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况钟》的读后感10篇
《清官况钟》是一本由钟政著作，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8.00，页数：53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清官况钟》读后感(一)：况钟是面镜子
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百姓来说，皇帝与朝廷毕竟离得太远，和他们生活和命运最直接相关的，是作为朝廷命官的知县或太守。所以，作为百姓，他们对政治的最基本期望，就是想遇到一位清官。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清官始终是一个朝野上下经久不衰的话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最为著名的清官有三个：海瑞、包拯、况钟。而况钟是江西靖安县人。
一位古代的官吏长时间让人回忆提起，固然有其过人的一面。《明史》称“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当然，这几点很重要，但古代官吏中具备这几点的远不止况钟等几人，人们为何只记他们几人？恐怕还在于况钟施政的人格魅力——不仅仅是他怎么想，而是他具体怎么做。况钟赴苏州上任时，苏州是一个官场的重灾区。面对豪强、同僚、朝廷的重重阻力，况钟冒着被污蔑、陷害、撤职的极大危险，义无反顾。他不为自己，为一方黎民苍生。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为官，况钟的人格力量得以凸显。正因为如此，才有他去世后万民空巷、千里送别、县县建祠堂、户户供画像的动人场面。所以，为官清正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有作为，尤其是在逆境中的作为，更能彰显人格力量。而况钟恰恰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敢于作为，才在他生命的后半程释放出绚丽的光彩，在中国历史上记下不俗的业绩，在百姓心中留下难以忘怀的形象。
在古代就有成熟名作的情况下，当代人怎么来写好况钟，这对作者是个挑战。冯梦龙、朱素臣是苏州人，他们写好了苏州太守况钟。这本《清官况钟》的作者钟政是离靖安不远的万载人，属于本土的草根作家，他在收集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理出三条主线，即体现以民为本的思想；突出清廉公正的操守；展示以情化人、以德立威的施政理念；全方位刻画况钟这一人物形象，使况钟这一历史人物生动形象地展示出现，令人掩卷难忘。中纪委廉政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监察学会副秘书长孙志勇先生刚劲有力的《序》，令该书增色。
清官是一面镜子，常照照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校正自己的行为和人生航线。这是《清官况钟》出版的现实意义。
《清官况钟》读后感(二)：上善
打开书本，书装帧精美，纸张很干净，文字排版看起来非常舒服非常的惊喜，让人看得欲罢不能，每每捧起这本书的时候 似乎能够感觉到作者毫无保留的把作品呈现在我面前。 作业深入浅出的写作手法能让本人犹如身临其境一般，好似一杯美式咖啡，看似快餐，其实值得回味。无论男女老少，第一印象最重要。从你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中，就可以让别人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多读书可以让人感觉你知书答礼，颇有风度。 多读书，可以让你多增加一些课外知识。培根先生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不错，多读书，增长了课外知识，可以让你感到浑身充满了一股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激励着你不断地前进，不断地成长。