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林中读后感精选10篇
《密林中》是一本由周嘉宁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25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密林中》读后感(一)：密林之外
“你是凯末尔吗？帕慕克先生？”
毫无疑问，周嘉宁的写作在这数年中进展巨大。借用她的话来说是“逐步建立了规则”。几年前，我临时受约为《鲤》写一个非虚构报道，周嘉宁看了初稿以后问我是否能在某两段之间“加一些什么东西”，以使文章“不那么紧”。显然，她对语言和节奏有着相当程度的敏感，至于如何保持节奏，让叙述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些年来她通过不懈地阅读和从事翻译工作而了解、学习到的技巧看来已经内化为她写作时的本能。
《密林中》的第一部分，阳阳和大澍在撞车之后大吵一架，横亘在两人之间的巨大裂缝已经显现了出来，之后三个章节的处理非常漂亮，她并没有让人物直接面对这一裂缝，而是不约而同地绕开了它。甚至在阳阳被工作和人际关系搞得身心俱疲时，得到的唯一安慰也来自大澍，他提议阳阳干脆辞掉工作，两人一起出国旅行。在奥地利经历了一连串烦心事以后，他们在菲利普的车库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晚上，第二天早上被形容为“永恒的早晨”，人物从“车库的天窗看到外面漂浮着的白云，雪停了”。之前的滞涩一扫而空，大澍为阳阳买来了咖啡和象征爱情的可颂。两人是在这样一个早上正式分手的。作者花了三章的篇幅，让必定分手的小说人物走向结局，这是一个缓慢积蓄力量的过程，在读者看来写得又从容又自然，实际上就像周嘉宁要我在那篇报道中“加一些东西”一样，她在考虑如何处理情节上是花了功夫的，并且尽力把这些技巧性的东西隐藏了起来。
米兰-昆德拉在《帷幕》里说，荷马并不会去想阿克琉斯或埃涅阿斯在无数次肉搏之后牙齿是否还保持完整。但对堂吉诃德和桑丘，牙齿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堂吉诃德曾经告诉他的仆人“桑丘，一定要知道，一颗钻石也不及一颗牙齿重要。”这是存在于小说和史诗之间的重大区别——小说被定义为散文的艺术，昆德拉说，不仅意味着它不合诗律，同时也意味着生活具体、日常、物质的一面。
在《密林中》第一章节靠前些的部分，帆儿一边抽烟（他刚刚磕掉了半颗门牙，认为尼古丁能止痛），一边谈论一个居依-德波的法国人：这个人曾在墙上用大字写下“永不工作”的口号，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抽烟、喝酒、逛街、写作、拍电影、号召怠工和停工来抵抗堕落的社会”……帆儿的话被一个问题打断了。
“他能帮你付那半颗牙的钱吗？”
是谁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三人对话中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提示。可能是大澍，但更可能是阳阳，从这个话题开始的时候她就变得焦躁了。
《密林中》的写法有时会让人想起的库切的《青春》，如果说其中令人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普通读者可能会难以把写作与发生在阳阳身上的故事真正联系起来。《青春》里没有这个问题，就像周嘉宁在她的作品里引用的那样，库切小说的主人公始终寻找着他的精神生活在现实中的回应，即使他的情人偷看了他的日记与他分手，他想着的也是文本与虚构之类的问题，或是自己是否真的应该找一个情人才能活得像个艺术家。而在阳阳身上，写作和生活是截然分开的。具体、日常、物质的生活对她而言是个负担，“无法忍受的是日常和愚蠢”，某一天她烦躁地想到“如果能够把整个实体的生活都扔掉就好了。”阳阳的写作既不从生活中汲取养分，也无法予以超越。她之所以写作似乎只是因为自己拥有这方面才能，并且写作成为她在故事最后唯一能够抓住的东西。这让人觉得，如果把写作换成折纸或者别的什么本领，也不会对故事的主题产生太大的影响。
这让我想到故事中阳阳很喜欢上官老师上课时所讲的奈保尔。奈保尔以他父亲的写作作为起点，写出了《米格尔大街》，但他后来直言“甚至在当时，我就知道还有别的观察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我退后一步、两步或者三步，看到更多场景，那就需要另外一种写法。更复杂一点，如果我想探究我是谁，街上的人是谁，就需要另外一种写法。”《密林中》最后阳阳的致辞把问题归到性别困境上，有些令人失望，她的目光无法从她那些痛苦的焦虑上移开。然而堂吉诃德在意他的牙齿，却不会影响他向风车发起冲锋。也许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就是退后一步，退到密林之外，这样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东西，包括闪耀在堂吉诃德身上却没有在阳阳那里出现的精确的反讽。
（《名仕》）
《密林中》读后感(二)：通往密林深处的小径
像是听人长长地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连故事都算不上。没有高潮，没有结尾，只有大片大片的客观描述和始终迷茫的精神状态，让人忍不住走神、疲惫、厌烦。
“密林中”这一概念其实是非常棒的，它让人想到复杂错乱的人生，不断出现纠葛的人与事，还有沿途荒芜清冷的景色。然而周嘉宁在表达的过程中却失败了。她怎么也穿不过这密林，无法抵达深处。像是迷路般，在林内兜兜转转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原点。
一部分是由于语言。她希望像男人一样写作，使用最简练的字句。但小说如果没有动人的故事和深刻的思想作支撑，直白的语言只会让它显得寡淡无味。也许，现当代小说的译本毁掉了太多中文创作者。阅读固然是好事，但太多的阅读于创作无益。我们在模仿外国男性作家的小说时，很容易被他们（译过）的语言带走。而当冷淡文风与女性细腻的个人成长纠结在一起，就很容易造成表达的不彻底。珍妮特·温特森也在《橘子》中冷静地叙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她之所以成功，不光靠叙事，更是因为题材。简单讲，中国的文青们，经历太少，懂的太多，只会鉴赏，不会生活。
在青春期的激情和热烈褪尽之际，周嘉宁开始冷静思考过去，思考自身一路以来的变化。小说中关于女性作家与男人、世界的关系，以及她们对性描写的看法可以有更多更深刻的讨论，但她浅尝辄止，为自己概括出了一个结论就放手了。或者，也可以说，她把更多的思考留给了读者。正如书里的一个人问阳阳：“那你现在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没有。放眼望去，甚至连一条可以行走的道路也没有。”
还是感谢周嘉宁，将那一代青年女作家的身份、尴尬及成长和盘托出。读到最后，大家似乎都松了一口气，像是终于对过去有了一个正式的告别。尽管这一路密林之行，雾霭重重，又总是伴随着连续不断的失望、失望、失望。
“无法抛却失望的人，亦能穿行于漆黑密林中。”
《密林中》读后感(三)：out of woods
