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10篇

　　《游牧民的世界史》是一本由杉山正明著作，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一)：欧亚世界一体化的推动者们 ——《游牧民的世界史》书评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读史尤其如此。而我这样的史学迷既想看热闹，又想看门道。第一次读《游牧民的世界史》大概是在五年前，当时读的是日文原版。其庞大的叙事结构和作者流畅的文笔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热血沸腾之后写了一篇读后感，后来挂到我的博客里，偶尔也有人阅览。那篇读后感主要是想看“热闹”。而现在写这篇书评，主要是想看一些“门道”。

　　就像杉山正明所说“历史不只是讲述已经死掉的过去，而是清楚地呈现创造出连结现在过程的各种行为，更是掌握未来的最大粮食及手段”（《游牧民的世界史》6页），本书所展现的世界史画卷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这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现象有着深刻的关联。当然我们不应该混淆这两个概念。世界一体化是指跨越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长期的互动、整合过程，而全球化是世界一体化涵盖整个地球表面的阶段，亦可说是世界一体化的最终阶段。那么，世界一体化是从什么时代开始的呢？

　　从20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历史学和毗邻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开始关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机制，进而得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一个观点，即世界一体化肇始于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站在这一立场上看，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世界史只不过是由不同文明圈中各自孤立发展的、分散的“地方史”的机械相加而已。15世纪以后，西欧人首次将这些不同文明圈连结在一起，使世界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些理论里影响最深远的当属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伦。虽然本书对世界体系伦没有任何直接的论述，但是作者在另一部著作《忽必烈的挑战》里面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作者虽然认为沃勒斯坦的理论明显带有西欧中心主义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同时也继承了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构想。可以说“世界体系”一直贯穿着作者的历史观。

　　而另一方面，“世界史”在日本的历史学界可以说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词。在日本，从殖民地扩张时期开始，各种“世界史观”层出不穷。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研究的积淀和深入，“蒙古时代”和游牧民成为重构世界史的重要视角之一。本书的日文书名叫《遊牧民から見た世界史》。说实在，这个标题很难用贴切的中文来表达。直译的话就是“从游牧民看到的世界史”，却又感觉缺少了一点原文想传达的微妙含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从这个书名中理解“游牧民”是一个视角。就像透视画法需要特定的位置和角度，作者尝试着从游牧民这个视角重新勾勒世界史的样貌。虽然作者并不是唯一意识到这一点的学者，但是却巧妙地将这一视角和“世界体系”的创意结合在一起。这与他的前辈史学家（比如以历史记述传统和政权观念作为主要切入点而指出蒙古帝国在世界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冈田英弘）有明显的不同。

　　在本书中，杉山正明提出“欧亚世界史”的构想，认为作为整体的欧亚世界史在15世纪之前早已出现。“在西欧中心主义的世界史样貌中，关于较公元15、16 世纪更早的时代，几乎无法进行整合性描述。但是在实际上的欧亚大陆世界史中，从相当早期开始就已经互相有了关连，至少从公元8、9 世纪开始陆运就已经产生连动，到了13 世纪则是迈向完全一体化之道路。将这样的事实描述成世界各地是处于互相独立状态般存在，是完全的诡辩”（250页）在他看来，作为人类历史的世界史在很长一段时期曾是“欧亚世界史”，而“欧亚世界史”远比“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地球世界史”漫长。那么，历史上把欧亚各地连结成一个体系的地理空间在哪里呢？在“中央欧亚大陆”（Central-Eurasia，中央ユーラシア）。那里有游牧民生存、活动的场所。西伯利亚、蒙古高原、天山南北、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阿富汗、伊朗、高加索，直至黑海东岸。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界不曾有过，当时只有浑然一体的游牧民的世界。

　　中央欧亚大陆的一个主要的气候特征就是干燥，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人们学会了移动生活，逐水草而居，也就出现了游牧生活方式。单纯的游牧生活是无法做到自给自足的，因此游牧民带着收成到绿洲城市与城市民或农民进行交易。在中央欧亚大陆，游牧民的移动串连起点状的大小绿洲。与此同时，与中央欧亚大陆相邻的不同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流也因游牧民的移动而变得可能。

　　那么，历史上的出现过的游牧民集团的真实样貌是什么？作者明确指出，根本不存在作为“单一民族”的游牧民集团。因此本书中使用“游牧民”而没有使用“游牧民族”这个词。关于这层意思，本书第一章的标题写得非常明确——“跨越民族与国界”。我们通过“民族”（nation）、“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等西方语境中出现的概念来观察游牧民世界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时会带来许多误解。历史上出现的游牧民集团是集聚了各个团体、种族及势力混合而成的“政治集团”或“政治联盟”。这个有时称之为“兀鲁斯”（ulus）的集团，不同于与固定疆域相联系的“民族”（nation），是较为松散的，游离于固定居所的“人的集合”。游牧民集团就是具有不同特征人群的混成体。而“数个创建堪称‘游牧民国家’的案例几乎没有纯粹仅由游牧民建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些混合状态，属于多元种族国家”（17页）。这种联合体特征在有记载的最早的游牧民——斯基泰人那里展现的淋漓尽致。从希罗多德的记述来看，斯基泰人至少包含着五个较大的集团，其中既有从事游牧的，也有从事农耕、经商的。在东方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游牧民集团匈奴也拥有点状分布的固定的交易设施，即纯游牧生活以外生产物的据点。作者使用“生业理论”和“国家理论”这两个概念来分析游牧社会。游牧民集团在规模较小时会遵循“生业理论”，即通过交易或偶尔的掠夺来获得所需之物。但是当规模变大后，更多遵循的是“国家理论”，大型游牧民集团成为不同种族、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松散联合。这种体制使得游牧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大起来。作者进而指出，仅仅用“生业理论”解释游牧国家的扩张是不够的，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国家理论”的视角。

　　作者将斯基泰和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看做是国家形态的两大源流。前者是后来出现的各种游牧国家的原型。后者虽然不是游牧国家，但是由游牧民或游牧民后裔组建的骑兵军团始终作为战争主力而存在，进而一直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政局。按照这种逻辑，早期的蒙古帝国应该属于前一种国家形态，而“拓跋国家”显然是后一种国家的典型。但是关于这两种国家形态的传承在西亚以外的地区是怎么进行的，也就是说两种国家的形成具有内在的必然性还是制度传播的结果，作者并没给出明确的解释。这也是笔者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

　　如果说游牧国家的原型斯基泰和匈奴的活动范围仍然是局部性的，那么3世纪以后游牧民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史的主角，引发了一连串的世界性变动。作者利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3世纪到14世纪的游牧民的历史。

　　首先是3世纪到5世纪的变化。在东方，南匈奴的后裔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所谓“五胡十六国乱”的序幕，随后出现了一系列“拓跋国家”。欧洲出现了被称为匈人（Hun）的游牧民集团。匈人西进引发了日耳曼人的迁移，最终让罗马帝国陷入混乱、解体，欧洲进入中世纪。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出现了叫做匂那（Huna）的游牧军事集团，统治了北起天山北麓、南到旁遮普地区的广大疆域。欧亚大陆各地相继迎来了巨大的政治变动时期。作者认为这些变动很可能就是由匈奴帝国的解体引发的多米诺效应。

