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于一读后感10篇
《小于一》是一本由[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5.00，页数：43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小于一》读后感(一)：转——阅读布罗茨基
马海甸 翻译家，香港
一部《小于一》的中译本，在读书界掀起了一股布罗茨基热，真有点出人意料。其实，该书的部分内容，至少在两册书中已经译出，但少为人知，令人感叹赶得好不如赶得巧。有出版社旋即组织翻译诗人另一部散文集的中译本，并且不担心艰涩和专门，要出他的四卷本诗全集和第三部散文集，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靡然从风。我想在这里谈谈，俄罗斯人是怎样阅读布罗茨基的。
布罗茨基新传
2006年，俄国诗人列夫·洛谢夫写成世界上第一部《布罗茨基传》，由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收入《名人传记丛书》，此书近年来多次重版，并于2010年由维塔·诺瓦出版社和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了大十六开图文并茂的豪华本，名为“布罗茨基：文学传记的试验”。诺谢夫是传主的朋友，由他执笔写传，自有旁人难以企及的长处。同年，诺谢夫又出版《作为邻居，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伊万·林巴赫出版社)。这部著作不能说是传记，之所以列入本节，图的是行文方便。两位俄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虽然流亡美国后一度成为“邻居”，但对祖国出路的看法却南辕北辙。
今年是布罗茨基冥寿七十五周年，俄罗斯又出了两部诗人传记，它们是：B .邦达连科著《布罗茨基，俄国诗人》，同样收入《名人传记丛书》；B .索罗维约夫著《孤独的光荣结局》。前者厚达四百余页；后者则超过七百页。受西方经济制裁的影响，俄罗斯这两年的出版业不甚景气，书籍尤其是学术书籍出版量锐减。尽管如此，这两部传记的出版，仍然显示出俄罗斯学术界的大气，以及他们对布罗茨基的重视。布罗茨基与前辈诗人的关系，他因不劳而获罪被起诉，被判五年徒刑并被流放，与所谓“神奇合唱队”其他三位诗人的关系，到美国后的写作和教学生涯，尽管在有关著作中已多所陈述，但仍值得从不同角度加以了解。
波卢欣娜的著录
二十一世纪后，研究布罗茨基用力最劬而最令人瞩目的当推俄罗斯学者瓦连金娜·波卢欣娜。波卢欣娜的著作不但在俄罗斯被视为研究布罗茨基的必读书，而且备受西方学界推崇，她有关布罗茨基的著作，如《布罗茨基：我们时代的诗人》(《星》杂志出版社，1997年版)、两卷本的《同时代人眼中的布罗茨基》(俄文版《星》杂志出版社，2006版)都已译成英文。后者是作者耗时数载与散居各国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和学者如米沃什、沃尔科特、奈曼、莱茵、阿赫马杜林娜、戈尔巴涅夫斯卡娅、温茨洛瓦等人对谈的成果，对了解诗人的文学成就、人生观、美学观乃至政见，都极具参考价值。读过沃尔科夫的《布罗茨基访谈录》的读者，这部书更是不可不读。
与上述两书相比，波卢欣娜较不为人知、但同样饶有价值的著作是诗人的年谱《布罗茨基：生活，劳动，时代》(《星》杂志出版社，2008年)。四年后，该书再版，易题为《欧忒耳佩与克利俄：布罗茨基生活与创作年表》(2012年版)。其时我已无力购进不同版本的书籍，因此对新旧两版的异同，至今仍不甚了了。但有一点可以指出，新版页数较旧版多出近九十页，可见除改正讹误外，内容还有所增益。
有人认为，布罗茨基为人孤傲、乖僻、持才傲物，于是一言一行，也加以效颦。《同时代人眼中的布罗茨基·阿尔多夫访谈录》一章谈到：他“是一个非常好、聪明、有分寸的客人，他力图给你带来最少的不便。除此之外，他甚至不是每天吃午饭，以免给主人家添麻烦”。可见，诗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之人，有的时候他也讲世故。如果说《布罗茨基谈话录》给人的印象更多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那么连他的朋友、立陶宛诗人温茨洛瓦对他的言谈也并非奉为圭臬。下面是两人的一段对话：“问：布罗茨基认为，茨维塔耶娃是俄罗斯诗歌最伟大的现象，您同意这一高度的评价吗？答：一般来说不，尽管我喜欢茨维塔耶娃，毫不怀疑她的伟大。但最接近我的是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霍达谢维奇。”这不过是随手拈出的一例。
回忆录及论著
回忆录成书的，我买到的仅作家、学者柳德米拉·施捷伦的《没有台座的诗人·回忆布罗茨基》(时代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初版名“布罗茨基：奥夏，约瑟夫，Joseph”，新版比旧版(独立出版社，2001年版)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施捷伦早在列宁格勒即与诗人稔熟，赴美后仍经常往来。有书评家称她的为文“将沉稳的讽刺与敏锐相结合”。顺便说一句，本书有英文版，题为《布罗茨基：个人回忆录》，美国巴斯克维尔出版社2004年版。
米哈伊尔·克尔莫维奇的《布罗茨基一家》(奥尔马出版社，2015年版)，是我新近买到有关诗人的著作。作者是诗人的表侄，对诗人的双亲涉笔之多冠于他书；老布罗茨基晚年以摄影为业，本书收了近十张他拍的照片。诗人的故友、瑞典学者本格特·扬格菲尔特的《 语言是上帝 》( C or pusАстрель出版社，2011年版)、伊蕾娜·格鲁金斯卡娅—格鲁斯的《米沃什与布罗茨基。磁石作业》(新文学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米哈伊尔·米尔奇克纂稿并摄影的《布罗茨基在流放中》(PerlovD esignC enter 2013年版)、亚历山大·波布罗夫的《布罗茨基：永远的漂泊者》(算法出版社，2014年版)，以及《布罗茨基在立陶宛》(2010年版)、《布罗茨基流放在北方：自己的诗学》(2010年版)、《布罗茨基的威尼斯》(2011年版)、《布罗茨基玄学的神秘剧：时代的诗人》(2012年版)、《布罗茨基：诗学的课题》(2012年版)、《布罗茨基：诗歌文本的分析》(2014版)，等等，都是颇具篇幅言人所未言之作。
布罗茨基作品的中译本，如果有关出版社的计划能够顺利完成的话，则迄今收诗人文字最完备的圣彼得堡普希金基金七卷本文集已囊括殆尽。但是，要读懂布氏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诗，光读作品肯定不够，俄国人投放在研究布罗茨基研究上的大量人力和物力，不是为了学而优则仕，更不是跟风。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5-06/14/content_3432420.htm？div=-1
《小于一》读后感(二)：流浪者之歌
