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的读后感10篇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是一本由汤传福 / 黄大明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页数：3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读后感(一)：《纸上的火焰》与“纸包不住火”
《纸上的火焰》与“纸包不住火”
作者：？
像《纸上的火焰》这般书名浮夸的书，我本是不会感兴趣的。可一看介绍曰“一本了解近代报业、报人、报史的书”，因自己每天接触报纸、报业和报人，就想看看。而我又是读完一本书后总会有些话不吐不快，就像纸包不住火。
封面有句话：“那些沾满油墨的文字，就是纸里包着的火”。其实这也是我看完全书之后，发现和书名《纸上的火焰》唯一有关系的一句话。我觉得因这句话取书名，还不如叫“纸包不住火”来得有趣和吸引读者呢。
网上搜索《纸上的火焰》，会得到徐永春的一首诗，里面有这样两句：“……所有的荣耀，来源于纸上的火焰……”是的，这本书的作者深入细致地挖掘梳理了晚清、民国很多报人的荣耀，就是“来源于纸上的火焰”，读第一章第四章更有明显的这种感觉。
报人在大清至民国时期皆被视为“不名誉的职业”，“最伤阴鸷”、“斯文败类”——包括早期先驱者梁发一直背着“洋奴”“汉奸”的骂名；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以民族品牌为号召的报人王韬在内心认同自己是个“为人不齿、卖身事夷”的“士林败类”；报业史上失踪的报人蒋芷湘（蒋氏高中进士后，隐去自己曾用名“蒋芷湘”，在《申报》担任主笔的履历同样只字不提，因为报人生涯不光彩）；蒋的后任蔡尔康在离开报界后也销声匿迹，不知下落；民国报人包天笑、老报人陶菊隐皆被长辈训斥；袁枚的孙子袁祖志、小报鼻祖李伯元更是做报纸难以糊口，好不凄凉……
但，这些报人身后的荣誉都如诗句“所有的荣耀，来源于纸上的火焰”。书中提到：直到近年，梁发才像出土文物一样被重新发现，人们在故纸堆里发掘他的光辉事迹，认定这个声名狼藉的“洋奴”其实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蒋芷湘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羞于出口的《申报》主笔身份恰恰让他青史留名，他费尽心力挣到的九品芝麻官才真是可以忽略不计——这正是历史堪玩味的吊诡！
该书根据时间顺序，结合时代背景，写出一代代报人所处的环境和所做的报纸，读来很是清晰，很是过瘾。比如《时务报》时期的康、梁合作与分歧的详细解析；洋人出面主办，《万国公报》《顺天时报》基本持论公允、注重准确事实，其影响巨大的背后那些事情；革命派报纸的假革命消息，与袁世凯公子袁克定的假《顺天时报》效果大异；官报与民报的各行其道；外国报人从马礼逊、李提摩太到莫理循，各显神通……了解更多历史隐秘处的趣味，不管是想了解报史还是想丰富历史细节，该书很大程度上都可以满足你。
该书不少小故事的穿插，让我们从教科书得来的平面历史人物印象，变得更加丰满：原来孙中山名扬天下还有报纸的一份功劳；原来女豪唐群英、“女杰”沈佩贞打砸《长沙日报》、《神州报》各有异同；原来袁世凯当时在媒体有那么多的支持者，是那么地被民众期待着；原来那时候也有诸多为权贵言的“臣记者”……
最后说说该书的叙述风格。我个人把历史分为两种叙述风格：一种是陈寅恪、钱钟书类的言约意丰、须细读方可体味理解的中式风格；另一种就是黄仁宇、何炳棣类语言平铺、细节动人的西式叙述风格。两者谈不上孰优孰劣，我个人更加喜欢中式的叙述。该书就是更多倾向于后者，且不少地方融入目前流行网络词，比如“躺着中枪”、“围观”、“政治PS事件”、“画像门”事件、“山寨版孙文”……好或不好？还是让读者你来自行判断吧。
太阳底下无新事，今天的报界各色人等在这本书都可以找到影子，也许也更丰富了。今天纸媒的没落和转变和前一百年不同，今天距作者写到最后的1915年也接近一百年了。会不会再出现一本“1915年-2015年的报界与国运”？让我们拭目以待。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读后感(二)：晚清报业：大变局中的一剂猛药
传教士首办中文报《察世俗》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07年来到广州，希图把耶稣的圣爱再次播撒中国时，计划落空了。他不得不蜷缩在美国商行里，躲藏好奇的中国人一批批地甚至被售票地前来观赏。
马礼逊不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但当时中国的神权系统天地一体，不欢迎外来的上帝一元论、天堂论来打破千年僵局。马礼逊已经不能如前辈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那般可以封官加禄了。即便他想学中文，也很难，最后只能退至澳门秘密传教。
