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五百年》的读后感10篇
《巴尔干五百年》是一本由[英] 马克·梅佐尔（Mark Mazower）著作，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6，页数：24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不厚的图书，不过200页的内容，感觉看起来应该很快的。待翻阅之后，浓厚的学术气息，读起来又是显得那么的费劲。之前阅读过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接触些中世纪文化方面的知识，然而对以奥斯曼帝国为中心的文化，还是显得并不是那么的熟悉，书中的许多内容需要反反复复细细品味，方能初步领会作者的用意。有时间，这部图书还是值得再看看，书前配上了几幅奥斯曼帝国不同时期的地图，还有涉及到巴尔干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是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方便读者在需要之时，找来看看。
巴尔干地区，连接欧亚两国的地方，《丝绸之路》提高过，曾经在中世纪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心。由于该地区山脉地形的复杂性，哪儿的土地显得并不是那么的肥沃，农民的生存显得有些困难。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在十五世纪统一了这块土地，只是“巴尔干”这个名称，当时的居民并不熟悉，如果要询问，还是喜欢罗马人。
对于当地的农民，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并没有采用粗暴的方法，管理起来相对比较宽松，让统治下的农民，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自然统治者管不到的偏远之地，再加上腐败的存在，农民的生存显得还是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起义也不可避免。
对于宗教文化，统治者同样采取放任的态度，只要你保持忠诚，就不会对你进行管辖。如此，帝国的各个宗派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天主教等等，都有着各自的生存空间，教派之间也是融合发展。当然在统治阶层里，伊斯兰教还是占据着较高的位置，而基督教，无形中位置相对要低下些。导致伊斯兰教在奥斯曼帝国内所占比例较大。不过，教派间的变换，也比较自由，在政治上并不强制你的转教信仰，并不说你是异教徒。在官职任命上，也不追究之前的信仰或是家族地位。许多管理阶层，都有着平民的血统经历。
在中学时代，地理课学到的许多国家，如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等，还有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南斯拉夫等国家，原来这些国家都位于巴尔干地区，在西方各国和俄罗斯的影响下，在1923年奥斯曼帝国溃败之际慢慢形成的新国家，这些国家至今不过百年的历史。
对于世界大战，我们能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性，《巨人的陨落》里初步探索了战争爆发的根源。此书却揭示了世界大战的根源就来自于巴尔干地区的冲突。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临近分裂，俄罗斯的领域扩大到黑海后，继续南下，和奥斯曼帝国展开多次战争。
奥斯曼帝国对边界越来越无法控制，独立而来的国家，纷纷对领土的扩张有着浓厚地兴趣，导致局部战争频发。同样奥地利也有如此的野心，想借机侵吞塞尔维亚。当刺杀事件爆发后，德国、俄罗斯等国纷纷为了各自的利益参战，接着众多的巴尔干国家也加入到战争之中，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世界大战。
对于巴尔干地区，各个国家都拥有多个民族，如何处理好少数民族于是成了各个国家的大事，这也就是巴尔干地区国内或国际冲突频发的主要原因。虽然各国间也有民族人群的交换，然而在新国家诞生之际效果并不很好，且操作的时间也有些晚。
也由于此，导致部分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种族灭绝的政策，比如对犹太民族的政策，人口急剧下降。在二战结束之后，巴尔干地区各国家，在寻求加入国际组织时，无形中要保证不再歧视国内的少数民族，这个问题也基本得以解决。