奥登(据布罗茨基说他之所以要英文写作，就是为了取悦他“一个影子”)说过:“作者的兴趣和他的读者的兴趣永远不同。”所以，我并不担心我是否悖离了奥登或者布罗茨基的本意。我在归来的火车上读了《小于一》的一个章节时，就以它引申出了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流亡史，从俄罗斯到美国——一个两极格局的另外一极，目睹克里姆林宫降下锤子镰刀旗帜的地方——奢侈而简约地谈论了他不同凡响的大半生。这部去年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的十八篇文章，似乎提示了我想知道的布罗茨基的身份与经历所可能涉及的若干主要方面：遥望的故土；交织的历史；融合的观念；抵抗与敌对；免受统治的未来。当然，这不是作为一个平庸无奇的中国学生的我所要前进的道路，而是他的道路启发了我的思考(文学的这一点是很美妙的)。我也许还要说一些无聊的话；假如我们的生活很有趣的话——平等地看，虽然任何人的半生都是实足的半生（“仿佛未曾完整的生命”），但是他的一生还是被他比较谦逊地称之为小半生，正如在这本论著的题目“小于一”所提示的，“小”意味着个人立场和作为诗人立场的态度，“小于”在暗示着有限的时间长度之外，也是对我们个人经验之外的事物的提示；总之，叙事态度为他所叙述的内容定了冷峻而温和的调子。我们在战栗中摸到了锋刃似的冷与恐惧，也许布罗茨基的所有悲伤与理智，或者在另一个方向上，正如同为流落于美国的大学者萨义德所言：“有家乡存在，有对它的爱以及真正的归属感，才会有流亡；关于流亡的普遍真理是，不是你失去了爱和家，而是这两者天生具有意料之外和不受欢迎的失落感。对待经验要像对待马上就要消失的东西。” 而“整个世界都是异国他乡。”以及可以引申至普鲁斯特的观点“所谓真正的天堂是失去的天堂。” 午夜只身乘车返回，心间涌起了木心的一行文字：“身前一人举火把，身后一人吹笛。”唔，那是何等夜之归途！
《小于一》读后感(三)：20170903
他在回顾中写，一段深深根植于潜意识里的历史，一段属于自己和他们——这些文明的孩子（安娜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夫妇等）的历史。
或许正因那赋予他们“灵感”的社会有颇多共通之处，诗人们对文明怀有一种相同的感情，他们在“良心和文化之光下”观照历史，迸发出具有精神强度的诗歌。当我们翻来这些诗作，你发现它们并不高调，有的更是隐晦至极，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在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中诗歌力量的充分展现。这骇人的表达也使它们长时间处于陷落之中，置身于充满威胁的恐怖中，它们在沉默中说话、呜咽、哀泣，但从不屈服于任何一种权力和主义，在前进的时间中挥之不去……然而如果我们只试图通过诗人所处的历史背景来解释诗人的诗作，即如果这些历史事件没有发生过，他们仍会成为他们所成为的吗？诗人如是问。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们有天赋，并且不顾发生这些事情，而成为他们所成为的。
“宣传”在作者的笔下频繁出现，并非出于他对这个词语的偏爱，而是词语本身的简单和重复决定的。宣传以其苍白的空洞迅速而不引人注目地扩散成构筑稳定的金字塔底层的基石，像一个合谋。在宗教般森然的国家机器下，家庭绝不是滋养温情的地方，那儿是冷凝的，空洞的，公然默许成员之间互相欺骗，就连个体也不是单独存在的，因为存在决定意识，当“意识学习掌握疏离的艺术时”，这个说法才成立。绝大部分个体在本质上毫无二致，一样不明真相，一样平庸无奇，日复一日地笼罩在灰暗的失败感之中，如同被层层裹挟的贝类，只有少数敏感柔软的个体——布罗茨基这般选择内心流亡的作家，方能采用最隐晦的方式坚持消极抵抗。他却又是如此谦逊和节制，也许在浩瀚群星之前真诚地感到了惶恐不安，他说不能代表任何一个个体说话，尤其是诗人，他“仿佛是他们的总和，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说，“他从不把自己放在画面的中心，充其量只是表明自己在场。”
布罗茨基视野开阔，这本书可以说只是通往他本人世界观和美学经验的一把钥匙，例如他在谈到观察时写：“每个观察都会遭到观察者的特征的扭曲——也即，它往往反映他的心理状态而不是被观察的现实的状态——观察者唯一可以有正当理由宣称的，是他也拥有一点点现实，其程度也许是卑微的，但在质量上并不逊于被观察对象。无疑，也许可以通过在观察的时刻处于一种完全的自我意识，而达到貌似客观。”想起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有如下表述：“男性观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别人观察。这不仅决定了大多数的男女关系，还决定了女性自己的内在关系，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而被观察者为女性。因此，她把自己变作对象，而且是一个极特殊的视觉对象——景观。”两相对照，不禁让人进一步思考“观察与理解”之间的联系，以及，纯客观的观察是否不存在？换言之，我们在进行观察时，是否总掺杂了自己的意识，记忆与想象？
《小于一》读后感(四)：我只看了小于一
布罗茨基在苏联的经历非常典型。犹太家庭出身，从小就经常受到反犹人士的歧视，十五岁之前，他在学校度过了和周围的人相似的童年。随后辍学进入工厂，成为一名工人，其后被当局逮捕审讯，被关押流放驱逐出境。简直就是苏联版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小于一就描述了作者本人在苏联的生活。有意思的是，在最为跌宕起伏的被捕入狱以及流放的生活并未着什么笔墨，而是详细的描画了无聊单调的学生生活和工人生活。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尤其是五十年代的苏联，国家对人们意识形态的控制比1984也有过之无不及，而在这样一个思想寸草不生的地方，童年时布罗茨基仍然有了自己的想法，对无处不在的列宁雕像的反感，对洗脑的抗拒，对于学校生硬而死板的教育的逃离。重复单调的工人生涯并没有磨平布罗茨基的棱角。而正是这段时间的经历和思考，让他走上了与自己的祖国截然相反的道路。成就了后来的布罗茨基。全世界的读者也许都想感谢这段经历，带给文学界一份难得的珍贵礼物。
尽管有了一个看似能一眼望到头的起点，没有接受完整的精英教育，作者却进入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人类在任何时刻都不要放弃探索、思考和对自己的反思。否则和一条咸鱼有嘛区别？
《小于一》读后感(五)：对布罗茨基的非线性观察
请允许我斗胆选择布罗茨基的散文集《小于一》，作一个建立在语词基础上的“观察”——之所以是“观察”，是为全篇主观片面之故。
当我们进行任何一项研究，都要查阅大量的资料——可以认为，每件资料反映出的形象都是实体的片段，或许是粉饰，或许是理想的反射，或许是属性的分有…总而言之，如同耀目的光芒自钻石的百千切面折射而出，对于一个人的阐释则需要更多的佐证，而不仅其人作品而已；当对象又是一位诗人时，这种佐证的数量呈几何倍增——因为诗人借由其诗歌在永恒中栖息，在时间尽头起舞。