从书中，你往往可以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使你不断地改正错误，摆正自己前进的方向。所以，书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多读书，可以让你变聪明，变得有智慧去战胜对手。书让你变得更聪明，你就可以勇敢地面对困难。让你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你又向你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迈出了一步。 多读书，也能使你的心情便得快乐。读书也是一种休闲，一种娱乐的方式。读书可以调节身体的血管流动，使你身心健康。所以在书的海洋里遨游也是一种无限快乐的事情。用读书来为自己放松心情也是一种十分明智的。 读书能陶冶人的情操，给人知识和智慧。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书，为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好的、扎实的基础！读书养性，读书可以陶冶自己的性情，使自己温文尔雅，具有书卷气；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书可以提高写作能力，写文章就才思敏捷；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读书可以提高理解能力，只要熟读深思，你就可以知道其中的道理了；读书可以使自己的知识得到积累，君子学以聚之。总之，爱好读书是好事。让我们都来读书吧。 其实读书有很多好处,就等有心人去慢慢发现. 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让你有属于自己的本领靠自己生存。
《清官况钟》读后感(三)：人到无求品自高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
的确，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乏这样的人，况钟就是其中的一位。况钟是古代最有名的清官之一，曾任苏州知府十二年，至今仍被苏州人民称作“况青天”，在江南一带近乎妇孺皆知。20世纪50年代昆曲《十五贯》的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后又被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更使况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况钟不仅是刚正廉洁的清官，更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断案高手，“奇冤”碰到他都能得以昭雪。古代传奇小说中载有不少况钟办案的故事。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有一篇《况太守断死孩儿》，赞扬“况青天折狱似神”。对这样一位富有传奇色彩和人格魅力的古代清官，我们除了景仰之外，还有探究他人生故事的好奇。钟政先生撰著的这部《清官况钟》，为我们全面了解况钟的从政经历和传奇人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读本。
小说成功刻画了一个刚正清廉、孜孜爱民、智勇双全、情义兼具的古代清官形象。读罢小说，我深深为况钟的高洁品格所感动，为他的卓越智勇所折服。
他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无论是对贪赃枉法、颐指气使的巡抚均，还是对以皇帝之名操办花木奇石、搜寻蟋蟀，乘机横行不法、鱼肉乡民的太监来福，况钟都不怕得罪他们，敢于跟他们作斗争，使他们的暴行得以收敛，这在官官相护的封建社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疾恶如仇，秉公执法。当时苏州贪赃枉法的奸吏横行，人民苦不堪言。况钟采用欲擒故纵的方法，冒着生命危险，暗中细查隐情，对豪绅滑吏相互勾结之事摸得一清二楚，果断处决了苏州府经历傅德、昆山县丞贾敬、吴县典吏薛孟真等六位罪大恶极的奸吏，使吏治得以整饬。他铲锄豪强，扶植良善，民间将他奉若神明。
