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弦月》读后感精选10篇

　　《下弦月》是一本由吕新著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页数：2016-11-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下弦月》读后感(一)：吕新：后记：冬夜看到月亮，唯一的作用是能证明自己尚在人间

　　【后记】

　　冬夜看到月亮，唯一的作用是能证明自己尚在人间

　　吕新

　　你回来不？今年喂了八个羊，你要是回来就杀一个给你。

　　和我说话的是一个类似于《下弦月》中黄奇月那样的人。

　　我没能回去，我倒不是怕他给我杀羊，因为我相信我能说动他，也相信某一个羊不会因我而死，我只是一时被一些云絮或树桩般的事情所羁绊。

　　遍地露水，天空青蓝，地广人稀，那是什么？那就是我曾经生长的地方。

　　写作《下弦月》之前和之中，我其实很想回到塞外，回到那些有着深涧和辽阔原野的地方，住下来，每天写一点，每天去一个附近的地方，因为那也是这本书主要的背景和地域。回到那里，对我来说，就相当于鱼归大海，树叶回到了森林。我能辨认出曾经拽着启明舅舅的衣襟和他共同走过的那些人烟稀少的路，黄色的金盏花把他的几个手指染得像是镀了金。后来，快到水泉一带时，月亮升起来了，又黄又圆。他说，月亮上面又开饭了，正在搬凳子摆桌子呢。我看看月亮，里面雾腾腾的，一个人也没有。我问他，哪有饭，哪有桌子？他说，快快地长吧，等长大了你就看见了。我后来才知道，他说那话，其实是他自己饿了，一天走了四五十里路。

　　当然，也更能辨认出跟着某一位表姐去看她相亲的那些路，遍地野花，蜜蜂和牛蜂嗡嗡地飞着。肥头大耳的家伙穿着毛蓝色的中山装，说他很快就要提干了，最迟不超过今年年底。有好几年，我一直不知道他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回来的路上，两个兜里装满了水果糖，感觉自己已富得流油，快要走不动了。兜毕竟太小，两个兜加起来也不过二十块糖，令人惊喜的是，竟然有三五块牛奶糖和高粱饴混迹于其中。那时候，我们把高粱饴叫做软糖。

　　……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却未能回去。这样一来，那些陡峭的深涧在我的记忆里变得更加陡峭，原野也更加辽阔，各种颜色的野花咝咝地怒放，我在桌子前写着四十多年前的往事，能看见它们在千里之外的原野上摇晃。有一种被我们叫做“头疼花”的野花，又叫“鬼辣椒”，我在不同的小说里多次写到过它们。

　　文学真的是一种自由的表达么？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过是在一个围着栅栏的菜园子里挖土，锄草，上面飞着鸟，下面卧着狗，不远处还有猥琐的嘴，浮肿的脸和阴鸷的眼睛在探头探脑。有许多的话和许多的事，可以说与人听，也可以写出来。另有一些话和事，只能说与最亲近的人。有些话只能说与手，有些话只能说给风，有些话只能说给漫天的大雪或者濛濛细雨，但还有另一些话和事，却永远也不能对任何人讲，更无法诉诸于文字，其命运只能随着人一起腐烂，消失，永远不会有抛头露面的那一天。纵使这样，写作者仍然比大多数不写作者拥有了足够广阔的时空和自由。

　　四十多年前，我们住在一个异常崎岖的村子里，母亲一个人带着一至五年级全部的学生，好在人数不是很多，有的年级还不到十个人。吃水要到深涧里去提，深涧里长满了柳树，各种鸟吵成一片。三年级的马三员是一个捕鸟的高手，家里养着鹰，还有两只红嘴鸦。马三员来上学的时候，两只红嘴鸦就在外面的树上等着他。下课以后，打一声唿哨，两只鸟就一起飞过来，落到他的肩膀上，然后跟他回家。马三员穿着一件很脏的黄色上衣，胸前有两个口袋，口袋永远黏黏糊糊，里面装着熟小米，熟土豆，都是用来喂鸟的。

　　猫头鹰都住在悬崖上的那些小洞里，马三员送给我的一只小猫头鹰只养了半天，因为他说母猫头鹰很可能会闻着它孩子的气味找过来。果然，天快黑的时候，母猫头鹰就来了，一声接一声地在外面叫，圆形的眼睛里放着黄澄澄的光。马三员指着小猫头鹰说，它妈来了，在叫它呢。把小猫头鹰放到门口以后，它们很快就飞走了。

　　还有一个叫糜桂香的姑娘，父亲是瞎子，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糜桂香气每天割草，每天出没于灌木和青草之间，身上全是草味。你站在她身旁，就像站在一片青草前。