某种角度上说，这篇“观察”更倾向得出一个变化的、多重指向的结论。
索尔仁尼琴：“每当我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都把它当作一个政治事件处理。”
苏联时期，俄罗斯共诞生了四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除了肖洛霍夫，其余三者即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都不被苏联的主流文化接纳，重则开除国籍、流亡他国。纵观流亡作家的作品，我们可轻易找到原因：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都穿透了高尔基之后的苏联文学的壁垒，展现了苏联外壳下肉食性的朽烂、迷途，后者更是作者以古拉格幸存者的身份回忆了苏联劳改营中的可怖岁月（事实上，是堪比纳粹德国集中营的国家罪行）。有许多著作关于纳粹和东德及苏联的宣传体系作了对比，结果发现相似超过了不同：出版物的封禁，教义（主义）的传播（推广）的庞大体系，被全方位掌控的的文化生活……“中央集权化的文化生活”灰白暗哑，冷漠如同浮雕上的人像，个人特性的泯灭——“灰色而冷漠的人头之海，或举手的森林”——大量的宣传最终成为了杂草，在群众麻木的心灵中肆意生长并占据异端的空间。某种意义上，在意识形态的拉锯战中，关于“主义”的宣传与一神教的排异性无二，它要求深入人们生活的每一步骤和心灵角落，将其自身摆在唯一真理的地位上。“一个异教徒被一种假宗教之名的基督教同化”正是这种文化绞杀现象。于是公分母进一步扩大，延伸至地平线彼端——人作为个体永远无法贬值，唯独当他成为炉底铁水的一滴时，他可沸腾、凝结，也可被溅出——因而，作为分子的我们总是小于一个人。
不同于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更多得展现出对国家的文学性的沉思与恸哭，寄生于词语的连接及其生成意象，而非情节或曰事态发展，这又是诗人的独有姿态。人们通常津津乐道于某些大家及其推崇的另些名家作品间的亲缘关系，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也确有其事。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说中提及了五位诗人，正是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弗罗斯特和奥登“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综合——但总是小于他们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首先是通过个人心灵这个棱镜，然后是将就着通过历史这个棱镜。”这虽是诗人对阿赫玛托娃的评价，也一定程度上是自身的写照。他不惮于以笔刃刺破黎明前的黑幕，但由于他的“不受历史调整的伦理学”，更擅长引发历史帷幕之后的真理的共鸣，因为诗人思想的本源扎根于文化中：他从圣彼得堡的建筑中学到了这个世界的历史，他在涅瓦河上学到了关于无限和禁欲的知识。他是果，无法重建他的因，诸如他的父母，他的一个半房间，这片广袤寒原上时间之潮的涨落，从此他成为了“俄语诗人，美国公民”——因为他文明的国已然在革命后崩塌，现今的国家更像是地理学上的重合，固然他生于斯长于斯，但心栖之处并不一定就是家乡；当一个诗人乐于选择史诗英雄作为主人公，那他必定被赋予了新生的灵魂，因为英雄都因其壮举而存在空白——根虬曲在消散的文明中，他在俄语中安宁。纳博科夫少年时就随父母移居外国，用英语写作，他在回忆儿时岁月时将对苏联的愤恨归咎于苏联使他失去了童年；布罗茨基则不仅仅失去了童年，他在斯多葛式的人生曲线中不停地失去旧有的馈赠，只剩下俄语。
若将诗人们作为一个族裔，他们的语言必然比拉丁语更加难以运用。诗之为诗，从声韵到字形都被彻底运用。诗人最伟大的技艺就是通过文字掌握感官，反之亦然。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是爱者，那么诗人就是圣徒与哲人的嵌合体——代人受难，然后愈接近永恒的文明，眼泪凝成诗歌。俄语之为“有丰富词尾变化的语言”及“诗歌的音高”种种，隔着巴别塔的灾厄与哲学的界限，我们并不能清晰看见那条诗歌的阿里阿德涅线团，而爱是唯一意义。
布罗茨基：“它们（诗歌）能留存下来是因为语言比国家更古老，也因为作诗法比历史更长久。”
巴什拉：“诗歌是一种即时的形而上学…应该同时展现宇宙的视野和灵魂的秘密，展现生命的存在和世界诸物。”
每个诗人都渴望达到“一个诗人对一个帝国”的高度，充要条件是——他成为它。诗人要借助抽象的时间观念与永恒比对，于是高山下降，沼地上升。
布罗茨基：“艺术模仿死亡。”
关于死亡有这么一种看法，即：存在既为永恒，生是刹那的激情，死是长久的寂静。诗歌热爱用时间的意象为自身扩容。假设每一篇诗歌都存在于永恒之书中（一本通晓一切可能，存在于时间两端之内与之外的百科全书），世上的一切美德、梦想与罪行、苦难，它都在那里了。生所照亮的是含混的字眼，而死则与它们同列在暗处，这是永恒的特权。耶路撒冷是永恒的产物，时间与神话赋予了它光辉，于是，它就顺着光辉扩散，众人看到的不再是肉眼所见的圣城，是大卫的建国、大希律的暴行，提图斯摧毁神殿对耶稣预言的印证。
“（勇士从迦太基出航。）狄多兀然/伫立，紧傍着城墙边士兵们/早已燃起的篝火，在那里/有如置身介于火焰和青烟间/颤动的幻象——她注视着伟大的/迦太基默默地倒坍成灰。/早于卡托作出预言几个世纪。”（《埃涅阿斯和狄多》）
迦太基的女王狄多在维吉尔的诗行中得到了一段无望的爱情，又在布罗茨基的笔端预言了邦国的毁灭，就在自刎前夕。诗歌的叠加造成了属性的叠加，狄多在那夜进入了诗人的领地。
“从少中减去多——人中减去时光——/你得到单词，余物，挺立于它们/白色的背景，比身体活着时/更为显明，尽管喊着‘抓住我！’——/如此爱源变作爱体。”（《约克：缅怀W.H.奥登》）
布罗茨基作为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的后继者，又生逢苏联时期，两个时代的光芒汇聚在这颗钻石上，荣耀与骄傲、苦痛与煎熬，它闪闪发亮。诗人是安泰，从圣彼得堡的土地上学会领悟词语的体热；是伊卡洛斯，插上了语句的翅翼去接近永恒；是奥德修斯，漫游的归程通向他的家乡——伊萨卡岛。因而我们知道，一个诗人既非某一个国度的产物，也非某个人的成就——诗人即诗歌的阐述者，诗歌在永恒中窥伺许久，终于在尘世中寻求到倾泻之所，“它是一个心灵，寻觅肉体但找到词语”。而当一首诗歌诞生，诗人，也同样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洄游，作诗的行为类似逆水行舟，划开无处躲避的今日，驶入时间的风暴眼。
诗之乡——心之乡——有二，耶路撒冷诞生自荣光，伊萨卡岛来源于记忆，两者双螺旋状结合：诗就产生在螺旋分散的两端。
《小于一》读后感(六)：翻译太差。
相比于刘文飞，此书翻译简直不忍直视。
如：
她常常只在一个诗节内，就覆盖各种似乎不相关的事物。当别人像她那样谈论感情重力时，他们往往连篇累牍如醋栗开花，并且将“把左手套戴在她右手上”[译注：“把左手套戴在右手上”是阿赫玛托娃的名句。]——这会影响呼吸，而呼吸是诗的韵律——这个动作加以大肆发挥，使我们忘记其初衷。换句话说，因袭在这里变成从属于不同描写对象之间的落差，事实上为不同描写对象提供了一个公分母；它不再是一个形式，而是变成语言风格的一个基准。
