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读后感精选10篇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是一本由赵鼎新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2.00，页数：23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读后感(一)：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要点梳理
全书梳理
一、韦伯主义，工具理性和大分流理论：
赵鼎新在全书多次提到马克斯·韦伯，并在首篇文章中就“为韦伯辩护”。可以说全书韦伯主义、和韦伯所提出的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探讨贯穿全书内容，是本书的思想底色。
对于韦伯主义，赵鼎新较为旗帜鲜明的给出了他的认识，即一种强调历史发展中的意识形态作用的范式。比如，欧洲就可以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促进下发展起工业资本主义。这和以彭慕兰为首的加州学派和“大分流”理论截然相反，全书也处处可见赵鼎新对加州学派的猛烈批判。加州学派和大分流理论认为，在18世纪这个时间节点上，世界各地诞生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都比较大，和英国相比，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孕育了极其发达的商业经济，而英国只不过是因为一些历史偶然才走向了工业资本主义，比如煤矿和蒸汽机的巧合联系，英国拥有海外殖民地可以转移马尔萨斯压力等等，总体上来说，加州学派及其大分流理论者具有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取向，不认可西方现代性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对于加州学派在历史的文本解释提出的这一理论制高点，赵鼎新首先通过韦伯来批判，他指出，第一，韦伯早已阐明，在儒家通过精神上控制、法家在科层上控制的中国，就算儒法结合的意识形态可以很好地组织劳动力参加工业文明的建设，也断然不可能产生工业资本主义文明，走上“现代化”——尽管韦伯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是粗陋的。【正如布罗代尔所认为的，市场是自然的，但是资本主义是垄断而成的：市场关系会自然生长，但是工业资本主义不能自然生长产生。工业资本主义是政治现象，核心是对市场的垄断。这一点和卡尔·波兰尼如出一辙，也和马克思主义有很强的亲缘性，垄断资本主义走向更高垄断，就是资本主义机器冲破资本主义外壳，走向社会主义】
第二，中国长三角发达的商品经济尽管看起来和英格兰市镇同样发达，但是他们孕育的潜力完全不同，一个发展再长时间也只能如此，一个则将在不久的将来迎来革命性的发展，而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工具理性的深入人心。赵鼎新通过在后文梳理战争与民族国家关系的理论家观点后得出，有两大促进工具理性的根本动力，经济市场化竞争和战争，这反映在欧洲意识形体上即为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总的来说，这两点都导向一种进步史观，类似欧洲中心主义或历史终结论，这种进步史观还有很多，比如批判“中国没有过历史”的黑格尔所崇尚的世界精神理论、马克思主义崇尚的共产主义社会、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其实也包括韦伯的新教伦理主义。
第三，如果海外新世界或殖民地那么重要，郑和明明也有强大的航海能力，为什么没有能够开辟出殖民地消化马尔萨斯压力？反而巨大的郑和船队说明了本身不具有财政上的任何连续性和经济性。
赵鼎新高明的指出，他不是韦伯的斗犬，也不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仇敌，他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和其母体工具理性都具有内在的缺陷，比如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内在具有深刻的危险性——战争促进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反过来导致更剧烈的战争；战争促进技术发展，技术发展反过来导致人们不可能在下一次大战中存活。就像是泰戈尔在《民族主义》一书中呼号的那样，民族主义跳动的巨大心脏导致自身的灭亡。
斯宾塞也深深的影响了查尔斯·蒂利的理论，蒂利这位一方面被赵鼎新认为是学术巨匠的政治学者，也被赵鼎新称为是“马克思主义化的韦伯主义者”，因为蒂利遵循了韦伯的理性化分析传统，却引入了相当多的经济因素来解释这种理性化，比如蒂利重点指出了欧洲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和战争能力关系。
赵鼎新指出，如果说人们有朝一日能够自觉地摒弃工业资本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危害，转而思考价值理性的意义，很可能又会反过来解读韦伯的思想——韦伯所提出的新教伦理可能被批判一番，中国的儒教可能被认为是价值理性的美好体现，毕竟它曾有力的钳制了工具理性和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肆虐，坚持了自身的现代性。
