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发现读后感10篇
《思维的发现》是一本由迈克尔•刘易斯 (Michael Lewis)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8.00，页数：37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思维的发现》读后感(一)：《思考，快与慢》前传
一场瞩目的“思维的发现”之旅
作者：卡斯·桑斯坦 理查德·塞勒
理查德·塞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著有《“错误”的行为：行为经济学的行成》《助推》
来源 《纽约客》
2003年，我们为迈克尔·刘易斯的《魔球》撰写过书评。那本书以奥克兰运动家棒球队及其老板比利·比恩为对象，聚焦了职业运动领域中似乎最不令人感兴趣的一个方面——高层管理。诚如大家所见，书作一经问世就引发了轰动。主人公比恩曾经是棒球大联盟中一个表现乏善可陈的队员，后来转行做了球队经理，凭借他的“超级公式”，于经济窘境中突出重围，带领球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那本书的确是上乘佳作，但作者本人不曾意识到一个问题：它实则是一本关于行为经济学的书，融通了经济学和心理学。我们二人在此志趣相投，曾一起对公共政策和法律领域的行为经济学做过相关研究。
棒球球员市场为何“低效”？比恩所发现的种种偏见源自何处？我们认为，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见解或许能部分地解答此类问题。他们二人的研究称得上行为经济学领域的扛鼎之作。读过书评后，刘易斯对有关人类理性的话题萌生了浓厚兴趣，并且异想天开地打算为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写本书。他甚至不吝美意，表示是我们引他走上了这条路。
听闻他对行为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我们深感欣慰，但是其写作计划，坦率地说，令人质疑。不可否认，刘易斯此前已多次证明，他善用一支妙笔将那些生僻的领域绘声绘色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魔球》是这样，描写房地产市场的《大空头》和聚焦高频交易的《高频交易员》亦是如此。他所选择的两位主人公的吸引力同样也毋庸置疑。我们其中一人与卡尼曼合作过几篇论文，另一人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都是旧识，相交于1977年，与二人也都有过合作。（特沃斯基于1996年因病辞世，年仅59岁。卡尼曼依然健在，已届84岁高龄）。他们对人类的判断和决策心理开展过大量研究，其成果影响深远。然而，刘易斯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专长，才能将他们的人生经历转化为引人入胜的读物呢？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才华横溢，但二人的合作主要发生在三十年前，合作形式也多以夹杂有希伯来语的口头交谈为主。该从何处写起？
此类疑虑终于被打消了。名为“思维的发现”的这本新书让我们欲罢不能，尽管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我们认为自己是了解的，尽管它就像刘易斯曾说过的那样，是一本关于阿莫斯和丹尼尔的书——关于两个在思维研究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刘易斯以他惯有的风格完成了这部书作，通过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将一个个风趣的人物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并留待读者自己去判断该从中汲取何种精华。对于卡尼曼和阿沃斯基所从事的研究，刘易斯给出了精彩的介绍，此外，他关注了是两位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共事。我和理查德也曾共同完成过几篇论文，还合写过一本书，深知在用一种声音去传递两种思想的过程中会充满多少酸甜苦辣，深知当其中一人追求写作速度以快制胜，而另一人追求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时，又会滋生多少矛盾。尽管刘易斯没有刻意渲染，但读者能够从书中洞察到团队合作的精髓，并且能最大限度地走近那扇紧闭的门扉后两个主人公并肩战斗的岁月。
