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读后感精选10篇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是一本由平势隆郎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页数：4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读后感(一)：不适合推荐给想了解先秦史的初学者看

　　我在某期刊上看过推荐该系列的文章后，便上网查询该系列10本书籍。其中，“从城市国家到中华”这个标题最为吸引我，因为我看《左传》的感受之一正是春秋时代的中小诸侯就像希腊城邦一样，控制力很有限，是不能按照战国以后的中国疆域理念去理解的。

　　买回来后，未翻完第一章，我就开始往书中贴便笺纸了。为什么？一是因为书中有不少令我疑惑的陈述与论断，需要查检资料进行核证。如P174说《尚书•禹贡》自古被认为是战国时代魏国所作，P175说现存《尚书》存在朱熹伪造或推断的部分。二是因为书中某些论证似乎存在问题，如在前文还只是猜测的内容，到了后文中就成了推论的起点了，或有前后矛盾之表述（如P436）。三是因为书中似乎常有“阴谋论”的意味，如说《左传》系战国韩国人所作，在跳过很多预设的情况下就说，那么《左传》编者著述的核心诉求就是论证韩国继承周王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同理，《春秋》与《公羊传》系田齐所作，那么两书的核心诉求就是贬斥其他诸侯与姜齐；同理，《榖粱传》是中山国人鲜虞人所作，因此其核心目标是论证绍继三代的正当性；同理，《禹贡》是战国时魏国人所作，其核心诉求就是论证魏国的正统性；类此等等。

　　分而论之，我认为此书存在碎片化（如每章内节与节间逻辑性不强）、重复多（前后就同一个问题多次重复说明），猜测断言多（例见上述）等问题；就整体论，这本书更像平势隆郎先生将多篇论文粘合而成的著作，缺乏连贯性（并不是指时间连贯性，而是指内在逻辑），有点像《宅兹中国》一书给人的感觉。

　　我对本书的推荐意见是，不适合推荐给想了解先秦史的初学者看，一是因为易被带偏，二是因为书本身很散看后恐难以建立基本认识。初学者若定要看，最好能先读如《左传》等一些先秦典籍和后世较为公允的解读文章，建立感性认识和基准，否则，估计很容易将书籍中实际上未确定的论述当作已证明的结论接受。

　　书中存在一些小瑕疵：P155“成王（公元前617-626年在位）”前一个年份应是671。P192“予想到了”应是“预想到了”。P235图示说明中的“魏国”应是“卫国”。P328“昭襄王的之子”应删去“的”。P366第八行右括号应删去。P399倒数第三行“中也有类似”前应添加右括号。

　　话说回来，这本书还是有很多特点与优势的，如作者从汉字文化圈的角度，适度参照日本史发展历程，审视后人对先秦史的观念，力争摆脱传统王朝史观、停滞史观（我的理解就是循环史观）的束缚；又如强调汉字传播、铁器发明、郡县制与文书治理等因素对社会变革的影响；又如大量引用现代考古发现等新史料；书后附录的名人传略、关键词解释、参考书目、历史年表很有可读性等等。

　　现在可以说是仗着无知无畏口出过激之言，其实我自身关于先秦典籍的学习远未达到扎实的水平，并无资格臧否。沉下心回归原典才是正途。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读后感(二)：平势隆郎《从城市国家到中华》读后小札

　　在地铁上看平势隆郎的作品，是件痛苦的事情。拥挤和气味混乱的空间中，击节叫好的冲动会被理解为被香水熏晕了的精虫上脑；遇激而起急于争辩的行为，会被理解为相对身侧刚刚和你发生了身体接触人士的攻击性表现。加上不能做笔记，不能验证平势所举史料的真伪时候，你会对北京地铁更加心生愤恨。

　　一周多的痛苦，可以总结为这样的表述，作为一套面向公众的历史丛书中的一本，平势隆郎以睥睨俯视的姿态居高临下的姿态，骄傲地表达自己见解的尝试，无疑是失败的。

　　作为日本国现存在世最好的《史记》研究者和东周研究者之一（这个之可能不超过五个人？），作为白鸟库吉的嫡系传人，作为东京文献史学派的“掌门人”，他骄傲且自信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简略而不加注的向公众表白了。

　　平心而论，平势有骄傲而且自信的资本，他的研究也的确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他的研究也秉承着日本学者特有的细致绵密，层层叠叠，不绝于缕。他的不从众，他的质疑与反思精神，他对史料的解析与解构能力，也的确是出众与优秀的。

　　然而，作为一本向公众写作的普及读本，他的写法是否合适，却值得我们思考。

　　平势试图将春秋战国的纷乱放置在殷周与新石器的勾连间进行解构与重组，他的讨论隐含着一个前提，即春战时期的区域文化传承，是由新石器的文化区域差异延绵传承而下的；而生活在东周文化圈中的人，他的政治、道德取向的背景则是自夏商以来的族群甚至于家世认同。由此，平势的区划即有空间的“分崩离析”，又有时间上的“延绵不绝”。在春战时代此起彼伏的变革舞台上，平势的世界由此开始了分裂与调和。

