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读后感精选10篇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是一本由[英]希拉里·曼特尔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98.00，页数：96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活了小三十年，书从来都是逢买必读，这次终于要被这本书打败了。
一方面，原作的写作，相比其他历史小说，是很有个人风格的：大量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大量的快速切换画面，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可能是相比简单地陈述历史事实，作者更在意的是“人”，相比“人”在历史、时间下的选择，更在意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吧。
这样的写作风格本身没错，奈何摊上了这么一个捉鸡的译者。
为什么要旗帜宣明地反对机翻？就是因为对同一个场景，不同的语言的描述方式是不同的。上册看了一半，书中大量杂糅不明的指示代词已经把我折磨得够呛，一句话里面三个“他”或者“他们”指的是三个不同的人物的情况层出不穷。出场人物本来就多的一本书里面遭逢这么一手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
也许是我自己的姿势水平还有待提高吧，欣赏不了这种高端的读物。刚刚从通俗小说《巨人的陨落》三部曲转过来的我，突然遇到了这本书，真的是想放弃了。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读后感(二)：没有比坟墓更安全，没有比革命更“绞肉”
文/俞耕耘
希拉里·曼特尔女士，至少有这样几个惊异之处。2009年、2012年，她凭借《狼厅》、《提堂》两夺布克奖。饶有兴味的是，这位英国女作家却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写就了处女作《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如果按一般作家的惯常“套路”，创作篇幅大多是由小到大，素材大多是由本国拓展及域外。然而，《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体量如此恢弘，已远远压倒后作，在重现历史细节，描摹生活场景上如此“发力”，更显出“超写实”的精微细腻。作家全景式调度的背后是敏锐、耐性、雄心与才华。你甚至难免怀疑，当时的曼特尔是否竭力透支，想成为“一本书作家”名世？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后作的接连成功早已说明她或许天生就是历史和文学的“引渡者”。她的魔力在于：让你不知道是历史穿上了小说的外套，抑或文学实现了历史未曾抵达的真实之境。
很显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早已成为学者和作家研究的熟烂题材。可以说，关于大革命的“每块地砖”几乎都被人翻起敲过。单就作家而言，大仲马、雨果、狄更斯等文豪就创作过一批名作。那么，曼特尔女士又有各种自信？她的小说是在炒冷饭还是确有独到之处？我想从她聚焦的人物身上就可见出端倪。小说以丹东、罗伯斯庇尔和卡米尔为核心人物，既看重公共政治的视野，又描摹私人家庭生活的侧影，时间横贯革命前政治制度的崩溃危机和恐怖统治威权暴力的终结。可以说，曼特尔远远超出了历史描述，她想写的更是一部大革命的“心灵史”、“风俗场景”与“生活写真”。这是一种巴尔扎克式的再现风格，不同的是女作家试图“情境代入”，让我们自己去感受被历史选择的人生感。
一部近千页的小说，其实要说的故事主题却并不复杂。如果概括一下，那就是三句话：人民要革命、贵族被处决、革命者被送进坟墓。然而，这三者之间的动态关联却相当复杂微妙。我想曼特尔将出众的叙事才华全都施展其上，这就是揭示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它让小说自然带有了深沉的历史意识，这是命运选择论和历史决定论的合力。极端的暴力来源于日常怨恨的发酵，作家善于拿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路易十六的优柔寡断、不务正业，皇后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使财政危机更加恶化。第三等级的利益要求被无视，国民大会被国王阻挠关闭，让暴力革命一触即发。