二、欧洲的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战争
前面介绍完赵鼎新这本书的思想背景，下面两大部分是赵鼎新在国家、战争关系的理论核心，当然很多不是他自己的理论，而是一种梳理和升华。主要分为欧洲和中国两大块。首先从欧洲说起。
民族（nation）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历来被认为和战争密切相关，战争塑造了民族国家的疆界，也塑造了民族认同，关于民族的概念从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以来就是最炙手可热也疑云重重的概念。结合最近读的其他书和上课，以及这本书的讲授，对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战争进行一些初步的梳理。
首先，民族概念有两种解读路径，一种是政治民族理论，一种是文化民族理论。对于政治民族理论，最经典的理解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即民族是被建构而成而非客观存在的，或者说建构的成分更大、大得多。比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等等。我所认为的，中华民族和一种反殖民话语建构密切相关，杜赞奇就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指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被虚构出来的超级文本。美利坚民族和自由理念、天定命运密切相关，法兰西民族则和公民精神、自由平等博爱密切相关，德意志民族则与统一斗争、共有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这种理论往往把民族主义当成发动机，和其他历史任务绑定在一起完成，构建了去差异化的政治民族理论。
至于民族国家则是一种理想型概念，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典型的文化民族理论的进路。欧洲是民族国家的最早发源地，比如德意志民族国家，法兰西民族国家，当然英国比较特殊一些。欧洲的民族国家是怎么形成的呢？在这一过程中造成了什么影响呢？赵鼎新梳理了有名论者的观点：
唐宁：为什么欧洲立宪制国家一部分在战争中走向绝对主义（absolutism）比如法国，一部分在战争中走向代议制？唐宁认为，因为欧洲有些城市国家可以不依赖汲取国内战争资源就可以用钱打赢战争，而像法国就只有对国内进行从上到下的资源汲取才能打赢战争。所以法国必须踢开宪政传统建立绝对国家。赵鼎新认为，唐宁的错误在于能解释欧洲富有城市国家保持了宪政传统，而不能解释为什么和法国一样当时百年战争期间，战争资源来自于国内的英国，也保持了宪政传统。
芬纳：芬纳提出了类似迈克尔曼的技术性发明和组织性发明，比如瑞士长枪兵就是一种军事发明，它瓦解了蒂利所说的骑士战争，进入到雇佣军阶段。赵鼎新很喜欢芬纳，因为芬纳搞的是历史社会学，就是赵鼎新很喜欢的路子。
麦克尼尔则好奇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为什么起源于欧洲？他认为是市场化行为的出现和武器/军事组织的创新。这两者都是因为北宋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成就。而中国由于儒教文化和专制国家的压迫导致市场化行为受阻，而欧洲则力图发展市场才能靠收税打赢战争。所以中国和欧洲对待市场的态度完全不同。
迈克尔曼：认为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四种权力是基本形式，且四种权力互相交融，四种权力的不同耦合导致了不同社会的变迁。商人阶层就是在天主教势力和无头封建制（对应的是西周的有头封建制）夹缝中获得“填隙式成长”。填隙式成长是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因为对应到国际关系，这实际上就是侧翼国家的崛起。当时佩里·安德森当面问迈克尔曼，在21世纪，谁会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填隙式成长力量？会是新中产阶级吗？
民族主义的力量是强大的，法兰西政治民族的构建离不开法国大革命和对外战争，而拿破仑民族主义武装下的法国军队，却也深陷西班牙民族主义领导下的现代民族游击战争。
三、欧洲社会阶层和国家形态的变迁
欧洲政治发展轨迹如下：日耳曼蛮族王国-封建制-新君主制-绝对国家-议会制-代议制民主。比如，英法国家就是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推动英法国王建立常备军和对百姓的直接税收能力，从而在封建制基础上奠定了具有一定集权能力的新君主制。英法此时都走上了集权道路，但是英国由于贵族和商人势力强大，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集权反而引发反弹，被贵族杀死。就在这时候，英国清教徒乘着五月花来到了美国，建立了非斯图亚特王朝的、都铎式的政体。