　　作为一篇立足于吐槽平势写作的读书报告，我并不想将平势的精彩一一复述。这一点，在@哥萨克 兄已经有十分精彩的论述（其实在改定这篇读书报告的下午，看到了哥萨克年兄的读书报告）。而去谈文献本身，无疑是露怯，这个工作可能找冯峰兄和于薇更加合适。在这里，仅想就平势的终极问题和史料选择问题略作质疑。

　　平势的讨论中，重要的理论支撑点之一，在于“汉字文化圈”的问题。平势的理论体系中，汉字圈的分布范围以及汉字的知识能力掌控力，是政权和思想控制与改变的关键因素。在平势看来，春秋以前，汉字的控制力是牢牢把持在社会金字塔结构顶端的极少数人手中的。在P33，他写道“刻有西周金文铭文的青铜器被赠与各诸侯国。由于铸刻技术被周王朝独自把持，其余各国都无法独自将文章刻在青铜器之上。异国的文字未必会引起人的兴趣和关注，而且即使有诸侯国对汉字感兴趣，最终也未能达到使用自如的地步”。在平势的理解体系中，春秋以降，汉字文化圈与汉字书写、普及体系扩展至中国的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因此，历史和空间的认同建构才会产生差异，权力的分化也才能实现。

　　从文献史的角度，这一推论似乎可以成立。毕竟商代的甲骨文，目前仍以殷墟最多，在大辛庄、周原、周公庙的新发现，尚不足以完全颠覆平势的假说；西周的有铭铜器，也仍以西周的二都为最多。但是，我们也无法忽视，层出不穷的诸侯国青铜器铭文、地方青铜器族徽、地方甲骨文字（比如西周琉璃河甲骨、邢台南小汪甲骨、洪洞坊堆）的出现。假若按照平势的理论，我们只能推论，商代的大周原、大辛庄甲骨要么是殷墟占卜好后带到外地埋葬，要么是贞人离开殷墟的行为；而西周铜器，则只有在王室铸铜作坊定做，然后背回自己的诸侯国埋葬，方能解释。

　　但是，这种解释体系，非但不能解决甲骨钻凿形态、刻辞方向的时代、文化差异；也无法解决铜器纹饰、器类选择的地域差异与文字必出一地的矛盾。甚至不能协调西周一代，周原本地铜器铭文的书体差异问题。

　　然而，这些物质文化的现象，在平势隆郎的讨论中却是被蜻蜓点水式红果果地跳开了的。平势不会或者（腹诽下，他是不屑于）和你讨论物质文化遗存材料的。即便这些物质文化遗存，对他的史料解构是带有致命性的挑战的，他也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为了进一步论述自己的“国别与传承二元矛盾对立”，平势构建了一个春秋三传分出三国的阐释体系，他认为《左传》出自韩国、《公羊传》是齐国、《谷梁传》最令人跌眼镜，是名不见大国的白狄国家中山国。这个观点应该是作者的成名作《左传的史料批判》以及《春秋与左传》的普及版。但是除了索引派的方法外，平势并没有给我们更为坚实的证据去论证这个问题，甚至会出现三番五次陈述田陈是禹之后，魏氏不是姬姓，韩宣子要求两环配对之类的硬伤。

　　从城市国家向地缘疆域国家的转变过程中，对领土诉求的正当性探寻和宣传，当然会有各自国家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由此也必定会有各自的声音传出。但这个声音是不是就是三传的差异，恐怕平势的证据并不充分。

　　平势的初衷，或许可以调和东周列国文化圈领土诉求和文化认同的差异，但这并不能将中国由他所谓的“城市国家”到地缘国家之间的理路梳理清楚。反而会给读者带来疑问——为什么同样有文化认同的早期国家，如商，没有出现领土诉求和地缘诉求？更何况，平势放弃了所有考古学物质文化的表述，因而也没能说明白东周的文化认同差异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是仅存于精英所创造的文本，还是在其他方面也有反映？

　　平势的大胆或者固执还不仅仅限于此，他坚持西周王世当年改元，这个说法实际上没有多少学者敢公开大胆承认。连坚持《今本竹书纪年》的夏含夷和倪德伟，也不大敢坚持当年改元。甚至于，即便是那本要努力塞进所有铜器以符合年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报告》（简本），也只敢在恭王和共和两处设当年改元。要知道，是不是当年改元，西周的历谱就可能会出现正负13年的误差。但是平势有他的自信，他说“不过我很幸运地将手中的所有资料都用得干干净净，成功地确定了西周历代君主的在位年份”（P86）。在后边他又说“立年称元法……对于昭和、平成都是从年中开始称元的日本人而言，立年称元法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方法了。这个方法在中国也被普遍使用。与此不同的逾年称元法则是从公元前338年才开始使用的”（P136）。这些话，自信且自大着。

　　平势对谥号很感兴趣，但他又不讨论谥法的原则，相反他会走钢丝地讨论了某个名号谥号被承袭的现象。比如他强调魏惠成王、齐宣威王等等名号是模仿西周王位所起的名号。究竟是自己模仿还是后世的谥法，这其中直接关系到是否有王号生称的问题。从平势的行文看，他似乎并不排斥王号生称，这个提法在今日的学术界，恐怕难以得到金文材料的坚实证据。但平势似乎并不打算在金文材料中浪费时间。