随着时间的推移，二战之后的巴尔干地区，英法管理下的希腊和俄罗斯管理下的巴尔干国家，为了各自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开展了各个方面的措施，相互之间形成了竞争的局面。不过，有些效果并不太好，比如南斯拉夫的再次分裂。
进入新世纪，暴力和种族不再成为巴尔干地区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如何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繁荣本国的经济，让民主值得昌盛。
巴尔干半岛（Balkan）是一个历史和地理学名词，指代亚得里亚海与黑海之间的东南欧一隅。公元1453年之前，半岛属于罗马领地。东罗马灭亡后，半岛归属奥斯曼帝国。早期，半岛的人根本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种族概念（民族身份认知不清），有的只是语言的不同，信仰不同（但宗教信仰教义不清）。
直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片土地上才逐步产生了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马其顿、黑山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家。
500年来，巴尔干地区长期存在诸多矛盾与冲突，既有半岛人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矛盾，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也有独立新建国家之间的矛盾与领土争端，加上俄国、奥地利以及其他欧洲列强的干涉，致使这一地区冲突不断，战争频发，因此巴尔干又有“欧洲火药库”之称。萨拉热窝的枪声曾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保加利亚的崩溃，标志着同盟国战局大势已去，也间接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尽管名声不佳，但按照作者的研究与分析，巴尔干半岛并不比其他地区充斥更多的暴力。
作者主要围绕巴尔干半岛的土地及其居民、民族意识的兴起、列强的染指与干涉，以及建立民族国家等4个方面展开论述，梳理了巴尔干半岛500百年来历史发展的脉络。但是，作者的目标并非介绍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更不是介绍半岛诸国的历史发展过程。本书的实际内容仅200页，约10万字，深度和广度明显不够。如果只想概括了解，这本书还是不错的选择。
总体来讲，本书的翻译还是不错的。存在一点瑕疵，写下来供参考：
48页，“沦为盗贼另外提供了一种有‘英雄气概的’赚钱方式”，“另外”与“提供了”应交换一下位置。
73页，“未实现”应改为“来实现”。
149页，“希望能获取塞尔维亚和希腊领土的保证”，应改为“希望能获取塞尔维亚和希腊领土”。
158页，“都导因于根据民族主义对奥斯曼的残余欧洲行省所进行的清算”，“导因”改为“肇因”可能更好。
175页，“虽然红军穿过南斯拉夫追击撤退的德军，但铁托能上台纯属国内事务，是因为他的游击队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是”字多余，应删除。
182页，“上校政权（1967-1974）”，这里最好加一个注释。
《巴尔干五百年》读后感(三)：真的很薄，但真的很耐读
原文P9：第一次“圣战”将穆斯林文化拓展到一片广袤的区域，西至西班牙（和大部分非洲），东到印度和中国边境。“基督教国家”为了对抗，展开了收复伊比利亚半岛的光复运动（ reconquista），收复南部意大利的运动，以及最为首要的“十字军东征”。借用历史学者埃立克·克理斯琴森的话，“地中海的神圣战争终究是时间金钱和人命的可悲浪费”。话说回来，基督教对抗撒拉森人两个世纪，虽未能重夺耶路撒冷，却加强了基督教欧洲对异端人士和异教徒在军事上不宽容的传统，尤其是不能容忍穆斯林。伊斯兰国家仍接受非穆斯林为臣民（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非穆斯林常是多数人口），反倒是基督教国家驱逐穆斯林（而且从中世纪起便严格控制犹太人小社群的居住地），视他们为威胁。
前言：