卡米尔·德穆兰的登场就显得犹如“闯进”了历史。这个原本不知名的宣传册写手，嘴巴不利索的口吃患者，声名远不如罗伯斯庇尔和丹东显赫。然而，却是他站在桌子上向人群高呼“拿起武器准备战斗”，就像火星，点燃了革命的干柴。如果说，曼特尔女士最敏锐的洞察是什么？我想是她总能撕开历史背后深刻的反讽。卡米尔不过是一个颇具魅力的“花样美男”，他的最大特色或许就是“选择困难症”。因而，在性向上也难免成了双性恋，既摇摆在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之间，尽显“基情”，又纠缠在一对母女之间，可谓一人占据所有重口味。正是任性犹豫之人引发了暴力的蔓延，这真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
然而，反讽又远不止此。路易十六亲自设计改造了断头台，最终自尝苦果，“设计了自己的死亡”。很难想象，宏大的历史就是由几个人性有严重缺陷的小人物搞大的。罗伯斯庇尔原本身材矮小，畏惧暴力，最终却成了恐怖统治的掌舵人。如果你注意到他自己近乎苦行的生活，或许就能理解其对他人刻薄寡情的根源。这或许与我们古代“法家”、“酷吏”的命运轨迹有着惊人相似，对自己之苛与对他人之酷往往紧紧相联。丹东又如他的反面，虽然容貌奇丑，却滥情纵欲，尽情享乐。他们的交集正是由于有了卡米尔这一纽带，一边是同事，一边是同学，但又有共通之处――“法务工作者”。历史没有假设，“铁三角”人物或许开端于追求自由、平等与博爱，然而其终局却是权力、死亡与暴力。
在我看来，年轻平凡的三人从外省到巴黎，在追寻一个属于第三等级的“法国梦”，最终罗伯斯庇尔送两位兄弟上了断头台，自己也难逃一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是坟墓。这一经典回答，或许表明了恐怖统治的神髓，那就是人并不知晓何时死亡，但能确定的是：不会自然死亡。表面看，曼特尔不厌其烦地操作着“长镜头”，繁复琐屑的谈吐、衣着描摹似乎只是一个拘于生活质感的“小妇人”。然而，她的雄心又不在于陈述，而是映照出深沉的历史省思。换言之，她尝试揣度的是人性的可能性，大革命的实质以及命运的戏弄。
作家将大革命本身“问题化”，相较于革命发生了什么，作家更在意大革命如何发生？暴力如何产生、蔓延，走向恐怖？我想小说很好地揭示了大革命是新暴力替代旧暴力的一场演练。一种暴民的政治取代了王权的暴政，革命者攫取权力后成为了新的暴君。作家的深刻在于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先天不足”：它把暴力从手段变为了目的。罗伯斯庇尔、丹东等人心中并无“历史的义务”这一概念。换言之，他们只是偶然接过历史赋予的摧毁任务，却误以为暴力也是统治的法则。当罗伯斯庇尔说出：“路易必须死，国家才能活”时，我们似乎看出了大革命的逻辑：“恐怖就是迅捷、严厉、绝不灵活的正义。”大革命也是无处不在的“绞肉机”，为了运转它，不断有人要当祭品，处死路易十六、保皇贵族、革命党人，似乎都无从选择，皆是必须。
曼特尔女士对于血腥、酷虐场面的耐心描绘，如果用“手术刀”式的冷峻形容或许更贴切。我十分好奇，女作家到底抱着怎样的心态写出了血肉横飞、器官肢解、人头滚落的“炸裂场面”。这时，你也许就能明白她频繁变换叙述视角的妙用所在。她会告诉你，这只是革命者、暴民的视线所见，但是你却很难说作家本人写作时就没有嗜血的施虐快感。巴士底狱狱长德·劳内在投降后惨遭蹂躏而死。财政部长弗龙和其女婿波希尔被虐杀的情形更充满着暴力的狂欢，它仿佛源于古老的广场节日。在那里，一切等级和秩序都颠倒过来，死亡、酷刑和肉体展示带来了疯狂的欢愉和沉醉。“有人用剑开始朝他的颈部砍的时候，他还没死。过后才轮到把他的头戳在叉子上。两支游行队列汇合，叉子混合在一起，来回地摇晃，有人把几个割下的头颅鼻子对着鼻子”。“波希尔的胸膛被锯开，心脏被掏出，被一支剑刺穿”，“心脏被带进了皇宫。鲜血从心脏里一点一滴地挤进一只玻璃杯中，然后人们把血喝掉。”作者发现，群体暴力往往比君主独裁更为狞厉，它是极度的失控迷狂，宣泄着人的原始阴暗：食人饮血，品味残忍，欣赏死亡。暴民们遵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粗暴逻辑，在弗龙嘴里塞满尖利的草茎，只为惩罚其在饥荒时的不当言论：如果人民挨饿，他们可以吃草。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都是曼特尔历史小说创作的起点。只不过这起点之高，理念之纯熟，写作之自觉，都相当惊艳。单就小说开门的“作者说明”而论，就活脱脱是一篇历史小说的行为宣言。“这是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小说。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是真实的，小说与历史事实接近一致”。但同时，“这也不是一部不偏不倚的故事讲述”。难道曼特尔女士只是爱说饶舌的废话吗？显然，她有自己的运筹，她站在历史与文学的“界河”上，洞察到历史永远是复数的（群体的视野），而小说只能是单数的（个体的视角）。这就决定了曼特尔的书写策略：寻找历史的遗忘细节、想象私人的生活场景、还原人物的视角语言。从而，“我的人物没有获得事后洞见这种运气；他们只是一天一天地尽他们的本分在过日子。”