能看懂吗？什么叫做“当别人像她那样谈论感情重力时，他们往往连篇累牍如醋栗开花”？ ……这里曲解了作者的意思。
《小于一》读后感(七)：被拔高的激情
草就。
这是一本去年饱受好评的书。黄灿然在布罗茨基《小于一》的中译本中称，这本书陪伴了他二十多年。受这本书的洗礼，“我们就不会对那些不管是流行作家还是精英作家的文章太过在意，这可省去我们很多时间。”
如果和那些时下流行的大多数出版物相比，我想黄灿然是对的，布罗茨基是一个继承了优秀写作传统的俄裔美国人，他自然明白该怎样对待自己的传统。
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依靠这本书，远远不足以节省我们的时间。布罗茨基不能算是一个天才式的写作者，和他的前辈们比较，他的随笔也不能说是严肃的文学评论。
如果仔细考察他的这部作品，诸如遽下结论，大而化之的议论，不负责任的定调，随处可见。随笔的性质使作者陷入一种意识处于荒谬的境地：即“充满诗人色彩”的天马行空，最终却充当论据依附于逻辑。这就是这个作家在这本书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结构。
对于一般的读者而言，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缺乏一定的辨识力，诸如优美的句子之类会拥有很强的说服力。更多情况下它的后果是误导读者对复杂的文学形态产生错误的认识。
这种写法和茨威格的人物传记拥有许多一致的地方，谁也不会认真对待茨威格对文学富有激情又一无所有的演说。语言是一个陷阱，一旦为了某一个语言或者哲学上的理念陷溺进去，就会把许多伟大的名字当成拼图贴在上面。
在这个意义上的拼图游戏，布罗茨基是白银时期伟大创作者们庸浅的继承和模仿者。
第一次知道布罗茨基，是在读曼德尔施塔姆一首写于沃罗涅日时期的诗作时，在注释中看到他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评价。布罗茨基是一个注重词的运用的人，或者可以说是在词的意义上，讨论各派诗人和俄罗斯文学的。
在整本书中，他基本都是在叙述诗人的词，间或一些其他的随笔材料。他絮絮叨叨的想要把词的技术性问题讲清楚，这可能继承自俄国白银时期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观点，他可以说是曼德尔施塔姆观点之强烈捍卫者。
曼德尔施塔姆认同俄罗斯语言希腊化天性，反对别雷式的无情驱赶词的“滥用”行为。他甚至认为，俄国历史在边缘上行走，在悬崖上行走，每一分钟都准备坠入虚无主义，亦即与词的隔离，“这是完全正确的”。
对比一下布罗茨基对词的表述和曼德尔施塔姆的《论词的天性》，基本可以获得这一印象。在这一点上谈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我想没有人会比他更准确。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和曼德尔施塔姆都是俄国犹太人。而犹太人的文字在俄国文学中拥有一个特殊的结构。这取决于他们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使是曼德尔施塔姆所认同的洛扎诺夫，也对犹太人的文字嗤之以鼻，多次大加蔑视。如果不能深入这样的历史结构，了解不同的民族天性，我想，我们是看不出其中的区别的。
我就我所关注的几个作家和诗人进行一些说明（全部否定布罗茨基是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这些人都在布罗茨基的作品中出现。但他们都出现在不恰当的位置。
被黄灿然称为“当头棒喝”的《自然力》一文，是一篇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随笔短文。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他涉及到心理学、悲剧哲学、诗学。布罗茨基是认同这一伟大先驱的创作地位的，但他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试图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功绩都归于他对俄罗斯语言句法的掌控，并认为他的思维受到他的词语的掌控，最终，陀成了语言的神灵附体，使所有材料之间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摩擦力，在一个人的内部造成了分裂。
他忽然下结论——注意，这就是布罗茨基的特点——他忽然说，“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秘密”。
如果这不属于译者的疏忽（译者应该在几个地方加注，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人浑身发臭”，这句话一般的读者是无法理解的。），那我敢很肯定的说，布罗茨基没有认真读过巴赫金的书，或者，他根本不屑于理解。
巴赫金同样在语词和结构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把握，但他提出的复调理论更具备说服力（我不想在本文里展开）。探讨陀思妥耶夫斯的哲学家和文论家在白银时期达到高峰。即使是同样的拼图游戏：舍斯托夫从他本人的理念出发，运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些伟大的名字，完成了自己理念的拼图（这并不是说我不认同舍斯托夫的看法），他是启示哲学的坚定捍卫者，而从这个拼图的结果看，他所揭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秘密也远远多于布罗茨基的“全部”。
《小于一》的作者在举例时认为果戈里的手稿《死魂灵》第二部如果没有毁掉，即笔下完成的东西和灵魂之间产生的分裂将创造一位作家。——这句话让人不知所云。
我可以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一种牵强附会。实际恰恰相反，果戈里毁掉第二部手稿的行为本身即是《死魂灵》不朽的证明，也是死魂灵的一部分。果戈里从根本上意识到，三驾马车上的俄罗斯最终没有出路，人在绝望的边缘也没有出路，任何“怎么办？”的问题都不存在答案，所以毁掉的手稿是绝望之最终证明，这根本不是什么语词和灵魂分裂的结果。
在另一篇《空中灾难》的文章中，布罗茨基把俄罗斯的散文进行了粗暴的划分，即要么托尔斯泰，要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更不知道他是从结构还是思想上进行把握。
我认真阅读了这篇文章，但从根本上，他错的离谱。他认为只有舍斯托夫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走了，而契诃夫、高尔基、蒲宁、安德烈耶夫等人随着托尔斯泰走，这简直是一种路线斗争——经过模拟写作，最终抵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深坑，他们被理解成是托尔斯泰信徒。