　　这两个讨论我无法为之叫好，因为无论要坚持哪一个，连带需要的证据链都很多，可这些证据链条，平势并未给我们补齐。相反，平势会有他独有的平势式的自信，宣称他已经彻底解决了武王克商年之类的问题——“在不管总结这些新发现的过程中，我的研究结果将经手时间的考研。我的假说或得以证明，成为定论；或对部分内容进行修正；或对更多的部分进行修正（P86）……对见于《逸周书•世俘解》和《克殷解》的日期，我们也可以确定那是发生在公元前1026年、公元前1024年及公元前1023年的事（P87）”。

　　从晚商到东周，是一个充满了诱惑与陷阱的学术空间。平势的功力和视野，在他的文献空间中已经近乎于极致了，要想有文献判研的范式转移，似乎还缺乏新的契机。而且，平势隆郎主动性的放弃对考古材料等描述，以及考古与文献之间或是或非的勾连讨论，或许已经断绝了他转身的可能，从而也关上了平势自己所期望的——带来先秦史革命的大门。这一点上，平势的做法，绝非罗运环先生书评中那样的溢美之词，因为平势就没有想用出土材料做文章。更没有罗运环所讲的，平势注意并充分运用考古材料，“也很注意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献，尤其是新资料的运用”。否则，认真的平势，是不会放过他的讨论中，韩国、魏国与中山的文化渊源关系的，更不会无视殷商与宋的文化间，是否还有除了认同以及天文分野之外的其他内证。

　　作为一个有着挺深厚考古本位思想的考古人，我虽然不想狂妄的说，脱离了考古的先秦史已经走到了尽头，但从平势的革命性努力来看，他的讨论只能是自己为自己画圈圈，至于圈圈除了他之外的别人能否看得到，或者他自己的圈圈究竟画出来没有，他是不去在意的。换言之，要想重新开动起来的先秦史，离开了考古内证，离开了出土文献的背景，仍然在文献内闹革命，恐怕只会终究被无情地事实所镇压。

　　连串的吐槽，我并非是要否认作为文献研究专家平势隆郎的仔细和敏锐，甚至于我觉得他的细密爬梳远胜于当今不少所谓治先秦史的先生。甚至是相反，陈寅恪“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欲羞死”，在平势隆郎对先秦文献的把握上再一次体现出来。国内大部分先秦史学者在文献上所下的功夫，可能都比不上以平势隆郎、伊藤道治、白川静、贝冢茂树、松丸道雄、夏含夷等等为代表的部分东洋、西洋学者。而国内至少有相当数量的新一代先秦史研究者“们”，文献的硬功夫不够，全要靠电子检索软件搜索关键词。假若硬盘坏掉、检索软件出问题，甚或只是停电，这文章简直没法往下攒。为了体现出和先贤的不同，只好拿出土文献吓唬人甚至吓唬自己。他们见到新金文材料、新简帛材料，就如饿狼扑食一般蜂拥而上，甚至于将自己刚啃过的骨头，塞在牙缝中的肉丝都来不及剔出来，就去哄抢新材料，甚至会为了新材料中的一个字，或者一句话所反映的思想，来一论、二论地写“札记”。好多年来，一时间如过江之鲫或者一窝蜂大干快上“大战一百天”之类人物，在今天先秦史界还少么？这些先生，没有罗王的功底，也没有梦家的天赋，更缺少有如“二重证据法”这样的理论变革。他们，除了能有考释之外，又如何能有真的先秦——史呢？

　　伪先秦史啊，你好难舍，好难忘的“文献”沟。走一步，退两步，不如不走！千支简，万条文，遮不住你满面羞。你好比失舵的船儿，顺水漂流。你往哪里去，你往哪里走？我口问心，心问口，人也留来地也留，先秦考古今年又是大丰收！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读后感(三)：也许就没有历史的真实

　　书中首先就破除了我们的传统历史教育观念：夏商周从来不是所谓的大一统王朝，而是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基础上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三代也不是所谓太平盛世的理想时代，期间也是征伐不断。所谓大一统的天下观是到西汉才形成的，这一观念也影响了史书的编撰。而汉字在西周末年的流布是天下一统的重要推手。作者大胆质疑了我们视为正统的史书的真实性，指出其也是受到当时观念影响形成的对上古史的观念，同时也是各个文化地域国家争夺权威继承正统性的工具。对于大禹治水的传说也做了抽丝剥茧的分析——实际也许不存在治水这一事实。对于春秋三传的新解释也颇为有意思，搞得我特意去买了谷梁和公羊。对于孔子的形象变迁也做了分析。作者对共和元年也提供了教科书上没有的解释——实际是共伯和执政。周平王东迁洛邑，期间还牵涉到幽王被杀之后被立的周携王，当时的周应该是二王并立。齐国也不是后世以为的那样，齐与周一起灭商，但之后也一直是周防范的对象。合纵连横也并不是单一针对秦国，也包括齐国。重新评价了秦始皇的统一度量衡。总之带来很多观念上的冲击，但很多内容很专业只能囫囵而过，也没有时间去查证。本书主要是写给日本读者，所以为了便于理解将中国史与日本史做了对比。看完书感叹，也许，所谓历史的真实后人是无法看清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做大可能的推测。