　　考试的时候，公社联校派人徒步给我们送卷子来。我们看见他斜挎着挎包，挎包里装着我们的期末考试卷，精神抖擞地行走在夏天的原野上，头发被风吹乱，衣服呼喇呼喇地飘舞着，像一只身材敦实的鸟，慢慢地朝我们飞来。

　　……

　　当然，还有那个匍匐在塞外荒原上的青灰色的小城，她是我最早见识到的“城”，也是《下弦月》一书的主要生活场景。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一拿起笔，她就会首先悄无声息地浮上来。南市街，鼓楼街，西关，东门……北门外的原野上最早长着水曲柳，后来都没有了。

　　写到第四章的时候，多出了一种期待，因为黄奇月很快就要上场了，而他一出来，那一带的山区就会敞开，哪怕只是微微的敞开，哪怕只能容纳一个人，原先的秘密也就不再是秘密，会被更多的人看见。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我也是在除夕傍晚的那场漫天大雪里获得新生的，从此对一些人事也不再畏惧。山下的平原上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爆竹声传来，许多人家正在团圆。我站在岭上，身上披着旧年的最后一场大雪。

　　老黄，不要杀羊，小羊羔自出生以来还没有正经过过一个年，还没有听到过人间的爆竹声。记得你曾说过，人活着有多种方式，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不过百年，满打满算也不过三万多天，怎么活不是个活。那么，一碗面糊糊就不能过年么？完全没有问题。

　　走路怕留下脚印，转身担心露出背影，老黄，对不起，倒好像你也成了一个怕见人的人，你本来不是那样的。

　　《下弦月》读后感(二)：政治风暴中的人情礼赞——评吕新《下弦月》

　　政治风暴中的人情礼赞——评吕新《下弦月》

　　来源：中国作家网 康宇辰

　　众所周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之一即是文学与历史的强烈关联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重大事件既是文学的对象、素材，也一再以其对于一代代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影响要求着人们的回应。在整个漫长的二十世纪，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回应和参与着中国大地上的风云变幻。这种二十世纪的传统到今天仍然被一些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延续着，笔者认为吕新的新作《下弦月》也正处在这一脉络当中，是二十一世纪开端上又一次对于文革经验的重新叙述。

　　为了充分表现这种对历史的思考，小说由两个世界的对照叙述构成。一个世界是林烈、徐怀玉和他们的三个子女组成的家庭，以及旁及的亲人朋友们。小说主体部分细致地讲了一个家庭的故事，而这个家庭是一个成员被迫分离的家庭。林烈因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说错了话，在目睹政治斗争的残酷后恐惧出逃，妻子徐怀玉和好友萧桂英结伴出门寻找他，孩子们由小舅子和姥姥照顾。后来，怀玉没有找到林烈，无奈回家。林烈遇到了当年下放时的生产队队长黄奇月，善良仗义的黄奇月帮助他躲藏了起来。除夕之夜，怀玉和孩子们在家过年，林烈偷偷回家，隔窗远远地望了望家人，终于因为有人监视而家人之间不得团聚，最后林烈又独自回到了藏身之处。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被冠在《供销社岁月》名目下的小说世界。林烈一家人的故事，多数时候是被分为留守的孩子、寻夫的妻子、躲藏的丈夫三个部分来分头叙述、齐头并进的。三部分都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并不断插入闪回、补充的楷体字段落。整个叙述充满复调色彩，三方面互相对话、推进，共同呈现出文革中一个被运动打碎的家庭，以及家庭成员互相的亲情牵连。而供销社世界则完全不同，不仅篇幅上短得多，附在书中三章的后面仿佛附录，而且是主人公万年青的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万年青的自述，摆弄着文革典型的政治话语，仿佛一份向党交心的政治自白书，这种叙述与前面林烈一家的故事叙述之间充满张力，或者也可看做小说中两个并置的大的复调声部。如果说林烈一家的故事叙述是抒情的、严肃的、悲剧的，则万年青的自述明显是反讽的、戏谑的、喜剧的。两个世界，前者是描写的文革受害者生活，后者是文革中如鱼得水的干部世界，一正一反，共同抵达了主题：文革对普通人情的破坏以及灾难中家庭、朋友之情义仍然顽强地存在着。