这可能正是女作家的明智处，要知道“事后诸葛亮”无疑是历史小说不招人待见的硬伤。然而，光意识到这点还远不够，曼特尔想得更周全，更具匠心。她有意识地与“历史的习俗”保持距离与差异。何谓历史的习俗？在我看来，它就是有限史料给我们认识造成的限定框架与模式，指向一种种“常识”。比如，我们都知道浴室里的马拉之死，我们都晓得罗伯斯庇尔大革命后的恐怖政治。然而，作家偏偏让大名鼎鼎的马拉变成“客串明星”，友情出演；又偏要起底三位主角革命前不为人知的早年生活。我并不认为这是曼特尔女士的“作”，相反，她在告诉我们小说该干的事。这就是：小说赋予历史没有的筛选功能，未载的细节、匮乏的想象以及抹除的偏见。从这个意义上看，曼特尔的写作何尝不是一次空间的历险想象？“我努力创作一部给予读者改变看法、改变同情心的空间的小说：一部一个人可以在其中思考和生活的作品。”这种小说空间正是作家自己找寻的“更安全地方”，在那里“好像特别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就是真真切切的。”
http://www.eeo.com.cn/2016/1029/293172.shtml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读后感(三)：谁说被偏爱的年轻人就能有恃无恐？
七月的一天，天气跟刚刚过去的2016年7月想必大同小异，一个年轻人轻轻一跃，跳上一张露天咖啡座的桌子，以一种相当突然的方式进入了历史。两百多年后，我们还能从书中得知他那天穿着绿色的衣服，黑发用绿色的宽丝带向后扎好，那一刻，他身上的绿色是自由之色，是希望之色。
跳上桌子之前，卡米尔·德穆兰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跟那个年龄段的绝大多数青年一样充满焦虑、野心和自我质疑：马上30岁了，为什么我还一事无成，连一丁点成就都没有呢？
——某些方面，他跟生活在今天的同龄青年类似：受过良好教育，自视甚高，怀揣着才华、梦想和野心，急于做出一番事业，证明自己，同时也让人刮目相看；但他并不确定自己所走的路是正确的，万一自己并不真正具备适宜的才华呢？万一永远无法满足父亲/父辈的期待呢？
30岁对于卡米尔·德穆兰像一道坎，成千上万的问题纷至沓来，成年危机在这个敏感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格外激烈，但当他站在高处面对人山人海那一瞬间，如有神助，一切的茫然连同他的结巴奇迹般消失了。流畅连贯的句子奔涌而出，掷地有声的铿锵词语滔滔不绝：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死亡。攻占巴士底狱。推倒旧政权。——他令暴民着迷了。他们将他视为革命本身，顺着他手臂挥舞的方向奔去巴士底狱。结果如你我尽知，巴士底狱被攻占，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卡米尔·德穆兰就此名扬天下。
革命是一言不合就挂路灯
在历史上，卡米尔·德穆兰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称号是“路灯律师”。
巴士底狱被攻占之后，见识到言辞威力的年轻人想必被自己的号召力惊呆了：牛刀小试地登高一呼就掀起席卷整个法国的风浪！卡米尔·德穆兰的全部野心和才华都被调动起来，透过每一个毛孔沸腾，呼号。令人沮丧的是，结巴的老毛病如影随形，并未因为大革命的到来不治而愈。
卡米尔·德穆兰越来越多的以笔代口，出自他手的报纸和宣传册满天飞，力主革命的暴力正当论，其中最著名的一本煽动性小册子叫《路灯下对巴黎人的演说》。在他的鼓吹下，暴民把路灯作为处决的刑具，让悬挂在路灯上的官员贵族尸体成为了大革命的象征，他也由此被江湖人称“路灯律师”。
起初，仅仅是将贵族挂到路灯上，吊死他们。渐渐地，凡是聪明的人、有品位的人、有知识的人、有主见的人，乃至任何一个你看不惯的邻人，你都可以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将其吊死到路灯上。“挂路灯”成为街头私刑和群众暴力的著名手段，直到后来被改良后更有效率的断头台替代。
那时候，有技术在身的刽子手一个个都忙晕了。先是王室成员和贵族、接着是神职人员和保皇党人，再接着是成千上万被怀疑不够爱国不够革命的人，源源不断被送到断头台前。当砍头被要求批处理的时候，行刑已经不再是技术活，而仅仅是奉旨屠杀。
