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崛起经典读后感10篇
《"物"的崛起》是一本由赵强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页数：31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物"的崛起》读后感(一)：刘悦笛先生书评——写明末“生活美学”需要四两拨千斤！
原文刊载于《博览群书》2016年第12期 作者：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作为东西方美学在过去十年以来的发展新趋势，美学走向生活，已指明了追求美学存在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的方向，从而来反对以艺术作为基础的欧美主流美学。这种全球美学的文化多样性，为东西方美学之间的协力合作提供了根基。当代全球美学正在走出所谓“后分析美学”的传统，“分析美学”曾经以艺术作为研究核心已出现衰微，由此出现了所谓的Aesthetics of Eveday Life，而“回归生活世界”的美学，在中国也引发了相应的兴趣，我更愿意直接称之为“生活美学”。
当今，“生活美学”之所以已成为“走向全球美学新构”的一条重要的路径，就是因为，它既可以用来反击“艺术自律化”与“审美纯粹化”的传统观念，也可以将中国美学奠基在本土的深厚根基之上。追本溯源，中国古典美学自本生根地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在这个根基之上，中国美学可以为当今的全球美学贡献出巨大的力量，因为我们的美学传统就是生活的，我们的生活传统也是审美的。
于是乎，我们当代的“生活美学”建构不能脱离传统而空创，而要形成一种古与今之间的“视界融合”。在我们所研究的这种“生活美学”当中，就蕴含着华夏传统的生命意识、生活观念和人生追求的生成、演化与艺术化的脉络，一方面本然呈现出摇曳生姿的古典生活现场之美，但另一方面又指向了其来路、走向和现代转化的可能性。
这就需要当今中国的美学研究者，一方面积极地参与到与国际美学界的最新交流当中，另一方面，又回到本土去挖掘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资源。赵强先生的《“物”的 崛 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就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明末的“生活美学”究竟该如何书写？我觉得，这本专著可谓在当今的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研究方面具有某种示范意义的最新力作。
明清文人在“生活美学”上渐达极致：生活中追求“清福”、“快活”与“人生真乐”，文艺上聚焦于“性灵”、“童心”与“闲情逸致”，这种寻求“好日子”的美学例证，简直多得不胜枚举。只要稍微翻一翻当时人的著作，高濂的《遵生八笺》、袁宏道的《瓶史》、陈继儒的《岩栖幽事》、文震亨的《长物志》、计成的《园冶》、李渔的《闲情偶寄》和袁枚的《随园诗话》，这些不就是经典的“生活美学之书”吗？甚至更通俗化的日用指南读本如《万用大全》都甚为风行。再看看他们的小品文，张岱的《老饕集序》、屠隆的《婆罗馆清言》、吴从先的《小窗自纪》、还有洪应明的《菜根谭》，所写的难道不就是雅致的“生活美学小品”吗？
“明清趣味”之所以得以全方位的呈现，那是由于日常生活意识逐渐获得了自觉，审美化的生活成为了正当的生活目的追求。经营富足充裕的物质生活（“道理”与“日用”）、构建精致优雅的心灵生活（“栖心”与“养志”），成为了从生活富足的百姓民众、拥有修养基础的下层文人到文化积淀深厚的上层文人所共同向往的。然而，明清之际文人地位却并不算太高且文人穷酸化，职业文人阶层得以滋生并为通俗文艺服务，这使得下层文人主导了上层文人的美感，这是与宋代生活审美不同的地方，那时少数文人便主导了整个审美风尚。这与明代审美生活的普及有关，因为达到了“人人可备，家家可用”般的普及，所以就不能求曲高和寡，而是求化俗为雅。
与此同时，“适用美观均收其利”，实用与审美之间被要求达到平衡，只要看看当时的钱泳所编的《艺能编》当中为了实现生活审美而出现的技艺都是力求将审美实用化。“艺能”也就是制艺之能，在作者的构架当中就包括“书”、“数”、“射”、“投壶”、“琵琶”、“著棋”、“摹印”、“刻碑”、“选毫”、“制墨”、“硾纸”、“琢砚”、“铜匠”、“玉工”、“周制”、“刻书”、“装潢”、“成衣”、“雕工”、“竹刻”、“治庖”、“堆假山”、“制砂壶”、“度曲”、“十番”、“演戏”和“杂戏”，尽管是从工艺的角度入手，但是这些“艺事”却大都与“生活美学”相关。但遗憾的是，下层文人所谓的“小雅”，其实也是一种“大俗”，这也涉及到雅俗之间有趣的历史关联，这是另一种类型的“化雅入俗”也。