　　小说中花最大力气表现的，是文革中的人情。这是小说最主要的主题，也是写得最见精彩的地方。而这个人情的冷暖，在两个世界中的表现截然相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在革命干部自白的《供销社岁月》中，它是怎么样的。供销社的副主任万年青，小说着重写了他和三个下属的关系：售货员胡木刀、赶车的刘大、售货员陈美琳。胡木刀本是个好青年，被任命为供销社售货员。工作过程中这个年轻人经不住诱惑，偷吃了供销社的糖果，于是万年青狠狠地批评了他，结果是胡木刀承受不住压力上吊自杀了。万年青对此事的评论是：“他的这种自绝于社会自绝于人民的行为让我们感到非常痛心。” 赶车的刘大原本负责赶着马车去给供销社进货，可是后来供销社卖掉了马车，换了一台小马力的拖拉机。这样一来，赶车的刘大失业了，觉得非常委屈。他找供销社其他员工理论，这些人则要么否认刘大的功劳，要么揭伤疤地指责刘大曾经不小心翻过车，打碎了货物害得大家倒贴钱。刘大生气伤心地离开了，万年青对自己说：“刘大是被他自己的那笔旧账打败了，是被他本人酿造的那坛酒醉过去了。” 而陈美琳这个美女，则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沦为了男人的玩物，名声搞臭后被发配来条件较差的尖蚂蚁供销社。万年青表面秉公领导，实际上对这个美女想入非非，在陈美琳向他告状说开拖拉机的陈铁牛骚扰她时，他听到内心的声音说：“要轮也不可能先轮到他，我还没有怎么样呢，他倒先提前动手了。” 万年青与三个下属的交往，在在体现出宏大革命话语之下人的冷酷、自私、虚伪。小说后来写到万年青卖糖时也禁不住诱惑吃了一颗，于是方体会到胡木刀的情有可原。体会到他人的不得已，宽容地对待人性的弱点，这些都属于中国传统表彰的“敦厚”美德。这种“敦厚”来源于有情地对待人事，是与政治的逻辑有所错位的传统人际伦理。革命干部万年青，被政治话语裹挟，完全以革命的是非为是非，失去了人际交往时的弹性。更何况，革命是非的表面之下还隐藏着不干不净的人欲。比如男干部对“荡妇”陈美琳的觊觎，比如故事高潮部分叶柏翠书记一边嘴里说着革命学习指示一边和万年青做爱。情节到了这里，革命追求完全成了人欲的虚伪面具，性替换了革命成了人真正的动机。

　　如果说在革命得势者这里，人情的“敦厚”被遗弃了，那么小说作者吕新本人的叙述态度，其实可以当得起“敦厚”二字。吕新在访谈中曾批评道：“今天的人们，喜欢不负责任地夸张，喜欢把一切都妖魔化，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一概都要推向极致，喜欢把一个人或一件事情说得一惊一乍，鲜血淋漓，似乎只有那样说了，写了，才是所谓的真实。我真的觉得很轻薄也很浅薄。” 于是吕新的写作，也不把任何善恶极端化。一次又一次，万年青在不合理的人事中会苦闷和反省，包括他后来同情过胡木刀，也觉得对于赶车的刘大内心有愧，也为了陈美琳最终再次被发配而悲伤。万年青这样的革命干部并非恶人，他们只是被文革逻辑主宰的凡人。然而革命并不能全方位地指明生活的是非，丰富的生活体验还是会让他们在某些时刻看到这种主流世界观的裂隙，于是传统的人情渗透过来，带来更为复杂的伦理困惑。

　　更体现出作者“敦厚”之笔的，是对于林烈家庭的讲述。林烈在外逃亡，遇到过在革命等级中苦苦求生而道德沦丧的人试图把他交给公社而邀功，这是人情失落的极端表征。但是，他也遇到了黄奇月这样的仗义之人，冒着风险来帮助他，说明人情在民间远未失落。值得注意的是，黄奇月有一次告诉了林烈他和自己的二小舅子反目的事。两人原本关系亲密，后来运动来了，两人不在一个队伍里，于是二小舅子开始猜忌黄奇月，关系就坏了。黄奇月说起某些干部的作风道：“当然，也有那种一惊一乍的，一来了就要斗争，就要深挖狠抓，每天背着手，看谁都像坏人，把人分成左中右，分成三堆堆。这么一引导，人们就会转向，原来关系好的也会互相猜疑，甚至兄弟之间，姐夫小舅子也会变成仇人。” 这个观察生动说明了革命运动是怎样改造乡土社会的，被改造的除了人与人的等级关系，还有传统人情。革命逻辑至上以后，人情变成了不合法的，但是不合法的人情却从来没有消失。怀玉寻夫，讲的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喜欢讲的家庭追求团圆的故事。故事终止在除夕到正月初一这段时间，可谓别有象征含义。除夕团聚包含着亲情、邻里之情、朋友之情，这些小说都写到了。比如怀玉和邻居石觉一家的交往。石觉出狱后找了一个刻蜡版的工作，后来发现抢了邻居怀玉的饭碗，便主动放弃这个生计，去煤矿做工了。怀玉为了表达愧疚和感激，慷慨请石觉小石头父子吃饭。这两个家庭都是破碎的、遭难的家庭，是文革中的贱民家庭。他们之间能如此互相体谅、帮助，体现的是文革中人情的顽强存在。透过《下弦月》的视角，我们看到文革带来的破坏很大程度上包括了中国基层社会的伦理感的混乱和沦丧。当家人之间、朋友之间、邻里之间按照阶级成分站队，分裂成矛盾不可调和几堆，那种凝聚乡村共同体，让人们在人际圈子中和睦地生产生活的人情就被放逐了。这个世界就成了干燥和硬化的世界，人伦的有机性不复存在。而能够解救这种甚至影响至今的文革破坏的，就是恢复、张扬日常人情，用丰富的人伦圈子及其情感关联修复破碎扭曲的共同体意识。《下弦月》展示给我们的，正是这种人情的力量，它受到摧折，却又顽强生长。在后文革时代，在今天仍延续着文革影响却也发生了更多变化的中国社会，当人的原子化被消费时代乡村解体等因素加强，如何建立一个有情的共同体，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吕新这本小说书名叫“下弦月”，这是只能在每个下半月的下半夜看到的弯钩形月亮。看到下弦月的人，大约都是长夜难眠的怀忧者吧，所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望月而想起故园亲旧，这是中国传统“月”意象的题中之意。这本小说中的很多场景，也笼罩在淘米水一般的月光之下。月光的稀微，仿佛暗示着那个过去了的特殊时代里人们的渺茫希望、微弱温情，这一切面对时代风暴是脆弱的，但它们千百年绵绵不绝于中国大地，也可说是柔弱中自有其顽强吧。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下弦月》读后感(三)：吕新：我记忆中的历史与世人不同