巴尔干以前不叫巴尔干，而是“鲁米利亚”。换名字的理由，其实跟为什么要换朝代名是一个道理——割裂开人们对旧一个时代的感情，方便统治。这里由于山脉多，地形不好，直到19世纪初都还没有完备的地图。欧洲人干脆把整个“多瑙河以南”地区称为“希腊半岛”（因为其他的国家当时根本没出现） 从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开始，这个词才开始流行。原因也简单，欧洲列强想来这里一人割一块猪肉了，自然要想一个全新的名字，好让世人慢慢觉得，这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似的。也是因为列强来这里割猪肉，所以才导致如今这么多小国家林立。二战后，世界的主旋律成了西方对抗共产主义，没这边什么事了，所以这半个世纪巴尔干也少人研究，大家都是刻板印象。 西方的刻板印象嘛，肯定是“伊斯兰是威胁的化身，造成世界的恐惧”，但其实15-19世纪，伊斯兰的包容程度更宽容：伊斯兰国家可以接受基督徒的百姓，反倒是基督教国家常驱赶穆斯林，这个后面会详说。基督教不但对外人不宽容，自己的内部派系也要互掐个半死。16世纪法兰西国王跟神圣罗马帝国互掐（都是信天主的），结果竟然去找苏莱曼大帝（伊斯兰的）结盟，真是啪啪打脸。 直到现在也一样，欧洲从来没把土耳其当过“自己人”，哪怕扒拉他进北约，也只是当炮灰。就是因为他们的老祖宗是存在了5个世纪的奥斯曼帝国。 伊迪丝·杜韩（英国作家）如此总结西方人的嘴脸：基督徒杀穆斯林，是正义的行为；基督徒杀基督徒，是判断失误，最好不要谈论；穆斯林杀基督徒，那是十足的暴行。（打脸得好） 本来巴尔干就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19-20世纪欧洲人非常执着于把这一部分“收回来”到基督教的怀抱下，于是500多万穆斯林流离失所，被驱逐，当地奥斯曼风格的建筑被肆意破坏，如同当年赶犹太人一样。 欧洲人写的史书上，更描述成“解放”该地区，只不过“解放”的残暴程度就是“肉正在腐烂，村庄变成火柱，12岁以上的人都要杀光”。西方的史书会尽量快速略过奥斯曼统治的那4、500年，因为他们要避开“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同一片土地下和平共处”的这一事实，也要避开提这几百年奥斯曼的富强，“仿佛那些岁月中绝不会冒出什么美好事物来”。 巴尔干原本没有这么多“民族主义”的（也就不会割出这么多小国来），就是因为列强来分猪肉，鼓励大家跳过这几百年融洽相处的事实，去中古甚至远古那里“翻家谱”，“找根”，所以硬是分出了这么多民族、小国来。所以并不是什么民族主义都是好的，大家要学会辩证地看。中国弱小的时候，列强来分猪肉，也最希望你们自己人乱起来，广东人广西人湖南人四川人什么的最好全都拉帮结派，对立起来，好从中获利。所以如今网上有时候看到一些脑残用地域来制造矛盾的，这种人简直是脑子都没有。
地理
巴尔干山脉多，妨碍人们移动，经商成本昂贵。山脉阻挡了地中海的季风，享受不到雨水，背风面的地区一年降雨量才46毫米。所以经常干旱巴尔干的河流下切得太快，不利于航线，19世纪中时，“河流沿岸竟然完全没有城镇”。小河不说了，就连多瑙河流到这，也被山脉阻挡，到不了地中海，只能从黑海流出，商人们都非常痛恨这种流法，如果出海口是地中海多好（多瑙河表示：？？？）山脉多导致铁路也不能建。1920年代，德国1千平方公里平均有123公里铁路，希腊只有22公里。道路也烂，罗马尼亚的烂路，100公里竟然要走1星期。山贼猖獗，连帝国政府也无法保证旅人们入夜后的安全。政府常用大赦、诏安的办法解决山贼问题，问题是招了之后，过几年又可以继续上山。 那个年代，没有很好的人口统计办法，所有数字都是估算的，且误差极大。大致认为，巴尔干的人口密度是法、意的一半，荷比卢的3分1.一个瘟疫过来，随时死一半人口。而且这里恰好位于欧亚之间，来往人多，有些城市几乎每年中招。（古时人们的生活很惨的，我们知道后，更应学会珍惜现代生活，不要奢侈浪费）直到19世纪，巴尔干的人口才再度接近16世纪的水平。19世纪欧洲人旅游到此处时，惊讶于“这里的时间就像静止一样”。当地农民的生活几乎和1千年前没有区别。住所是地上挖个洞，用树叶编织的，勉强撑起的屋顶，肮脏，破败到极点。食品制作技术几乎没随时间有过改变。社会关系是十几户有血缘联系的家庭组成的“杂住盖Zadruga”
税收
奥斯曼帝国用的是包税制。但山区收税难，如果多征，人们可以躲到更深的山区，所以，王侯将相们从来不敢在这里多征税。或者给他们一点荣誉感，让他们出力，对付当地盗贼，来换取少交税。（其实就是拿些头衔来唬住他们，他们自己不变山贼，政府已经万幸了） 这里的山贼非常凶狠。一名英国外交官曾被山贼逮住，当时的盗贼头子跟他说“看看这些人，衣服粗陋不堪，肚子空空如也，他们就像山里的熊，你又能指望他们什么呢？”（很有道理，和野兽也没什么区别，不要指望什么仁义道德了） 民族主义对当地农民而言，其实他们根本不关心自己是什么民族，只关心对土地，生计和赋税方面的事。哪个统治者能给他们安定，那就是好统治者。希腊、黑山、塞尔维亚等独立后，土地的人口压力和山贼这两个大问题依然阴魂不散，常使得这些新政府无颜面对人民——当初吹得这么响，民族自决就比奥斯曼的统治好多少多少，到头来还不是放屁。“贪婪的包税者下台了，上台的是一帮现代化官僚。