特沃斯基与卡尼曼1968年，当时的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还都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心理学系的后起之秀。除此以外，二人再无其它共同之处。特沃斯基生于以色列，曾在军中立下赫赫战功。他于不动声色中透着一股自命不凡的气质（还带着点儿与之不相配的口吃）。他天性乐观，这既是性格使然，也是因为，如他自己所言，“如果你是个悲观主义者，那么当厄运降临时，你得承受两次。一次是当你开始担心时，另一次是当厄运真地到来时。”他是个夜猫子，常常在午夜时分召集研究生开会，饮茶谈天，享受一份无人打扰的安静惬意。
特沃斯基说过的俏皮话让人过耳难忘，生活在他眼中是欢喜多过忧愁。当然，在面对批评家时，他也会表现出性格中极其尖刻的一面。在同一些进化心理学家进行完激烈的学术交锋后，他宣告，“进化心理学家的话不能多听，听多了你会不再相信进化。”在被问及人工智能问题时，特沃斯基答道，“我们研究是先天的愚蠢。”（他倒并不真地认为人类有多愚蠢，只是这句话太精妙，不得不提。）他还脱口而出过一句至理名言，“要做出好的成果，秘诀就是偶尔去干些无用之事。如果你舍不得在无用之事上浪费几个小时，那就等着在正事上虚度几个年头吧”。将生命中大部分时间花在会议室的公司老总们真应该把这话当成座右铭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特沃斯基早年间从事的是“数学心理学”研究，这意味着他曾经是用正规模型来勾勒人类的行为。他不喜欢使用隐喻，因为隐喻“利用语义上的模棱两可代替了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它是在遮蔽”。特沃斯基为人注重条理，自律性极强。他的办公室一尘不染，办公桌上常年只摆着一个笔记本，一支机械铅笔，还有一块橡皮擦。（聪明如他也会犯错）
与之相反，假如说丹尼尔·卡尼曼的办公室里也有一支笔一个本，那他可得费些力气才能把它们找出来。卡尼曼出生在特拉维夫，童年在巴黎度过，法语是他的第一语言。其父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做工程师。1940年，德军占领巴黎，全家人的生活陷入危机。他们在法国南部东躲西藏，历经辗转活了下来（除了他的父亲。1944年，他因为糖尿病未能得到及时诊治而去世）。战争结束后，他和家人移民到了巴勒斯坦。
卡尼曼是个容易焦虑的人，常在心绪不安中早早醒过来迎接新的一天。他惯以悲观主义者的姿态看待生活——他声称，当自己把最糟糕的结局考虑在内时，任何结局都不会让他失望。这种消极心态也被他用在了研究工作上。他喜欢质疑，“每逢在自己的想法中找到漏洞，我都会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我们在与卡尼曼合作的过程中，曾对此有过亲身感受。合作将近尾声时，当他发现我们的整个方法有可能存在致命的缺陷，以至于一切不得不重新来过时，他就曾这样雀跃过。多数时候他都是空欢喜一场，但有时他的确是对的，那种如影随形的焦虑感会推着他不断去探求更好的结果。
特沃斯基总说，“人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他又会停顿片刻补充一句，“丹尼尔除外。”因此，没错，他们二人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他们会在一起热火朝天地接连聊上好几个小时。凡是目睹过这番情形的人都清楚，当他们用两套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去解决同一个问题时，奇迹就会出现。刘易斯不仅捕捉到了二人之间的差异，而且还将这种差异刻画地极具张力，从而将一段看似矛盾重重但实则完美互补的合作关系呈现给了读者。
如今，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名字在社会科学领域已广为人知，可即便是这个领域中的资深专家都不清楚他们的合作是从何而起。两人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隶属于心理学领域两个不同的分支：卡尼曼研究视觉，特沃斯基研究决策制定。与大部分心理学分支一样，他们的研究内容都无法获得直接证据的支撑。你不可能去监控别人看到了什么，也不可能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在当时，特沃斯基这类数学心理学家对待思维的态度与经济学家大同小异：如果手头的信息量足够大，那人们就容易做出正确的选择。与此不同，研究视觉的科学家更多地利用了视觉错觉这类人们常犯的错误。（在沙漠公路的尽头好似看到水流，这个现象揭示了我们视觉系统中的哪个真相？）正如卡尼曼所言，“如何去了解记忆？并非去研究记忆，而是去研究遗忘。”