迄今为止，对于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爬梳与整理，直接相关的著作，目前大概仅有李修建先生的《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我与赵强先生合著的《无边风月——中国古典生活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前者乃是对于魏晋“生活美学”一次较为系统的总结，后者则是对于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基本结构的深描。
《无边风月》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生活成美：据于儒 • 依于道 • 逃于禅”，其中包括三章：1. 从“孔颜乐处”到“儒行之美”，2. 从“鱼乐之辩”到“道化之美”，3. 从“日用禅悦”到“禅悟之美”，主要阐释儒道禅三家的“生活美学思想”；下篇为“美化生活：悦身心 • 会心意 • 畅形神”，其中包括七章：4. 从“花道茶艺”到“居家之美”，5. 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6. “雅集之乐”到“交游之美”，7. 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8. 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9. 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10.从“山水泉林”到“优游之美”，该书梳理出了中国古典“生活美学”所能拓展的方方面面，从而力求将“生活美学”的古典样貌整个地呈现出来。
实际上，梳理中国古典“生活美学”，除了这种共时性的深描，更需要历时性的梳理。在这方面，我们已在2012年约定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商定来共同完成一套《中国生活美学史》。然而，经过大家的讨论，都觉得其中有两段最难写：先秦与明清！一个是资料太少，一个是资料太多。我们对先秦，知道太少，却想得过多；反过来，我们对明清，知道太多，反倒就不能想得过多。这就构成了一种撰写上的“高难度”，但可喜的是，赵强先生从“物体系”的角度，来初步完成了明末这段艰巨的任务，竟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但是其深入程度却是相当深刻的，起码在“生活美学”这个方向上乃是领先于国内诸贤的。
一般人说物质生活，往往就是在说“吃”、“穿”、“住”、“行”、“用”，这些领域内的物，往往成为审美的“恋物”的对象。当然，任何高度发展的文明都会在物质文化上形成系统，近期就有历史学家孙机先生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当中，从农业与膳食、酒、茶、糖、烟，纺织与服装，建筑与家具，交通工具，冶金，玉器、漆器、瓷器，文具、印刷、乐器，武备，科学技术的十个方面，对中华物质文化进行了深描，从体例上说可算相当完备，丰富的中国文化的物化形态真乃千千万万。但任何作为“物”的器具，其实都是为了“人”的，也就是为人类生活而生产与使用的，被使用才是“活物”，被弃用易成“死物”，乃至随着历史拉伸而化作“文物”，而“生活美学”所研究的不仅是生活之物，更是审美之物，也就是“美物”。
所以说，“物之维度”，可以说是梳理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重要层面，特别是对于晚明的美学而言，乃是“物的美学”极大发展的阶段。对于整个中国古典“生活美学”而言，晚明这一段“生活美学”具有极其特殊的价值，我个人觉得，它的独特拓展之处就在于——“情”的复苏与“物”的丰富。
关于情的复兴这方面，汤显祖《牡丹亭》的题词当中就可以显见：“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但传统的以思想为主脉的美学研究对此已有了不少成果，比如李贽的“童心说”，但是，对于物的丰满这方面，以往的研究却几乎成为空场。好在许多海外汉学家们关注到了这个新生长点，比如英国著名艺术史家柯律格所著的《长物》就是成功的尝试。然而，这种浸渍西化色彩的研究方式，尽管将狭窄的艺术史研究拓展到了“视觉文化”研究，其实不若从“生活美学”的角度切入，因为这些中国古典的“物”，既是生活的，又是审美的，而且是二者合一的。
有趣的是，对于晚明的“生活美学”而言，这一“情”与一“物”，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反而能是交融在一起的。“情”虽指向人际交往当中的人，但也可以指向“物”，形成“物之情”，从而形成了一种以“闲赏”为核心的美学运动。这种“燕闲清赏”的生活方式，就大兴于晚明，对后代又影响深远。中国古人有着独特的“恋物癖”，中国文人的典范苏东坡就曾区分出两种恋物感：“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因此，中国人的“恋物”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积极的“寓意于物”，另一种则是消极的“留意于物”，前者好似寓情于物，爱物但有与之若即若离；后者则是流连于物，爱之弥深就与物毫无距离感可言。