　　http://www.toutiao.com/i6364648798056088066/

　　吕新是成名已久的先锋派作家，然而还是有许多同行不曾与他碰过面，只因被他的作品震动，而记住了他。能让作家或评论家一直记住并回味的作品不多，吕新有这样的特质，倘若放在主流的现实主义写作中去比较，我们会很容易指出这种不同——诗化的语言、被突显的记忆与心理描写、如印象画派般朦胧的美感，但倘若与同时期的先锋写作放在一起，则需要更敏锐的观察来指出吕新写作的特质，比如一部分长期研究先锋文学的评论家认为，吕新一直在以后现代的语言经验处理乡村世界，他也是首先致力于为乡土叙事注入现代、先锋意味的作家之一。

　　和许多先锋派作家一样，吕新受到的文学启蒙是20世纪欧美现代派小说，他说他曾读过《悲惨世界》，却如临大海，完全淹没其中，然而当他看到《喧哗与骚动》《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这样的作品时，便痴迷其中，产生了太多共鸣，他更敬佩像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这样的人，以不多的文字成就伟大。

　　许多观念在年轻时一旦形成便再难更改，吕新从上世纪90年代成名以来，每两三年出一两部作品，长篇或是中篇，他有自己的节奏，也爱惜文字。他知道“有些人一直在关注我的新作，也有些人假装没看见”，而后的文学风向不断变化，不断催促作家调整写作风格或是姿态，从这点上来说，吕新并不是一个“争新抢先”的作家，他继续沿着自己喜欢的路数前行，不急不慢，甘于寂寞，甚至“因为不喜欢被人注意，指指点点”而感到可以安心写作。

　　对于所谓文学史的评价，吕新更表示并不关心，之前他听到有评论家指出他们这批90年代出现的作家和80年代最初的先锋作家在写作上有很大不同，对此他也认为这是评论界的事情，似乎与自己并无关联，他关心的只是如何写下一个故事，如何保证自己在写新作时有安心的环境和足够的烟抽。

　　长篇新作《下弦月》正是吕新熟悉且喜欢的题材，他在小说中回到故乡雁北小城讲述记忆中的乡土经验，而历史时间倘若不仔细分辨的话并不容易看清，直到主角因为各种原因的害怕而出走，读者或许能猜到其所在的特殊历史时期。从表面上看，《下弦月》依然不提供一个足够清晰的情节链，现实世界里的人际接触、背景环境的虚化、人物内心独白的涌现等等，让阅读多了些障碍的同时无法忽视的是语言带来的美感以及人物内心带出的紧张感，事实上，在他今年发表的另一个中篇《雨下了七八天》里，下雨意象的抒情和人物等待审判的内心纠缠，也被书写得淋漓尽致。这正是吕新不曾变化的方式，他看待历史与世界的视角是非逻辑非理性的，他对待文学的方式也是不轻易跟风的先锋精神。

　　无限夸张夸大所写对象是浅薄的

　　记者：《下弦月》中的乡镇世界有种晦暗不清的感觉，文革背景、人物独白、自然意象组成了一个个梦呓般的场景，故事的起因是林烈提了意见怕被报复而出走，引出了众人的困境，但在那个时代逃亡对主人公而言是更威胁到生命的方式。