1969年的一个春日，卡尼曼邀请了特沃斯基出席自己的研讨课。特沃斯基围绕人们如何根据新增信息来做判断这一议题，简要介绍了一些前沿实验成果。实验似乎证明，大部分人都比较理性，他们会像一个“直觉型统计学家”那样去思考问题。特沃斯基的陈述很精彩，但是丹尼尔却认为，就像刘易斯写到的，“那些实验愚蠢至极，结论不足以服人。”他坚信，人类的判断更像是由感官而产生的某种感觉。卡尼曼像一流学术圈中人们常做的那样，对特沃斯基发出了咄咄逼人的质疑声。后者从未在任何一场论辩中失过手，这一次却屈居下风。
面对这次失利，天性好胜的特沃斯基试图用更多证据去反击。他的好友，以色列著名的哲学教授阿维沙·玛格里特把这次事件称作“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大爆炸时刻。”他忆到当时与特沃斯基的一次偶遇，“他被激怒了。他把我拽进一间屋子，对我说，‘你绝对想不到刚才我经历了什么。’他告诉我，当他在研讨班上做完陈述后，丹尼尔竟然评价，‘精彩至极，但是我一个字儿都不信。’”
此后不久，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之间的对话就变成了一种常态。他们会在狭小的研讨教室，在咖啡厅，或者是在散步途中，热烈地交流。这些交流极具私密性，旁人很难有幸加入其中。在开始共同写作后，他们会对每一句话精雕细琢，再由卡尼曼亲手在打字机上敲下来。（特沃斯基不会打字）。顺利的情况下，他们会在一天当中完成一至两个段落。所有内容都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结果，就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其中的分界线何在。刘易斯在书中写到，研究生们“不明白两个性格迥异的人何以会产生思想的共通点，又何以竟能成为知己。”原因之一或许是“丹尼尔总认为自己是错的，而阿莫斯总认为自己是对的。”
这个理由的确能够成立。“特沃斯基拥有令很多人生畏的强大头脑，”但他对卡尼曼的意见却能做到虚心接纳。在卡尼曼看来，特沃斯基的目中无人有着一种解放思想的惊人魔力。“想象着自己和阿莫斯一样聪明绝顶，这种换位思考物有所值。”他们常常会一起放声大笑。就像卡尼曼说的，“阿莫斯总是很风趣，在他面前，我也变得有趣了，因此我们能在欢乐声中踏踏实实地接连工作好几个小时。”
随后，二人进入了一个创造力爆棚的时期。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最优秀、最具原创性的作品都诞生于这一时期。1971年至1979年，他们发表的系列文章成了日后卡尼曼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成果。（假如特沃斯基有幸健在，那这个奖项无疑也属于他。但诺奖从未颁发给已故学者）。他们的研究包含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一是判断，二是决策。判断是对事情的重要性或可能性做出估计（或者猜测）。比如说，一个来自纽约拥有十亿身家但却毫无从政经验的生意人成功竞选为总统的可能性有多大？决策则意味着选择，尤其是当事情充满不确定性时（几乎总是这样），我们该如何做？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通过研究证明，在上述两个领域，人类很少以训练有素的、直觉型统计学家的方式来行事。相反，人们的判断和决策都背离了经济学家所设计的完美模型。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有违常理的那些行为是可以被预料、可以被指明的。也就是说，人类犯错虽是常见现象，但这些错误是可以被预测的。
例如，当人们被问及美国人持枪杀人和持枪自杀这两种行为的发生比例时，大部分人都认为持枪杀人更普遍，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持枪自杀案是持枪杀人案的两倍。对于此类判断错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用“可得性启发式”进行了解释。意思是，我们越是容易回想起某种场景，就越有可能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多数时候，经验法则都能行之有效，但假如某件事的发生频率与人们想起它时感受到的容易程度不相符，那就很可能误导人们犯下大错。新闻媒体对持枪杀人案的报道率要更高，因而人们才会错误地以为它的发生率也更高。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口中的“可得性启发式”致使人们毫无理由地既感到恐惧又感到自大——它甚至会让政府的行为偏离正轨。
