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沦陷读后感10篇

　　《秩序的沦陷》是一本由卜正民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29.00，页数：33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一)：入侵/合作的困境

　　卜正民教授最早以自己关于明史的研究而为人所知。如果不是这本书的出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卜正民从本世纪初开始就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民国史，而且还是获得关注较少的抗战早期史。《秩序的沦陷》便是这一阶段的一部重要作品。

　　卜正民教授在这本书中选择了五个个案，从五个不同的关注点切入日本军队在37年全面入侵中国后，在江南地区加强对基层控制的尝试，以及中国居民——特别是留守的地方精英——对这些尝试的反应。这五个关注点分别是：外观（嘉定）、成本（镇江）、共谋（南京）、竞争（上海）和抵抗（崇明）。这些主题都是入侵/抵抗议题中蕴含着内在矛盾的地方。正是这些内在矛盾，使得各个活动者行动的后果变得模糊。作者认为，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充满了通敌/抵抗两个极端立场之间的中间地带。

　　外观这一议题关注的是政权组织的形式和实际效力之间的矛盾。在1937年到1938年之间，负责建立地方临时政权维持会的日本机构是由民事官员组成的“宣抚班”。然而，宣抚队既缺乏资源，又无法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建立起具有合法性的地方行政组织——不论是他们，还是被占区的中国人，都明白合法性的唯一的来源是日本军队的武力。在嘉定，这种矛盾体现为，宣抚队找不到可以信赖的地方精英来组织地方政府，他们对愿意参与维持会和后来的自治会中的人物又都保持怀疑。这些限制使得宣抚队只能不停地做表面上的工作。

　　成本这一议题考察的则是日本人和他们的中国共谋者对受益的考量。在抗战初期沦陷区中建立的维持会和自治会得不到日本人财政上的支持，他们也很难建立起自己的财政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到这些日本人控制的基层组织的中国合作者并不一定能够从共谋行为中获得收益。相反，他们极有可能还会因此付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代价。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默认，我们能够从收益的角度解释占领政府中的中国人的参与行为。

　　南京的案例则更为极端。为了突出不确定性，作者花费大量的笔墨描述了一名叫做王承典的中国人。此人因为进入了留在南京的西方公民设立的保护区而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他从入侵中似乎发现了商机，这是他与日本人合作的主要动力。王在合作期间的行为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他能够从城外向城内运进粮食，并同日本人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他又曾诱使一些中国公民从保护区中出来，为日本人提供服务。比如王曾屡次前往金陵大学招募为日本人服务的妓女。作者试图以王的例子说明，一个人行为的道德意涵在战乱的年代可能是高度不确定的，我们不能说明到底是王，还是向日本人妥协的国际委员会，更好地帮助了在南京的难民们。

　　在五个作者选择的案例中，上海是学界研究得最多的城市。这些研究中也不乏对于抗战初期的研究，比如魏斐德的《上海歹土》和安克强主编的《旭日的阴影下：日占下的上海》（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等。卜的切入点是，不同背景、不同层级的中国合作者在孤岛时期早期的竞争。他认为，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样的竞争说明了地方精英愿意与日本人进行合作，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这样的竞争则削弱共谋，也削弱了建立一个稳定的占领政权的可能。

　　在本书中，崇明的案例最为简略。作者指出了两点：首先，名义上的抵抗者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可能真的是国共领导的游击队，也可能简简单单地就是土匪。其次，作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不确定性，抵抗的活动可能给当地的居民带来更大的危害——一次游击活动带来的日本人的报复可能使得一个村庄被屠杀。在这种不确定下，我们并不能做出很好的道德判断。

　　本书的最后一章的标题是，“消失的四类历史真相”。这一章中，卜正民回到了一个历史编纂学的结论，他在最后一段写道：“模棱两可和困难意味着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强加的道德要求来推断处于仓促条件下人们行动的原因，亦不能仅仅根据参与者不能预测的结果来评估他们的行为。应让历史行动远离被民族主义情绪束缚的假想，或者远离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预设，使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问题是，这一宣言真的是什么新的东西吗？卜又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出了多少历史？我想，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消极的。历史学家急于将自己的作品拔高到历史编纂学的层次，是比社会学家们倾心于因果解释更为严重的疾病。

　　首先，卜并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他的这个历史编纂学的结论，至少对于大部分的历史学习者来说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魏斐德在研究上海孤岛时期的抵抗时，早就给出过类似的结论。处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中也很容易理解这种复杂性（比如父辈一句简简单单的“你只能去适应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不需要由学者来灌输。相反，将道德要求和基于结果的衡量放在一起，结果则更为诡谲。后者的有效性成为了摒弃前者的基础，也使得整个的故事中的入侵变成了一种机械的、去道德化的背景。比如说，在关于崇明的案例中，卜曾向反抗的行为提出疑问：如果游击队炸了日本人的火车，日本人因此报复袭击了一个村庄，那么游击队的反抗行为岂不是没有能够保护，而是伤害了地方的居民？尽管作者的本意可能是说明，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不可预料的后果就否定游击队的行动，但却很让人困惑。因为这个例子中，道德责任难道不是应该由日本侵华部队担当吗？卜的这个结论并没有展现出什么新东西，反倒有强行植入之感。