中华古典“生活美学”，它涵摄了“情”（情感化）、“性”（自然化）和“文”（文化化）三个基本维度，全面覆盖了生理的、情感的与文化的生活，其基本问题意识便是探讨如何实现艺术化和审美化的生活，由此生成了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艺术传统。这种“生活美学”传统与蔡元培先生所谓“美育代宗教”结合起来，就可以在当今社会来实现美学的本真功能，这里的美学就不是针对艺术的“小美学”，反而成为了融入生活的“大美学”。
最后，感谢赵强先生，通过他的历史还原，为我们敞开了中国“生活美学”的“物体系”！
刘悦笛
2016年10月1日于渤海海滨
《"物"的崛起》读后感(二)：晚明审美风尚变迁中的权力焦虑——《齐鲁晚报》新书评
晚明审美风尚变迁中的权力焦虑
——读《“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
《“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赵强 著商务印书馆
急于果腹者自然只能为解决温饱疲于奔走,从这一角度看,晚明时代的“生活美学”再如何具有社会影响力,其活水源头均必归于牢牢掌握社会话语权的官僚有闲阶级。
□雨葭
我们在谈论审美时,首先谈论的是一种话语权。谁能主导社会审美,谁就更有话语权。
蒋勋说,“生活的美学,旨在抵抗一个字——忙。忙就是心灵死亡,就是不要再忙了,你就开始有生活美学”。急于果腹者自然只能为解决温饱疲于奔走,从这一角度看,晚明时代的“生活美学”再如何具有社会影响力,其活水源头均必归于牢牢掌握社会话语权的官僚有闲阶级。
本书所观察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嘉靖后期至崇祯末年这晚明时代。在本书作者赵强看来,这一时期“物”的群体式崛起,不仅充分展现了前现代晚期中国社会审美文化的嬗变过程,更主要的是,“‘物’的崛起”与“生活美学”相伴而行且相互影响:“晚明人对‘长物’的痴迷是空前的,无论是‘物’的种类,还是受众的波及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日益蓬勃的商业力量驱动下,朱元璋依托“物”(官服、官轿)等礼制确立的官场阶层身份壁垒逐渐崩塌,取而代之的是裹挟着物质、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化合”而成的生活美学。
朱元璋开国时便奠定了士、农、工、商的森严等级秩序,同时通过率先垂范,严厉的道德约束力量得以有效贯彻施行。然而,社会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晚明工商业的勃兴,朱元璋原先确立的高度依赖道德力量的古板秩序,在应对社会快速发展方面显得过于笨拙且越来越不合时宜。特别是当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剩余,民间交换自然不可避免。交换一方面会加快商品的流动,给商人带来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也会大大促进苏浙一带丝织作坊的快速发展,同时催生新的富裕阶层。
当社会上逐渐形成一个至少经济方面可以与官僚群体相提并论的“新富阶层”时,其影响无所不在,同时意味社会蝶变亦不可避免。台湾学者巫仁恕在《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一书中曾着重分析了明末丝织业发达的江南妇女的消费变化:这些妇女在衣着、饮食、出行等方面极力模仿“官太太”。官府虽多次颁发针对性的禁令,试图扭转“世风日下”现状,但收效甚微。
“新富群体”的潜在影响远超出官府的想象。加拿大著名汉学家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中亦曾有过精辟阐述。在卜正民看来,明末商人越来越不满足于在衣着、住房、出行等方面对官员做派的简单模仿,他们越来越在意通过资助官员,或家族子弟应试的方式,曲线“入仕”。这显然已不再是一种浮于表面的简单生活审美,更像是从对权力的仰慕到间接分享。
当然,作为位居传统上层建筑的官僚群体,在快速丰富的物质面前不可能始终保持清高,凭借话语权优势捍卫地位当是最容易的选择。在道德约束力量逐渐松动下,官僚在努力改善自身经济条件的同时,试图借助文化等路径,以此拉开与“新富阶层”间的距离——“当每个人都开始追逐原本应属于士绅阶层的东西时,这些士绅试图以不断修改审美规则来维护他们优越于后来者的特权地位”(卜正民语)。