他为民请命，爱民如子。为减免苏州过重的税负，况钟冒着杀头的危险，上奏请减官租，被户部驳回不准。他再次上疏，指出如果不减，“仍照旧额征粮，有违恩命，抑且失信于民”。经过多次上奏力争，终于得到宣德皇帝的批准，减去官田租七十二万一千六百石，荒田租十五万石，让被重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苏州人民松了一口气。他建立济农仓，赈济灾民。他订立条例，规定若有使百姓不方便的事情，要求下官立即上书提出，始终把百姓冷暖放在心头。
他兢兢业业，勤政务实。他干练精明，通达事务，政事繁杂而能处置得当，日理万机而不烦。他清理积案，疏免军户，招复流民，劝课农桑，疏浚河道，兴修水利，主修桥梁，重修古迹，深入实地，不辞辛劳……他十二年做了别人二十年难于办成的事。他每日轮流治理一县，从此，吏不敢作奸，民无冤抑，逃民也纷纷回乡，百姓都称他是包公再世。一时间，老百姓安居乐业。
他两袖清风，清正廉洁。况钟为官清廉，生活简朴，不拿不贪，三餐佐饭，仅一荤一素；身居简室，未铺设华糜之物。他说自己“虽无经济才，尚守清白节”，并告诫儿子“非财不可取，勤俭用无竭”。他进京觐见，不带一锱一铢。他在饯别苏州父老的诗中写道：“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棉。”“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他死后归葬的时候，只有书籍和日用器物，没有什么贵重物品，真可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明史》这样评价况钟：“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明代哲学家李贽评价况钟说：“刚果敏达，不畏强御……廉洁之操，一尘不染。”当代史学家吴晗也颂扬况钟说：“兴利除害，反对豪强，扶持善良，百姓敬他爱他，把他看作天神一样。”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况钟就是一面穿越历史时空的镜子，古廉今鉴仍具有见贤思齐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学习况钟的优秀品德，可以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从而做到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努力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做出自己的贡献。
《清官况钟》读后感(四)：历史小说还是历史戏说——评《清官况钟》
《清》一书约计四十七万字，粗略算来，其间错讹多达两百多处，而这些错讹多数属于常识性错误和史实硬伤，主要集中在不谙历史和不明典制两端。故不辞浅陋，略择其要，质疑如次。
一、不明典制
（1）不明卤簿仪仗和驿传制度。
《清》第12页页尾云：
（宣德帝）送小马辇一架，让他（况钟）驰驿上任。
按《大明会典》卷一百八十二“仪仗一”规定：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制造皇帝、皇太子、亲王卤簿车驾等项仪仗……
小马辇一乘高一丈一尺五寸九分……
《皇明典礼志》卷十七“卤簿仪仗”也有同样记载。明制“马辇”无论大小，都是皇帝皇子亲王级别宗室才可用，对于违反者《大明律释义》记载：
如象辂马辇之类……上之所用则下必不可僭，故主守之人私自借用或
借与人及借之者各杖一百徒三年。
皇帝把皇室仪仗赐予四品地方官本身就荒诞不经；即便皇帝敢赐，科举出身经纶满腹熟悉典制的况钟也不敢受。明代官员赴任，政府置有驿车（陆路）与驿船（水路）供其免费使用，这无须皇帝特赐。且根据其职位高低，馆驿对于其家属随员会提供定额的补贴与服务。况钟由北京赴苏州上任，官府驿道自有其法度不可随便乱行。而《清》第499页页底又说况钟走驿道，上昆山、进苏州齐门入城云云。按，苏州明代驿站均在城西（如昆山、胥门等），而昆山在苏州城正东百里左右；齐门则是苏州北门，与况钟走的驿道南辕北辙了。
（2）身份等级混乱。
《清》第7、95页云：
（况钟——引按）他叫儿子况寰在礼部当看门役。
