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路7号读后感精选10篇
《南海路7号》是一本由薛原著作，39出版的2016-1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南海路7号》读后感(一)：《南海路7号》札记
这些年，我在做一件看起来十分庞杂的事情，我在搜集、整理自晚清以来，新闻人的日记、书信、年谱、回忆文章，人不分左右，地无论南北。我的想法其实也简单，从他们的记忆当中，打捞各自的岁月，大时代与小个体的相逢会有一种怎样的悲欣，报界与国运间会有一种怎样的交集？在人云亦云、粘贴复制、光鲜亮丽的书写背后，掀开厚重的棉布帘，看看尘封的过往。
基于此，在我看到薛原的《南海路7号——海洋科学界的陈年旧事》的时候，我跟他开玩笑，说这是一本可以用来“抄”的书。时人写文章、做学问，大多在引用二手、三手乃至N手的资料，用一手已是难得，至于那些去档案里翻检原始资料的人更是寥若晨星。薛原此书即是如此，原始资料，个人记忆，书中人物多与其有各种过往。就我个人的志趣而言，这是一本有价值、有意义的书。
1983年，暮秋，18岁的作者到位于青岛南海路7号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报到，在这里他呆了15年。然后从一个海洋科研的辅助工作者，投身传媒业与出版业。更是在离开海洋所的又15个年头之后，写了这本关于“陈年旧事”的书。从入海洋所，到此书完成，恰好三十年，应了岳武穆的那句“三十功名尘与土”，这本书，就是中国海洋科学界的陈年旧事的三十功名。
作者所言，“这本《南海路7号》也就是我的记忆之书，这个记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青春记忆，也是我所见到的那一代人的记忆——包括他们的档案和自述……”
《南海路7号》，薛原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南海路7号》读后感(二)：命运的海滩
它们怎么会复甦呢
这念头让你吃了一惊
一亿年前它们就不再有生命
但仍优美而顽固地存在着
沉默展示生灵之美
那些蚀损的孔洞
岁月磨砺出的凸起
分明散发着温度
仿佛一只只
曾满怀希望的眼睛
你仰头看星
特别清亮的几颗
组成属于自己的星座
他们也有星座
你也曾是他们最亮的星
孤独不是存在的形态
而是生命本身
丢弃了所有时间的馈赠
你独坐海滩等待
被时间封存成标本
时间的漩涡波动着沙滩
自然的巨力拒绝分样的琐碎
你和贝类一起沉陷
美总是转瞬即逝
死亡却永恒跟随
蓝桅杆已远
她从记忆深渊中
伸出冰凉的手
微微抽搐的背脊
这世界早失去了耐心
人间和海面
飘满旧梦的残骸
你吹去设备上的灰
重新成为风尘的捕手
记忆碾成颗粒
需要小心翼翼地收集
你将显微镜对准托盘
对准老去后依然渺小
但从不卑微的自己
他们垂落无数条手臂
从海上，从空中
你并不恐惧这召唤
却只敢羞怯地轻轻击掌
靠港的时刻远未到来
守护记忆，守护每个名字
每次诞生、挣扎、杀戮与统治
观察与寻觅，灭绝与护佑
生命的周期永难接近沙数
海滩上唯有记忆不朽
《南海路7号》读后感(三)：《南海路7号》代跋
《南海路7号》代跋
薛原
从1993年春天自海上归来之后，我再也没上过船，不久便结束了之前十多年的海洋地质科考生活，转眼间二十个年头已经过去了，人到五十，回望从前，悚然一惊，记忆最深的还是海上的日子。在海上——作为科考队员我们乘坐的是一艘综合性海洋科学调查船《科学一号》——记忆最深的是恐惧和孤独。
1992年初夏我们执行东海大陆架的地质采样项目，那年我们从暮春开始就在海上，沿着东海大陆架的作业区在海上走航，最后的作业区是在冲绳海槽的特定海域，几条测线跑下来，我们的采样非常顺利，海况也帮忙，海上风浪不大，适合我们在后甲板上作业。
但到了临近作业结尾，我们遭遇了风暴。先是预报说有台风要刮来，但又说，已经改了方向，不会影响到我们了。但很快我们就感觉到了风浪在增强，三千多吨的《科学一号》摇晃的频率和幅度明显加大，我们加快了作业的速度。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无法作业了，海上的风浪已达到了8级，大风裹挟着暴雨，砸在我们的船上。从舷窗看出去，白浪滔滔，风雨交加。那几天我们躲在船舱里，感受着船体的摇晃，《科学一号》调整着航向迎着风浪在海上颠簸着。