他们派来宪兵，测量员，人口调查员，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干预和剥削，而不是更少”直到如今，当地还流传一句俗语：土耳其的子弹好过希腊的笔（来收税） 所以1910年出现巨大的移民潮——几乎希腊人口的10分之一都移民去了美国（10分之1真是个恐怖的数字），直到美国下限制令为止。 其实看完这段后，引起我的深思。“上层精英”们搞出这么多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到头来就像是精英们吃饱没事干，互相之间打嘴仗而已，来换取一些别人崇拜的眼光，还有名气，利益，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理。我们如今看千年以前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们的言论，其实也弱智无比，很多话根本就是错的，他们只是比当时的人们聪明了那么一点点，所以就换来如此名气。如今的高晓松们何尝不是一样，只比大众们聪明那么一点点，逼就能装到天上去。不用过一千年，以如今的知识更新换代速度，10年后大众就会反应过来，这货10年前说的不对，只不过等到那时，又有新的人出来装B罢了，永远都只是在循环。
宗教
一位传教士写道：“当地农民其实搞不清教派之间的差异，我问他们觉得自己是希腊人Romaioi还是保加利亚人Voulgaroi时，他们茫然地看着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当我在胸口划十字时，他们笑了，嗯，我们都是基督徒”。他是被派来洗脑当地民众，不要用希腊语做礼拜，改用保加利亚语（其实就是来搞事情的，非要让人们分裂出民族隔阂来），但当地人反问他“用希腊语礼拜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习惯了平时交流用家乡话，礼拜时用希腊话啊，而且我们也有邻居讲希腊话”，问得这个传教士哑口无言，只好说“你们真是非常无知”。看完这段，我不由得赞叹这些淳朴的农民们。虽然辩论方面，他们肯定是讲不过这些满腹经纶的人渣的，但只要用最简单最朴素的衡量法——“我们现在这么做，有什么不好呢？你宣传要那么做，有什么好处呢？”就直接可以啪啪打脸这些传教者。传教者觉得农民们无知，但我们用现代视角，又会觉得这个传教士很无知——50步笑百步而已，有什么好嚣张的？个人觉得，最无知的还不是这些文秘（淳朴的农民），虽然他们不识字，但懂的用最基本的判断法；最无知的是那种虽然懂得文字，还有一点点道理，但没有辨别能力，随意任由别人洗脑的人群。当年抗日游行，打穿自己人脑壳的，不就是这样的群体。其实这样的群体在现代也比比皆是。
穆斯林很少关心自己是什么种族，因此在伊斯兰国家内，从来没有什么民族分裂活动，他们的户籍上全都只写着“穆斯林”。 希腊语是拜占庭时期的统治语言，所有古典学术，福音书，都是用希腊语写的，后来奥斯曼帝国也继承了下来，想做官就必须会希腊语。奥斯曼统治后，很多基督徒因为切实的利益而改信伊斯兰。例如可以少缴税，可以进入上层，可以当官，可以白手起家（不需要贵族血统就能有所成就，而基督教世界不行） 基督徒在奥斯曼帝国是二等公民，但还好也不怎么迫害，因为大家都是“圣经的子民”，只是不能穿绿色衣服，不能骑马，教堂不能比清真寺高。但即便如此，奥斯曼的欧洲部分，基督徒数量仍超过人口80%（侧面也证明了奥斯曼的统治，很尊重当地原生态）不过也有一个理由，是基督徒要纳更高的税，所以假如他们都改信伊斯兰了，奥斯曼就变穷了，哈哈。所以后来立法增加了改教的难度，驳回率变高了（有点像北京户口啊哈哈哈）获得通过改信的人们还要出来现身说法，强调自己是出于真正信仰，而不是物质或其他卑劣的动机（哈哈哈，讽刺得要死）
我觉得奥斯曼的统治者很聪明，很务实，宗教其实就是订立一系列规则，方便去约束统治人民。如果当地已经有了一套完善的统治手段（基督教）时，我干嘛要去推翻这个原有结构呢？哪怕统治者自己信的是伊斯兰。更何况，统治者自己信伊斯兰，也是源于他自己的出身，而不是自己选的。信伊斯兰，又是方便统治他自己的那个阶层的人。用基督教统治老百姓，用伊斯兰教统治精英阶级，实用主义，我非常欣赏。 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信徒，也经常参加彼此的礼拜，因为他们也不太能认清两教有什么差别（其实本来就没差别，又是上层的人为了勾心斗角搞出来的玩意，下层的淳朴民众们无视之，又是一次啪啪打脸）
人们信什么教，其实也不是自己选的，他出生在哪里，家庭信什么，他自然就信什么了。这相当于是买保险，或者银行开户，你家楼下哪家银行/保险的分行多，ATM多，你就用哪家了，实际上他们区别几乎没有。不同的教义就是不同的保险公司，他们无法判断到底哪个教派最好。有的更具有保险意识的人，会两个教的教义都遵守，周五去清真寺，周六去教堂做礼拜。简单说，就是买两份保险（哈哈哈，看到这要笑死我了） 人们出航时，会跑去问牧师“你赐福了海洋没”，赐福了才敢出海。水手，尤其是海盗，特别尊崇圣母玛利亚，很多海盗船的船头就是圣母像。（lol，杀人如麻圣母也保佑你，那她保不保护那些无辜人们？）教会还有个业务是出售护身符，例如大蒜,加上一些花哨的绳结，再加上野猪獠牙，兽角一类的，再画一点鬼画符，就是护身符了。