“更安全的地方就是坟墓”
估计卡米尔·德穆兰自己也没想明白，他怎么就成了大革命的吉祥物和人民的宠儿，要论声望，他不如大名鼎鼎的“人民之友”马拉；而论及魄力、狠劲和城府，他怎么都不如他的朋友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除了擅长摇唇鼓舌说漂亮话，他脆弱、冲动、任性，但偏偏，无论是对当时的巴黎人，还是对很多年以后的英国作家希拉里·曼特尔，他都是被选中和被偏爱的一个。
希拉里·曼特尔擅写历史小说。2009年，她凭借以克伦威尔视角来写亨利八世治下都铎王朝的《狼厅》摘得布克奖，3年后，又凭借《狼厅》的续集《提堂》再次获得布克奖，成为库切和彼得·凯利之外，唯一一个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作家。
1974年，希拉里·曼特尔创作了她的第一部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叫《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这部处女作的中文版一共63万字，上下两册加起来页数近千，时间跨度从1763至1794年，有上百个历史人物登场。）其中，卡米尔·德穆兰是人物群像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
就阅读快感和叙事技巧而言，《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不及后来获布克奖的两本，但就场面的恢宏、历史氛围的营造、人物刻画的细腻，在希拉里·曼特尔写法国大革命时已初现端倪，就像一幅工笔细描的十八世纪末法国浮世绘，我们能从小说里看到当时面包价格的浮动、各个阶层的穿着谈吐、革命爆发前的禁毁出版物（大多用色情来丑化贵族和神职人员，其中最有名的估计要算大名鼎鼎的性虐鼻祖萨德侯爵，革命爆发的时候他正好被关在巴士底狱。）
大时代背景之上，希拉里·曼特尔把最多的笔墨給了卡米尔·德穆兰、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写他们的成长、家庭、少年时代，写他们的相遇，写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说，写他们都是学法律出身，恰青春正好，一股子冲劲，敢教日月换新天。
他们一开始当然是怀着美好的愿望想把权力从王族、贵族和神职人员手里夺过来，制造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但随着恐怖的风暴愈演愈烈，仅仅只有处于风暴眼的他们获得了暂时的安全。安全，以及随之而来的好处：权力、投怀送抱的女人们以及男人们、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大把的钱。
希拉里·曼特尔不厌其烦写卡米尔·德穆兰身上游移不定的阴柔：在一对母女之间举棋不定，在男人和女人之间举棋不定，在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之间举棋不定，在恐怖和良知之间举棋不定，在坚硬和柔软之间举棋不定，在腐败和纯洁之间举棋不定……希拉里·曼特尔如此迷醉于写人物身上的灰色地带。恰恰因为这种灰色地带的存在，任性的卡米尔·德穆兰在书里显得那么真实，无论是他的意气风发还是结结巴巴，无论是他说漂亮话还是做糊涂事。（事实上，无论处于哪个年代哪个领域，说漂亮话总是比做漂亮事来得容易，就好比现在人人爱说工匠精神，但市面上总是山寨多过匠心）。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最后都走向了断头台：心狠手辣的丹东，刻薄寡欲的罗伯斯庇尔，以及卡米尔·德穆兰，谁说被偏爱的就能有恃无恐？革命总会吞噬自己的孩子，所有的孩子。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读后感(四)：英国卫报书评——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Having read a review of Hilary Mantel' most recent book, The Assasination of Margaret Thatcher, which praised both her work and ability to undergo such thorough research for each novel, I decided to give one of Mantel's books a try.