英国贵族掌握国家政权后战争资源汲取能力强大，而法国路易十四通过收买贵族到凡尔赛宫踢开旧贵族，却没有建立新官僚机制，导致汲取能力减弱，同时连年战争不断，比如七年战争，最终导致财政危机。为了弥补财政危机，路易十六要求对原本免税的贵族加税。贵族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结果第三等级要求更大权利，陷入托克维尔陷阱。贵族只得赶紧与国王结盟，于是第三等级发起革命贵族和国王的头全部砍下来。阶级斗争中，人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随后在拿破仑战争中，为民族主义的需要，民众的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承认，人民正式成为社会中重要力量。而人民的崛起，正是欧洲商人和国王崛起、教会和贵族衰落的结果。
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给本国带来的阶级政治和民族主义，于是就通过民主政治和福利国家消解激进政治。普选和代议制的巩固，于是人民在此登上历史舞台。这个与前面欧洲几大政治阶段要相对应起来。
四、中国的民族，民族国家，战争
赵鼎新是通过对春秋战国的历史分期再定义进行中国民族、国家、战争三者关系的梳理的。一直以来史学界对春秋战国的两分法，是三家分晋也就是《春秋》编年结束的公元前481年，自此，各诸侯国从封建国家走向了法家官僚国家，战争形态从贵族战争走向了全民战争，“国际格局”从争霸走向了兼并。而赵鼎新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大规模战争到405年才逐渐出现，他认为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是晋国和楚国的势力均衡标志，弭兵大会后晋国失去外患导致的内忧激发了后来的三家分晋和法家的改革，并引发了各诸侯国的改革大潮，而这才是战国时代开始的标志。其实分期什么的不是我这种小学生关心的，我关心的是法家改革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赵鼎新指出，中国中央集权和科层制、绝对主义国家并不是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是治水社会的后果，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战争互动和领土扩张的结果。晋国是在战争中扩大领土较多的国家，在面对新增领土的时候，国家无非有两个办法，第一是派遣官僚，第二是二级封建化（周天子是一级分封）。当时贵族势力仍然较为强大，因此晋国派驻了大量贵族。弭兵之后，“外宁必有内忧”，失去了外来矛盾的晋国开始被国内贵族矛盾牵制导致内乱，晋国原有公室在斗争中全部丧命，只剩下六卿，最后变成韩赵魏三家，最终三家分晋。不仅仅是晋朝面临封建危机或者说二级封建化问题，齐国也因为同样的问题田氏和高氏崛起，鲁国三桓也崛起。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时期，问题就出在官僚制的替代物——二级封建化。
三家分晋后，就像是赵匡胤军篡后深知要强干弱枝那样，三晋也深知要遏制封建的危害，中国第一次法家改革开始在魏国李悝《法经》的带领下开始了。各国纷纷仿效魏国开始法家改革，逐步从封建国家走向官僚国家。
不幸的是，古代中国就像是福山分类的那样，属于政治机构庞大，国家能力却很弱的国家。我们需要注意到，国家政治机构庞大不意味着国家能力强大。奥斯曼土耳其也有着发达的文官系统，但是在外来入侵面前照样是不堪一击的。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强弱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在近代算是国家能力很弱的，那是因为有西方国家强大组织能力的对照，而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在西式现代民族国家崛起前自然也是强大的存在。【问题来了，同样是专业行政、中央集权，中国政治衰朽的原因难道差别只在于权力非人格化吗？】
不得不在此举一个案例，清朝嘉庆皇帝时期，白莲教的分支天理教在紫禁城太监的里应外合下竟然打入德宗门，差点杀死皇子。虽然中国达到韦伯所说的专业官僚、中央集权已经快两千年，也实行了先进无比的科举制选拔全国人才，但是仍然没防住明目张胆、毫不掩饰的京城起义。孔飞力和斯考切波明确指出，明清两朝晚期中央政府权威大大下降了，这是一种安慰，似乎明朝或清朝初年遭遇鸦片战争，中国还有一些胜算。
四、宗教，意识形态与政治
首先，赵鼎新的理论来源是迈克尔·曼的四种社会权力划分，他认为最重要的关系就是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的关系。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赵鼎新至少在这几篇文章中重复了五次同一史料，即李贽《焚书》和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的对比。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后，萨克森选帝侯立刻保护马丁路德，但是中国大一统的背景下当然没有人保护李贽。所以对比马丁路德的爆炸效应，李贽的理论没法在社会上掀起波澜，也无力冲击儒家意识形态，当时读书人关心的仍然是通过正统儒学科举参加官僚队伍。
而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当前复兴儒学的说法是断然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现在科举和科层都不再和儒教相关，宗法制也消失了。
五、一些有趣的知识点