如果基督徒发现护身符失效，下次出远门回来（如果还有命回来的话），他们还会找穆斯林邻居，向他们买一个穆斯林版护身符。当然了，以当时人的愚昧程度，他们是不会去质疑牧师给他的护身符是假的（当然更不会有脑子去质疑护身符这个制度本身是不是整个全错），就算有质疑，我想以牧师的忽悠水平，也可以随口就编出来理由，我随便都能想到好几个了，例如“有个吸血鬼半夜袭击你，但是护身符帮你挡了，救了你一命，所以它失效了”。看来我很有当牧师的天分。 某天主教的观察家写道“我发现他们对自己的宗教一无所知，甚至连天父都不知道，只会划十字，禁食和过节日，以及能认出耶稣的像而已。农民们很虔诚，但我觉得这不是因为他们信服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而是出于恐惧而已”就像小时候父母吓唬我们不乖就会被什么什么抓走一样，当时的牧师们也是靠吓唬村民们外面有吸血鬼而有活可干的。“当时的村民对我母亲说：你可真有福气，你家里出了个这么有学问的儿子，他能说出圣人的名字”（可见当时对“有学问”的定义是有多低）
关于婚姻
有时候教徒们还会利用别的教的法庭。按伊斯兰教，一夫多妻和各种暂时性婚姻的契约都是可行的，离婚也很容易。但基督教从未允许一夫多妻。所以对奥斯曼的上层人来说，那个教的“条款”更好，显而易见（哈哈哈，这个角度来解释上层人多数信伊斯兰我也是第一次听了） 到了18世纪，“暂时性婚姻”已经成了常态，变成了赚取嫁妆的手段。以下是沙勒蒙勋爵的原话：“假如有个陌生人希望与一位年轻女性欢爱，他会即刻和她父母谈，要求马上结婚。新郎保证离去时会付一大笔钱，还有预付款。这笔钱是这个少女的财产，当她‘配偶’离去后，她会用这些钱在同族中找个真正的丈夫，而当时的风气也不会因为前面她发生过那种‘关系’而不尊重她”听着和我们现代的各式交易也没什么两样啊，所以太阳底下真是没有新鲜事。 还有一种玩法。如果基督徒的妇女想离婚（因为很难），她们可以通过改信伊斯兰教，使得基督教承认的婚姻自动失效。改个名字，从Caroline改成Farma（伊斯兰名），这婚就离了，多么有效率，哈哈哈。
小结
看完这一整章，我的心得是：人类的愚昧程度，其实没比以前的人好多少。上文中，传教士取笑农民，觉得他们蠢；我们又会取笑传教士蠢；20年后的人又会笑现在的我们蠢。以前的人信护身符，现在的人不照样信潮牌，信fashion，信各种各样的“产品”会给你们带来各种“效果”，虽然物品不一样了，但本质和护身符又有何区别？人类社会的运作，除了最前沿的各领域科学家，各种科技产品的研发人员以外，剩下百分之8,90的人类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都不用上什么“知识”，所以很多人才会调侃“高三是我这辈子知识量最丰富的时候”。看看上面那段关于“暂时性男女契约”的描述，和现在的人们有什么区别？但是5分钟前我们还在嘲笑当时的人没有知识来着。事实却是，80,90%的日常生活，都用不上任何的知识，所以古代农民凭着最朴素的准则做出来的行为，和现代的人们也没啥区别。
《巴尔干五百年》读后感(五)：迟到者
这是本小书，但行文非常清晰，观点也非常明确，主要讲的是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500年稍多的历史，看完后感觉学到了很多，不仅仅是一次巴尔干历史的学习，还是宗教、王朝、民族三者关系学习的一次重温。之所以买下这本书，完全是受到秦晖老师公众号一系列关于南斯拉夫的文章的吸引。秦老师以游记的形式回顾了以南斯拉夫为中心的巴尔干历史，看完对宗教、王朝、民族三者关系在历史风起云涌中起的作用印象深刻。古代之后的人类历史，基本上就是这三者推动的，巴尔干尤其是，这和它作为一个历史的多次迟到者很有关系。又由于它并非纯粹的边远地区的迟到者，它实际上是在两大文明的夹缝中：曾经是近东文明的边缘地带，又是欧洲文明的边缘地带，直到欧洲文明崛起后，皇帝、武器、思想渗入其中，在一个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现代”产物的时候，强压给了它。
以下是一些读后的整理，以作纪念。刚看完后记的时候，想写点什么的冲动非常强，但因为当时在飞机上，耽误了。
1. 地理因素
受《枪炮、病菌与钢铁》影响，每每回顾历史，首先就想翻翻地图。
首先需要定义巴尔干的范围。书中并没有明确说，只是提到“巴尔干山脉”，似乎早期欧洲人认为其南部就是巴尔干。按照现代人的印象，所谓“巴尔干国家”应该包括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及其分裂出去的诸国）、阿尔巴尼亚、希腊以及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但由于二战后这些国家的疆域都经过很大幅度的重新划分，很多都不是以自然边界来分隔的了，所以不应该看作是历史上的巴尔干。从地理环境上看，巴尔干更应该是以贝尔格莱德南部的西北偏东南走向的一系列并不连贯的山地为界的南部，一直绵延至现今保加利亚境内的巴尔干山脉，传统上应该包括罗马尼亚，但不包括现在的希腊和欧洲部分的土耳其，因为这两部分历来只和其东部和南部的区域打交道。
