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后感10篇
《为什么？》是一本由[美] 查尔斯·蒂利著作，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软精装，单封面，线订。图书，本书定价：39.8，页数：2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 惯例——惯常理由，其接受程度在于它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适当性，并为某些或其他理由不兼容的行为提供了辩护。惯例起作用通常在于它们符合特定的场合。
2、 故事——有因果元素的解释性叙事，将复杂的生活浓缩成简单的情节，不仅帮助解释了令人困惑、出乎意料、疑云密布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而且有助于确立、重新界定或挑战社会关系。但故事对既有社会模式的依赖，对给予者和接收者关系的记号解读，并在某些场合对自尊心有重大影响。
3、 准则——范畴、程序和规则是其三大要素。在法律纠纷激活准则的情况下，申诉和判决通常强调法律意义上的既定事实和既有原则之间的对应，而不是因果解释。在医疗准则中，医务人员需要遵循既有准则，将疗法与病情对应起来。准则遵循的适当性逻辑与故事遵循的因果道德逻辑不同。
4、 专业表述——将因果解释和专业领域知识结合起来。专业表述能帮助制定高质量准则：更清晰、全面的分类，更严密的证据处理程序，以及新的诠释规则。
例如，一位出租车司机可以在晚间服务多收钱时给出准则，对舍近求远路给出专业表述，对对广播里的故事给出故事，对未能遵循你所指定的路线给出惯例式理由。
反过来看，别人给你的理由反映了他们如何看待与你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惯例和故事确认了你已有所感知的关系：你立刻意识到“错误”的惯例和故事，且拒绝承认它们所宣示的关系。当有人用你不熟悉的语言向你给定准则或专业表述时，你会迅速在两种诠释中选择“这个人或是误解了你们的关系，或是以深奥的知识来宣示优越性，并期待你的顺从。
我们不仅为事物的存在赋予意义和价值，还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渴望理由似乎是人类的一个本性。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在他的那本广为人知的《影响力》中，就有这样一个实验说明我们的“亲理由”本性：
“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艾伦·蓝格和她的同事采用了一个巧妙的实验来说明人类的固定反应方式与动物的相似之处(Langer, Blank, &Chanowica, 1978)。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请别人帮忙时，如果能够阐明自己之所以需要帮助的理由，得到帮助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原因很简单，人们就是希望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理有据。为了演示这个再平常不过的事实，蓝格去图书馆请排队等着用复印机的人帮一个小忙：‘对不起，我有五页纸要复印一下。能不能让我先用一下复印机？因为我有急事’这个合情合理的请求几乎总是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94%的人让她插到了前面。如果她不说理由，效果就差多了，‘对不起，我有五页纸要复印一下。能不能让我先用一下复印机？’当她这样问时，只有60%的人应允了她。初看之下，这两个请求的关键差别在于第一个请求提供的额外信息，‘因为我有急事’。”
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的查尔斯·蒂利也写了一本关于理由的书。这本《为什么？》是他学术生涯中为数不多的篇幅较短且通俗易懂的书籍。全书有两个基本观点：理由的给定适当与否取决于给予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理由的给定建立、确认、协商、或修复双方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不关注理由的对错和好坏，也不关注个人发表或接收理由时有着怎样的情绪和心理动机，而是侧重于理由给定的社会层面：人们如何共享、交流、争辩和修正既有的理由。
在这本书中，蒂利将人们日常交流使用的理由分为四种：惯例、故事、准则、专业表述。如果用象限法来划分归类的话，那么这四种理由则分属四个不同的象限：惯例是遵循适当性的通俗理由，准则是遵循适当性的专业理由；故事是遵循因果性的通俗理由，专业表述是遵循因果性的专业理由。