连续几天下来，海上没有晴天的一点意思，浑浊的海天，只看到大雨砸在海面上升起的白烟，海风像是在嚎叫，海天交织在一起，撕扯着我们的船。在船上走路已经变得艰难，人随着船身的摇晃颠簸也跟着摇摆颠簸。从我们住的中舱到前舱大厅吃饭已经成了折磨，两舷已经不能通行，海浪一阵阵扑上来，溅起凶猛的浪花。即便到了大厅，打饭回来也难以下咽，整个人变得没有一点食欲。
大家期待着风暴过去，但是，到了晚上，风浪更咆哮了，雨也泼得更猛烈了，船身也摇摆的幅度剧烈了，那个晚上是我难以忘掉的一个晚上。我躺在窄窄的床上，用四肢使劲抵住舱壁和床梆，免得被甩到地板上。整个身子随着船身在剧烈摇摆着，感觉船身在吃力地抵抗着风暴的打击，一会被抛到了空中，一会又被抛入了深渊。窗外漆黑，只有海浪打在舷窗上的炸裂声，我盯着舷窗，担心海浪打碎舷窗玻璃……
到了凌晨，风暴更暴躁了，伴随着雷声，感觉雷声就在我们的船上轰响。风浪撕扯着桅杆，海浪鞭打着舷窗。随着一声沉闷的轰响，船身猛烈的摇晃了几下，我们听到了可怕的“折断”的一声！然后我们的船身就再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姿态，摇晃着再回不到平衡的状态。那个晚上我始终没敢闭眼，一直盯着舷窗！船舱地板上已经滚满了从我们的床上和小桌上甩下去的书本、杯子、饼干……后来想想让我们哑然失笑的是，那个晚上我们全船的人，没有一个晕船的。若在平常，遇到风浪，船身颠簸厉害时，我会晕船，即便是多年的海上生活已经锻炼的能适应风浪了，但遇到风浪时，还会感到不舒服。但在那个晚上，却没有了丝毫晕船的不舒服，因为整个人的神经都被紧张了起来，恐惧掩盖了晕船。
第二天上午，船身摇晃减弱了，但始终歪斜着，仍在摇晃颠簸着前行。我们这才知道，昨晚上我们遭遇了危险：船身摇晃幅度最大达到了左右摇摆36度——若摇摆到45度，整个船就翻了。难怪我们在床上也要使劲抵住才不被甩下来。
据说，那个晚上，船上有两个船员穿上了救生衣猫在上层甲板的救生艇下猫了一晚上没敢回舱室。据说，船长对他们的“偷生”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据说，只有在船长下命令后才能有“逃生”的准备……之所以用“据说”，是因为作为考察队员，我们和船上的船员始终保持着客气的距离，对于船上的许多事务，像是“隔”了一层，许多船上的事务都是从船员们的讲述中听来的。后来，风暴停止了，我们恢复了作业，但进展的并不顺利，因为整个船身始终是倾斜的状态，像是一个不良于行的人，歪着身子踉跄蹒跚走路。
我们的海上作业最后在磕磕绊绊中结束，在回来的航行中，《科学一号》依然是倾斜着航行。幸运的是，一路上再没遇到风暴。等到我们回到青岛，《科学一号》就进入了船厂检修。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确是经历了一次危险——我们遭遇风暴的那个晚上，《科学一号》船底的8根龙骨，竟然折断了3根！
《科学一号》很快便修复了，到了秋天，我们又一次上船，那也是我的最后一次海上漫长的航行，在海上漂泊了一百四十多天，直到来年的春天才回到青岛。那一次航行留给我的记忆是无边的寂寞和孤独。如果说恐惧是海上生活最深的记忆，那么寂寞和孤独就是海上生活最难熬的感受。
那十多年里，作为考察队员，每次上船跟着出海作业时，船上生活的劳累并非不能承受，最折磨我们的还是船上生活的单调和孤独。我们出海的时间一般在一个月到两个月，这样的时间长度，往往到了寂寞难耐时，我们的作业也基本上临近了尾声，我们期待着靠码头和回来的日子。我最长一次的航行就是1992年秋天到1993年春天的那个四个半月的海上生活，期间只在南太平洋的岛国临时停靠了两次码头，也只是匆匆的补充一下淡水和必要的给养，因为蔬菜的价钱太贵了。
船上的日子是单调的，无风无浪的海上，我们的船也像是一叶小小的扁舟，在汪洋上随波漂泊。每天值班作业结束，大把的时间如何度过，在船上是一个大问题。尽管每次出海我都带足了书，但是，时间一长，读书也成了折磨，根本读不进去。只是渴望着靠港，渴望着回家。一天一天熬着海上无边的日子。若到了海况不好的日子，风浪中更是充满了渴望靠港的期盼，也更增添了内心的寂寞。
