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读后感精选10篇
《南方》是一本由孙智正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2.00，页数：64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小说家孙智正显然是目前中国文坛的一个异类，或许这正是他希望为自己贴的标签和树立的形象，唯有如此才能和迂腐的写作划清界限，并跟世界接轨。孙智正野心勃发而且兴致勃勃，他渴望不朽的名声，并且身体力行，进而始终如一地坚持。我认识他正好十年，十年前我不清楚他的所思所想，但彼时他肯定已经暗下决心深埋火种，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则有幸作为旁观者见证了他的一步一个脚印，从《青少年》到《句群》到《南方》，我毫不怀疑，这十年罔顾的勇气和积累的信心，足可让他义无反顾地将“孙智正式的写作”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是《青少年》的编辑，可以说是少数几个提前看到文本并看完的朋友之一。当时我和张羞发起“坏蛋独立出版”，旨在宣传身边几个在写作上有独特才华的朋友，却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在正式渠道发表和出版作品，殊为遗憾，把他们的作品结集成册，以使更多人能看到，也就成了“坏蛋独立出版”的初衷。曹寇、乌青、孙智正、竖是第一辑拟定的人选，而“坏蛋独立出版”后来又补充了杨黎和张羞，加上美国的布考斯基，就这么七个人，七武士，足见孙智正在当代坏蛋心目中的重要性。当时我和张羞决定出版孙智正的《青少年》，是因为他的写作观念（不言自明的通篇废话）以及他的写作耐心（《青少年》是一本五十多万字的砖头巨著）。不独孙智正本人，我们也坚信：《青少年》是更为纯粹的先锋和实验之佳作，坚持这样的写作（孙智正陆续推出《句群》和《南方》），后果“不堪设想”，不远的将来，必引世人（全世界的人）与后人（全世界的后人）侧目。
当然，我们知道早在20世纪50年代，罗伯格里耶已经创作出《橡皮》《窥视者》，孕育出了“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的著名观点，既然如此，“真实”“客观”就将是写作的不二宗旨，而不是“技巧”，僵化的技巧让小说沦为二流艺术。我不知道孙智正怎么评价罗伯格里耶的这段著名理论，事实上我是心有戚戚焉的。但即使我这样的局外人，也能看出孙智正和罗伯格里耶的隐秘连线。不过，更为重要的是，罗伯格里耶作品中的“反技巧”无疑是更巧妙的“技巧”，“纯客观”则是更伪装的“客观”。如何将世界、生活、经历如其所是地通过文字展现出来？我觉得即使这个疑问成立，它也很难就目前我们的知识体系所能解答。也就是说，一旦客观和主观发生接触，就不可能保持其纯度，而娴熟的技能（哪怕仅仅是文字上的）也必然表现为技巧。这样，问题就来了，我们还该纠结于“客观”“技巧”诸如此类的问题吗？既然我们都心知肚明，不动声色下面一定潜流激涌，漩涡无数。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本人也饱受困扰，莫衷一是，对于敢于竖起“客观”“去技巧”的任何写作者，不仅报以羡慕、敬佩的眼光，心里也会自然而然产生怀疑的嘀咕：真能这样做到吗？很容易犯“大智若愚”“不智近智”“重剑无锋”等等中国传统中矛盾统一的老毛病。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对“作家”本身的一些质疑。这里且不论国外的小说家，单拿中国五四之后的小说家而言，总是无来由地担心他们“难称其家”，因为他们太容易忘本，太鸡贼投机了，守着“穷时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圣训，很容易演变成“前何其恭后何其倨”的丑态，恭而必后倨，否则就划不来，恭原来都是为倨服务的。一旦高高在上了，又来炮制“遵命文学”，自说自话闭门造书而不顾，更不用说真诚客观，能把技巧玩到臻熟玩出花样就实属难能可贵了。曹雪芹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的就是此辈人物的嘴脸心胸吧。
我和孙智正都在北京，少不了经常聚聚，吃喝玩乐。他是浙江人，我是江苏人，正是很多北方人习惯一概而称之的“江浙人”，算是半个老乡。他经常感慨我们共有的缺点：一是蠢，没别人智商高，所以挣不到钱；二是不会混，情商不高，所以也挣不到钱；三是懒，不愿意吃苦去挣钱，所以更挣不到钱。这三点我身上显而易见，但孙智正用来自况，显然夸大其词了，在我看来，至少他和懒字完全摊不上边，不说他维持着一份稳定的早五晚九的工作，也不说他在此期间结婚生子租房买房的诸多不易，单说他写了五六十万字的《青少年》、百万字的《句群》、五六十万字的《南方》，他要是懒人，我们就都只能懒死了。当然他是拿同工种的人来作比较，写作的人被他一比基本就被比下去了。情商高的混子，智商高的贩子，在他面前都无所遁形。他也经常有出人意表的精彩名言，诸如：“不要再说生不逢时啦，有些人任何时代都能左右逢源，有些人则是抵死不受待见，只是个人选择罢了，既然如此选择，又要怨恨时代，不如变节算了”；“没有读者？要读者干嘛？你认识他吗？会和他交朋友吗？你写作是为了读者吗？反正，我是为自己写作的。”