“物”的崛起在社会上还带来了更多深刻的影响,这也就是作者提到的,新“生活‘时尚’的形成,既蕴含着新兴社会力量对文明、优雅的社会身份、生活方式的渴望,又暗藏着商业资本的推力。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晚明社会文化的商业化、世俗化倾向”,而“这种商业化、世俗化并非文化顺应资本的单向过程,其间也蕴含着文化与资本、传统与当下的双向博弈”。商业就像是万金油,其力量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历史上众多奢侈物在商业力量下脱掉了华丽外袍,实现量贩化,比如历史上在欧洲曾奇货可居也风行一时的糖、茶叶、香料,特别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
如果说商业体现了一种社会时尚的风向标,那么世俗则是商业发展进步的结果。至少在晚明时代,商业的重要功能体现在扩大社会剩余产品交换力量,大大激活社会生产能力,通过丰富“物”的方式,从而实现对官僚物质身份的“祛魅”,本质上是对官僚传统话语体系的“进攻”。从这层意义上看,本书呈现的晚明审美风尚变迁,不像是美学意义上的肤浅表白,其内涵更像是借审美分析,折射权力对官民身份差距缩小后的焦虑。
《"物"的崛起》读后感(三)：“物”的崛起带来的社会震荡——郑渝川为《物的崛起》撰写的书评
“物”的崛起带来的社会震荡
明代中晚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幅度还相对不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形成如英国和低地国家同期发生的商品经济刺激新型经济形态。
所评图书：
书名：《“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
作者：赵强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6年11月
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其代表作《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书中曾指出，朱元璋建立明朝时，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处于凋敝状态。朱元璋试图建立起一个保持静止不变，依据较少的法令和官僚治理就可以长期运转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为此，朱元璋清洗了可能像东汉、隋唐时期那样成为门阀的高级文官和将官，在民间建立起里甲制。
但一个保持总体长期稳定的社会，没有朝着朱元璋最初希望的方向发展。明代中国的北方，在辽东、晋陕和甘肃三个方向都面临边患，为了筹措战备物资，政府默认组织效率更高的商业大家族发展（由此涌现出晋商等著名的商帮）。而在明代中国的南方尤其是江南、福建、广东等地区，海外流入的白银开始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南方地区也开始形成服务于国内及海外贸易两个市场的专门的纺织手工业等产业。中国沿海省份的居民开始自发大规模向东南亚一些地区移民，有些则成为海商甚至海盗，跟进入这些地区的欧洲殖民者展开竞争。
商业的发展，开始显露出对于社会和文化的巨大侵蚀作用。明代中期以后的文人阶层对于社会生活“尊崇富侈”之风感到十分不满，特别是这种作风开始解构服饰、饮食、器用、房舍、乘舆、节庆礼俗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原有规则，使得文人阶层成为巨大的失落者。
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赵强在其所著的《“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书中谈到，“僭礼败度”被认为是国祚倾危的表征，这种看法在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就已经形成，为此明朝政府专门颁布了士农工商各阶层的日常用度、婚丧嫁娶、社会交际等具体规定。这些规定让官员和文人阶层能够保持内心平衡，延续传统士人“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的“古意”和“本色”。
赵强在书中指出，从有限的、有节制的物质体验和享受中获得快乐，实际上只不过是官员和文人阶层“在（明初）低迷的经济形势、严酷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中不得已而为之的表现”。
卜正民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谈到，1449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标志着明政府中央权威衰落和控制能力弱化。这之后的历任皇帝，接受了农村经济衰落和社会经济限制规定瓦解的现实，并且，为了满足军备税收的需要，也不再采取事实举措限制江南等地区的商贸业发展。