　　吕新：其实提意见只是他在最初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一次不知深浅的生猛之举，其中既有年轻的真诚，也不乏一定的任性。他后来遭遇了一系列的变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很少有过安稳和自由。而导致他最终踏上逃亡之旅的，则是一次次直接危及到性命的现实，有些和他一样的有着相同境遇，甚至境遇好过他的人，在他的面前和周围不断地消失，他感到了害怕。他也是一个有着很多毛病的人，并非时代的英雄，更不是神，他有什么理由不怕死。

　　记者：每一个新人物的出场都会打开新的秘密和世界，比如黄奇月，就像下弦月这般“如淘米水一样的月光”照射人间，混沌的是世事，明朗的是草木，这是否是对某个历史时期抽象化的归纳？

　　吕新：对于黄奇月的出场，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曾心生期待，他的出场，确也是一个秘密的打开，人世间还有那样的地方。不只是那个时期，任何一个时期，混沌的永远都是世事和人心，明朗的也只能是草木和自然。人为什么看见自然就会情不自禁地激动、亲切、心旷神怡？不用说大多数的人，即使是真正的所谓的坏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是愿意亲近自然的，因为只有在没有算计和利益之驱的自然面前，人才会得到一种清洁或放松。他需要对一棵树、一只野兔保持警惕么？完全不需要。会担心头顶上面的一片云彩掉下来，直接把他砸死么？也完全不会。

　　吕新：有很多人都描述过他们各自眼里或者观念中的历史。但是，我眼里或者记忆中的历史却并不像很多人观念中所以为的，或者他们在别的书里所看到的那样，我只是想尽可能地叙述一段相对真实的岁月。今天的人们，喜欢不负责任地夸张，喜欢把一切都妖魔化，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一概都要推向极致，喜欢把一个人或一件事情说得一惊一乍，鲜血淋漓，似乎只有那样说了，写了，才是所谓的真实。我真的觉得很轻薄也很浅薄。

　　另外，无论怎样的事实，很快都会过去。就我们的生活而言，轻轻掠过才是真正的常态和事实。而不轻轻掠过，在一个点上长久地停留，反复纠缠，甚至无限地夸张和夸大，都是不对的，为了把一个描写推向极致，而置事实于不顾，我不想做那种事情。

　　记者：小说到中间时涉及供销社岁月的叙事很精彩，围绕售货员因糖而生乱、民众对供销社的情感，阐述了许多历史看法，像这样饱满的集中的叙事在小说里不算多，这是否也与你曾经的亲身经历或观察有关？

　　吕新：不只是我，供销社，曾经是整整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尤其是对于农村或者偏远山区的人们来说，其意义完全超越一个广场对于某一个城市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销售食品和人们日常用品的地方，而更是一个新闻、政治、情感、视野、故事、文化、家长里短、天下大事等等事物的集散地。供销社可以让你能够以物易物，解决你甚至你们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即使你手里没钱也没关系，只要相应的东西就行。你是外地人，你迷路了，站在供销社门口的那些人会告诉你准确的方向。当然，你得意洋洋地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带着你们孩子他妈或者未过门的对象，在结了冰的河面上摔倒的时候，人们也会哄堂大笑。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供销社，我们这些偏远山区长大的孩子，我们的童年该是多么的黯淡而无味。我对于供销社的记忆和感知，远远不是整整一本书能够说完的。

　　记者：《仿佛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这一章里主人公在雪夜里获得了自由和勇气，你在后记中说你也曾在相似场景里获得新生，这里面存在一种呼应。

　　吕新：一个人，其立场，世界观，价值观，生死观，有的很可能一贯到底，终其一生也不会改变。有的改变起来很难。但是，也有的时候，彻底的改变甚至颠覆，也几乎就是一瞬间的事。不过，这中间必须有因，有一定的前提和必要的铺垫，还要有特定的场景和氛围，温度不到，也很难发生质变。

　　我并不刻意坚持先锋写作，只是自然而为

　　记者：你的作品在语言上的美感是很明显的，抒情化诗化的意象比比皆是，最近看了你的一个新中篇《雨下了七八天》，仅针对雨本身就有非常好的描述，《下弦月》自然容纳了更多类似描写，然而一些评论者还是会认为长篇小说的故事叙事更为重要。

　　吕新：我用吃饭来做个比喻。我们平时吃饭，喜欢在什么地方吃呢？当然都希望周围环境很好，洁净，安静，有的喜欢更豪华一点，富丽堂皇；有的希望更多一些自然的内容，比如有花，有葱郁的草木，有流水，有蓝天，甚至还有雪山草地和大海。即使这些条件都无法达到，那就更朴素一些，面前的小方桌至少也应该是干净的。如果连一个小方桌也没有，一块能够放碗的石头，或者一片平地，也应该多少洁净一些吧，总不能把碗放在垃圾堆里吧。

