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上）》经典读后感10篇
《启蒙时代（上）》是一本由[美] 彼得·盖伊著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54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启蒙时代（上）》读后感(一)：《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 译者序
本书作者彼得•盖伊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1923年，盖伊生于柏林一个犹太人家庭。为逃避纳粹迫害，他们一家在1939年逃离德国，历经坎坷于1941年才抵达美国。1947年和1951年，彼得•盖伊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自1948年起，他在哥大先后就任政治学和历史学教席，1969年转至耶鲁大学，1993年退休。彼得•盖伊是一个高产的学者，发表专著20多部，尤以欧洲文化史、思想史研究著称于世。
《启蒙时代》是彼得•盖伊凝聚前半生的人生经验和学术观照的心血之作。盖伊的启蒙运动研究，不单纯是出于学术志趣，更有深层的精神关切与追求。据他自述，他的父亲就是启蒙思想的服膺者，他从小受到父亲的无神论和世界主义思想的熏陶，纳粹的种族迫害更使他坚定了世界主义的信念。在哥大期间，他潜心于启蒙运动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著，最终推出了两卷本的《启蒙时代》。
要更好地理解彼得•盖伊这部《启蒙时代》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有必要把该书放回到启蒙运动学术史的脉络里。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是自我命名的。牛顿在力学和光学领域的突破性成就不仅成为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想源泉，而且也提供了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隐喻：光明。启蒙哲人使用光的隐喻，呼唤光明，传播光明，用光明来驱逐黑暗。“启蒙”一词在法文和英文里都源于“光”，法文是lumière的复数lumières，英文是 light的动名词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由此得名。自我命名也是自我理解和自我阐释的。光或光明代表智慧、开明、理性、自由，最重要的是批判思维，与之相对的黑暗则是愚昧、守旧、盲从、专制和宗教偏执。18世纪中叶，达朗贝尔为《百科全书》撰写的绪论既是启蒙运动的一份纲领性文献，也可以说是一份启蒙运动的中期报告。达朗贝尔写道：“这部全书有两个目的：既名为百科全书，就须将人类系统的知识及其他有关知识一并论述；既是科学艺术各方面的全书，自应将科学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原则与细则俱备。”
当然，如同《百科全书》本身的命运一样，启蒙运动始终伴随着争议，不时遭受责难、压制乃至迫害。18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已接近胜利的尾声，乐观的情绪渐成主流。欧洲君主普遍以“开明”自居，许多参与或标榜启蒙的学者也进入荣耀的学术殿堂。此时，德国《柏林月刊》就“什么是启蒙（运动）”展开了一场讨论。康德在一篇著名短文中给启蒙运动下了一个最著名的定义：“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康德还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但不是一个已经启蒙的时代。
康德振聋发聩的立论既是对启蒙运动的总结，也成为启蒙运动研究的肇端。很显然，如何回答什么是启蒙的问题，既关涉事实界定，也突显出不同的历史意蕴和价值取向。康德以降的200多年来，对启蒙运动的研究和评价涨落起伏，始终是各个时代重大思想论争中的焦点之一，并且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
大体上看，启蒙哲人的身后毁誉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评价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