说到这里，言归正传。“孙智正式的写作”意义何在？不是忠于这个时代（时代都是高大上也就是假大空的），而是忠于生活（他自己的生活，他耳闻目见的生活）；不是迎合读者（很难想象北方的读者能看懂《南方》满篇奇崛拗扣的方言），而是满足自己（我就是这样渡过我的一生的）；写作不为炫技（尽量做到客观），叙述不为讲什么意义（不带感情褒贬）；基于此，写作在孙智正那里终于摆脱了崇高的意义、丰富的技巧，而归于生活本身，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私写作和生活史写作”。
“私写作”曾经盛行一时，其实到现在依然被很多写作者奉为法宝和圭臬，他们沉迷于描摹假想以“我”为圆心的一个大圆，将之变成一个大熔炉，将自己的学识、经历、经验全都投放其中，自以为是，沾沾自喜，越来越不接地气。“生活史”的写作则是泛泛而谈，走马观花，浅尝辄止，空负小说之名，实则更像“报告文学”的变种。“生活史写作”看上去和“私写作”是一对双胞胎，但南辕北辙，前者重传达当下生活背景，后者重刻画个人体验，都有失偏颇，要么有心无力，要么言过其实。韩东曾说过，目前小说写作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作家的写作和读者的写作，也与此类似。
孙智正则不然，他正在努力将个体主观层面的“私写作”和客观层面的“生活史写作”完美融合在一起，虽然未达臻熟，但意义非凡。在孙智正的笔下，生活无论平静寂寥，偶尔沉渣泛起，一切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他当然可以拔高可以美化可以虚饰，但那样就不是孙智正的经历，就不是孙智正的见闻了，它成了读者喜闻乐见的，但独独不是孙智正的，那还有什么意义，何必再狗苟蝇营地写作。构成写作的反而解构了写作。写作的意义在于如实，尽量如其所是，这是朴素的写作观，也是真谛。
纵观文学史上，鲁迅和张爱玲，曹雪芹和金陵笑笑生，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等等等，他们都如其所是地写作，忠于自身，忠于自己的生活，而没有狂妄到去写自己生活之外的宇宙，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地方，也是原因，并不是意义，也不是价值观，更不是技巧。鲁迅的技巧就是鲁迅，张爱玲的技巧就是张爱玲，孙智正的技巧就是孙智正。华而不实的写作被他们所憎恶，这是天生的，也是不言自明的。
究其他们的写作，无一例外，他们都没有采取高高在上的目光，没有闭门造车的想象之作，杞人忧天、哗众取宠，都和他们绝缘。他们是平视的，甚至是仰视的，他们浸身其中，通体透明，如赤子，如巨人。时间将检阅和涤荡一切，有些留下，有些则片瓦不存。孙智正一直不隐瞒他在这方面的野心，他的小说必将留存后世，而到了那时再回过头来看，很多小说早就成了沧海一粟灰飞烟灭了无踪迹。
早年间，我曾编过一套“日常生活丛书”，是从法国阿歇特出版社的一个系列百余本中遴选出来的，比如“拿破仑时代法国人的日常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士兵的日常生活”等等，主编是南京大学的许钧先生，我还记得他在前言中提出的“小历史”概念，认为史学家编撰的历史都严重失真，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反而是述及平民日常生活的边角料才是值得信任的“信史”。与此同理，小说家其实是更可信任的“史学家”，在保留其当代某些边角料的时候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这部分书写可能比其小说作品更有价值。比如说《南方》，可能在几十几百年后就是研究浙江某个地区几十年跨度最可靠的资料。
当然，我这样说绝没有贬低孙智正写作的任何指向，将其小说与历史比较，其实是指出了小说的某种超出小说本体之外的记叙功能。孙智正坚持这样的写作，才带给我这种可比性，他当然也清楚它所要承受的任何质疑和夸奖。另外，这种写作未必会给孙智正带来立竿见影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一定会与日俱增。
＃赵志明——
http://book.douban.com/review/7654681/
＃不识北——
1、他的小说可以从任何一页翻开看，并且感到有趣；
2，他的小说看过开头永远猜不到结尾，甚至猜不到下一段；
3、他的小说漫不经心，又非常认真的一句一句往下走，我喜欢这种漫不经心；
4、他的小说不以所有传统章法为依托，却囊括并取消掉了以前的所有小说的章法;
5、如此，他的小说具有革命性，并且革掉之后又创造了成熟的文本，或者说范本；
6、可以说，在他之前，这世界上没有小说，或者说有一种东西叫小说，那么他的东西就是去掉“小”字之后的“说”，一个“小”包含了所有小说要背负的意义，而去掉“小”之后“说”，让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这就是孙智正以他的《南方》呈现给我的东西。我推荐孙智正获得本届橡皮文学奖。
＃刘波——
孙智正的《南方》，读来让人有着浑身颤栗的感觉，那么冷静，那么克制，似乎隔了很远，却又近在眼前。它不是惊心动魄的，因为它没有讲一个好看的故事；它不是玩技巧的，因为它没有过多的实验色彩。但它还真能让人读下去，像一根倒着啃的甘蔗，越嚼越甜，还带有一丝干爽的味道。这本超长的小说，孙智正写了十多年，从一个青年写到了中年，但它好像又一直在讲一个少年的故事，不紧不慢，不急不徐，娓娓道来那一节节往事，貌似在记生活的流水账，实则写出了一个人的成长史。通过打捞个人记忆，孙智正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讲述者，我们需要这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讲述，其人情味不需要过分渲染，其先锋性，已渗透在作家那自然流畅的书写中。更重要的是，他还诉诸吴侬软语的方言，就让人觉得更带劲了，这才是真正带劲的先锋小说。
