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院》的读后感10篇
《地方法院》是一本由(德) 乌尔苏拉·克莱谢尔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44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无根的旅程
前阵子《我是演说家》中有个哈佛美女以国家安全感为题进行了一段演讲，她叙述的内容让每个中国人热血沸腾，当我们在中国安稳的生活时真的很难去感受国家给予我们的安全感，只有当我们走出国门才能明白国家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俗话说落叶归根，对于这种归宿感的追寻是生活最基本的心灵保障，是我们心中不断追寻的一份安全感。
《地方法院》是德国当代小说家乌尔苏拉﹒克莱谢尔继《上海，远在何方？》后的又一本长篇小说，获得了2012年德国国家图书奖。她用细腻的文字，融合历史与想象为一体，展现了从流亡返回家乡的犹太法官理查德•克罗尼茨的生存境遇。克罗尼茨是一个优秀的犹太法官，正当他家庭事业都很美满的时候，纳粹时期到来了，他作为犹太人被强制退休、不得不流亡古巴，并将孩子送去了英国。经过了艰难孤独的流亡时期。战争结束，他怀抱着对祖国的依恋和热爱，毅然返回了满目疮痍的德国，并想为家乡法制、民主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可是战后的德国，他犹太人的身份依然让他的生活艰难重重，对于民主和法制的追求更加让他感到反犹太主义的幽灵徘徊不去。最终现实的残酷，让他的抗争变得可笑又绝望，没有尊严的生活，长期的精神折磨，让他在生命的最后依然没有得到救赎。
犹太人的命运一直颠沛流离，作为一个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克罗尼茨是艰辛，即使获得优秀的法学成绩，如愿当上了助理法官。而他的妻子是一个美丽独立的新女性，两个人的婚姻生活是美满幸福的，对于他站前生活的描述，更多的是对生活的希望和美好的期盼，与他战后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用严谨的史实资料为基础，详细描述了纳粹时期犹太人的处境，克罗尼茨有个新教徒的妻子让他避免了最初的迫害，但威胁一直都在，他妻子的公司被抢走，他母亲留下的遗产也被剥夺，在他流亡后，虽然没有受到集中营的折磨、战争的洗礼，但颠沛流离的生活，孤独困苦的生活，都让他的精神处于长期的折磨中。同时妻子为了与他保持婚姻关系，付出了青春、才华和健康，一个人艰难的留在了德国，默默等待着他的归来。在书中，作者以克罗尼茨的为主线将战争中犹太人的处境进行了梳理和深刻的描述，而战后对于犹太人遭到的迫害，并没有人来出来承担责任甚至是给予补偿，克罗尼茨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抗争，却依然一无所获。这一切都留给读者的是对历史的思考和对人性尊严抗争的悲壮感。
作为一个犹太人，克罗尼茨一直生活在德国，虽然受到了纳粹的迫害，但他一直讲德国作为自己的根，所以战后他不顾一切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充满干劲和动力的投入到每一份工作中，即使是在“随大流工厂里”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希望。他相信一切都会回到过去的，回到自己期望的民主和法制，但一切都是陌生的。离开了过年的祖国变得不能接纳自己的身份，多年未见的妻子再不是以前熟悉的样子，没有陪伴的孩子早已脱离了他的关怀，他回来了却依然孤独着，最终的抗争，其实是他对于归属感的追寻，没有安全感让他生活步步艰难。最终他的儿子虽然入了英国国籍，但英国人把他当做外国人，他最终回到了德国，却依然没有家乡的感觉，过着没有归宿的人生。
文/夏丽柠