　　《史记》司马迁曾藏之深山一部，不知道这个藏本与后期流传的版本在内容上是否有差别，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读后感(四)：后现代战国史

　　说来说去，其实就一句话，先秦史都是战国史，无论夏商周，还是春秋战国的诸国，实在都是一文化地域，或城市国家，或领土国家，争来夺去，各种典籍，都是各自抢夺自己的话语权。这得益于西周文字的普及，文书制度乃至官僚制度的成熟。

　　这一种后现代的逻辑理论，倒是在学术圈非常流行。文本的解构和重构，中心和边缘的互相转化，乃至各种理念史的爬梳，都非常考验功力。后现代的学问就是细节处和大方向连接，标新立异，就是要解构正统的历史，瓦解固定的观念，将既有的历史记忆和民族传统打个底朝天。

　　说到底，为了真理和自由！

　　战国是大变革时代，经济上，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是如此。战国人重新定义了之前的三代历史和春秋史，也说的过去，富国强兵之际，必然要著书立说，夺取正统。但是问题在于，天下真的不存在吗？真的只是存在一群乌合之众？列国所篡改的史料，比如春秋，尚书等，难道不是从周国来的吗？孔子这一位圣人，到底不是大家的吗？诸子百家，出自王官，流落民间，那这个王官的源头不是在西周吗？

　　说到底，还是有一个源头。西楚，吴越，北燕，秦国，或者韩赵魏，乃至夷狄等，诸多国家，还是要追踪到商国的文字。没有甲骨文，中国不会发展的那么快。文明也许还要经历若干个世纪的朦胧时代。

　　要说汉代的大一统理论重新定义了三代历史，将春秋战国看过合久必分之后的分，我倒是不同意。夏商周不过就是霸主罢了，周围还是有很多小国，就像后来的册封制度一样。西周当然册封自己的家族，但是也有很多异姓封国。后来文字普及，管不住了，周国自己也分裂迁都，加上游牧民族发起了第一波对闻名世界的攻击，导致乱世袭来，礼崩乐坏，倒是可能。

　　汉代一统天下，独尊儒术，秦朝焚书坑儒，禁绝私学，多少故事，就这样被埋没。只希望有更多的大学者，考古学家通力合作，将这一段被埋没和掩盖的历史重新揭开，还源头一个清晰面目。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读后感(五)：基础知识补充

　　觉得比较有用的几点

　　1.文本的去神圣化（借用豆瓣某朋友的评论）

　　我比较喜欢这个提法，文献在一开始除非是指向宗教目的，很难说有什么高大上的意图，回归文本本身乃是理所应当

　　尝试对文本的创作背景进行探查，有些文本有借鉴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比如说尚书，竹书纪年，有些文本来自出土文物里面的文字记录。

　　这两者相信争议并不明显

　　有些文本更多的像作者自己的揣测，比如说 春秋，左传、公羊传、榖粱传，最后这部分基本是作者从内容出发的一种猜想，作为普通读者不大可能去阅读这些原始文献（看左传也未必看得懂，所以一般读者很难去验证作者的猜想），当然在这本普及性的书里面作者讲的简单，似乎也能自圆其说

　　我在想基于文本自身内容的分析在没有更多其他资料做更有效对比和验证之前，是一种不得已也没有办法的方法，结论更多的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如果能和作者对其他方面的分析逻辑的结合起来，也是一种不错的阅读体验

　　这种方法更多的给读者的是一种方法和视角上的启迪

　　站在战国各个国家立场上来解读各个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作为可能性很大的一种），是我一直以来希望看到的一种解读方式

　　2.城市国家、领土国家的提法，铁器的使用的强调

　　看过李峰《西周的政体》之后，我很想进一步弄懂日本人定义的邑制国家到底是什么东东（反正别拿名词蒙我），这次平势直接定义成城市国家那就好懂了，这个能让我们进一步想象当时的生活状态

　　作者一直在强调铁器，我觉得还行，这预示着生活方式的一种变化，但是铁器带来的生产和生活上的变化具体体现为什么，还需要进一步阅读

　　3.汉字的来源、传播以及出土文物知识的一些普及

　　汉字最早只是用于商代皇室占卜，到了周代也是用于祭祀和篆刻铭文于青铜器上（记录诸侯、贵族的共享）赠给诸侯（尼玛我看了李峰的书还以为青铜器上的铭文是诸侯和贵族自己刻的，当做传家宝给子孙的，原来不是啊，我看书不认真啊）

　　最早的汉字被皇室所垄断，只有西周覆灭之后才开始通过工匠逃散又诸侯继承，再通过文书行政系统传播到各地，这才传播开来。

　　这是我很喜欢的i一个解释

　　出土文物中青铜器铭文的介绍看了李峰的书，知道了大部分，这里最有用的是春秋时期侯马盟书的内容——历史教科书可不讲这么具有宗教色彩的东西（教科书害人不浅啊），真心让人大开眼界，宣言、盟书都是汉字传播的奇特路径