＃魏思孝——
因为我专事小说写作，对入选的作品中，针对小说底气会更足。我选择孙智正的《南方》，理由也非常简单，我设想如果我和孙智正同是候选人，那么我内心也更希望他获奖，而不是我自己。《南方》是我向往的一种写作，事无巨细讲述一个人生命中的某个阶段，却并非靠所谓通常小说写作中的故事冲突来完成，平白直叙看似简单却凝结着非凡的想象力。我们总是有这种误区，以为天马行空才是想象力，却忘记对生活中细枝末节的挖掘才更显示出想象的功力。有过小说写作经验的人大多能感受到，这样的难度和对精力的耗费。但仅从辛劳的程度来评说《南方》，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孙智正的一种贬低和曲解。从孙智正的《青少年》到《南方》，他在有序地建立一个普通人的人生史诗。看孙智正的写作，犹如旁观一个写作者的行为艺术，写作的状态以及产出的文字。现有成书的作品，叠加起来，已经到了孙智正小腿中部位置。所谓著作等身，在孙智正的这里，并不是戏言。他有这样的计划。我记得之前孙智正讲过一个电视剧，具体我忘了，是十几年如一日记录一个人或者一家人的生活。孙智正有野心，要以文字如此记录。愕然或不解，都是耳闻者理应的反应。与我来讲，是震撼和佩服。这个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你说它好或者坏，说它不同以往鲜有后来者。我都不太认同，我们的这个时代并不特殊。大概任何古人都觉得自己的所存在的时代都特殊都不同以往，这种认同恰好反应出，每个时代都大同小异，因为感受的主体是人类自身。既然都一样，那么孙智正以自身的体验去记录。难道不是为人类在做这件事吗。行文最后，我必须用上一些词汇来进行描述，创造，独特，本质，平庸，重复，探索，创新，先锋，传统，实验，艺术，平民……这些都可以放在孙智正的身上。
＃李强——
南方不是一个方向
2、在解析和超越语言的道路上，我们穷究探索，但并非漫无目的。我的经验让我排除错误的岔路，我的直觉让我靠近正确的方向，而从我的经验和直觉来判断，孙智正是候选者中最接近正确的一个。
所以我选择孙智正，并且只选择孙智正。
3、对于写作上的成就，我认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个绝对的条件，是才华，没有才华一切都无从谈起，努力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一个相对的条件，是自律，是意识到才华的边界，意识到克制的必要，然后在时时刻刻的自省中，通过艰苦的工作到达巅峰。
同时具备两大条件的写作者少之又少：整个写作者群体，基本上由大批毫无才华的文字工匠和少数挥霍才华的青春期写作者构成，前者大约占90%，后者大约占9.9%，如你所见，有才华而又自律的写作者最多占0.1%，孙智正是其中的代表者——他的才华毋庸置疑，他的冷静勤奋让我赞叹。
4、关于《南方》
如果由我来选择孙智正的代表作，我当然会选《句群》而不是《南方》，这就是我的态度。
《南方》表现出一如既往的高水准，只是我的标准更高，准确的说是无限高，越高越好。
我反对关于《南方》所谓“方言”和地域文化的推崇，这些东西，跟写作有一毛钱关系吗？
我们永远为全人类写作，不是为某个国家更不是为某个省份的人类，这种自我设限太愚蠢和荒谬了。
“汉语写作”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写作就是写作，你只是碰巧用了汉语而已（这可能是一种不幸），至于什么“方言写作”？我简直不屑于置评。
我更愿意相信，对《南方》的这种评价是一种无意的误读或者说有意的传播策略，而不是孙智正的本意。
5、最后，所有写作都是在写自己，当然也包括这篇评语。
＃小引——
孙智正的写作中有孤绝与散漫的气息，莫名其妙的孤绝与顺其自然的散漫。他像一个路人，在经过自己，或者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有两个甚至三个孙智正，一种是你看见的，一种是他自己看见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同样在黑夜中走路，有的人走着走着就走向了高处，天生的。
我没有见过孙智正，但是读他的小说，却仿佛是在和一个相熟多年的朋友对坐饮酒。从《青少年》到《句群》再到《南方》，不是越来越多的人生阅历，而是越来越少的到此为止，方寸之间才是真正的永恒。
所以我偏爱孙智正的写作方向——因为严谨的简朴，最后寂寥无声。
许多人都写的很好，但是孙智正独自好。
＃旋覆——
能交代的“获奖理由”只能叫作读后感：
凑巧读《南方》时，kindle上有了《追忆似水年华》，同时各自读了一些。这两部作品应该有很多可以比照着谈论的东西……我最吃惊的是《追忆》或者西方人那编码于基因里的激情、幻想，而《南方》则仅有应有的不升不降的感情、相当恒常的世相——后面这一点似乎普通，但是难中之难——这一段是废话吧？它也揭示了全体记忆的真相，实与幻、本体与应用等等，或者说，有自己揭示全体记忆真相的强大语言本领。也就揭示了存在。这是非文体大师不能干的吧？
其均匀绵密的功夫，有时令人发晕、不适，有时又分明是明朗的有序、“明月照大江”，这“读时感”更衬托了作者的“功夫”。合上《南方》会觉得它有镜子之感，而且这面镜子很大，有指示坐标的功能。