　　更让人失望的是，卜正民也没有能够拯救出多少历史。与这一相对激情的宣言相对应的是，本书的五个案例都显得有些单薄。嘉定一章主要依靠的是两份材料的对照，而崇明一章则仅仅靠一篇回忆录重构。这种材料的困难遍布全书。作者已经明白，相关主题的历史材料的留存不但有偶然关系，还有权力的关系：不少的材料是在日军快要投降，或者投降之后不久被人为的销毁的。就此而言，关于合作者的历史书写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某种史观遮蔽了历史，而是史料留存的不足。相反，卜关注于历史编纂学的结论，反而放弃了对一些更加细微的理论思考的努力，比如“入侵中的不同“矛盾”如何转换？”、“外观或者“面子工作”在合作者的角度看来意味着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完全可以有更加深入的讨论。

　　尽管有着这些不足，卜正民教授的这本书还是对研究较为薄弱的一个时期做出了贡献。希望中译本的出版能够带动更多更加详细的研究的出现。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二)：读毕

　　国与国之间战争的发生是因为利益的冲突，但是一个国家并不只是一个国家，国家与国家里面的人并不能像人体和细胞一样协调，特别是在国家里面人的维系极其脆弱的时候，所以在大的背景下，小的冲突比有机化学反应中的副反应更复杂。中国作为一个被侵略国，以往研究往往关注于一个部分，现在有人来说说另一个部分，以后一定还会有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出现，接触的部分越多，对每个部分的占比越了解，那么就可以还原更真实的历史，而真实的历史才能启迪人有准确的认识。有时候越是大主题的历史描述越容易发生偏僻。所以想接近真实的历史只有大量了解不同的人不同的材料，本书就是侵华战争这张照片中的一些像素。

　　书中用到一些宣抚班还有一些地方头面人物的材料，这些材料不能在普通的图书馆找到，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卜正民的反哺看到材料，希望有机会可以把这样的战争材料数字化（而不是出一套极贵的材料丛编），并且公之于众，这样无论是对于研究者还是普通的对抗战史有爱好的人都有好处。不过这些东西会挑动政治的神经（比如国共之间的权衡），所以估计还得几十年才能“盖棺事则已”吧。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三)：另眼相待“通敵者”

　　此前，我從未思考過這麼一個問題：抗日游擊隊炸毀了一列滿是日本兵的軍列，導致日軍瘋狂報復並屠殺了周邊村莊100多位村民。游擊隊是堅定的抵抗分子，抵抗是正義的行動。但是這種正義性是用一百位村民的生命交換來的，是真正的正義嗎？

　　同樣，我也沒有考慮過，在戰爭期間，抵抗與通敵之間存在著廣闊的中間地帶。而根深蒂固的“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的傳統史觀從未給“抗日戰爭是一部合作的歷史”留出些許的思考空間。

　　相比於《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我更喜歡的是它的台版譯名《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和地方菁英》。雖然作者一再用“合作者”的稱呼來代替“通敵者”，但並不能取代我們普通讀者心目中“通敵者”的形象——漢奸、走狗、賣國賊、惡貫滿盈……即使如同我這般萬分同情汪精衛者，也不能理直氣壯地為他辯護。

　　但是，如果仍然以一個淺層次閱讀的方式和視角來觀察和了解那段歷史，我覺得似乎沒有讀這本書的必要。因為書中既沒有揭露我們傳統史觀中的那種罪行，也沒有白左式的反向解讀和正名。在書中是一個歷史學者的學術態度和義務——在脫離道德準則的前提下向讀者展示一些似乎是模棱兩可的東西，這也許就是歷史的真相。

　　當然，作者號召讀者事先需要放棄道德準則的束縛才能真正做到還原歷史的要求並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完成的。至少“通敵者”這個名詞本身即使脫離了道德主義的語境，也會陷入結果主義和實用主義的陷阱裡——它是給失敗者預設的代號。這種預設與“規範化的社會制度已經預設了道德準則，並事無巨細地規定了在此準則指導下的正確的行為”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通俗地說，一個入侵者，無論它是“同種”還是“非我族類”，它的成功與失敗決定了它的合作者的前途命運和聲譽。是“識時務者為俊傑”的成功的入侵者庇護下的成功的合作者，抑或是“通敵者”的失敗的入侵者附庸下的失敗的共謀者？所以“通敵者”的選擇本身沒有道德的責任和義務，但“俄羅斯輪盤”的最終結果決定了這種選擇是好的還是壞的。

