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奥斯维辛读后感精选10篇

　　《在我们奥斯维辛》是一本由[波兰]塔杜施•博罗夫斯基著作，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页数：2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我们奥斯维辛》读后感(一)：如何赢得斯多葛哲学的语气（兼《在我们奥斯维辛》读书心得）

　　立秋后的第四天，今天早晨醒来，天气突然变得安静透彻，令人惊愕。因工作性质的关系，我每年8月份总要更忙碌一些，这样的工作如此从事了5个年头，内心正在凝结一种规则，像晴耕雨读，春种秋收一样，忙的时候便自己找个借口懒了起来，放弃每天早起的努力，也把手头看书，写东西的想法搁上一阵子。

　　既非体制内的，也缺乏一个强烈、准确的目的聚拢，我的生活近年变得越来越散漫，开始不再依靠意志力，而是变得凭借一种习惯，不断继续下去。我曾热衷于挑剔、归纳结论，认为“目的性的丧失便是生活种种恶的其一”，并这样想下去，推导出“没有意志力，持续性的努力也是恶”。有宗教感的头脑，总是喜欢指出界限，抵制某种氛围的扩散，想法会把一种正在吞噬自己的力量，无论是盲目的或是不安或者舒适，统称之为恶，目的是确保自己坚守某一界限，也使得事理变得更加明朗。

　　每次我起床坐下来写一段文字时，我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种习惯，尤其是这种习惯并不具有任何生产力的迹象，也毫无正当理由。上班期间，我常常会问起我的同事们早晨如何度过，回答是他们会煮饭、跑步，或因孩子的早醒而将每天生活开始的时间提前一个多小时。我常常是在7点半开始一天，而这时间之前我可以随意写点什么，用中性笔在用过笔记本拆下来的散页上，一边去想，一边去让这种想的思路合乎一种结构性。一种写东西的习惯属于什么，如果这种习惯既没有随着年龄而消失的迹象，也没有出现强烈的不可遏制的表现？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有了通过文字去理清自己想法、看法和感觉的习惯，想法看法正是一种观点或原则，我不再觉得生活具有原则，而是一种感受力的经验，我也越来越藉由于此。这样不禁想起自己前几天做过的网上心理年龄测试，42岁的结果指明我更深地进入了中年的腹地。而第一道题目就是“你是否认为自己为人处事方面必须坚持原则”。我想了半天，却实在想不起来我能够坚持什么，既不是某一种或几种悖论的想法看法了，也没有什么宗教上的界限，这是一种生活老化的标志吗？我只是在厘清自己的感觉，或者说一种经验，这便是几年来我所体悟的生活理解——不再是先验理念的醒悟，我越来越配不上那样高亢的视野了，而是一种生活经验的理解，理解一种以前所无法理解的处境感受，并接受它或者自己变成它们，像变色龙一样看着自己的颜色随着外界而改变，对这一过程的理解，理解生活的分水岭或阶段，如此以来，习惯便成了界限和坚守的消失，与另一种观察、感受力（试着去理解所有生活改变、给予和现状）的磨砺，并但愿不要因为自己多年在偏薄边缘地带上而丧失这种能力。

　　前天夜里，大概是开着空调睡觉，肚子有点受凉，半夜醒来慌乱中拿起床头柜上的书和铅笔去洗手间，却忘记了打开顶灯。终于像哑剧一样，自己坐在里面拿着并不可能会突然发光的书，坐了半天。第二天早晨，我和妻子说起此事哈哈大笑，我感到了某种功能的失效，并伴随着失效而行为变得荒诞。这不再是一个系统，阅读的主客体，而是两种黑暗中的物体，没有轮廓，变成了一双眼睛，看着远处的KTV灯光，凌晨时分，他们找到了更好的白昼，仍旧听起来欢乐而不知疲倦，寻找着自己的放松和赞美生活。

　　在餐厅里，在客厅里，或洗手间里写，这样写一种功能的丧失和周边氛围吞噬自己的感受，一种挖掘的、敲击的习惯，一种使得自身抖落变得轻盈的敲击声，这样维持自己的经验和分析能力，我在早晨会热衷于制造一份属于自己的震惊，作为自己厨房煮出来的早餐，开始一天的生活。