爱因斯坦说过：如果我的相对论被证明是正确的，德国人就会说我是德国人，法国佬会说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如果我的相对论被否定了，法国佬就会骂我德国鬼子，而德国人就会把我归为犹太人。看来，爱因斯坦存在着“你到底是德国人，还是犹太人”的身份焦虑。可这种困惑，在德国籍的犹太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在二战之后尤为突出。
德国女诗人、小说家乌尔苏拉∙克莱谢尔在整理二战期间犹太流亡者档案时，发现了在种族与国家之间进行心灵撕扯的这些人。从而，虚构了一部以德国犹太地方法官理查德∙克罗尼茨为主角的小说《地方法院》。克莱谢尔说书中地方法官的形象没有原形，是她将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人集合在一起塑造而成。
克莱谢尔1947年生于德国最古老的城市特里尔，这里也是马克思的诞生地。她1972年步入诗坛，颇有建树。直到2008年，她才创作了第一部反映犹太人流亡历史的长篇小说《上海，远在何方？》。小说一经发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赏与重视，继而引发了她对“流亡与回归”主题的浓厚兴趣。
2012年出版的《地方法院》是对该主题的深入挖掘。克莱谢尔不再徘徊于“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凄楚，而是继续追问犹太流亡者一旦回归德国本土，所遭遇的境况决非“田园将芜胡不归”那么简单。而回归者与战后的德国形成了一种无声的对峙，法官克罗尼茨迫切地确认身份与既有社会反犹情绪的矛盾性，成为了本书最大的看点。克莱谢尔凭借本书荣获当年的长篇小说最高奖---德国图书奖，名至实归。
“他到了。到了，可是到哪儿了？”小说以克罗尼茨回归故土却茫然不知所措的困窘局面开头，以此展开了一位犹太法官在二战后重返德国，重拾自我的悲情故事。
二战前夕，德国的反犹情绪高涨。尽管克罗尼茨拥有法学博士的头衔，并且娶了一位有纯正雅利安血统的妻子克拉拉，却也难逃厄运。他不得不抛妻弃子，辗转逃往古巴。一双儿女被送往英国。从此，生活在三个不同国家的四口人，开始承受战争期间长期的分离带给家庭成员之间的人情冷漠。
“回德国”一直是法官心里的呼喊，就像一个离不开母亲的小男孩。可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回国之后他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他猛然发现他的前半生是“被奸诈阴毒地解了职，被驱赶出了祖国，遭受了屈辱，被剥夺了国籍……”而后半生竟然是生活在祖国，也会感觉到背后有人对他指指点点，好似在逼问他：我们在战争里受苦时，你都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
这或许就是小说临近尾声，法官为什么要去跟地方法院打官司，要去诉求各种权力。如果克罗尼茨不将这只“魔鬼”放出来的话，他就永远也无法向自己交代那些在古巴流亡的日日夜夜都在想些什么？可这谜底冷静又残酷，你可以抗争，但是未必能赢。即便赢了，也赢得不那么痛快。你看到了德国人的妥协或者安抚，而那一刻你是犹太人，与他们不同，这点确定无疑。
法官的儿子乔治，最终放弃了父亲出现在德国国家流亡者传记手册里的权力。这位犹太流亡者的沉重人生终究被历史大潮所淹没。可“反犹主义”的幽灵至今依然徘徊在那里，“身份认同”，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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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读后感(三)：卷宗与皮肤之间