　　“通敵者”所服務和合作的對象是外來的入侵者。這種“外來”似乎都心照不宣地指向“非我族類”。但對於“同種”的入侵者，所謂“通敵者”承擔的道德責任往往會減輕許多，甚至根本不需要承擔責任。這種厚此薄彼的待遇不啻說是一種民族主義思想的作祟。可笑的是，民族主義情緒似乎只存在於社會精英群體中。一個普通農民“習慣於被征服”，“對已習慣於政府這種治理方法的人而言，日本人奪取政權沒有什麼值得害怕的”。這種對抵抗還是通敵的道德要求不怎麼關心的態度似乎讓“通敵者”一詞成了偽命題。何來通敵者？或者說敵人在哪裡？對於普通農民來說，政府的意義就是征服者，不論它是中國人的還是日本人的。

　　相反，我的猜想是如果日本入侵的是一個成熟的現代型國家，比如德國之於法國，那麼也許會有更多的諸如貝當和汪精衛之類的政治精英參與到合作中來。歷史的結局反而會更加難以預料。

　　對於“通敵者”的研究，一方面是質疑歷史已有的，我們曾經以為是真相的解釋，另一方面是不能塑造道德準則和道德知識。對於“通敵者”這個群體，不從涉及個人面對戰爭威脅所具備的心理成熟度，對於意外獲得的權力改變自身前途命運時的承受能力和應變能力等方面考慮，一味去指責，同時無限製擴大抵抗和通敵之間的對立面，這才是把歷史上升為神話傳說的主要原因。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四)：展示了“汉奸”更全面的历史图景，但结尾留给我们的问题更沉重

　　七七事变时日本并未下定决心全面侵华战争，而是希望通过战争迫使蒋介石政府屈服于他们对华北地区的要求。但是淞沪战役爆发后，日本政府逐渐改变作战方针，从暂时的军事占领到永久的政治征服，由此拉开了本书的序幕。

　　“占领当局不可能仅仅依靠暴力来管理占领区。最残忍、最固执的征服者都需要地方上的向导和情报提供者。成功的占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内部的反叛者、同情者以及野心家之间的共谋。”因此，日本必然要寻找合适的汉奸（或如本书中所述“合作者”）以稳定占领地区的形势，实现正常的治安缴税等政府职能。

　　尽管深受侵略战争荼毒，但生活依然要继续。为了活下去，或者为了在战争中发财致富（南京的吉米·王），或者以为借助日军势力而可以掌握权力（上海的苏锡文），有些人选择与日军合作。他们曾经甚至现在仍然被称为汉奸，那段历史是否就是如此的黑白分明？又该如何重新认识并评价这段历史？

　　简单的汉奸-英雄分析模式已经过时，“我们的职责是自下而上构建对过去所发生之事的理解，而非用一种预判的眼光去俯视它”。历史学者能做的是尽量排除道德预判，尝试复原尽可能全面的历史图景。在南京的历史图景是，吉米·王在金陵女子学院招募妓女为日军服务，同时也为了能获得更多的救济粮而与日军发生冲突。

　　经过作者的努力，更加全面的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更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评价吉米·王这些合作者的行为？因为出卖了中国妇女，所以他们是汉奸？但从另一角度来想，征募妓女难道不是在“保护大多数妇女免遭日本兵的性侵犯”吗？如同《金陵十三钗》中提出的问题，十三个妓女换十三个女学生值得吗？又如同那个经典的道德哲学问题，你会为了保护一条铁轨上满满一车厢的人而杀死另一条铁轨上的胖子吗？

　　这个问题太过沉重，也许只有抛弃了道德信念的吉米·王或者醉心于权力欲望之中的苏锡文才能面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日军的合作行为因此而遭到道德责难，毕竟行为动机并不决定行为后果与评价。大多数人还是像在崇明岛上的李鹤庐，认为在战争中最好的选择是“忍受沦陷时期的生活但不屈服通敌者”，做一只将头埋在土里的鸵鸟。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五)：犹如醍醐灌顶

　　正确有三种：事实正确，道德正确和政治正确。

　　对于那段历史基本上也是从这个视角出发，只有公正的学者从事实正确阶段出发，大多数的人从后面两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一，事实正确

　　正如书上所说，抵抗和通敌如草原上的树是很少的一部分，大多数人是沉默和适应。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逃难是需要成本的，逃不出去后的选择只有通敌、沉默、适应三种选择。经济学说人是理性的（自私的），有能力的人（很少）自愿不自愿都是木秀于林必然是被网络的对象，他们肯定会合作，当然出发的目的可能是为公也可能是为私。但任何时候，任何政府下都会出现这种现实，只是在战时更为突出而已。

　　二，道德正确

　　人人都会对汉奸恨之入骨，我也一样。但是咱们嘴里的汉奸是不是覆盖面太大了呢？所有的合作者都是汉奸吗？是谁在骂所有的合作者，是逃出沦陷区的沦陷区的富人或者文人，他们有资本逃到外面去。而后痛心于财产的损失和沦陷区人民悲惨的生活，和往日宁静的生活相比更加愤懑，不加思索的选择开骂。