　　大致想到的就是这些

　　本书的翻译错漏，不通顺的地方不少，我自己认为异样的地方也有基础，比如放逐书中弄成放追，大家注意

　　“其实各国在各自构建自身谱系的过程中运用了同一条原理，即将各自并行的谱系合并为一个纵向谱系。无论是魏追认夏朝也好，还是楚追认祝融也罢，他们为了证明自己出身比周王室高贵从而取代周的权威，就必须将自己的谱系追到比周早的祖先去，而且这一祖先是要和周有纵向的世系关系。因此，魏之所以追溯夏，是因为《左传·昭公元年》有一段记载，说帝颛顼有二子名伯阏和实沈，由于彼此不合，被颛顼分别分封到商和大夏，并且对应天上的辰星和参星。实沈所封的“大夏”据传就是魏国所都的安邑（今山西夏县），至今仍传说那里是夏朝都城。魏国追认自己为夏之继承者，就在谱系上高于周和商。这必须建立在纵向谱系对接的基础上。王明珂在论述吴国和蜀国的谱系追溯过程时，是为了说明这两个被认为是夷狄的国族，通过把祖先插入中原王朝世系从而实现加入中原华夏共同体的目标。这在战国列国而言，虽然目标不同，但形式却完全一致。

　　所以，事实很有可能是这样：本来所谓颛顼、祝融、夏、商等传说时代诸族有着各不相同、互无交集的谱系，战国时代的列国则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建构这一谱系，把横向联系的结构变成纵向继承的关系。可以说这是战国时代一个共谋，这一共谋的基础当然是共同的文字体系（汉字）以及其背后的伦理观念（其实是周人的宗法伦理）。”

　　哥萨特的这句评论，真是精彩，作者的本意也正是如此，从最早尧舜一直到周文王周武王中的众多世系，实际上战国各个国家在谋求取代周的合法性时（自称为王）中将自己的传说嫁接到周王朝传说中的人物。这个观点真是太有想象力了。

　　哥萨特：史料与理论的矛盾——读《从城市国家到中华》|微刊 - 悦读喜欢 http://kan.weibo.com/con/3694925875491315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读后感(六)：可恨一把秦火

　　这一册不出意外的继续延续着以多元地域视角解读中国史的努力，平势桑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告诉我们：其实先秦古籍很多都是战国时代各个文化地域国家用来show off的工具。由于春秋以来，逐渐掌握了从前只有周王室 秘传的文字，各个诸侯国这才发现原来周之前赐给他们的青铜器上写满了周的自恋，于是大家hold不住了，韩有《左传》，齐有《公羊传》，魏有《竹书纪年》，秦有《吕氏春秋》，连中山都有《谷梁传》。大家借这些书，千方百计论证自己统治的正确性以及自己对于他国地域的领土要求的正义性。主要的方式有：

　　综合天文、地理、神话和祖先历史，高大自己，矮化他人；

　　借褒贬前朝旧事或者已灭亡的国家指桑骂槐地攻击自己的对手；

　　编造圣人与本国先代明君的对话，搞圣经式的预表；

　　有时也借一些路人之口，贬低他国追捧的圣人；等等。

　　具体的例子：

　　比如楚国由于不是中原文化地域的国家，没法抬出三代作自己的祖先，于是就举出了比三代还早的祝融做自己的祖先，后来觉得祝融都不行，又追溯出一位颛顼。那么中原地区的人呢，也回敬了一个舜把包括颛顼的不肖子在内的四凶流放到南方的故事，用楚人自己的神话黑了楚人一把。

　　再比如《左传》记载，不知为何韩宣子有一个玉环，成对的另一个在商的遗民宋国人手中。韩宣子想要过来，结果子产忽然出来说了一番看起来高深莫测的话，大意是这东西现在不能给你，给你对你的名声不好，但也不是说就不给你了，主要是时候没到，时机合适的时候，早晚还是会给你的。其实大家都明白玉环代表着殷商故地的统治权，而子产完全成了预言战国时代韩国会统治中原一带的“先知”。