第三帝国是一个可以分析，可以追溯的历史事件。而大屠杀不是。大屠杀拒绝被观察，被分析，被归纳总结，它是一个被反复书写、然而却又从未被真正书写的事件。它是不可理解的。它甚至不是事件，因为它无法被真正言说。它不是事件，所以也不存在真正的终结，事实上，在集中营被“解放”，犹太人被“解救”，德国社会被人工“去纳粹化”之后，反犹主义和对犹太流亡者的精神屠杀延续至今。那种对二战史的英雄主义式理解是幼稚的，却常常被作为文学书写的对象。而二战之后，那些流亡归来的犹太人，他们面临着怎样的深渊，往往被忽略一旁。
德国女作家乌苏拉•克莱谢尔（Ursula Krechel）2012年发表的小说《地方法院》（Landgericht）选择了这段刺目而禁忌的历史作为题材，讲述了一位在第三帝国时期流亡古巴、战后返回德国寻亲的犹太法官理查德•克罗尼茨（Richard Kornitzer）的故事。这本小说以大热姿态获得当年的德国图书奖，却遭到了不少争议：读者埋怨这本书太纪实，太冰冷，讲述方式与主人公的内心太有距离感，几乎禁绝了“移情”的可能；某些书评家则表示书中掺杂了太多佶屈聱牙的法律语言，把这部厚重的作品贬为克莱谢尔的“勤奋之作”。然而还是那句老话：你永远不知道一本书里面藏着什么，除非你亲自翻开它。很庆幸能够亲自翻开这本封面上刻着大卫之星的“蓝皮书”，阅读里面的“故事”（Geschichte）——虽说这本书以其深沉渊博的姿态似乎更配得上“历史”（Geschichte）这一称谓。它既拥有历史本身令人敬畏的厚重、迷宫般的错综复杂与裂谷般的深不可测，又不乏高超的叙事编织、优雅绝伦的意识流和闪光的诗意。
克莱谢尔虽然主职是诗人，不过近年来转入了以战时战后犹太人流亡史的小说书写。她2008年的作品《上海，远在何方》（Shanghai fern von wo）展示了二战期间犹太难民流亡上海的全景图，第二部小说《地方法院》则聚焦战后返回德国的犹太人的境遇。在细心研究了历史人物、鲜有人知的犹太法官罗伯特•贝恩德•米夏埃利斯（Robert Bernd Michaelis）的档案及无数的卷宗之后，克莱谢尔创造了法官克罗尼茨这个流亡者形象——克罗尼茨不是某个具体历史人物的复制品，也不是纯粹的幻想傀儡，他是作者搜集的以米夏埃利斯为核心的无数位犹太流亡者形象的嵌合体，也用自己在古巴流亡的经历串起了诸多真实人物的游荡的影子——弗里茨•拉姆（Fritz Lamm）、汉斯•费特科（Hans Fittko）、艾玛•凯恩（Emma Kann）、鲍里斯•格尔登贝格（Boris Goldenberg），等等。这些第三帝国的幸存者们，影影绰绰地穿行在克罗尼茨这位虚构人物的生平与气息中。他即存在又不存在，仿佛一个镜中的地点，一个与历史人物的约会场所。他是历史那真实又虚幻的镜像本身。这面镜子曾经长期蒙尘，克莱谢尔用各种虚构/借鉴而来的历史纪录、抗辩文书、法院公告、报刊消息、电影广告、书信往来擦掉了泥尘，用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虚构填补了20世纪历史的这块令人羞耻的空白。镜子的裂痕被补好，扭曲的历史以新的姿态站直了身子。《地方法院》是一种介于卷宗与皮肤之间的存在：它既有精密无暇的历史躯体，又有可触可感的文学血肉。“皮肤”也是小说中的隐喻之一：流亡古巴的克罗尼茨在美洲的阳光曝晒下获得了一层新的皮肤，这层新的皮肤就像流亡经历一样跟着他回到了德国。文学虚构也在历史的光射下获得了一层新的表皮，并带着这层法律与历史卷宗一般的皮肤回到了小说的场域内。
20世纪乃至新千年，在历史事实和文学虚构的张力之间大做文章的书比比皆是，《地方法院》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想，这个问题也可以借用“卷宗和皮肤”这对隐喻来回答。