小说的很大部分我看的缺乏耐心，我没有过那个年纪，我可以跟大学刚毕业的阳阳和大澎一样，还有资本肆意妄为，可能性格和心智的不同，让我始终对于小说中"年轻"的这一部分看不下去。分享给好朋友我的感受"为什么明明看起来很傻逼的东西，有人能觉得很酷"，他回答说"你觉得他不酷，他觉得他酷，那你说他酷不酷"。只觉得尾的第三部分是出彩的，太后知后觉，并没有在前面看出小说想要表达的主题。全书都在围绕"写小说"，而挣脱男人绕过男人，可以独自去面对世界的任何的女人，大概也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对爱人嫉妒得发狂，最终毁了自己的生活。其实本来，就没有太多公平的事情，成功有必然，也会有偶然，总还生活在一个固执追问为何世界的大大小小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运行的小宇宙里，大概永远也无法理解和面对这个世界的严苛。长大吧。
《密林中》读后感(四)：那些又穷又飞扬和有点钱却再也开心不起来的日子
就在上周，跑去看了林奕华的舞台剧《红楼梦》，剧本身很难完全纳入过往看过的剧的评价体系当中，有的部分挺打动人，有的部分又乱糟糟，不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出色的演员在舞台上那种伸缩自如、亦喜亦怒的状态，实在是非常的……光芒四射。
差不多已经连续两个月，一回到宿舍，就开始和室友君讨论种种工作，因为其自身的重复性质、因为工作成果无法实体化，而导致的无聊，加上身边或远或近的同辈们纷纷卖出IP而带来的焦虑（一种明明无法在短时间达成、也与自己在写作上渴望的目标有所偏差，却又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并且难以安抚的焦虑）。有朋友在自己的公众号里询问了路内、蒋峰在内的一干人24岁时在干嘛，大多数人都是又穷又迷惘。
然而说到底，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理想主义的气息被消灭干净，就是因为早就太过于熟悉财富自由的重要性了。
所以，其实非常羡慕像书中大澍这样的人，还有阳阳和他的那段生活，所有的细节里都饱含着一种野性不羁的气息：用台虎钳改造的酒精炉煮奶茶，从大街上捡破沙发，在郊外打BB弹弓，一有钱就买放大机、买吉普车，完全不需要对日常生活斤斤计较。这种生活的自由度几乎上升到具有了一种精神生活的神采（当然事实并不是这样）。
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拖着拉杆箱装了一堆酒、音箱和投影仪连接线到空置的家里开轰趴，花光钱到北京去参加俱乐部的关门派对，和朋友挤在不到十平米、还满是猫的小屋里——喜欢他们，却怕太过靠近会被伤害，就像阳阳离开大澍，固然是不想做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但是大澍太自由了，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他几乎成为了一种自由的符号，他身边的空气呼吸多了都会割伤自己。一个不自由的人自然是会被自由本身所伤害的，这不仅是女性的困境，也是大多数人的困境。
那么阳阳离开大澍之后就好一些了吗？
“现在好了，她有的是时间看书。她回到上海，与大澍分手，搬家。简直像是获得了新生似的。但其实她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她还不得不面对重回杂志社后这场至今为止的短暂人生中“最重大的失败”。
在这里，周嘉宁其实又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作为一个并不是一穷二白的文艺青年，如果暂时尚未取得任何写作上的成就，又无法全心投入他/她的日常工作和物质生活，并从中获得满足感，那么该怎么办？
小说中，周嘉宁让阳阳与中年作家山丘恋爱，通过山丘，阳阳显然熟悉了文学圈里的一套话语体系，任何一个圈子里，只要你熟悉了这些，它就在一瞬间变得乏味至极。在这里，周嘉宁还触及了写作中的一个普遍话题，即自我怀疑，山丘通过他的编辑建立起虚妄的自信而在长篇的写作中走完全程，阳阳则始终站在山丘的对立面，并通过山丘更加明确了自身的渴求。山丘或可被视为一面镜子，站在这面镜子前，阳阳认真检视自己，把所有会在写作路上阻碍她前行的东西一一抛却。
所以，她进入了第三阶段，“现在终于可以毫无打扰地写小说了，主动或者被动的，阳阳把一切对写作造成障碍的外部因素都排除干净了。她不想太郑重其事，应该像个作家一样打开电脑，仿佛每个早晨都是如此度过。”
可是她马上又陷入了新的焦虑了，阅读时穷于应付脑中的评论人格，面对空白的文档时又无法下笔——这些焦虑也许不仅仅是写作中最初始的焦虑，也是最终极的焦虑，所以她才会在演讲中提出“如何摆脱滞重”这样的话题，这里的“滞重”有性别身份加诸的种种桎梏，有出于对自身才华所带来的限制的思考，也有琐碎的、逐渐箍紧你的日常生活，情感关系，还有外部世界投射而来的视线压力。阳阳的困惑也是周嘉宁自身的困惑，所以她把它掏出来，呈给众人，希望得到严肃的讨论。
在读上一本长篇《荒芜城》时，会不自觉地放缓阅读速度，停留在字里行间的细节间，并钻入里头细小的情感缝隙中，而到了《密林中》，周嘉宁在句与句的过渡间，用了更多的词组和短句，砍掉了许多会让句子变得绵密、和缓的枝节，于是整本小说的内在充斥着一种轻盈的节奏感，比以往更好读。
与此相反的是，周嘉宁却在往更幽深的境地走去。你无法窥见密林全貌，又被深深吸引，不由自主。面对即将到来的境遇，不得不采取新的行动，也因此，更加期待周嘉宁在穿越密林的过程中又会有怎样的新冒险。
《密林中》读后感(五)：世界的一半始终牢牢掌握在那些僧侣型作家手中（周嘉宁×路内×黄德海思南对谈）
【一本《水浒》似的爱情小说】
黄德海：欢迎大家来到思南读书会。今天要聊的是周嘉宁的新书《密林中》，很高兴周嘉宁和很酷的路内在，很荣幸我作为他们的“敌人”也出现在这里。首先请周嘉宁谈谈，为什么小说起这个名字？
周嘉宁：我先解释一下这个题目，解释完以后，之后的讨论会比较容易进行和深入下去。小说的开头第一章，写的是21世纪初的一段经历，那时还没有朋友圈，也还没有微信，其实甚至还没有完全进入博客时代。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是BBS的时代。我其实也是那个时候认识路内的，那时我20岁都不到。我认识你的时候，我记得你是一个小说版的版主。
路内：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是在端咖啡。
周嘉宁：不，是在一个小饭馆。那个时候我除了认识路内，还有其他一群朋友。那个时候每周都会有聚会，聚会时讨论的都是一些小说，或是吵架。那个时候男生之间特别爱吵架，互相觉得对方写得很差，自己写得最好。那是我青年时代最开心的一段日子。如果要做一个比喻的话，那个时候就好像是走在宽阔的平原上，你跟你的伙伴们携手并进。左右眺望，看着这个人是以这个姿态前进，那个人是以那个姿态前进。但是走着走着就发生了变化，出现一片森林，然而你还是要前进，因为后退是无意义的，平原上的风光你已经太熟悉了，或者说厌倦了，所以必须前进。而且年轻人对于未来都是充满好奇的，你想要知道未知的领域里到底有什么。而走到了密林里以后，却看不见眼前的路，因为前面都是树林，也看不到你的朋友，因为旁边也都是树林，但你会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一些动静，你知道他们还在那里，只是看不到他们，你所感受到的只有自己一个人面对着整个未知的道路。
黄德海昨天跟我说，他有一个更复杂，更意想不到的解释，先听他说一说。
黄德海：我记得好像有一阵子要改这个书名，我非常不同意，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一听就像是个好小说的样子，再怎么换也不合适。