Even so, buying 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 was still a bit of a whim, as I didn't have much time in which to choose, but was still desperate to be exposed to Mantel's writing. Being very interested in history, particularly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which the novel is set), the book turned out to be the perfect choice for me, as Mantle's ability to seamlessly interweave fact with fiction proved to be excellent.
Mantel uses the leaders of the Revolution – Danton, Robespierre and Camille Desmouslins – as the pivotal characters, which, of course, they were, but also manages to use their characters and positions to give information about lesser known characters, such as Lucille Desmoulins, without whom the revolution may not have run in the same way.
It is interesting that Mantel chose not to focus on Marat, the sickly revolutionary leader who was famously stabbed to death in his bathtub, but instead his contemporaries, about whom there is less knowledge, particularly surrounding their private lives. In my opinion this was a clever take on the typical historical novel, which focuses mainly on well known characters.
I found the book enthralling, and at times it was difficult to put down. Mantel's ability to inf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leaders is very intuitive, and this is the quality which really makes this historical novel great. The only slight downside to the book, but bear in mind this is completely down to personal taste, was that at times I felt that as a reader, one had to pay very close attention to Mantel's writing to fully understand her inferences, making it a book best read when fully awake, and not, perhaps the best choice for a relaxing evening read.
http://www.theguardian.com/childrens-books-site/2015/jan/09/review-hilary-mantel-a-place-of-greater-safety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读后感(五)：纽约时报书评——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at swirl of events, passions and tragedies, struck even its participants as highly improbable: no one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Louis XVI, highly popular as late as the summer of 1790, would, two and a half years later, lose his life on the guillotine. Even when his execution had actually taken place, it still seemed almost more like fiction than fact.
For France, and then for the rest of Europe, the world changed utterly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1789: new regimes, new laws, a new organization of the way property was held, a new system of education -- all these transformed the way people lived their lives. Great families, very lately at the peak of their splendor, struggled to survive; newcomers rose dramatically, from workman to marshal of France or, in the most celebrated case, from impoverished lieutenant to emperor.
All this made for reams of copy -- first, and most austerely, in the shape of the decrees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and in the pages of official newspapers. Soon, though, the facts began to be presented in a more inviting way. By the 1820's the publication of memoirs had turned into a major industry, and almost everyone, from Lafayette to Napoleon himself, had his own version of events ready for all to read.
Most of these memoirs were, in fact, partly fictional. The next step was for the Revolution to provide novelists with a dramatic backdrop: Alexandre Dumas took care of that in a series of volumes, starting with "Joseph Balsamo"; but while real and famous people appear in his pages, it is only fleetingly and at a distance. The same was true, a little later, when Dickens wrote "A Tale of Two Cities."