首先，《地方法院》作为一种准/仿历史文献文本，向读者展示了一些令人战栗的史实。提起对犹太人的迫害，我们心里会想到一个已经完成的手势。我们会想到拯救，胜利，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重建，补偿，平反，还乡之类的词语。然而事实上，这些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根本不存在。欧洲反犹浪潮由来已久，大屠杀只是它的一个站点；犹太人从来就没体会过什么是所谓的“胜利”——正如克罗尼茨所说，“胜利”这个词永远不属于流亡者。德国向之投降的是盟军，而不是犹太人；犹太流亡者在战后依然遭到来自德意志祖国的不可想象的诋毁、攻击、压制——德国的政治与司法制度要在帮前纳粹分子洗掉罪责的同时把流亡归来的犹太人羞辱至死。《地方法院》从多个角度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历史废墟与公理地狱。与一般的反战小说不同，它没有停留在纳粹迫害情节剧的层面，而是把触角探入了战后的、更为阴森的世界。希特勒死了，第三帝国消失了，然而犹太人“得救”了吗？让我们看看那些拥有完美理智的人是怎么对待这些流亡归来者的：
—— 克罗尼茨在莫姆巴赫住在一户名为德雷斯的人家家中。对德雷斯一家而言，“法西斯受害者”是一个不知羞耻的族群。德雷斯夫人说：“克罗尼茨博士先生，我们在经历战争的时候，您在哪儿？当房子被炸得剧烈震动的时候，您就没有在地下室里躲过？您连集中营都没进过？那您真是个幸运儿。没有战争，没有地下室避难，没有尖叫的手榴弹。犹太人流亡到国外，在那儿舒舒服服地避难，而我们德意志人则要忍受战争的苦痛。”在以德雷斯一家为代表的德国人看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都是可耻的，因为他们在伟大的德意志受苦受难的时候逃走了。
—— 纳粹统治时期，世界上许多国家充满友爱地接纳了犹太流亡者们。不过他们给流亡者安居之地是有条件的：流亡者必须是犹太酥皮点心师、钟表匠、会制作腊肠的屠夫、愿意在伪满洲国跳芭蕾舞的小丑，等等，一句话：“犹太流亡者最好是一只会下蛋的全脂奶母猪。”犹太人对我们有用，我们才接纳他们。这就是国际援助。古巴接纳流亡者的初期，直接把犹太人囚禁在集中营里，而且被关押的人每天必须支付一美金住宿费。因为集中营也是房子，而住房子要钱。这就是跨越民族和种族界限的人道主义。
—— 奥尔巴赫事件。战后，德国拒绝犹太人成为反法西斯政治清除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的理由是：委员会成员必须做到客观冷静，而受过迫害的犹太人显然无法“客观冷静”地审讯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这是一个可笑的逻辑：受害者本人没有资格把迫害者绳之于法。菲利普•奥尔巴赫是一个为那些遭受种族、宗教和政治迫害的人们伸张正义的犹太人，后来被德国诬蔑为“向集中营借贷的吸血鬼”。那些“客观冷静”的德国法官们用来描述他的词是：谎言癖，精神变态，青春发育障碍，歇斯底里。奥尔巴赫因为其对纳粹暴行的执着而被人说是变态。执着于大屠杀是种变态。执着于过去是种变态。执着于清算法西斯罪行是种变态。后来他被驱逐到以色列，因为德国人觉得，在自己国家的审判庭里不能遏制的反犹主义就交给以色列好了：“给以色列总统写封信，请求他作出判决，因为德意志人民此刻还没有作出判决的权力。”是的，反犹主义就交给以色列解决吧，我们德国人没有能力管那些犹太人的事。这就是德国司法的态度。
这些战时战后的一幕幕，让人战栗。二战结束后，德国对犹太人并没有感到什么内疚，也没有歉意，他们只是把犹太人问题当作一件难缠的事，想方设法地加以摆脱。“犹太人过于深重的苦难害我们输掉了战争”，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对于克罗尼茨这样的流亡者，德国最大的希望是：他们最好永远不要回来。引用书中的一段话：“谁逃过了集中营一劫，谁从流亡中没有真正地到达他所离开的那个国度，那他就无声无息地消失好了，自我除掉算了。”
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在《英雄广场》（Heldenplatz）中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二战结束后，法西斯分子像苍蝇一样高速繁殖，反犹主义比战时更为赤裸裸，更为肆无忌惮。”