这一区域是一个多山而少雨的半岛，群山主要位于其西部，尤其是西部海拔2500米的韦来比特山、迪纳拉山脉和品都斯山，几乎紧挨着亚德里亚海自西北而东南，没有给半岛西海岸留下多少平地。不像亚平宁山脉，把罗马围在了西岸，享受着地中海丰沛的雨水，——西风带之下，山脉东侧的巴尔干腹地，降雨要少得多，所以在近现代技术解决灌溉问题之前，巴尔干都是农业不发达的贫瘠地区。阿尔巴尼亚稍显例外，但腹地既不够其发展，又极易与巴尔干主体隔绝，不一定是福。
糟糕的还有河流的走向。蜿蜒的多瑙河被南部山脉逼向东流入黑海而不是与希腊所在的爱琴海，使其航运价值大打折扣。如果仅仅是贫穷落后也就罢了，巴尔干南北走向的山脉，既不利于农业的发展，还让掌握近代交通工具的来自北方和南方的优势民族很容易进入。北部的东西走向的南喀尔巴阡山并不能如比利牛斯山脉那样成为防守的屏障，——它东西两端都留下了明显的缺口，西边多瑙河豁口对来自中欧的政治势力敞开门户，东边的多瑙河河口则向东欧的俄罗斯敞开大门。——多瑙河完全不像是巴尔干的“母亲河”，反倒更像是上帝留在巴尔干永不愈合的流血伤口。
对于前工业时代的文明来说，巴尔干的自然条件简直太差了。
2. 周边因素
更糟糕的还是它的周边环境。来自中亚和东欧的古代游牧民族，宁愿从泥泞的俄罗斯平原继续西行也不愿进入同样干旱的巴尔干，所以，直到6、7世纪，掌握了伐木技术的来自北方的斯拉夫人才到巴尔干大批定居，并接受了源自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文明。但这是一个衰落中的文明，不足以保证巴尔干的安全，长达8个世纪，巴尔干都处在被逐渐强盛的来自近东的伊斯兰文明侵蚀着，先是以武力，后是以信仰。整个中世纪和前工业时代，巴尔干都是欧洲基督教文明和近东伊斯兰文明的战场，甚至可以说绵延到了1918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在这一千年里，“欧洲人”并没有将巴尔干视为欧洲的一部分。
工业时代加入巴尔干逐鹿的还有后发的俄罗斯。哈布斯堡王朝崩溃后的继承者一直视巴尔干为属地，却遭遇了同为斯拉夫人和东正教徒的俄罗斯的挑战，而后天主教的普鲁士和新教德国也加入了进来，战争继续绵延至二战结束。
然后，悲剧却并没有随着纳粹德国的退出而结束，巴尔干又成了冷战的前线之一。冲突和战争可以说一直持续到21世纪。
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神圣罗马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抗成了巴尔干的主旋律。
3. “迟到”的人民
如果是一个与周边同步发展的文明，就像日耳曼人入侵后的西欧，国家政体之间的竞争，以及国家政体与宗教组织之间的竞争，对于文明的进步其实是有好处的，——它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制衡局面，战争将仅限于精英群体的争权夺利，多数时候这些精英之间还很可能是亲戚。但巴尔干没有那么幸运。罗马帝国崩溃200年后，巴尔干才有了斯拉夫人的定居农业和畜牧业。
巴尔干的气候条件不适合农耕，雨水多一些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平原地带又布满森林，导致巴尔干的农业发展缓慢，人口增长也缓慢，此地一直以贫穷而被中欧、近东所忽略。这第一次迟到是决定性的，因为这让巴尔干只是成为一条贸易路线上的站点，长期以来，商人们从中欧去近东，对巴尔干只是路过，既没有什么可买的，也没什么可卖。实际上，19世纪以前，欧洲人都是与土耳其人打交道，完全忽略了巴尔干人，或者将巴尔干当作异域的“东方”。这种印象对后来欧洲对待巴尔干的态度影响深远，直到现在，欧洲人谈起巴尔干（实际上他们很少提及）都带有明显的偏见，不是说他们“土”就是说他们“野蛮”。
4. “迟到”的宗教