惯例式理由日常生活中很常见，它不需要蕴含丰富的因果性说服力，也不需要具备很多专业知识背景去理解，只要适合情境就可以。比如某天你有事请假没去上班，转天来到公司，同事们有的就会问：“昨天怎么没看见你呢？”你就可以回答：“嗨，家里有点事儿。”或者“嗯，昨天身体不太舒服。”一般而言，日常生活中这种惯例式的回答是最多的，它的特性是“识趣”，即点到为止，它不要求对某事原因刨根问底，只要能保证社会关系正常互动就可以了。如果这时有个人非得对某个给定的理由穷根究底，就显得很不合时宜。譬如《生活大爆炸》，很多人觉得这部美剧好笑就好笑在编剧使用了很多自然科学和geek、宅男的梗，其实，这部剧中蕴含的社会学梗——置换人际互动的情境，引起错位——更能为它增添喜剧效果。具体说来就是，本来使用惯例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场合下，主人公却非要使用专业表述。那里面的谢耳朵，当别人跟他打招呼或寒暄时，他总是将本来很随意的问候当成学术问题来分析，要求对方具体、细化，清楚定义问题，给出时间、地点、因果，并且指出对方哪里哪里不合逻辑，经常弄得大家啼笑皆非。
另外还有相反的一面，即该给出严肃认真的专业理由时，却不负责任地使用惯例来替代。2011年7月23日，北京南至福州D301次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重特大交通事故。事发后，铁路部门在没有进行全力搜救的情况下，就开始清理现场、掩埋事故车头，因而引起民众质疑。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没有向民众说清事情的原由，针对掩埋车头事件却向记者抛出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由此引发了网友热议，继而成为“我爸是李刚”等众多词语后又一网络流行语。王勇平原话是：“关于掩埋，后来他们（接机的同志）做这样的解释。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所以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句话前半句还算是符合新闻发言场合的要求，而后半句则完全不该出自一个专业人士之口。本来，发生如此重大的交通事故，全国上下都在时刻关注其进展，势必要求有关部门给出一个专业详细的理由，而作为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却随随便便给出这么一句不负责任，甚至还带着点儿戏谑和挑衅意味的惯例式回答，挑起众怒也是情理之中。
无巧不成书，同样版本的案例近期内再次出现。本书译者李钧鹏（蒂利的学生）在译后记里写道：“在我写作此文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从吉隆坡飞往背景的MH370航班神秘失踪已经超过两周，所有人都焦急地等待或寻找原因。飞机解体、自杀、劫机、恐怖袭击……试想一下，如果马来西亚政府给出惯例式理由——‘坐飞机总有风险’——而不是专业表述，人们将会如何反应！“（当然，句中的”马来西亚政府”也可以替换成另一个）
专业表述和故事之间也可以进行转换。陈嘉映曾在《说理》这本书中提出两对概念：因事说理和离事说理，默会道理和明述道理。共享同样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在进行交流时，使用默会道理和离事说理即可。比如，科学家们解释自然现象的机制时，需要使用公认的自然科学原理，这些原理就是专业表述的一种，它们提供了因果性解释，并且蕴含大量专业词汇，这些词汇或许只有科学共同体内的专业人士才能听得懂。如果想把这些自然科学知识传达给公众，则需要专业人士撰写科普作品。科普作品多用打比方、讲故事的手法，将一个科学发现或原理娓娓道来。故事也包含了因果性解释，但相对比较通俗易懂，能够打动人。设想，如果两个具有共同知识背景的科学家，在一起仍用故事的方式谈论问题，无形中会浪费不少时间，增加很多沟通成本，因此势必要使用简洁抽象但内蕴丰富的专业术语来沟通。
初涉职场的毕业生相对于职场老鸟来说，工作经验、知识结构和职业技能都要差一些。那么在应聘时，面对HR“你为什么申请这个职位”或”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以胜任这个职位“等问题时，不同的人就会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自己的理由。老鸟们一般倾向于专业地谈论业内的情况，自己的履历、功绩，对这个行业的看法和自己的设想计划等，试图用自己的”专业性“和理性策略赢取对方信赖；而毕业生的回答，则更多的以故事形态出现，比如自己在学校时参加社团活动的经历，期间发生了什么故事以及自己是如何应对的等等，他们往往用津津有味引人入胜的故事来包装自己，突出自己情商优越的一面，试图从感性角度取胜。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著名的哲学命题是由古希腊大哲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几千年来为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奠定基础，成为主流。传统经济学中也以”理性人“为假设。人到底是不是理性的动物，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是否片面，如今仍不敢断然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人是热衷于寻找理由的动物。