　　到了6世纪，突厥游牧集团崛起后建立了横跨中央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在突厥的庇护下，从事商业活动的粟特人沿着联系亚洲东西方及南北方的交通路线设立殖民村落，东至中国北方，西至拜占庭帝国及萨珊王朝的广阔疆域内出现了跨地域的贸易网络。8世纪的安史之乱成为游牧民的战斗舞台。9到10世纪突厥系游牧集团的西移引发了中亚和西亚历史一系列的变动。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在伊斯兰化的同时，又将游牧民的政治制度引入到伊斯兰世界。10世纪出现的契丹族政权辽王朝和12世纪出现的女真族政权金王朝对东方世界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3世纪的蒙古帝国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蒙古帝国依托称为“斡脱”的营利组织并借助白银的流动，建立了将欧亚大陆和北非囊括其中的大交易圈。欧亚世界史进入了一体化的时代，蒙古帝国成为世界史的分水岭。在作者看来，蒙古帝国对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立足于游牧民的历史而建构的“欧亚世界史”观对于克服西方中心史观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杉山正明看来，“某某地域史”、“某某文明圈史”的立场只不过是对西方中心史观的模仿和变相复制而已，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从人类史的高度去理解、重构世界史。他在这本书的最后写到“不会过度偏向特定价值观的新世界史样貌，就是从谦虚直率地检视过去开始。”（259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西方中心史观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阅读杉山正明的著作能感受到，对于历史学研究想象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不只是史料的堆积、更不只是的“事件的连续”。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展开丰富的想象力，才能将生动有趣的历史样貌展现出来。《游牧民的世界史》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都非常大，涉及的事件、人物又很多，但是时空、事件、人物都被有机地串联起来。书中充分展现了杉山正明先生同时驾驭史料和理论的非同一般的能力。至于有关“以论代史”的质疑，笔者并非从事历史学实证研究，所以不敢妄加评论。

　　最后谈一下笔者的一点感想。对于“欧亚世界史”的建构，是否可以有更多视角呢？比如丝绸之路上从事远距离贸易活动的商业民集团。这些人在本书中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但都是作为配角出现的。虽然他们的活动一直受到游牧民政权的影响，但是他们所发挥的作用毕竟是特殊的，不可替代的。还有8世纪以后开辟印度洋航道的穆斯林。在“蒙古时代”之前，他们的活动与游牧民的相关程度可能并不高。在“欧亚世界史”的框架中，也许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勾勒出不同的透视画。读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历史样貌和脉络时所获得的惊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本《游牧民的世界史》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震撼和启迪。这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世界史专著。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二)：寻找游牧者的世界史

　　杉山正明是日本的蒙古史、中亚游牧史权威，从去年到今年，国内先后译介了他三本书，分别是《忽必烈的挑战》《疾驰的草原征服者》和本书，相比之下，这本书知识含量最丰富，较全面展现了他的思想。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日本与中国都面临解释困境，但日本史尤其麻烦一些，因为向上追溯，必然要回到中国史，变成中国史“支脉”，如此，怎样建构自身的独特性？怎样证明自己与众不同？

　　为突破这一困境，甚至有日本学者不惜造假，编造出日本文明早于中国文明的神话，以抵消内心的自卑感。当然，这只是策略之一，更常见的策略是将自己看成游牧民族的后代，这种情结在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国家》中表露无遗。

　　认祖于游牧民族，优点有二：一是其曾征服中原，自称为他们的后人，自然较中国人更“优越”；二是死无对证，因为游牧民族血胤多元，历史记载极少，想怎么解释就可以怎么解释。

　　杉山正明这本书的野心在于，帮助游牧民族重建世界史，以推翻过去中国历史的、单一的农耕文明视角。

　　由于以游牧民族为本位，本书颇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比如将汉唐之间400多年看成是“拓跋国家”的形成与成长史，而唐代乃拓跋国家的延续；比如指出回鹘之所以参与平定“安史之乱“，与恐惧突厥系卷土重来有关；再比如将东西突厥分裂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相参照，而过去中国史籍往往归因于自然灾害。这些观点虽有值得推敲的余地，但言之有理。

　　杉山正明的优点在于：他能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问题，将农耕—草原文明对抗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看，游牧民族不仅与中原有冲突，与中亚列强也有较多摩擦，这会影响到其与中原对抗的策略。此外，他善于破除学术迷信，比如对“丝绸之路”神话的质疑，以及对许多传统的、经典解释的批判。

　　不过，学术能否预置立场，甚至超越对历史知识本身的兴趣，是值得讨论的话题。杉山正明在求异的同时，也有一些想当然的东西，甚至错读典籍，他的有些议论颇无厘头，比如柔然汉译为“茹茹”，非要贴上中原民族“坏心眼”的标签，既然已有“蠕蠕”的恶意译法，又何必屋上架屋？这种逆猜当事人心理的做法，实非史家所应为。

　　杉山正明的三本作品都有硬伤，不过想到我们没有硬伤的那些历史著作往往令人难以卒读，那么，这本书实在已属难能可贵。有趣、丰富、专业而不呆板，当下汉语写作中，能达到这个水平的还真没到。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三)：游牧世界与蒙元帝国的再认识

　　文/持明院主

　　杉山正明先生为日本在蒙元史和游牧民族史上颇有成就者，其著作《忽必烈的挑战》、《游牧民的世界史》及其参与撰写的讲谈社中国历史之辽西夏金元部分《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近年来皆已被译介入国内。而杉山正明先生的学术思想也越来越引起关注。《游牧民的世界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北京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版）可以说是杉山正明先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他在此书中提出的众多观点都值得我们注意。

　　一、“欧亚世界史”的大局史观

　　杉山正明先生在书中提出了“欧亚世界史”的观念，在世界史研究中，人们往往会囿于国别或区域的框架，把视野局限在某一国或某一地区，人为地把世界史划分为东亚史，中亚史、东欧史、西欧史等，而忽视了将整个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杉山正明先生在该书的开篇就提出了要“跨越民族与国界”，他从一开始就详细分析了欧亚大陆的地形气候特点，而这些地形气候特点也对历史的发展变迁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杉山正明先生同时指出，应避免使用“游牧民族”这样的概念，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国家”是单纯由“游牧民族”组成，他认为还是使用“游牧民”的概念，因为游牧民集团本身即是集聚了各个团体、种族及势力混合而成的“政治集团”或“政治联盟”，是由多元种族或文化、社会并存一同混合而成的复合体（P17），再回顾中国北方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建国的历史，可以看到这一论断确实有坚实的证据支持。

　　杉山正明同时在第三章中借助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史料，详细阐述了长期被史学界忽视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与斯基泰之间的战争，历来人们对希罗多德《历史》和古代希腊波斯，更多着重于其对希波战争的叙述，而忽略了波斯与斯基泰战争，杉山正明先生以仅有的史料分析了斯基泰的政权架构，同时指出阿契美尼德王朝体系和斯基泰体系为东西方其后通行的两大政权体系——帝国模式和游牧民国家模式。这不失为一种建立于史料基础上的合理推测，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整个欧亚大陆政治发展的基本模式。