　　（兼《在我们奥斯维辛》读书心得：集中营文学如何可能，首先是你与集中营的关系，你不再是纯洁的、界限分明的受害者，集中营之后再没有受害者，而是以某种方式与恶共存者，如何让你的写作称为可能并有效，和每一个时代，每一种生活处境都一样的思考，我们不可能完全站到生活的另一面去，以受害者或胜利者身份成为云端的人，集中营吞下生活的杏仁，在写作记录者或读此书时，却不断想起朗读者电影的场景，无法断定那种对阅读的热爱、生活的恶，还是感情的依恋，我们无以厌恶或拒绝这样的生活，接受并这样下去，生活中的写作习惯变成一种“接受美学”，不知道我这样说是否更多赢得了斯多葛哲学的语气.2013年8月12日）

　　《在我们奥斯维辛》读后感(二)：冰冷的审视

　　米沃什著作《被禁锢的头脑》中的一章“贝塔，不幸的情人”，就是以本书作者博罗夫斯基为原型。米沃什评价道“从他的短篇小说中，不难看出他是个虚无主义者，但是虚无主义是出于强烈的伦理情感，而这种情感来自于他对世界和人性的被辜负的爱。”“在描写他的所见所闻时，欲将这一切推到极致，他想描述一个愤怒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地位的世界。”“小说中那种类型的人物都是赤裸裸的，而只要文明的习惯还能维持，向善的情感就不会消失。但文明的习惯是脆弱的，只要条件发生突变，人类就会回归原始的野蛮”。这无疑是深刻的洞察和准确的评价。

　　《在我们奥斯维辛》这本书，选自他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告别玛利亚》和《石头世界》。本书中有两种语调，一种是虚无主义，作者冷静地描写集中营的残酷，这体现在“在哈门茨的一天”、“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沉默”几篇；一种是道德主义，充满了绝望的愤慨，体现在“在我们奥斯维辛”“一月反攻”、“一次访问”几篇。有两个主题，前面主要是集中营的生活，后面几篇是走出集中营的回望审视。

　　集中营的生活是冷酷的，冷酷地几乎让人绝望的机会都没有。活下来就是一切。囚犯们生吃被枪决的苏军战士的人脑，父亲因为儿子偷自己的面包而把儿子打死，一位母亲为了不被送往毒气室而抛下不认自己的女儿，犹太人特遣队为了生存与纳粹合作向新来的犹太人隐瞒真相看着他们走进焚尸炉。有人禁不住会问，这样的生活为何不反抗，或者宁可自杀以成仁？这不过是历史的成见。普里莫·莱维，一位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意大利作家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有详细的论述。

　　集中营的生活是有条不紊的，就像死亡工厂。缜密的德国人不允许有任何扰乱秩序的行为。党卫军严禁特遣队向新来的犹太人告知真相（即使看到自己的亲人或朋友）以免引起人群恐慌和血腥的屠杀，否则就杀死他们。囚犯们必须接受严格的管理，包括点名、歌唱、劳动，被筛选出的人必须秩序井然地走进毒气室，焚尸炉工人必须恪尽职守。每个人都成了这座死亡工厂的工具。

　　在集中营生活的人来不及绝望，因为绝望是属于人的行为，而他们已被降低为动物，为了生存下来，道德、“上帝”都被抛弃。可我们也能从小说中看到一些例外，比如一个看守突然问起同伴“我们是好人吗”。他们是受害者，更是灵魂的受害者，不会因为他们被解放而得到救赎。在“沉默“一章中，在一名美国军官宣布集中营已被解放后，囚犯们仍旧凶狠地把一名犯事的同伴活活打死，此时的他们已兼受害者与施害者于一身。莱维说得好“所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侵害他人的人，是有罪的，不仅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

　　从集中营中解脱后，反而是更大的阴影笼罩了他们。走出后的他们审视自己，发现自己竟置身那种环境，像畜生般活着，冷血残酷，对自己旁边人的死活不管不问，或者是想挽救却无能为力。毒气室里的叫喊、焚尸炉的黑烟挥之不去，罪恶感、羞耻感笼罩了重新做人的他们，使他们悲观绝望，甚至走向自杀。