按，明代官府公务人员分三个等级，分别是官（正、从一到九品，位尊）、吏（无品，位低）和隶役（衙门内服役人员，地位犹贱）。况钟时任礼部仪制司长，掌管朝廷仪礼典制，不可能任由其子去做看门的低贱仆役而破坏朝廷礼制。这一情节纯属编造。
该书第54页叙述况钟抵达苏州上任后，见属县的官吏为非作歹十分严重，“他要写一份奏疏，让儿子送回京城，请皇上给予便宜处置之权”。第133页又说，“宣德帝就叫苏州杂织局公干的太监来福带给况钟尚方宝剑和密旨”，又一次不顾事实肆意编造。真实的历史是，宣德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人命况钟为苏州知府时，皇帝“特赐任苏州玺书”，内即载明“…凡公差官员人等有违法害民者，即具实奏闻。所属官员作奸害民，尔就提下差人解京。”[ 《皇明诏令卷九·宣宗章皇帝下》之“選授郡守勑”。]明制规定，凡命官（一～九品）犯罪，查处他的上官无权处置处决之，只能派遣专差将他押解进京交刑部议处。而州府县长官对属下无品级的属吏，可依律处置乃至处决。既然况钟上任即受皇帝特赐，对贪官污吏有处置权，又何来遣子求请便宜处置权之事？
（3）生造情节，不合法制。
该书第171页描写况钟第三子况宾携女友逛街养育巷夜市云：
算命的、卖狗皮膏药的、卖艺的、乞讨的，还有耍猴的，周围里三层外
三层站着不少看客。
且不说古代官宦子弟、书香后生携未婚女友夤夜逛街已属不经，就算这两人想夜游逛街也不可能如愿。明制城区市镇通衢水陆大道晚上都实行宵禁（约从晚九点到次日早六点），只有官差、求医的病人和出诊的医者可通行。街巷口尾设置栅栏，由专人定时启闭。擅自夜行犯禁者必遭逻卒逮捕解官。所以街上也没有夜市可逛。所以，这段情节完全是基于现代影视剧和生活经历生造的。
（4）不解长幼尊卑之名号。
《清》一书还有个普遍错误，书中凡对官、吏、胥不加分辨皆以“大人”相称，参见该书第27、29、33、39、44、48、52～54、64、66、70～74、97、101～103、106、108、109、114、115、122～124、129～131、137、140、167、207～209、213、235、236、278、279、282、291、293～296、339、420、423、430、432、433、436、441、446、469、470、477页。按明代职官制度规定，只有四品以上官员才可称“大人”，五到九品官员只能称“老爷”。而非朝廷命官的胥吏顶多称之为“某书吏”。至于隶役，因其身份低贱且多有穷凶极恶者，百姓惧怕，至多谀称为“某公差”。而该书居然有况钟称呼属下八九品属官、甚至最卑贱的隶役为“大人”，甚至出现一页中出现五六次之多的情况。
（5）服制混乱，张冠李戴。
该书第50、150、340、373、445页中居然有况钟训斥属下官员“小心你的顶戴”、“摘去顶戴”、“用同伴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云云。按，明代并无“顶戴”，明的朝冠为乌纱帽，以帽间的梁数多少为等差（四品四梁）。只有满清的官帽才用帽珠颜色质地区分尊卑，故而有顶戴、顶子、顶戴花翎一说，这是市井皆知的常识，《清》一书作者却如此张冠李戴，读来不由令人喷饭。
（6）师爷
“师爷”是古代官员私人聘请之幕僚的俗称。该书第113、118、119、121、140、142、143、148、149、151、189、333、405～407、427、430、435、436、438、440、445～447、472页动辄有“师爷”出现。
按明清两代地方官主要政务是两项——收纳钱粮征发力役和审理刑法民事案件。明代科举取士，科举考试中，无论院试、省试、京试都必须有政治、经济、时政、司法等试题，司法具体说就是依照给出的具体案例，写出审理判决词，因此明代官员往往有一定的法律和财税知识技能。清代略有不同，由于盛行“捐纳”（买官），这些得补实缺的官员往往文化和行政技能方面较差，尤其是相对最专业的司法和财税技能，因此只好依赖重金聘请的私人顾问师爷，让这些师爷在幕后代办复杂专业的业务，尤其是钱粮和刑名两项。《清》一书仍然不顾时代差异，不仅说苏州府所辖各县衙门皆有师爷，甚至况钟府内也有师爷专门代办文案。实际上据《况太守集》记载，苏州府衙一切文告榜示皆由况钟本人亲撰（从宣德五年到九年四年间仅榜示就写了二十五篇），由此可见该书这么多的“师爷”撰文纯属作者杜撰。
二、常识性历史知识错误。
（1）提早烟草入华两百年。
该书第19、21、50、78、115、333、345、499等页云：