　　这样的故事真是让人看得兴致盎然，作者大胆的设想，周密的论说，让人直呼过瘾。不过平势桑。。。先秦的历史与典籍真的都快让您玩坏了的说。。。

　　平势隆郎消解了古典思想的永恒性，而强调文本的历史情境，强调古典思想最初不过是因时因地的一种应景发言。这种观点有多大的真实性呢？我希望看到学界对此的商榷文章。

　　不过无论怎样，平势桑用他精彩的论述提示我们：那一把秦火让太多的不同文化地域的神话、历史与思想就这样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之中。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之间往来激荡又包孕共生的思想世界，一定比我们目前从残留的只言片语中感受到的更加缤纷绚烂，精彩绝伦！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读后感(七)：史实与史书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二部《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感觉核心围绕两点：一是史实与普遍认知的偏差；二是史书普遍存在的高度政治立场性。很认同作者提出史实与史书记载、与人们的普遍认知存在不小偏差这一观点，作者也给出了不少令人信服的证据和逻辑推理。一般意义上，一个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来写中国历史，除去很正常的心理无认同感（作为学术类研究或许没这个必要，甚至或许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所谓客观吧）外，总有那么一丝丝的酸意在里边，哪怕是学者。我想，这也就能理解贯穿于全书的两种论调，一是诸如我们普遍认知的被赋予悠久文明及秩序的夏、商、周更多的是后人理想化甚至虚幻化的历史，以及诸如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思想史上灿若星河的诸子百家本质上是对不同对象（阶级）的学说观点，而非对同一对象（普遍哲学）的不同思想观点，现在的经典认知只是后人不断赋予的内涵，言外之意似乎觉得并非那么灿若星河吧。总之，五霸七雄也好，孔孟诸子也好，史实或许比已有的普遍认知要普通逊色不少。二是通篇对“夷狄”的说明或是介怀，我想既然日本不能否认本国文字发源于中国，研究中国历史更是绕不开“东夷”二字，其通篇在说明史书的高度政治立场性（史书具有文化地域性）方面，主要以“中国”“夷狄”这类词语在不同国家区域以及不同时期的不同含义为例，如战国时代的韩国在《左传》中称西周故地的中国（中域）在韩国附近，其他地域则为夷狄，而齐国的《公羊传》则称齐国地域为中国，其他为夷狄，甚至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家也曾称日本为中国，主要就是这个意思——史书具有文化地域性（高度的政治立场），同时作者也一再说明虽然日本文字发源于中国，但国家只有领土大小的不同，或许在某个阶段是落后中国的，但后期周边国家（日本）更是追赶上了中国。或许，这本书本来就是写给日本人读的吧。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读后感(八)：一本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的书

　　之前不知道平势隆郎是谁，但读起来才发现他的很多观点都是被转述过的，印象最深的是曾看过杨宽先生痛批“有人说原来史料记载的齐威王、齐宣王和齐湣王三代实际上是齐威宣王、齐湣宣王两代”，但没有说是谁说的，原来就是这位平势隆郎先生，也算日本治中国先秦史的前辈了。 这本书的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甚至有些优点和缺点难以区分。 文化地域，概念提出得很好，而且我想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从文化地域的概念理解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也是很有意义，也会有预期的成果的。作者以日本的国土比喻文化地域还是比较形象的，但是从日本的经验出发，虽然没明说但却暗示着文化地域间各自封闭，只有有限交流的地区，对于商文化为获得铜矿资源而建立湖北盘龙城那样的“殖民城邦”这种文明传播进程缺乏体察，这样优点就成为了局限。 书里面很多脑洞有参考价值，比如：战国时代中国地域最大的变化，或者进步，是文书行政的通行，使直接管理的领土得以扩大，在此之前的商到春秋，中国大地都是由很多零星分布的城市国家组成；姜太公可能本就是齐地的统治者，与武王约同时一东一西夹击商纣王；平王东迁其实是在洛邑的平王和在镐京的携王之间的斗争；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等级可能是战国时代，根据各国变法后的爵位往早期历史套用出来的；夏商周被塑造成大一统国家是汉代以后的事情，具体说是通过《史记》最后完成的；大禹可能是战国时的游神，后来被附会为夏王朝的创始人……当然，很多说法的证据尚待进一步挖掘。 书中被关注最多的部分恰恰意义值得怀疑——认为《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是战国时代特定国家为了宣传自己的正统性而编纂的，里面加入了很多编纂国的私货。我觉得这个解读显然是过度的，谁是受益者就是谁编写的，这种立论方式和微信朋友圈里面常常看到的阴谋论推理很相似，无法令人信服。 在上述内容基础上，考察基于战国时代特定诸侯国论述中的夏商周三代，是不是可信不说，至少是有趣的分析，但因为犯了陈国是大禹后代等错误，又有所减色。 不过，如果不信史书的话，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到战国，出土内容，包括文字史料已经有不少，没必要只从战国典籍里面云山雾罩地演绎推理。把已有的史料置之不顾，用战国之后的传世典籍来推测一番，作为“中国的历史”系列读物，不得不说太空洞无物了。 另外的考证，说孔子原始形象更接近游侠没什么意义，包括杨宽先生批的齐国世系，不得不说是以制造更大的矛盾为代价来解决史料中的现存矛盾，苏秦苏代的考证史学意义近乎没有，春申君的考证虽然从文化地域的概念出发，探讨作者认为失去两湖地区以后统治中心在吴越的楚国，与原来的楚国的不同之处，不过将春申君之死的故事理解为越人对西来楚人的诋毁不得不说有点无聊，但战国史事，平势先生有一处是有意义的，那就是“合纵”兴起之时秦国并非战国唯一霸权，“合纵”要对付的不只是秦，也包括与之并称“东西二帝”的齐，乐毅帅五国军队攻齐是因为齐灭宋破坏了国家间的平衡，而秦在夺取楚原来的大本营——两湖之地后才成为唯一强权。 总之，一个有趣的框架，里面充满了对有限史料的过度解读和很多无法连贯的琐碎之事，是我对这本书的评价。我觉得，这本书的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读后感(九)：证伪之作