　　在最后几章，作者表示了他的绝望。在“一月反攻”中，“在这场战争中，道德、民族团结、爱国主义和自由理念、正义和人的尊严都像是一块破布从人类身上脱落下来。为了能活下来，人可以犯任何罪行。”“正是那艰难而又需要耐心的生存状态教会我们整个世界实际上就是一座集中营，弱者为强者服务，而且一旦弱者没有力气或意愿工作的话———就让他们去偷或让他们饿死。统治世界的既不是正义也不是道德，而是靠权力。”在“石头世界”里，他描述了自己的虚无感，“无垠的宇宙仿佛肥皂泡稍纵即逝，世界就像过度成熟的石榴，最终留下恶不过一抔灰烬而已”。对欧洲文明也彻底绝望，或许是他后来转投以苏联为首的“美丽新世界”的原因。但和马雅可夫斯基一样，他也在新政权下自杀了。

　　“能配得上这个用石头精雕细琢的永恒而又艰难的世界的史诗”是作者写这些短篇小说的初衷。这泯灭人性的灾难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而集中营的阴影并未散去，也不能散去，作为我们的警醒。这样一本阴冷刺骨不忍直视的书，刺戳我们麻木的神经，回响着那个理性的疯狂时代的笑声和哭喊。

　　参考：

　　博罗夫斯基《在我们奥斯维辛》，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第一版。

　　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

　　普里莫 莱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3月第一版。

　　《在我们奥斯维辛》读后感(三)：人之绝望和诗人的希望

　　电影《钢琴家》曾经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了那场大灾难，就算晦涩绝望，其实那也不过是经过艺术处理之后的视觉消费产品，人们最终还是要看到星星点点的希望，这就是后辈艺术作品生产者不可以逃避的责任。你说，小说虐电影虐，其实，真实的人生无法想象。我们看到太多的文字和电影电视剧诉说着有关奥斯维辛的故事，死亡的阴影不可逃开，人性沦丧太多的痛苦和绝望，但是最终有一天，战争结束了，人们新生了！

　　真的新生了吗？波兰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用了两年的时间去“新生”，他写了很多文字，但是脱离不了“奥斯维辛”，《告别玛利亚》和《石头世界》留了下来，他离开了。在书的扉页，只有简简单单的一段文字介绍他的生平，当一个作者死去了，人们不知道要该拿那些留下文字的人做什么样的生平简介，只需要知道他写了什么，他死去了，他选择的是什么方式死去。或许会加上一个修饰，他因为什么什么又由于个人的性格是怎么怎么样，但是真相无从得知。从他的文字就应该知道，一旦进入奥斯维辛，人的生命就已经结束，只剩下躯壳。

　　是的，他活着，就像他所说的那样——这个世界需要真相，躯壳费劲心机的活下去，只因为灵魂还有它的责任——说出来吧，用你的笔用你的心，既没有重生后的狂喜也没有在煎熬中的痛苦，你只需要说出来。当一个人的人生经历过全面失去人性的大清洗，失去了作为人的高贵灵魂后，这个世界已然没有了生之希望，死亡反而变成了一件遵从灵魂尊重自我的事情。

　　这，反而是一个奥斯维辛生存下来的敏感诗人的乐观。曾经读过蔡骏的《天机变》，小说家在逃离伪末日的地狱后，跳楼自杀。在生变成了一种稀缺品，一种需要出卖自己灵魂才能得到的事物时，人们不惜撕掉自己作为人的面纱，恢复到丛林中原始野兽的本性，只为了活下去。突然有天，生恢复成为一种常态，死才变成了一种勇气行为的时候，人们会轻易的放弃生命。为什么？不是对待生死的态度有问题，而是在生的斗争中，已经见识到了太多比死亡还要可怕的事情。当这个世界太阳照常升起市，在阳光下，一个早就出卖掉灵魂的躯壳，无法再继续苟活下去。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是个勇敢的人，当他真实的说出了真相后，他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在他的字里行间里，我完全理解他这种行为，并且也尊重他这种行为。一个人，主动的结束自己的生命，算不上高贵的行为，但是他曾经为如此负责任的记录这一段历史，他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人存在的所有的美好。对于万千的受众来说，他笔下留有希望，但是对于他个人来说，人生早在他在奥斯维辛为生存做斗争的那天开始起，就已经结束了。

　　《在我们奥斯维辛》是这本短篇集子中最长的一个短篇，用的是第二人称，我很怀疑，“你”到底真的曾经收到过“我”的信没有，相信，那些可怕的日子里，诗人就是靠着这美好的希望仅存的柔软情感活下去的。