他们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在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而且还涉及了另一些社会科学领域，惠及医学和法律界，并且在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商业和公共政策领域。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寥寥数页纸——按照如今的标准来看少的可怜——准确地说，八页纸。（他们后来又合作完成了更多论文，但都是在70年代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写作的低产出率是他们的一种优势，也是两种性格碰撞交融后的必然结果。卡尼曼时刻流露出的焦虑感与特沃斯基无处不在的自信心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后者的名言是“来让它正确起来。”正因为两人在每一个字眼上都力求精准，所以完成一篇文章总是会耗费大量的时间。
从其产生的科学影响力来看，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这对搭档无可挑剔——他们就像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列侬和麦卡尼。即便是在学术界合作之风日盛的今天，也难得再见像他们这样能长期合作的搭档。在刘易斯笔下，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关系不亚于夫妻。凡是步入婚姻的人都知道，婚姻有可能危机重重，婚姻关系也有可能彻底破裂，最终让两个当事人反目成仇。特沃斯基和卡尼曼从未走到“离婚”这一步，但他们确实各自都开始与其他人交往，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
1978年，他们决定离开以色列。特沃斯基很快就接到了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他最后工作的地方）的邀请。卡尼曼与他的妻子，著名学者安妮·特雷斯曼一同被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聘请。这所大学位于加拿大温哥华市，学校不错，但是地位不及向他好友伸出橄榄枝的那几所学校。特沃斯基正值盛年就获得了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颁发的荣誉学位。
尽管在合作中他们二人付出了同样多的心血，但外界默认的团队核心是特沃斯基，这让卡尼曼难以接受。1984年，二人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特沃斯基荣获了麦克阿瑟 “天才奖”，卡尼曼却一无所得。在此之前，鉴于该奖项只颁发给美国公民或常住美国的居民，因此卡尼曼并没有资格得奖。但是时隔两年，当卡尼曼已迁居至伯克雷，具备了这个资格时，麦克阿瑟基金会仍然没有给他授奖。这件事很好地诠释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另一条重要理论：损失规避。麦克阿瑟奖一年一颁，只有极端自大者会在看完得奖名单后抱怨一句“该死，没我的份儿”，大部分人会泰然处之。但假如是你最好的朋友因为你们共同完成的工作而独占鳌头，恐怕你也不会平静。
二人的友谊并没有就此结束，日常的交流和偶尔为之的合作也并没有中断。可一旦他们天各一方，并且开始和各自的学生或同僚并肩共事时，维系友情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卡尼曼说，“阿莫斯变了。以前要是我提出一个想法，他一定会竭力从中找出亮点，找出合理之处......但现在他不这样做了。”他指出，“你和自己所爱的女人共处时难免会出些状况。出问题后，你能感觉到。你知道情况不妙，但你们还是会继续相处下去。”他又补充道，“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而不是从外界。”在进行了一番艰难的对话后，卡尼曼下定了决心。他告诉特沃斯基，他们的友情结束了。“我就像是和他离了。”通常情况下，卡尼曼一气之下说出的话几天后又会被他收回，在创作《思考，快与慢》那本超级畅销书的过程中，他就不止一次地宣称要彻底放弃它。