“密林中”本身的意象是完整的。对我来说，一个人走进密林，又看不到路，是一种挺无望的感觉。这很像山风蛊卦。这个卦的形象是什么？风在一个山谷里，流动不出去。刚才周嘉宁描述的就是这个感觉，在山谷里飘来飘去老是出不去。“密林中”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很茂盛，这也可以是一个卦，它的形象是山天大畜，天在山的下面，就显得里面特别丰厚、繁茂。我特别喜欢这种茂密的形象。这也是当时觉得这书名特别好的一个原因。从这书名我觉得会引申很多的问题，但我说话没有路内形象，昨天他说了特别多好玩的，先让他说一说。
路内：昨天谈到这本小说的时候，我说周嘉宁写了一本《水浒》似的爱情小说。不过《水浒》的作者身份是非常模糊的，但是《密林中》是有作者的，作者在小说里面。
说《密林中》像《水浒》，首先是因为这本书是由几段故事组成，故事和故事之间其实是有一点分离的。通常来看，如果一个女作家要写一个本世纪初的爱情小说，其中有三四个男性，还有一个女性出现的话，一般是能写成一个50集的连续剧。但是这个小说，却以这样三段式的方式，很干脆地结束掉。而且这三段故事中的人物，之间没有发生过一个特别大的纠葛。有时候我会觉得像是由三个有若干个联系的中篇组成的小说，通常小说写一个人物的话，会用正面的写法，用侧面的写法，然后再把他立体化一下，或者是再衬托一下。但是《密林中》这本小说的写法非常有意思，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写法，是作者上去就一刀把人物的五脏六腑抛出来、撂在地上那种的血肉模糊的写法。这种写法是一种很有力量的写法。
黄德海：我特别能理解路内这个说法。其实很多小说的呈现方式，是曲曲折折把一个人的内心情感，或者是各种各样自己遇到的问题表达出来。但周嘉宁上来就对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反复地讲，这一刀不行再来一刀。周嘉宁的经验传达方式，我觉得可以叫锐利，就像一根箭射出去，射出去的瞬间已经正中靶心了。这是一个小说的准确度问题。
【“青春的困境”究竟是什么】
路内：问你一个很难的问题，出版社给讲座定的题目是青春的困境与突围，我想问一下你对青春困境的阐释，不管是你个人的还是小说中人物的。
周嘉宁：我很少跟人谈小说观，怕误解，觉得小说观是比爱情观更私人的东西。不过大概是一年前，我有一次跟路内聊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你这个类型的写作者，小说跟你的个人成长和个人困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你个人不得到突破，小说就很难有突破。这句话我之后反复想起。我觉得说你所问到的困境，可能对我来说，是我需要突破的边界。如果我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保持不断进步，我的写作就会停滞。但我不知道其他的作家会不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对我来说，写作与生而为人本身不可分开，是自我边界的不断拓宽，是自我跟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互动。看待他人也好，看待外部世界也好，视角的层次会变得越来越具有丰富性，能够多视角，多层次地去对事情做出判断。
青春期的时候，往往更简单、更无畏地活着，更直接去享乐，去思考，但是青春期结束以后，需要面对一个更复杂的情境，个体与整个世界的互动，这或许构成了我所谓困境的一部分。
路内：你刚才提到一个观点，说小说和文学是一个很私人性的问题。我能感觉到你至今还是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一旦跟你谈文学观，你就会很慌张。但这个问题，我觉得像黄德海这样的评论家，他是绝对会不以为然的，因为他是靠谈文学为生的。在几乎所有的评论家看来，文学观念就是动刀动枪的事情。
黄德海：最近听人说，有人竟然短时间内写了五篇自己不同的批评观。我听了很不以为然，批评观可以有五种，就说明你根本没有批评观。如果你表达的东西是你相信的，那么原则上你只有一个批评观，写了五种不同的批评观，就说明所有的观点你都是不信的，你只是在使用它们。对小说家来说也是如此，为什么谈论小说观这么困难，因为小说观这个东西确实是没法谈论的，虽然小说能表达作者的小说观，但谈论的时候已经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
说回周嘉宁刚才讲的困境。周嘉宁的小说是非常准确的，她是反复用各种方式表达内心的写作者，不是那种看了一堆外界的信息通过内心再消化出来，而是从直接从内心出来。如果她写作开始是用文学的方式，把自己围在一个围墙里，那么随着青春期的结束，外界开始对这个围墙形成冲击。当这面墙被冲击得充满裂缝的时候，就会遇到跟世界打交道的问题，这个问题必然是困难的。
路内：用小说来表达作者自我的困境和矛盾，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浪费。因为在很多的经典作品当中，包括像福克纳的作品、海明威的作品，他们的立场都是非常坚定的，很多的讨论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周嘉宁小说在反复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会有一点点浪费？
黄德海：我来喧宾夺主一下。我不这么觉得，因为周嘉宁不是福克纳，也不是海明威，她只能从自己出发。如果这种方式被否定了，而用海明威的方式来写作，她不会。就像我开始写作时很多人教了我很多办法，可是我不会，我只能从我自己的路按照自己的性情去摸索。周嘉宁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是因为她只好这样，这样速度是最快的。如果她要学别人的那种，反而很慢，因为她首先要学会那个东西，这就慢了一段时间了。
【世界总有一部分牢牢掌握在僧侣型作家的手中】
周嘉宁：这里说到一个坚定的自我。但是我的坚定性又始终存活于自我质疑。路内我有时候还蛮羡慕你的，不仅是你，还有一些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特别是男性。我觉得比如像路内身上，肯定会有自我质疑，但也有很强烈的自信，这个自信是“我很牛，我要把世界都灭了”的想法，也往往是在男性身上比较容易出现的想法。
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我知道我灭不了世界。我始终处于一个特别强烈的自我质疑当中，而且是对自我力量的质疑。哪怕有再大的信心说坚强自我，但是毕竟再坚强也只是一个自我，那个东西能不能灭了世界？而且先不说灭了世界，就说能不能击溃敌人。我甚至有的时候连敌人的范围到底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也会想有没有必要去击溃他们，如何击溃他们，他们击溃得了吗？这些非常简单的问题，都会非常困扰我。
所以我其实非常羡慕，你在深刻地自我怀疑同时，还拥有想要击溃世界的自信，自信和自我质疑结合在一起，对我来说是一种迷人的特质，但是非常可惜的是，那样的自信在我身上没有。
路内：但我其实非常羡慕你写小说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曾经用过一个词来讲一个作家的自我照亮、通过自我反射世界，这个词叫心解，即用心去解释。我觉得很多男性作家可能只是有着一种要灭掉世界的文学的姿态。我想我们也进入密林中了，我们这批男作家也不在平原上了，也在密林中了。