然而，这倒促使他带着英国传教士米怜、中国刻字工梁发，办成了首份中文报纸《察世俗》，为了传教。他们没想过这却为中国近代新闻史开了头。被乡邻视为“洋奴”的梁发，也顺理成章地坐上了“中华第一报人”的首席位置。在西方国家有着几百份报纸同步刊行的当时，中国有了第一张非严格意义的报纸。
中国人王韬首办《循环日报》
当时人脑子里的“夷夏之辨”，不让位于“男女大防”，但传教士还是接连不断地来到中国，创办新型报纸，传播福音和科技。
中国人开始抢读新鲜报纸。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其皇皇巨著《海国图志》就借鉴过洋教士“郭士立的杂志”；封疆大吏如林则徐、大学者如徐继畲等也成了新报纸的忠实读者。
研究中国近代新闻史、文化史，王韬是不能绕过的人物。他早年鄙夷过西学，高喊过要“攘斥异端，辅翼名教”，但仕途无望、生计无着时，在传教士的墨海书馆翻译多年，自责“士林败类”，又以“岁得二百金”窃喜。他曾几度给清廷上陈攻击太平军的良策，也给李秀成写过如何友善西人孤立政府的示好信，机遇不得，触怒朝廷，遂逃匿香港，改换姓名，后到英伦，大谈中英关系和中西文化，很受欢迎。归国后，他立即用国际新视野创建中国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办成的报纸《循环日报》，甚至亲力亲为长期撰写政论，大开思想启蒙风气之先。
重生的王韬，曾推荐孙中山去拜访李鸿章，曾发现改良先锋康有为，也促使清政府开始放开报禁，接受缘自西方的民办的、洋人办的新式报纸。
《万国公报》影响清末士大夫
《申报》《万国公报》应运而生，《国闻报》《时务报》接连推出……一系列报纸问世。由传教士林乐如创办的《万国公报》，从小到大，一路畅销，成为了在中国士大夫阶层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它观察中日甲午海战，声援晚清维新变法，切入大清帝国病脉，由表及里，针砭时弊。光绪皇帝的御案上摆放过，张之洞一次性襄助过千两白银，翁同龢在日记里赞主办者李提摩太为那个时代“豪杰之士”，倒台后的李鸿章也是欣然命笔，为李提摩太的文集写序表示支持。
一向怯懦的光绪突然强悍，在慈禧的独断威势下推行维新，想必其思想深处亦不无《万国公报》的激烈影响。同样受其熏染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物，几番雀跃，鼓吹变法，抓住了报纸能宣传、能播种、能文攻甚至“武斗”的功效，在北京、在长沙、在天津……印行了不少报纸，吹响了改良号角，传播着维新思想。
康有为将办报纸推崇至如建铁路一般重要的位置，梁启超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视为“一切文明之母”，谭嗣同更是称“报纸即民史也”。人们尤其是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们、小官僚阶层、开明地主，开始思考、参与和推动国家的命运，开始用一系列不惮流血的行动来激化李鸿章眼中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晚清大变局报业地位举足轻重
新闻报业在大清的送葬哀乐中呈现了繁华气象，就连过去不止出现过多少次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悲剧，也被激化成了震惊朝野、轰动报界的社会大案。
革命来了，大清完了，报纸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在政治、经济，甚至法律、军事上，都有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难以企及的地位。辛亥革命的胜利，被翻覆宣扬在新闻报纸上。袁世凯当大总统，莫理循作为新闻喉舌，功不可没。袁世凯称帝失败，报纸曾给过致命一击，而其当初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也是想做太子的袁克定伪造了一张“最讨厌而最有销量的”《顺天时报》劝进，弄巧成拙，梦煮黄粱，丢了性命。
新闻业的兴起唤醒了中国民众
报纸的威力是巨大的，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也受到了强权者的铁腕打压。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时，一次性扑灭了国民党系全部报纸，查封了全国300余家报馆。被严复称为“良善暗懦”的黎元洪，动怒时分杀起报人来，毫不怯懦。而以倔强著称的章士钊有过办报尴尬，奉行新闻客观主义的黄远生也死于党争黑枪。