首先是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相继发生，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法国大革命不仅引发了思想界的大分裂，也促成了启蒙运动的结束，把启蒙运动变成了一个大问号。尽管不乏以启蒙之子自居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是革命恐怖也引发了巨大的惊惧。启蒙哲人，要么某些人要么全体，被视为造成流血的罪魁祸首，受到追究和抨击。早在1790年，保守主义之父爱德蒙•伯克就抨击法国大革命沦为了一场大灾难，诟病启蒙哲人将自由作为孤立的形而上学抽象，消弭了个人价值抉择和传统所蕴含的经验智慧。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也认为，启蒙是一种否定一切的绝对观念，在可怕的现存社会状况中有其正当依据和批判功劳，但就实践结果而言，则与恐怖有直接相关性。随后兴起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浪潮更是一度把启蒙运动湮没在忘川里。
其次是极权主义。进入20世纪，启蒙运动研究逐渐升温，对启蒙的评价再次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分化。第一部系统深入的研究专著是德国犹太裔学者恩斯特•卡西勒的《启蒙哲学》。关于这部经典著作的评价，可以参见彼得•盖伊在本书文献综述中的论述。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启蒙哲学》的价值不仅仅在学术层面。正如彼得•盖伊在《启蒙哲学》新版前言中指出的，该书发表于1932年，正值法西斯主义猖狂崛起之时，这就使得该书具有了特定的时代色彩和价值。卡西勒重申了康德的论断，从而有力地捍卫了启蒙理想，即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同类作品还有法国学者保罗•阿扎尔的《18世纪的欧洲思想：从孟德斯鸠到莱辛》（1946年）等。
同样是试图从思想上回应极权主义，一些西方学者对启蒙运动做出了相反的解读。就在《启蒙哲学》出版的同一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卡尔•贝克尔发表《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认为启蒙运动不过是用理性的乌托邦取代宗教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的转型在当代仍在重演。流亡到美国的法兰克福研究所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1944年）中把法西斯主义归因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倒退，进而追溯到启蒙的异化、蜕变和局限。二战结束后，极权主义的话题在冷战背景下进一步发酵。耶路撒冷大学教授、波兰犹太裔学者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1952年）曾轰动一时。该书把民主分为自由/经验型民主和极权/救世型民主这两种类型，把一些启蒙思想家尤其是卢梭视为极权主/救世型民主的思想来源。
第三个主题是现代性。在冷战背景下，现代化理论兴起，现代化成为西方宏大历史叙事的主线。在西方历史教科书的标准叙事中，启蒙运动被描述为西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或者说，启蒙运动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创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种现代化启蒙运动论的主要倡导者就是本书作者彼得•盖伊。
盖伊坦承，《启蒙时代》承继了卡西勒的《启蒙哲学》的基本精神。不过，卡西勒的《启蒙哲学》囿于哲学史或观念史的传统，盖伊则试图把启蒙运动置于更宏大的西方思想史和社会史背景之中。《启蒙时代》由《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的兴起》（1966年）和《启蒙时代（下）：自由的科学》（1969年）两卷构成，全书按照辩证的三个主题展开论证，即：对古代的追慕（正题）、与基督教的矛盾（反题）以及现代性的追求（合题）。针对贝克尔、塔尔蒙等人对启蒙运动的贬抑，盖伊明确把启蒙运动与当时学术界热议的“现代性”正面联系起来。他认为启蒙哲人发扬光大了古代的理性、批判精神，提出和阐释了丰富的新思想，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乃至现代自由民主政治均有筚路蓝缕之功。
盖伊为写作《启蒙时代》，剔抉爬梳了大量启蒙哲人的经典文本和研究文献，可以说为现代化启蒙运动叙事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学术基础。尽管有年轻气盛的挑战者（如罗伯特•达恩顿）讥讽其没有使用档案，称之为读书笔记的汇编，但是这部著作气势恢弘、视野阔大，征引广博，述论融通，很自然地得到学界的赞赏。第一卷出版后，旋即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