在那个难忘的漫长海上观测的航次中，最后能让我解脱寂寞的是平时在陆地上根本不曾翻阅的武侠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成了我在船上最好的伴侣，每天晚上，一册在手，读的津津有味。金庸的全套武侠小说，我是在船上的一名船员的舱室里发现的，于是，这成了我最好的精神食粮，伴我度过了孤独的海上时光。而我带上船原准备仔细阅读的一些经典著作，却一直搁置在床头，随着海浪摇晃颠簸着，一页也读不进去。
这一切早已经成为了过去，但却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这一切记忆都与青岛南海路7号有关，或者说，这本《南海路7号》也就是我的记忆之书，这个记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青春记忆，也是我所见到的那一代人的记忆——包括他们的档案和自述。
（《南海路7号》由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南海路7号》读后感(四)：《南海路7号》题记
《南海路7号》题记
南海路7号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所在地，临海的“生物楼”二楼海洋地质室211房间，留下了我的青春记忆——我在那儿工作了15年。现在的生物楼，与20年前相比，早已装扮一新，记忆中生物楼的走廊里总是暗淡拥挤，贴墙排列的资料柜陈旧斑驳，像是蒙着历史的灰尘。只有五层的“生物楼”是大院里的主楼，1983年冬天我刚参加工作来到211房间时，赵老师自豪地说，别小看了生物楼，你看看墙有多厚，当初盖大楼时可以盖高些，地基打的很结实，为什么不盖高呢——为了防备战争，我们海洋所建在海边，打起仗来容易遭到炮火，这样厚实的墙就是炮轰也不容易轰塌。更让我开眼界的是到职工澡堂洗澡，老师带着我去，说我们的澡堂是防原子弹的。原来职工澡堂建在地下室，沿着楼梯往下走，心里直打怵，灯光昏暗，水气弥漫，一间间地下室，一个个大水池，像是一间间水牢。老师说，你猜得不错，“文革”时这里就是关押人的牢房。
与生物楼比邻的是“水族楼”，里面有一个“人工海洋”，是我们招待从外地来的师友的保留节目，当初来了外单位的同行，往往先领着他们参观位于生物楼一楼的标本陈列室，然后就是人工海洋。每次带人参观，就要到生物楼三楼的标本室去找马先生，马先生一辈子的精力都给了海洋生物标本，从马先生那儿拿到钥匙，老先生总是再三叮咛，标本怕晒，看完了标本一定别忘了拉上窗帘关好灯锁好门。在“生物楼”里当时还有许多老先生，大多是从事海洋生物分类学的，几乎一位老先生就是一门“学科”。
说起海洋所的老先生，几乎就是大半部新中国的海洋科学史，譬如童第周、曾呈奎、张玺、毛汉礼、刘瑞玉、齐钟彦……与海洋生物学相比，我们地质室所属的学科年青许多，老先生只有一位张兆瑾先生，是清华大学上世纪30年代初的毕业生，瘦小的老先生还是清华大学校友会的副主席，据说老先生的拉丁文非常了得，但在我的印象里，老先生几乎不参与具体的课题项目了，我们地质室当时的几位权威还只是副研究员，也就是副教授，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大学生，譬如秦蕴珊、赵一阳、金翔龙和陈丽蓉等人。十多年后秦蕴珊和金翔龙当选了院士……那时电脑还是稀罕物，秦先生让我在稿纸上写了几行字让他看看，说写的不错。于是，我就开始为他们抄写文稿了。当时的“副研”已很难得，每个月还发额外的花生油票和鸡蛋票。
关于南海路7号，留下了我太多的记忆，这本《南海路7号》，就是我往昔生活的记忆，当然，也不仅仅是记忆。这本书更是关于一些中国海洋科学家的人生解读，例如童第周、曾呈奎、张玺、毛汉礼、吴尚勤、齐钟彦等学者，通过对他们的档案解读和采访，梳理了中国20世纪现代海洋科学的发展脉络和走过的历程。
（《南海路7号》，薛原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
《南海路7号》读后感(五)：《南海路7号》读后
那些有血有肉的科学家们
刘晓晖/文