　　后来，很多人都曾经做过研究，为什么“没有任何花招，没有毒药，没有用催眠术”就会让那么多人安静的平静的走向死亡？但是却绝没有一个诗人在那个院落浑身脏臭饥肠辘辘思考的更为深邃。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这个变态而怪诞的谎言，也许曾经在历史的每一个角落上演着，只不过，我们听了太多剧作家描写的美好世界，惊叹着这个世界人类所创造的奇迹，却从来没有思考过自由和奴役的关系而已。

　　至少，当我再为景观的美而感叹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诗人，曾经在一个奥斯维辛的地方，说出了“审美”背后的秘密。历史，值得我们敬畏，也必须得到静默的反思。这才是他留给未来美好世界唯一的希望。

　　《在我们奥斯维辛》读后感(四)：一位波兰作家的奥斯维辛

　　近日看了两部有关波兰人在二战时期的作品。其一是安德烈·瓦依达2007年拍摄的《卡廷惨案》，其二是波兰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奥斯维辛》。电影是先看的，同时期恰好读了这部短篇小说集。书封上是这么说的：“在奥斯维辛，你根本不需要选择做受刑者还是施刑者，因为你无法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看了两个晚上，作者寄沉痛于克制的笔法与幽默的语调之中，给人印象尤深。

　　这本集子收录的十二个小说选自博罗夫斯基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告别玛利亚》与《石头世界》。小说大概是依时序排列的，前后期的色彩对比很是强烈。如果说《在哈门茨的一天》《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这几篇中笔调还略显幽默，虽然集中营的生活很是恐怖，艰苦则更不必说。到了后面几篇——虽然这些都是作者战后写的——但内容究竟以战争临近结束为重，作者所思考的也就更多，而篇幅则短了下来，气氛亦愈发颓丧。如《施林格尔的死》《抱着一个包裹的人》《晚餐》《一个真实事件》《沉默》等都是这样。所选十二篇是作者后来对于集中营困顿生活的回忆，其间惟一改变了的只是他对人生以及整个世界的看法。

　　与书同名的这篇《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是整个集子中最长的作品。作者思想的改变或即萌生于此：

　　“你知道我过去多么喜欢柏拉图，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他是一个骗子。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并非理想的折射，而是人类汗水、鲜血、操劳的产物。是我们建造了金字塔，……而他们书写对话与戏剧，打者祖国的幌子，将阴谋变得堂而皇之；他们越过国界、践踏民主、发动战争。……古代的历史又怎么评价我们？历史提到特伦斯和普拉图笔下那些狡诈的奴隶们；历史提到保民官格拉古夫兄弟；历史还提到一个奴隶的名字——斯巴达克斯。但被历史铭记的却是那些书写历史的人，是谋杀犯——西庇阿，是立法者——西塞罗和德摩斯梯尼。我们对伊特拉斯坎人被灭族，迦太基文明的毁灭胡言乱语，对背叛、欺骗与掠夺歌功颂德。还有那罗马法律！没错，今天的世界上也有这样的法治！如果德国人赢了战争，世人又会了解我们什么？……我们会被历史遗忘，淹没在诗人、法学家、哲学家和教士的声音中。他们会创造美、美德与真相，但只属于他们。他们会创立新的宗教。”

　　这种思考很令我感动。任何一个时期都包含着显性历史的另一面，亦即被遮蔽的平民历史。平民的历史也是漫长而无力的历史。德里罗在《地下世界》中就认为它们“根本没有情节，只有孤独和荒凉”。博罗夫斯基在这里之于柏拉图的愤怒正是作为一个人在十方与一念之间摇摆不定而滋生的愤怒。我是学哲学的，读这本书时偶然想起尼采。在后者的学说体系中，这种无力的愤怒感正当归入奴隶的道德。尽管之前我也考察过尼采思想（人生哲学）与纳粹思想（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但就中毕竟有其相似性。也可以说，尼采的思想中大有被混淆改窜的误读可能。然而若以个人的角度来看，作者上面那一段话当然是肺腑之言，其之于命运的沉痛与无可奈何已然达到极致。

　　又如在《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中的最后一封，作者听闻一位刚刚加入特遣队的犹太朋友讲述趣事，后者竟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新近发明的一种焚烧小孩的方法。犹太人讲完后，作者写道：“他把双手插进口袋，从我身边走过，连再见都没说一句。这是一个变态的谎言，一个怪诞的谎言，就像这集中营还有这世界。”