　　二、改变对游牧民的传统认识

　　杉山正明先生在著作中反复提出要改变对游牧民的传统认识的观点，他提出不宜以传统的“华夷”史观或西方中心主义史观来看待游牧民问题。他认为长期以来，对游牧民的传统认识有失偏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游牧民本身史料记载的缺失，导致现代人对游牧民的认识只能立足于所谓“文明”国家的史料基础上，而这些史料往往包含着对游牧民的偏见，这是研究游牧民历史必须避免的。譬如匈奴，长期以来，有许多人对匈奴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长城以外的野蛮部落”，杉山正明在书中基于史料，不惜篇幅地对匈奴的国家结构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分析，认为匈奴的国家特征有以下三点：（1）、以十进制连结及贯通的军事•政治•军事组织；（2）以面朝南边的方向将帝国区分为左•中•右三大分割体制，也可将此称为是以君主为中心的左右两翼体制；（3），由持有领地居民及分地的24名“万骑”组成之联合权力体，再加上“异姓”裨小王及由他们领导的多族集团，匈奴国家是个多元、多民族的混合型国家。杉山正明还特别指出，这种以十进制为连结，以左•中•右分割体制为特点，以多民族为组成的国家体制，是之后欧亚大陆兴起灭亡的诸多游牧国家的共通之处，他特别例举了鲜卑、蒙古以说明之（（P85-93），这一点是杉山先生基于“跨越式”史观所得出的独创性结论。

　　同时，他认为在看待游牧民问题一定要打破“长城”界限，他引用晋国与白狄为婚，西周为戎狄所灭，秦平西戎等例子，说明“农耕”与“游牧”的界限绝非是长城那么简单，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原”也存在着大量分成小集团生活的畜牧民，而这一事实是以往一直被忽视的。在其后关于十六国时期的叙述中，他又引证史料重新申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前者关于游牧国家模式的分析是“突破时间”的限制，那么超越“长城”界限的论断则是“突破空间”的限制，这就是杉山正明先生所说的“不论在任何时代，历史并非是在被局限的空间或时间中变动”。（P93）

　　对于匈奴与西域之关系，杉山正明先生认为匈奴与西域诸国可以归结为游牧国家与绿洲都市群的关系，在干燥地区的绿洲都市群依附于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广大权力之下，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多重优点，游牧民为绿洲都市之间的商业贸易提供安全庇护，并从绿洲民的经济中获取利益，从而实现军事力和经济力的互补。从这一论断出发再看汉朝与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消长，以及汉以降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努力，可以部分地转变以前的某一些固有观点。例如对于唐代一直试图获取并经营西州、沙州等地的努力，显然与唐对抗塞北突厥及其他游牧势力有关，而这种关联意义既是军事上的，也是经济上的。控制西域绿洲，无疑有助于唐中央政权削弱塞北游牧国家，以使之丧失财源和物资供给来源，同时也有利于在军事上对可能对唐中央政权直接构成威胁的塞北游牧势力形成合钳之势。而换句话说，唐代在其后的得失西域，也直接关系到唐与回鹘、吐蕃等游牧国家势力之间的消长。

　　三、对蒙元帝国整体国策的再认识

　　由于“元寇”在日本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日本学界对蒙元史的研究一直非常热衷。杉山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蒙元史。其对蒙元帝国施政架构的观点，在其著作《忽必烈的挑战》中有详细之阐述。杉山先生认为蒙元帝国，尤其是忽必烈政权之施政，着力在于蒙古人的军事力量与穆斯林商人的经济力量的结合。这两者是互相利用的关系，穆斯林商人利用蒙古人的军事力、政治力扩大商圈和追逐利润，而蒙古人利用穆斯林的资本力、情报力和通商网更圆滑顺畅地推动远征和扩张。蒙元帝国的收入依靠由阿合马等人统领操纵的遍布帝国的“斡脱”（Ortogh）来赚取商业利润，为了这个目的，蒙元帝国构筑了以大都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其疏通运河，加强海运，推动白银这种硬通货作为全境通行货币等措施，都是为其商业利益服务，杉山先生因此大胆地下了论断：蒙元乃是贸易立国。

　　如果基于以上观点，那么原本的“元寇”就不能仅仅归结于忽必烈政权的“扩张野心”。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日本本身是一个颇为有利可图的贸易对象，南宋时期的日中贸易大部分时间在兴盛状态，特别是平清盛统治时期，宋钱通行于日本，中国输入日本的货物主要有香药、书籍、纺织物、文具、茶碗等等。而日本输出品则以黄金、药材、木料等等为主，还有水晶、扇子、刀剑等日本工艺品。中日之间呈现互补的贸易盛况。但在镰仓幕府成立以后，位于关东的幕府改变了平清盛的重商贸易政策，这当然意味着忽必烈政权要重新打开对日通商之路。更重要的是，日本素来被认为是金银之国，一旦忽必烈政权掌握日本，日本的银显然对于正在推动银本位而又苦于银不足的蒙古政权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杉山正明先生此书中还有不少针对小问题的分析性“专栏”，有不少“专栏”颇具有进一步展开论述的价值，比如其对于日本的赐姓“源氏”与拓拔北魏的赐姓“源氏”以及改姓元氏之间的关系问题（P146-150），曾经也被笔者所注意过，但杉山先生的论述非常具体且有合理之推断，足以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当然，在本书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杉山先生在书中认为丝绸之路是一种“幻想”（P6-7），在今天众多考古发掘史料支持的基础上，这一观点显然值得商榷。另外，他在一些细节上也出现了部分失误，比如他将唐高宗形容为“如同影子般极其单薄的存在”（P137），又将“澶渊之盟”误为“潭渊之盟”（P182，这里亦有可能是译者问题），这些可以说是本书的小小缺憾。

　　对历史的研究本基于史料的运用和剖析，在此基础上，也需要有一定的想象力，对历史的广泛背景和空间进行合理合情的推理，在这一点上，杉山正明先生的《游牧民的世界史》可以说是提供给我们一个可资参考的模范。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四)：这本书和以往的历史书有颇多不同之处

　　毫无疑问，《游牧民的世界史》是一本历史书，一本反映游牧民族争霸亚欧大陆的历史类图书。

　　但这本书和以往的历史书有颇多不同之处。

　　首先，它的作者是日本史家杉山正明。作为一个日本人，用岛国看世界的视觉去描述一千年来纵横欧亚草原大漠的诸多游牧民族，必然和中国史家、中亚史家、西亚史家的笔触有所不同：其笔法介于春秋和剑桥体之间，既有秉笔直书的一面，又有曲笔存疑的一面，但，力争每个论点都有相关论据来佐证，不做凭空想象，这种认真的态度，是值得表彰的。

　　其次，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历史类图书，其涉及的其他知识也很丰富：地理、政治、人文和财经，但凡和游牧民族历史相关的部分，都会有所体现，也彰显了作者博学多才的丰富知识储备。在这本书的每一章节最后，都会有适当的补充专栏，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那一段历史。