　　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观点，人们吃饭其实完全可以在厕所里吃，因为在他们看来，重要的只是吃，而不是在哪里吃。

　　记者：如果比较你的中篇和长篇的话，前者在语言和叙事上有种平衡感和满足感，而后者在阅读中的确会让读者中断情节的连贯性和前后逻辑，你是否同意一种看法即长篇《下弦月》可以被容纳进一个中篇的体量里？

　　吕新：恰恰相反，我认为篇幅还不够。我们每天过的生活，所经历的事情，都是逻辑性极强的么？生活、人生，可以用逻辑性来衡量和判断么？

　　记者：应该说你的写作是有连贯性的，对乡土经验执着的发现提取，对现实的个人经验改写，对文字美感的保持等等，相比早期作品，当下作品感觉多了些阅历上的成熟，对历史有了更综合的看法。

　　吕新：更多的应该是年龄或者阅历上的差异。一个中老年以上的人，和一个年轻人，想的问题会一样么？永远不一样，不可能一样，也不应该一样。

　　记者：之前在某次研讨会上有个观点说如今先锋写作更多是作为艺术不妥协的象征，我想不妥协本就是先锋精神的一部分，但还应该有更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何你坚持这种风格写作？

　　吕新：很多人以为我在坚持一种什么，我其实并未坚持什么，我只是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意愿，一年一年地这么过着，这么写着。我从没有刻意地做过什么，不仅在外在上是这样的，内里也是这样的。

　　记者：似乎现实主义和先锋写作之间被认为是不可调和对立的两种，但在你的作品里，你一直在书写自己熟悉的雁北小城，这也是《下弦月》的故事场景，只是你以自身乡土经验提取了实体，诉诸更自由的时空，这其实也是现实世界的文学表达，我们可能太强调不同主义之间的划分了。

　　吕新：各种什么主义，更是麻烦，我更是从来不想。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所谓的审美标准去写我自己喜欢并想写的内容。很多人在文章里反对二元对立，但是在具体的生活中，又总是用二元对立的习惯和方法去看待一切，评判一切。就像过去，很多人嘴上时刻喊着反封建的口号，但是血管里却依然流着锈得发绿的血。

　　记者：现在许多写作会有意识地纳入最新发生的事情，但有时候看似如实呈现了某些社会热点进入小说，却是容易被读者看后忘记，反而以象征的隐喻的方式能够提取当时时代和社会的核心东西，这里面最大的原因或许还是考验作家如何处理素材的能力。

　　吕新：人各有志，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并感兴趣的内容。如果写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那也真的很无趣了，不仅没有相对的自由可言，甚至只能沦为一种苦役。至于能否很好地处理或者驾驭什么，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下弦月》读后感(四)：张鸿：冷寂夜色中弥漫出的光

　　冷寂夜色中弥漫出的光

　　□张鸿

　　小说有什么用？作为编辑，我曾反复地把这个问题提给接受采访的作家们，也提给我自己。多年的编辑生涯一方面让我对阅读到的精彩作品兴奋不已，一方面又让我产生一些倦怠出来。需要承认，当下，能让我能耐心阅读并感觉到兴奋的小说并不多，更不会产生向人推荐的意愿。

　　吕新的《下弦月》，却是例外。

　　故事并不复杂，它围绕于逃离和寻找展开：在一个特定年代里，丈夫林烈因为莫名的恐惧而选择了逃离，在小说中属于他的叙述被赋予了敏感、锐利和忐忑的毛细血管；寻找者是他的妻子徐怀玉，她希望将他重新找回，她希望家能存在着，家人能存在着……故事并不复杂，但在叙述上吕新却有意让它“复杂起来”，他分出了多束的追光，一路追赶着林烈，一路追赶着徐怀玉和她的好朋友萧桂英，一路，则把它打在留在家中的“老舅”与两个孩子“小山”“小玲”的身上……多束追光、多重角度的变换让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变得浑厚而丰腴，以致于任何一时的“轻漫”都会让我们有所错过——这样的小说，真的是久违了。

　　叙事娓娓道来，我赞赏吕新《下弦月》语言的调性，它是有魅力有内涵的，有着细细的绒毛也有着把人拽入它所设置的情境的力量。它貌似平实，却极为耐读，细品之下它的丰富、歧义和设置的机心便品出来了，有时甚至会让你叫绝。

　　小说中，有一个不显眼的孩子，小石头，吕新借用小山和小玲两个孩子的嘴说出他的可怜和饥饿，而那一句出自小玲之口的描述：“小石头好像时刻都想吃东西，谁要是拿手碰了他的嘴，他的嘴马上就张开了，就像窝里的那种等着喂食的黄嘴的小鸟。”它让人唏嘘。对小石头的描述强化了小石头的饥饿感，他的下意识、不自觉直接地源自于饥饿，它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小石头张开嘴巴的样子，这样子让人心疼。