　　三，政治正确

　　战后接受方为凸显自己的合法性，必须对合作者开刀。而标准是很难制定的，“非我族类”的下场可以得知，不过多的阐述。

　　总之，今天的我们受后两者的影响较深，我们在回忆的同时要甄别的看待。不要站在道德的高地去俯视，而是多想想国为什么贫弱交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平常的生活中，处理事情敢于对抗不公平，追求平等，就事论事解决事，让国家更强大，人民更幸福。避免惨痛的历史再度发生。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六)：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困境

　　家乡沦陷了，国家（政府、军队）跑了，生活秩序被打乱了……

　　关于这些合作者，我们不免以后来者的眼光和观点粗暴地扣上一个“汉奸”“卖国者”的帽子，但作者告诉我们，事情并没哟那么简单。对于合作者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基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道德困境。这个困境就是：

　　A.抵抗——政治正确——引来侵略者更大的报复

　　.合作——政治不正确——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在那样一个历史情境下，如果是你，你会做什么选择？

　　小时候我就听村里的一些老人家说过类似的事。日本鬼子进村，当地一些村民（村长、头面人物）送鸡送鸭，好一顿殷勤伺候，十分配合，但私下里他们又尽其所能保护其他村民，维护村庄利益。我们真的就能很理直气壮的站在“道德正确”角度说他们是汉奸、通敌者？

　　一方面国家军队无力抵抗，让人看不到希望，再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日本鬼子会侵犯多久！我们不能只看到道德环境，更应该注意到当时的强制环境。固然，当时也有反抗斗争，值得赞扬，表示我们这个民族还有血性和自尊，但反抗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日本鬼子更大报复，最后受苦受难遭罪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这本书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它只是说出了我们心底都知道却又不愿面对的历史事实。但这一点，相对于民族主义式的回避叙事，不免显得有点“异端”，而这也是本书的可贵之处，它帮助我们正视历史。

　　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蒋介石和汪精卫面临的历史困境。蒋介石抵抗但打不过，汪精卫通敌被骂汉奸。我们该怎么评价？正视吧！（Ps还想到了前些日子读到熊培云的一篇文章《读民国两位县长的故事，理解蒋介石和汪精卫》）

　　摘抄部分：

　　外国侵略者来了，战争和毁坏四处蔓延。无辜者丧失性命，无能能免于暴力的侵袭。游击队在一些地方从事武装抵抗 活动，但他们隐藏在深山老林和农村地区。您，恰好是一位有社会地位，有志向或愿意为民众做一点事的人，面对这满目疮痍的乱世，您良心上过不去，不得不站出来。此时，占领军（侵略者）的代表出现在您的家乡、您的家门口，请您出来一起工作，您会怎么选择？

　　小人物研究。

　　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希望没有发生过，但他们确确实实发生了。“合作”是那段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

　　撇开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

　　我希望读者暂时放下这一观点，即与日本人一起工作是一种犯罪行为，当然，在这之中应该除去公然以别人的生命和尊严为代价而升官发财的人，这些人是货真价实的罪犯。

　　战争和占领是日本从上面强加而来的，当地方人士被迫应付时，合作便产生了。

　　大树下灌木丛：那是一个无波复杂的世界，远远超出战后一代人的认识，在那个世界，芸芸众生在通敌和抵抗之间奋力挣扎，设法应付，做出让步和妥协，保持较低的姿态，甚至心甘情愿的通敌者也试图在通敌和抵抗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而不是不顾一切的倒向占领者。

　　合作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乍一看，合作好像是百依百顺的地方管理者和军事占领者当局直接签订的协议。但仔细审视，合作揭示了一张稀疏但却有弹性的共谋之网，这张网在众人的参与下，朝着众多的方向发展。

　　1937年冬到1938年春，长江三角洲沦陷地区几乎所有的城镇都接连出现了短暂的、规模较小的占领政权组织。从村镇的治安维持会，到县城和城市的自治委员会，最后到南京的中央政府。

　　日本人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占领政府会累积一些权威。然而，它在基层社会普遍执行的高压政治，且无力与在野地方头面人物结盟，侵蚀了这些权威。这种权威，作用大大帮助了共产党，使其在战后获得了基层社会的统治权。

　　日本占领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合作的历史，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只讲述抵抗的故事，但历史确实是这样的。当日军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进犯时，一些中国人在抵抗，更多的是人逃离，大多数人留在原地，设法应付所处的环境。一些人愿意积极与新政权合作——不是很多，但足够了，即使他们感到很恐惧。

　　时间有利于抵抗者，时间不利于合作者。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七)：历史与人、道德和政治

　　前段时间入了大陆版，其实手头还有一本台版的扫描版，一直放着没读。

　　阅读此书的过程不算容易，书中有许多组织机构的名称，若原先对此没什么概念的话，确实有点犯头疼，不过好在作者的文笔通俗易懂，总体可读性还不错。书中不乏一些或戏谑、或残暴的故事，因此很容易使读者进入这般或那般的情境，引起若干共鸣。