　　第三，作者力求以公正评判的态度去评论笔下出现的匈奴、柔然、回鹘、突厥、沙陀、契丹、女真和蒙古诸部势力，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这1000年的岁月里，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的腹心区域，上演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精彩大戏，与中原王朝、东欧西亚各国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作者是日本人，从未遭受到这些游牧民族的统治，故而其笔下的草原世界，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史书，少了一分详尽却多了一份客观，这也是这本书能够引进的最大原因，兼听则明。

　　严格地说，这本书阅读起来比较费力，作者的表述异于中国史家下笔的习惯。但通读全书以后，发现作者提供的丰富知识，是通俗读史类图书所不能相比的，其含金量不可同日而语。

　　草原民族的千年兴衰史，伴随着中原政权的喜怒哀乐，通过第三方的眼睛去阅读，能够给我们带来别开生面的不同阅读感受，相信这本书能做到。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五)：杉山正明的启示

　　读过彬山正明和他写的《游牧民的世界史》，以及他对草原民族探究的论述，最大的启示并不是内容本身，尽管他的观点中确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事物。于我的感觉，领悟到看待事物也需要跳出事物本身，甚至是跳出既有的学术观点，跳出大众常识建立起的牢固观念，是从这位京都学派学者的著作获得的第一印象的启示。

　　其实历史是最不应被盖棺定论的事物，但出于不同的原因，总是难以逃脱这种命运。

　　单是对于“民族”的认识，彬山就给出了旗帜鲜明的观点：匈奴、突厥、蒙古等等一系列被我们称之于“游牧民族”的集团，压根不是单一民族（至少不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学中所言之民族），而是各集各家之杂糅的复合体。就这一点，足够让我们这些自认比邻而居的读着官方教科书长大的天朝儿女消化好一会儿的了。

　　撇开此书不谈，其实作为官方正史古籍里记载的契丹、蒙元，包换女真人前后脚建立的金、清两朝历史中，确也能看到统治集团中大量的包含汉人在内的各族人名，不外乎就是吸纳了异族精英，再寻求了法理上的正统而成大业。去掉更多时候是为统治服务而渲染的国恨家仇，一味盲目排外的游牧政权反倒是少之又少。这在后世建立“民族”观念（同样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后，很难转换回千百年前的真实环境，这个过程中还必须越过各种正史、野史、教科书、戏段子的藩篱，去看清实质。而作为民族单一性较强的日本人，能够跳出“民族”的束缚，来重新端详远曾经在大陆深处的“蛮子”，也实属不易。

　　至于对中国北朝、隋、唐诸朝皇族成分哪怕只是稍加分析，也更会显得是对我们传统的断代史扇的大耳刮子。不用细说“唐宋变革论”，单是对我们引以为傲的盛唐皇家李氏的血缘的细说之下，北虏南蛮什么的世界观就开始微微颤颤。此前曾经了解到对华夏文明的历史传承还有“第一帝国”、“第二帝国”以至后世这样的观点，确也是加入了摈弃断代史观的立场，同样在有理有据的论述下会达到给人以启示的效果。

　　只有不再依偎在看似合理合法的“一脉相承”之下，才赫然认清这世上没有什么正统和异端是泾渭分明的。这个道理不也是很浅显吗？但还真不容易看透。

　　另外，杉山也十分看重游牧王朝在串连整个欧亚大陆乃至世界中发挥的作用。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要更加“文明”——这在如今去回顾历史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游牧民的世界史》反其道，指出开明的、重商的大陆帝国促成了人类文明跨区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开疆拓土，而后连结世界，这与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以上的这些结论，对于一个怀揣有“中华正统”思想或是类似一元中心观念的人，需要一些时间去换位理解；也正是去付出换位理解的思考，才是跳出禁锢，寻觅其他视角的第一步。或许这也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或是思考者应该主动尝试去做的事情吧。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六)：所谓中华

　　第二本杉山正明的书。翻译上有点不通顺，所以读起来会有点吃力。同时春节期间也犯懒，所以整本书读了挺久。 杉山正明的的全球视野历史观，推翻了之前对游牧民族的负面印象。

　　同时，传统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是断代史。而杉山正明的中国历史观更具有连贯性。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就是突厥和拓跋的历史，让我豁然开朗。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认为，所谓纯粹汉王朝时代，只有汉，宋，明而已，反而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朝代与时间多。杉山正明的观点正好也是如此。

　　蒙古的出现，说明游牧民族最高峰的出现。蒙古，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名字，他代表的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共同体，一种联盟，超出了国家的观念。蒙古是个远远超越中华框架的具有世界观、疆域超级广阔的政权。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七)：姚大力：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

　　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

　　姚大力 发表于 2013-01-06 00:38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1/6/922979.shtml

　　研究辽、夏、金、元史的一个巨大障碍，乃是有关它们史料的散漫性。

　　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看作阻断破坏了两宋国家统一大业的夏、辽与金，不再仅仅是音乐正剧里的几段不和谐的变奏或插曲，而都在本书中担当起积极正面的主角，由它们来贯穿从唐到元的中国史进程。这条另辟蹊径的讲述路线，为我们刻画出一段很不一样的中国史，感觉似乎有点陌生，但细想却又合情合理。

　　我们常见的唐代总章二年的疆域图往往会误导读者，因为唐对边远地区那些羁縻府州所能实施的主权，在不少场合虚弱到近乎只剩下一个空名的程度。

　　研究辽、夏、金、元史的一个巨大障碍，乃是有关它们史料的散漫性。《驰骋草原的征服者：辽西夏金元》的作者杉山正明言及契丹史资料的严重不足时哀叹道：能允许被展开来从事“研究的界限已经到了令人伤心的程度。与其说缺失的链条多，不如说了解的情况少”（页79）；至若“尝试研究西夏，本身就已经要成为一种壮举了”（页91）。而关于金、元历史资料，则除了在数量及其报道所覆盖的内容范围方面的依然欠缺外，女真、蒙古统治者的立场、情感和行动更是在占压倒多数的汉语文献有意或无意地遮蔽曲解下变得难以识辨。因此可以想见，要想在一部经汉译后不过十六七万字正文的书稿里，以简明连贯的叙事把这段历史讲述得连非专业的阅读者也能感觉饶有兴趣，这是对写作者具有何等挑战性的事。

　　我对本书作者深感钦佩，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就我记忆所及，他前后写过近十种性质类似、话题或聚焦点略有不同的历史读物，每本都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独特视角与新鲜见解。相比之下，这本书对汉文读者的冲击力可能会最大。因为它没有像中国人通常所惯于接受的那样，依照“唐——五代——两宋——元”的历史变迁主线来呈现公元十到十四世纪的中国史；相反，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看作是阻断、破坏了本应由两宋来实现的国家统一大业的夏、辽与金，不再仅仅是出现在音乐正剧里的几段不和谐的变奏或插曲，而都在本书中担当起积极和正面的主演角色，由它们来贯穿从唐到元这一时段的中国史进程。也正因为如此，这条另辟蹊径的讲述路线，沿着与我们比较熟悉的“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脉络，为我们刻画出一段很不一样的中国历史，使人感觉似乎有点陌生，但仔细想想却又合情合理。