It's understandable, then, that a late-20th-century novelist, Hilary Mantel, working at a much greater remove, should turn the tables and make the principal figures of the Revolution the main characters in her new novel, "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 As for history itself, it has been assigned an ambiguous role: the main events are real; snatches of dialogue and letters come from authentic sources; as for the rest, Ms. Mantel writes airily in an author's note, "anything that seems particularly unlikely is probably true." That, together with her sneer at "the complaints of pedants," leaves her readers in a curiously uncertain position: are we reading history amplified by the empathy of the novelist or fiction dressed up in historical costume？
Ms. Mantel, who has published four previous novels in her native Britain, is a gifted writer, so this is a hard question to answer. As a work of fiction, "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 is unquestionably a success. Ms. Mantel understands how people feel, how they react, how they think. She has the kind of long view that enables her convincingly to take up a character in childhood and bring him or her to dramatic adulthood. Just as important, she knows how to make us sympathize. To meet Danton as the unruliest of boys, then as a happily married young lawyer, helps us to comprehend his emotions as he progresses to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hip he eventually assumes. And it is not only Danton we meet; Ms. Mantel's cast of characters is wide and varied, from a conventional civil servant to Robespierre and his acid sister, Charlotte, from Choderlos de Laclos, the author of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to the naive and enthusiastic Lucile, wife of Camille Desmoulins.
In presenting these characters to the reader, Ms. Mantel weaves in and out of the first-person singular: sometimes we are hearing their thoughts, and sometimes we are dispassionately watching them from the outside; sometimes they speak to us directly. Here, too, we are in good hands, since these shifts of perspective add an aura of reality to the interior monologues, of truth to the exterior deｓｃｒｉｐｔions. And, of course, Ms. Mantel makes ample use of the period's climactic events: we pass from the inebriating hopes of the early Revolution to the undiluted tragedy of the Terror, and everything we have learned about the characters helps us to understand how this has happened.
till, there is much in Ms. Mantel's very long novel that also feels forced. It is not so easy, after all, for a 20th-century author to become an 18th-century revolutionary, and on occasion she writes dialogue that reads like a parody of a historical novel:
quot;Robespierre was ill. The raw spring weather hurt his chest, and his stomach rejected what he fed it.
quot; 'So you desert your friends,' he said, wheezing a little.
quot; 'This need not affect our friendship,' Camille said grandly.