《为什么？》读后感(三)：那些鸡毛蒜皮的理由们
第一次接触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这部《为什么？》作者查尔斯 蒂利，系美国社会学家，译者李钧鹏先生是蒂利指导的最后一位学生，机缘巧合有幸获赠著作一本，我也班门弄斧地拿出笔记本开始一次跋涉。不懂之处均借鉴网络资料。本以为作品相当晦涩难懂，其实不然，所揭示之社会学知识“理由”几乎构成我们日常社交的所有语言。
作者指出人们在交谈中为一个“为什么？”寻求理由之时往往来源于以下几类：惯例、故事、准则、专业表述。通读作者的分析与自身生活相比照顿感自己一直生活在解释与被解释的世界之中，即作者文中所指的理由的给予者与接受者，我们在两者之间不停的转换着角色。而往往我们所给出的理由或者接收到的理由反应了双方的社会关系。
关于惯例
坊间盛传我们中国人走在路上见面总是会问：“吃了吗？”关于这件事，很多网友都有在吐槽，小品相声也多以此为谈资。我细细想来，其实在路上碰到熟人之后，对于不同的人问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看到街上迎面走来一个熟悉的人的时候，我首先会判断下该如何称呼对方，然后会问：去哪啊？过去啊！之类的。至于“吃了吗？”倒是有很多问我，我都是一律回答：“吃了！”有时一起的人会问我，你明明没有吃饭，为什么回答吃了，我说，因为回答没有接下来对方要问为什么？增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其实，见面问题，渐渐的已经成为一种问候的惯例，重要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本身。不同的人有属于自己的惯例问题与惯例回答。无需深究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应对自如。
关于故事
蒂利把故事称为一项“伟大的社会发明”，这是因为在复杂的世界中，若想真正厘清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就必须通盘考虑“同步因果、增量效应、环境影响、失误、始料不及与反馈”等等要素。故事的魔力在于，它删繁就简、干净利落地排除这些棘手的因素，“借助于常识，而非专业技能，故事让这个世界易于理解。
在看到这一章的时候刚好在看安妮 海瑟薇主演的电影《穿Prada的女王》。其间，安德丽娅因为同事生病需要与米兰达•普雷斯丽（梅利尔•斯特里普扮演）一起参加酒会，而刚刚好这天是男朋友内特的生日。安德丽娅向男友说道她的上司多么的无情，同事刚好生病，自己也不想去，种种机缘巧自己无法为男友庆祝生日。如果这样一个故事的对象不是男朋友而是普通朋友的，就足以解释，而且双方也会高兴的接受。但是因为情侣这样的特殊关系，导致双方剑拔弩张，不欢而散。看到影片这里，想到这些，我不禁感叹作者的睿智，对于生活中常见理由的归类于总结精辟而显而易见。
关于准则
书中指出：作为“专业”的理由，我们在日常世界里很少遇到“准则”，除非你遇到了法律和医疗纠纷，又或者出现在讲座、课堂、布道会、官僚机构这样的场所。准则无需太多的解释，它就像《第二十二条军规》，哪怕荒谬绝伦，仅仅因为它是准则，就足以堵上发问者的嘴巴。
就像热闹的银行一样，人潮涌动，很多人携家带口的安心在大厅等待，老年人步履蹒跚，虽然略有不满，确有银行规定：办理业务需本人。其它想帮忙的人也只能搀搀扶扶，顺便心里安慰一下，都是这样的，谁来都一样，这样为了财产安全，也挺好。面对既定的规则，无论合理与否，人们普遍已经接受，无需赘述，人们自然会在心中自己寻找很多安慰自己的理由来帮助准则自己来解释。
关于专业表述
蒂利讲到：“专业表述”和惯例、故事、准则有何不同？按照蒂利的定义，专业表述将因果解释（而非适配性逻辑）和专业领域知识（而非生活常识）结合起来，这让它一方面拥有了故事所具备的强大解释力，另一方面又像准则一样难以理解。
看到这里我想到的是医院的医生狂草书法一样的处方单，B超单下面严禁的医学描述，人们普遍看不明白，需要借助医生来详细解释，而又无不欣然接受上面的每一句话，虽然最后患者也不一定听懂所有。