　　直到两宋为止，唐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王朝。检阅过中国最流行的那幅现代绘制的总章二年（669年）唐代疆域图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尽管尚未将今云南西部以及包括今四川和青海一部分在内的整个藏地囊括在内，唐代拓地之广，它在西部和北部远远超出今日中国疆界的幅员，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张地图也很容易对它的阅读者产生某些误导。在唐的边界之内采用完全相同的主题底色，在很醒目地突显出唐代政治势力所及的地域范围同时，也不无遗憾地抹杀了唐政权在针对不同区域和人群的治理目标与国家权能实现方面一向存在着的性质截然不同的多样性差别。与对郡县制度体系之内各州县的全方位治理相反，唐对处于光谱另一端的东、西、北三方最边远地区那些羁縻府州所能实施的主权，在不少场合虚弱到近乎只剩下一个空名的程度。可见带着现代国家的领土概念去理解唐代版图，只会使人产生某种不很健康、而且一厢情愿的妄想。

　　还不止如此。普通的读图人还常常会忽略历史地图上注明的标准年代，即据以制作该图的基本资料的时间节点。总章二年那幅地图反映的，是从630年代到660年代唐代疆域的基本状况。简直好像是故意为了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仅仅将它的标准年代再推迟一年，唐代的版图就不再是本图所呈现的那个样子了。几乎从670年代一开始，由于吐蕃和西突厥结盟反唐，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疆以及北疆的相当一部分曾长期成为双方拉锯和争夺之地。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度南下投唐的东突厥逃归漠北、复建第二突厥汗国，唐因此失去间接号令整个蒙古高原的地位。前后相加，唐维持对西域的间接统治，总共大约七八十年；而它拥有蒙古高原，则只有四十年而已。从这一事实出发，本书作者把唐朝界定为“瞬间大帝国”（页8）的说法虽稍嫌夸张，但它对中国人普遍持有的“大唐三百年天下”这种模糊而僵化的传统观念，仍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作者指出，安史之乱后，由于“在内陆亚洲世界互争霸权的两大势力即回鹘和吐蕃”的存在，唐首都长安“因不断来自西方的威胁而变成了毫无安全感的城市”（页24）。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背后有了回鹘的军事力量，衰弱的唐朝才能继续存在”。他据此尖锐地提问说：“唐代后半期那个年代，真的还是‘唐代’吗？”（页22）

　　那么，一部叙述辽、夏、金、元历史的书，为什么要从颠覆“唐朝三百年之幻想”这样一种“朴素而又老套的，因此又是可笑的” 看法（页34）讲起，甚至为此而不惜把这个开篇写得令读者感觉有点过于冗长呢？我以为，作者的用心主要有两点。

　　首先，吐蕃和回鹘的崛起，以结束唐王朝全盛时代的安史之乱为转捩点，将东亚历史逐渐带入一个分权化和多极化的新局面。正是吐蕃的衰落，一方面导致“原来囊括在吐蕃内的藏系各部落也开始寻求自己的道路”，并最终催生出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国，另一方面又成为“沙陀发迹的诱因”（页26）。而回鹘汗国的解体则成为契丹部落独立发展的契机。在契丹部英主阿保机不得不用“为长九年”（907-916），即通过两次连任“以三年为期的选举换代制”（页45）之下“可汗”地位的苦心经营来蓄积个人势力的蛰伏期间，面对后唐沙陀政权坐大灭梁、进而吞并正在进行建国准备之契丹的危险，阿保机被迫依违于后唐与后梁之间，在夹缝里求生存。只是到他的继任者手里，契丹才利用沙陀内讧，通过施展助后晋灭后唐、又将后晋属国化的策略，成为兼跨农牧混合带两侧的强大的内亚边疆帝国。按照上述线索，本书“直接涉及”的故事，就应当从党项、契丹和沙陀等部的发展获得空前历史机遇的九世纪后半期，也就是自回鹘与吐蕃统一政权瓦解之后讲起。但为了理解九世纪下半叶的整体形势，还必须“将此前一百多年也收入视野”（页7）。安史之乱就这样成为本书讨论的真正起点。

　　其次，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唐的中衰，或者说唐从它鼎盛的巅峰不可挽回地一路滑向最低谷的那个有点漫长的时期，实际上还具有比一首令人黯然神伤的超长挽歌更多得多的历史意义。它非常典型地反映在边城范阳之地位的不断抬升之中，即“范阳作为横跨‘华夷’的政治中心真正开始显赫，进而成为契丹-辽帝国的副都、女真金帝国的首都、蒙古世界帝国的京城大都”（页16）。换一句话说，它意味着这不平凡的六百年孕育并实现了“中华”从“小中国”——这个“小中国”在盛唐时期曾膨胀到它的极限——变型为“大中国”的“一次漂亮的转身”（页7）。此种“变身”初见端倪于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华的框架是在十三到十四世纪的蒙古时代一下子扩大起来的”；正是这样一个崭新的建国框架，才真正把中华引上了“通向‘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页7）。

　　从“五胡十六国”开始，源出于草原或汉地社会边缘地区的非汉人群，早就在中原建立过许多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权。在把中原当作核心统治地区这一点上，它们——包括本书述及的后唐与后晋在内——与以公元十世纪的辽王朝为开端的各“异族”王朝颇有相似之处。然而，前一类政权的建立者多在以雇佣军等方式向中原汉地渗透的漫长过程里，逐步演变为陷入内地、失去后方的无根基政治-军事集团；同时，当日汉地社会所流行或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门阀世族传统，也很便于为接纳诸多非汉人出身的军事贵族集团提供一种非常自然、易行的制度框架。因此这些“渗透”型的王朝往往缺少制度创新的必要动机与资源，未能为突破中原传统体制提供自己的独特贡献。与它们相比较，辽、金、元、清都在短时期内通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迅速地在汉地建立统治，与此同时仍精心维持着作为本族群人力与文化后方的辽阔根据地。“征服型”王朝的这种特别的版图结构，推动它们去创制一种不同于纯中原式的国家建构模式。它不仅能在作为帝国经济基础的汉地社会和统治者的“祖宗根本之地”之间保持着平衡，而且为进一步将其他各种非汉人群的活动地域括入有效治理，提供了比中原汉制更有弹性、更能容纳多样化可能性、因而也更能持久的一种制度框架。

　　我以为，本书作者所说“小中国”与“大中国”的区别，并不完全是就“中国”版图的面积大小而言。更重要的区别，其实是在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亦即用汉文化去覆盖全部国家疆域为理想治理目标的“小中国”，以及一个能为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提供多样性发展空间的“多民族之巨大中国”之间。更明确地说，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之间的区别：一种是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另一种则是从汉地社会边缘的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后者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公元一千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恐怕没有任何人还能否定，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参与，今日中国就不可能有这般广袤的版图！