　　小说为什么？在这里，吕新做出了他的诠释。是的，小说有对一个时代、集体命运的描述，有对那个特定时代下个人命运的荒谬感和悲剧性的描述，有深意也有反思……但这不是小说之“为”的全部。他还注重了“魅力”和魅力感，让自己写下的字和词都有它的生动与耐人寻味，整个小说笼罩于一种冷寂的夜色之中，但它又是有光的，那种光，在当下的人生中似乎已经越来越稀薄。它有情有意。这光，也如冬夜中下弦月的月光。感受着它的存在，似乎就可以继续走下去，继续。

　　(作者系广州市文艺报刊社副编审)

　　《下弦月》读后感(五)：贺绍俊：《下弦月》是至今对“文革”的表现和书写最深刻的一部。

　　吕新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先锋意识突出体现在他始终是在表现他的内心体验。我发现，他最深刻的内心体验是在他少年时期在“文革”中所形成的，这种体验在他内心不断发酵，生化出种种阴郁、滞重的文学意象。《下弦月》是吕新这种体验最集中的表现。小说有多条线索，一条是孩子的视角以及孩子们的生存方式，这应该是作家自我的内视角；一条是逃犯的线索，这个知识分子逃犯承载了“文革”的实质内容；还有一条线索就是供销社，这条线索很有创意，新成立的供销社是体制组织的比喻体，因此供销社里面人们的关系和思维方式，很好地印证了那个高度体制化时代的特点。《下弦月》是至今对“文革”的表现和书写最深刻的一部。我们所读到的反映“文革”的作品往往就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书写“文革”，而吕新一直是从民间的角度和心理的角度来表现“文革”，特别是《下弦月》，表现了“文革”时期政治恐惧的日常化和常态化，真正深入到了精神的层面。

　　摘自《文艺报》http://mp.weixin.qq.com/s？timestamp=1486351517&src=3&ver=1&signature=-fnozBtheHj*vOlsSw3yKQ1oS1LNNmqGkRl1MAW00zje3BgTDcGjM2L-lIrQS*SA8zLpoEVAzes*HrWTkLCm5hgv1VEJZabHXddvExunff*QbctyVl-CCpJsSqunLl7Atmip5tQHsUknGIr6NF-nZfLF9NcCBeGgmFru16VdVHM=

　　《下弦月》读后感(六)：张晓琴： 民间有月来几时

　　吕新长篇小说《下弦月》：民间有月来几时

　　张晓琴 | 文

　　吕新的《下弦月》中，一个人在巨大的冬夜奔走。他奔走于匍匐的小城、陡峭的深涧和辽阔的原野，奔走于异常崎岖的路上。这个人的奔走是亡命天涯式的，他只为求得最基本的生存，却一次次遭遇到致命的危险。他找不到归途，只见塞外无际，来日漫漫，奔走似乎成为他今生的宿命。在严酷与阴冷中，一轮下弦月出现，它淘米水一样的月光可否暂时安顿那颗奔走的心？

　　这是吕新式的寓言。吕新是中国当代重要的先锋小说家之一，1986年，20余岁的他带着《那是个幽幽的湖》走上文坛，引来一片惊叹。从此吕新创作不绝，30年来，他以自己的创作建构起一个庞大的“文革”博物馆，那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岁月与此间人的身心裂变尽在其中。庞大本身不能构成其与众不同之处，吕新的小说显现出关于这段历史的洞见，他在探查一个深藏不露的神秘节点，并发现其中隐含的各种意义。按照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的观点，这是小说家对于小说的中心的寻找，小说的主题和中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吕新的小说主题似乎是“文革”，而其中心却是探寻历史与时间的真谛，裸呈人的心灵荒原。吕新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及其中心之间的距离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精彩之处与深度。在这个意义上，吕新的许多小说都是探寻小说中心的杰作，《下弦月》也不例外。

　　吕新似乎要逼近人性中最难言说的部分，存在变得疼痛难当。读《下弦月》，你仿佛置身一个巨大的冬夜，严寒难耐，大风肆虐，食不果腹，随时可能面对不可预知的暴虐。小说一开始就对大风进行了书写：风很大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风里的土竖起来，变成一块又一块的黄布，风刮到哪里，那些层叠错乱的黄布就在哪里就地展开，尽管每一幅都不厚，却也足以把好多东西都遮挡在布的那一面。“冈上的风整齐地合唱着，像是一架巨大的无边无际的风琴在黑暗中演奏。”这是一场自然的大风，也是一场政治的大风，它将许多人莫名地裹挟，并把那些美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这场大风里的人的脸都扭曲得可怕。林烈是这场大风中被扭曲的人之一，他选择了奔走。他在奔走的时候不忘对这场风暴进行深刻而理性的深思。他认为事情的顺序应该是自上而下地开始的，就像一座塔，先是在最高处的塔尖上有了一些细小的动静，这一回，它直接从塔尖直达塔底，底下烧着了，火热和浓烟一层一层地往上走。他也对历史中洪流与个人的命运关联、大的历史风暴与小人物的关系进行深思，这是一个清醒的奔走者和思考者。