想到理由这个词，想起自己短暂的教书生涯。学生会经常犯错，谁不会呢？我在上学的时候也不见得是五好学生样样行，样样好。我总觉得需要理解学生的错误，却也不能太轻易的原谅，使其无所畏惧。于是就告诉他们：给我一个理由来打动我。很多时候这样的对话变成了畅谈，我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有的荒诞到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也有的是精彩绝伦的故事。
理由，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寻求出来对自身的安慰。就像迟到，因为没听见闹铃。没钱，因为运气不好赚不到钱，等等。我们在不断的寻求理由，听别人解释，为别人解释。我们的多数人都是平凡的人们，生活在小事之中。社会学虽然离我们很是遥远，也不妨碍我们读读这本书，想象生活中的那些鸡毛蒜皮的理由们。
《为什么？》读后感(四)：为什么为什么
这是本纠结的书，很纠结，直到开始写读后感还在纠结应该评几颗星。也许有时候看书的乐趣就在于找虐，在纠结中找到最后的乐趣。如果你爱思考，这本书肯定会让你乐一下。
之所以要强调纠结，是因为这本书本身就是说一个纠结的问题，为什么有为什么，为什么是这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可以编出一长串的绕口令，也可以编出一长串理由，写这本书，看这本书的理由。“理由”，的确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夸张的说我们说的一大半话都是在陈述理由。这本书就通过各式各样的例子来说明我们会如何的去创造理由和运用理由。进而还把理由分为四类：惯例、故事、准则和专业表述。当然这本书并没有这么浅显，因为本身人类想法就很复杂，要把理由说清楚必须要有专业表述，如果真的如此，这本书就更难懂，更乏味了。就像蒂利自己说的，他是在努力给大家讲一个高级故事，把理由的理由说明清楚。的确这个故事不好说，也有点难懂。连读后感写的都把自己绕进去了。
但译者李钧鹏先生的译后记绝对是点睛之笔，可以说把整本书要阐述的论点融会贯通，理论转为实践。可以这么说没有这篇译后记，这本社会学专业著作要吓跑很多读者，但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分析和论点，这篇译后记更是无从下手。有书评说可以从译后记先看再看原书会更易懂更轻松。但我觉得如果能熬过或者啃下前面略显枯燥的内容，慢慢进入状态，然后再看译后记绝对会欣然一笑，太有意思了。
书是啃完了，虽然对于全部的内容还没有吃透，特别是作者有些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还没有完全理解。但最大的收获还是对于“理由”的理解。我们也许永远离不开理由，一直在寻找理由，运用理由。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关系会有不同的理由，同时不同的理由也会造成不同的后果。也许作者是想让我们觉悟，虽然理由是来自于过去，但理由只是为了未来，没有唯一的理由，只有选择对未来最合适的理由。
2016-4-22
《为什么？》读后感(五)：在故事之后，在专业表述之前
我本科念的是国际新闻，一个不太好的学校里遇到一两个有趣的老师和一波有趣的同学，我一直在听故事看故事讲故事偶尔自己写故事拍故事，这些故事偶尔符合惯例，而从别qiang处wai来的东西不符合非常不符合。
后来我开始接触社会学一条条的准则，我发现和以前接触到的故事有关的我能很快的理解消化，而更加深涩的和人生故事无关的就很困难，如果要自己去进行专业化表述则更加困难。现在研究生念完，我还困顿于专业化表述中。这本书就在我要进行更深一步的学习前期。看Tilly的书让我知道了这么一个过程，不急啊不要急我对自己说慢慢来。
, 关于故事嘛，所以那些结合各种各样故事的社科类散文有大批读者也是一件好事嘛！
另外，书的15页倒数第9行的翻译和86页第二次引用Broyard的第4行的翻译可能会产生理解层面的歧义吧。
我现在要用故事来解释一下，来修补下关系（嗯，我是想好好感谢S老师……）自己翻译过一本书的几章，知道翻译过程中的各种艰辛(也是因为自己能力不够……)，也看到过许多翻译前言不搭后语(有可能就是自己翻译的书……)，但是此书的阅读过程相当流畅(第一个想到的词是顺滑……)最后的译者后记梳理Tilly思想的文章简直棒哭了！
再，我这本书来自三个月前Smoky老师译者赠书，謝謝在我的过渡时间点上，我能有幸看到这本书。非常感谢！
《为什么？》读后感(六)：人为什么要找理由
2003年，李钧鹏刚到美国读书，偶然读到查尔斯·蒂利的书，从此深深为这位“21世纪社会学之父”所吸引。几年后，在学业陷入瓶颈时，他意外地收到蒂利鼓励他申请哥大的邮件。受到鼓舞的李钧鹏，于2007年秋季进入哥大学习，到蒂利2008年4月底因癌症去世，成为他正式指导过的最后一个学生。李钧鹏把这段难忘的经历，写进了《为什么？》一书中文版的译后记。除此之外，他还在译后记中介绍了翻译这本书的理由，蒂利的简历以及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这样，单是内容丰富的译后记，就能让读者初步了解蒂利的学术研究。