　　明白了作者力求贯穿在本书中的写作意图，就比较容易理解，他的谋篇布局为什么会采用那样一种很不相同于寻常的方式。

　　这部本身就不算太厚的书，花去五分之一的篇幅用来讲述故事的“起始发生在何时”的问题，包括安史之乱、吐蕃与回鹘的强大与衰落。接着它又用另一个将近五分之一容量的叙事来刻画契丹“奔向帝国的助跑”。在总共超过全书三分之一的上述两章内，还有不少篇幅被用来追溯与契丹“在同一时期崛起的”（页37）沙陀族后唐政权的兴亡。第三章依然围绕从契丹与后唐“南北并立”（页55）到它迫使后晋沙陀政权“属国化”的线索展开，只是在最后割出分别以“澶渊之盟”（页73）和“南北共存的一百年”（页74）为题的很短小的两节文字，把辽-宋关系以及几乎全部的“契丹帝国的稳定期”都一带而过。第四章“访问已消失的契丹帝国：穿越千年的时空”，简直就是一篇散文式的优美抒情的访古随笔。当作者面对辽祖陵的奉陵邑祖州城址那“高层建筑般规模的……塔状岩石”，发出“传说，在那里真实地存在着”（页86）的感慨之时，他同时也把撞击着他自己心灵的那种由衷的感动深深地传达给他的阅读者。

　　就这样，当终于翻过有关辽代历史的最后一页时，我们发现已经读完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篇幅主要用于讲述蒙元史，所以只能用第五章简单地把西夏和金都说完了。接着作者又以相当详细的笔墨，生动展现出蒙古人怎样“走向史上最大的陆上帝国”、如何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多种族复合国家”，并且把大半个欧亚旧大陆整合为一体的非凡历程。

　　叙事上高度跳跃的选择性和结构上调度自如的畸轻畸重，使本书充满了一种由非均衡的张力所营造的美学效果。至今还有很多人糊涂地主张，讲述历史只需要“还原真实的过去”，所以“实证”方法就意味着必须尽量辟除讲述者自身观念的影响。但是我们真的可能还原“真实的过去”吗？真的存在着一种被所有经历了那个“过去”的人们都一致同意的“真实”吗？看来与其悬得过高、空论还原真实，倒不如尽最大努力地去还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各种切身感知，最大可能地借助于各种细节去还原一幅有关过去的越来越精准、清晰的宏观图景。历史细节永远“还原”不完。这里不存在应不应该有所选择的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选择、选择得好不好。

　　从体裁上说，本书可以被归入“大众史学”一类。我并不以为，当下的出版界之所以希望引入外国人写的、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能引人入胜的大众史学作品，只是因为中国学者都放不下“专家”身段去从事那种创作的缘故。这里面更多的，其实还是写得出、写不出，或者说得更尖锐一些，是即使写出来了，能不能让人看得下去的问题。尽管不必采用绵密引征和系统论证的阐述形式，大众史学在需要把历史叙事还原到亲历者们的切身感知、还原到总体历史图景、还原到根本价值关怀方面，以及在需要能反映最前沿的已有研究成果方面，一点也不比对于更“专业化”学术写作的要求为低。在此一意义上，一个写不出高水平的大众史学作品的知识生产群体，竟然能一批接一批地产出被纷纷自诩为高水平的专业化学术著述，这种现象本身就是极应该加以怀疑的。

　　正因为这部大众史学读本兼具濒临现有知识边界的学术前沿性，所以甚至对于从事专业历史研究的阅读者来说，也可以从中获得不少深度启发，并由此而萌发把那些被碰击出思想火花的话题推入更充分思考的念头。以下选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说一点看法。

　　921年末，处于权力争夺之中的河北军阀里有人以镇州美女、金帛引诱契丹入寇。据《资治通鉴》，那个引狼入室者对阿保机说：“镇州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则皆己物也；不然为晋王所有矣。”阿保机准备发兵，“述律后谏曰：‘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邀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契丹主不听”，结果大败而归。本书作者强调，司马光这段文字把阿保机表现为一个“无聊卑贱之人、一个不知好歹的蠢家伙。……——对不起，实在忍不住想这样说”。作者断定：以上这段记载不见于《旧五代史》，故它出于欧阳修的“创作”；司马光不但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里抄了这个故事，而且把它抄得比《新五代史》还要“卑贱、粗俗”得多（页59）。

　　此处没有足够篇幅把欧阳修的原话再抄录一遍。但至少从我的感觉来说，实在看不出司马光的描写在哪里表现出比欧阳修“卑贱、粗俗”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司马光抄的根本就不是欧阳修，而是他写作《资治通鉴》时大量利用过的五代“实录”。意思完全相同，而文字稍见繁复的这一条记载，亦可见于《册府元龟》“外臣部”。当然那也同样是从“实录”里抄来的。后者并交待该信息来源说，“时获贼中人（也就是契丹方面的人）言”。流言未必尽实，史家无由考定，“述故事”传之后人而已。拿这件事来讥刺“司马光的浅见”，似过于严厉。

　　像这样的不太适当的批评不止发生在一处。“通鉴”曾述及，阿保机猝死后，月里朵太后执意选择次子尧骨、而不是长子突欲继承皇位，为此残酷杀戮了一批旧臣。本书在提到此事时，又一次谴责司马光“虚构”了一则“充分反映他精神世界”的“故事”。作者以突欲被分封在东丹国来证明阿保机对他的超级信任，并由此断言，尽管“没有留下明确的遗诏就意外地去世了”，按“阿保机的本意”，实在“无需担心突欲当不上继承人”。只因为掌握国家大权的月里朵“内心已向尧骨倾斜”（页68），所以才有后来的结果。

　　中国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早就指出，阿保机在立突欲为太子五年后，又封尧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这并非任命最高军事统帅，而是在早已确立过太子的形势下另行更定皇位继承人的特别安排。是则突欲在阿保机死前不久晋封人皇王、东丹国王，地位虽仅处于作为天皇王、地皇王的帝、后之下，但由此也表明他不再是天皇王的继承人。以天下兵马大元帅身份继承皇位的做法，后来也曾几度被沿用。这表明月里朵的所作所为，实际上都是为了压制朝内不同主张，强行实现死去丈夫的遗愿。本书作者像司马光一样，认为尧骨继位出于月里朵个人的偏好及设计，则其“精神世界”岂非与司马光无大异？至于“虚构”之说，就更未免不实之嫌。

　　不是说对司马光的立场就不能批评。将心比心，如果有能力揭出比如藤原道长（966-1027）的《御堂关白记》或者《历代天皇御记》等著名日本历史文献里某些值得讨论的地方，我一定也因此会感到高兴和满足的。但同时我也一定会怀着敬畏和唯恐有所未周的不安，尽量做到更谨慎谦恭地表达这些意见。

　　看来，汉语文献包含的天然偏见所引起的，已不仅是本书作者理应有的警惕，而且变成了一种反感、甚至厌恶。所以他才会说，汉文记载所创造的“虚构”，远甚于古希腊、罗马文字圈，因而“能够轻而易举地变丑陋为美丽”（页55）。在这样的表述里，一点也看不出日文所特有的那种委婉、客套的语气。因手头无书，我阅读的是本书的汉译文本。不过我与汉译者乌兰教授非常熟悉，所以完全可以相信她的译文是忠实严谨的。作者提到《辽史》关于925年“日本国来贡”的记载时写道：“距今大约三十年前刚刚邂逅《辽史》时，这条记载对视觉造成的冲击至今难忘。”（页30）这段话不由自主地让我想起民族主义研究者经常谈论的知识精英的“愤懑”情绪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问题。