技术分类：培根和迈克尔·曼都意识到了要对技术进行分类。培根把技术分为应用型技术和科学型技术，前者不需要长期大量的基础科学投入，往往在生产生活中就可以出现，比如中国的四大发明。而科学型技术需要长期的基础科学研究和逻辑思维，比如蒸汽机。迈克尔·曼则指出，存在生产技术和组织技术，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国家不同程度的贡献了组织技术，苏联贡献了列宁式政党，中国古代贡献了科层制、常备军、科举制，英国贡献了代议制政府，欧洲中世纪贡献了无头封建制，王在法下都铎政体等。
人口的重要意义：欧洲黑死病后带来了斯密式劳动分工和商品化农业，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开端。而劳动分工和贸易带来的“斯密式增长”在江南也确实是出现过。
僵化的现代性：寡头领导的现代化必然导致革命。亨廷顿：十月革命和伊朗革命：“亚历山大二世一纸命令解放农奴也就说明十月革命是可能的”。欧洲的躁动不安导致现代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而中国则抵制任何外来可能打破稳定的东西，这也符合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步骤理论。
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心机制：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完全商业化比如英美法就走向民主，半商业化比如德国容克贵族就走向法西斯，商业化低比如中国和俄国则走向社会革命。这和亨廷顿认为的革命只有可能在农村才能发起有类似之处。
六、赵鼎新的理论观：
首先，一个有效的理论是能够解释更大变异的理论。而不是简单的问了几个为什么，然后给出了一个回答，就形成了一个形式理论。这种理论难以面对复杂的现实。比如，赛义德东方学“他者化”概念，它很简单也很好用，但是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信息。
另外，存在一个解释传统和解读传统的问题。赵鼎新主张解读传统，不要解释传统，解释传统必然导致现实跟着理论走，解读传统则是回到历史文本中去，在全方位的观测中得出非形式理论。赵鼎新重视历史，反对在社会学中过度科学化，对尼采那种“只有当历史能为现实服务时我们才会服务于历史”的观点深感不安。这样看来，赵鼎新实际上比较反对工具理性，因为科学化本身就意味着分科之学，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必然带有尼采所说的“perspective”而不全面，人们总的先有意见或偏见，然后才能逐步靠近知识。
七、无知的我，以下地方不懂：
既然中国是儒法双面，而且是儒表内法，而在我看来法家具有相当程度的工具理性倾向，无论是其赏罚观念，还是强调科层制的制度设计，等等，都表现出在战国时期战争压力下的理性化特质。按照赵鼎新对工具理性-博弈规则的定义，工具理性意味着博弈规则的健全：1.竞争核心在输赢而非对错（是不是价值理性强调对错）2.输赢定义清晰3.博弈规则稳定并可供学习，进行下一次博弈。法家的“法术势”系统和赏罚机制毫无疑问符合博弈机制。因此一味说中国是强价值理性弱工具理性是不是太偏颇了点？
对于赵鼎新提出的“欧洲靠钱打仗”，确实存在蒂利所说的雇佣军战争阶段。而靠钱打仗的后果就是欧洲君主十分依赖商业市镇，以及唯一能够对商业市镇进行税收工作的贵族，或巨商阶级，限制了君主的权力，也增强了君主像中国一样建立常备军武装、自上而下科层制的愿望。那么问题来了，赵鼎新在书中分析的两个中国案例，武昌民变和苏州民变的原因是万历皇帝在当地派驻的税吏巧取豪夺激发民愤，而派驻税吏的原因又是北方战事吃紧需要财源——中国是不是靠钱打仗？如果是这样，中国皇帝的合理做法应该是大力鼓励苏州等地的商业织造，这样的话中国皇帝就和欧洲君主一样走上了依赖商业市钱袋的道路了！
我一直以来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在独立战争和内战中走上绝对主义国家？为什么没有没有在战争中打破都铎政体，走向集权？
还有一些关于民族的问题，第一，对待市场观念不同如何与对待民族国家观念的差别联系起来？中国为什么在长期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没有形成民族国家意识？如果政治民族都是自上而下建构而文化民族都是自下而上形成的，为什么中央政府不建构中华民族概念抵抗外敌，而直到梁启超的公民民族主义才建构起来？第二，中国万历皇帝为了打赢对游牧民族的战争派出税吏到武昌和苏州收税导致民变，这是不是说明中国也和欧洲一样“靠钱打仗”？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读后感(二)：拿它当番外篇看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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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或许可以看成是赵鼎新11月将要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书《儒法国家：一个解释中国历史的新理论》（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的副产品（或曰番外篇）。