你想过一个命题吗？如果一个男性作家说我要灭了周嘉宁，这个话就会变得非常可笑，因为很多女作家都持有这样一种自我内心关照的姿态。用不确切的比喻说，有点像强盗遇到了和尚。
说我要去灭掉全世界，这个全世界是什么？可能就是所谓的文学所映照出来的世界吧。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有一部分仍然牢牢掌握在那些僧侣型的作家手里，那些东西是不会流失出去的。征服型的作家永远只能征服他所征服的那一半，但是地球的另一半仍在黑暗之中，他甚至无法认知出来。
所以我觉得文学的神秘性，情感的神秘性，都体现在《密林中》这样一个小说里，因为你在小说里大量地谈文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中国80后的女作家中间，尚未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在写。
黄德海：刚才周嘉宁说，她自己没有那种自信的力量。这让我想起之前遇到过的一次对我很有意思的质问，问我为什么写文章都很犹豫，不像人家直接感觉的那样说“这个好，这个不好”。我说，你最好问我的是，你为什么没有把这个犹豫表达清楚。如果问我为什么犹豫，我会说文学本来就是这么犹豫的。而羞怯的周嘉宁在《密林中》大量谈论文学，我觉得是她在写小说的时候，羞怯的内心戴上了小说的面具。
【叠视角】
路内：在小说里谈论文学的话，你觉是一种放松谈论的心态吗？因为书中在谈论文学，谈论写作人物的时候，给我一个感觉是准确的，但可疑。或者有一些问题是犹豫的，但值得信任。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说一说视角的问题。
我之前跟你聊过，我说这个小说里面存在两个视角，但不是一个双视角的小说，生造一个词，叫叠视角。为什么叫叠视角呢？因为这个小说里面有阳阳这个人物的视角所看出去的世界，你谈论问题的时候是用阳阳这个人物，但是你在谈论阳阳的时候，是用叙述人的视角，这个叙述人和作者本体是无限接近的，我们甚至是不是可以误认为就是你本人？但这样一个叠视角会产生的一个偏差是，我们在谈论这些事物的时候，它是否原本就是这样子？因为如果我们使用第三人称来表达的话，我们在小说中谈论观念的时候，是人物的观念，而非作者的观念，而在你的这部小说里，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偏差，到底我们读到的是人物的观念还是你作者本人的观念？
周嘉宁：先说说说观念，我对于文学的观点是矛盾的，我如果观点非常清晰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写小说来讨论这个事情了。如果观点清晰，我可以去做一个批评家，或者写一个别的什么文章来明说我的观点，这样可能更有意思。而就是因为我的观点非常矛盾，有不确定的部分，所以想要用小说的形式来讨论。但是一个人物很难把你的矛盾观点全都表达出来，所以我把自己的观点赋予到书中很多人物身上，让人物之间进行讨论。比如我把自己的矛盾之处赋予到阳阳和她的女性作家朋友这两个角色上，甚至有一些男性身上也赋予了我的一些观点。比如书中大澍的观点其实是我质疑的，但也是我赞赏的，他跟阳阳之间的冲突，也是我自身的冲突。
要说到阳阳本身这个人的观点和我的观点是不是重合？当然有重合的部分，但如果说完全重合的话，主人公的命运就不会是那样了。就是她身上有一些我否定的东西，但是我所否定的东西，不一定就是错误的，我其实依然怀疑，我怀疑自己肯定的东西，也怀疑自己否定的东西。在最初第一稿的时候，我把阳阳写成完全的失败者，因为否定的东西占据上风。那一稿我当时给了一个朋友看后，他对我否定的东西提出了质疑，所以我又动摇地把结局改成开放式、看似是对那些否定的性格也好，观点因素也好，带着讨论的这样一个结局。
【小说的真实与虚构】
路内：你能不能谈一谈在世纪之交时你的状态？虽然当时我也在上海，身处同一个圈子，但我们的认知肯定不一样。我当时非常实用主义，关心房价，也不是一个很贪玩的人。我想听听你谈你当时的状态。
周嘉宁：我那时候太小了，差不多20岁，你大概比我大10岁，已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成年人了。我当时非常贪玩，我觉得那个贪玩的状态和当时整个社会的混乱秩序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所谓秩序的混乱，是说当时有很多事情是现在不会发生的。比如我书里面也有写到，论坛的人会约着一起去看演出，看展览。2000年的时候艺术园区刚刚兴起，很多展览和演出都是非法的，因为没有拿到证、会扰民等等。这些事情现在不会发生了，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变得非常正规，所有的展览都是完全符合规则的，之前肯定要拿到所有的许可证才行。
有关规则的建立，对我来说感受最强烈的是2008年前后。我是2007年去北京的，目睹一个城市从无序进入有序的过程。但在一个无序的时期度过青春对我来说很完美，因为你不会在那个时候想房子的问题，周围的朋友都很穷，所以你也不会觉得穷是一个问题。但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不一样的，现在年轻人在创业，这是不一样的时代。
路内：你上过班吗？
周嘉宁：也是上过一点点。
黄德海：这个问题可以换成更加奇怪的词来问，你生活过吗？
路内：这个话如果我对一个陌生人问的话，是带有一点羞辱性的。
黄德海：问你上过班了没有，就像问你生活过了没有一样。我们对文学中生活的意义，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就是要丰富、多样、复杂，或者是要每天正常上班打卡才是真正的生活等等。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作品是需要有作家内心的复杂性的。即便只是今天被石头拌了一跤，如果能够把这个写成一本长篇的话，这也是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才是文学中的生活。
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我一直觉得很矛盾的问题，就是这个生活不管大小，不管是不是简单，但必须是真的。这是很奇怪的，因为既要必须跟外界没有关系，但又必须是真。我抄了一段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的话，他说：“《红楼梦》里黄金莺采柳枝编篮子送给林姑娘，自谦说是个玩意儿罢了，但这篮子就有着大观园的春风春日，河水亭榭，及黄金莺这个人，而且是可以实用来插花的。”我觉得这里面提到的黄金莺的这个篮子，就特别像一个作品。说白了写作这回事，本身就是一个玩意，但你这玩意必须得是真的，我觉得这才好玩。
路内：谈到你小说虚构性的问题，这个小说给我感觉是这样的，在读的过程中间我似乎看到你沿着自己脚的边缘画了一条线，区分你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边界。但是整个小说结束之后，你退出去了，最后留下了这样一个足印的图像，留下了一个清晰的边界。
但是这样退出去，可能会造成虚构性上面一个问题，故事里的阳阳在开篇不太像一个22岁的女孩，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个人物身上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一个22岁的文艺女青年。