《南方》有着厉害作品应有的一切。一个大偏执外，不再有小偏执，于是通达，没有粘、碍。干净。一次彻底，不及其余。先锋，可也没高傲。不忘初衷，同时规格严密。有同行不敢忽视的很多东西，比如诗歌性……我个人还觉得当代艺术的文本生产车间，应该把《南方》请过去，它是个老师傅。跟人一样，到这世上干嘛来了，作品也可以问问的。
＃邵风华推荐——
我对孙智正的写作非常熟悉，很多年前就在博客上看他写的东西。包括《句群》等等。《南方》则是“坏蛋出版”的版本（应为”副本制作“）。我觉得孙智正是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而他的野心潜藏在表面上的漫不经心之中。最要命的是，还从容地蕴含在他的写作实践中。看他的作品，总使我想起法国的作家们。他们那么幸福，可以不用看读者和出版社的脸色，完全按照自己内心中文学的样子去写，而读者又那么买帐。而在我们这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很多在法国和欧洲乃至国际上获得高度认可的作品，在中国，简直连发表的可能都没有。因此，我们的作家，尤其那些浮在面上的作家，大都变得面目可憎，俗不可耐。而我们的作协体制，又是奉命来扼杀文学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在这里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孙智正完全不顾及这些，他的写作如此自由，又如此自我，正是这一点，显得多么可贵。这大概也是他的作品被有识之士推重的最主要原因。至于他了什么，倒在其次。有人说中国的南方文学？这种不伦不类的对比，除了具有一定的广告效应，一点用处也没有。不过，我在阅读《南方》的时候，倒是不止一次想到了斯泰因女士。她以啰嗦而出名，却影响了极简派的祖师爷海明威。我觉得这是文学里最耐人寻味的传承。孙智正，他让写作真正变成了写作。当然，他的自由仍是有限制的。有时候我觉得他有点过于干净了。就这样。
＃李九如——
1、孙智正的长篇作品《南方》，它是一部小说吗，还是一部关于“乡村”记忆的纪实文学？然而它的语言，是诗的。我这样说，可能容易引起误会，让人们想起诗体小说之类的概念。不是那样的，它无关意境，无关情景，无关“荒诞”、“虚无”之类的现代式命题——这是语言本身的“诗性”。我敢说，《南方》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它让一大票标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标签的小说，以及诗歌，显得矫揉造作，假大空，甚至可笑。
2、我注意到，孙智正与鲁迅先生同乡。鲁迅先生是当年白话革命的先锋干将，将近百年之后，我在孙智正身上看到了“白话”的“进步”。《南方》看起来是一部“方言”小说，不过它绝对没有那些扎根乡土的文本所挥之不去的土里土气。《南方》将“方言”写出了先锋和实验气质，这至少于我而言，是前所未见的。
3、在我看来，方言并非正确。“普通话”，就其纯粹的“普通”而言，显然更为正确一些。1930年代，当白话革命遭到所谓的反思和再革命的时候，汉语的幸运和厄运已隐然显现。今日大陆普通话的简洁有力、强词夺理、干瘪机械、盎然诗意，均来源于此。孙智正的《南方》，并不是真的“方言”小说，作为一个非南方人，我读这部书，尽管感受到了滞涩，但总体而言，仍然是顺畅而舒服的。孙智正，他显然是自朦胧诗、第三代以来，一直孜孜不倦致力于从强力框架中拯救汉语以使之在“普通话”的方向上正确发展的那些人之一：《南方》汲取了江浙方言的旋律感、音乐性，以及一些词语的诗性质感，将它们充实到了普通话体系之中。是的，《南方》仍然是一部普通话文本。
4、在《南方》里，我看到了新鲜的现代汉语，经过改造的普通话。它们如此亲切，如此迷人。絮絮叨叨，啰里巴嗦，但又干净整洁，清爽有力。哦，它们有强力话语的美感，但又如此柔软。
5、《南方》当然言说了“乡愁”，但不是以通常的方式。对《南方》而言，言说本身即是乡愁。《南方》是拒绝乡愁的，甚至蔑视乡愁，恰如它没有丝毫兴趣讲述发生在乡村中的社会裂变，以便从中发掘阶级的创伤、存在的荒诞、人性的扭曲。《南方》有另一种层次上的乡愁，语言的乡愁——辩证之处在于，孙智正既呈现又拒绝这种乡愁，显然，方言终将逝去，拯救只能来自于“普通话”。
6、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就表层而言，《南方》所呈现的乡村图景，我一个北方人读起来，也如身临其境，多有共鸣，到处是让我会心一笑的描写。我惊讶地意识到，虽然千里之遥，1980年代，一个山东少年所经历的，可能与一个浙江少年所差无几。在阅读过程中，我想起了自己少年时期，流传在小伙伴们中间的“顺口溜”：“×××学会了开车，上坡下坡压死了200多。警察来抓他，他跑进了女厕所。嘟啦一个屁，噔到了意大利，意大利的国王正在看戏……”我的意思是，一个写作者，如何呈现乡村经验，这在中国近百年来，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孙智正的写作，即便在这一层面，也是有启发意义的：这里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田园牧歌，甚至也并非简单的乡村少年的流水账编年史，《南方》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了乡村的语言经验，如何进入现代化的文本。
＃汤巧巧——