　　前两章类似于导论的文章，以及最后的结余部分读得较为仔细，主体部分的五个案例看了个大概，主要是想对作者的研究旨趣和成果有个大致地了解。总体而言，这本书对我印象最深的两点是：第一，研究沦陷区的“合作”，史料不足是最为严峻的难题。对此，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来详述研究史料的特点和来源，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第二，沦陷区“合作”问题的复杂性。作者认为，研究这一主题时，首先要“去道德化”，暂时抛却民族主义的成见，深入“合作者”所处的“语境”去感受周遭社会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个人的生存问题、家庭的生活问题等给个体造成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历史研究者如何处理历史与道德、政治的关系问题？作者著书时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要如何面对生存、道德和政治等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或许这不是历史研究者必须做甚或该做的事情？那么再有一个问题，历史学研究要回归的“人”，是过去的“人”，还是现在以至未来的“人”？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八)：模糊不清的意义

　　战争毫无疑问是一种暴力行为，无论是出于侵略及和平的目的，战争都将暴力倾泻在士兵以及对战双方的普通人之上。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普通人特别是身陷战区的人直面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忍受着精神和物质上的撕裂。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令人屈辱又鼓舞人心的回忆，屈辱在于过程的艰辛，鼓舞在于结果的喜悦。一直以来，我们对于这场战争的了解，多是从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学习，宏大的国家纪念活动和数不清的抗日神剧中的得到。而这些宣传的角度集中在了日军的暴行，中国人的苦难和中国军队的英勇反击，很少会关注那些处于夹缝中的人---在沦陷区与日军“合作”的人。之所以要将合作打上双引号，是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合作和战争几乎是对立的，在战争时期的普通人，只会有两种身份：抵抗者和通敌者。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在战争中，沦陷区会存在着大量的和入侵者合作的人，这些人在以往的影视文学作品中通常直接扣上了“叛徒”和通敌者帽子，而现实则是，这群特殊人群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合作的形式存在的，无论是想借战争为自己谋求利益，亦或者是真心欢迎入侵者支持他们的宣传理念，还是出于某些原因被迫站出来合作的人，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合作者，和敌方合作的人。卜正民先生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就是通过史料来向我们呈现合作者在抗日战争中的种种行为，来试图解释合作者存在的原因。

　　作者选取了江南地区的五座城市作为研究的对象，理由有二：一是分别可以对应一个研究的主题；二是相对来说史料更加丰富。虽然这五个地方集中在江南不能完全代表整个中国的情况，但作为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依据史料来分析问题才是最为紧要的。五座城市分别是嘉定、镇江、南京、上海以及崇明，而五座城市也分别对应着五个主题：外观、成本、共谋、竞争和抵抗。

　　外观这一主题是讲述建立临时行政机构和实际运行的矛盾。在嘉定，日军“宣抚班”在帮助建设当地临时政府机关，如“维持会”和“自治会”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多的困难，为什么合作政府既不具备合法性又不能行使其职能？在建立临时机构的过程中面临着相当多的妥协问题。此书的英文原著的名字叫做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很显然，引进地方精英是宣抚班建立行政机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难以招募到足够的优秀的地方精英，更多情况下是一些心怀鬼胎的机会主义者加入到临时政府机构中来。

　　成本问题则是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日军在从入侵转为占领阶段时，需要占领区给予日军补给方面的支持，然而战争的破坏力让日军在这方面举步维艰，建立地方临时政府可以重构当地赋税体系，以支持当地的经营和日军的进一步军事行动。我们通常理所当然认为合作者也能从中获得利益，那现实是不是这样？镇江在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

　　共谋是在南京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南京作为民国首都，在尚未沦陷前就生活着一批外国人，而在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之后很多外国人留在了南京，设立安全区保护当地人和维护当地秩序。此时日军想要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就不可能避免和这些外国人打交道。非通敌的外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让步妥协贯穿了南京建立地方政治的全过程。

　　在国际都市上海，由于这里的情况十分复杂，各方势力都在争夺稀缺的资源而不得不进行竞争，竞争是这里的主题。上海地域较广，人口众多，早前由于日军分批占领，在各区域已经扶持建立起了地方的维持会或者自治会，但到了需要建立上海市统一的政府的时候，矛盾开始凸显，名义上的上海最高政府机关“大道政府”需要和早前已经建立起来的各区域的临时自治机构协商，竞争，而不得不分散了大量的精力。