然则，早在2006年，赵鼎新关于中国先秦历史社会的社会学分析长文即以《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的名字出版，其后又因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每年夏天举行的讲习班等学术活动，已有两版书稿流入坊间，加之赵鼎新在回国的多次讲座中也反复申述了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所以学术界对赵鼎新“儒法国家”的提法并不陌生。但我们对于赵形成这一学术观点的思考缘起、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不甚明晰，《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一书就在这一层面上，有效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本书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对加州学派的系统性批评，以及对包括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塞缪尔•E•芬纳（Samuel E. Finer）、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等学者关于国家战争问题观点的梳理。特别是在批评以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对于与欧洲繁荣程度高度相似的中国在十八世纪为何未能迎来工业化革命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上，赵犀利地以中国与欧洲相似的繁荣程度背后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来证明了前者的众多盲点，并对大分流的问题提出了更为全面的、基于历史上中国的社会思想形态的和超脱于将资本主义与工业化革命视作是正面进步这一意识形态的解答（当然近日彭慕兰也在媒体上做出了系统性地回应）。
当然，本书的缺憾也同样明显，限于原始发表刊物体例和字数的限制，以及演讲实录所存在的不准确性，赵鼎新关于很多大问题（如李约瑟问题）的解答，未免过于粗疏，很多时候举证不乏“六经注我”的片面，而缺乏历史研究所需要的缜密和对历史现象更为全面的考察。当然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的治学风格所导致，尤其是中国唐代以前的史料，以社会学对研究样本的数量、代表性乃至质性材料的内容厚度来看，未免显得相对匮乏且真伪难辨，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者如何进行合理地组织和阐释来“再造历史叙事”，就如同刀尖起舞，稍有不慎，整个立论的基础就会被打破。
在这个意义上，赵鼎新本书仍然非常明晰且坚实地为我们架构了一个以历史社会学去理解国家的理论框架，而更多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权力与体制的探讨，或许我们只能在他的新书中寻找答案了。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读后感(三)：方法论意识——格局
1. 对儒教的认识
1）现世的伦理体系而非超验宗教。国家为家庭的延伸。【8】
2）儒教与国家的紧密结合与体制垄断。【9】
3）政权与儒家精英的结盟保障了政权合法性。排斥军事权。【26】
2. 政教关系
1）中：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力量的耦合。
2）西：政教竞争，教权高于王权。
3. 万历跨越地方科层及与之联系紧密的地方精英集团，以太监为税使直接在地方扩大税源，这使得明朝政权在税收问题上一定程度上有了一个从科层制国家到寡头国家的转变。【57】
4.大一统的产生与维持
1）地理【84】
2）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僚制【86】
3）缺乏类威斯特法利亚的主权观念。【86】
4）缺乏民族主义【87】
5）官方儒学给予帝国精英同意的文化和认同感。类罗马。【90】
6）强国家传统的惯性。【91】
5.儒学对皇权的限制。古代中国缺乏现代技术的支撑以沦为深层的社会专制。【96】
6.气候对草原-农业文明的影响。【103-105】农业政体的组织结束优势——草原政体的军事技术优势。【107】
7. 论证错误：
两个函数在某一条件下有同样的函数值，意味着是同一个函数。【130】
8. “福柯、布迪厄之辈。”【p190】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读后感(四)：别被标题忽悠
本以为是赵老师那本即将问世的文明比较巨著的中文前沿版，没想到却是本以前论文的合辑本。浙大出版社这标题忽悠人忽悠的可以。出版商宣传中所谓的对“李约瑟难题”的新解释也不过是赵老师一贯对于加州学派的批判观点。书中的大体内容在他那本《东周战争》里体现的更透彻。尤其是第一篇文章，个人觉着是那本书出版前的一个创作提纲。另外吹毛求疵一下，这篇文章里还有个小问题，文中在论述宋代发达的城市文明时提到了宋代城市娱乐业的高度发展，运用的案例是龙登高《临安娱乐市场分析》一文提到的说书艺人胡仲彬造反事件，文中认为胡仲彬造反的原因是元初禁娱政策迫使艺人们揭竿而起，然而原文《南村辍耕录》中表的却是胡仲彬颇具野心，招募“游食无籍之徒”私心造反。原文之意显然无法为赵老师的论述提供有力支持。算是略有二手文献检查不周的问题。