这里面出现了非常可怕的混淆，俄罗斯的散文传统绝不是简单的二分法可以概括，而布罗茨基的整篇文章都建立在这个二分法上。
众所周知，托尔斯泰和托尔斯泰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而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与托尔斯泰不相干。如果说这一模拟的结果始于托尔斯泰的话，那就低估了托尔斯泰思想的价值，他完全超出任何主义之外，甚至可以说，强烈反对。
如果说存在这样一条模拟写作的蜿蜒小径，那这条小径行走着的可能是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后代。
更让人惊讶的是，蒲宁小说中纯粹的美感和托尔斯泰完全不同——或者只在托尔斯泰的一些短篇中能发现这种风格。
契诃夫最伟大的作品《第六病室》和《没有意思的故事》，或者是模仿自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和《克莱采奏鸣曲》，但要知道，这几部小说都没有把人带到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深坑。甚至正好相反，而契诃夫的《匿名者的故事》则是不同于托尔斯泰的另一种风格，如果仔细考察这种风格的话，它更多是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涅托奇卡涅兹完诺娃》和《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
更大的混淆是，安德烈耶夫则更不是一个托尔斯泰散文遗产的继承人，这在他的小说《墙》中有着极为深刻的表现。墙的思想如果一定要攀血亲，它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笔记》。安德烈耶夫是一个尼采主义者（这不是一个严格判断），他最终的路径和布罗茨基所说的完全相反，他是跟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走的。
另一个层面是，如果在一本文学评论中，对他的评论对象充满了所谓的平等精神，“都是好话”或者，“仅仅有一部分不好”，而脱去了批判的外壳，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真知灼见。要知道，诗人的歌声来自法拉利斯铜牛的肚子，绝不是一些语文学的判断。
作者如果是站在这样一个位置，一旦他的主观好恶表露出来，就会显得充满优越性的傲慢，以及在语言上过于精致的虚伪。
对于这种构造理解和解读体系反对最为激烈的是布罗茨基的前辈洛扎诺夫。洛扎诺夫是一个较布罗茨基更加诗意纵横的人，但他从不屑在说理的文字最终从属于逻辑，他喜欢把一切打碎，不服务于体系。因而布罗茨基受到出版界的欢迎，但同时他也被奴役，而洛扎诺夫则陷入他隐居生活中的孤寂。（完）
《小于一》读后感(八)：约小于一
一、文学谱系学
如果可以排一个私人的文学家谱，那么村上春树肯定是我小时候喜欢的坐在我前桌的女孩，他身上有着各种你意想不到的魅力；而索尔·贝娄则是初恋，他不断给我新鲜的体验和创伤式的幸福，让我恨不得把他所描述的都经历一遍，让我“以为暴风雨中会有天才”，让我日夜醉心于他的每个细节和局部。
而奥登永远像一位父亲，望着他晚年的面庞，你才真正理解为什么杜拉斯会在《情人》里说“我认识你，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你很年轻，大家都说你美丽极了，现在我特意来告诉你，在我看来，现在的你比年轻时更美，你现在这张备受摧残的面孔比年轻时娇嫩的面孔更让我热爱”；这种表述在叶芝那里变得更有味道：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炉火旁打盹 回忆青春
多少人曾爱你 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 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还爱你 虔诚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布罗茨基曾采取了更为精致的写法来表述他对奥登的敬爱之情。在《取悦一个影子》中，他首先指出——当一个作家诉诸一宗有别于母语的语言时，他要么出于必要，像康拉德，要么出于炽烈的野心，像纳博科夫，或为了获得更大的疏离感，像贝克特；继而谈到在未曾和奥登见面之前，诗人的照片给他带来的欣悦之情——“这些照片激发你想象力的程度一点不亚于那些诗行本身。我会长时间走在那里细看某个黑白框里这个诗人或那个诗人的面貌，试图揣摩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对于布罗茨基而言，爱是在《小于一》里面坦诚自己试图用英语写作是为了接近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灵魂，取悦一个影子；是逐字逐句地把《1939年9月1日》分析了一遍并把对诗歌之神缪斯的最好赞颂都送给了这首诗和这位诗人；是一辈子写下了无数首哀歌——这里面哀悼的对象有罗马，有邓恩，有洛威尔，有无数位大诗人——却偏偏没有这情愿爱得更多的这一位。
对于一位诗人，总有些难以言说的东西，这是一个。
爱是Eros，是超越一切言辞一切逻辑一切性别一切语言一切时间一切存在的不可定义甚至无法留驻之物。
因此，在圣马可广场的花神咖啡馆，当布罗茨基一人走下拱廊扫视空无一人露天广场，精神占据了他的存在，许多老朋友跨过两个世界带着似曾相识的场景一起降临到威尼斯：“我看着温斯坦，他笑个不停，可是一滴眼泪却从他的面颊滑了下来。”
眼泪是一个企图，它希望逗留，希望落在后面。Altogether elsewhere。
二、第一级台阶
而对我来说，我是经由布罗茨基才真正认识了奥登。尽管我在15年的时候就尝试着去读奥登。——那还是15年的夏天，我第一次买来奥登的诗集，而沉睡的打工仔、哄着小孩的母亲都坐在回家的长途客车上一路颠簸摇晃，我翻开诗集犹如掀开心底一扇陌生的门，那里很黑暗，门也有些重，我一点点地增加投入的砝码，试图撬开门缝，几首爱尔兰民谣适时地挤了进来，它帮我填充了中英两种语言间的空白，以音乐修补文字和想象力的不逮之处，我努力想弄明白奥登笔下的小说家，作曲家，兰波，A.E.豪斯曼都呈现怎样的面孔，试图接近冰岛之旅途中诗人与拜伦勋爵的跨时空对话，还有悼念叶芝的诗里有无自画像的成分……我承认我没能推开这扇门，可是后来啊，奥登为我送来了布罗茨基，一如几十年前，普罗米修斯把奥登送给布罗茨基，我们倾听诗人的心跳，去临摹另一位诗人更伟大的心灵……
两年过去了，我几乎难以相信自己如此接近了这个诗人的灵魂和缪斯，尽管我和诗人之间有方块字和字母的差距，但我们使用的仍是同一个国度的语言。
如今，我站在欧迈尼斯曾经驻足的第一级台阶前，倾听卡瓦菲斯和忒奥克里托斯的教诲。奥和布罗茨基都曾谈到过他，据传闻许多年佩所阿曾和卡瓦菲斯通在一艘船上度过一个夜晚……而四月的这个夜晚，我几乎不敢想象两个月的时间跨越了两年的生命长河，时间在想象力面前是束手无策的，我多次希望将来会更多的时间可以和诗人继续两年前我并未全数听懂的谈话。
三、小于一
因此，在谈论奥登之前，我希望能留出足够的空间给布罗茨基。