黄德海：我想为这个事辩护一下，它确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你以现在这个年龄的人来写当时会必然产生的。日本有一本能剧理论书叫《风姿花传》，中间写到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一个人如果已经到了50岁，其实之前的17岁、20岁、30岁、40岁，还是复合在这个人身上的，如果他能演出17岁的样子来，才是一个好的演员。好小说就可以把35岁的想法，写到22岁的人身上，还不觉得虚假。周嘉宁把她35岁的经验复合在自己22岁的状况下，恰恰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种复合性是写作可以产生好效果的一个特征，也证明了小说技艺本身的伟大之处。
路内：我看《密林中》看了两遍，后来产生一个感觉，这个小说真的像是一个密林，所有可疑的地方都是它有魅力、有趣的地方，这是我的一个读完的感受。
黄德海：为什么是可疑的和矛盾重重的地方充满魅力？就是因为在这些点上，我觉得周嘉宁的小说写作抵达了一个点，她可能触及了我们——即使我们年龄并不一样——都可能遇到的一个问题，对我来说一个好的小说，就是能多出来那么一块东西。这块东西我们之前可能都已经感觉到了，或者是心里面动了一下。最终通过小说传达出来的东西，就是这部小说中多出来的部分，这个多出来的部分就是小说生命力所在。其他地方，虽然用很多的精力在写，但是最终能够决定小说品质的是多出的这一块东西，我觉得矛盾突出的地方，抵达的时候走得有一点犹豫，这是它好的地方。
路内：我看第二遍的时候，很有意在找，这小说里到底有多少在反讽，我发现其实真的不多。一个像周嘉宁这种退出一点的方式写作的作者，很容易产生反讽的写法。反讽就不是一个正面强攻现实的写法，我不知道周嘉宁你是不是刻意避开这种反讽的写法的？
周嘉宁：我没有刻意避开，我就是不会用反讽的写法。反讽是一种态度，是一个出发点的问题。虽然我可能对很多事情和人看不惯，但是我的出发点有一种同情心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同情心又不对，因为当时第一稿出来的时候，也有人跟我说你凭什么具有同情心，凭什么同情他们，所以同情也不对，但我还是必须有那种东西在，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那种东西导致我没有办法用刻薄的态度对待里面任何一个人，就是不具有刻薄的态度，不具有刻薄的态度导致我不能够也不具有讽刺他们的能力。
路内：你就像是一个典狱长。典狱长其实可以羞辱他的所有犯人，但是典狱长不应该羞辱他的犯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黄德海：周嘉宁的小说中几乎看不到反讽的东西，我觉得周嘉宁并不是不够聪明到能去反讽别人，而是因为对周嘉宁这种题材来说，反讽反而是不道德的。路内你的题材可以反讽，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东西，庞大的东西我们必须反讽，但周嘉宁面对的是一个具体的人，实实在在的人，这种时候使用反讽，其实是在表达一种聪明和优越感。所以我觉得不去反讽反而是一个小说家的好品质。
【在无意义和无所事事之间选择】
黄德海：我问一个问题，《密林中》讨论了很多的问题，看起来都会让人觉得撕心裂肺，很复杂，但好像又是讨论一些无用的问题，你遇到这样的提问，是怎么回答的？
周嘉宁：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也是最近才有的，写完这本小说有一年了，这一年在干嘛呢？在写短篇，这一年过得非常慢，写得很慢，无用感导致痛苦和焦虑，写作完全变成了一个自我折磨了，这种折磨到了这本书出版的前期变成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之前为了安慰自己一直在做翻译，但我觉得这种翻译已经没有办法解决我此阶段的所有问题了，因为你必须要去面对你的日常生活如何能够不那么折磨地运转下去的问题。之后我就想了一个好办法，恰逢这本书出版，我就跟我的出版社说，我非常需要变得很忙。随便你们用什么办法，让我运转起来就可以了。然后我去北京做了两场活动，还去了郑州，去了合肥，一直在做采访，没有任何空隙的时间，所有时间看起来都是有用的。于是折磨我的问题，瞬间全部都没有了，时间用在了高铁上，坐飞机上，过安检，等待，重复回答一些问题，很累，见陌生人，跟陌生人吃饭，想办法不让自己尴尬，想办法尽力去做一些什么。这些事情，真的就是百忧解。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才黄德海这个问题之后我突然想到这一些，但是所有这些忙碌是否是有意义的呢？严重打一个问号。然而正是这些毫无意义的忙碌，解决了日常生活的痛苦，暂时消解了核心问题。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我必须在无用感和无意义之间做一个选择。承受无所事事和无用感都是一种很高级的状态，而低段位的人比如我，则是在忍受和被折磨。
黄德海：你刚才说的这些使自己忙碌起来的事，对我来看是有用的事。但你说的这个始终你不管怎么躲它，它都会回来的这个痛苦，我才觉得那是没用的东西。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痛苦是没有用呢？因为它只作用我们内心。或者对这个有用没用的区分只在我们自己，不管我们怎么认知，怎么区分有用没用这个事情。在我们认为无用的部分，恰好是我们走下一步的空间。这个事情解释的话稍微复杂，就是我们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刻，在这个整个时空中占的位置只有两只脚放的地方，就是我们站的地方，别的地方都是无用的。但是我们如果想走下一步的话，这种无用的东西马上就能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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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密林中》上海新书首发速记
周嘉宁、路内、黄德海，思南文学之家，
2015年11月14日
首发于澎湃新闻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00209
《密林中》读后感(六)：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要写这个
读《密林中》是今年夏天的事，当然还是收获版的，出国后看到这个长篇发表出来的消息，怕之后不好找或是买不到，就托从初中起便一起玩的Y帮我囤了本，他不怎么读书，对此也不好奇，只是马上答应下来。
7月份和小A（不如就用这个名字）一起回国，只有二十二天的假期，却没有先回家，而是去上海找同是初中同学的D，她辞了职在松江（或许一些人都不认为这是上海吧）独自租了房子准备考注会，那几天大家就都住在她的16平小屋子里，小A打地铺，夜夜听我和D通宵聊天。而Y也开始在上海工作了，尽管他在市中心上班，仍是为了省钱在松江另一个小区租了房子，这倒十分出乎意料，我走了之后他俩竟然这样不约而同来到这个我待过的地方。Y和D各自在这里做自己的事情，几乎不怎么见面，也是他们一贯的风格。
回去后大家自然也聚了不少回，第二次我提醒Y把《收获》带给我，他说他都忘了这件事，可别发霉了，然后第二天他就把这本书给了我。接下来的好几个晚上，我在D家并不算很亮的顶灯下读《密林中》，此间D打游戏或是做智力题，小A查一些签证和学校相关的资料，三个人互不打扰。我读到一些句子时偶尔想要停下来，就绕过他俩在屋里走几圈，或是去闷热漆黑的阳台上站一会儿，或是习惯性去洗洗手，是这样的心情啊，这样一个故事，不是那种要一读到底的。