在五部非常的好东西中，我更欢喜孙智正的《南方》。我读过的小说不多，一般只看好看的和短篇的小说。好看的小说对我而言就是速度与情节，侦探、武侠之类；短篇的小说更像诗，所以我也爱读。当然，《南方》既不好看，也不短，但它和我最近对中国汉语声音和腔调的关注发生了关系。前段时间我研究了一些中国诗歌的吟诵调，发现中国文人对声色的追求有很长的历史，他们喜欢感官刺激，比如古代诗歌就是吟出来诵出来不是写出来的。孔子抚琴而歌《诗经》。还有历史记载的中国最早的行吟诗人屈原，用声音的感觉吟诵出了《离骚》。通过感官刺激，他们去感受汉语的愉快和痛点。《南方》刺激了我的感官。它就是一操江浙口音的路人甲，和你有一搭没一搭地搭野讪。搭得有腔有调，十分无聊但是讨人喜欢。我也喜欢有本事搭野讪的人，我没见过孙智正本人，看他搭野讪的功力非凡，能让你身心越来越敞开，气息绵长，有点喝了酒的醉意，然后进入自由无为的怅惘与快感之中----他一定是个懒散又漂亮的男人。
下面是比较正式的颁奖词：
孙智正的《南方》，是继废名、沈从文之后的“无为小说”，并且比他们走得更远。他甚至抛弃了禅意或者诗意的标签，以一场声音的大雪，化解当代小说写作的有色无声的浊气，平铺直叙却又婉转多情，在无限延展和多种可能性之中到达自由清明的境界。如文中妇人熬了三年的“屁”，一飞动天。
《南方》读后感(三)：它矫正了人们在回忆往事时的语气
让艺术高于生活（加剧现实中人们对文学的仰望角度），显然不是孙智正的追求，甚至可以说恰恰是他力图克服的事情。他的写作几乎以一种“反文学”的方式矫正了人们在回忆往事生活时的语气，至少是矫正了我们所熟悉的文学作品里不可避免地弥漫着的、一旦进行回忆便开始负重的语气。正是这样一种尝试，使得《南方》与《呼兰河传》这样的前辈作品区分开来，哪怕日后，因为它们之间在某些地方的相似性而被一并提及时，也不会显得《南方》是多余的。这是一次浩淼而琐碎的回忆，是对逝去的时间（童年）和远去的空间（家乡）的再次亲近，以孩童的视角和地方语言自带的思维方式，通过对意识流的无主次运用（思路的流水帐），对细节描写和事件叙述的匀速处理，对主题和意义的不事追问，呈现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农村普普通通的生活图景。
以上是我2012年针对未完成状态的《南方》写下的短评。
我觉得，这是或将是一部极其重要的汉语长篇小说，而我很庆幸是它较早的读者之一。2012年，副本制作的冯俊华去北京出差时，将它带回广州的时候，它还只有六万字。我当时读的就是这六万字。那是我第一次读孙智正的作品。非常好。
后来，《南方》仍在发展，它以孙智正式的快被扩写成27万字，宣告完成，又以冯俊华式的慢进入筹备出版阶段，开始了漫长的难产期。
孙智正是“多写症”患者，理想的写作状态对他来说就是“无他，手熟尔”。而冯俊华是细节控，连封面上的字体字号都要推敲再三，逮着人就征询意见，直到把别人搞到崩溃为止。
现在，俱往矣，这本书诞生了，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好像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很高兴看到这样一本《南方》出版，很高兴是由副本制作来出版了它。
《南方》读后感(四)：孙智正，《南方》：当代不装逼写作范例
1、我要问问自己当代写作怎样才能成立，怎样的当代写作才够得上是当代写作（我并不想来垄断当代写作，只是给出常识），我的答案很简单：不装逼，共享。
2、文学用来装逼是一个持久的传统了，目前的主流是装人道主义、装人性关怀（举个例子，虽然加缪是一个我们不可能不喜爱的写作者，但他的《鼠疫》就充满了一股人道主义的臭味），装得深沉，装得真诚，装得有格调、有情调，各种装，很难识别的（或许是从来就在这种装里），尤其是这个写作者和我们是同一时空的，或者，是个有名的写作者。我不太理解，为什么那些说卡夫卡、杜甫或者贝克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写作者多么多么好的作家们，当他们说到当代的写作者时，你会发现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写作，他们推崇的那些写作者根本是些让人发笑的、都快70了还是文学青年的货色，那我就要怀疑他哪能知道杜甫、贝克特的好？我替他想了想，大概是这样，这些人是带着预设去读享誉国内外的写作者的作品的，它们是伟大的，带着这样的前提去读，无论如何他总是能从那些作品里真诚地读出一些好来的。至于面对和他们同一时空的作品，他们就没有判断力了。我也不明白那些老是写国外或者过去时代的名家的评论文章的人，这东西有什么好写的，做这种连锦上添花也算不上的事有什么意思，这个作者早已经死透了，你是来告诉今天的读者他们的好吗，还是来炫耀你的独特发现，难道我们会比鲁迅们差？有本事你来写写和你同一时空的写作者，去发现他们的优异。不要因为同一时空就势利啊。为当代无名优异的写作者要权利吧。