（况钟贴身老仆——引按）洪叔在床头抽烟。
（苏州难民所住草棚中——引按）散发着浓烈的旱烟味。
（吴江吕巡检——引按）烟瘾极重，一口牙齿熏得焦黄。
……掏出烟纸卷了3支喇叭筒，说老伯打个尖，抽支烟吧。
何横边抽烟边改文稿。
（2）不知昆曲何时流行。
该书第19页有云：
酒楼上的卖唱姑娘先清唱昆曲，后又改唱评弹。
按，昆曲为明后期（嘉靖隆庆年间）昆山人魏良辅所创，在况钟之后百余年。苏州评弹更是要到清乾隆时期才兴起，此时距况钟已有300年了。又，第175、390页云：
戏台上正在演昆剧《红佛记》。
《红佛记》为《红拂记》之误，该剧为明后期嘉靖万历时由苏州文士张凤翼所著，上距况钟亦百余年矣。
（3）胡编明代物价。
该书第307页描述歹徒买凶杀人时“出价一千两”。另歹徒们为雇杀手讨价还价时竟然说“为了区区几百两去对付官府审问，不干！”这显示作者对明代币制物价一无所知。况钟本人在《拿解县佐贪官奏》中写道：
宣德五年十一月，况钟将贪污犯吴县八品典史薛孟真，将其枷锁，追到
脏银九十七两封记，提解赴京，送法司究问。
白银在明初是很值钱的。该书第330页描述歹人向农户摊派私盐时说：
一石米，则银三十两，一斤盐合白银一两五钱
按照《况太守集》记载，苏州米价最贵不过每石（约合今120市斤）350钱，最贱则约180钱。正常情况约250钱。[ 《明史》卷78《食货二·赋役》。]而明早期，银价在每两700～1千文之间波动，[ 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第6-7页，齐鲁书社2008年。]所以米价约在每石1/3～1/4两之间。《清》一书将其足足夸大了一百多倍。而明代盐价不过每斤铜钱几文，[ 《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第263页。]同样被夸大了几百倍。紧接况钟主要活跃在政治舞台的宣德朝的明英宗正统年间，一个重体力劳动的筑堤（短）工，月价不过一两五千，这是当时比较高的雇价，就已经足够让一家五口无饥馁之虞了。而同时一个长工每年的雇价才不过区区四到六两银子[ 《英宗正统实录》154卷。]。明早期一匹好马也不过五两左右[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15页。]。即便作为小说，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水浒》里描写武大郎卖的炊饼居然要价几百文一个、《红楼梦》里刘姥姥居家买一斤青菜居然要一两银子，这两部巨著还会有人看吗？真实的《红楼梦》里，身为贵公子的贾宝玉每月月钱也不过区区二两纹银。正是因为这些名著贴近生活、真实感人，几百年来才那么受欢迎，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那么崇高的地位。
再看该书第31页，说坏人诬陷况钟，收买作伪证人店小伙计，给他一百两银票。按，明前期通货主要用银、（铜）钱、钞。银两在明早期主要用于官府大额收支，民间禁用。宣德朝禁令，凡用银一钱者罚钞一千贯[ 《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所以民间虽不乏犯禁私用者，但并不流行。至于纸钞，由于明代纸钞制度的弊端丛生，所以贬值严重，宣德年间宝钞一百贯仅值白银一两，也就是名义上应该值1千钱的实际上仅值10个钱不到，到英宗时期就值数文了。而《清》第25页居然说道：“按当今市价，一钞一贯，在五十钞合五十两白银哩！”这里，价格又一次被夸大了百倍。
（4）历史常识信口开河。
该书第355页云：
泰伯姓姬，是周文王长子……成为周代吴国的始祖。
这是尽人皆知的历史典故，自古无二说，身为周文王伯父的泰伯居然在作者嘴里成了周文王的儿子！作者在其《后记》中还郑重其事地声明他不仅读了很多史书，而且还先后到苏州、靖安两地体验考察。这一常识性错误足证所言不实。《苏州府志》即开宗明义说明：“太伯乃古公亶父长子，为让王位给幼弟季历贤子（即周文王），而逃奔江南建立吴国”。这在江苏应该是妇孺皆知的历史典故了。
再看该书第211页。该页描述况钟向成均建议道：
成大人，抛荒田土事，永乐二十八年八月内，钦奉诏书……
第217页况钟向皇帝上奏《建言疏》又云：
抛荒田土事，永乐二十八年八月内，钦奉诏书一款……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明永乐纪年只有二十二年。而况钟与永乐帝关系比较亲近，又是饱学之士，堂堂朝廷命官怎么可能会连皇帝的纪年都不知道？这在古代是对皇帝的不敬，会受朝廷责罚。