办报容易也艰难。中国的第一份报纸，是西方神父传教的权宜产物，几经辗转，做成了国人认识的新视野、思想的风向标、命运的角斗场、舆论的发动机。这不但催生了中国新闻事业的萌芽和发展，而且振奋了中国民主国运的争取和选择，更是促动和加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在这段历史中，出现过民国“臣记者”薛大可的卑微、山大王王金发砸报馆的荒唐、革命党人唐群英结婚登报的趣事……但，最显著的特色即报道真实、传播新知、抨击时弊、启蒙思想的报业操守，为后世接受、发扬、发展和创新。
1815—1915年间，中国新闻业的兴起、发展和繁荣，在本已枯朽的晚清现场中，不啻于一剂绽放文明、唤醒民众的猛药。 文/向敬之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读后感(三)：《纸上的火焰》：梳理近代中国报业发展史
《纸上的火焰》：梳理近代中国报业发展史
●程铖
《纸上的火焰》一书对大变局中的中国报界与国运一一进行了原生态展示。作者意在重新梳理报业史的发展脉络，“探寻新闻业发展的大道所在”，展现“新闻自由主义办刊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浮沉、得失及经验。读后，掩卷而思，总有三堆火焰在我的胸中燃起：其一，文学的篝火；其二，幽默的焰火；其三，严肃的烈火。
《纸上的火焰》里，处处闪烁的是文学篝火，书中语言精准而雅。让人眼前一亮的首先是书名：《纸上的火焰》。纸张与火焰是一对矛盾的物质，互不相容，但作者认为：“那些沾满油墨的文字，就是纸里包着的火。”文字是火焰，报刊上文字产生的舆论力量就是熊熊大火，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就是以文字为介质薪火相传。
犀利而洁净的语言是文学篝火的最佳燃料。在描写中国历史上首创报纸《循环日报》的王韬为太平军出谋划策险遭清廷逮捕的命运时，作者写道：“现在，他是钦犯，祖国只为他准备了三尺黄土，埋他。”
好一个“埋他”，仅仅二字，掷地有声！其中的凶险无奈，有家不能归的恐惧，跃然纸上，很有日本松尾芭蕉俳句之妙味。
在人们印象中，叙述报刊新闻史，多半会落入说教和理论搜罗的窠臼。但是，本书作者以灵动的文笔，说人叙事讲理。说人时能看到人物的个性和心理；叙事时又极富画面感、原生态；而说理时则由人、事生发开来，对历史人物保持“温情和敬意”，议论确实恳切，不作惊人之语。如在《李鸿章的新闻观》中，对李鸿章截然不同的两种对新闻的评述，作者说“对于新闻，李鸿章有两张面孔，既矛盾又和谐，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理想和现实的分裂，显示了他的生不逢时。”
在《纸上的火焰》里伸手可掬的还有那些幽默。
读史者皆有同感：史书多半考证，板着面孔，不敢越雷池半步。但《纸上的火焰》不同，读它，我会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读它，我感到自由自在，了无拘束。一两百年前的历史俨然成了令我赏心悦目的幽默焰火，不时地闪烁炫丽的光彩。在写到民初女权主义者唐群英放言要用“三枪”解决她与报馆、前男友之间的纠葛时，作者旁逸斜出地来了一句：“看到这里，张艺谋导演应该激动一下，这不是‘三枪拍案惊奇’么？”将历史与当下巧妙勾连，让人莞尔。
令人惊诧的是，这本书旁征博引，处处以详尽的史实为依据，时时以适度的观点做支撑，又在我的胸中燃起严肃的烈火。这股烈火也是经了我的思想发酵自燃的，一分为三：
资料详实。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我就像电影《武侠》里金城武扮演的捕头一样，尽可能去拼接还原历史现场。”在说到民众通过报纸“围观”辛亥革命时，作者引用了沈亦云、黄炎培、叶圣陶、顾颉刚、梅兰芳、吴宓等人的言论作为第一手资料，相互印证，环环相扣，力图让读者看清辛亥革命时期的舆情与民心。
本书严密考证，多方求证，不穷究根本绝不轻言。书中，作者引用了近200 本（篇）文献中的资料，且每段资料都有详细的出处。这些资料时间跨过100 多年，地域除了中国，还有英国、美国等国，既有后人研究的纯粹史料，也有当事人的亲笔记载。
观点和结论中肯冲和，不妄言。谈到假新闻的作用时，作者客观地评述：“假新闻可能荒唐，可能被一眼看破，但它的威力不能轻视，它不能改变历史，但它能改变一地的战局。”换言之，报纸文字产生舆论的火焰熊熊燃烧，堪比千军万马。
《纸上的火焰》是一本拿起就舍不得放下的好书，严谨而生动，幽默而形象，在我的心头燃起的三堆火焰，将会长久地迸出火花，散发光和热。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读后感(四)：报运乎？国运乎？
正在学习《中国新闻事业史》的新闻学专业学生一枚，很自然地被这本书所吸引。首先是它的主题“纸上的火焰”，给人一种燃烧终生，释放能量，以言论救国，以事业救国的慷慨激昂感，这种国难年代才会大规模衍生出的情感，如今已经罕见。大多数新闻人早已在各种各样的限制中、层出不穷的诱惑中，被磨平了棱角。其次是它的副题“1815年-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强烈地暗示着“此书可作期末复习资料。。。”（我承认这略显功利和大材小用）。正是上述两个原因，促使本人将它读完。