在与特沃斯基决裂这件事上，二人和好如初的速度在命运之手的摆弄下被进一步加快了。仅过了三天。特沃斯基就打来了电话，说他被诊断出了恶性黑色素瘤，最多还有六个月的寿命。卡尼曼回忆道，“他当时说，‘不管你怎么想，我们永远是朋友。’”
在最后那六个月里，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一起为他们的论文集写序言，但尚未收笔后者就离世了。卡尼曼曾担心难以独自完成这个序言，特沃斯基还宽慰他，让他要对二人共同建立起的那套思维模式有信心。可惜，这样的模式并不存在。这也正是合作的独特之处：各自的想法不可能简单的被对方的想法替换，即便已时隔二十五年。
特沃斯基曾说，“有时，让世界变得更好比证明你曾为此做出贡献更容易。”但是放在阿莫斯和丹尼尔身上，证明这一点并不难——只需去读一读他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发表的文章就足以。或者，来静读刘易斯的这部新作《思维的发现：关于决策与判断的科学》。
《思维的发现》读后感(二)：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如何提高赌博下注的决策水平
世界杯如火如荼，赌棍们热火朝天。
正所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还偏要来。
赌博的核心就是决策理论。这和机械式的轮盘赌不同的是，人们在参与这些赌博中不同的心里变化。
A篮球的选秀，与其说是选秀，不如说就是从历史大数据中找到明日之星么？
不过NBA的选秀决策越来越依据各种数据了，更像是一个理性的机构在例行公事。
而世界杯的赌球，更像是无数的球迷，伪球迷个人的情感宣泄，足彩或者说足球赌博公司，在这个盛会里面真的是日进斗金不亦乐乎。
如果你要了解赌球里面的各种陷阱，那么不妨读一下《思维的发现——关于决策与判断的科学》
这是一本有点学术史感觉的著作，前半部分略微冗长，但不乏有趣。本书，详细的记载了上个世纪末，心理学的重要发现和突破，以及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学科带来的影响和改变。
书中是以，这一理论两位共同研究者的相爱相杀的故事开始和结束的。清晰的梳理了，两位学者的个人学术发家史和他们理论发展的脉络故事，又详细的披露了他们成名之后的勾心斗角。
书中谈到的启发性、锚定效应，甚至统计学生小样本和大样本对结果决策的影响都侃侃而谈；后续又对人们决策时候如何从后悔转换到风险厌恶以及偏好的锚定和选择进行了发展，直指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的假设，动摇了传统的根基。
而上述这些论述，都在世界杯赌徒的身上全部体现。也许读完本书，作为一个非球迷赌徒，可能可以规避赌球中下注的很多误区，获得更多的收益。
因为赌博也是依据我们当下决策环境下，根据各种心理或者数据偏好以及个人历史经验做出的决策。
趁现在世界杯还没结束，赶紧学以致用吧。
反正我压巴西到最后！
《思维的发现》读后感(三)：《思考快与慢》前传，两位天才犹太心理学家的传奇人生与学术故事：4星|《思维的发现》
全书主题是《思考快与慢》作者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亲密搭档阿莫斯的传奇人生与学术故事。
两位都是心理学界的天才，都是以色列人。丹尼尔童年在巴黎生活，经历过德军占领时期，一家人东躲西藏逃过纳粹的搜捕，21岁就以心理学家的身份为以色列军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在希伯来大学任教，遇上了以色列长大的天才阿莫斯，两人逐渐成为亲密的学术搭档，在学术上合作了15年，之后卡尼曼因为婚变搬到加拿大，阿莫斯跟着搬到美国，两人逐渐产生了隔阂……
两位天才的人生有许多传奇，学术上的波折也特别多。全书写的很精彩。
作者非常会讲故事，还写过《说谎者的扑克牌》《大空头》《高频交易员》。为写书采访了许多主人公的亲友同事，翻了许多学术资料。作者并非心理学专业人员，但是依旧能把主人公及主要论敌的学术思想深入浅出地说出来。
另外一个美国同类书中常见国内书罕见的特点：直言主人公的缺点。本书中说了两位主人公的矛盾、猜忌。
翻译不错，就发现一个错误：#2823“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国内有通用的翻译：循证医学。
总体评价4星，非常好。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号后面是kindle电子版中的页码，【】中是我根据上下文补充的信息：