青岛日报的副刊编辑薛原最近出版了一本《南海路7号：海洋科学界的陈年旧事》。我印象里的薛原就是一个醉心于写作、出版的文人，舞文弄墨之余开开书吧，没想到还曾经是一名科研工作者。薛原说，南海路7号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所在地，临海的“生物楼”二楼海洋地质室211房间，留下了我的青春记忆——我在那儿工作了15年。不妨就循着薛原的文字，去看看那些难忘的和海洋科学有关的青春记忆吧。
吴尚勤是一位女实验生物学家，1921年出生，1988年因车祸去世。“过了几年后，当科学院院士开始增选时，有些老师议论，若吴尚勤还健在，以她在学术界的声望，她应该能当选院士的。不过更有老师说，吴先生如果健在，恐怕也很难当选，就凭她的性格，估计也很难有人替她说话”，薛原在《吴尚勤的“绝密”小传》中这样写到。这篇数万字的文章，大量引用了吴尚勤的档案原文，勾画了一个很有性格的女科学家。“老太太素以治学严格著称，尤其在对待实验上，更是苛刻得令一般人却步”，这让我想起了大学里的生物老师，一个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老太太，每次考试题目都难到令人发指，大部分同学的分数只能靠开平方乘十之后才能及格。“在吴先生的档案里，有一份打印的标有‘绝密’字样的吴尚勤小传”，薛原认为这是1957年“反右”运动后“组织”上给吴尚勤的“整风”结论。档案中有一份吴尚勤写于1958年10月的“整风思想总结”，还有之后由别人抄写的记录吴尚勤“向党交心”的104条言论。将近60年后看到这些言论，我觉得吴尚勤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老太太，第34条她说“‘四害’中麻雀是否是一害，我还有怀疑，因为老科学家里意见也未统一”，第45条说“斯大林同志去世时，我很担心苏联要乱，缺少了这位领导会发生困难，没有理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第52条则说“我对不少革命后又回家闹离婚的同志不满意。参加革命的期间爱人在家承担了全部责任，度过了苦难的岁月，最后要离婚，真是忘恩负义”。
1983年暮秋，18岁的薛原到青岛南海路7号中科院海洋所报到成为海洋地质室的一名科研辅助人员。《南海路7号：海洋科学界的陈年旧事》一书，是薛原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海洋科学界的个人见证，正如他所说，对于青岛这座城市人文精神的张扬和文化底蕴的建设不仅仅在于如“老舍故居”、“梁实秋故居”、“沈从文故居”等等文学大师的“遗迹”保存，当代的海洋科学及其已走入历史的学科掌门人，其人其事其影，也已融入城市的文化传统中，“海洋科学”所蕴涵的城市文化更是青岛这座“海洋科学城”的精神财富。
薛原以这本扎扎实实的著作纪念自己在南海路7号15年的时光，青春无悔，科学不朽。
（《南海路7号》，薛原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版）
《南海路7号》读后感(六)：《南海路7号》代序
青岛海边的几个门牌号（代序）
南海路7号
南海路7号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所在地，临海的“生物楼”二楼海洋地质室211房间，留下了我的青春记忆——我在那儿工作了15年。现在的生物楼，与20年前相比，早已装扮一新，记忆中生物楼的走廊里总是暗淡拥挤，贴墙排列的资料柜陈旧斑驳，像是蒙着历史的灰尘。只有五层的“生物楼”是大院里的主楼，1983年冬天我刚参加工作来到211房间时，赵老师自豪地说，别小看了生物楼，你看看墙有多厚，当初盖大楼时可以盖高些，地基打的很结实，为什么不盖高呢——为了防备战争，我们海洋所建在海边，打起仗来容易遭到炮火，这样厚实的墙就是炮轰也不容易轰塌。更让我开眼界的是到职工澡堂洗澡，老师带着我去，说我们的澡堂是防原子弹的。原来职工澡堂建在地下室，沿着楼梯往下走，心里直打怵，灯光昏暗，水气弥漫，一间间地下室，一个个大水池，像是一间间水牢。老师说，你猜得不错，“文革”时这里就是关押人的牢房。