蒂利的学术著作很多，总数要超过50部，关注的几乎总是抗争、民主、革命、社会运动之类的大问题。令人惊喜的是，习惯于思考历史变局的头脑，同样能够洞察凡尘小事。这就是《为什么》的特别之处。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于2006年，照译者的观察，那时国内极少对蒂利的译介，大量引进作品还要等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不用说，这些作品对理解所谓“群体性事件”大有裨益。
《为什么？》关注的是理由。因为人们总是在互动，或者说调整社会关系，所以面对无论是自己做过还是遇到的事情，哪怕再超出自己的理解能力，都要努力地以合乎情理和情境的语言表现出来。在全书开篇，蒂利用相当大的篇幅描述了“911”事件。他列举了与之相关的，诸如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目击者、逃生者、市长、总统、建筑师、以及恐怖主义研究者等人士的不同反应。这是个极端的例子，即便十几年后也很难还原全貌，但不同身份、背景的人，在不同时间、情境还是给出了理由，尽管这些理由迥然不同，有时还显得虚伪和矛盾。
人是社会动物，同样也是给予理由的动物。人们有相当多的机会互动，理由从而无处不在。其中，给予理由者“在讲述自己和理由倾听者之间的关系……在确认、协商或修复他们之间的适当关系”。这种对社会关系的动态认知，与蒂利对“大事”的研究可谓一脉相承。依照程式、因果表达以及通俗、专业两组交叉的标准，他把所有这些理由分为四类，即故事、惯例、准则和专业表述。它们互有重叠，对社会关系有不同的影响。上文提到的译后记，就是依照这个结构写就。
惯例对专业知识和因果关系的要求不高，效果好过其他三类理由，可以暂时或深远地影响随后的互动。蒂利列举的情境，包括礼仪顾问对面对社交窘境者的建议，精神病人对入院理由漏洞百出的陈述——比如“负担太重了”“无法工作”“我其实是糖尿病，过几天就走了”，以及工厂主对自己族群偏好的解释。略显刻薄地看，作为同样包括“金钱交易”和各种亲密形式的行为，恋爱与卖淫需要理由来标示它们边界。在惯例的实例中，可以看到理由、关系和行为之间紧密的三角关系。譬如，朝鲜战争时期，负责发薪水的的主计长蒂利，就很善用自由裁量权，对普通士兵“规矩就是规矩”，对上级则有时会大体合规地行个方便。最终，惯例往往可以用于“强化被接受的行为”，从而“和他人保持友好的重要关系”。
故事则在繁杂的事件中“拣选出少量行动者、行动、原因与后果”，用简单的情节呈现“简化版的因果描述”。无疑，故事在日常生活中相当常见，其有效程度也随给予者和接受者关系的平等与亲疏变化。下级给上级讲故事——譬如解释工作失误，务求详尽，还要努力地自我辩解；情侣之间，大概就要寻求互相之间的尊重和理解。故事的作用与有效性，新闻与传记很能说明问题。对于前者，蒂利不无揶揄地说道：“通过学习，记者成为修辞高手。以客观报道为名，他们实则施展唇舌之功。为了增强其故事的可信度，他们经常搬出权威来支持自己已经成型的解释。”新闻报道有如撰写者与读者之间的修辞游戏，权威的作用是让读者受到吸引，信服于判断，注意或忽视关键事实，最终心甘情愿地读下去。本文开头的译者故事，以及赫赫有名的“华尔街日报体”，莫不如此。而传记及自传的意义可能更加深厚，这些故事总在探索或反映人性的幽微，在承受生命重量的同时与读者协商对传主的褒贬。无怪乎，蒂利称故事为“一个伟大的人类发明”。
顾名思义，准则和专业表述两类理由要严肃得多。准则在司法与医疗的实践中非常明显，为对罪名、病症的判断赋予正当性时，分别需要依靠证据与法律的对应，以及诊断与治疗的对应。这些具有专业性的情况，需要的是所谓“适当性逻辑”，而较少或没有因果推理。所以，这些由专业人士给出的理由，在专业知识不对称的情况下，经常会带来纠纷。在司法体系中，因为不可避免地执念于因果推理，受判定者总会以自己的真相（truth）去质疑“权威”据以判断的事实（facts）。当然，这时往往还要提到公信力，就是更复杂的话题了。
专业表述的范围更加明确，需要结合因果解释与专业领域，可以“和观点相近的专业人士拉近关系，和观点有别的专业人士划清界限，为入门者或顾客提供专业简介，在恭敬的非专业人士面前树立权威”。同时，“研究课题越紧迫，越富争议性，有效专业表述和在表述者与对象之间建立适当关系的艺术就越精妙”。但是，为扩大理由接受者的范围计，专业表述需要相对通俗的“高超故事”（superior stories）让他们更容易理解。蒂利提到的贾雷德·戴蒙德的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高超故事”的合适代表。