（5）细节违背自然常识
《清》第364、365页描写宣德帝爱玩蟋蟀说：
宣德九年二月，大太监王振前去前门市场找买蟋蟀。
同样的笑话尚见于该书第365～367页描写宣德帝派遣两个太监到苏州逼令况钟捐献两百只蟋蟀的情节。此时正是谷雨时分，那是农历三月上旬，况钟正在组织抗旱抢种。不知作者有何神通，使得苏州的蟋蟀能够在谷雨和农历二月还活蹦乱跳等人收购？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12）不明织染局沿革
《清》第135页云：
织染局设在葑门内下塘
按明代专为内宫用度的织染局（亦称织造局）地址在今苏州老城中心的观前街南侧，因此局由太监监管，故至今其畔还有“太监弄”地名。清军攻陷苏州后，此局遭焚毁。后清廷就将没收的崇祯皇帝之岳父周奎的故居、亦即葑门下塘（今苏州第十中学内）改置织染局。百姓俗称明局为北局，而清局在其南三四里之处，这些典故在苏州至今仍然人尽皆知。因此，作者所谓“亲赴苏州体验调查”的效果也是令人生疑。
（13）乱用常见词汇
该书第389页云：
周忱道况钟既是说我打秋风，今日非撮他一顿不可。
按，“撮”系指以手指捏取，此处当为“嘬”或“啜”字之误。该书161-162页又将教书先生的薪资写成“学奉”，显为“学俸”之讹。第307页“阿欠”当为“哈欠”之误。第412页“棉”应作“绵（丝絮）”。第449页“铙幸”当作“侥幸”。第478页“御使”实为“御史”。此类错字数不胜数，或为手民误植，也有一些显然是作者自己对词义不甚了了所致。
……
以上数端，不过是《清官况钟》一书中大量错误的一部分摘抄。即便小说不必如史学论文般严谨，但作为历史纪实题材的小说在相关历史、文化、典制和风俗方面，仍然与荒诞剧、闹剧之类不同，其主旨必须通过大致可靠的历史文化背景才能得以表述。我们遗憾地看到，《清》一书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多到不胜枚举。更何况作者自己在前言里阐明的创作意图并无戏说神侃的成分，而这就更足以欺骗和误导读者了。
《清官况钟》读后感(五)：《清官况钟》是一部笑话百出的“奇”书
清朝的官帽戴到了明朝人头上
吴泰伯竟然成了周文王的儿子
《清官况钟》一部笑话百出的“奇”书
时年84岁的苏州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吴文化（明清苏州社会文化）研究者周国荣，日前对《清官况钟》（钟政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一书中的上百处差错进行了一一批注。全文如下：
明代早期苏州知府况钟是一位极重要的历史人物——对整个明代乃至清代（太平天国前）的政治、社会文化，尤其是经济商贸、法治作出过划时代的大贡献！故《明史》给了他“终明一代，一人而已”的至高评语。著名的清官海瑞由衷地敬赞况氏“胜作十年救时宰相”。
钟政所著《清官况钟》计四十七万字，其间错误竟远超所谓的“百出”，达到了230多处。更令人惊骇的是这些谬误绝大多数属常识性差错，有的就连初中生都不会犯。
先说一下几个大笑话：
一、该书把清朝的官帽戴到明朝人的头上。该书的第50、150、340、373、45、45页中，况钟训属官常熟知县任豫时竟然说：“当心你头上的顶戴。”况钟对成均的亲兵说道：“待罪官我摘去自己的顶戴。”况钟说武将陈璘：“用同伴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明代的官帽是乌纱帽，以帽间的梁数多少为等差（四品四梁）。而顶戴是清代的官帽，其为圆笠状，以帽顶上的小圆珠的色质来区别官品尊卑。清朝的官帽戴到了明朝人头上，贻笑大方啊。
二、吴泰伯竟然成了周文王的儿子。该书的第355页如是写道：“泰伯姓姬，是周文王的长子，按制应继王位。得知文王有立幼子的意思，主动谦让，带着弟弟仲雍来到江南……”作者还在该书的《后记》里写道：“为了了解况钟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我先后查阅了《中国史纲要》《明史》《苏州府志》《苏州市志》《况钟治理苏州前后》……我先后到苏州、靖安两地体验考察了解况钟的生活环境和当地的民情风俗……”