　　总体来说这是一部证伪的历史，作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战国以前的历史都是编撰的，基于各个诸侯国的立场不断补充完善夏商周的历史，分析了很多《左传》、《春秋》、《公羊传》中的伪造历史桥段。但楚地出土的《竹书纪年》被放在了一个公正的角度，此外《史记》也被论证是欠公正的，司马迁一方面直接照搬战国流传下来的史书，一方面通过编篡强调汉王朝对于夏的继承。作者比较注重和强调的是铁器的出现和文字的传播，使得文书行政成为可能，也就使得城市国家迈向大国。作者认知前秦历史的态度是正确的，但论述稍显啰嗦，没有谈到重要事件的经过和影响，只谈到人物没有讲人物的事件，因为作者认为事件都是后来编的。也没有谈到经济和科技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同样是因为可信任的资料太少。另外作者对历法天文论述的较多，主要是为了考证史书的年代错误。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读后感(十)：《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读后感

　　2016年2月的春节假期期间，看的书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中国的历史》系列第2部——《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 春秋战国》。作者是平势隆郎。浦东图书馆藏书，K221.07/145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翻了几页，然后到豆瓣上看了一下大家的评论。基本上可以看到，大部分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评价不高。

　　虽然如此，可是其中还是有一些论点，值得我去记述的。透过这些观点，我才能再次说明这本书的优点和缺点。

　　……

　　比如说，书中多次提到，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夏商周三代史，是汉朝大一统社会形成以后，在大一统思想下所形成的史观。而这一史观恰恰是与三代时候的人们思想所不一致的。或者说，统一的思想是统一之后形成的，而不是在统一之前人们的主流思想。

　　作者认为，与一般所认为的不同，汉字不是形成于远古时代并通行于华夏各国，而是夏商周中央所独有的技术。这种技术一直被中央所垄断。而且这种文字主要是被中央用于祭祀活动。

　　作者认为，三代时代并不存在派遣官吏统治地方的文书行政制度。与我们今天的观念不同，当时根本就不存在通行于各国的文字系统，甚至可以说，文字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是微乎其微的。

　　……

　　直到西周灭亡，东周成立，掌握这种文字技术的人才流落到各地。

　　作者就是用这一种思想来论证，为什么西周时代各国的文字记载很少，而到了春秋时代，关于各国的史书记载却非常多。

　　同时这也能够证明，为什么在人们的观念里，汉字一开始是相同的，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文字却各不相同——因为春秋时代开始，各国开始独立使用文字，师承不同，从而导致各国文字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这种不同到秦朝再次并为统一。

　　……

　　进入春秋时代，人们必须用汉字来记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两国的盟誓，必须使用文字来记录，保证以证据文书的形式保留下来。这样就扩大了文字的使用范围，并且出现了规范文字使用的趋势。

　　这样才逐渐形成了汉字文化圈。

　　……

　　作者在讲述周王朝历史的时候，主要引用了《逸周书•世俘解》、 《逸周书•克殷解》、 《史记•周本纪》。

　　《逸周书》这本书我没有听说过，不过作者说这本书的成书年代是战国年代，要比成书于汉代的《史记》更有可信性。

　　不过，比较夸张的是， 《逸周书•世俘解》中间记载，武王克商，生祭俘虏一亿一十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人，俘虏共三亿一万二百三十人。

　　作者论证说，周不是一下子就把商给灭了，而是花了较长的一段时间。

　　同时作者还推论说，“四方”这词语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四面八方或者是说天下的意思，而是指的商四周的四个城邦据点。

　　……

　　关于共和执政的理解，《史记》里面认为是厉王无道，国人暴动后被驱逐，然后周公与召公共同执掌国政。

　　但是根据战国时代魏国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记载，所谓共和，实际是人名，是一个叫做“共伯和”的人。厉王被驱逐后，执掌朝政的人正是他。

　　作者说根据金文研究，共伯执政的年代只有“元年”，因为不久以后，周王朝恢复了被驱逐的周厉王的年号。这段时间，周宣王长大成人，周厉王被置于隐退状态下。因此这时仅仅恢复了周厉王的年号而已。

　　……

　　作者论证说，周武王、周公旦以及之后的“成康之治”，作为理想化的政治形态， 在战国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

　　作为对这种理想政治的追随，魏国一开始有魏文侯、魏武侯、魏惠成王（一样的文－武－成的次序）。这样似乎就摆明了一种论调，即魏国继承了周的权威。

　　与之相对抗，齐国似乎借用了“宣王中兴”的说法，齐桓武厉公之子即以诸侯身份摇身一变，变成了“宣王”（一样的厉－宣的次序）。这是齐国创造出来的新形式。

　　此后，战国各国之王皆用“成”、“宣”的王号来称建国之君。

　　作者认为，这种方式一方面记述传承了历史，另一方面又通过政治需要更改了历史，导致周王朝原本清楚的史实，变得晦涩模糊。

　　由此进一步推论，原来我们所认为的单纯的史书，像左转、公羊传、谷梁传，都只不过是为了政治需要而编述增删的历史，这种历史掺杂了编写者的政治目的，或者更明确的说，掺杂了作者对于证明自身统治正当行的暗示。