quot;Robespierre looked away.
quot; 'You remind me -- what's the name of that English King？'
quot; 'George,' Robespierre snapped.
quot; 'I think I mean Canute.' "
This, in the end, is the weakness of "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 and because of it the tension between history and fiction is never resolved, not infrequently leaving the reader stranded. It is easy to see why the Revolution proved such a temptation for Ms. Mantel. To make its earthshaking developments come alive through their participants is a noble ambition, but in the end we are left to wonder whether more novel and less history might not better suit this author's unmistakable talent.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读后感(六)：人性迷失在革命的狂风暴雨中
法国大革命，是与其三位领袖人物——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的名字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资讯尚不发达的岁月，我们对法国大革命及其三杰的了解，远不如当今移动互联网的年代有那么多渠道获得信息而便捷得多。对马拉的认识，许多人大概是通过大卫的那幅著名油画《马拉之死》有所了解的；对于罗伯斯庇尔，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看《傅雷家书》，傅聪谈及父亲傅雷时，说父亲的个性像罗伯斯庇尔，刚烈正直、爱憎分明，眼中揉不得一粒沙子。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积累，也逐渐领悟，真实的历史人物往往复杂多面，绝非我们以前人为宣传中非左即右、非此即彼的单个维度。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固然是法国大革命的杰出人物，对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们在大革命中的激进言行，后世其实一直存在争议。因此，当英国著名女作家、两届布克奖得主曼特尔以大革命为题材的小说《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中文版面世后，我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我很想知道，曼特尔眼中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几位风云人物以怎样的面目呈现。 曼特尔表示，这部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是真实的，小说的叙事与历史事实接近一致。曼特尔将罗伯斯庇尔、丹东、卡米尔•德穆兰作为整部作品的三个主人公，卡米尔是我们相对陌生、但在法国大革命历史上也十分重要的人物。作家在解释为什么不把马拉列为小说的核心人物、而只是将其置于“客串明星”的位置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他的死，我们可以确定，但是在他的一生中，几乎每一件事都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要处理好这个角色，又不破坏全书的平衡，是两难之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让丰富复杂的历史人物在小说中鲜活起来，又充满说服力，这对作家来说是诱惑，也是挑战。 曼特尔用一定篇幅描写了罗伯斯庇尔、丹东、卡米尔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从中我们多少可以窥见他们成年之后的行为动因。罗伯斯庇尔年幼时，母亲就病死了。父亲游手好闲，寻花问柳，对儿子的成长几乎不管不顾。外公外婆看不起这个不争气的女婿，收养了罗伯斯庇尔，由两个未出嫁的姑姑抚养他长大。家庭的变故让罗伯斯庇尔从小就渴望平等友爱，同情弱者。他对养育他的两个姑姑发誓，他长大了要让哥哥姐姐和姑姑们不愁吃穿，无忧无虑地生活。因此，罗伯斯庇尔接受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观念，十分容易理解。小说中有一个与史实略有出入的细节，国王路易十六的车队路过路易国王学院，作为学院的优等生，罗伯斯庇尔根据院长安排向国王夫妇朗诵致辞表达敬意，但他竭尽全力刚朗诵到一半，国王的马车便扬长而去。而历史上的记载是国王耐心地听完了罗伯斯庇尔的朗诵，向他微笑着表示嘉许。作家让大的历史框架符合史实的前提下，虚构或者改动细节，从而为塑造人物、提炼主题服务，自然可以理解。曼特尔改动这一细节，似乎可以这样这样解释：作为王权的象征，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僧侣）的总代表，国王与罗伯斯庇尔所处的第三等级（平民、商人、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其鸿沟已无法跨越，矛盾一触即发，而这，正是罗伯斯庇尔们投身摧毁封建制度的法国大革命的动力所在。 丹东的小时候则争强好胜，他脸上的伤疤就是在与公牛打架时被牛角顶破留下的印记。“我保准，那是我最后一回挨畜生踩踏，不管是四条腿的还是两条腿的畜生。”这句无忌的童言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了他好强霸道的个性。卡米尔则是罗伯斯庇尔在路易国王学院求学时就结识的好朋友。他出生在一个律师之家，家境优裕，聪慧好学，但有结巴的毛病，为此常遭父亲的冷眼，让他变得敏感而自卑。他的同学、出身于波兰贵族之家的弗雷农向他炫耀：“等你再大一些，我要带你到上流社会转转，让你扬名立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渴望出人头地、受人尊敬，是卡米尔奋斗的源泉。 