盖伊的《启蒙时代》对于推动新一波启蒙运动研究热潮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该书受到赞赏和追捧，成为后来研究者登堂入室的指南。同时，该书也引起很大的争议，甚至成为攻击的靶子。
大致说来，批评主要来自两个层面。第一个是社会哲学层面。盖伊的《启蒙时代》把启蒙哲人解释成宗教的敌人，引起了保守派的愤慨，因此被列入“20世纪50部最糟书籍”之一。与此同时，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兴起，现代性受到盘诘，现代化的宏大叙事受到质疑，启蒙运动则首当其冲。当然，后者的批评不仅是针对盖伊的，甚至不是以盖伊为主要论战对手。但是，争论的焦点是现代性和现代化，盖伊的启蒙运动观也必定受到波及。
第二个层面是历史研究层面。盖伊的研究方法和许多结论都受到挑战。譬如，盖伊把启蒙运动视为一个整体，把启蒙哲人归为一个家族。这种整体论不能说服强调启蒙运动存在深刻分歧乃至分裂的学者。此外，那种强调在不同国度里启蒙运动的民族特色的倾向也渐成气候，从国别角度研究启蒙运动的成果不断涌现。再如，盖伊局限于经典文献和研究文献的研究思路也受到质疑，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以及社会史、书籍史的大步进展使启蒙运动的画面几乎焕然一新。最后，盖伊认为，启蒙哲人（如伏尔泰）在政治上是非常激进的，启蒙思想是美国革命乃至法国大革命的先导。这是他最受人诟病的两个结论。学界普遍认为，伏尔泰等启蒙哲人在政治上是温和的，并不支持民主政治。至于启蒙与革命的关系，则需要寻找其中的联系环节，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美国学者达恩顿等人做了破解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启蒙运动研究领域新作迭出，盖伊的《启蒙时代》的经典地位也在争议中得到确立。盖伊的学术成就获得美国和欧洲学界的广泛尊重；盖伊的启蒙运动研究及其核心观点，即现代化启蒙运动论，作为一家之言，目前依然具有重要影响。
评论者通常称赞盖伊的《启蒙时代》学识厚重，见解睿智，而且文字生动，雅俗共赏，极具可读性。在译者看来，该书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那就是，盖伊是以启蒙的精神来论述启蒙运动。盖伊虽然推崇启蒙运动，但没有神话启蒙哲人。重要的不是曝光启蒙哲人的私生活，而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原生态的文献，把启蒙哲人的著作当作历史语境中不断摸索试探的话语，而不是现代神谕。就算是“读书笔记”吧，我们看到，盖伊旁征博引，夹叙夹议，点评争辩，有一种与启蒙哲人平等对话的味道。可以想见，读者加入这样的对话，收获的不会仅仅是知识。
刘北成 王皖强
2014年9月8日
《启蒙时代（上）》读后感(二)：更全面、客观地认识启蒙时代
谈起“启蒙”你会想到哪几个词？哪些哲人？哪些作品？其中一些“科学、民主、自由、理性、反宗教”可以说塑造了现代人的世界观、价值观。
我们如何更全面一些了解“启蒙时代”以及那个时代里的“启蒙哲人们”呢？盖伊说，启蒙哲人们，其实是一个家族，他们各自的差异很多，但是仍有某一种思想方式将这群知识分子联系起来，他们是有家族相似性的。除了这些伟人们，当时的一种社会氛围、社会环境，更重要的还有那些能听懂启蒙哲人们所说的、被启蒙哲人们思想所激发热血的阶层——“有教养的阶层”，他们身居要职：出版社的办公室、政府机构、私人沙龙、大学教席、王室周围等，思想上的花朵、学院派的讨论，还需要政教秩序上的担当，而那些担当者也许是二三流人才，但是是构建社会的精英。在这本书里，就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启蒙时代，那个时代，就不仅仅是一个落在史书上发展线，而是鲜活的时代。
《启蒙时代》分上下篇，上篇是“论述启蒙哲人如何争得了自由”，下篇“论述他们如何运用这种自由”。“自由”不是凭空而来的，现代的自由与古代的自由，也有很大的内涵上的差异，而启蒙哲人们的思想遗产，则来自于异教和基督教遗产以及两者的对抗和独立。“有用而可爱的过去”，启蒙与古典学问到底是什么关系？哲人们对古代的追慕，让他们对所继承的基督教遗产的束缚有怎么的打破，而又转向了一种新的现代世界观？每个现代人，都应当从源头好好读一读。
《启蒙时代（上）》读后感(三)：希帕提娅：启蒙运动的先声
文/严杰夫
启蒙运动领袖之一、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提到过一位别具气质的女学者：希帕提娅。希帕提娅生活在5世纪的亚历山大城，当时那里是东罗马帝国中古希腊影响最大的城市。