与一般新闻史类著作迥异的是，此书并不枯燥。一个个精炼，却又不失重要细节阐述的彼时故事，显得可读性极强。一个个新闻史课本上教条化、公式化了的人物，读毕，仿佛他们就坐在你跟前，述说着时势之多难，民生之多艰，办报之险阻，而非套下个某某阶级的帽子，永远只在“目的丑恶，最终必定失败”的圈子里打转。作者是试图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上去看待清末民初的报界的，怎样是一份成功的报纸？尊重读者、迎合市场是第一要义，为国为民发声是第一要义下的必然结果；怎样的社会不适宜报业的健康生存发展？闭塞、腐朽、反动，视报纸为洪水猛兽，视一切异见为洪水猛兽。如此既往，人民失其个人表达之自由与权力，此制度便难以久存。
那些风华正茂的传教士们，虽然背负着“文化侵略”的恶名，对中国报业近代化之进程确有不可磨灭的功绩；那些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国人们，大多数是切格瓦拉式的高度理想主义者，面对残酷现实，永远忠于梦想；那个被长期丑化了的民国，报业环境也有其值得称赞的宽松自由之处，不是这样，何谈民主共和，何谈与封建相割裂？
报界乎？国运乎？吾云，报运即国运也。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读后感(五)：纸上的火焰
作者：胡艳丽
今天的社会，是文字的盛宴，各种国内外书籍竞相绽放，传统纸媒及新媒体呼啸着、奔涌着，裹挟着纷乱、嘈杂、是是非非扑面而来，各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真假难辨。这个时代，我们既需要回望，也需要展望，在回望与展望间才能获得三分清醒。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一书，是对已逝去的1815—1915百年时光的追溯和探寻，作者将着眼点放在那些曾经鲜活的报人身上，一点一点在残存的时光记忆里复活他们鲜活的个性、冲撞的思想，以及站在“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颠沛流离的命运。书页之内是一段段充满着人间烟火气息，如同评书一般热闹的报人报事，同社会的大背景交织混杂在一起，有时让人啼笑皆非，有时又让人陷入深深思考之中；书页之外，是对读者的启迪，“那些沾满油墨的文字就是纸里包着的火”，燃烧的火焰终归要跃出文字之外，燃烧社会、燃烧意识，与社会变革的洪流一起，改变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
在曾经千年静止的东方时空中，豁然撕裂的空间之门，把一批只知忠君爱国的旧式知识分子，骤然抛到了历史的峰头浪尖，一个闪念，一个犹疑，就有可能从千古留名到魂飞魄散。历史不会给任何人解释的机会，中西文化巨大的差异把这批惊恐万状又雄心勃勃的“孩子”抛到了历史夹缝当中。
这不是一本严肃的报界百年史考，作者求证的事实，有些散落于从前的书籍当中，而有些是在网络中拼取的时光碎片。在作者笔下，那些与中国百年国运、报运紧密相连的人物，可谓血肉丰满。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大清国刻字工梁发、人格分裂的知识分子王韬，以及在历史舞台上，长袖能舞沉浮起落的时政官员、知识分子、报人，围绕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纷争边缘的教书匠、讲报人等，他们性格迥异，对时局时事的把握各有不同，他们可悲、可敬、可叹，也有可怜之处！“臣记者”的奴才意识谁又说不是时代的产物！那些故事，至今听来仍然惊心动魄，余音三叠。
这些文字颇有历史现场感，但该书的重点并不在还原那段百年报人历史，而是借百舸争流的故事，追忆中国报业发展的起源、脉络，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对中国报业未来的昭示。作者夹叙夹议的写法颇见功力，例如对王韬宿命的评议“人生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自己昨日鄙夷的那种人生模式，不久自己就一脚踏了上去，且永不回头”、“和空荡荡的肚皮相比，节操实在坚挺不起来”、“命运就是这样刻薄，当他忠于朝廷时，没人拿他当根葱，当他转向叛军，刚刚抛出一封‘情书’，就被朝廷截获。现在，他是钦犯，祖国只为他准备了三尺黄土，埋他。”这些一针见血的评论，既深刻又对人物具有深切地同情和关怀，犹如透见了时代的骨血，使得该书在 “热闹”之外，有了更多让人回味的精神特质，百年报界的命运在作者笔下沉淀成了一潭幽深的湖水。