山雨欲来风满楼。大革命爆发的前夕，法国的三级会议已有175年没有召开，路易十六甚至想废除三级会议。第一第二等级垄断了政治上的所有权利和经济特权，而创造了财富的平民、商人、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组成的第三等级却被压在社会的底层。卡米尔的律师父亲有一次见到孔代亲王时表达了希望公民机会平等、财富平等的诉求，孔代亲王趾高气扬地反问：“你希望贵族人士为你纳税吗？”卡米尔父亲冷静地驳斥：“不，先生，我们要你为你自己纳税。”由于旱灾，粮食连年歉收，面包价格不断上涨，投机倒把者则囤积居奇，严重地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计。愤怒的民众被迫抢劫面包铺，一位16岁的男孩为了夺到几块充饥的面包，被警察抓住，活活绞死。而在国库空虚、入不敷出、民不聊生之时，王后安托内瓦特依然穷奢淫欲，路易十六的王宫里照旧大宴宾客。稍有头脑的人已经意识到此时的法国犹如一堆干柴，只要溅上一粒火星，就会燃起燎原烈火。就像王后的哥哥、奥地利国王从维也纳来信中提醒妹妹说的那样：“从长远来看，情况不可能照现在这样子发展下去……这场革命将会残酷无情，也许革命就是你一手酿成的。” 这就是作家为我们勾勒的大革命爆发前法国真实的社会图景，充分证明了民众攻占巴士底狱、推翻封建制度、掀开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帷幕的历史合理性。然而，随着斗争的深入，暴力革命的血腥与恐怖本色也日益狰狞，路易十六的前部长弗龙在闹饥荒时谬言，如果人民挨饿，可以吃草。大革命爆发后，民众为了惩罚他，不仅强迫他吃草，而且处死了他的女婿、巴黎省省长波希尔，挖出他的心脏；国王的女儿蓝鲍尔公主被抓入狱，疑似遭到强奸，而且被谋杀了。出于惩治反对派和保皇派以及对抗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反法联盟的需要，大革命的宣传者和推动者马拉宣称：“私形完全能够接受，它们是人道的选择……”殊不知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邪恶与魔鬼就无法控制，到头来所有的人都可能受害。“人民之友”马拉后来的惨遭暗杀而死就证明了这点。而当私刑之风在巴黎蔓延时，国民会议受到震动，在凡尔赛宫展开了关于人权的激烈辩论，有前瞻眼光的革命志士已开始思考和构思《人权宣言》的框架。革命的狂风暴浪中有幸闪耀出了理性的光辉。 作为激进的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丹东、卡米尔无疑是大革命最坚决的推动者和捍卫者；而革命的暴风骤雨也裹挟着他们，让他们人性中的光芒与阴暗面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丹东为了三级会议的召开和平民的权利而大声疾呼，生活中的他却贪财好色，正如他自己对卡米尔的直言不讳：“我是个肮脏的爱国者。”妻子临产时，他却在妓院里鬼混；路易十六被捕后，他接受了英国王室为营救路易十六而送给他的贿赂，被对手抓住了把柄。但也是丹东和卡米尔，比较早地意识到了以革命的名义行使的恐怖和独裁对民众、社会和政权合法性带来的祸害，卡米尔发出疑问：“如果我们自己表现得像暴君，打击欧洲暴君有何意义呢？”他们因而与罗伯斯庇尔产生了分歧。追求“永久地使革命纯洁”的罗伯斯庇尔结果将他的这两位战友送上了断头台。临刑前的卡米尔在狱中给妻子写信时感叹：“我曾梦见一个全世界人民都要羡慕的共和国，我根本不会相信，人们竟会如此凶残，如此不公。” 法国大革命三杰中，罗伯斯庇尔道德上几近完美，他志向远大，严于律己。书房兼卧室内只有一个木板床、一张木桌，上面放着一本他热爱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的生活简朴到近于苦行，被誉为“不可腐蚀者”。虽然与房东的女儿、爱慕他的艾蕾奥洛莉有过一夜鱼水之欢，但他拒绝结婚，为革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他在议会上宣扬支持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公开反对奴隶制度，为殖民地的混血儿伸张权利。他坚信：“革命的本质就是触犯法律。我们不是和平司法官，我们是世界的立法者。”他在国民议会辩论时的一句铿锵名言“路易必须死，祖国需要生”，促使法庭判决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然而，为终结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做出贡献的罗伯斯庇尔，却在革命成功后放任手中的权力不受约束，为追求革命的纯洁和彻底而清除异己，支持法庭缩短审判周期，实行有罪推定，法庭一个晚上竟然可以宣布22个死刑判决，连大革命的忠实追随者法布尔、罗兰夫人等也纷纷入狱而死，导致杀戮成风，人人自危。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十分精彩，罗伯斯庇尔在国民议会上作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关于美德共和国未来的演讲，然而，晚上他却作了个恶梦，他梦见自己回到了少年时外祖父的酒厂，但奇怪的是酒厂中的酒桶都不见了，原来做酒桶的木头都被拿去做了断头台。这其实也是罗伯斯庇尔本人生命结局的写照。 法国大革命向世界传播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结果可称圆满，但过程充满了恐怖、暴力和血腥，道路曲折坎坷，其负面影响在以后的俄国十月革命和斯大林大肃反中也显现出来。因此，曼特尔的小说《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有助于我们思考革命与暴力、法治、人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革命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公正美好的新世界，但结果的合理并不能取代程序的正义，只重结果的合理，往往导致过程的不择手段和残暴血腥，从而偏离公平和正义。辩证理性地审视革命，重视民主和法治的价值，这大概是阅读本书能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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