实际上历史上的巴尔干人主要是农民，并不比那些游牧民族野蛮。而且奥斯曼土耳其治下的巴尔干，相当长时间内都非常平和，即使在此期间发生了不小规模的“叛教”。这又要说到巴尔干的第二个迟到，即宗教上的迟到。相对于希腊文明在宗教上的早熟以及东罗马帝国早早在君士坦丁堡建都，巴尔干几乎是一个被基督教遗忘的世界，那里的斯拉夫人直到10世纪才皈依基督教（东正教），赶上的是基督教衰落时期的尾声。还没有来得及巩固信仰（其信仰中还混有大量原始宗教的元素，就像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宗教），就又赶上了奥斯曼土耳其带来的伊斯兰教。但15世纪的伊斯兰教已远非鼎盛时期的伊斯兰教可比，其动员能力本身已经弱了很多，它并不像当年在阿拉伯半岛，在中东和北非那样席卷了所有的人口，现在，它只是让部分巴尔干人改宗。再加上此时欧洲天主教势力已经发展起来了，从西北方对巴尔干形成了压力，所以，15到20世纪，巴尔干实际上处在三种宗教势力的冲突中，没有任何宗教有能力获得大多数的民众，从而形成以信仰为核心的王朝国家，正如500年前英格兰、法兰西所走过的路一样。再加上交通不变，斯拉夫语形成了多种方案，宗教和方言的交集在巴尔干形成了各色族群，等待着外来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5. “迟到”的民族
奥斯曼土耳其治下的君士坦丁堡，那里的东正教牧首早已失去了号召力。遥远的莫斯科的牧首听命于沙皇，更没有能力把手伸进奥斯曼土耳其的巴尔干。那里的东正教已经各自为政。而奥斯曼土耳其本身也没有意识到利用伊斯兰教强化中央集权的意义，它在巴尔干不同地区采取的是不同的统治方式，有的是外派的奥斯曼亲王，有的是扶持当地的豪强。宗教国家转型民族国家的机会在巴尔干微乎其微。
当19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已经非常成熟，甚至发展出去民族化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时候，“民族”的概念才慢慢被巴尔干人所接受。而此时宗教的分化、方言的分化，奥斯曼土耳其的衰落以及它在巴尔干类似殖民那样的间接统治方式，已经没有可能形成统一的巴尔干王朝国家作为民族国家转型的基础了。当德意志为了国家的强盛，正在逐渐求同存异地团结在普鲁士周围，期望组成“大国”，“民族”在巴尔干刚刚获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强敌环伺之下的农民社会，却追求着民族独立，这一错位带来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战乱。
可以说巴尔干的民族国家是被环绕其周围的列强制造出来的，在此之前的一千多年，他们要么自认罗马人，要么自认希腊人，要么自认安拉的子民。实际上一直以来所有这些新生的“民族”都没有明确的国家形态，每一个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可以覆盖整个巴尔干。列强纷纷在巴尔干寻找效忠者，让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亲俄，让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亲奥，让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亲土。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受到来自俄、土两方的压力，总是在两大势力间周旋，其中罗马尼亚还有因立陶宛-波兰-乌克兰国家的历史而与俄国在领土和人口上争执不断。
所有国家都期望建立“大巴尔干国”，但没有一个民族国家有此实力和威望。虽然巴尔干从人口比例和国土比例上看，说斯拉夫语的东正教徒占了明显多数，但最终并没有如俄国所愿形成说斯拉夫语的大斯拉夫国家，每一次尝试都以分裂和战争结束。
出于平衡考虑，英法支持衰落的土耳其，造成了一定的三方均势，直到1878年《柏林条约》签订。奥斯曼土耳其基本失去了巴尔干的影响力，俄国获得了塞尔维亚、黑山、罗马尼亚的实力范围，奥匈帝国则获得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之后俄奥，以及与作为奥匈帝国后盾的普鲁士德国之间的矛盾成为巴尔干的主要矛盾，1914年，奥匈帝国王储在所占领的波黑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俄国依承诺站在了斯拉夫东正教徒一边，一战爆发。
一战是在戏剧性中结束的，作为协约国的俄罗斯帝国，作为同盟国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解体了，巴尔干形成权力真空，占人口相对多数的塞尔维亚人成为新出现的南斯拉夫国的主导，但并不是主体。巴尔干根本没有时间整合，二战继续着列强对巴尔干的分裂：德奥支持克罗地亚人（乌斯塔沙），英法则支持塞尔维亚人（切特尼克），互相干着种族屠杀的事。二战后，正如英美控制区发生的驱逐德意志人的行动一样，除阿尔巴尼亚以外的巴尔干各国也都发生了驱逐穆斯林和日耳曼人的大规模行动，伊斯兰势力进一步退出，但仍留有大量人口在波黑和阿尔巴尼亚。
6. 共产主义推动工业化
