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王村读后感10篇
《我的名字叫王村》读后感(一)：王村的影子投向大地
王村的影子投向大地
上篇
1、 如果说《变形记》是路的起点，是卡夫卡站在悬崖边讲述的“异化的现代寓言”；《我的名字叫王村》（以下简称《王村》）则是这条路在东方神奇土地上的延伸，是这个现代寓言跃出那由泥土岩石构造的悬崖，进入到一大团云蒸雾蔚宛若梦境的中国现实中，但它的脚底并非虚空，而是一块坚硬的玻璃。怎么说呢？这种感觉类似在美国大峡谷那座中国人建造的玻璃桥上行走，行走在一个原本只有雄鹰飞过的地方。峡壁环绕，步步惊心。
2、 读《变形记》时，有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如果变形为甲壳虫的格里高尔没有死，他的家人会怎么办？无外乎以下三种：一是卖给马戏团；二是当成宠物豢养；三是遗弃。无论哪种，都是“艰难的决定”。卡夫卡用格里高尔的“死”避开做这道选择题——他本人的性格，短篇小说结构上的要求，都是他这般闪躲腾挪的原因。当格里高尔自然死去，遗弃成了必然选择，格里高尔的家人也获得道德的豁免权，“感到如释重负，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但问题并不会消失，这回，它终于出现在《王村》里。这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惊喜。我想知道范小青的抉择。
3、 化身为“我的弟弟”的格里高尔，在《王村》出场时认为自己是一只老鼠。如果说从“人”变成“非人”是格里高尔们的命运，范小青一语道破“变形”的肇因。“我带弟弟去看病，与医生说了一大堆话，差点被医生当成精神病人。水落石出后，医生直言不讳道，‘病被你们耽误了’。”医生眼里的“你们”是谁？就是“我们”。这是一组奇异的复数，有着饕餮之胃，每时每刻都在自我复制不断增殖，犹如病毒（还记得《黑客帝国》里的史密斯么？）；同时，也通过无处不在的“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斗争”，不断自我清洁，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以保证其结构的完整，作为“我们共同目标的实现”。疾病是惩罚的隐喻，尤其是精神疾病，那更是罪无可逭。当我们以各种修辞，比如爱与家庭、国家与民族等，都无法控制住那些不服从“我们”的异类时，精神疾病是“我们”祭出的最有效的修辞工具。“弟弟本来并不是老鼠，他明明是个人。大家的意思是，如果我不说，弟弟就不会变成老鼠”。“我”，王全，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而“我爹”“我娘”“我大嫂”“我妹”，以及全村人无不齐声加入“弟弟是一只老鼠”的大合唱，最后，弟弟也加入了，且，身体力行。这在病理学上有充分的解释，根源于自我惩罚。一个人被宣布患有“精神病”，就丧失了为人的资格，即“非人”。曾经属于他的财产、名誉等，都要被不同程度地剥夺。他本人更要遭受到疾病以外那些更为痛苦的真实不虚的歧视。哪怕已然痊愈，人们仍然随时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他们，担忧他们旧病复发。这种对精神病人的社会歧视远较其他疾病更多，更隐蔽；这使他们终生难以摆脱“疯子”之嫌，同时也更易令他们沉溺于疾病本身难以自拔——疾病是自我保护之盾。
4、 令人深思的有两点：第一，尽管作者没有明确说明，但叙述者“我”应该也是一名精神病患者，至少是一名智障青年。精神病人思维广，智障青年欢乐多。全书笼罩在一个黑色喜剧的调子里，而这个调子的形成皆有赖于“我”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行事逻辑。尽管“我”一再声称自己是个正常人，可总是难免被别人视作“非正常人”——精神病医生，“我”把弟弟带到周县扔掉的客车上遇到的乘客等。啼笑皆非的是，这两次尴尬都依靠弟弟的及时发病，才得以化解。等到“我”想找回被遗弃的弟弟，被江城救助站经验丰富、有着菩萨心肠的关科长视作精神病人后，因为弟弟的不在场，这种“饶舌表白”式的证明也就成了《第二十二条军规》，“如果你能证明自己没疯，那就说明你疯了”。第二，弟弟是精神病人，但还是救世主。不仅数次拯救了“我”，最后还拯救王村（乡村文明）。当“我”把弟弟带回没有了老槐树、水井、大蒜地的王村，奇迹发生，弟弟叫出自己的名字，使席卷王村的“圈地运动”因为他的不曾签名，在那最后二亩地前得以停止。作者为什么要做这种苦心孤诣的设置？这里有一种暴雨将至前的寂静。