面对反犹浪潮的冲击，克罗尼茨没有放弃对过去所受的苦难索要道歉赔偿。他以一种近乎疯魔的态度清算自己受到纳粹剥夺的一切，而且由始至终拒绝原谅。当然，他的这种执着也被德国人视为变态。他们用各种繁文缛节阻止他清算纳粹罪行，阻止他回溯过去。在德国人眼里看来，他这个受害者是不可理喻的：他明明已经足够幸运，没有死在集中营里，为什么他还不知足？为什么他还是那么执着地要恢复他原先应该得到的地方法院院长头衔？为什么他没有学会隐忍和原谅？
有时候，我们会自我毁灭，就是因为原谅得太多。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Christian Petzold）的影片《不死鸟》中的重要角色、致力于清点纳粹罪行和拯救犹太受害者的蕾妮，曾说：“战争一结束，我们就开始原谅。我们迟早会死于自己的原谅之心。”克罗尼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意识到，他的还乡之旅，永远也没法到达终点；他的控诉，永远只是一种自言自语。他用尽一切办法要夺回自己送给妻子的蓝宝石手镯，其实意在夺回妻子和自己共同的过去。这段过去被法西斯焚烧殆尽。他再清楚不过：面对着历史缝隙中的反犹鬼影，原谅就是死亡。
这也是为什么克罗尼茨在一次审判开庭之前选择以“自己的名义”——而非以“法官的名义”——读出基本法中关于人不应因为种族出身而遭到迫害与毁灭那一条款的原因。
《地方法院》的惊人之处还在于对史实的艺术性编织，和优雅如流泉的语言。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单纯说出口，并不能获得洞穿读者心灵的力量。克莱谢尔很清楚，反犹恐怖和大屠杀阴影只有在历时性观测中才是最真实、最具冲击性的。在《地方法院》一书的结构上，她巧妙地把克罗尼茨的人生经历以打破线性时序的模式进行叙述，在多个时间和人物意识层面之间游刃有余。流亡者归来却失去了祖国，作为小说开端；流亡者故去却在祖国留下了无数的卷宗，作为小说结尾，完成了一次主题的洄游。如果仔细分析的话更可以发现整本小说就是在两极之间进行的一次次大规模往返运动：往昔与现时之间，数据与记忆之间，文书信笺和意识碎片之间，高度精密的法律语言和高度飘忽的诗歌语言之间，历史卷宗和身份皮肤之间。
小说对于战前战后德国生活细节的复原惊人地鲜活与富有纹理，与涉及法律的部分的冰冷精确相反，在窥视人物意识蠕动的时候，作者用的语言朦胧闪烁，如雾如歌。战后德国法律体制的冰冷与确凿反衬出人物感知的纷繁与多义。
就像大多数德语小说家一样，克莱谢尔是一个风格至上的作家。她不追求像英美作家那样讲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她感兴趣的是故事内部的磁场运动，是“故事”成为“历史”的那一瞬间。
小说有一幕令人难忘：在纳粹势力使得正常的电影文化坍塌之前，克拉拉作为电影广告分析与策划者，总是像幽灵一样站在影院中所有观众的身后，观察幕布上的影子与雪花，感受观众席间的微妙温度。她就像身处雷区，用感官小心翼翼地摸索、承受、体验，凝视着那些被银幕催眠、听人摆布、任人宰割的观众，凝视着他们被锁进电影空间之前的身姿。我有时会想，这个站在光暗交界处的女人，不仅仅是克拉拉。她还是克莱谢尔。
就在这块时代的幕布前，作者就像电影院观众席最后站着的克拉拉那样，观察一个个影像的运动和声音的舞蹈。在她前面，坐着一些对自己在影院中的存在浑然不觉的观众。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一段历史和一个故事的一部分：因为历史总是像食肉动物一样突然出现。
而克罗尼茨，或者说米夏埃利斯，这位满怀希望回到故国地狱的法官，想必也没有料到，在遭到历史卷宗的掩埋之后，自己那在古巴被灼伤的皮肤能在一个他不再存在的世界里呼吸，正如他没有想象过自己的儿子会害怕成为他的见证人而选择用卷宗把父亲埋葬。克莱谢尔，就像小说最后那个痛苦而疑惑的女资料管理员一样，打开了他的案卷，讲了他的故事。尽管这个新世界的人，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可能会把他的故事当作充满想象力的胡编乱造，而没有意识到，他们眼中所谓官方的历史里面——二战的终结，流亡者的归来，故国的接纳，新生活的许诺——除了虚构，别无他物。