　　最后在崇明岛的主题是抵抗，抵抗一直以来是中国研究的主流对象，在这里，卜正民却花费了最少的笔墨来描述这里的情况，一方面是崇明岛的地位和情况相对比较简单，另一方面则是在这里的抵抗，除了共军和国军的零星抵抗之外，更多的是土匪的野蛮抵抗，而这些抵抗没有帮助崇明建立起秩序，相反激起了日军的报复性扫荡，给当地百姓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不仅仅关注数据资料，而也关注了战争期间的小人物，在第五章《共谋：南京》中花了大量的笔墨追踪了名叫王承典（英文名叫吉米）的中国人，王承典身上有着“汉奸”的很多特征，和日本人合作，在自治会任职，追求个人利益等等，但另一方面，他作为协调者，周旋在日本人，西方人和本地社会下层人员之间，帮助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提供难民粮食，毫无异问是对中国人民有利的。王承典同时为占领者和南京市民服务，和西方人从事的恢复公共秩序的工作一样，既对民众有利，也助纣为虐。文中最后为这些人的描述很有意思：'贝德士和王承典（吉米）与日本人勾结使他们不可能成为抗日英雄。但它们也不会认为其行为是投降，而是理解成：当一个人处在个人无法明白也无法改变的情境里，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地活下去；为了得到一些东西，通常要不惜一切代价，且绝不能计较（思考）任何悲惨的结局。

　　然而就我个人而言，读完整本书下来还是有点失望的，因为作者到最后也并没有解决最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这部分人选择了合作？合作究竟又给他们带来什么？作者通过了一些史料很多情况下只是单纯地描述情况，而没有去深入的联系和研究背后的原因。不过，这也是囿于能够到手的资料实在是太少，在文中我可以感觉到作者因为没有足够的史料的窘迫感和行文的生硬感，但其实即便是这样，在一些问题上还是完全可以更为深入探讨下去。

　　但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作者跳出道德范畴来思考历史问题的方法，对我启发很大。在描述崇明岛的抵抗时，作者提出了一个疑问，游击队在攻击运输路线之后，反而激起了日军对村庄的报复性扫荡，游击队在没有能力保护村民的情况下贸然发动袭击，对普通百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些代价是不是应该由游击队来买单，那么在道义上我们该谴责谁呢？在南京，王承典和日本人合作，为日军提供妓女，但同时又为普通百姓提供粮食，在道义上该怎么去评价这个人呢？而当时的民众又怎么看待这些人？与通常的假设相反，普通民众对于通敌和抵抗的道德要求并不怎么关心。你们可以说民众的麻木，但是生存问题显然比较重要。很大一个原因是政府无论是以前或者现在都不由他们同意或者建立，而存在的只有无法避免的赋税。

　　我自己也很难做出评价。首先，我们当然不能为日本侵略者洗地，他们的侵略是造成了中国百姓痛苦的根源，即使是占领阶段恢复社会秩序，也是为了更好地榨取百姓的利益去满足日军的进一步军事行动。但是在面对那些合作者，而以往我们往往称呼他们为“汉奸”的这部分人时，我们又该怎么进行评价？当我们面临和这些人同样的境地，我们又会怎么做？

　　最后引用整本书最后一段话来结束：

　　“无论合作的原因多么复杂，与英勇的抵抗者以及设想的畏缩的通敌者相比，现实里合作在效果上更加模棱两可，在运作中更困难。模棱两可不意味着令人费解，无法解释，困难也不意味着合作对占领当局毫无贡献。这两个性质意味着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强加的道德要求来推断处于仓促条件下人们行动的原因，亦不能仅仅根据参与者不能预测的结果来评估她们的行为。让历史行动远离被民族主义情绪束缚的假想，或者远离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预设，使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谁知道日本什么时候战败？谁知道到底是哪个政权掌权？谁又知道和谁的合作代价更高？”

　　以上。

　　：此书评也刊载在和朋友一起建立的微信公众号“NIMA青年”（ID:nimayouth）,里面会不定期更新一些青年人思考的文章，欢迎关注。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九)：中国泥潭

　　人类很奇怪，往往在面对极端复杂纠结的困境时，却愈加要求个人只能做出惟一正确的选择。在异族入侵造成的乱世中，可想会涌现出无数日常所不可能有的特殊情形（这也正是这些年代具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一个恪守道德的人几乎无法在这种环境中活下来。然而，长久以来，按我们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八年抗日战争是一场摩尼教式的善恶大决战：入侵者是坏人，抵抗者是好人——抵抗得越坚决越好，任何妥协、合作、甚至即便只是在斗争的态度上比较消极的人，都一律是在帮助敌人。

　　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算错。在沦陷区，就算是保护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那些西方人，他们固然堪称英雄乃至圣徒，但在客观上，他们帮助安顿难民也有助于日军统治下的征服秩序，何况如本书所言，在当时的情形下，“顺从日本占领者是帮助中国人的唯一办法”。在战争这种极端复杂的处境中，弱者的选择很少，而且通常都不可能是那种在道德上毫无瑕疵的选择。除了自杀外，唯一能免受谴责的行为是抵抗，然而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在古今中外哪一场对抗入侵者的战争中，大部分沦陷区的平民都根本不具有抵抗的手段和技能，而那些抵抗的游击队固然英雄，却也不时会从民间榨取粮食或经费，否则他们也无法生存下去。说实话，如果日寇当时面临的仅仅是抵抗和通敌的两类中国人，那他们的任务倒也轻松多了。