6、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根源是以民主为基本要求，以科技进步为主要特征，以国族利益为出发点的现代性浪潮。具体到王村，就表现为王长官在选举时的“贿选”，“我嫂”想象的大家洗脚上田“穿白大褂，套鞋套进车间”，以及村长不择手段的共同致富梦。怎样来理解范小青对现代性的批判？应该承认，我们活在几个清教徒创造的世界里。IBM的广告词“智慧的地球”即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冲动下的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建立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新秩序，根源于新教伦理包含的“契约精神”、“敬虔上帝”等在新教徒看来是不言而喻的箴言与常识——但这不是人生而有之的。中国文化里没有这个“不言而喻”的基因，所以美国人发财后会去做慈善，中国人发财后会去包二奶，甚至把慈善当做掠夺财富的手段。这是不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在我看来，不是。而是伦理匮乏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落后国族在经济上奋起直追后“老子也阔了”的过度反应等。匮乏必然会扭曲所谓的“经济规律”，使那些看上去几乎完美的数理模型失效。匮乏不一定就是坏事，吃相不大雅观，比起那些细嚼慢咽的总能多扒几大口。当它发现沉淀在中国人意识深处的性情时，就能帮助淘宝网打败用西方经济理论武装到牙齿的易趣网。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也决不只是因为对西方经济理论体系的学习，以及全球产业链转移提供的产业机遇。这还意味着什么？有必要说明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具有从原来支撑它的宗教伦理体系里挣脱，再与技术伦理媾和的强大冲动。这里还可以做个假设。假设这个资本主义世界还会一直延续下去，而更能作为一台核心引擎为其提供主驱动力的，或许不是这个势能在被逐渐耗尽的新教伦理，而是那个中国正在重建的伦理体系（请耐心一点，用百年的尺度来看）。中国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中国未来同样可能成为世界的中心。
8、 必须说，在疯癫与理性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分明的壁垒，观念总要发生变化，会让一个慕男狂演化成一个女权主义的急先锋；而在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也总是同时隐藏着疯癫与理性两个小人儿，一个是大闹天宫的孙行者，一个是一心谋个正经出身的六耳猕猴。又有谁敢断言：最后去西天取经的不是六耳猕猴呢？那个疯狂的叛逆者，五指山下压了五百年也压不服的真孙悟空，完全可能是被如来以大神通定住，“显出六耳猕猴的形”，再被六耳猕猴一棒打死，被冒名顶替。坦率说，当我读毕《王村》，我还是不能确信“我”与“弟弟”究竟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我”始终陷入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我是王全”、“我弟弟是王全”、“我不是我弟弟”、“我是我弟弟”的自我怀疑与自我证明中。“我”是谁？这个哲学上的终极问题是笼罩在《王村》上一团巨大的迷雾。
9、 《王村》的封底有一句话，“在一个线性时间的来龙去脉中，范小青以中庸的力度打开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哲学，一个是现实。”我觉得中庸两字在这里用得极好。它包括中国古人做学问的五种方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还觉得说这句话的人眼力也极高明。许多作家，包括许多大作家，比如欧•亨利，终其一生也没有让自己的作品进入到一个哲学高度。我曾经给当代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说，当代小说并不等于小说的当代性。当代小说是在“大海停止处，望见另一个自己在眺望大海”，它强调：深度，广度，维度，高度。深度是说“我的每一次触及都在打开更深远之门”。广度是说“我的履痕及对世界广阔性的赞叹。”维度是说“我看见了银幕这面，也看见了银幕的后面”。高度是说，“我在月球上望见地球是圆的这个事实。”《王村》应该在当代小说中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时间会把它搁上文学殿堂的高处。