　　对“夷夏之辨”意识流支配下大汉族主义历史观的质疑，无疑是本书很突出的一个最让人耳目一新的亮点。这里再举一则例证以明之。作者认为金宋间的“绍兴和议”致使“‘澶渊体系’再次出现”，并称它为“依照国际条约达成的和平共处方式，是亚洲的东方创造出的历史智慧”（页97）。中国读者——确切地说，是习惯于在“中国的”与“汉族的”之间画等号的读者——对这样的看法很可能会极不愉悦。它当然是由霸权强加给参与国的一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但传统时代既然尚未出现平等国际关系的理念，在一种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后形成的有等差的外交关系框架内实行“和平共处”，比起兵连祸结的长期恶斗，难道不是双方都更愿意接受的结果吗？其实这个方式也不是金的创造。它只沿用了汉室王朝早就发明的“朝贡”体系，不过又把它倒转过来，让一向习惯于接受别人前来朝贡的一方变成了向别人朝贡的一方而已！我们不是从来就怀着心安理得，乃至有些盲目自傲的情绪来看待以汉室王朝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吗？汉室成了朝贡一方，就以缺乏平等怪罪“澶渊之盟”或者“绍兴和议”，这样的见解，与视其为“东方创造出的历史智慧”相比，显然少了一点历史主义的应有意识。

　　不过就像所有原创性理论的作者都倾向于夸张一样（以赛亚·伯林语），我们也从本书中读到些许因夸张而导致原貌可能有点走形的地方。建立唐王朝的李渊家氏，被本书视为“出身于拓跋鲜卑的地地道道的‘夷’”（页23）。作者据此认为，“唐朝在系谱上本来是接续拓跋北魏的”；把它与从代国到北周、隋的一系列政权共同“统称为‘拓跋国家’的看法与史实相当符合”（页88）。可是本书提到的三条相关理由，恐怕难以支撑起这种见解。它们是：唐室“祖源拓跋氏”之说；唐“依山而建皇帝陵”与契丹陵制相同、而于汉人王朝则“明显是个例外”（页88）；中亚以西各地多用Tobgach称呼唐，是即“拓跋”之音转（页88）。

　　李氏原为“北代胡人”、“唐源流出于夷狄”，自唐宋以来代有其说，但至今难得落实。陈寅恪所谓“疑出边荒杂类、必非华夏世家”，强调的未必是华夷之辨，实为其门第身份之有无；否则就与他另文所说“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的断制互相抵触了。关于唐陵，除非伴以坚实的辨证驳论，而不只是凭藉突乎其来的奇想，杨宽的见解仍然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据此，唐昭陵墓室以穿凿半山腰的方式修建，沿用的主要是源于曹魏“因山为体”建造皇帝陵墓的办法，由魏晋南朝代代相传至唐，经昭陵而成为唐代大部分皇帝陵墓的制式。拓跋魏的陵墓制度确实含有北族文化的成分，但它与依山建陵关系不大，而主要体现在诸如起造于永固陵和寿陵之前的“永固石室”之类的建筑物中。一般相信，“拓跋”之称以Tobgach的变形西传，在北魏及其继承王朝灭亡后，仍长期在中亚被用来转指曾处于拓跋人统治之下的北部中国。我们不清楚它是否出于“契丹语式的发音”（页89），但从唐政权被西方人称为Togbach就推证唐皇室出于拓跋，那就如根据格萨尔之名源于恺撒而断言青藏地区这位传说中的藏王是罗马人后裔一样，无论如何是过于鲁莽了。

　　陈寅恪早已论证过，隋唐制度有三个渊源。其中梁陈之制当然是汉式的；西魏北周之制是胡汉杂糅的混合制度，但它对隋唐制度影响最微；北魏北齐之制才是它最重要的来源，而其主要成分，则是通过士族之家学传承接续而来的残存中原之汉魏文化、东晋南齐之礼制以及保存于河西的汉魏西晋文化。唐代制度体系，是融合了不少胡文化元素于其中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就认定它的这一性格而言，李唐氏族的出身究竟为何，甚至已变得不再重要。不仅如此，正像本书很精辟地指出来的那样，一个“跨时代跨地域的国家和社会”，即一个变身为“大中国”的中华，乃是以“阿保机所开辟的新道路”为起始点的。故“阿保机的创业，又是时代的创业”（页64）。既然唐朝无论怎样也不能被看成与辽、金、元等王朝处于同一个国家建构模式的谱系内，那么唐朝是否“拓跋国家”，这个问题本身究竟还有多少意义呢？

　　人们很容易就一本书是否好书做出他们最直接和最感性的回答。那就是你愿不愿意手不释卷地把它从头读下去，一直读到结尾。至于你是否完全同意那本书的看法，倒是一个与此不甚相关的问题。本书绝对称得上是一部好书。相信其他读者只要伏案展卷，定然也会生出与我同样的感受。■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八)：只能是本畅销书吧，看看玩得了

　　总觉得对于这本书来说8.2的评分也太高了，要我说最多6分不能再高……可能是因为现在全球史很热门？

　　1983年第一期《世界历史》上刊登了一篇吴于厪先生的会议报告《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读完吴先生的报告再来读这本书就觉得作者只不过多了些印证，多唠叨了几句，把吴先生的观点具体地扩充了一下……然后又套上了全球史观这么一个洋气的外壳，于是忽悠了一群人。当然我并不是说作者剽窃……只是观点几乎一样让人觉得没什么读下去的动力，而且日本式的唠叨真挺让人难以忍受的。

　　唯一让我觉得不同的是，这本书涉及了大航海时代的内容，而吴先生未涉及到，可是在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下，我认为并没有讨论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的必要，不太懂作者是怎么考量的，要说挺烂尾的。

　　可能让大家给这么高评分的理由是作者比较会摆弄文字？没事就抒发一下感情然后还高举着为游牧民正名的旗帜什么的。但其实关于人们对游牧民族的偏见这一点，吴先生那篇文章也说过了。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九)：草原文明的正音

　　作为海洋文化的日本学者杉山正明，以独特的视角写下了这本游牧民族的世界史，不同于以往学者对游牧民族落后、粗犷的映像，他笔下的游牧民族，坚强勇敢，所向披靡，建立起了一座有一座的属于世界的文明。原文链接：

　　“游牧”是更浪漫的一种生活方式？

　　游牧作为一种区别于以传统农业、商业、手工业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的经济活动，似乎比较自由，杉山正明认为：“游”这个字也许会让人产生误解，它不只是无所事事地游荡生活，还有外出的意思，因此“游”是指迁移，“牧”则是畜牧，也就是“迁移放牧”的意思；“牧民”中文的发音为“mu-min”,微妙地具有悠闲、可爱的音律。正如哪首传唱于世的草原民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见牛羊。

　　然而，即使在汉语里它有如此可爱的音律，我们也难以忽视游牧民族那背后的艰苦。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游牧者需要逐水草而居，他们需要在更贫瘠的土地（草场，高山）中学会合理分配资源。

　　“相对于四季的自然规律，游牧生活极端不稳定。夏季有大旱或草原大火之类，草地瞬间荒芜；情况最糟糕时若遇冬季寒流或大学侵袭，险象环生之下，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群体灭绝…….”