1：不久，莫雷又发现了新的问题：球探在看球员打球时，很容易形成瞬时印象，继而按照这个印象去寻找证据。他听人说过，这种情况叫“证实性偏见”。#361
2：但是，丹尼尔的这套性格测试题确实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它可以预测应征者在不同岗位上取得成功的概率。和预测谁能够成为一个好军官或者谁能够胜任精英部队（战斗机飞行员、伞兵）的工作相比，这一项内容对以色列军方的帮助更大。（到最后，它还能预测谁有可能因作奸犯科而被收监。）#933
3：可能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预测的结果与被试的智商和受教育程度之间并无密切关联——也就是说，它们反映出了一些借助简单工具无法测量出来的信息。这就是“卡尼曼量表”的由来。#935
4：21岁的丹尼尔·卡尼曼仅凭这一件事，就为以色列军队——一支决定着全社会生死存亡的队伍——做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重大贡献。#957
5：在几番确认之后，主办者终于明白他说的是阿莫斯，他们告诉他，阿莫斯不是物理学家，而是个心理学家。“不可能，”这位物理学家说，“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物理学家。”#1135
6：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教授阿维沙·玛格丽特说：“不论什么话题，阿莫斯总能一下子抓住核心。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能力。面对任何问题时——任何与知识相关的问题，他总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准确的诠释，给出深刻的见解，真的让人不可思议。#1137
7：他【阿莫斯】能在影片开场的5分钟内判断出这部片子值不值得看——如果不值得，他就会径自回家看《希尔街的布鲁斯》（他最喜欢的电视剧）或者《周六晚间直播》（一集不落）和NBA球赛（他是个篮球迷）。等电影结束后，他再开车把妻子接回来。他会对妻子解释：“他们已经拿了我的钱，难道还想拿走我的时间吗？”#1167
8：稍加观察后，丹尼尔向他们解释了这一现象的根源：不管是因为飞得完美而被表扬的飞行员，还是因为飞得差劲而被批评的飞行员，他们都只是在向自己的平均值回归。就算教官什么都没说，他们的表现也会出现浮动，有时更好，有时更糟。#1558
9：有一天，他在校园里遇到丹尼尔，发现他正处在一种极度低落的状态中，阿维沙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原来，有个学生在评教时给丹尼尔打了差评，这让丹尼尔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1594
10：研讨会接近尾声时，丹尼尔显然觉察到了，阿莫斯无力再和他争辩下去。回到家中，丹尼尔对妻子爱丽琦夸口说，自己辩赢了一个桀骜不驯的年轻同事。#1881
11：1969年秋，阿莫斯和丹尼尔均已回到了希伯来大学。除了睡觉时间，两人基本上形影不离。#1940
12：完稿后的文章处处都透着阿莫斯的那股自信劲儿，首当其冲的就是文章标题：“小数定律之我见”。然而，文章是两人完美合作的结晶，所以到署名时，他们都认为自己不能第一作者的宝座，于是靠抛硬币做了决定，最终是阿莫斯赢了。#2000
13：人们都知道，硬币落下时，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概率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依然认为，如果一个硬币连续多次都是正面朝上落下，那么下一次极有可能会反面朝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赌徒的谬误”。#2006
14：即便是精通统计学、了解概率论的专家，都没有意识到小样本在代表大群组时所具有的差异性，即样本量越小，其准确反映整体特质的可能性就越低。#2015
15：两人指出，人们在做判断时，都会把所判断的东西和他们大脑中的某个既定模式做对比。这些云朵和我所知道的暴风雨临近时的云朵是不是相同？这个溃疡与我心目中恶性肿瘤的样子是不是一样？#2318
16：某个刚刚发生、格外生动、格外常见的事件，或者任何一件碰巧已经先行占据人的思维的东西，极有可能被人们轻而易举地回想起来，并最终在他们的判断中占据不合宜的比重。#2405
17：丹尼尔和阿莫斯写道，“缺乏具体依据时，人们会依赖先验概率（基准率）；而当他们掌握无用信息时，先验概率就会被抛在一边。”#2566