与生物楼比邻的是“水族楼”，里面有一个“人工海洋”，是我们招待从外地来的师友的保留节目，当初来了外单位的同行，往往先领着他们参观位于生物楼一楼的标本陈列室，然后就是人工海洋。每次带人参观，就要到生物楼三楼的标本室去找马先生，马先生一辈子的精力都给了海洋生物标本，从马先生那儿拿到钥匙，老先生总是再三叮咛，标本怕晒，看完了标本一定别忘了拉上窗帘关好灯锁好门。在“生物楼”里当时还有许多老先生，大多是从事海洋生物分类学的，几乎一位老先生就是一门“学科”。
说起海洋所的老先生，几乎就是大半部新中国的海洋科学史，譬如童第周、曾呈奎、张玺、毛汉礼、刘瑞玉、齐钟彦……与海洋生物学相比，我们地质室所属的学科年青许多，老先生只有一位张兆瑾先生，是清华大学上世纪30年代初的毕业生，瘦小的老先生还是清华大学校友会的副主席，据说老先生的拉丁文非常了得，但在我的印象里，老先生几乎不参与具体的课题项目了，我们地质室当时的几位权威还只是副研究员，也就是副教授，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大学生，譬如秦蕴珊、赵一阳、金翔龙和陈丽蓉等人。十多年后秦蕴珊和金翔龙当选了院士，不过金翔龙早已调到了杭州。那时微机还是稀罕物，秦先生让我在稿纸上写了几行字让他看看，说写的不错。于是，我就开始为他们抄写文稿了。当时的“副研”已很难得，每个月还发额外的花生油票和鸡蛋票。不象现在，博导和研究员满大院都是了。
那些年外地来了朋友，在海洋所的小饭店吃过了晚饭，往往领着他们在海水浴场的沙滩上漫步，说这是我们招待朋友的“大客厅”，然后再漫步到八大关，说这是我们的“后花园”。说这话时，谁能想到后来我会离开这儿呢。
鱼山路36号•童第周故居
童先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海洋生物学家，他是一位胚胎学和发育生物学家，如果查阅一下《中国大百科全书•海洋科学卷》，不难发现，中国海洋科学家条目里并没有收入童先生的大名，“童第周”条目出现在大百科全书的《生物学卷》里。海洋研究所的生物学研究在当年主要是海洋植物和海洋动物（又分海洋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的分类学，在这些“显学”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分支”——发育生物学，这就是童先生的“嫡系”学科了。童先生于青岛的意义，更多的是一个象征，一种从历史的昨天走到今天的科学与文化的传承的象征，就像童先生的科研工作从早年直到晚年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线索，那是是属于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的一个很专门的领域。
童先生的一则轶事印象难忘：童先生早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时，和他住在一栋公寓里的一位舞文弄墨的诗人在餐桌上以傲慢的口吻嘲笑了中国的落后和中国人的愚昧。童先生愤怒了，对这位诗人说，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我们来比一比，看看是我们中国人聪明还是你们这些洋人聪明。童先生要和诗人比试的是文学写作。后来在女房东的劝说下，那位诗人向童先生道了歉，童先生也收回了要放弃生物学改行文学的宣战，仍回到了实验室里。对这则轶事，除了童先生强烈地民族自尊心外，更令人感叹地是，假如当年童先生一怒之下改行从事了文学创作，还会有童第周与我们这座“海洋科学城”的不解之缘吗。
莱阳路28号•张玺故居
张玺先生与青岛有“缘”，早在1935年春天，他就来到了青岛，在当时的青岛市长沈鸿烈的资助下，张玺和他的助手开始了第一次青岛胶州湾海洋动物调查，这也是我国学者组织的第一次海洋动物综合性考察，对于学科建设有着开拓性意义。
1950年夏天，作为原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所长的张玺先生带领着原班人马来到了青岛，与从老山东大学出来的童第周、曾呈奎一起，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即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前身。莱阳路28号就是当初的几处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场所之一。