　　浪漫的代价是那么的大，但想起金戈铁马不如风吹草地见牛羊，大漠孤烟不如鸣笛悠悠留少年。这些艰苦，已不是生命的担子。

　　马背上的民族——战争的时代

　　随着作者的笔尖，我们领略了游牧民族在早期战争中的优势地位，如斯基泰远征军对波斯的征战，最后歼灭八万波斯军队，几乎使其全军覆灭；匈奴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与中原抗衡的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兴衰，作者极力对《史记》进行反向论证，对匈奴社会的刑场发展有了不一样的例证，对于白登之围，他认为：“冒顿假装战败撤退引诱汉。这是游牧民军队最为擅长的伪装逃跑的战术。”“毫无领军才能”的刘邦高兴勇敢地率领全军进行追击。在文中，作者多次描写到刘邦是愚蠢自大的，而大赞冒顿的游牧民族的计谋。他认为白登之围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白登之围正式揭幕了所谓的“游牧民时代”。

　　历史上的一幕幕似乎在眼前游荡，回顾时代的变迁，王朝地斗转星移，似乎在历代王朝中，游牧民族也占领了一个很大的部分，所谓中原，不单单是一种华夏文化的独唱。

　　蒙古帝国的世界性

　　13世纪，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帝国，全体牧民都被纳入千百户组织，并被固定于一定地域内，实行“上马则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政策。及忽必烈时期，蒙古帝国的足迹跨越欧亚大陆。“忽必烈的‘大规模建设’”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物流、生产及交通等许多影响。尤其是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重商主义政策，也直接地涵盖到非蒙古疆域，并促使陆海

　　两路接轨，导致前所未有之‘欧亚大陆怪圈’出现。”可以看出，在蒙古及其时代，欧亚大陆的经济呈现欣欣向荣的姿态，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蒙古毫无疑问地起到了许多积极的作用，这个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游牧民族，依然存在着许多谜题，等待着历史学者去考证。

　　如今，我们以一个现代城市人的视角重新温度这本书，依然是会心存对游牧民族及经济的关怀和同情，可以见得，长期存在的这种价值标准让我们身陷光怪陆离的理论里无法自拔。然而，对待历史，我们所需的即是对历史的尊崇，更应是对历史的批判和质疑。无论是农耕文明、海洋文明亦是游牧文明，或许在历史时代他们之中或多或少的失去了话语权，但我们无法忽略那字里行间间映射的贡献和卓越。最后，向那些深埋光辉的游牧民族致敬！

　　《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十)：农耕PK游牧！吞并还是融合？

　　可能对于大多数内陆地区的人来说，“游牧”代表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信马由缰，逐水草而居，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最烈的酒，最快的马，肌肤如同羊乳一样洁白能歌善舞的女子╮(￣▽￣”)╭呵呵，你要真那么想，就太天真了～！

　　事实上，“游牧”不过是种艰辛的生活方式，绝非臆想中的那么浪漫。逐水草而居，也不过是迫不得已。人类的天性就是追求安逸的生活，自然会由游牧转变为定居，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凭什么你有我没有”的羡慕嫉妒恨心情，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才有着这么多解也解不开的纠结，这么多说也说不完的故事。

　　世界史貌似就有由大大小小中或间断的战争组成的，而无论是在西方亦或者是在东方，可以说古代的历史，更确切的说是战争史，全然是来自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互动构成的。中国上下五千年，华夏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与游牧民族的抗争史。当然，比起西方人，东方人的神经可要要坚韧的多——最起码那个“上帝之鞭”的阿提斯，在西方都成就了魔幻的吸血鬼的传说了，在中国，成吉思汗可没有这样的地位。

　　在近现代火器大方面普及之前，只有骑兵才能真正对付骑兵。在那个游牧民族还占有绝对性优势的时候，无疑的是日本是最幸运的国度，蒙古人的几次远征，都让挡在日本列岛前面的“神风”给送去见了海龙王。真可谓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了。

　　作者是个日本人，和韩国、越南等国一样，同属于中华文明的辐射圈。作为中国的老邻居，但又因为不是他们的历史，没有那种切肤之痛，因而能够更客观的着笔。当然，这种“更客观的着笔”，也不过是见仁见智了——毕竟，“真理”虽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但少数的也不能就代表了一定是“真理”。

　　其实，从本书里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的历史知识深厚，但是那种标新立异的思维模式，是要闹哪样？

　　作者对冒顿单于或者成吉思汗这些作为主动侵略方的游牧民族，抱有“英雄”般憧憬的看法，还能说他是“客观”而言。总也可以说是，“我之英雄，彼之仇寇”。但是，轻率的将“游牧民族的野蛮血腥”这一论调，都推卸给了被侵略者不客观的记述，和后来的文明论者的宣扬，说他们只是因为立场的关系才这样写的，也是我所不敢苟同的。

　　难道说在作者看来——即使之前再怎样的野蛮血腥，只要之后不那么野蛮血腥了，就可以说是不野蛮血腥的了？再有，在作者拿色目人举例的时候，先要弄清楚，擅长商业的色目人，和匈奴人、蒙古人这种纯粹的游牧民族之间的不同，好吗！

　　事实上，历史已经证明了，凡是游牧民族，在没有同农耕民族融合前，都是野蛮血腥的。这不只是思想模式的不同，更在于他们所固有的粗率的生活方式。融合之后，或者更直白的说，即使没有进行思维观念转变后的融合，只是单方面侵略占据了农耕民族的土地、人口之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那么野蛮血腥了，也只是出于正常的对待敌人和对待自己的财产的不同罢了。

　　试问，如果换做了作者本人，别人的狗追着咬你，你是否会毫不顾惜的抡起棒子就揍；而当这条狗属于你了，是你的财产，你不想要它可以用它换钱的情况下，你还能够像对别人家的狗那样，毫不顾惜的的下手痛殴吗？

　　作者写的倒是很动感情，大概是环境或者是年纪的关系，文字读来有种文绉绉的感觉。大概是书中那种循循善诱的叙述方式，总给人种幼儿园老师在教导小朋友的味道，让人看着多少心里不舒服吧。

　　翻译硬译也还罢了，但翻译的一味求快也为免太过。书里动辄“之”来“之”去的，这些让人看的稀里糊涂的没必要保留的语助词，都应该是很机械的硬译的恶果了。和那些逻辑有问题导致的语句不通顺的句子一样，都极大的削减了本书的可读性。

　　诚然，书的内容的确是很有知识性的，但遗憾的是可读性太差。纸质也是平平。也只能说，这本书不是我愿意自己掏钱买着看的那种，上图书馆借来看也能增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