《明史》《苏州府志》等都清清楚楚记载着泰伯是古公亶父的长子，为了让王位顺利地传给幼弟季历贤子（即周文王）而奔逃到江南建吴国。他应该是周文王的大伯，在该书中却成为了周文王的儿子。真是又一大笑话。
三、清代的“师爷”在明代也大兴其道了。该书中，不仅况钟的太守府里有“师爷”就连各县衙也都有了“师爷”。
“师爷”是清代对地方官幕友的习称，在明代虽有雏形，但还没有“师爷”一词，最多是“书吏”。况且据《况太守集》载，凡苏州府衙一切文告，均有况钟亲自执笔拟写，况钟根本就没有用这一角色。
四、让明成祖朱棣多做了六年皇帝。该书的211页，“（况钟向成均提建议道）成大人，抛荒田土事，永乐二十八年八月内，钦奉诏书……”第217页，况钟向皇帝写《建言疏》：“抛荒田土事，永乐二十八年八月内……”朱棣皇帝做了二十二年的皇帝，永乐年只编到二十二年，哪里来的永乐二十八年？
以上这些是很一般的历史常识，作者却随意地生拉硬凑，胡编乱造，开出了让人笑掉大牙的玩笑。
该书中还有诸多知识性的差错，在此一并奉上：
1.不懂古代驿道交通。《清官况钟》（以下称该书）第12页页尾，“（宣德帝）送小马辇一架，让他（况钟）驰驿上任。”
古代驿道是官民都知的国家大设施。国家设置有驿车（陆路用）、驿船（水路用），供官员上任时免费使用，且沿途有伙食补贴（按规定，家属、随员有名额共享）。况钟从北京赴苏州上任，从大运河走水路，3000多里，单趟需进一个多月，从驿路走陆路（驿路大部分傍大运河）单趟需时约二十日上下。
2.作者根本不了解苏州城情况，更不懂明代苏州驿道的位置。该书在第499页底边写，况钟走驿道，上了昆山，进苏州齐门入城。
京杭大运河是在苏州城西路经苏州的，因而不管是水上驿道还是陆上驿道的站点均在苏州城西，或枫桥，或胥门。而昆山在苏州正东约50公里处，而齐门又在苏州正北门，两处均与驿道沾不上边。况钟不可能绕道苏州正东50公里的昆山再折返苏州的。
3.该书的第7页、第95页写道：“他（况钟）叫二子况寰在礼部当看门役”。此处可见，作者根本没有明代官制的最基本知识。此时的况钟在礼部任五品郎中，相当于今天的正司级领导。按明制，其官府人员分三个等级：官——一品到九品称为命官，地位尊贵；吏——无品，地位比较低；隶役——即诸衙门内的仆役，地位极低贱。中国古代人对身份地位极其看重和讲究，作为五品命官的况钟可以让儿子去做“吏”（衙门中的一般办事员），而决不会让儿子去做看门的“仆役”。况且作为经管“仪制”的礼部郎中的况钟，是不可能逾越这种“仪制”的。仪制，即经管礼仪等级、身份规矩。
4.该书的第19、21、50、78、115、333、345、499页中写道，“洪叔（况钟的贴身老仆）在床头抽烟”；“（苏州难民所住草棚中）散发着浓烈的旱烟味”；“（吴江吕巡检）烟瘾极重，一口牙齿薰得发焦黄”；“（一老农）掏出烟纸卷了支喇叭筒，说老伯打个尖，抽支烟吧”；“何横边抽烟边改文稿”。
烟草非中国土产，其原产地是菲律宾。它是在明末崇祯年间由福建侨民从菲律宾引入福建再扩种于别省的。此时距况钟之时足足要晚200多年！
5.该书第87页：“桂香到那边种晚红薯去了。”
红薯，苏州人称山芋，有的地方人称地瓜，也是在明末崇祯时由福建侨民从菲律宾引进，而后传播全国。200多年后的物品如何出现在况钟时期了呢？这一知识在初中的历史课中就有。
6.该书第19页写道：“酒楼上卖唱姑娘先清唱昆曲，后又改唱评弹。”
昆曲乃是明后期嘉靖隆庆时昆山人魏良辅所创，晚于况钟之时100多年；而苏州评弹要到清乾隆年间才兴起，距况钟之时晚了300年。
7.该书第175页、390页写有“戏台上正在演昆剧《红佛记》”。其一，“佛”应为“拂”，作者写错了。其二，昆剧《红拂记》是明后期嘉靖万历年间，苏州大文士张凤翼所著，比况钟之时要晚一百多年。
8.第171页，写况钟三子况宾携女友逛养育巷夜市：“算命的、卖狗皮膏药的、卖艺的、乞讨的，还有耍猴的，周围里三层外三层站着不少看客。”需知，按明代的法治规定：城区、市镇及交通水陆大道均实施“宵禁制”（约晚上九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其间只有三类人宵行不受制约：办公官员、病人和出诊医生。当时，所有街巷都必须设置巷栅，由专人定时启闭，凡擅自夜行之人，必会遭到巡逻警卒的逮捕。
9.况钟这一时期的物价，任凭作者臆想。该书第307页：（一大坏蛋买杀手二下巴时）“出价一千两”，一杀手跟黑手讨价时竟然说：“为了区区几百两去对付官府审问，不干！”
10.第330页，（向农户摊派私盐）“一百斤盐、五石米。一石米折银三十两，一斤盐合白银一两五钱”。
11.第31页，有人诬陷况钟，收买作伪证人店小二时，“给他一百两银票”。