如同“高超故事”所展示的，四种类型的理由总是处在相互交叠的动态过程中。而理由的并置在生活中时刻发生，有时甚至是必须发生的。围绕失联马航航班的诸多事务中，对技术参数、卫星数据的专业表述，以及司法调查、保险赔付的准则，在面对乘客家属时，需要在新闻发布会上转化为“高超故事”，否则断无达成和解的可能。同时，通过新闻媒体，高级官员若干次强调相关国家将全力搜救，政府将公开资料等惯例。就像蒂利所言：“一个机智、讨巧的对话者能将你想要的理由引向惯例和故事，从而改变双方的关系。”机组人员、乘客、家属的生命历程，被写成尽量令人信服的故事，记者们也努力将技术问题转化为“高超故事”。鉴于“理由的可信度永远取决于言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乘客家属难以信服官方提供的种种理由。为寻求救济，他们去大使馆处抗议，或向媒体表达不满。这同样是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但显然已经回到了蒂利的传统研究当中。
蒂利基本以一种中立的态度去讨论理由，而在《错不在我》（邢占军等 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中，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尔夫斯和艾略特·阿伦森是用更加严厉的角度去审视部分类似的议题。他们列举了同样发人深省的例子，但重点转变为“自我辩护不仅会令我们的错误和糟糕决策看起来无足轻重；而且也是让那些伪君子们的行为人尽皆知的原因。它会将我们与他人的道德失误区别开来，并且混淆我们的行为和道德信念之间的不同”。两种不同的阐释角度，能够显示出社会科学的迷人魅力。
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把自己当成研究对象，警惕地提醒自己“要小心，你正在调整和重建社会关系”，肯定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也许还能演绎成讽刺小说。但是，社会科学无疑会带来洞察力，通俗地说，就是能让人变聪明一些。毕竟，愿意关心像理由这样的“小事”，那就更没有理由不充满热情地面对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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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读后感(七)：［转］周濂老师：关于理由的那些事儿
周濂老师发表于：2014.8.17《东方早报》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8/17/1176937.shtml
人天生求理解，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
小时候我们拉住父母问为什么天是蓝的、草是绿的，弟弟的苹果比我的大？稍大一点，我们问为什么水会结冰，恐龙会灭绝，漂亮的女人是老虎？再往后，我们问为什么我爱你但你不爱我，为什么安娜·卡列尼娜要自杀，魏玛共和国会失败，“9·11”恐怖袭击会发生，为什么185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生逆转，曾经强盛的亚洲开始衰落而落后了千年之久的欧洲开始崛起？
虽然问题的角度有千千万，答复的内容也有万万千，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按照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的观点，当人们追问“为什么”的时候无非指以下两种情况：我们要么在问“这一事件是为着什么目的而服务的？”要么在问“是什么样的事前情况造成了这一事件？”罗素说，对前者的回答属于目的论的哲学解释，对后者的回答属于机制论的科学解释。
罗素的上述区分，一言以蔽之，是在考察“理由的理由”。就此而言，他与查尔斯·蒂利在《为什么》一书中的工作并无二致。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罗素是哲学家，关心的问题更加形而上，对理由的真假更敏感；而蒂利是社会学家，他更习惯于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经验背后挖掘理由的社会功能，这让他的研究更接地气。
蒂利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为什么”的问题时，人们给出的理由可以分为四类，它们分别是惯例、故事、准则和专业表述。其中，惯例和故事属于“通俗”理由，使用的是大多数人都能够理解的日常语言；准则和专业表述属于“专业”理由，它们更依赖于训练有素的话语训练。如果换一种区分标准，作为理由的故事和专业表述试图在状态A和状态B之间建立因果关系，而惯例和准则强调的是语境的适当性，它们并不试图建立因果关系。