张玺先生来青岛工作并非他的本意，是服从新中国成立后科研部门统一布局和建设的需要，张先生的夫人和子女都没有来青岛，他是孤身一人率领着老部下们来青岛创业的。但来到青岛后，他渐渐习惯并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对于新中国的海洋科学事业，张玺先生的贡献为人称道的是走出学术象牙塔的实用的贝类学，他的《贝类学纲要》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贝类动物学的专著，他还组织领导了我国海洋无脊椎动物的调查，全面查清了我国海域蕴藏的无脊椎动物资源。
张玺先生于1967年7月10日在青岛去世。他的弟子说，要是没有“文革”，以张先生的性格该是个活大岁数的人。
福山路36号•毛汉礼故居
作为一名物理海洋学家，毛汉礼恐怕难为一般读者了解，除了在百花苑文化名人雕塑园内矗立的一座毛先生的青铜雕像，现在再在福山路36号挂上毛汉礼故居的铭牌，也许是毛先生在海洋科学界之外亮相于我们这座城市的寥寥无几的一个“机遇”了。百花苑内的毛汉礼雕像表现的是毛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留学美国时的形象，一身西装的毛汉礼显得风华正茂。其实，晚年的毛先生，留给人们的印象，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譬如，80年代初，身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的毛先生，与新中国建国后50年代培养的那一代学者相比，在日常工作中，一个习惯上的小区别就是，毛先生批阅文件或留言致书往往都是握一管秃笔，写一手流利的毛笔字，这也是毛先生那一代老学者的特点，中西结合，文理兼通。有一张80年代初期海洋研究所几位主要领导的合影，也能反映毛先生晚年的传统色彩，大家都是西服领带，惟有毛先生是典型中式的对襟襻扣罩褂。
毛先生的学术贡献毋须多谈，像毛先生这样的科学家，对于新中国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开宗立派，奠定一门学科的成长，“中国物理海洋学”与毛汉礼的名字密不可分。中国的海洋科学，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全国海洋普查”是一件摸清我国沿海“家底”和奠基学科大厦的“战役”，毛先生就是这场“战役”的一位主要指挥员。如果说海洋普查是“务实”，学术著述是“务虚”，那么毛先生归国后编著的《海洋科学》，则对培养人才和学科建设有“开山”的作用。
福山路36号是海洋研究所的一幢老宿舍楼，毛先生在这里住了很多年，“文革”后毛先生又搬到了也处于福山路上的新建的另一幢宿舍楼上，若说“故居”，自然还是36号的老楼老屋。对于这片宿舍楼来说，挂上毛汉礼故居的铭牌其意义并不在于“名人效应”，而是对于我们这座城市来说，人文精神的张扬和文化底蕴的建设不仅仅在于如“老舍故居”、“粱实秋故居”、“沈从文故居”等等文学大师的“遗迹”保存，“当代”的海洋科学及其已走入历史的学科“掌门人”，其人其事其“影”，也已融入城市的文化传统中，“海洋科学”所蕴涵的城市文化更是我们青岛这座“海洋科学城”的精神财富。
齐河路5号•“古巴楼”
齐河路5号这栋风格独特的小楼为何叫“古巴楼”，其实我并不知道。这栋小楼是海洋研究所的宿舍楼，据说当年是为了给苏联专家修建的，建筑风格是体现的古巴国的建筑特色，因此被称为“古巴楼”。但楼盖好以后，中苏关系破裂，也就变成了宿舍楼。当然，住到这栋楼里的绝非等闲之辈，例如，这栋小楼里住着曾呈奎，曾先生是海洋所创办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海带之父”；这栋楼里还住着齐钟彦先生，齐先生是张玺先生的传人，在他的努力下实现了张先生未竟的念想——成立了中国贝类学会，齐先生是首任中国贝类学会的会长，是一位在贝类学研究上几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着的老学者……这栋楼里还曾住过当年的海洋所的党委书记孙自平，一位一直到1990年代仍被海洋所的许多老师们怀念的老干部，孙书记的革命资历很老，在海洋所的科技工作者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文革”中含冤自杀了。