希帕提娅的父亲是亚历山大博物馆的研究员，还是一名数学家。比起父亲来，希帕提娅不落下风，她被看作是新柏拉图主义的掌门人之一，同时也是出色的数学家和科学家。有研究称，她是第一位发现地球公转的轨道是一个椭圆的学者。除去智慧外，希帕提娅的美貌也并不逊色，她被后人看作拥有“雅典娜外貌”。因着这种美貌，希帕提娅自然成为诸多年轻才俊追逐的目标。在当时的亚历山大城里，总督欧瑞斯忒斯代表着政治权力，而在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已折服于希帕提娅的智慧和美丽。他疯狂地迷恋着她，并展开热烈追求。希帕提娅对此无动于衷，反而劝导欧瑞斯忒斯抛弃爱欲，追求真理，她指导欧瑞斯忒斯学习音乐和星象，以期安抚他的相思病，但无济于事。于是，在一次课后，希帕提娅丢给欧瑞斯忒斯一条沾着经血的月经带问道，你爱这个东西吗？这一点也不美丽，因为我也是一个“不洁之物”。希帕提娅这种“爱哲学胜过爱自己”的性格，被后世的启蒙哲人所追崇。
但受到官方推崇的基督教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并且这种意识形态影响到一大批社会底层的人，并显示出极端主义的倾向。在官方的推动下，原本遭受迫害的基督徒，摇身变为了迫害异教徒的人。基督徒暴乱逐渐升级，最终将亚历山大博物馆焚烧殆尽，古希腊遗留的文明遗迹被当作异教标志而被肆意损毁。希帕提娅在这样的时代里，不得不成为悲剧的主角。
历史学家对希帕提娅最后遭遇的描写尽管有些细微差异，但悲惨程度大抵相似。希帕提娅同时代的基督教史学家所奎德记录到，亚历山大城内的基督徒暴徒已经被暴力蒙蔽了双眼，他们一早就计划要袭击和加害于“高傲的异教徒”希帕提娅。公元415年的斋节，以一位名为彼得的礼拜朗诵士为首，一群基督徒埋伏在希帕提娅回家路上。当希帕提娅的马车经过，他们群起而攻之，将希帕提娅从马车中拖出。他们将她带到一座教堂内，脱去了她的衣服，用石头扔她，还用瓦片剜她的肉，并且将她分尸。至此，这帮暴徒还不忍结束，最后还残忍地把希帕提娅的残肢扔进了火堆。希帕提娅死后，许多学者也纷纷离开，基督教掌握了权力，但历史的黑幕也徐徐降下，亚历山大城及其代表的古代西方文明最后一丝光明就此殒灭了。
希帕提娅就好像是黑暗来临前最后的烛火，细心呵护自己周围方寸之地的光明，却又十分柔弱，一阵风就可能将其吹灭。只是许多人都没想到，这阵风如此剧烈，以至将烛台本身也吹倒摔碎。直到在1300年后，这个烛台才被修复并重新点亮。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启蒙运动。
著名的启蒙运动史专家彼得•盖伊在《启蒙时代》里，将启蒙解释为人类抛弃迷信而追求理性的过程。这样来看，希帕提娅的肉体虽然极为脆弱，但她的精神却从未消灭，经过了千年的黑暗，依旧点燃了后人追求理性的光。
《启蒙时代（上）》读后感(四)：《启蒙时代》：从传统中挖掘现代性
最近一两年里，国内引进出版的反映现代世界起源方面的书籍着实不少。广西师大理想国今年推出了伊恩•布鲁玛的《零年：1945》，把现代世界的肇始放在了二战结束的194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前年则推出了麦克法兰的《现代世界的诞生》，以最古老的现代国家英格兰为例，畅谈现代世界诸多制度的起源。
与上述著作注重制度、社会变迁相比，世纪文景刚刚引进出版的新书《启蒙时代》，则把着眼点放在了思想层面。在本书作者彼得•盖伊看来，出现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直接为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并且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启蒙运动才是现代世界诞生的标志性事件。
彼得•盖伊之所以要写作《启蒙运动》这本书，除了认识到这场思想运动的重大价值之外，也跟其个人经历密切相关。盖伊1923年出生于柏林一个犹太人家庭，1939年为逃避纳粹迫害而逃离德国，历经坎坷后抵达美国。其身份和经历，跟另一位著名犹太思想家阿伦特非常相似。而盖伊的《启蒙运动》，跟阿伦特的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一样，其根本出发点，都是为了对肇始于启蒙运动的西方现代民主思想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探求工作，对充斥着暴力与极权的20世纪进行深刻批判和反思。