以医生为例，在职业生涯中，医生会采用不同种类的理由来应对不同的对象和语境：“例行问题——惯例；遵循医院规章——准则；会诊疑难杂症——专业表述；面对缺乏医学知识、无法理解相关专业表述的患者——故事。”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四类理由类型之间不断往复穿梭，为行为辩护，为关系辩护，为生活辩护。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蒂利并不关注理由的真假，他的研究焦点始终落在理由、行动和关系三者直接的互动关系上。换言之，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理由就像是让社会这台大型机器得以良好运转的润滑剂，它并不必然属实，但必须与情境相符，人们之所以寻找理由更多的不是出于求真意志，而是为了开创、确认、维护和重建关系。
惯例是多数人在日常生活最常遇见的一种理由类型。蒂利说：“一般而言，在大多数要求举止得体的场合，惯例的效果好于故事、准则或专业表述，后者只会将交谈引向复杂化。惯例确认或修补社会关系。”比方说，当你拒绝某次邀请时，对方非常体谅地替你找出一个惯例式的理由：“我知道你是太忙了！”对此，一个得体的回答是：“没错，我真的是太忙了。”这样的惯例式理由也许与事实不符，但它能够让双方继续维持体面的关系。相反，如果你的大脑神经突然短路，决定实话实说：“我从不接受不熟悉的朋友的邀请。”这不仅会将交谈复杂化，而且会直接冒犯被你当面拒绝的那个“陌生人”，进而导致社会关系的破坏。
一个人是否具备高超的社会适应能力，标准之一就是看你能否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中迅速锁定最适用的惯例式理由。蒂利举过一个例子，假设A将B的书撞落在地，然后A说了下面几句话里的任何一句：
对不起，老兄。瞧我这笨手笨脚的。
真是抱歉。我没看见你的书。
呆瓜！我又把书撞掉了。
你把书放在这儿干嘛？
我早就让你把书摆整齐一些。
以上每一种表述都暗示了两人之间非常不同的社会关系。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妻子会对丈夫说“真是抱歉。我没看见你的书”。同样的，如果你在图书馆里对着一个陌生人怒吼“我早就让你把书摆整齐一些”，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仅会质问你为什么要撞落我的书，还会对那些“令人困惑、出人意料、富戏剧性、值得追问或具典型意义的事件”产生困惑，此时就轮到“故事”出场了。
蒂利把故事称为一项“伟大的社会发明”，这是因为在复杂的世界中，若想真正厘清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就必须通盘考虑“同步因果、增量效应、环境影响、失误、始料不及与反馈”等等要素。故事的魔力在于，它删繁就简、干净利落地排除这些棘手的因素，“借助于常识，而非专业技能，故事让这个世界易于理解。”
比方说，苏共为什么能够胜利夺取政权？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困惑、富戏剧性、值得追问的”典型事件，惯例（“时也运也”）和普遍原理（“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规律”）都无法让人真正满意，执政者必须讲述一个逻辑一致的故事，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每隔几年，故事的版本还需不断推陈出新，主人公的戏份有增有减，剧情的起落变化不定，唯一不变的是故事所承担的关系职能：“新关系的建立、既有关系的确认、有争议或变动中关系的协商、受损关系的修复。”
正如蒂利所指出的，故事并非独白，相反，它永远发生在对话中，虽然故事试图建立起一个因果链条，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低估它的修辞本性，除了借助于逻辑的力量，它还要求故事的讲述者——无论它是医生还是执政者——对人的性格与情感有透彻的了解。在讲述故事的时候，讲述者不是在居高临下地宣布一个言辞凿凿的定论，他们在和听众进行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仔细观察和评估接收者的反应，试图说服对方接受这个故事并因此激发相应的后续行动：病人从此接受医疗方案，被统治者重新确立对统治者的信心。
作为“专业”的理由，我们在日常世界里很少遇到“准则”，除非你遇到了法律和医疗纠纷，又或者出现在讲座、课堂、布道会、官僚机构这样的场所。准则无需太多的解释，它就像《第二十二条军规》，哪怕荒谬绝伦，仅仅因为它是准则，就足以堵上发问者的嘴巴。蒂利以亲身经验为例，他曾经计划复印一些重要的十九世纪米兰家户资料，但是在米兰市档案馆里，工作人员告诉他只有手持市长的授权信才能使用这些资料，当蒂利费尽周折拿到市长授权信后，工作人员仍旧拒绝了他的拍照请求：“这个小个子男人大步流星地走到窗户旁，取出一本体积庞大的市政档案规章，翻到其中一段，宣称‘档案馆以外的任何人不得对档案内容拍照’，然后将一只手放到这本厚书上，举起另一只手，宣布：‘我必须依法办事。’”
不妨说，在四种理由类型里，准则是最不像理由的理由，因为它常常让人产生不可理喻感，但另一方面，准则又具有理由所需要的最根本特质，因为它是不可挑战的。当工作人员抛出“这没有理由，就这么规定的”的准则式理由时，蒂利唯一的选择就是用笔抄录下全部的资料。