　　去年出版的《卡廷惨案真相》一书开篇即说：“对波兰人来说，卡廷象征着苏联政治制度对波兰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现在已确定无疑卡廷惨案由苏联人制造，但波兰人民在二战中为苏德两国左右鱼肉的情形恐怕也很能为吾国人民理解吧。我们并非要出于一种思想才能能发现人、热爱人，因为邪恶面对的是整个人类。恰恰是某种思想、某类教条、某种主义，由于其中存在的不宽容因子，反倒才真正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说来一个人除非真心实意地思索而接受一种思想，另一个人没有必要也毫无权利去压制他者以信仰或改变信仰。但这话还是有些理想了吧。

　　真诚作恶与真诚行善其间有着本质区别。换言之，真（由个人价值出发的评判）并不具备终极意义。如自由主义便只是一种习惯，它无关终极出路。彻底的惟心哲学呼唤超人的到来，极端的惟物哲学则完全取消人的存在。这二者皆失之虚妄了。就思想本身而言，真心实意地思索以获得一种思想（由个人价值出发的评判）总要比受到压迫或压迫别人接受好得多吧。说实话，当下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激进言论也时常给我以忧惧。变革之后是否也大有清算的景象呢，未敢想象。周作人说：“惟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不佞不幸为少信的人，对于信教者只是敬而远之，况吃教者耶。”信然。

　　另外，作者的写法用词始终是锤炼过的，但感情却未遭损害。由此我想到了卡佛这位极简主义大师。如果我们不必贴标签的话。这二位的确可归为一派，尽管经历与思想都不大一致。

　　如果说纳博科夫能够优雅地创造出一个与他本人生活毫无关系的逼真世界，那么卡佛就必须扼杀自己的异色幻想，掐住不能换来面包的艺术自觉。他一面生活在现实的崩溃边缘，一面用自己的笔忠诚记下这些无可挽救的生活真相——他眼中生活的支离破碎：餐馆女招待、倒霉的推销员、顽劣的孩童、旅馆清洁员、汽车修理工、失业者——那些在崩溃边缘挣扎的世人，那些无法摆脱痛苦借酗酒烂醉遗忘现实的世人，那些整夜整夜开着的电视，那些无休无止交谈却难以甩开沮丧的世人。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从这一点看，卡佛无疑要比博罗夫斯基更进了一步——在《巴黎评论》对前者的采访中，他说：“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但二者的人生境遇迥然不同，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本集子越往后读，便越能读出前半部分小说中那些光辉与强作的鼓舞不见了。博罗夫斯基是在放弃着一些东西。我们或许可以将它们称为希望吧。

　　这个集子没有译序，前言与译后记，扉页上有关作者的介绍也仅仅写了简单几句：“因战时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和战后的文坛气氛均令他绝望，在不满二十九岁时自杀身亡。”读这本书时已经感受到作者的绝望是在慢慢膨胀，而果然未免是一个沉重的词。

　　2013年7月21日

　　刊于《北京青年报》2013年8月9日

　　《在我们奥斯维辛》读后感(五)：奥斯维辛人间地狱

　　聪明的犹太人遭遇了灭顶之灾，奥斯维辛，犹太人的人间地狱。焚尸炉、毒气室、饥饿、惨无人道、屠杀……这些组成了奥斯维辛的日常生活。人在里面无法成为人，只是行尸走肉。想到这个地方，一股寒气从心底里升腾，原来世界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般美好。因为你没有了解到奥斯维辛里的那些囚徒。

　　南京大屠杀，我们知道了日本对中国的惨无人道，731部队，日本军队的那些灭绝人寰的做法，让我们至今无法原谅他们。看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从闷罐车上卸下来的那些人，踩死的孩子，一个一个被赶到车上，然后送到焚尸炉里烧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任何缘由，就这样走向死亡。在集中营里，一个个骨瘦如柴，饥饿，被殴打，不被当做人都是正常的，生活在里面的人，麻木地如此生活着，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机会逃出去。

　　本书中的描写力求真实，似乎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即使是惨无人道的描写也运用了平平淡淡的语气，因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

　　能在集中营里生活，能在没有爱、善良、友情的世界里，不被兽化简直太不容易了。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你看着这样的题目，心里能快乐起来吗？可，就是这样子，他们都被请进去了，作者能用淡然的语气再现当时的情景，作者心里能不再滴血？语言和内心有时候不会统一，我们懂得。