一百多年前，记者们面对纷纭时事犯下的错误，如今的记者仍在继续，作者在对洋记者莫理循的评价中，有这样一段话“莫理循对中国事务一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然而他越是相信自己的判断，越容易走入另一个误区，那就是对纷繁复杂的事实进行裁剪”。当记者对事实进行有倾向、有目的裁剪时，部分真相就会被隐去，直至残存的关于真相的蛛丝马迹也被歪曲，报道与真相开始背道而驰。当莫理循的报道开始为袁世凯个人服务的时候，新闻的政治目的便越发明显。百年过后，如今的报人对事实有意识地裁剪越发纯熟，提炼与歪曲之间仅有一步之遥，长于文字的编辑记者甚至可以将真相玩弄于股掌之间。莫理循逐渐暗淡的光辉，被自己祖国的遗忘，不知是否能给今天的报人一点启示？
1815-1915，报界百年风云散尽，留下后人对当年的无限猜测和评说，而今天的报人报业，在崭新的时局中，又开始新一轮的追寻，此时重温中国报界的发端，重忆那些人与事儿，从源头上再忆中国报人走过的不平常道路，不失为新时代报人送上的一碗温胃健脾、养心养脑的上好中药。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汤传福、黄大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胡艳丽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读后感(六)：《纸上的火焰》探寻新闻业发展的大道所在
《纸上的火焰》探寻新闻业发展的大道所在
记者成展鹏
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电视中心纪录片编导汤传福、黄大明合著的《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大变局中的中国报界与国运一一进行了原生态展示，意在重新梳理报业史的发展脉络，“探寻新闻业发展的大道所在”。11日，该书作者汤传福携此书接受中新网记者独家专访。
汤传福，安徽枞阳人，1975年生。安徽大学法学院毕业，偶然跨入电视行当。担任过记者、栏目主编。2008年以来，致力于探寻新闻报业史、舆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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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集中笔墨于报人，这是一个不大被人关注的群体，在正统的历史叙事中常常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但他们又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关键的一个群体。专业的新闻史著作很多，但多着眼于研究报纸本身，而对活跃于报纸背后的报人着笔较少，以致于报人的身影在历史沧桑变化中模糊不清，这本书相当多的篇章直接围绕报人展开，将他们的个人形象、事功从淹没漫漶的历史中打捞还原出来。
汤传福对中新社记者说，在规划写作提纲的时候，我有一种想法，拆开可以单独成篇，放在一起又有内在关联。纵向上按照时序从1815年写到1915年，也就是近代中文报纸出现的头一个100年。这种可分可合的写法是由近代报纸自身发展所决定。在近代报纸出现的早期，报纸极少，报人只有那么几个，线索比较简单清晰，从第一个传教士报人马礼逊到第一个办报纸的中国人王韬，到康有为、梁启超，关联性较强。但报纸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报人就成为一个群体，必须进行散点透视，体例上就出现了一些变化，所涉猎的群体也不限于报人，而是与报界相关联的一切人物，如官员、报贩子、讲报人等等。内在的线索就是以新闻专业主义角度解读清末民初报界的成败得失。
汤传福表示，在08年，我看了几本新闻史方面的书，我有点不满意，我注意到这些书无一例外对新闻史时代的划分与革命史是一一对照的关系，将新闻史与革命史捆绑在一起。新闻史和革命史当然有很多交叉的地方，但新闻史肯定有一些自己的特征。比如说新闻要报道确切的事实，但在辛亥革命中，革命派的报纸制作了很多假新闻来鼓动民心，瓦解清军阵营，作为革命手段可以理解，这是舆论战的一部分。但这么做对报纸公信力具有毁灭性，因为假新闻穿帮很多革命报纸民众都不看了。新闻史说到这一段就不能按照革命逻辑去赞美假新闻，得用新闻自身规律去看待革命时期的假新闻。还有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有很多谩骂和人身攻击的成分，像章太炎骂光绪“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火力很猛，那篇文章作为革命文献自有其光芒，但以新闻专业的眼光审读，毛病很多，不能毫无保留地赞美。所以近年来，有新闻史学者提出重述新闻史，我的这本书也算是一种尝试。
汤传福认为，一本书的完整生命，是作者和读者在合作与互动中完成的。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传达的话，那么我引用钱钟书先生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