　　林烈以及吕新笔下的诸多知识分子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政治风暴中受挫的知识分子，把这些知识分子放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中考量，其价值与特殊性才会凸显出来。他们是一群未完成改造的知识分子，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苦难中改造、反思，坚韧地活着。他们往往是哲学专业出身，甚至还有留学经历，比如《下弦月》中萧桂英的丈夫胡少海、《掩面》中的父亲，他们的个性化思想总使他们带着怀疑的思考的眼光看待理解包括革命在内的一切，然而，席卷一切的政治风暴却只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驯顺于组织。他们和张贤亮《绿化树》中的章永璘有相似，又有不同。章永璘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完成了改造。而吕新笔下的知识分子则未完成改造，他们与那个特殊年代的矛盾激烈。正是因为他们的改造是未完成的，所以他们是一群掩面者，一群追寻者。《掩面》这个小说题目也可以看作是吕新笔下知识分子的形象概括，而寻找则是他们共同的命运，《掩面》中的少女在寻父，《下弦月》中的妻子在寻夫，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所有的追寻都是徒劳的。与此同时，吕新笔下的知识分子更具自我约束和冷静反思的特点。较之章永璘三斤土豆换老乡五斤黄萝卜，占老乡两块钱便宜的行为，曾怀林去农场买菜但未动小聪明则显得更为理性。徐怀玉在刮猪皮时认为自己和胡少海在仓库里偷刮羊皮的行为一模一样，她的反省带有精神性忏悔的特征。

　　张贤亮和吕新笔下的知识分子都得到来自民间的力量，不同处在于，章永璘并未从精神层面上真正得到马缨花的照耀，而林烈却从黄奇月那里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救赎。在林烈走投无路时，在读者也感觉到一种窒息般的压迫时，黄奇月出现了。在读《下弦月》时，你一直期待着一轮下弦月的出现，但是它一直没有真正出现，只是阴沉的天、黑暗的夜。吕新以月为这个人物命名，自然暗含着某种隐喻。他在小说《后记》中说：“写到第四章的时候，多出了一种期待，因为黄奇月很快要上场了，而他一出来，那一带的山区就会敞开，哪怕只是微微地敞开，哪怕只能容纳一个人，原先的秘密也就不再是秘密，会被更多的人看见。”黄奇月是林烈在深涧下放时一个生产队的队长，林烈在逃亡中被熟人认出感到喜忧参半，黄奇月却很尊重地叫了他一声林老师。显然，黄奇月是让林烈活下去的最重要的因素，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一出现，就出现了月亮，尽管这月亮只是下弦月。“他们走着，在淘米水一样的月色里悄悄走着。”黄奇月救了林烈，给林烈找住处，送来粮食，把全家人舍不得吃的饺子拿给林烈吃。小说中最重要也最具隐喻性的一个细节是，黄奇月想给林烈找一盏灯，但是林烈坚决不要，他说：“我其实早已经适应了黑暗，你忽然给我拿来一盏雪亮的灯，我还不习惯呢，我会害怕、惊心、不踏实，会觉得有无数双眼睛都在看着我，我会连觉都睡不成。”“我这样的人，还要什么亮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是黄奇月格外珍重的人，因为他曾经给自己所在的生产队的孩子们当过老师。林烈与黄奇月的关系就是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黄奇月与月亮的关联性就在于民间的精神力量。因此，在小说结尾处，吕新这样写道：“月亮出来了，又一个下弦月，又是那种淘米水一样的月光。”“世界，你这个苦难的人间啊！”

　　吕新的小说向来以隐喻见长，大风、炊烟、阴沉的天空、冬夜、月亮和糖等意象既充满隐喻，又具有结构功能。《下弦月》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20余万字仅写1970年冬天的人事，这是“文革”的午夜，而来自民间的那轮下弦月则是暗夜惟一的光。这部小说的结构独特，由第三人称叙述的主线、回忆性的文字和第三、六、九章中供销社岁月的副线构成三个重叙事，又由下弦月的意象将它们统摄起来。事实上，回望吕新的创作，每一部作品的结构都很独特。正是因为变幻的结构和独特的语言，吕新一直被看作标准的先锋，然而，在我看来，吕新的先锋是天然的，他的小说就是天然而成，从一开始就出其不意，但是在吕新，你又觉得这就是他，小说在这里不得不如此。恰如尤奈斯库所说：“所谓先锋，就是自由。”

　　转于《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