赵强认为，明代中期以及之后的社会生活风气，突破了明代初期乃至更早之前中国社会千百年来“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的“用物”观念。南方多个地区建立起服务于贸易需要的手工业产业，商贸发达，使得供给充足，民众的购买力也大大提升，这种情况下，“日趋奢靡腐化的生活景象”，不仅如前所述，挑战甚至废弃了过去的规则，而且还造成生活必需品变得日益昂贵，书房禅室、乘舆画舫等非必要消费普遍化、时尚化，这些都是官员和文人阶层无法割舍，但承担起来非常困难的。
《“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书中将明代之前的中国社会，称为“前现代”社会，指出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文人阶层更加讲求“心性”，注重观念和思辨层面。而“物”的概念经过长期演化，主要指的是服从于心境的外不存在，“观物”、“用物”都需要合乎天道或自然，要有节制和秩序。由此形成的一套生活美学，核心就在于崇尚简练，“以审美的态度来消解欲望”，特别是在赵宋两朝之后，儒学大家将“养心”与“用物”对立起来，放纵物欲、过度消费就显得极不道德，而日用之物一旦突破质朴实用的界限，就是“奇技淫巧”。
明代中期以后，文人阶层将风行一时、人相竞购的日常器物或工艺品，称为“物妖”。这种抨击尤显激愤。而到了晚明，社会批评家开始承认“奢靡”的消费在扩大生产、带动就业等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官员和文人阶层的家庭、家族在明代中期以后也逐渐渗入商品经济，他们还是出版业繁荣的重要受益者，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新的生活风气对社会秩序和旧有道德伦理规范的冲击，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心理和情绪。
《“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书中深入探讨了明代中晚期的中国社会，在商品经济逐渐繁荣的情况下发生的观念蜕变，勾勒了“物力蕴藉，匠作精良”的盛大物质奇观景象，包括各式精美窑器、漆器、纸笺、布料、宣炉等时器、时玩，数量品类几乎接近于当下的消费者通过天猫和京东等电商平台所能购买到的极其丰富的商品，品质尤其精良；叙述了文人阶层的审美观念嬗变、欲望纠缠和价值观衰变，以及因此发生的政治生态与治生观念变化，最终在整个社会体系中，使得大众的传统生活观念发生了“蝉脱”。书作者概括指出，文人阶层到了晚明时期，“与物质性蔓延的整体社会生活达成妥协，形成了与‘物’的崛起相一致的新的生活观——‘受用清福’”，并因此重建“心”与“物”的平衡。
书作者在这本书中还就“物”的力量，如何促成明代中晚期文化和思想发生世俗生活化展开了叙述。中国古代史上，士农工商体系相对稳固，而器物和工匠的社会地位非常低，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的勃兴以及因此带来的社会变化，造成了工匠尤其是知名工匠渐趋富贵，而与器物相关的手工技艺也获得了更高的社会评价。这种情况下，工匠愿意投入时间和经济成本用以技艺的训练与提升，也因此产生了所谓的“工匠精神”。而在文化层面，随着文化的商业化和世俗化，文人阶层尤其是那些无望官宦的中下层文人，开始不自觉的进入文学、艺术和文化生产，创造出许多杰出的文艺作品。
对晚明时期因商品经济勃兴而带来的社会、文化等层面的转变，长期以来存在极端化的评价——清代开始，官员和文人阶层将明王朝的衰落和消亡，甚至清代中期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微，与晚明的社会生活“尊崇富侈”联系起来。这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仍旧延续了明代之前“养心”与“用物”相对立价值理念的陈旧态度。我们不妨说，明代中晚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幅度还相对不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形成如英国和低地国家同期发生的商品经济刺激新型经济形态，没能促成新兴的、独立的资产阶级以及公司形态、资本体系出现，没能促成更多知识分子与工匠合作致力于各门类基础知识的梳理与更新并从而带来归纳式的知识创新和科学发明。
《"物"的崛起》读后感(四)：于着力处云淡风轻
对于一个靠说话和写字谋生的人来说，平时的阅读太过功利，所以才特别珍惜有效的自由阅读时光。物质食粮里有快餐这一类，最直接的满足你肚子饿和嘴巴馋的双重需要。无论是“千人一面”的汉堡，还是“八菜一汤”的麻辣烫，给了我们短暂的热热闹闹，却无法供给身体所需的营养。精神食粮也一样，大部分电视剧脑残。我曾经出于好奇，在一天之内阅读了著名的“清穿之三座大山”，从早到晚终于在看到某部的时候，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蓝瘦、不香菇。供我们自己可支配的阅读时间如此有限，怎能不选精品佳作来滋养我们的大脑身心？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你可以正襟危坐在书桌前专心钻研，也可以一边喝着茶一边晒着冬日的阳光一边品读，还可以摆在床头睡前阅读——咳咳，专家建议睡前看哲学思辨的书可催眠。