战后，苏联阵营是巴尔干的主体，英美则据守希腊，再加上二战以来中立且奋发图强的土耳其，三方展开了工业化竞赛。工业上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地方的巴尔干本来具有显著的后发优势，但华约组织和经互会强调的是社会大分工，多数巴尔干国家成为了原料供应地，只有初级工业产品。但就这样，也是苏联投入了大量真金白银后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阿尔巴尼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逐渐融入了现代经济，东欧巨变也没有中断这一过程。例外的是南斯拉夫，巨变前它是独立于苏联体系的巴尔干最富的国家，巨变后的战争，让它的经济转型相对于其他国家晚了十年。
去民族化的共产主义信念强力压制了巴尔干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铁托治下的南斯拉夫最为明显。但同时浪漫的共产主义民族观在一定程度上却还加剧了巴尔干的民族危机：科索沃、马其顿都是铁托“造”出来的潜在民族，他们和被强化了民族认同感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一起，在铁托时代之后，在塞尔维亚为主体的共产主义国家政权崩溃后纷纷独立，并兵戎相见，直到2008年在北约和欧盟的军事干涉下，才重新实现和平，至今仅仅过去十年。
7. 历史的教训
历史通常都不可避免，等你醒悟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所以其实历史没有教训，只有原因。相对巴尔干，中国仍可算幸运，不仅仅是有发达的古代社会，近现代的转型尽管也有“迟到”的困难，但经济和文化上的腾挪空间要大得多。
在民族概念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早已形成了大一统的王朝国家并自秦以来持续了两千多年。可惜的是，清政府并没有选择王朝归化，而是希望建立不合时宜的英国式君主立宪，延续满清贵族的统治地位。迟到的民族主义最终摧毁了大清帝国，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此时的中国也是强敌环伺的积弱之下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破坏性而非建设性，地方割据的军阀，或也可认为是民族独立的产物，只是大一统已经是中原汉人根深蒂固的思想主流，中原的地理环境也很难成功割据，麻烦的只是蒙、藏、回、维，幸好他们不是主体，不像巴尔干那样犬牙交错。
资本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一起重整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和地方政治，将其恢复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只有此时，民族主义才在政府的支持下以“中华民族”的形式迸发出来建设的潜力。可以说按自然属性划分人群的民族主义传入中国后，但还没有来得及造成永久的破坏，就让位于按社会属性划分人群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之后的民族主义则与共产主义信念高度重合，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存在。
秦晖老师曾经解释过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的经济奇迹，不是市场经济的奇迹，而是计划经济的奇迹，因为它从毫无计划的混乱状态进入了有严格计划的状态。共产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工业化，其实也是严格计划的产物。高度计划的集体主义政治和经济形态，与当代以个人、市场为主体的政治经济形态是错位的，这一错位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走到了台前，矛盾由此而来。马不停蹄经历过反清、反殖、反日、反帝、反修之后，国人心中有着深深的“受迫害情节”，而“受迫害”（或曰“共同的敌人”）正是民族主义崛起的最佳条件。如今它正与全球蒸蒸日上的民粹主义混在一起发酵，逼得领导反复强调“开放是国策”。
民族主义之所以要警惕，并不是它其实是想象出来的，更不是说它道德上有多卑劣，甚至可以说，民族主义在道德上是非常高尚的。警惕民族主义的原因是现实和理性的：1. 民族主义会强化其虚拟族群的自然属性，让分属不同民族的人身份固化而不可调和（这也是秦晖南斯拉夫系列文章中的观点之一，详见其中《“石头城”博弈与图兹拉的阶级斗争》一文）；2. 民族主义鼓励非理性的分裂和隔离，用道德的正当性代替经济的合理性，——巴尔干就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