读bololo也差不多是从《鲤》才开始，此前也只知道张悦然。bololo是什么时候开始击中我的呢，一定不是《湿漉漉》，而是晚一点点的，《稀薄》，《爱情》，《做到难过的梦也不要难以相信》。记得《稀薄》里的主角默默去纹身，过了段时间发现纹身部位果然有一些发炎了。还有回家后一个人在浴室里抽烟，为了不让母亲发现，就把烟一点点吐到热烘烘的湿毛巾里。印象最深刻的恐怕是《爱情》，只有两个人在公路上，其他细节都不大记得，就只是两个人在没尽头的公路上。只有两个人的世界其实是多么可怕啊，何况又是公路，没有太多别的事情好做，就只能存在于和对方一起造成的这种氛围中。那段时间觉得《爱情》是真正写爱情的小说，到现在再回头想，也想不到其他更精准的短篇。就好像看到电影《初学者》，Beginners，觉得这是真正讲爱情的电影，没有太多冗杂的东西，两个人待在不属于任何一人的旅馆房间里，空荡的，陌生的，也没有太多器具，于是就只是两个人面对着彼此，面对着自己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爱情。
就这样喜欢起bololo来，开始时不时去找一些漏掉的文章看。她写的东西就是看起来很舒服，一定要用一些什么词去定义的话，我也找不出。她不怎么用成语，不知是因为觉得这是“陈词滥调”或是什么别的原因，我不知道的。只是自己也不那么喜欢用成语，不过也并不是讨厌，更不会完全拒绝使用，只是觉得一些成语里有一种莫名的激昂感，还有一些略微老土，都是不喜欢的。而且成语本身往往已经有一些比普通词语更为固定的意思，也是一种对表达的限制。bololo会自由自在地讲一些小事情，在小说里倘若她刻意营造了某种气氛，刻意安排了某些顺序的话，这种刻意也很不明显了。她写的东西好像就是那样自在流淌着，有些时候呢，又好像是被雾气困住了，清醒和模糊的时候都很动人。
应该是11年，《鲤》在上海的某一次小型读书会我也去了，见到了bololo，整个过程中我也没说太多话，感觉读书会的氛围有一些奇怪，不过并没什么压力。自己说了什么，大家都聊了什么现在也都不太记得。自由聊天的时候bololo也许是发现我独自待在一边（也许是别的原因我也不会知道啊），她主动过来和我讲话，和她讲话很自在，可是我还是问了她几个回忆起来十分愚蠢的问题，譬如：哪里可以买到你以前的书？她说不要看我以前写的书了，它们不应该被出版（然后我也真的没看......）。我又问现在读什么书比较好（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问这些，就不是想要问的问题吧。）她笑说：现在就应该去玩，我们那个时候都忙着玩，翘课去玩。后来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不久大家也就散了。
然后也还是像之前那样读着bololo，《鲤》里的文，翻译的《写在身体上》（这本的时候bo翻译的语言好像还不是特别自然），iWeekly里的专栏。后来意识到那篇Miranda July的《游泳队》也是她翻译的，第一遍读没有懂得妙处，后来再读就喜欢上，而且这篇里的语言就真是那种外国人会写的话啊，好像是外国作家在用中文表达一样。还有《荒芜城》。bololo写的东西越来越真实了，而这种真实又与现实之间有着某种距离，这些故事始终与精神世界有着更紧的联系，这大概也是她本人性格决定的，有时会觉得bololo的小说像是一出小小的表演，是想象中的舞台剧那样的，布景不会很复杂，时代的痕迹并没有那么明显，人物的动作行为心理和语言要更重要一些。现实中存在感情隐忍的舞台剧吗，不知道的，可bololo就给我了这种感觉。
后来也认识了喜欢bololo的小苦，有一次我们在电车上讨论bololo的小说，他提及《鲤·写信》里那篇给小五的信，关于大白鸟的段落，还有其它句子，我却毫无印象，当下内心也有些失落，就好像忘记读过了某条重要的短信。回家后便又重新看了，是不想再用什么词去描述一次的好。
读《密林中》呢，感觉是看到了更加真实的bololo，阳阳是不是bololo呢，这个问题对我也没那么重要。读到阳阳和大澍在奥地利旅馆每天面对周围人的冷面孔，有天阳阳终于对大澍说要不要给小费时，觉得很难过，居然跟周围两个没有读书的人讲起了这一段。还有读到后边阳阳跟杂志社的人说决定要写小说后写了一篇压根和阶级没什么关系的小说，却被读过的人扯到阶级的层面上去，也会想：难道读小说的人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吗。《密林中》是一篇关于写作的小说（并不是说它只是一篇讲写作的小说），其中有很多关于日常、哲学，文学创作者的困顿的思考。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可是这些思考本身的真诚与复杂已经有足够的重量了。自然还有关于女性身份的探讨，不想对谈恋爱这个行为本身有什么评价，可是恋爱的确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啊（也许在女性身上会体现得更为明显），不管它怎样发生，是否发生，都会影响着一个人的创作吧。
也看了一些书评，那些对于bololo文字的评价，很多都很精准了，其实没必要再说太多。bololo会越写越好吧，或者不好又怎样呢，她还是会走那样的路，密林中孤独的，与规则和体制有着明确距离的路。今天看到他人记录的bololo讲的话，有一句是“反成功的虚无主义者，总之就是特别想浪荡。”还有其他一些话，“现在我还是很喜欢群体啊，但我不再依赖群体了。”“一部分人被体制席卷，一部分人被市场席卷。”等等。不知怎么让我想起《美国往事》里Noodles和Max面对大生意产生了分歧时的对话，Max说：You carry that stink of the street. 字幕翻译成“你总是脱不了这街头习气。”Noodles回：I like the stink. It makes me feel good. I like the smell of it, it opens up my lungs.“对啊，我就喜欢这种习气，我喜欢这种感觉，自由自在。”
想到bololo在《成荫》里写一次搬家，她说“现在想来，那是我最后一次和其他人一起搬家。我们在浦东那个乱糟糟的破屋子里面整理东西，打包，然后和朋友们一起坐着卡车呼啸过南浦大桥。真正的意气风发，觉得攻占全上海都不在话下。”，喜欢喝酒的bololo也是有这么种街头习气吧，自由自在，哈。
《密林中》读后感(七)：黑暗尽头
去年的时候在《收获》上读了《密林中》，除了记住阳阳的名字，别的人都忘了，就连结局都忘记了，我以为阳阳最后又见到了大澍，但实际上除了最后那一通电话他们再也没有过任何的联系。这两天又读了一遍，看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刷手机，或者站起来吃个苹果，好像这样就可以不那么快将书读完。
今年见到过周嘉宁两次，一次是在思南公馆，那一次是与西班牙作家比拉马塔斯关于“文学的“病毒”的想象”，同行的是Btr。还有一次就是最近的荞麦的新书发布会。她很容易害羞，说话的时候很拘谨，前几年的时候网上疯转周嘉宁的一篇文章《一个人住的第五年》，许许多多的独身男女在里面找到了共鸣，但周嘉宁似乎不以为然，在一次采访中，她说她写的有些书出版的太早了，甚至不应该出版。我猜想正是因为对写作的苛刻才会有这本《密林中》。