之前关于启蒙运动的诸多论著，更多是把启蒙哲人们分不同国度各自加以研究，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以休谟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启蒙运动和以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而盖伊在这本书里，把这些分布欧洲各国的启蒙哲人们视作一个整体加以对待，因为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对古典思想的追慕和对基督教教条的批判。用盖伊的原话来说就是：“18世纪有许多启蒙哲人，但是只有一个启蒙运动。从爱丁堡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柏林，从波士顿到费城……启蒙人士统一在一个雄心勃勃的纲领之下，这是一个提倡世俗主义、人道、世界主义，尤其是自由的纲领。”
盖伊在书中采取的是精神分析式的写法，即从思想家们所创作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出发，来分析其思想特征和主要观点。这本应十分枯燥的文献解读，却在盖伊优美生动的文笔之下，写得煞是有趣好看。而透过书后所附的长达几十页的文献综述也可以看出，本书较强的可读性并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建立在对大量启蒙哲人的经典文本和研究文献的征引和梳理基础之上的；这种诗意化的启蒙运动叙事，有着比较坚实的学术基础。
正如书中的启蒙哲人们继承着古典思想家的批判传统一样，盖伊在这本书中对启蒙运动的评判，也顺应着启蒙运动本身所倡导的批判精神。他虽然推崇启蒙运动，但是并没有对这些启蒙哲人进行人为的神化，而是对他们的著作采取一种语境化阅读和去语境化阅读相结合的方式，反复在当时语境和当下意义这两个层面，点评和考量其思想的价值。这种与启蒙哲人平视对话的方式，给我们如何进行阅读与研究，提供了知识层面以外的参考。
2015.3.29中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作为彼得•盖伊纪念专题的文章之一，刊发于2015年5月17日的《晶报•深港书评》。）
《启蒙时代（上）》读后感(五)：“启蒙时代”不是一个陌生时代
文 / 深圳晚报记者 李福莹
作为西方文化史上的重要阶段，启蒙运动时期堪称新思维不断涌现的“黄金时代”。对于这个时代，一直没有全面且明晰的史学研究，直到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出版。
著名学者余英时评价：“盖伊的《启蒙时代》是关于欧洲启蒙运动史的经典之作，上下册虽然分别完稿于1966年和1969年，但根本不发生所谓‘过时’的问题，近三四十年来，这一领域尽管日新月异，却未出现一套有系统的新解足以取本书而代之。”这部经典之作在西方出版之后，中国内地迟迟未见中译本，甚至在被称为“新启蒙时代”的上世纪80年代，也未见此书被译介。
2015年2月，《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首次推出中文简体版，由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翻译；之后推出的《启蒙时代（下）：自由的科学》，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皖强翻译。借由《启蒙时代（上）》出版，记者专访了该书译者清华大学刘北成教授。
从《启蒙时代》把握整个西方思想史脉络
深圳晚报：作为译者，您认为《启蒙时代》的最大优点是什么？
刘北成：要评价盖伊的《启蒙时代》，就需要了解有关启蒙运动研究的学术史、思想史。一般认为，启蒙运动始于17世纪末，终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西方思想界普遍把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视为因果关系，对启蒙运动的评价也与对法国大革命的爱恨情仇捆绑在一起。相当长的时期内，负面评价占了上风。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启蒙运动的正面评价开始兴起。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研究启蒙运动的著作，是1932年出版的德国犹太裔学者卡西勒的《启蒙哲学》。30多年后，盖伊的《启蒙时代》是第二部全面系统研究启蒙运动的著作，盖伊深受卡西勒影响，继承了卡西勒对启蒙运动的基本观点。
深圳晚报：盖伊与卡西勒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他对启蒙运动研究作出了哪些贡献？
刘北成：盖伊的《启蒙时代》与卡西勒的《启蒙哲学》，总体结构上有两个重大差异：一是卡西勒的研究基本局限于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本身；但盖伊把启蒙运动放到宏大的西方思想史中考察。另一方面，就是盖伊从思想史研究进入了社会史研究，而卡西勒是纯粹的哲学史思想史研究。在盖伊笔下，启蒙运动不仅仅是一些哲学、思想，更是一场运动，一个历史事件。