3、这是一个不能指望写作来养活自己的年代，谁要是想过要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我愿意他饿死。不能抛去这种指望的，就别写作。至于在这样一个变态的时空里，能通过写作养活自己，那你是幸运儿。而每一个想保持基本体面的写作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在这个相信强力的世界上，一个写作者去获得一些名誉，包括自己给自己命名“岂是蓬蒿人”，是为了保持基本的体面——请带着这样的善意去理解一个写作者吧），都应该找到自己的来钱方式，他来钱所需要依靠的任何东西都胜过依靠写作。因此，我们要把自己的作品像A片那样上传，当当然（打字太快了）也许是出于没有多少人愿意花钱买你的考量。哈哈。而如果有读者在你的微信公众号发的小说下面打赏你2元10元200元，或者，有朋友帮助你出书，这绝对的让人心存感激，不能不觉得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这是共享的一个意思。另一个意思是，人人都可以写作，写作不再是什么作家的专属了，今天的写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更完全的成为了一种个人的活动，时空已经为今天的写作去了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样来提供写作教育？
4、孙智正的《南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太关心在《南方》里写了什么，不关心是不是用了方言，不关心是不是介绍了南方的风土人情，不关心是不是乡土文学。这些文学的关注都不是我的关注，我只是用了这些素材把文字排列起来，排列文字是我最终的目的。我认为最好的叙述就是平铺直叙。我想把我一生写的全部组成一本书叫《一万页》，《南方》是其中的一部分。”
以及，“写作”这么正式的词语也让我有点害羞。我理解的写作一定是不炫技的，技巧、信息、思想……对于小说而言都是低级的、低阶的、附加的。小说非常平静地把一些字句排列在一起，也许会有一个“故事”以方便排列，然后静静地散发着“世界观”“人生观”“语言观”和“叙事学”。
为了这么做到，孙智正是要去除掉很多东西的，而去除了它们之后写出来的就是我心目中的不装逼写作，就是“语言”。
5、说点写作以外的话，希望孙智正获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总比获茅盾文学奖的希望大。这个奖虽然还是主流的，毕竟钱多，也算清白。这样吧，如果他获了，我希望他给我20万（人民币），如果我获，我给他20万。我不是开玩笑。希望生活保佑，我和我的写作朋友们不要缺钱。
《南方》读后感(五)：将全部记忆写下来
才读了125页，随便说一点先（不保证以后还会不随便地说一点）。
1
它不好读。原因只有一个：方言。因此阅读的困难跟不熟英文的人读英文是一个道理。读很多书时我们都能轻易做到默读，但读这本书，你就感觉脑中有一个声音在念那些文字，阅读的速度自然就跟你出声朗读一篇小说差不多了。还有，孙智正用的是浙江方言，但因为方言和方言之间的共通之处，我发觉，我脑中那个声音，在朗读时，时不时地，用的是我们运城话。
2
这并不妨碍我喜欢它，是真的喜欢，就像读《尤利西斯》一样，你能体会到与作者、或者与书中主人公少年孙智正的一种亲近。而这种亲近感，很多大师之作并不能给你，比如福楼拜，比如海明威。我有种未必准确的印象，好些人在为孙智正站台的时候，巴不得要说他将来会拿诺贝尔奖，但似乎却并不喜欢阅读他的作品。拿印在《句群》上的几个宣传语来说（我实在懒得找出《南方》的书评，为我的印象找出实打实的证据），“一部超级文本”、“一项写作领域的新发明”、“用350个常用字写作”，似乎都在悄悄告诉读者，我只是想赚你的钱，我并不喜欢这本书。
3
阅读的报偿是显而易见的。我不知道城市孩子会怎么样，但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貌似有语病），我的很多销声匿迹的、我不知道该如何找寻的记忆，都在我阅读的时候回来了。我相信，所有在农村长大的人（也许还得附加个条件：七零后、八零后和九零后），都能通过阅读《南方》获得跟我一样的回报。而我认为这就足够了。书是如此之厚，涉及的细节是如此丰富，你找回的记忆也就相应地变得如此之多。考虑到我还是在某次京东打折的时候买的它……
4
既然已经吐了槽，就再吐几句。什么叫“写作领域的新发明”呢？那些写小说的前辈们，福楼拜、乔伊斯和海明威，他们苦苦追求的、他们已经实现的，不就是某种“写作领域的新发明”吗？在小说、散文和诗歌三种文体里，出版者实在找不到对孙智正作品的合适的定位了吗？要我说，孙智正写的就是小说。它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专注于对语言和字句的排列的什么都不为的，是探寻人的存在处境的，同时还是秉持着“事物存在于此，仅此而已”的写作观和世界观的。一句话，它正是对阿兰•罗伯-格里耶所说的“新小说”的一种尝试、一个实验或一个成果——
5
除了它排斥任何虚构（孙智正说的，我信）。小说写作，无论如何是摆脱不了现实的，问题只是每个写作者如何处理现实。我不认为写实会妨碍“为了写作的写作”的纯粹性，或许也根本不存在是否纯粹的问题。孙智正走到了一个极端，而在坐标的另一头，是萨缪尔•贝克特的《马龙之死》和《无名之人》，在后者那里，存在的只是写作者坐在书桌前这唯一一个事实，或语言的事实。然而他们写的都是小说，也就是说，现实占据作品的比例和方式并不影响作品成为小说。但不要让我给小说下定义，我干不了。反正，《南方》不是回忆录，回忆录是不需要做任何语言努力的。或者说，回忆录自有其目的，那就是将事实（尤其是事件，甚至是故事）清晰地讲述出来。
6
如果孙智正写作《南方》有什么动机的话，其动机是，用某种形式将少年时（我没读完啊，不知道是否局限于少年时期，以及这个少年时期到底是如何定义的）的全部记忆写下来。这个动机导致的行为是，用某种形式将少年时的全部记忆写下来。动机包含于、或干脆就等于他的行为，行为即是对他的这一动机的实现。别的写作，比如说讲一个故事，除了讲一个故事的行为外，作者和读者还能落下一个故事。故事是目的，也是成果。有时候，故事背后还会留下某些思考、某些教益。但孙智正的成果是什么呢？不是记忆，也不是落实到纸上的记忆。这是不是就像他常常用来自比的那个寓言：从前有个人，叫西西弗，推一块石头上山……