　　根据作者的分析，《左传》的编写者来自韩国朝廷，《公羊传》来自齐国，《谷梁传》来自中山国。

　　……

　　中国古人在记述历法的时候，一开始借用了月相，即将月亮的盈缺四等分，用这种方法来记述时间。

　　从月亮全黑的朔月开始：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

　　这样，就将一个月分成四段，每段单位期间为7-8天。

　　不过，这种历法自从战国时代开始使用24节气之后就逐渐弃用了。

　　……

　　关于西周灭亡的史实，一般认为是幽王无道，宠爱褒姒，被犬戎所灭，平王遂东迁于洛邑。

　　但是作者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以及金文的佐证证明，西周灭亡的时候，平王东迁于洛邑，而镐京有携王即位，当时是两王并立的局面。

　　后来的结局是，平王为代表的东周势力，扫平了西部的携王势力。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以至于最后携王的史实，后世根本就没有在史书中记载。

　　……

　　似乎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基准星宿与王朝更替的联系视作理所当然。

　　在《左传》中，将北斗七星视作周王朝，天极的地位相当于郑（不要忘记前面提到过，作者认为《左传》这本书是由韩国朝廷所编写的，而战国时代韩国的都城正是郑）。

　　冬至黎明前，沉入西边地平线的参宿象征着夏王朝，从东面升起的心宿象征着商王朝，北极附近的北斗则是周王朝的象征。

　　作者研究称，根据韩国在《左转》中的记述，韩国将其领土所在的河南西部山西南部称为“夏”，将镐京为中心的西周故地称为“西土”，而将齐国为中心的东部地区称为“东土”或“东夷”，将商朝故地称为“东夏”。

　　与此相对应，秦国的金文中自称为夏，而将三晋地区称为“蛮夏”。

　　而齐国在《公羊传》中，将齐国为中心的地区称为中国，这一概念也包括了殷商故地。而将三晋地区称作“诸夏”，地位略逊一筹。

　　魏国所编撰的《竹书纪年》中，从传说中的五帝纪开始，记录了夏纪、殷纪、周纪、晋纪，最后是魏纪。

　　其余关于楚国对于各地区的称呼，以及中山国对于各地区的称呼，都有对自身统治正当性的暗示或证明。

　　当然，出于同样目的，对政治对手的摸黑也就同时开始了——当时就出现了其他国家对于其统治正当性的反证明。

　　……

　　作者还提到了立年称元法、逾年称元法的区别与应用。

　　这个我一直不太明白。不过看网上对这一点批评得体无完肤。

　　……

　　作者认为，春秋时代以前的华夏大地仍然是城市国家的时代。他提到这一点的证据，就是说在甲骨文的记载中，商王出行主要目的是会盟和祭祀，而且一般都是在一日之内返回的。结合当时的交通条件，那么由此计算出来，这个国家的领土面积是非常有限的。

　　这点在春秋战国时代改变。证据之一是传统上认为的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并不存在。流传下来的完整的爵位名称，有秦国时期的17等爵制，以及汉朝时期的20等爵制。这种爵位的变化，反映了国家领土面积的扩张。

　　……

　　在秦朝统一列国之前，华夏大地并不存在统一的思想观念。现在中国的地域之内，起码存在着多个文化地域。这种文化地域，面积超过了日本或者韩国的规模。其中除了河南山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还有陕西的甘青地区、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以及江浙地区、两湖地区、巴蜀地区。作者还算上了京津地区为中心的盐辽地区，山西北部的燕北地区。

　　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在统一六国中出现了激烈的反抗。这种反抗表明了，这就是文化不认同所带来的激烈冲突。作者似乎在暗示，战国时代并不存在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统一为最终目的的思想主流。

　　……

　　下面是我的一些见解：

　　1.讲谈社的中国历史系列，应该是比较出名了。可是从这本书里面去，却看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地方。如果说常规的史书是《左传》那样记述历史事实的话，那么这本书就更像《公羊传》——这本书不像是常规的史书，其所记述的史实比较少，而大部分在于历史事实的探究与推证。

　　2.所以这本书，我感觉称不上是春秋战国史，因为其所记述的史实记述方面的内容，加起来不超过十页的样子。这本书倒像是对春秋战国史做了一些注释，然后加上了一件简单的史实回顾，串联起来而成。

　　3. 但是这本书也不像严谨的历史论文。前面提到的作者的一些观点，被他分在了各个章节，东一鳞西一爪地分散叙述。上面我把他相关的思考聚在一起，也费了很多功夫。所以如果自己去读这本书的话，就会更有东一榔头，西一棒锤的感觉。

　　4.作者在做一些分析的时候，存在着某些逻辑上的跳跃——我将其理解为猜测的成分。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在以前有过相关的论文对此做过更详细的阐述，但是我认为如果仅仅看这本书就认为他的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无疑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5.虽然这本书有这样种种的弊端，可是我认为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那就是让我们再次审视传统上的经典的时候，能够看清或者说考虑到，它的产生背景并不是那么单纯。认识到了这一点，读不读这本书也就不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