深圳晚报：在盖伊之前，西方世界关于启蒙运动被人提及较多的是卡尔·贝克尔的《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因为鲜明地反对贝克尔，盖伊招致了诸般轻蔑，从而激发了能量，最终写作了两卷本《启蒙时代》。老师可否比较下这两本论著？
刘北成：这个问题涉及到《启蒙时代》的创作背景。盖伊是德裔犹太人。因为有躲避纳粹迫害而逃难美国的经历，并且受父亲影响，盖伊从少年时就服膺启蒙思想。卡西勒的《启蒙哲学》是用德文发表的，20年后才译成英文。当时在美国学界，卡尔·贝克尔的观点具有权威性。卡尔·贝克尔是美国著名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中，贝克尔认为，启蒙运动不过是用理性乌托邦取代了宗教乌托邦。盖伊则强调启蒙运动的批判性和现代性，认为贝克尔把启蒙运动归入中世纪了，他说：“贝克尔对启蒙哲人的批评，就像萨缪尔·约翰逊对莎士比亚的批评，方方面面精彩纷呈，但除了一条：道理错了。”这个批评非常尖刻，所以才引起了强大反弹。贝克尔当然不能那么简单地被否定，他的命题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启蒙哲人在当年曾经“很任性”
深圳晚报：《启蒙时代》在西方已出版多年，为何迟迟未引入中国？
刘北成：一本书的译介有偶然性。就我个人而言，简单地说：顾不上。在被称作“新启蒙时代”的中国80年代，大家关注的并不是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而是20世纪的新思想、新理论。当时国门刚刚打开，这些“新东西”以压缩的方式蜂拥而入，人们应接不暇。这种情况延续到90年代后期，直至进入新世纪，学界发现，我们还需要做很多追溯性工作，从而有了一股大规模译介西方传统经典和阐释作品的潮流。
深圳晚报：《启蒙时代》记录了大量启蒙哲人的身影，如狄德罗、卢梭、伏尔泰等，似乎与我们以前的认识不太一样？
刘北成：盖伊非常生动地呈现了一批启蒙哲人的形象。人们一般认为，启蒙思想家都是才子，天生睿智。其实在盖伊的描述中，启蒙哲人也继承了非常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这一点以前常常被忽略。
第二，盖伊让我们在一群“活生生的哲人”中间，感受到启蒙思想是怎么产生的。启蒙哲人不是“冥想型思想家”，他们本身也在试探，也在摸索。启蒙思想产生的过程，是他们对当时出现的各种问题回应的过程。他们是一批活生生的人，有同盟，也有争吵，有喜怒哀乐。他们活在一个半专制半开放的时代，属于社会的中上层，与一些当权者关系密切。他们言行较为大胆，按当下的说法是比较“任性”，《启蒙时代》在给我们“重建”历史画面。
启蒙哲人好像是熟悉的陌生人
深圳晚报：对于启蒙时代，有人肯定，有人批评。甚至，启蒙时代的哲人落下了“愚蠢的乐观主义者”的声名。想听听您对于这个时代的评价。
刘北成：这是一个大话题。在西方，像卡西勒和盖伊这样一批对启蒙运动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启蒙运动是西方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提供了西方现代性的普世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对启蒙有所批判的人，他们的批评也并非毫无道理。评价启蒙运动，不是一个简单肯定否定的问题。塑造现代世界价值观，有18世纪启蒙哲人的贡献，也包含启蒙批评者的贡献。
深圳晚报：阅读《启蒙时代》，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何意义？
刘北成：邓晓芒在本书腰封的荐语中说的好：“读了这本书，什么是启蒙运动，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和几个空洞的命题，而是进到历史记忆的深处，怀着对一群过世的老朋友的亲切怀念，感受到他们的思想已融入了我们的血液。”
为什么今天我们对启蒙还有兴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对启蒙的兴趣又重新燃烧起来？因为启蒙似乎与现代化如影随形，因为康德当年的论断似乎还能触动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但不是一个启蒙了的时代。”启蒙哲人对于我们好像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盖伊的著作提供了一个与他们亲密接触、触摸这个时代的入口。盖伊没有神话启蒙哲人，没有将其简单地塑造成带有光环的“偶像”，盖伊和他们对话，和他们争辩，甚至有时也揶揄他们。我们读《启蒙时代》就像和老朋友重逢，谈话间有旧雨变新知的感觉。
来源：深圳晚报
http://wb.sznews.com/html/2015-03/15/content_316732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