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专业而有趣。有一些没读过的故事，一些表面看似没有关联的事儿穿起来，得出一些新观点。它严肃、晦涩，但能启发智慧。 今天早上，我突然觉悟，整天忙忙叨叨，有时都没有洗脸。可是，如果从事一样事业，让你没有时间洗脸，没有时间打扫房间，没有时间爱家人。这样的工作又有何幸福感可言呢？并非工作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我的工作方式的问题，让它占据了我正常的生活，所以反生厌恶之心，拖延症由此而起。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古人又是如何生活的？
这就是本书启迪我的生活智慧吧。
《"物"的崛起》读后感(五)：是什么造就了生活的美学——《解放日报》新书评
《“物”的崛起： 前现代晚期中 国审美风尚的 变迁》 赵强 著 商务印书馆
■雨葭
蒋勋说，“生活的美学，旨在抵抗一个字——忙。忙就是心灵死亡，不要再忙了，你就开始有生活美学”。急于果腹者自然只能为解决温饱疲于奔走，从这一角度看，晚明时代的“生活美学”，谈论的是一种话语权。
《“物”的崛起》所观察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嘉靖后期以迄崇祯末年的晚明时代。在本书作者赵强看来，这一时期“物”的群体式崛起，不仅充分展现了前现代晚期中国社会审美文化的嬗变过程，更主要的是，“‘物’的崛起”与“生活美学”相伴而行且相互影响：“晚明人对‘长物’的痴迷是空前的，无论是‘物’的种类，还是受众的波及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日益蓬勃的商业力量驱动下，洪武皇帝依托“物”（官服、官轿）等礼制确立的官场阶层身份壁垒逐渐崩塌，取而代之的是裹挟着物质、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化合”而成的生活美学。
洪武皇帝开国时便奠定了士、农、工、商的森严等级秩序，同时通过率先垂范，严厉的道德约束力量得以有效贯彻施行。然而，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有思想的高级动物，只要思想不停歇，社会就不可能一成不变。也所以，随着晚明工商业的勃兴，洪武皇帝原先确立的高度依赖道德力量的古板秩序，在应对社会快速发展方面显得过于笨拙且越来越不合时宜。
“物”的潜在影响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加拿大著名汉学家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中亦曾有过精辟阐述。在卜正民看来，明末商人越来越不满足于在衣着、住房、出行等方面对官员作派的简单模仿，他们越来越在意通过资助官员，或者家族子弟应试方式，曲线“入仕”。这显然已不再是一种浮于表面的简单生活审美，更像是从对上层生活的仰慕到间接分享。
本书作者特别指出，晚明“物”的崛起，除了引发官员的焦虑外，还招致道学家、正统知识分子对“物欲”的极大焦虑和激烈批判。这种焦虑与批判，确实不能完全排除他们对传统文化情结怀有的深深眷恋，另一个事实也不应忽视，那就是历史上官员与道学家还有知识分子三者身份往往集于一体，而文人视入仕为官乃成功标志早成惯例。如此看来，道学家和正统知识分子的焦虑与批判的情绪之中，很难说没有官僚对自身岌岌可危地位担忧的深层因素。
如果我们进一步跳出简单的社会阶层模式，“物”的崛起在社会上还带来了更多深刻的影响，这也就是作者提到的，新“生活‘时尚’的形成，既蕴含着新兴社会力量对文明、优雅的社会身份、生活方式的渴望，又暗藏着商业资本的推力。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晚明社会文化的商业化、世俗化倾向”，而“这种商业化、世俗化并非文化顺应资本的单向过程，期间也蕴含着文化与资本、传统与当下的双向博弈”。商业就像是万金油，其力量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历史上众多奢侈物在商业力量下脱掉了华丽外袍，实现量贩化，比如历史上在欧洲曾奇货可居也风行一时的糖、茶叶、香料，特别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
如果说商业体现了一种社会时尚的风向标，那么世俗则是商业发展进步的结果。从这层意义上看，本书呈现的晚明审美风尚变迁，不像是美学意义上的肤浅表白，其内涵更像是借审美分析，折射社会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