　　一段历史之所以被重提，绝对有重提的理由，

　　让我们记住，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地方——奥斯维辛。让我们记住，曾经的人在这里不能称其为人——奥斯维辛。让我们记住，战争颠覆了世界，噩梦连连——奥斯维辛。

　　写这样的书，是很沉重的，读这样的书，同样是沉重的。希望不再有战争！

　　《在我们奥斯维辛》读后感(六)：为这血脉相连的记得

　　若你想要翻阅这本书，请不要选择嘈杂的候机大厅、拥挤的地铁车厢，也不要选择一个妄图借此书消磨时光的午后。一个早逝的天才作家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步履维艰地存活下来，再将两年的炼狱生活付诸笔端，他不曾使用一个黑色或悲怆的字调，却足以让你沉入战争与人性的冰冷深渊，一恍惚便是窒息的痛感，仿佛从一个漆黑的噩梦中挣扎着醒来，大汗淋淋。

　　被严密看守的营房里尸身累累，高大铁丝网圈禁着罪行，看起来如普通浴室并无二致的毒气室日日投入无辜的灵魂，焚尸炉里滚滚上升的烟柱，穿灰黑条纹囚服、遍体血污、目光哀滞像被抽离了灵魂一般的难民。若不是看过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里类似的场景，我简直会被作者一开始举重若轻的笔调骗倒，被他开篇那段关于栗子树林幽逸安谧的景致描写引入歧路。在那个人命比蚁命还脆弱卑微、荒骨比肉身还随处可见的地方，他能存活下来，是靠着一股执念“终有一天得靠我们来讲述集中营对世人的欺骗和嘲讽——我们要毫无顾忌地说出一切，为了逝去的人”。

　　惨绝人寰的战争之外，奥斯维辛集中营较地狱有过之而无不及，杀戮无时无刻不在上演，更别说疾病与饥饿，因而善恶的界限被模糊，人性的高墙彻底崩塌。一批又一批犹太人被卡车运送至此，加入新的难民队伍。劳作着的犯人稍有不慎便被从犯人中挑选出的犯人监工鞭打至鲜血淋漓。每天都有被看守们“筛选”出的体弱多病者被无情地投入毒气室。因为那场惨无人道的战争，“道德、民族团结、爱国主义和自由理念、正义和人的尊严都像是一块破布从人类身上脱落下来。为了自己能活下去，人可以犯下任何罪行”。

　　置身于如此暴虐的世界，支撑着作者脆弱躯体的，是希望，是相信美好的世界有可能存在、人权终将会恢复的希望。“尽管生活在战争的疯狂中，但我们还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活着。正是这种希望迫使人撑过一天又一天，因为明天有可能就是解放之日”。如《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所说，要相信希望，希望是美好的，可能是这个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因为这样的希望，作者甚至能在地狱里听到悦耳的鸟鸣，看到盛夏栗子树枝桠间投下的光影。漫步在白桦道上，吹着夏日若有若无的清风，作者背向让整个人类为之颤栗的苦难，深觉“充满尊严”。

　　在作者短暂的生命中，这本书的字字句句都堪称绝唱。犹如滴血吟啼的杜鹃一般，他不止是在悲悯中控诉，还是在沉思后呐喊，让所有活着的人群思考同胞的受难，铭记历史的哀鸣。电影《V字仇杀队》里，因为残酷政治被无辜投入监狱做人体病毒实验的女演员，在弥留之际用铅笔厕纸写下自己的故事，她借泣血字迹告诉后人“尽管我不了解你，甚至从未见过你，未曾一起欢笑悲伤，未曾吻过你的面庞，我仍然要告诉你，我爱你，我全心全意爱你。”在艺术与现实之外，作者的眼眸想必如她一样，至死保持着温柔望向世间的清澈。

　　世人血融于水，而在横越世纪与光年的时空交隔外，我们终于对视上了彼此的眼眸，为着那血脉相连的深意而感喟不已。即便世界将变成废墟，即便我们将一无所有，但幸好，这份记忆将永远都为之祭奠。