下篇
读完《王村》后，我写了几段话，兹录于此：
每个汉字都有其象形会意，有一个国族几千年文明史所淀沉淀的记忆，集体无意识层面的喜怒哀乐忧愁烦恼（柴静姑娘说，八个字里头喜和乐只占两个，所以凡事要想开一点）……它们像一只只嗡嗡响的蜜蜂，在造物主（作者）神秘的意志下，超越了作为一只蜜蜂所拥有的属性，以一种匪夷所思，同时也令人眼花瞭乱的方式，开始在屏幕上聚集，渐渐地获得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梦想与相应的行为逻辑——出现在屏幕上的每个汉字会因为对这种整体性的理解，自发地调整自身的重量与速度，这也就是一些作者在修订增删时所感觉到的神秘性。认为在那奇妙的瞬间，是上帝握住自己的笔。灵感并不是来源于自己的大脑，而是文字在文字中涌现。
涌现，是1+2等7，同时也等于一只“苹果”——亿万万年前，生命即按照该逻辑在地球上涌现。
重复一次：也只有在这个神秘奇异的时刻，构成这个整体（现在应该称之为一篇文章）的众多个体，才会逐渐呈现出超越自身利益的、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呈现出来的特性，并生成“诗”的语境，使每个词语有了新的可能性。
为什么这个词要搁在这里，而不是那里，是僧敲月下门，而不是僧推月下门？
为什么这个词搁在这里，是这个意思，而不是那个意思？
这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被大家所熟视无睹的奇观，文章的主旨、结构等，以及美，由于单个词语对整体性的服从，得以显现，犹如一缕缕光从暗中显现。
写作者在街头行走思索。他发现人流与河流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落日的玫瑰从天而降，使街头如同舞台。
他开始意识到所谓“日常生活的戏剧性”的真正涵义，决不仅仅是事件的起转承合与情节的跌宕起伏。他望着从身边漫漶而过的一张张脸庞，想起那一个个方块字，几乎要嚎啕大哭。这是一种俯瞰芸芸众生的视角，一种难以想象的悲悯之情开始充溢心胸。
“人是上帝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是。而其中一小撮者，因为种种因缘受到神启，成为人类的杰出者，比如我。”写作者在这样思索时，没有发现他的脚步己经下意识地跟上人流行进的节奏。换个说法，人流己将其裹胁。他路过邮局、咖啡馆、书店。书店的橱窗里摆放着一本《乌合之众》，一本《群氓的时代》。他皱眉，隐隐约约感觉到某种事情将要发生。他情不自禁地咬了下手指，体验到焦虑与不安。他又路过一间商店。橱窗里搁着的电视机在播放一档海洋生物的记录片。他不自觉地放缓脚步。
风吹了过来，猛地把地面上的一只塑料袋带上灰色的天空。
他惊呼出声，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人流中的异质。但大脑己经来不及思考这个问题，他感觉到“震惊”，是的，“震惊”，本雅明反复论述的那个词。他的视线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牢牢地与电视机的屏幕连接上了。
屏幕上那片深蓝色的水底，数万万条银白色的鱼，突然用一种难以理解的神秘方式，在一个极短的几毫秒的时间段里，迅速形成一个移动的群体，高速向前，眨眼间又一律左转——就没有一条往右转！
倏忽聚散的鱼群让人敬畏，没法不把它视作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只是它的灵魂何在？是同时存在于每条鱼体内吗？是每条鱼都同时做出左转的选择，还是其中一条做出左转的选择后，其他的鱼刹那间便确认了这是最好的选择——它们为什么不需要民主投票？为什么它们中间就没有一望即知的“头鱼”，那种类似君王发号司令的鱼？
写作者紧紧地盯着电视机的屏幕。他想挪开眼睛，但挪不开。人流的速度加快了，像有一个声音在前面呼喊着他。他不得不抓住玻璃上的钢质把手，以免自己被人流冲走。他想起他在某篇文章中看到的一个段落:
父亲在空中打出的那行黑体字是一句神秘的咒语。许多人互相张望着，渐渐开始离开他们原本的行走路线，或者走出家门，三五成群，四六一堆，犹如不断叠合的一个个不同尺度的涡旋。人流很快形成，开始还只有铅笔画出的细线大小，眨眼就有大拇指头粗细。这是一种具有非常怪异特性的流体。它能掀起拍沉钢铁巨舰的浪头，也会瞬间化作虚无。在人流中，不管一个人多么智慧、强壮、高尚，一旦被其裹胁就必然要跟随它移动的节奏——哪怕眼看着自己脚下有一个被践踏的人，也会身不由己地再踏上去一只脚。它能最大程度地攫夺理性，使一个人沦为一个单向度的畸形物。人流是危险的；当人流被有意引导至某个特定区域就更加危险了；而当一个能激怒他们的事实，再被不加丝毫掩饰地摆在眼前时，受到挑衅的人流，会变成一头比世界上所有恐怖生物加在一起还要可怕的怪兽。
这篇文章叫什么名字？
《阿达》。
几分钟，这个音节从他胸腔深处缓慢浮出，姿势与一条被渔叉刺伤的座头鲸差不多。
舌底下有一些咸。写作者开始反反复复地思索关于《阿达》的一切。
又是什么让这篇文章有了一种生命力，能使“我”心澎湃，望见星辰大海？
而在这无数个“澎湃”与“望见”出现的时候，人会超越个体的局限性（或者说自私、贪婪等人性的弱点），甘愿为群体（人们通常用国家、民族，以及人民等词语来描述它）抛头颅洒热血，推动它不断变化——这是一个犹如波浪涌动的过程。
变化，不一定意味着前进。一般来说，群体的整体性大致可分成“家族—民族—人族”三个阶段。利他主义便是这个“人作为整体一部分”合乎情理的理性选择。这也是“人民”这个词的盅惑性的根源所在——为人民牺牲，决不仅仅是因为对祟高的追求，或只根源于它的道德魅力，还有“个人的非理性服从群体的理性”——这不仅带来安全，更带来责任与荣誉。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完全的自给自足；每个人都是广袤大地的一部分，是整体的一部分，是其他人内心的风暴与手中的玫瑰。”写作者喃喃低语。他都想不起来，在四百年前，一个叫约翰•多恩的英国诗人说了这句话的前半部分。
他在台阶上坐下，掸掸衣襟上的土与唾沫。他的样子看起来是那样疲惫、憔悴。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枚硬币落在他洗得发白的灰袍上。他抬起头，吃惊地发现，越来越多的硬币正朝他飞了过来。这些面值不一硬币的投影在地面形成文字。通过改变硬币飞行的轨迹，即可以形成不同的文字，以及句子与段落。这是一个让人痴迷的游戏。很快，写作者忘掉他曾经思索的一切。他站起身，跟随人流，继续向前，就像所有人一样，手掌开始有节奏地拍打胸口，嘴里呼喊出声。
我把这几段话发给一个叫冶文彪的朋友。他回复道：
渐渐觉得，相比于思和知，美可能更本质。读了这篇感触更强烈。换句话说，尝到苹果的滋味（美）要高或重于知道苹果。“写作者在街头行走思索”，对我而言，他这个姿态蕴含的存在之美，要高于他思索的问题和答案。答案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我越来越迷惑。
答案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比屈子之问更让我困惑。
年轻的时候总以为问题总有答案。日头毒了，地就会生出那甘甜的椰果，滋润被日头晒着的人。世界是属于困果律的。哪怕是困扰了人类上百年的庞加莱猜想，迟早也会冒出一个叫格里戈里•佩雷尔曼的俄罗斯牛人给出回答——天啊，据说他的钢琴弹得也不错，还是桌球高手。如今年近四十，越来越发现：不仅是支配这个世界秩序的诸多人文学科领域，包括原本以为属于真理化身的自然学科在内，也并非一定就有一个犹如“1+1=2”一样简洁客观的答案，比如微观层面的量子力学。答案都不可避免带有偏见与傲慢，或者说是某种概率的显现，也必定要带来更深的疑惑，不安，与黑。范小青说，“我的叙述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疑惑，同时也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温情”。也许只有这疑惑与温情打来的一束柔光，能照亮我们的脸，照亮我们跌跌撞撞前行的路。
屋里有巴赫的音乐。是上帝的话语，源源而出。还能说些什么呢？披衣出门。午夜的时候，我去屋外看雨。湿润的街道犹如鱼脊，高而神秘。我喜欢这样，雨点是无数的疯狂与想象。一个个不可磨灭的瞬间。
2014年8月10日星期日
《我的名字叫王村》读后感(二)：人性复杂与冷漠
《我的名字叫王村》，这是苏小青老师又一部关注下层农民弱势群体的力作。
吸引人的故事情节，优美的语言，是一部优秀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但是，一部作品是否有传承的价值，要看它在文章中所体现的深刻性。就这一点来说，这部作品无疑有很高的价值，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的复杂与冷漠，更带给我们对生活、对人性、对世界的思考。