《地方法院》读后感(四)：也在铭记，也在遗忘：战后重建的灰色时空
文/吴情
在人类现代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重要分水岭，不夸张地说，它几乎改变了人类进程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科学技术层面，还是思想文化层面。而作为“二战”策源国之一的德国，也遭遇了剧烈变迁。这一在战前高调宣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如何走向民主化，成为摆在同盟国面前最为棘手的问题。战后德国一片断井残垣，重建何其难。二战后不久，美苏开始冷战，在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下，联邦德国的重建有了充足的物质保障。不过，除却物质上的支援，精神上的重建，终将怎样进行？
《地方法院》，德国著名小说家乌尔苏拉·克莱谢尔著，一部关于战后德国重建宏大历史中的一卑微个体的长篇小说，获二零一二年获德国国家图书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犹太人理查德·克罗尼茨因业务娴熟、工作勤勉而担任法院陪审。然而，在他即将升任法官之际，纳粹分子上台执政，身为犹太人的他受到疏离、排挤和迫害，最终在被剥夺德国国籍的情况下流亡古巴，艰难生活。二战结束后，经过重重努力，克罗尼茨于一九四八年又回到德国，试图在德国战后重建中发挥自己的所长。然而，暧昧的现实却屡屡向他显现出历史的魅惑，欲有所作为的他始终潦倒没落，最后任由无法言说的绝望裹挟。
伴随着二战的结束，战争责任的清算和战后世界的重建在同时进行。各式各样的历史叙述中，我们时常能读到以下观点：纳粹分子被代表正义的人民审判，非纳粹分子充当重建的主力军。然而，真实历史当中，纳粹分子和非纳粹分子，其实界限不很分明，难以分清，这可从战后联邦德国“非纳粹化”运动的复杂性窥见一斑。在《地方法院》中，曾受到纳粹分子迫害的法院陪审理查德·克罗尼茨，在战后重返德国，参与德国的重建工作，起先是清算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却意外地发现，许多人拒绝谈论二战史实，“许多东西被剪断了，无影无踪了”，许多人活在自我建构的虚假生活中，以为回避便是最佳应对方式。殊不知，历史总在重演，尽管是在别的意义上。
《地方法院》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历史并行叙述。克罗尼茨漂泊孤独的个人逃亡之旅，也是德意志国内犹太人遭遇的生动写照。追问何以至此早无必要，个体方面，生存高于一切，尤其当个人被疯狂的历史追杀，当亲人被迫天各一方、生死未卜，当重逢时早已物是人非。虽然克莱谢尔不曾标榜自己的作品为新历史主义小说，但其中无疑包含了新历史主义因素：历史是多声调的交响曲，是复数的，它不是单一的奏鸣曲；个人生命史与宏大历史并不同步。与某些书写二战的小说以大团圆结尾给人以鼓励不同，《地方法院》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性倒不在于人肉体的陨灭，而是因为“离去是震惊，归来也是震惊”，分不清虚构真实：疮痍的故都虽能再生，但破碎的家庭无法修复。
