年前的大英帝国首都，今天我们看来区区一个霍乱，却实实在在的在伦敦轻松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
《死亡地图》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侦探案件故事来读，不同的是这个真相早已为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所牢记。作者将19世纪的伦敦的底层循环生态为我们详细介绍，煞费苦心的为我们详细演变出，这个世界名城在经历：和平发展—人口激增—基础设施缺失—弊病丛生—瘟疫大流行，这么一条主线。脉络清晰可读性极强，边读我边脑补各式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画面感也是极强的。
在所有背景交代清楚之后，我们的两位侦探先生—现代公共卫生医学的先驱，便出场了。就像是侦探登场一般，我们的主人公秉承科学的精神，通过严谨的分析与合理的推断，抽丝剥茧般的一步步逼近真相，他们用生命和勇气，以科学的精神绘制出一副伦敦瘟疫大流行的死亡地图，并最终准确的找到了这次瘟疫的疫源地。
这是公共卫生医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更是人类在于大自然和我们自己斗争当中的一次胜利，这次事件对后世社会的影响之深远，难以估量，而我作为一名致力于我们伟大祖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普通工作人员，为能读到这本《死亡地图》深深感到意义非凡，感谢作者极其详尽的记述与行业前辈们的卓越贡献，使人类得以继续发展。
《死亡地图》读后感(八)：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永远是最难的
一次瘟疫时间可以引发城市的变革，而且可以分析人们的思维方式难以转变的根本原因。感人的是，斯诺在知道真相的时候，为了说服大众，会去驳斥自己理论的漏洞，从而绘制两个地图。
那个时候，有着社会的偏见和习俗，特别相信自己的生理反应，“确认偏差”——我们会自动过滤和我们相信的观点相矛盾的其他观点。然后，人类的大脑“杏仁核”结构，让人面对威胁和情绪刺激有着巨大的原始本能反应，闻到臭味，大脑就会不由自主的做出厌恶的反应，这样大脑短路，根本不能清晰思考。
要改变大家的思维方式，不仅要确凿的证据，而且要以人们能看懂的简单方式表现出来。只有不受主流思想的影响，变换角度思考问题，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我们才有可能破除迷信，找到真正的答案。
对城市的影响：
1.建立卫生的供水和垃圾处理系统，成为城市的主要基础项目之一。（以前是拾荒人和掏粪人在处理城市垃圾-_-||）
2.以城市为中心，让人们充分利用在高密度城市生活的优势，把危险降到最低范围。实现良好的循环再利用，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可持续发展。
3.城市有相对完善的配套设施，有更多的工作和创造财富的机会。
4.未来世界的发展由城市的发展来决定。但是负面影响是对受到病毒或者武器威胁的承受能力更小了。
《死亡地图》读后感(九)：转：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五个数据可视化信息图之一
作者：Hey狗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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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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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不仅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也曾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其中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伦敦霍乱地图。
让人闻风丧胆的霍乱被誉为“19世纪的世界病”，1831年，霍乱病第一次传播到英国，致使7.8万人丧生。 1854年伦敦第四次爆发霍乱，在名为索豪区的街道上，10天内有500人死去。但比死亡更加让人恐慌的是“未知”，对于19世纪初的人类来说，这种可怕瘟疫的发生、传播和控制都是一个谜。
英国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1813-1858）发现，伦敦霍乱的大量病例都是发生在缺乏卫生设施的穷人区，他到伦敦死亡登记中心，要来了所有因病去世的人的详细住址，并在地图上用黑杠标注死亡案例，最终地图“开口说话”，显示出传染源是一台位于布劳德大街(现 布劳维克大街)上的公共水井，因为在地图上显而易见，霍乱死亡的人数和分布围绕着水井扩散开来。
这就是著名的“斯诺的霍乱地图” ⬇️
《死亡地图》读后感(十)：再次翻开这本书
这本书是几年前翻译的了，记得翻译开始不久，当时的编辑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很真实，很喜欢，翻译到掏粪工人那一部分的时候，我差点吐了。编辑开玩笑说，准备把这一段印在封底。后来书还没有交稿，编辑就辞职了。再后来，这书出版了，当然封底也没有这一段。但是，很真实，的确是这本书非常有魅力的地方。
我们看到了150多年前的那场瘟疫，有人得了霍乱，在没有任何污水处理系统的城市里，病人的大粪轻易地就污染了饮用水源，进入了更多人的肠道，霍乱疫情爆发了。我们看到了鲜活的生命在饮用了污染水之后，不断呕吐，不断腹泻，最后“眼睛深陷，面容凹陷，嘴唇和下肢皮肤都呈黑蓝色，指甲……青灰色。”人一批批地死去，我们仿佛看到了马车拉着尸体走在大街上，人们避之不及。微生物致病在我们看来是常识，在当时却是医学还未真正涉足的领域。医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景呢？报纸上有很多广告，宣言蓖麻油可以治病。大家还买单呢。与此同时，也有真正的医学在发展。斯诺是优秀的麻醉师，敬业而大胆，在动物身上、自己身上用麻醉剂做了大量实验。他很有名气，甚至为维多利亚女王做了无痛分娩。他认为水传播了霍乱，可是很多人，还有当时著名的医生认为是瘴气引发了霍乱，有人还在《柳叶刀》发表文章进行反驳。
我们还看到了当时的伦敦，“两座房子的地下室都是大粪，三英尺厚的大粪……在经过第一座房子的通道的时候，我发现院子里都是从厕所漫出来的大粪，有六英寸厚”；“……这水看上去更像是泥浆，而不是泥水。可是我们却得知，这就是该地区的饮用水……”；“这个小女孩正小心翼翼地把锡罐放到水中，这时从隔壁房屋泼下了一桶大粪。”也许，在历史书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水晶宫，阿拉法加广场，或许还有蓬勃发展中的工业革命。那是美好而光鲜的伦敦，华兹华斯的长诗《序曲》中有一段关于购物的赞歌：“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一家接一家的商店，装饰的名字就是店面的标志/头顶上的就是商人的荣耀。”城市永远都有肮脏和光鲜的两面，但是在十九世纪的伦敦，这两面是如此极端，如此对立。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九世纪的历史和十九世纪的小说交织在一起，详尽而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