在布罗茨基之前，我曾天真地以为诗是最忌讳阐释的，我无法想象一个不是诗人本人的人可以给诗人的诗提供合适的注解，无论他抱着怎样的目的。
布罗茨基改变了这一切，这不他抽丝剥茧分析了奥登《1939年9月1日》，其论述之精湛赢得了谢默思·希尼“是对作为人类一切知识的清音和更美好的精神的诗歌所唱的最伟大的赞歌”的高度评价。
在上文提及的《取悦一个影子》、关于奥登同名诗歌《1939年9月1日》的分析都收录在布罗茨基的文集《小于一》（Less Than One）里，尽管我已经把这本书读了无数遍，也把布罗茨基对诗人和诗歌的作品当成这本散文集的核心和灵魂来阅读，但我始终无法忽略在布罗茨基的自传性篇章《小于一》和《一个半房间》里藏有的巨大能量。
开篇的同名文章《小于一》我读了好多遍，依然未能穷尽它的全部意义；然而在1月13日这一天下午，我站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再次阅读《一个半房间》，忽然被布罗茨基文字中说蕴含的巨大潜能所震慑……当他谈到记忆和艺术的共通之处是都偏爱选择和喜欢记忆；当试图追溯在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三十二年里关于发生在一个半房间的一切，他总结到这个粗劣的世界背后的强壮时代是如何换掉了他的生命；他还解释用英语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让他们逸出国家火葬场的禁锢进而释放自己长年流亡在外的乡愁……你无法不被布罗茨基隐而不发的沉郁所打动。
他试图让自己满足于这类东西——用一个标记、一个方程式、一个可辨认的草图来创造一个累积的、笼统化的父母形象，而这也恰恰是布罗茨基在整篇文章中一直在做的事情。布罗茨基屋外的两只乌鸦已经陪伴他很久了，结尾作者回忆起他二十岁那年和父亲在夏园拍照的场景让人不禁想起了《包法利夫人》的结尾：已届中年的包法利坐在夏日的凉亭里，阳光透过栅栏照射进来，似乎他又变成了十几岁的少年。
四、约小于一
在布罗茨基的《一个半房间》里，他曾引介了阿和玛托娃的诗《北方哀歌》里几行：
“如同一条河流
我被我强壮的时代改道
他们换掉我的生命：变成一条不同的山谷
经过不同的风景，它继续滚动
而我不认识我的河岸，也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布罗茨基认为他用了接近一辈子的时间才懂得他们父辈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的一件事：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粗劣的地方，并且不配更好。
布罗茨基曾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公正的一个国家。那国家被一群生物统治着，这群生物用所有的人类标准来看，应被视为退化的生物。但没有人这么想。
就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布罗茨基在接近四十年之后回忆起童年时的经历时，依然可以记得许多栩栩如生的细节，这细节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源于“伟大的爱只身，伟大的细节之神”，正如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试图唤醒的介于幻想和现实之间的某种隐蔽的桥梁，而那个时候，布罗茨基还是一个小男孩：
“每天清晨，当天空还挂满星星，这个男孩就该起床了，喝下一杯茶、吃下一个鸡蛋后，伴着广播里传出的关于新的炼钢记录的通报，跟随着士兵们为领袖（这领袖的画像就挂在男孩那还留有体温的床铺上方的墙上）所合唱的颂歌，这男孩沿着白雪覆盖的花岗岩河岸向学校走去。
宽宽的河流静卧着，白茫茫的，覆着冰衣，像是大陆向静谧伸出的舌头，一座巨大的桥在深蓝的天幕中形成一道弯弓，像一幅钢铁的腭。如果那男孩有两分钟多余的时间，他会走上冰面，向河中心走上二三十步。在这段时间里他会想象，鱼儿在这厚厚的冰层下正在做什么。然后他会停下来，转个180度的弯，回身跑去，脚步不停地一直跑到学校的门口。他会冲进楼厅，将他的帽子和大衣挂在挂钩上，然后飞跑着上楼，冲进他的教室。
这是一个很大的教室，有三排课桌，领袖的画像在教师座椅后面的墙壁上，还有一张由两个半球构成的地图，其中只有一个半球是合法的，小男孩坐在他的座位上，打开他的书包，将他的钢笔和笔记本摆在课桌上，抬起头，静下心来准备听那胡言乱语了。”
让我们一字一句地走进这段文字，走进文字背后的世界里。
《小于一》读后感(九)：悖论叙事的张力
一、引言
随着译本的出现，布罗茨基的散文进入了当代中国的阅读视野。作为俄罗斯战后的代表性的作家，他更多地以诗歌著称（其俄语抒情诗获得了诺奖），而其散文写作被称为“诗性哲理散文”，具有跨文体写作的意味。长期流亡西方的异乡生活，使其拥有了用非母语（英语）写作的能力，其代表性的散文《小于一》便是英语写作的产物。令人惊讶的是，布罗茨基以其诗人的高度敏感力，熟练而娴熟地使用英语，自称是“俄语诗人和英语散文家的愉快结合”，从这种意义上讲，他又是一个跨文化、跨语种的作家。布罗茨基文化身份和文体写作的多重性、复杂性决定了他的散文内部结构的丰富变化性。而他本人在《小于一》中也表示：“对我来说，试图在这篇文章里保持连续性是没有意义的。生命对我来说绝不是一系列清晰标记的转折…… ”作者对自己的写作意图有着清晰的界定，但正如莎士比亚在“剧中人物表”和正剧中所体现的权力关系的背反一般（剧中人物表的秩序体现了莎士比亚对封建王权的屈服，正剧则体现了其作为人文主义者先进性的一面），布罗茨基的清醒理性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其潜在心理因素的呈现，即使这种呈现是无意识的，但它清楚地表明了隐藏在作者内心深处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定位。这种看似无逻辑联系、随意松散的叙述结构，在其背后有一以贯之的“内在理路”，即无处不在的“悖论”式的叙述逻辑，这种“悖论式”逻辑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其诗人的身份和诗性散文的性质决定的。因为诗歌在本质上就是“悖论”，所谓悖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自相矛盾的说法，或者一种看起来自相矛盾但可能正确的说法（A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statement that may nonetheless be true ）（当然诗歌也可能具备反讽的性质，这里不做描述）。诗歌中的悖论并非正面碰撞与对立的矛盾，而是间接、有过渡地转化，尖锐的矛盾在“隐喻的整体关联性原则 ”下消解，实现了和谐的沟通。而布罗茨基的散文由于其诗人身份，在修辞上、叙述上带有明显的诗歌色彩，这种“悖论”也时常出现，在看似对立冲突的矛盾中最终融合成一个有机的和谐整体。其二，是由于布罗茨基潜在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决定的。由于二战后的苏联进入集权主义的统治之下，官僚体系腐化，民生水平改善缓慢，战争期间掩盖的矛盾逐步爆发。社会陷入失范状态（Anomie），既有的价值体系崩溃，而新的生活方式尚未形成（这同样是一种悖论）。在瑞恰兹看来，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境中缺失的部分 ”，我们不妨将“词”的外延进一步扩大至段落（正如将句法语言学能够扩大到篇章语言学一般），文中的悖论体现的是“日常生活”、“个人生活”的缺失，构成了对社会现实的隐喻，也是对集权体制下不合理状况的反讽。