“专业表述”和惯例、故事、准则有何不同？按照蒂利的定义，专业表述将因果解释（而非适配性逻辑）和专业领域知识（而非生活常识）结合起来，这让它一方面拥有了故事所具备的强大解释力，另一方面又像准则一样难以理解。
在评述贾雷德·戴蒙德的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成功的原因时，蒂利指出：“如果戴蒙德说服了我们，原因不在于他给出的理由耳熟能详，不在于它们符合通常的准则，也不在于它们讲述了生动浅显的故事，而在于我们信任他的论证方式：提炼既有的专业证据，据此排除某些候选原因，提高其他原因的可信度。”不妨这么说，最优秀的专业表述其实是在讲述“高超的故事”，它虽然简化了因果过程，采用了故事的形式，但相比故事以及其他理由类型，专业论述更“坚持相关现象的复杂性，坚持多重因果联系，强调有可靠的行为与社会科学依据的因果关系”。
近十年来，曾经意气风发的“公共知识分子”被迅速地贬为“公知”。虽然我对此类儿童弱智心理式的取绰号游戏非常反感，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当公共知识分子缺乏足够的专业表述能力，总是用惯例、故事和规则去教条地解释复杂多变的经验时，这种说教对于已经有了辨别能力的读者来说，总有一天会败坏他们的胃口，进而败坏讲述者自己的信誉和名声。
正如蒂利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理由的给定是一种社会活动，“理由的可信度永远取决于言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关系绝非静止的给定物，恰恰相反，关系始终在理由的交换过程中发生变化，时近时远，彼长此消。
“9·11”恐怖袭击是贯穿本书的一个典型案例，我们不妨用它来对本书做一总结。拜电视之赐，全世界都直击了“9·11”恐怖袭击的现场，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中最震撼人心的集体经验。惊骇之余，每个人都在寻找可以让他们心安的理由。“惯例”的解释可能是：“现代生活遍布危险。”这是茶余饭后熟人之间最常出现的感慨，但如果纽约市长打算在新闻发布会上用这个理由搪塞，他一定会淹死在人民的口水里；“故事”的解释也许是：“恐怖分子干的，但玩忽职守的官员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这让人们有了问责政府的充分理由；“准则”的解释则会这样说：“因为我们有自卫的自由，我们必须打击恐怖主义。”鲍威尔和小布什就是这么向人民宣誓他们的意志和信念；“9·11”事件委员会的成员则从近端原因（恐怖分子网络的组织和策略）、长期原因（恐怖行动作为政治策略的优越性）以及根本原因（引发抱怨和不满情绪的深层根源）三个层次对公众的疑问给出了“专业表述”。
显然，在面对“9·11”这类重创社会信心的历史事件时，任何一种类型的理由都不可能穷尽解释的可能，也不可能单独承担起开创、确认、维护和重建关系的职能。此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调和理由”。
在信息日益透明的网络时代，在知识结构日趋平等的现代社会，我们很难想象“反正我信了”之类的“不是理由的理由”还能大行其道。就像蒂利所指出的：“即使理由给予者和接收者之间存在距离或不平等关系，只要接收者具有明显的影响给予者后继福祉的权力，给予者就会从程式转为因果表述。”“理由的接收者通常会要求给予者做出因果解释，以此挑战对方所宣告的优越性。”一个健康有序的现代社会不仅需要统治者调和各种理由，学会讲述“高超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要求每个人都成为理由的质疑者和提供者，而非仅仅是被动的接收者。
蒂利在序言里说：“本书的宗旨不在于推进同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如果看完它的读者对自己和别人就‘为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了更透彻的认识，至少是不一样的认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一向认为，一本好的社会学著作，不仅应该做到于无声处听惊雷，在琐屑的生活细节中见微知著，而且应该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情不自禁地借助作者的方法去检验生活和理解社会，产生“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感，乃至“何必当初”的痛彻心扉感。显然，蒂利的这本小书完美地实现了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