对我来说，这栋小楼还有着特殊的“亲切”，因为这栋楼上还住着秦蕴珊陈丽蓉夫妇，正因为这对夫妻科学家，我才对这栋小楼有特殊的印象，因为我1983年冬进入中科院海洋所时，被分配到海洋地质研究室，而当时的研究室主任就是秦先生（秦先生担任海洋所副所长，研究室主任是兼任）。当时我们海洋地质室，在海洋所属于老先生稀有的“年青研究室”，资历“老”的，主要是几位“副研”：秦蕴珊、赵一阳、陈丽蓉等。他们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海洋地质科学家。记得有一次我们研究室的支部书记让我给秦先生送一封信，说送到秦所长家。我问秦所长家住在哪里？支部书记说，你沿着南海路到黄海饭店，再走到齐河路就看到古巴楼了。当时，黄海饭店是新建起的“地标”性建筑，但是我不知道啥是“古巴楼”。支部书记感叹我不知道“古巴楼”，说海洋所的人还有不知道古巴楼的？！我确实不知道，也由此对这栋楼有了一种神秘的认识。
这栋小楼，当年住着两位中科院的院士，这就是曾呈奎和秦蕴珊。边上不远邻近百花苑，曾是中科院青岛休养所的院落，现在，那个院落里盖起了一栋体量虽然不大但看上去很端庄的“院士楼”，海洋所的院士们都住进了这栋崭新的院士楼。与院士楼相比，历经风雨的“古巴楼”显得落寞了许多，但却依然是一道别致的老风景。
《南海路7号》读后感(七)：青岛海边的科学往事
这是我第二次写关于青岛的文字，之前的一篇是在2014年端午假期去了青岛之后写的——《美丽风从青岛来》，算是我第一次在青岛留下的些许痕迹吧。而在此之前，我其实对于青岛已经很是“熟悉”了，不是地理位置上的，是缘于心理上的，确切地说是缘于薛原老师的诸多关于青岛的文字，以及我们书店、我们书房、繁花•我们图书馆和他的那些书——《独立书店，你好！》 《如此书房》 《闲话文人》 《海上日记》……说起《海上日记》，名为日记却实实在在是一本“科学一号”赤道太平洋考察实录，算得上是青岛南海路7号通向大洋深海的前奏，如此在2016年伊始便有了关于海洋研究所正式的篇章——《南海路7号》。
这是一本关于海洋科学的书，即使有人会说如此定位不够准确，但我就是如此认定的，因为从书里走出来的都是与海洋科学息息相关的人，剩下的不是“潮人”还是“潮人”，反正总是与海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对于生长在内陆省份的人来说，海洋和海洋科学都是十分陌生的，除了对大海的向往和海滩的迷恋之外，大概也不剩下什么了，但是这本书里的海洋科学人却是极为鲜活、真实而有趣的，似曾觉得那些潮涨潮落的寻贝人就住在我的隔壁，而我正在聆听他们来自实验室和办公室的故事，他们是马绣同、齐钟彦、谭智源、刑军武、苍树溪、秦蕴珊、赵一阳……这些海洋科学家们，或与标本为伍，或与显微镜相伴，或以碱蓬为志，或以有孔虫、放射虫为业，他们执着于显微镜下的细胞生物，执着于漫长的由北到南的长长的海岸线，研究的都是来自海洋的生物，有些是古海洋的微生物，有些是现代浅海的植物，而这些研究都为海洋科学事业以及海洋生态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即使他们曾经被“整肃”、被误会、被嘲笑，但他们为了内心的坚持走到了最后，趟过了那无穷无尽的波澜起伏和暗礁回旋……
在书写这些海洋研究所的旧事旧人时，作者总是能把严肃的事情说得有趣又好玩，一下子能把人从海洋古生物的标本中拉回到另一个画面中，甚至让你觉得那些细胞生物的标本都美丽极了，如果你错过了这些“海洋风景”似乎不终生遗憾也要半生后悔。比如说，当时作为海洋科学家的助手的作者在给同学的信中说：“你还记得我们几个人顶着雪花去看电影《追捕》吗？那首草帽歌让你流了泪。我还想着那支歌的旋律，可惜我不会唱。今天我看了一天标本，尽管眼睛有些生疼，可我的心情很舒畅。你想象不出，我在显微镜下看到一顶怎样的草帽啊，你只要想想这只是一个细胞，一个极微小的细胞，需要放大将近一千倍才能看清内部的结构，你就不能不感叹大自然的造化了。我这样说，你肯定想象不出来，不是说你缺乏想象力，而是在大自然的造化面前，再伟大的想象力也显得苍白无力。夏天马上就要到了，你也快放暑假了，到了夏天来我们实验室看看我的这顶草帽吧……”如此，你是不是都有马上想去看“这顶草帽”的冲动了呢，其实这是一封“美丽的情书”的结尾部分，它的长度是足足28页哦。