第9、10、11三条都是关于当时银两问题，我们来看看当时银两究竟如何价值？一、根据《拿解县佐贪官奏》：宣德五年十一月，况钟将贪污犯吴县八品典史薛孟真枷锁，追到“赃银九十七两封记，提解赴京，送法司究问。”二、据《况太守集》载，况钟时，苏州的米价最贵时每石（120斤）需铜钱三百五十枚，折银价半两，最便宜时每石约钱一百八十枚，折银价约二钱五分。由此可见，当时的苏州并没有像该书所说的那么富，动辄就是成百上千的银子送人。况且，明朝前期，银两在民间是禁止使用的，只有官府在巨额收支时才能使用。那么明朝前期民间用什么？主要是铜钱（串1000钱为一贯），有一部反映况钟断案的剧目叫《十五贯》，十五贯就是“十五串每串为1000钱的铜钱”。说到铜钱，又引出该书的第12条差错。
12.第25页，“（况钟在曲阜路上被二人勒索）他手持‘大明宝钞’交给二人，并说道：‘按当今市价，一钞一贯，这五十钞合五十两白银哩！’”
真是荒唐。明朝前期通用的货币为三种：银两、铜钱和纸钞。银两，如前所述，民间禁止使用，宣德帝时正式颁令：凡用银一钱者，罚钞一千贯。因此，市场流通主要是铜钱，至于纸钞，民间厌恶使用。况钟时，一贯纸钞常常只抵四五十文。五十钞无法与五十两白银相提并论的。
13.书中不分长幼尊卑，人与人之间称呼混乱，不合古人规矩。这类情形书中比比皆是，初步统计有10多处。
14.官场上称呼也混乱，显示作者根本不懂官位称呼定位。书中不管是官、吏、胥，统统都称“大人”。此现象该书中存在多达80多处
按明代职官制颁定：四品以上的官员可称“大人”，五品到九品只能称“老爷”，无品位的吏、胥，连“老爷”也没有资格呼，至多呼其职名“某书吏”。《水浒》中的宋江是押司，所以称其为“宋押司”。但该书中，不仅称吏、胥为“大人”，而且连况钟都呼下属吏、胥为“大人”。真是岂有此理。
按明制，朱元璋特别立法规定，凡地方亲民之官，如太守、知县，见任何上司官不用跪见，即使见当朝一品，也只须“揖礼”，目的是提高治民地方官的地位。这是明代十分重要的政治常识。
16.早春二月竟然要人捉蟋蟀。该书的第364、365页写道：“宣德九年二月，大太监王振去前门市场找买蟋蟀。”该书的365、366、367页，谷雨时分（农历三月上）宣德皇帝派两个太监到苏州逼令况钟献200只蟋蟀。
众所周知，蟋蟀要到农历六月才逐渐成熟，七八月才可捕捉斗玩。
17.第54页，况钟到任苏州后见属官吏为非作歹，写了一份奏疏，让儿子送回京，请皇帝给予“便宜处置权”。第133页“宣德皇帝就叫到苏州染织局公干的太监来福带给况钟尚方宝剑和密旨”。
而史实是，宣德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任命况钟为苏州知府时，皇帝“特赐任苏州玺书”，内白纸黑字写道“……凡公差官员人等，有违法害民者，即具实奏闻。所属官员作奸害民，尔就提下差人解京。”按明代政法制度规定，凡命官（一品到九品）犯罪，查处他的上官无权处置杀死他，只可派专差押解他进京，交刑部审判处置；而对下属各衙门的无品级吏员，主官可依律将其处死。这份“玺书”中所规定者即是便宜处置权。
18.该书第135页写有“织染局设在葑门内下塘”。明代专供内宫供用的染织局（亦称织造局）地址在现在的苏州城中心观前街南侧，至今其畔还有太监弄（明代，此局派太监经管），清兵攻入苏州时，此局遭毁，清廷就没收了崇祯岳父周奎的故居（即葑门下塘，今苏州市十中）改置染织局。苏州的老百姓习惯称明织造局为“北局”，清织造局在“北局”南相距二三里，这两个前后朝代的“局”苏州人人人都知的小常识。作者亲历苏州考察，岂会不知？
19.连连出现的错别字，这里略举一二：
307页：“那人阿欠连连……”。“阿欠”应是“哈欠”；
499页：“令谄佞无铙幸之门”。“铙”应为“侥”；
478页：“抢劫御使皮箧”。“御使”应为“御史”；
412页：“不带走江南一寸棉”。“棉”应为“绵”。绵者，丝絮也。
131、162页：把教书先生的薪资写成了“学奉”。应为“学俸”。
诸如以上，不胜枚举。
历史小说诚然不是历史论文，它在情节方面可以也应该虚构，藉以丰满人物，使故事进程跌宕起伏……然而，其相关的历史制度、法规及时代规定性的物品、风貌甚至若干语言、文字是不容乱写的——写明代就不是清代；写明前期就不是明中后期；写当初的苏州就不是其他任何大城市。在对此心中无精准的底气前，绝不能轻易下笔。不然，误己误人，误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