“我”是小说的叙述者，也是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参与者，由于弟弟的原因，没有考上大学，之后，弟弟便成为“我”的责任。全家讨论后，决定由我将弟弟丢到邻县的县城，将弟弟丢弃后（确切地说是弟弟丢弃了“我”），全家人只有“我”为弟弟担心、难过，并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于是，“我”决定将弟弟找回来，开始了漫长寻找的过程。在寻找的过程中，“我”被救助站、乡民政、村民等看成是精神病患者，连“我”自己也陷入了“我是王全”、“我弟弟是王全”、“我不是我弟弟”、“我是我弟弟”的怀疑当中。为了找到弟弟，也为了证明“我”不是“我”弟弟，开始不断循环往复不断寻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迷失了自己，想寻找弟弟证明一切，而又无从找起。在现代社会中，迷失，不仅仅是“我”的状况，似乎很多人也被困囿其中，无法自拔，导致对生活、对人性、对世界的怀疑和冷漠。
从“我”的视角来出发，写人性的复杂与冷漠，略显单薄，于是，作者将视角扩展为与“我”联系密切的小王村和社会。在这部作品中，“寻找”只是作者想要表达主题的载体，她想通过“我”的寻找外壳，展现更多的村民、社会人的多种面貌，进而揭露深层人性的主题。
《我的名字叫王村》读后感(三)：我的名字叫王村读后感
很久没有读小说的习惯了，而一直以来，我也都不是个勤勉、敏慧的读者。初次看到这本小说的名字时，心底有点触动，但不知为何，后来就想到了张德芬《遇见未知的自己》书中的老者问女子的问题：“你是谁？”姓名、性别、工作岗位、社会地位真的能表示我们是谁这个概念吗？不能！这篇文章也一样。王村如何界定？是一砖一瓦吗？是那里的村民吗？是建筑状态吗？都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兜兜转转一圈之后，找到了弟弟的王全已经找不到自己的村子了。当然，这也是作者对当下农村发展状态的把握与展现。
文中对寻找的主题，也让人反省。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我们多少人已经迷失了自我，与其说王全是寻找弟弟，但不如说他是在寻找自己。小说中反复使用“我就是我弟弟”，“我不是我弟弟”，“我就是我”，“我不是我”之类的语言就是最好的实证。
或许真的没有语言可以确切地说明“我是谁”，但坦然接受人生的不完美，我们的生命就会完美。
《我的名字叫王村》读后感(四)：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黑色寓言
quot;我"的弟弟不见了,他有精神分裂,可能是我丢弃了他,也可能是他丢掉了我.我曾经是那么地厌弃他.如今我的心空空荡荡了.
quot;我"一直苦苦寻找,但是他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外面的世界一天一个样,村庄推倒又重来,人们兴奋地谋算着每一种收入,我的时间却停止了......
这是一个既悲伤又悬疑的故事.寻找弟弟的哥哥,他的悲伤无疑是真切的,然而外界的冷漠又让故事扑朔迷离:弟弟是否真的存在？是否哥哥才患有精神疾病？这不禁让人想起<第六感>.然而不管活着还是死去的人,永矢弗谖才是最重要的,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这种寻找是具有隐喻意味的,让人想起<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可能有各种假设,最好理解的就是城市化进程,也就是现代化进程中,对逝去传统和乡土文明的回溯和追寻,只是这是大多数人已经摒弃的,只有少数人还在坚持的.小说末尾,终于出现的弟弟大声说出"我的名字叫王村"时,仿佛传统之灵借体传声.此时,弟弟早就已经沦为了捞取拆迁利益的工具,媾和下的悲鸣,才是更深层的悲哀."我"的寻找,正是一边追逐,一边失去的过程.传统不再,虚妄长存.
《我的名字叫王村》读后感(五)：我的名字叫王村短评
第一次读范小青老师的作品，印象深刻，《我的名字叫王村》，很具有独创性的一部作品，谨与各位读者共赏。
小说主题深刻性的表达，是与小说篇幅的长短息息相关的。短篇小说，写的是感觉；中篇小说，写的是故事；而长篇小说，写的就是命运。是的，《我的名字叫王村》这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写的就是“我” “弟弟”，乃至整个小王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