二、过去与未来
在《小于一》中，布罗茨基的时间观是有趣的，这主要体现在它对过去（历史、记忆）的描述上：“跟一般失败比较，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手掌不断滑走 。”在布罗茨基的观念中，存在—时间—过去（回忆）是一体的，它们无法被人类真正抓住与掌握。这是第一层次的历史观，或者说回忆观。“记忆，我想，是一个替代物，替代我们在愉快的进化过程中永远失去的那条尾巴……还有，你记得越多，也许你就越接近死亡 ”，这是历史观的第二层次，将死亡和记忆（历史）的本质进行了界定，记忆（历史）成为了一种无限逼近死亡的工具和中介。“历史无疑注定要重复自身：毕竟，历史如同人，没有很多选择 。”这是第三层次的历史观，在布罗茨基看来，历史注定是要循环的，而非无限、自由和多重选择的，这体现出其思想悲观的一面。在历史决定论者看来，社会科学也必须进行因果解释。例如他们可以用工业发展来解释帝国主义 。但布罗茨基的历史观显然是超因果，直观化的，但却更加深刻而富有本质性的洞见。因为在波普尔看来，任何考虑在数量上表达社会规律的尝试是没有希望的，定性而非定量的模糊化表达是社会科学不能避免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布罗茨基的观念是宣告了“历史决定论”定量化企图在文学上的破产。
布罗茨基的时间观还包括它的未来观念，而要理解他的未来观念，首先要能够洞悉他对“重复”的看法。在布罗茨基看来，“任何表示重复的东西，都变成一种损害……这包括文字措辞、树林、某些类型的人……只要是大量的，我便立即把它视为宣传 。”这种看法显然是对集权国家千篇一律、整齐划一生活的反叛，体现出作者追求自由与个人活动空间的期望。而作者把未来同样看作是“宣传”的一类：“基于某种理由，过去不像未来辐射如此巨大的单调。未来因为其大量，所以是宣传。杂草亦然 ”这是它第一层次的未来观，即把未来看作宣传，从而厌恶和拒绝未来；“监狱意味着缺乏选择，而在监狱里你的未来是可以用望远镜那样精确预测的，这才是真正使你疯狂的 。”这是未来观念的第二层次，如若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未来，那么未来将是使人疯狂的地狱，这里的监狱不但是实指，更象征着集权社会下的巨大牢笼，在这样的牢笼中，我们被迫进行生活，然而却无力回避和逃脱，最终迎来的结果是比死亡更可怕的疯狂。因为死亡仅仅代表肉体生命的毁灭，而疯狂代表了理性的丧失和正常精神活动的终结，这种丧失则意味着人类尊严被剥夺与践踏，沦落为与动物无异的被主宰者。一方面是拒绝未来，一方面是被迫接受未来，这构成了布罗茨基未来观的第一层内部悖论。正如本雅明所说道：“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我们 。”布罗茨基的对未来的拒绝实际上是对人类文明的守护，拒绝参与游戏（因为游戏规则由对方书写）表明了一种无畏的态度（因为没有东西暗示，这将会带来一个好的结局），而这种反抗的力量本身可能成为每一次法律和秩序的受害者举行政治示威的后盾 ，它的延续不是绝望，而是希望，这体现其未来观的第二层悖论。
布罗茨基的时间观在宏观上还体现出另一层“悖论式”的叙述逻辑，在提到回忆时，布罗茨基说道：“我回忆它们是因为我从未这样回忆过，是因为我想让这些事情多少能留存下来——至少在纸上。还因为回顾比起相反更有益。明天不如昨天有吸引力 。”而事实上，昨天并不会真正的比明天更美好。在作者的未来观中，最为害怕的是巨大的单调。但过去同样是单调的，更可怕的是，过去是不存在变动的可能性的。未来虽然动荡不安，但变更的可能性只存在与未来当中。而对过去回忆的偏好只是失范社会下人类的正常应激反应，他们迫切地拥抱已知的事实，从而获得一种存在的确定感。事实上，这样的一种价值选择正是陷入到作者所刻意回避的“重复”中，批判者在此时无意识地转化为了被批判者。这是其一。其二，作者对“过去”（回忆）的偏好还体现在它对永恒性的追求，这是其自我认同紧张的体现（将事情留在纸上，即把自我意识注入永恒的知识海洋），而这种永恒性是包括未来的，留存下的事物也必须在未来中进行展开，从这个角度讲，对过去的偏好的价值根基恰恰是建立在未来将存在的预见之上的，也就是说，过去与未来并不可能割裂，作者将其割裂的目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是一种寻求自我确定性的需要，而在无意识间带来的结果，便是文学张力的显现。
三、牢房与医院
布罗茨基曾在十字医院的停尸间工作，因为它决心成为一位医生；但当他开始写诗时，就被迫入狱：“在我改变主意并开始写起诗来之后不就，十字监狱便向我敞开它的牢房 。”而在作者的笔下，医院和牢房显示出一种无限的接近性：“当我在医院切割和缝合尸体时，我可以看到十字监狱放风场里囚犯们在走动……由于这种紧邻的地形学，也由于由那个躯壳包围着，因此这些地方、职位、罪犯、工人、看守和医生都彼此融为一体 。”监狱和医院在彼此内部都构成一层“悖论”，相互之间又构成一组“悖论”：医院的太平间意味着死亡，而医院的目的却在与拯救；在作者眼里，千篇一律的尸体没有特征可言（因为他心不在焉，仍然有时间看着窗外），而没有特征意味着普遍，而普遍意味着神圣化，在莱维纳斯看来：“上帝的踪迹存在于‘他者’的面容之中 ”，而面容作为一个无可分割的整体，不能被还原为鼻子、眼睛、嘴巴等有限部分，它象征着上帝的完满和普遍。而作者却在对这些尸体进行着分割，实际就是在对这样一种普遍性进行分解和打破，嘲笑着自以为是的神圣。正如他在前文所提到的列宁画像一般：“这张面孔在某种程度上萦绕在每一个俄罗斯人脑中，并暗示某种标准的人类面孔，因为它完全却反任何特征）他通过个人的行动在对国家机器普遍化的规训进行反抗，并暗示着普遍内部应该存在的诸多可能性，这是医院这一物象的内部悖论。
监狱内部的悖论在于它即是“大于一”又是“小于一”的。在布罗茨基的存在观中，每一个躯壳中都藏有一个“我”，这个躯壳外围绕着正在发生的“一切”，在躯壳里的，那个被称作是“我”的实体，是永远不变，也不会被时间的流逝所影响。他认为：“一个孩子对父母控制他感到不满，与一个成年人面对责任时的恐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你不是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你也许是小于‘一’个”。由于“我”的不变性，决定了“我”不能够完全地成为“我”所被赋予的身份，这样的一种不完全性，使其惊骇与恐惧，使其小于一。在监狱中也是如此，从医生到阶下囚，布罗茨基的“我”仍然没有改变，他无法完全适应双重身份的过度，从这个角度上看，他是小于一的。但是，由于监狱的生活的一致性和集体性，在这个地方所有人都需要放弃自身原有的身份，“我”不需要再去监视和适应外界所发生的一切，和他人一起生活，使“我”成为了所有人中的每“一”个（即上文所引的融为一体），以至于作者分不清：“到底是我想起某人在十字监狱那个熨斗形放风场来回踱步，还是我本人在那里走动。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是以“一”的身份存在，整个监狱就是多个“一”的叠加，它等于“一”又“大于一”，这便是监狱内部的“悖论逻辑”，它体现的是作者在自我认同上的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群体认同下带来的个人认同的危机。