7
以上，我经常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而且还借用了一些别人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我自己都不理解。这太讨厌了。太讨厌了。太讨厌了。
8
接下来，我们谈，这些记忆是如何组织的。当人们在谈论他的记忆时，总需要一种时态。《尤利西斯》的布卢姆，还有他老婆，在回想过去发生的事时用的是过去时。《追忆似水年华》并没有这个布卢姆，好像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吧，但普鲁斯特也采用过去时：有一天他吃到了某个饼干，他想起了他上次吃这种饼干的感觉。而《南方》里则全部用的是现在时态，少年孙智正正在经历某件事，听到某句话，看到某个景，发出某些感想。所以使用方言至少有这么一个功能，少年孙智正当时就是用方言思考的，方言更让我们贴近他。你想想，为什么《青少年》就没用方言而用了普通话，因为他进城了呀。这就涉及到口吻的问题。是谁在给我们讲这些事？那个叙述者的口吻，既像是来自于正在写作《南方》的孙智正，又像来自于少年孙智正，究竟是二者中的哪一个，我们搞不清楚。
9
用现在时态来讲过去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新鲜。所有那些用“从前”开头的故事，尽管有“从前”这两个字，其实用的就是现在时态。葫芦爷爷种葫芦，葫芦娃出生，葫芦娃大战蛇妖，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正在发生。不同的是，孙智正的事件与事件之间，采用了决然不同的一种排列组合方式。当然，还不只事件，也包括对某个人的简单素描，对某个房子某条河的描写，对某种食物的介绍。它们依循的排列原则既不是时间先后，也不是因果，而是孙智正回忆他们的方式。由母亲给他篦虱子（P123），他想到虱子，由虱子想到米牛，由米牛想到米虫，由米虫想到料缸虫，接着想到料缸虫可以治痨，想到巍癞子吃过料缸虫。而且，即便是联想，遵循的也不是线性结构。母亲篦虱子那里，又分出一条联想线络：母亲给他挖耳朵，然后是徐晋不喜欢挖耳朵。从料缸虫那里，又分出于前掉进料缸里面，怎样挨家挨户讨米来洗脱晦气，然后是有人曾掉进料缸里淹死，小孩被人挖内脏卖钱，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既然是联想，那么前后两个叙述之间也完全不必要有上述这种明确的词汇上的联系，有一些逻辑，只要孙智正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他有这个自由，我懒得举例了。而所有这些内容，他只能采用线性语言将其写下来，一行接一行，把某条线夹在另一条联想线之间，或者等一条线结束后另开始一条线，如此等等。
10
事件和事件之间，完全取消了先后关系。我们不知道哪件事发生在哪件事情之后，仿佛它们是同时发生的，都发生在少年，而少年则是一个瞬间，又或者是一种永恒。另外，亲历的事件和听说的事件，事件和描写、主人公的意识之间，也不存在哪个优先于哪一个，它们得到了同等待遇，其存在只取决于作家孙智正是否想到它们。而这些只“发生”于少年吗？有没有一种可能，对某些事物的印象，是孙智正在其定义的少年时代之后，在他成年之后才取得的，然后被他悄悄填进了少年记忆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罢了？就像即便在真正的少年记忆里，他可能也确实搞不清楚事件的时间关系是怎样的？
11
这种排列方式是意识流动的一种方式，它让我们想到了乔伊斯的布卢姆是如何任其脑中的事件（事物）自由浮现的。不同之处是，在《尤利西斯》那里，意识及意识的排列方式都属于布卢姆，而在《南方》这里，意识属于少年孙智正，意识的排列方式则属于正在写作的孙智正。乔伊斯在模拟、在复现人的意识及其运作方式，孙智正不模拟，只回忆。他任他经过严格限定（比如只局限于少年时期、某种联想或语言逻辑占据主导地位）的记忆洪流滚滚而来，追赶着用文字将这些记忆记录下来。他不像布卢姆那样想到哪是哪，记忆出现的方式不是人们通常回忆往事时采用的方式，而是孙智正在写作时发明的一种方式，是文字的一种方式，他的“想到哪是哪”是遵循着严格规则的。
12
那么，为什么是这种方式呢？前面说过，孙智正的动机是将他的全部记忆写下来（当然，这个动机是我揣测的）。他只能采用这种方式。我们不妨设想，如果他采用编年叙事的方式，他将面临着如下几种问题：事件记不完整（以事件为中心的话，实际上，任何完整都是无法实现的），他将遗漏；事件的先后关系他搞不清楚；有些事情他记得又太完整了，他将淹没在没完没了的细节中；他将在事件之间做出选择，比如孰轻孰重，记哪个不记哪个；他将面临是否去调研的问题，等等。我们要明确，他要写下的是记忆，而不是往事。采用现在这种经过严格限定的意识流的方式，他将没有任何遗漏的风险，事件和事件之间——算了，我们干脆说事物吧——事物和事物之间以一种意识的逻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他还来不及在是否要详述、展开上面做出选择的时候，又一个事物出现了。源源不断的意识之流驱赶着他，他只有不断地写，不断地排列、组合。这是一本写不完的书，尽管它目前已经摆到了货架上。少年时代，十来年的时间，我们最终只看到33万字。我们只能说他还没有写完，而不能说他落下了什么，因为整本书的结构是严丝合缝的，只有尾端保持着开放（我还没看完，或者每章后面都有一个入口，假如章与章之间是有明确的时间划分的），又因为事物和事物没有先后和因果关系，那么被续写的内容将取得和前文所有内容一样的地位，它们将和前文中的事物一样地存在着，并且仅此而已。