“法律”是理解整部小说的关键要素之一，也是隐含作者的声音集中所在。法律体现了人的意志，而人，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是康德所谓“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那般的高高在上，还是如卡夫卡名作《审判》中的约瑟夫·K，莫名其妙就被逮捕、最终被秘密处死的生物？克罗尼茨的一生，充满了悲情与荒谬。三十年代初意气风发的他正在一一步实现个人理想，希冀通过法律照耀黑暗的角落；战争和大屠杀的来临，却使他不得不思考何谓真实的人性，以及生命所能承受的重量。司法讲求公正，但在战争这一背景下，“凡是没有写在案卷里的，也是不存在的。”一切的罪过与恶行，或许从问罪的开始便已被购销，无所谓审判和惩罚。那么，克罗尼茨失败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人们自己选择自我欺骗，也就无所谓真相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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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读后感(五)：《地方法院》：黑暗之外的光荣
倘若不曾孤身一人在异乡漂泊，恐怕很难理解《圣经》中为何将“流离飘荡在地上”作为对杀了亚伯的该隐的惩罚。流浪即受难，却又是必由的宿命。但另一方面，作为苦难的流浪，又必然是一种光荣，即便施刑者不语，流浪者也终将寻回自己原本应有的一切。
长篇小说《地方法院》是德国当代作家乌尔苏拉•克莱谢尔的一部力作。该书以一位犹太法官为主角，讲述了他流亡前后的经历。这位法官笃信法律与正义，而当纳粹势力威逼他不得不逃离自己的生活时，他怀抱着归来的决心去到了荒蛮的远方。而当他终于回来，原以为自己可以让一切回到正轨，却发现他所笃信的法律与正义，远不及他所以为的那般牢不可破。人心的壁垒和险恶令人绝望，而身为流浪者的他一旦失去家园，便意味着一场永无归期的旅途。
从文本本身来看，《地方法院》选择以法官克罗尼茨回到故乡德国作为叙事的开始，通过人事已非的荒凉，折射出人物复杂的心绪，同时营造出绵长而忧郁的氛围。在这样的基调之下，作者的笔调沉郁内敛，努力尝试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这使得作品在展开过程中非常“慢热”。克罗尼茨在求而无门的“地方法院”前，希求可以实现自己的正当权益却一次次无功而返，很容易令人想到卡夫卡的人物在“法的门前”所面临的窘境。但与卡夫卡的寓言式表述相比，乌尔苏拉的作品则更着力于关照现实。克罗尼茨一次次的无功而返，而为了换回自己在正常生活中的身份，他迫切渴望自己的家庭能够再一次团聚。然而此时，自己的亲人却在其他地方展开了新的生活。克罗尼茨的归来既是一种幸运，却也变成了格外的尴尬。
与此时的境遇相比，克罗尼茨流亡古巴的经历同样是苦难，但在那座拥挤闷热的岛屿上，他所幸还拥有希望。作者在作品的中段插入了有关流亡经历的叙述，既自然又意义非凡。主人公经历的悲剧性得以进一步加深，但更关键的，是通过对比，使得“归来”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他所心心念念的故土，却永远不会再欢迎他的到来。
人从不宽容。事实上，与战争浩劫或是大面积的灾难相比，人与人之间的压榨与掣肘，往往更加普遍而真实。当我们谈论一种主义，我们不过是在给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件合理而正义的外衣，披上它我们才会理直气壮。因而克罗尼茨的悲剧，是犹太人所有苦难的缩影，却并非是“犹太人”群体作为一种身份的灾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犹太人一样的流浪者，而当他一旦被归入到这样的行列之中，他便无法再让自己的生活，重新拥有安稳与正义。而这个噩梦的可怕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可能落入其中。
噩梦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梦见另一个噩梦。除非强调光荣，否则我们根本无法从流浪者的故事里，找到任何黑暗以外的东西——这同样是《地方法院》带给人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