二十岁的阳阳在一个冬天的晚上碰到了才华横溢的摄影师大澍，往后的十多年里她经历了不同的男人，但大澍无疑是最深刻的一个，她是这样说的“她的人生是从那个晚上开始的”。在没有遇到大澍之前，阳阳还是一个谈着正常恋爱的大学生，但“大澍的出现像一颗闪光弹，在她眼前炸开了，她被刺眼的光芒迷晃了眼”。随后她就搬去了南码头路，两个人租住在局促而狭小的空间里。大澍的才华很快就被发现，西蒙为他办了展览，一夜之间他声名大噪。但大澍并没把这一切当回事，依旧我行我素，成名之后它日渐烦躁，索性推了所有的邀约。而阳阳也越发不能忍受生活中的日常，或者说是自己的碌碌无为。他们结伴去了一次奥地利的一个小城，友好的分了手。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分手的呢？没有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这里不得不提到蘑菇，她跟阳阳为数不多的几次对话异常的精彩，像一个揭秘者一样揭开了阳阳内心深处甚至连自己都没有发觉的意识。蘑菇说因为阳阳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写作者，成为村上春树或者费兹杰拉德而不是他们身边的女人。从这一点上说也许阳阳最后不会跟任何一个男人在一起，除非她成为一个普通的女人。
后来她遇到了山丘，一个中年作家，起初阳阳也是主动的，但后来生活在了一起之后，山丘表现出来的软弱令她最终还是离开了他，其实这个时候不难看出阳阳或者说是周嘉宁本身在选择远离这一种生活，放弃妥协，继续与生活的对抗。阳阳说“写作变的不顺畅的时候，应该警惕陈词滥调的滚滚而来”，这种严苛在现在估计已经很难找到了，尤其是到了中年之后，他们几乎熟悉了这个世界运作的规则，可以轻而易举的知道如何取悦市场，如鱼得水。到最后他们都失去了初心，以及对文字的一种敬畏。
和山丘分手之后，阳阳经历了工作上的危机，因为她的漫不经心被社长开除，而正当她打算全心全意的写小说的时候，她的身体出现了状况---起初以为是轻微阑尾炎，后来才查出来子宫里长了一个瘤，不得不住院。那时候她写一部小说《爱情》，她不由自主的又想起了与大澍在一起的一次云南之旅，也许对于阳阳而言她只经历过一次爱情，便是与大澍之间。但因为对文字的过分要求，她根本写不出来令她满意的东西，要么是表达太拗口，要么就是情节掌控的不好，她完全泄了气。在一次回家的地铁上，她看到了大澍—他的海报贴在地铁里，是他的个展，阳阳失落极了，大澍的梦想早已经实现，而她却还在失败里踌躇。
在痛哭了一场之后阳阳终于给大澍打了电话，好像她一直都在等自己软弱的那一刻，她喝了半瓶酒，但她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安慰，以大澍的“太累了，阳阳，别再给我打电话，我们都不容易，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但已经不是我人生的问题了”而结束。
像是生活对她关上了所有的门。
然而《爱情》意外的获了奖，她去北京，碰到了许久未见的小衰，他是一个地下论坛的发起人，也是一个作家。因为女友怀孕不得不结婚，在组建家庭这件事情上，他用了投降两个字。小衰带来的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半衰期论坛的倒闭。在阳阳二十岁的时候论坛里的人经常组织聚会，喝酒，看演出，谈论西方作家，海明威，福克纳，费兹杰拉德，那些不眠的晚上给了她无尽的欲望和勇气。十多年过去，她站在颁奖台上说“她仍然没有找到那条可以解决困境的道路，尽管她认同那些不可能被消解的痛苦，但她觉得或许会找到翻越山丘的办法”。
有时候分不清故事里的主角是阳阳还是周嘉宁，阳阳对写作的要求像极了周嘉宁，在她的一篇采访里，看到她关于长篇的写法，常常是10万字之后推倒了再重写。她基本上没出过畅销书，总是处于一种灰色地带，把人从一个热闹的圈子里拉到边缘，但她无她是为数不多的诚实的写作者，拒绝讨巧，拒绝妥协。坐在机场大巴里，道路上覆盖着皑皑白雪，阳阳倚在窗户旁，她知道她已经不再期待在这条黑漆漆的密林里遇见另一个伙伴，但她同时也醒悟，写作使她遇到的所有困境和迷惘都有了回馈。
其实我很想问周嘉宁，如果阳阳的才华一直没有得到认可，她是否会走向自我毁灭？到那时她是否愿意成为一个普通的女人？
《密林中》读后感(八)：《密林中》序 （张新颖）
《密林中》序
张新颖
好多年以前，周嘉宁问过我对她小说的看法，我说，好。具体怎么说呢？没有下文。她大概觉得我这样回答太空洞，甚至是敷衍吧，至少很无趣。2008年，她送我《天空晴朗晴朗》，扉页上附了一句话：“真希望你看完以后，除了‘好’，还能说些别的！”
这次《密林中》要出书，她让我写篇短序，仿佛怕为难我似的，邮件里做了些解释。其实，她不知道，我很高兴写几句话，也趁机“能说些别的”。这些年我远远地看着她往前走，真是觉得，她比我当初说好的时候，写得更好了。
嘉宁当然不需要廉价的称赞，我也不必随口乱说。
说起来，周嘉宁写作的时间也不短了，似乎一直深陷在她这一代人的经验里面，这一代人的经验当然首先是个人的经验，想象和虚构也是基于这样的经验。读她的文字，会强烈地感受到文字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才是写作发生、进行和持续的理由。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有大量的写作，我们看不到和写作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看不到写作的必要性和启动点。倒不是说作品里面要有“我”，而是说，写作者和写作之间，不能不有或显或隐的连接，哪怕你写的是外星球。
也正是从这里，我理解了周嘉宁的深陷，沉溺，滞重，她不可能轻松地打发——或者换成被认为是正面的词，克服，超越，突破，也一样。沈从文曾经说，我一生写作，不知道什么叫突破。周嘉宁明显不是沈从文类型的作家，这意思却是相通的；只是这意思不容易明白，很多的写作都在追求突破，突破倒是大家都明白的。文字、语言、叙述，和生命经验之间的关系越是深切，越是不能轻快地飞起来。
但是，什么是经验呢？什么是这一代人的经验呢？什么是成长和变化过程中的个人的经验呢？却不是想写就写得出来的，即便在意识里，也远未到清晰明确的程度。文字、语言、叙述的吃力，就在这样的地方。阻碍，吃力，摩擦系数大，反过来也使得文字、语言、叙述露出它的筋骨，显出它的质地，锻炼了它的弹性，写作者无须表明她的不苟且，她的诚恳，她的烦恼和折磨，却都包含在语言和叙述中了。要说周嘉宁与很多同龄写作者不一样的地方，其中重要的方面，是她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文学品质。也不是保持，似乎一开始是这样，就一直会这样，这样的一个写作者。
《密林中》这部长篇，在恋爱、成长、迷茫的生活等等这些经常出现在以往作品中的叙述之外，多出了一个年轻写作者的文学的自我意识和野心。这个叫阳阳的女性，置身于姑且称之为文艺生活的圈子，摄影师、作家、诗人、艺术家和艺术混混、热衷于艺术生活形式的男女，她与他们有或深或浅的交往和关系，问题是，她既置身／侧身其中，又神出其外。这样的生活方式或许能够帮助逃离对庸常生活的厌恶，从窒息的气氛中抽身出来大口呼吸，在放肆中表达愤怒、激情、执着，自我满足于与众不同，可是她又分明犀利地感受到了这种生活方式和圈子的空洞、无趣、粗暴背后的自私、激情过后的疲惫、才华消耗之时的难以为继，诸如此类。这还不是问题的核心，核心是，她自己——而不是她交往的那些男性艺术家——要成为她这一代人的表达者。她和共同起步写作的女性朋友讨论时说，她们要写出她们这未被写出的一代。她老是觉得自己这里那里有问题，可是不清楚自己的困境到底在哪。最后，才逐渐明白，她的巨大野心要求她直接面对世界，可是这个性别和世界之间，横亘着一个中介——当然就是男性这个中介。
跳出这个作品，我们自然容易有疑问，一个女性写作者为什么一定要男性这个中介才能面对世界？不过阳阳是一步一步走到这里，一点一点明白到这一层的，也许当她清楚了这个困境，这个困境就不再是困境了；也许，还仍然是。重要的是，这个作品描述出这么一个女性写作者孤立、敏感、任性、又羞怯又勇敢、又脆弱又坚韧的精神历程。