算是为《东周战争》没买上正版书而看了免费的pdf而补了个版费吧。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读后感(五)：在比较中读懂中国
谈到现代化，我们常常底气不足，觉得现代化的到来意味着西方文明更加优秀。《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一书对此给出了独特的意见。
作者赵鼎新出生于1953年，年轻时候身陷于火热的“革命海洋”而看尽世态炎凉，目前任职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等，2012年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引进并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是他关于“前现代中西方模式的比较”系列文章的结集，重点是通过前现代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比较，探明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
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一直被当做负面意义上的研究出发点，批评韦伯的人说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了解得很不够。赵鼎新撰文为韦伯辩护。他认为，韦伯理论的一大价值是指明了儒家对于中国社会的宗教性影响。儒家关心的是现世伦理而非预言未来，儒家文化统治地位的巩固表明它几乎是专为国家的需要而发挥作用的，儒家与国家的这种紧密结合与欧洲政教分离的传统完全不同。
美国汉学家彭慕兰的《大分流》广受好评，赵鼎新则持有异议。彭慕兰说，18世纪的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之所以后来大分流，是因为英国充分利用了从新世界获取的大量资源和转嫁人口压力，而长江三角洲却没能走出传统经济的马尔萨斯陷阱。赵鼎新认为《大分流》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强调了数据类的技术分析而忽视了中国历史的内在发展逻辑。
赵鼎新分析韦伯和彭慕兰著作的长处和不足，他本人的论点并不是两者简单的整合，而是进一步拓展、深化基础上的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见解。本书分成“中国历史的模式”和“欧洲的战争与国家”两大部分，第二部分说欧洲、说西方，仍然是要回过头来说中国的。赵鼎新继续批驳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认为仅仅通过经济和生活质量指标来衡量中国和英格兰向工业资本主义突破的可能性会陷入经济决定论。本书收录的赵鼎新的十几篇文章，论述或有侧重，但都是从不同侧面强调了中国现代化的出现有着自身的特殊性。
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与西方同时产生或者先于西方产生？货币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商人阶层的壮大这些现象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反复发生，但中国社会按照自己固有的机制发展，即使有着足够长的时间，最终也没有自发产生出一个工业体系。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历史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尚有除生产方式之外的因素。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赵鼎新为什么批驳彭慕兰而为韦伯辩护，并理解赵鼎新如何看待工业资本主义带来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赵鼎新说，工业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大断裂”，它并不值得夸耀，只不过是西方社会给世界带来的一个现实。儒家是一种更具有持久性的文化，因为这一文化成功地约束了人们的欲望，使人类能够进行“理性地自我调节来适应世界”，而非工业资本主义的“理性地掌控世界”，到下个世纪，人类会抨击工业资本主义的破坏性，重新拾起儒家文化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赵鼎新既进行了中西比较，同时深入挖掘中国历史，对宋朝的工商经济状况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还有明朝万历年间苏州和武汉两地民变的不同过程等实例，通过对比分析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涉及到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政府能力、阳儒阴法、战争对中西历史发展的作用程度，以及如何解读传统等重要课题。赵鼎新的意见有待商榷，他提供的并不是完成了的答案，而是范围广阔、内容深邃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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