18：体育解说员或者政治评论家为了能自圆其说，让自己的点评和最终结局两相吻合，会不顾一切地调整叙事方式，转移叙事重心。历史学家也概莫能外。#2633
19：按照雷德梅尔的经验，医生们很少从统计学的角度去考虑问题。“80%的医生都认为概率并不适用于自己的病人，”他说，“同理，95%的已婚夫妇都不认为高达50%的离婚率会和自己有关。#2742
20：当医生告诉病人，接受手术后存活率是90%时，82%的病人都会选择手术。但如果医生告诉他们，接受手术后死亡率是10%——这显然只是换了一种表述方式，那么只有54%的病人会选择手术。#2888
21：阿莫斯和雷德梅尔在1996年4月发表于《国家科学院院刊》的《关节痛与天气相关之信念研究》一文中写道：“我们把这种现象归因于选择性匹配，……对关节痛患者而言，当疼痛加剧时，选择性匹配会导致他们从天气变化中寻求答案，而当疼痛不明显时，他们却极少关注天气。若是在某一天疼痛剧烈，又恰逢天气恶劣，那病人很可能终其一生都认为关节痛与天气有关。”#2958
22：丹尼尔希望雷德梅尔能在医学领域找出一个对应事例，以反映他所总结的这种“峰终定律”。雷德梅尔很容易就找出了一堆例子，只不过这些例子都是和结肠镜检查有关的。#2997
23：1974年，他搬出住所，与妻子孩子分居。一年后，这段婚姻画上了句号。丹尼尔随后飞往伦敦，正式向心理学家安妮·特雷斯曼示爱，对方欣然接受。#3714
24：鉴于哈佛和斯坦福并没有向自己发出邀请，伯克利分校又明确表示无意聘用，丹尼尔最终和安妮一起去了位于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他和阿莫斯约定，每隔一周就轮流飞去对方所在的城市会面。#3842
25：由此，丹尼尔又在可得性、代表性和锚定性的基础之上想到了第四个启发式，后来他称之为“模拟性”，用于描述无法实现的可能性对于人类思维的影响力。#3878
26：阿莫斯并不是像丹尼尔猜测的那样，对他的新想法不感兴趣。关键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像过去那样，在同一个空间里关起门来尽情交流。本该面对面进行的对话，现在变得像是两人在各说各的。#4042
27：阿莫斯认为，要想杜绝飞行员把飞机降落到错误的地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对驾驶舱里的其他人进行培训，由他们来监管飞行员的判断。“他改变了我们的培训方式，”马厄说，#4110
28：在以色列时，两人境遇相当，各自手中拿着的都是一根黄瓜。如今，阿莫斯却拿到了一根香蕉。但是导致丹尼尔愤怒地把黄瓜扔向实验员的，并不是这根香蕉。#4338
29：三天后，阿莫斯打来电话。他是要告诉丹尼尔一个他也刚刚得知的消息。他眼睛里长的瘤子被确认是恶性黑色素瘤，医生给他做过全身检查后，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身体的多个部位。他们告诉他，最多只能再活6个月。丹尼尔是他第二个告知这个消息的人。#4407
30：1997年，他们【雷德梅尔和蒂博施朗尼】撰文将研究结论公之于世：开车打电话和酒后驾驶的风险一样高。边打电话边开车的人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是一般人的4倍，不管是不是手中拿着电话。#4502
31：“你不会相信发生了什么，”丹尼尔一脸狐疑地对他说，“《纽约时报》的那些人弄错了，他们把我的书放进了畅销书榜单！”#4611
32：衷心建议我的读者们也去读一读丹尼尔的大作。对于热爱心理学的读者，我还要推荐另外两本书，是它们让我进入了这个领域。一本是八卷本的《心理学百科全书》，它会帮你解答所有有关心理学的问题，语言清晰直白。另一本是九卷本的（还在扩充）《心理学史》，它能帮你解答有关心理学家的所有问题，尽管语言不如第一本那么简单明了。#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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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发现》读后感(四)：一头驴站在两堆稻草前，如何选择？
当一头驴站在两堆稻草前，你认为它会如何选择呢？
你可能会说，这个条件不充分，我没法回答。
这两堆稻草重量相同吗？新鲜程度一样吗？即使表面看上去差不多，会不会其中一堆是新鲜稻草掩盖的枯草陷阱呢？
于是我们会仔细观察这两堆稻草的不同，不敢判断决策，直到看着稻草活活饿死。