　　这种道德化的历史叙述最终会把自己逼到死角，因为它很难解释这样一个现象：既然投敌当汉奸分明是极可耻的事，那为什么还有人这么干？要说他们都道德败坏，但南京沦陷后那个钻营的王承典在通敌的同时却也在庇护难民。如果说他们是为了捞取个人的好处，但关于镇江案例的分析又显示，日伪组织由于经常面临财政枯竭的窘境，出任伪镇江市长的郭志诚甚至连自己的亲弟弟也无法保护，看来又谈不上有多大的好处。这样，如果仍坚持按道德话语来解释，我们就只能放弃对这些历史人物复杂性的把握，而归结为一个简单偷懒的理由：他们都是坏人，而且是愚蠢的坏人。

　　卜正民在《沦陷的秩序》中建议，我们不如试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沦陷区建立社会秩序的种种现象。他强调一种深入到历史细节的、去道德化的技术性分析，“只有通过细节，我们才能判断地方头面人物的所作所为，他们有时顺从，有时抵制，一个‘占领政府’是不那么容易接受通常的安抚方式的。只有通过细节，我们才学会质疑想当然的事，并且认识到将抵抗和通敌视为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两极是很少与事实相符的。”

　　在分析了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这五个城镇在沦陷初期的经历之后，他意在表明：在当时那种极端的环境下，共谋、竞争、抵抗都是可能存在的，而日军为了给自己的统治以合法性，也不得不谋求打造一个过得去的“外观”，但这又牵涉到“征服成本”的问题——入侵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日本侵略者当时试图建立的“新秩序”为何会失败：它既缺乏一套能赢得人心的合法性说辞，又无法给合作者带来更多机会和好处，甚至都不足以支付自己发动这场战争的成本，其结果，到后来就越来越依靠强制榨取，而这又进一步激起沦陷区人民更强烈的反感和抵抗意识。

　　客观地说，沦陷初期的种种混乱，虽然在后来都被证明成了日本人的棘手问题，但这其实都是日本人自己造成的。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本仍缺乏长远战略，一心只想来一次惩罚性远征，结果，虽然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但离自己的政治目标却反而越来越远——因为它越是进攻，中国中央政府就越是迫于全国的压力而无法与它妥协谈判。不仅如此，日军在长江三角洲还未获授权组建政权，结果虽然占领了敌方首都南京，随后却出现了一种危险的政治真空状态，不仅迟迟未能找到一个像维希政权那样的谈判对手，相反倒造成了自己也难以收拾的一地鸡毛局面，这恐怕是一个征服者所能做的最蠢的事。

　　虽然关于“征服成本”的分析是本书最吸引人的观点之一，不过平心而论，日本在实施入侵计划时，恐怕很难说他们是像一家公司的董事一样，是从“征服中国每年将带来多少收益、收支能否相抵”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的确，关东军曾于1930年12月颁行《对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对未来三阶段内在东三省的收支做过规划；但在日本主要战略规划者的眼里，战争却不是一门生意，他们更惯于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看问题。九一八事变前夕，板垣征四郎就曾明言：“现在的满洲，从经济上看虽无太大的价值，但在国防上对将来打日本的建设却是绝对必要的战略据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暧昧不清，但很难说是为了榨取被征服地区的经济利益。要说从经济学角度理性看待中日关系的，倒是战前的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但他的主张却与军部相反，因为他认为：在中国的扩张应该是经济扩张，在尊重“门户开放”和“领土完整”的架构下，日本可以保护和发展在中国的权益，获得比直接出兵更大的好处。如果日本人纯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分析，那入侵中国本身就不见得是最优选择，对吗？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对大陆的扩张冲动，是一种混杂着浪漫主义的政治盘算。一如一位被派往战后地区收拾残局的宣抚班日本人所言，那时他们脑子里充满着“难以置信的天真和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空想”。他们期望着黄种人将西方势力完全驱离，但却又完全缺乏将中国视为平等伙伴的意识，而轻蔑地认为中国是一个“无国家社会”。在当时日本陆军中的不少“支那通”身上都能看出这样的毛病：一方面期待一个革新的中国，一方面却未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中国首先要打倒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缺乏把中国作为一个他者的尊重，其结果反倒阻碍了他们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此同时又无法真正信赖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无怪他们会发现前来投效的只能是某些“三流人物，甚至更糟”。当遇到挫败时，他们更不顾一切地发泄自己的非理性冲动——把镇江60%的商业区一把火烧掉，在南京大肆烧杀——这完全不像是曾经理性地考虑过征服成本和政治后果。