我想起《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读到阳阳最初萌生要写出未被写出的一代这种自我要求的时候，就想起乔伊斯小说的主人公在作品结束的地方，仿佛喷薄而出的渴望：“欢迎，哦，生活！我将百万次地去迎接现实的经验，在我的灵魂的作坊里去煅冶我这一类人尚未被创造出来的良知。”这是同一类型的野心，然而阳阳“灵魂的作坊”受困于“密林中”，“密林中”的生活当然也是生活，“密林中”的经验当然也是经验，不过“密林”也还是有走出来的通道，走出来之后也可能发现，“密林”之外更天宽地阔，“灵魂的作坊”可以敞开接受更天宽地阔的生活和经验，“锻冶”的资源更丰富而且源源不断。
周嘉宁送给我她新的短篇集《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我很喜欢这里面的小说，简洁，冷峻，有力，力量被压抑在里面；她又附上了一句话：“但是生活最伟大。”没有跟嘉宁交流过，不知道她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愿意认为，写出这句话的周嘉宁，已经不同于这个短篇集的作者，也不同于“密林中”的阳阳。这个变化艰难地发生在“密林中”左冲右突之后，“密林中”的困境经验也就有了意义，不是白费的。帕慕克在一次访谈中说，他二十岁开始写作的时候，长辈作家会跟他谈生活，他反驳说，文学不是关于生活的，文学是关于文学的；四十年之后，他说，他们说的是对的，文学是关于生活的，好作家要经历很多——是的，生活最伟大。
2015年9月9日
《密林中》读后感(九)：仍在密林中探索出路
两年前，我有了一个从事艺术工作者的男朋友，后来变成我的文艺老公。这两年间，我的生活、气质、态度、价值观都跟随他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很感激他，把我从庸碌茫目的生活中解救出来，让生命有了灵魂，让人生有了希望。可是，他也受我影响，开始食人间烟火，为生存、生计、生活奔波，每天被商场中的尔虞我诈折磨的疲惫不堪、筋疲力尽。我和家人却甚感欣慰，认为这才是一个正常男人应该有的样子，而不是原来的“犀利哥”。
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想要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梦想、艺术和生活的平衡点也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所以在杂志上看到这本书的简介，就迫不及待的收之，以为会在此书中找到答案或启发，然而，并没有。
在极度压抑和忧郁中通读全文后，好像作者有了自己的小领悟，但关于我要寻找的问题答案并没有找到任何启示，我们只能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在密林中探寻出路。
我本人更喜欢积极、阳光、宣扬正能量的图文，而不太喜欢这种压抑的、发泄式的故事，并且从中没有汲取到任何营养，嗯...作为凡夫俗子一枚，可能读了这个故事之后，会有一点点理解了所谓的一些“艺术家”们的自大孤傲原来是工作创作所必须，必须努力站在上帝角度，才能做出总结人间的作品。没有慧根的我，万幸老公只是热爱艺术的工作组，而并非艺术家。
好像各个品类的艺术家们，都避大众审美如毒蛇猛兽，生怕自己沦为俗套，谄媚了消费者，可是特立独行后的作品，又没有了市场、又因自己没有认同、没有同伴而愤世嫉俗。个人始终不喜抽象派，如果一个作品没有认同，产生不了任何共鸣，那么这劳工耗时的作品意义何在呢？大众欣赏的作品就不具有艺术性了么？
《密林中》读后感(十)：日常生活必须厚重
参加完周嘉宁的新书分享会，我就近坐在一把长椅上，翻看她的微博。宣传新书的上一条微博是宣传《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的，她写道：“书名有点拗口，生活好像是怎么也毁不掉的。”
这条微博似乎印证了我之前的一个猜想——我们都已经走出了自毁倾向，而她走在更前面。
透过荞麦的豆瓣我了解到，周嘉宁是一个生活特别规律的人，她坚持长跑、练瑜伽，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坐在电脑桌前工作。除了抽烟，她好像没有任何一般人认为不好的习惯。这大概就是一个写作者的专业精神。
这种精神，我最早在村上春树那里看到，当时我还怀揣着毁掉生活的如意算盘。当我看到他如此崇尚强壮的体魄和勤奋的耕作时，我感到十分震惊，这种运动员式的生活方式能够造就伟大的作家吗？
这也是周嘉宁在新书《密林中》探讨的。她在分享会上说，“才华是什么？勤奋有什么意义？执行力有什么意义？如何运用和管理自己的才华？这是这本书带出的问题。”
说是新书分享会，但其实这特别像一场“文艺青年——一个亚群体的困境”学术报告会。《密林中》的女人公“阳阳”就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用流行的话来讲，她特别作，用周嘉宁的话讲，她是一个“虚掷才华的人”。这样的人在周嘉宁的成长中应该比比皆是。她在书里说，“十年过去，大部分的文艺青年被无益的幻觉耗干，生活一路走向沉闷，也有少部分人得到命运的垂青，获得了世俗的成功。”毫无疑问，阳阳是前者，周嘉宁是后者。她们的区别在于，尽管会困惑什么是成功，但周嘉宁并不追求失败。
她还想探讨，文艺青年的性格和他们失败的结局是否有因果关系。这其实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类学研究。但我认为，与其说文艺青年这个群体有性格缺陷，倒不如说我们身处的社会和制度不够宽容，才造成了他们所谓的失败。
生活不是毁不掉，而是已经毁掉生活的人在这个社会已经发不出声音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所有的成功者都如此相像——他们聪颖、勤奋、专业、温和，从作家到银行家都是一副模样。我当然为我们都走出自毁倾向而欣慰，但我也困惑，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毁坏倾向真是不可欲的吗？它也许会毁掉身体，但难道它不会有益于灵魂吗？它是对所有人都有害，还是只对不够强大的人有害？
但一种更理性的方式一定是可欲的。正如她说的，要“区分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这两个世界的边界在哪里？以何种方式交汇？这种交汇是如何运转的？” 那些善于运用才能的人，大概就是能够在这两个世界来回切换的人。
也许是因为我看得太少，我没有碰到过比周嘉宁更会通过写作来自我分析的人。张悦然评论这种做法“对自己很残忍”。真的，太残忍了。但我多么感谢她这样做了，开垦了一片我渴望冒险的领域。她这种理性的创作方式，大概可以称得上开创了一种文学范式。
我特别喜欢她对为什么写作的回答，“写作是想要拓展自己，想要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她很流利地说出这个“标准答案”，一如她所说的，当你被问一个问题问了几百遍，你就会想要为它找一个标准答案。我可以偷偷把这个标准答案用到其他地方了：）
结束之后，我找她签名，问了一个特别家常的问题，“你更喜欢北京还是上海？”坐在她旁边，我能感觉到，她就是那个我通过频繁地参加文艺活动在寻找的人，那个我常常在心底里对话的人。
她的人和她的书一样具有吸引力，因为她的日常生活同样厚重。
（另，给四星是因为我知道她将来会写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