那么，驴会怎么做呢？驴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它会随便走向一堆稻草吃掉，然后再吃下一堆。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只有人才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下个问题：有两支股票，股价规模市值都差不多，你会怎么选择呢？
像驴选稻草一样，随便选一个？你知道那肯定不行。驴才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我们终究不是驴。
稻草可以随便选一个，股票为什么就不能随便选一个呢？
从2008年到现在，一线城市的房子涨了三到四倍。年化一下涨幅是17%左右，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腾讯市值已经增长了190倍左右。
奇怪的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错过了买房就是错过了全世界，却很少有人在惋惜自己错过了腾讯呢？
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不同的场景下，当把本该由人做的决定交给驴做的时候，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什么时候你可以遵从自己的本能去选择？什么时候需要深入思考，规避风险呢？
这是这本书可以告诉你的。
《思维的发现》读后感(五)：不是不得不看，但是值得一看
几十年以来,股神巴菲特一直有一位合作伙伴：查理·芒格。全职打造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之外，芒格的一大业余爱好就是宣传应该怎么改进美国的教育体系。在芒格看来，现在的教书育人方式是有很大缺失的，特别是在商业教育方面。他认为，无论是传统的经济学还是MBA，都太过看重经济共识，但对数字背后人的认知却十分缺失。因此，芒格认为心理学和心理学与经济学衍生的行为经济学应该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因为只有学过行为经济学的人才能真正意识到人的本质。
正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像芒格一样意识到行为经济学的重要性，近年来关于这一话题的名作可谓层出不穷。其中，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理查德·泰勒自己就出版了一本《“错误”的行为》，这本书即是泰勒本人的自传，也提及了他的学说。
比泰勒更为资深的行为经济学泰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也曾出版过既有专门介绍其一生学术成就的《思考，快与慢》一书。但和《“错误”的行为》不同，《思考，快与慢》并未涉及卡尼曼的生平。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迈克尔·刘易斯的最新大作《思维的发现》是《思考，快与慢》的另一半。《思维的发现》在略略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同时，更多也更深入的介绍了卡尼曼以及其学术伙伴阿莫斯·特沃斯基的事迹，以及两个人是如何拓荒性的建立行为经济学这一学科的。
不得不说，刘易斯这一选题是极为讨巧的。即使抛开行为经济学不提，近年来关于“天才”是如何创造和创新的书籍本身就是热门。对于本来已经是行为经济学的拥趸的人们来说，本书又是关于行为经济学鼻祖的八卦之书。将这一切都包裹在刘易斯标志性的流畅文笔和可读性中，这本书不想成为畅销书也难。
虽然从上述四个层面来说（行为经济学、创造创新的过程和源泉、名人八卦、刘易斯的畅销书基因）本书都是必读之书，但遗憾的是，本书并没有达到其本可拥有的高度。这一遗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易斯自己的创作源泉——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一个并不愿开诚布公，另一个更是已经不幸过世。
在没有两位主角的配合下，刘易斯在有些时候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没有素材的情况下只能拿其他内容来充数。所以，虽然本书关于篮球和林书豪的部分虽然精彩（特别是对于《魔球》的读者来说），但其实本身更多是书籍的主线是断层的。毕竟，这段本来就是刘易斯在《名利场》杂志独立成章的长文，而不是本书天然的组成部分。不过对于错过了《名利场》文章的读者来说，这也算一种买一送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