其实，海洋科学家们并不是天天都在实验室的，去野外科学考察便是经常的事了，而作者随“科学一号”科考船去远洋深海科考都有三次之多，长期在深海漂泊的辛苦和寂寞是我们这些一直踩着土地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或许用 “白天不懂夜的黑”来形容更为恰当和形象一些。记得在《海上日记》一书中，作者完整地写了1992年10月24日到1993年3月5日共计140多天的海上航程，其中记录了“科学一号”科考船在远洋深海中的细节故事，包括剧烈的晕船、狂风恶浪的超强来袭，以及看不到任何活的生物（包括异性）的压抑和难以下咽的罐头食物的无奈，还有船员们永无休止的性话题的意淫，等等。而在《海上日记》中，我记忆犹新的是那头用钢笔画的肥猪，那是作者抄录的别人的“工作日记”，配文——“第一页：毛主席语录 大力发展养猪事业／中国八亿人口，不养猪怎么能行呢？你好肥啊！肥猪满圈。 第二页：我们的语录 愿你茁壮成长，我可爱的猪啊／保证营养，至关重要（浑圆喜相，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主要看效果，嘁喀，嘁喀……”这在我们读来是有趣的，也许这则好玩的 “工作日记”在当时有一种冷幽默的效果，如此也给漫长的航程增加了一点说笑的原料。当然，除了艰辛、寂寞之外也会生出许多“好玩”的事来， 然后让你笑得怎么也停不下来，只顾着想象和重现那丰富而生动的画面感了。比如说，1984年作者跟随海洋研究所的赵老师赴崇明岛考察，后来所里因为“著书立说”的事让赵老师和作者先期回青岛，于是二人匆匆上岸登上了回青岛的列车，然后“坐在我们对面的一位旅客非常认真地问赵老师：‘你是带着儿子出来卖鸡的吧。’他误认穿着邋遢不修边幅的赵老师为农村里的养鸡专业户了，而比赵老师小了30岁的我被他理所当然的看作是跟着出来闯荡的儿子了”。当“认真”遭遇“一本正经”，最后就是一句平常的话也让人乐不停，我不得不去想那个无比生动的画面，然后全然忘记了他们的本职工作是“科考”了。
1998年，作者结束了海洋研究所十五年的工作，从科学界直接平稳着陆到了文学界，而这其中大概从最初的1983年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吧。在海洋研究所的211房间，那里是实验室也是办公室，作为小薛的作者在以中年科学家为主的人群中颇得好评，既是谭智源先生的入室弟子（后来因故学科停止）学习放射虫外，还跟着真正高大的大苍老师学习有孔虫，同时还一边在显微镜下线描标本，一边啃着大部头的《史记》，最后惹得大苍老师带的博士生都有点“不高兴”——“这是咋回事，我认真做专业在看显微镜成了不务正业，你在读《史记》成了刻苦攻读还成了我学习的榜样”。而平日里办公室的老师们，对于这个小薛看闲书的事情总是喜闻乐见的，特别是大苍老师更是 “放任自流”（“你要学习小薛，你看他在攻读《史记》”），甚至还“以资鼓励”（其实是“借”了），不但聊天聊的是文学是人生是电影是绘画，并总是在会见老同学时先将其与之介绍且夸赞一番，还逢人就说“这是我们的作家，他是搞文学的……”。可见，其时那些前辈们“对待专业和年青人工作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充分尊重你自己的选择，并不以你的选择的工作是否会影响为他干活来考量”，如此也才有了作者后来的1998年离开时的华丽转身，当然机会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到此，作为海洋研究所的故事也就此作结了，那些旧事、旧人、旧地都真正地全部成了青岛海边的科学往事了。
2016.4.4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