而医院和牢房在宏观上又构成一层悖论：医院和监狱本质都是改造工具，是不完善的“旧我”到接近完善的“新我”，但它们改造的方式不是通过自由发展，恰恰是通过对自由的限制，对空间的约束，对地位的挑战（医生高于病患，病患听从指挥，太平间的死人由活人掌握，监狱的囚犯由狱警支配）。这传达出来的悖论便是：自由和完善是不能兼得的。在康德看来，自由世界和自然世界是原本是不可沟通的，要将一个有知识的人（真）逐步引导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善），必须要有审美判断力作为中介。而美作为道德的象征，它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到道德本体所留下的痕迹。而这样的一种能力不是用来认识，而是用来满足我们对于自由活动的要求。布罗茨基的写作不正是“道德的象征”吗？它所提出的悖论实际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消解，这不得不说是作者留下的最深层次的反讽。
四、结语
布罗茨基的跨文体、跨语言写作身份，决定了它的散文内部充满了断裂和不连贯性，然而这种看似无序的矛盾斗争背后，潜藏的是一种有迹可循的“悖论式”的叙述逻辑，其主要体现在布罗茨基的历史观和未来观、对“牢房和医院”的看法悖论之中，最终，一种强烈的美学张力和哲学诗思在这样的对立统一中得到了释放。
《小于一》读后感(十)：大于零
1.格言式写作
艺术不模仿生活，哪怕仅仅出于担心陈词滥调。（《哀泣的缪斯》） 为了在极权主义压力下生存，艺术应发展出与那个压力强度成正比的密度。（《在但丁的阴影下》） 成为一个作家总是意味着成为一个新教徒。（《自然力》） 平等的概念，不是艺术本质固有的，而任何文人的思想都是等级制的。（《诗人与散文》） 美的其中一个定义是，它是某种不属于你的东西。（《论W.H.奥登<1939年9月1日>》）布罗茨基的文章里经常会有类似这样的“名言警句”。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认为格言式写作是一种低级的写作，在作品里创作格言是对整体的损害。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少见的、正在消亡的能力。真正的格言也许是片面的，狭隘的，但同时也是有力的，优雅的。强调整体通常导致的是全面平庸。民主的法则在文学里是行不通的。2.作家的赞誉
对于书中所评述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普拉东诺夫、卡瓦菲斯、蒙塔莱、沃尔科特，布罗茨基几乎全都予以最高级的称赞。关于奥登，布罗茨基更是直言自己用英语写作是为了取悦他：
威斯坦（即奥登）坐在桌前，右手夹着一根香烟，左手拿着酒杯，大谈冷熏三文鱼。由于椅子太低，女主人便拿了两大卷残破的《牛津英语词典》让他垫着。当时我想，我看到了唯一有资格把词典当坐垫的人。（《取悦一个影子》）这样的描写达到了近乎谄媚的地步。我理解的天赋是有排他性的。因此，我好奇的是，一个作家如何能做到对另外一群作家毫无保留地赞美。或者说，如何在臣服于其他作家的同时，又确认自身的才华。（当然在读者那里，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也许布罗茨基首先是一个优秀的读者？）更何况布罗茨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天才论者：
认为受苦能创造伟大艺术，这乃是一种可恶的谬误。受苦使人盲目，使人耳聋，使人毁灭，且常常使人死亡。曼德尔施塔姆在革命之前就是一位伟大诗人。还有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即使本世纪发生在俄罗斯的历史事件没有发生过，他们也会成为他们所成为的：因为他们有天赋。基本上，才能并不需要历史。（《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1899—1980）：讣文》）3.用诗歌回应时代
从奥登的诗歌创作来看，他其实一直是在试图用诗歌回应时代——不是指某种抽象的时代精神，而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这种“回应”我在国内的诗歌写作里几乎没有见到过（除了一些“打工诗人”的作品）。“口语诗”意图回归日常生活，“历史写作”自然是排斥的对象；而“学院派”也许是深刻的，内敛的，但首先是精致的，里面很难看到任何粗粝的、愤怒的情绪，且常常被幽灵般的文人趣味所俘虏。
4.“通过过量使恶变得荒唐”
在《毕业典礼致词》一文里，布罗茨基对耶稣在“山上宝训”中关于报复的言论进行了一番富有开拓性的解释。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马太福音》）他认为，不应只以“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一句为依据而得出以德报怨的结论，而应将其和下面两句连在一起看。这一组箴言所要表达的不是一种消极抵抗，而是一种积极行动，即“通过过量来使恶变得荒唐，使伤害失去价值”。此举不是为了“启动敌人的内疚感”，而是“暴露出整件事的荒诞感”。
这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态度对于处在强权统治下、毫无还手之力的人而言是可取的，它能够使被害者在精神上变得积极起来。而事实上，在仅有“左脸、外衣和一双可走两里路的脚可供调遣”的前提下，这可能也是唯一的“有意识的、冷静的、慎重的决定”。
5.大于零
读完这本书我越发意识到，像茨维塔耶娃这种以声音取胜的诗人，阅读中译文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说我很难理解，一个人如何能够被茨维塔耶娃的中译本所打动？就我的阅读经验来看，从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中得到的收获等于零。我不会再花精力做这种事情了。生命有限，我希望我的阅读都可以大于零的。
单从中译文来看，布罗茨基的文章有臃肿和啰嗦的嫌疑，有些地方则显得过于华丽。我反复诵读了奥登那首长诗的原文，并拿其他几个“中译”来对照，发现黄灿然在这首诗的翻译上是可信的，尽管在择词和节奏上有不少损害诗意的选择和处理。当然关于译本的问题，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甄别。接下来几年会努力学好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