　　要说在战争中理性地盘算各种利益的，说不定倒是卜正民这项研究遗漏的另一个角色：伪军。台湾学者刘熙明在《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中举证大量材料证明，伪军虽然名义上附属于日军及伪中央，政权，但“在生存、自身或地方利益、民族意识等错综复杂的考量下，经常务实地依附其他强权”，一切以在乱世中生存为依归，而其立场的变换，都是出于保存实力的现实考虑；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都很难打动他们，他们倒是完全理性地以自己的利益为行动指针。相比起来，日本怒而兴师，却并不清楚怎样行动才能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终迎来近代史上最大的惨败。

　　话说回来，抛开道德善恶与意识形态不论，日军所面临的问题、其应对方式，其实至今仍能启人思考。固然它当时是非正义的入侵，而像美军2003年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号称是为了“民主自由”和“解放伊拉克人民”，但在政治和战略战术上，美军却可说重犯了日军当年类似的错误：击溃原先的中央政权，解散正规武装和警察，试图自己直接控制，但却没有谈判对手，而这样是无法结束战争的。即便出于成本的考虑，也不得不把战争本地化。然而，在此美军也遇到了日军当年同样的问题，即移交治安职责是长期过程，而征服者（或“解放者”）常常不愿给予太多信任，这些受训的新军队或警察部队，甚至还可能掉转枪口——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军拥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反叛，在通州的400名日本人有一半被杀，即所谓“通州事件”；而在伊拉克在阿富汗，由美军训练的警察反过来杀死美军的事件也非仅一起。这一局面如果不能尽速改善，就会形成某种“泥潭”：经费太少而无法收编太多地方武装，正规部队又太少而无力镇压，兵力不足而又补充困难，既不愿进行长期战争，又无法结束战争。也正因此，1940年初在华日军甚至建议“日本缺乏战争余力，将在年底自动撤兵”。而在吃尽了越战泥潭的苦头之后，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也几乎从一开始就想着尽早撤军。其实，中国才是这些现代战争泥潭的最早版本。

　　说到底，所有这类看似实力悬殊的战争，最终的胜败都不取决于军事，而关乎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入侵的日军虽然因占领敌方首都南京而自感达到了这场战争的巅峰，但南京大屠杀已宣告日本在政治上输掉了这场战争。一场无法在道义和意识形态上自圆其说、并说服对方接受的战争，最终既无法赢得当地人的信任，当然更不必提什么“征服收益”了。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估算，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耗费高达三万亿美元，最终又得到了什么呢？这些又非得通过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才能获得吗？

　　已刊《三联生活周刊》2016-5-23（提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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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误：

　　.228：[1938.3.18黎明，日军攻打崇明]一艘军舰在新开河，另一艘在远离新开河的寿安寺：一般地方文献记载都说日军是在海桥港登陆的

　　.231：[崇明岛]该岛的人口相当多，战争开始时大约在40万和45万之间。人口多是因为地域广阔（那时崇明岛大约有1088平方公里）：崇明岛现在面积也仅为此数，而这是1949年后历次围垦大幅增加面积的结果，但在1940年代仅有600平方公里左右

　　.276-277：引爆地雷炸毁满满一火车的日本兵，正如1940年崇明岛上的游击队所做的那样，固然是一种抵抗行为。但当这种抵抗行为导致了附近100多个村庄的村民惨遭日本人的屠杀，这个报复行为对游击队袭击的评价会不会产生影响？按，崇明岛上无铁路、火车，此处应有误；地方文献的记载是，在竖河大烧杀的前一天，抗日游击队在油车湾东渡港附近埋设地雷，炸毁日军装甲车一辆，确切毙敌人数是7人，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45dd3f0102vivp.html

　　.292：朱元璋在1385年的第三个《大告》：大诰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十)：善恶的界限

　　（带去科隆的一本中文书，看完后留在了那里。）

　　在几个月后回想起读这本书的时光，我仍然觉得很奇妙。这是一本讲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日占区基层管理的书，作者利用江浙地区几个区县的实例，比较评价了日本如何根据占领地区不同的人群结构采取不同的基层管理形式。

　　作者能够获取的资料其实并不充足，很多地方都不得不经过逻辑的构建来讲一个合理的故事。即使我们现在能获取的信息是非常碎片化，但还是能看出日本在占领区统治的许多问题。中国历来皇权不下县，日本占领江浙地区后，经历了首轮的侵略，基层的管理是个现实难以跨过的难题。以日本的角度，他们希望以最小的成本来管理这些地区，并为他们的战争提供最大的帮助。以中国基层的角度，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获取权力的机会，他们并不在意国家主权（或者这不是他们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他们在意的事自己可以在这种临时的统治框架中攫取最大的利益。（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知道这种统治可以持续多长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投靠日本的统治机构是当下所能看到的最好的选择）

　　这种双方各取所需的状态下，我们看到了不同地区在日占区管理模式的中的不同阶段，以及各种结果。

　　这本书是我在科隆看的唯一一本中文纸质书。我在村口的咖啡店读这本书，在公园的湖边读这本书，在学校草坪上读这本书。

　　我回家了，它还在那里，替我继续过那里平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