《南方》读后感(六)：《南方》：一部充满野心的小说
虽然孙智正本人在访谈中有意淡化方言在这部小说中的关键性，但不可否认这就是一部方言小说。方言就是语言。它以一种张牙舞爪的姿态出现在文本中，让读者不得不抬起头去正视它，以至于被它牢牢控制。文学史中，通篇使用方言的，除了那些不入流的作品，流传下来的都是经典，《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等，尤其是后者，鲜明的沪语与《南方》中的嵊县土话同属吴语体系，要么让人难以卒读，要么让人手不释卷。
由此可见，《南方》是一部充满野心的小说。当然，野心在此并非贬义，而是对一位小说家执着和刻苦的简单诠释。“南方”为题，看似简练，实则宏大无比。作者常用此类“巨词”作为小说标题，如《青少年》、《台风》等，给人一种信心满满且淡淡忧伤的感觉。作为一部描写作者私人童年及少年家乡生活的作品，该小说本质上是一部“回忆录”，在南方，在江南之地，一个乡野孩童坐在“檐前墙角落”，母亲把东西嚼烂“饲”到嘴里，像燕子喂食一样；听爷爷讲“香屁”的故事；和小伙伴去录像厅看《英雄好汉》及人狗毛片；听Beyond的《海阔天空》；开始文学和性启蒙……没错，这就是一部青春小说，而且是一部极度私人的青春小说，孙智正不断出卖自己的童年记忆，用特属于那个时代的本地方言包装，演绎着“南方”这一母题下的嵊县乡土风情。从怀旧和思乡这个角度来看，本书叫“故乡”也无不可——对此作者本人可能并不赞同，毕竟，“乡愁”这玩意儿如今已经被广大青年作家们当作是老土和反动。
至于本书语言的呈现方式，基本上是孙智正写作生涯一以贯之的“排列式”，即，消除文本内容上的任何意义，只是将文字有序排列，形成一大块的文稿，最终付梓成书。孙智正本人也常常自诩为“打字家”。对此我无法苟同，至少从《南方》来看，它并非“空无一物”，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都是有营养的。但不可否认，作者刻意不分段，有意解散句子间的节奏，无所规划地内容排布，确实给一般读者制造了阅读障碍。因此，你如果想从孙智正这里得到故事和感动，那就走错地方了。但假使你恰好和我一样，在读这本书时产生了一丝对书中文字语态的莫名快感，倒不妨没事随手拿来翻两页，即便可能永远也读不完。
另外，让我颇为吃惊的是，这本书的装帧极为精美，拿在手上质感好极了，完全对得起82元的超高定价。我亲爱的作家朋友们都陆陆续续地出版了自己的作品，但至少从外观上，我敢打赌，没有一本书可以与《南方》媲美。这是对孙智正常年累月不知疲倦写作姿态的一种鼓励，也是对这样一位真正小说家的高度认可，除了羡慕和恭喜，我又还有什么屁话可说的呢。
《南方》读后感(七)：AT：作为一个世界的《南方》
作为一个世界的《南方》
AT
有些时候方言不该被称为方言，当它对说这种话的人而言，是唯一的、封了口的，带着它自有生而来的合理。书面语言和普通话并不足以折损它，它简单地融合它们、吞噬掉它们，就像在印度，印度教吞噬掉佛教，或在其他地方佛教吞噬掉印度教一样，而一种半凭设计的语言同样的能力却很弱。大多数“方言”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方言”或是简单地将标准书面语取而代之，实现对一个地方的叙述、或一种地方性的叙述（或两者兼有）；或是成为标准书面语的点缀，证实，反衬，“元素”之一种。
对孙智正的《南方》来说，不存在所谓的方言；“南方”不是一个（大略的）地理位置，不是一种文化合理性的自证，它就是世界。我们称之为方言的，是（全体的）多者之一，或结构的一部分。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小说（如果仍能称它作小说的话）去掉了“结构”和“全体”的意识，剩下被我们看到的就仅仅是写作本身：它所有流畅的痕迹，一个不知道要去哪儿的没有故事的故事，换句话说，一个永远无穷尽的故事，而且也未镣铐在塔罗牌或六爻的符号之中，没有模型。这是一股令人惊叹的流体，它的驳杂与随意，毫无“个人志”或“地方志”的意思。于是这种语言的意义，唯剩下孙智正以它写作的痛快，这部长篇里这痛快是他的立足之地和方便法门。孙智正截取“我”这样一段生涯——自幼时至高考志愿填报为止——并非偶然，在时间轴的更远处，“我”将毫无悬念地撞进普通话的世界。
另外：这真是一段生涯吗？“农村少年”的故事已经太多，而《南方》作为一个世界，奇异之处正在于它的延伸不是由时间轴纵向展开的（尽管它老老实实被固定在这样一段时间轴上），它的延伸在横向上无尽的细节。没有“心理深度”的反移情的人物，不为什么而服务的细节，这些都是标准的新小说特征，但《南方》缺少一样东西：类似于勒克莱齐奥的诗化，图森的冷感，格里耶的精确的东西——从《南方》中我们完全读不出观念，它停留在一个我们过分熟悉的层面上，而这种停留正是《南方》最有趣的地方。作为一个作品它能够成立，甚至显得崭新、令人振奋，与且只与它惊人的延展能力有关。它自觉地缺少了他人有意无意添加进写作的部分，并反过来将这缺少带来的未经设计的无序、不规则作为自己的武器，在最低限度的控制之上，将写作尽可能地伸展：27万字。我愿意称它为语言的即兴，它具有诗歌的一些特征（最明显的莫过于句中分节），同时显示出诗歌式的写作动力：与语言一同延展的自由和快乐。孙智正坚决、稳稳地贯彻了这样单纯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