　　《在我们奥斯维辛》读后感(七)：活下去，这就是全部 --《在我们奥斯维辛》

　　【《在我们奥斯维辛》这本书是描写集中营生活题材的一本书，作者塔杜施·博罗夫斯基是波兰“二战”后著名的诗人、作家，他曾于1943年到1945年期间，先后被关押于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因此作为亲身经历者，这本书的记录反应了当时奥斯维辛的真实而令人绝望的生活，也显示出了它的珍贵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因对战时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和战后的文坛气氛均作者感到绝望，在不满二十九岁时他便自杀身亡。】

　　【这本书带给我很大的震撼。原本就对人性不抱有很大期待，读完这本书更是对此怀了一份警惕和恐惧。我喜欢读灾难性题材的书，无非是对我们人类自身有很大的好奇，好奇在文明的掩护下，真实的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1】

　　若翻阅这本书，一定是要有拷问人性的勇气的。

　　你最好能拿出一整块时间来，也最好到带点嘈杂的环境中去读它。嘈杂得需恰到好处：你既能跟随作者蹒跚的脚步进入我们的奥斯维辛；又能站在带刺的铁网之外，隔着距离观察他们的世界。

　　两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生活，这位作家步履维艰地存活了下来。他熬过了这种“几近变态、无法解释”的生活，因为“对活着、对安稳地活着”有着无比的渴望；他用嬉皮士式的语言，控诉集中营“对世人的欺骗和嘲讽”，又以泣血式的呐喊，去“告诉不明真相的人们人性的本质”。两年之后，即使重获自由，他也没能走出奥斯维辛。挺过了党卫军的皮鞭，学会了与“焚尸炉、疥疮以及肺结核和谐共处”，却终没能躲过记忆的叩问拷打，将这两年的记忆付诸笔端后，他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里，借助心理学著作《路法西效应》（The Lucifer Effect)，试图告诉读者“我们普通人离杀手到底有多远”：他认为只要我们普通人对环境和社会足够的敏感，不屈服于情境，就能避免成为一个杀手。然而，在奥斯维辛里，你甚至都没有选择杀人或被杀的权利，在这里，你甚至都不算是一个人。即使你对自己所处的境地无比警觉，也避免不了“被杀手”的命运。杀死自己的儿子、亲手将父母朋友送进焚尸炉、生吃人脑……“为了自己能活下去，人可以犯下任何罪行。”在这里，纳粹残忍地行使奴役囚犯、随便处决的权利，而被奴役的你去当犯人看守、工头、卫生员，成为纳粹的帮凶，仅仅是为了活下去。

　　为了活下去，你得抛弃作为人的尊严——“抛弃你的恐惧，你的厌恶和你的自负，为这里所有的一切寻找一条哲学公式。”在这条哲学公式里，只有着对社会的敏感和对环境的警觉是远远不能让你逃离杀手的宿命。而活着，成为这条公式里的唯一一个定值。

　　“你知道我过去多么喜欢柏拉图。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他是一个骗子。”作者悲怆地控诉。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他们遭遇的一切，“他们唯一的罪过，只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一位哲学家呐喊：“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诗搭建的舞台之上，只是人类佯装无辜的虚伪，而这背后，在黑幕遮掩的废墟里，是人性狰狞可怖的面孔，它将血淋淋的历史提在手上。

　　活下去，这是我们的全部。

　　【2】

　　我始终不能理解“种族灭绝”的行径，不能理解千万人参与其中，完全丧失人性地协助这一切发生。生于文明世界的我们，的确是“难以理解，又不可接受”。

　　渴望活着。顽强地扛过集中营的一切就靠这种渴望。即使在走进焚尸炉、毒气室的时候，仍相信或期盼着明天可能是解放之日。电影里《辛德勒的名单》里，看到囚犯们裸体跑圈接受筛选。通过筛选的那些男人女人们边穿衣服边释怀笑着，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能活得更久一点。在集中营里，你甚至没有活着的权利，更谈不上什么尊严，活下去仅仅是出于本能。当你尚存有一点意志的时候，还能从摇曳的栗子树和墙角的阴凉处找到活下去的理由，还能为活着赋予意义——告诉世界这里发生的一切，所有的原原本本的一切。你还会想方设法去“组织”（偷或抢新来囚犯）一些物质，打点党卫军进入卫生队当上工头。当你作为人的意志崩溃之后，便如同行尸走肉般等待死亡的裁决。集中营不仅在一点点残害你的肉体，还毒噬你的灵魂。

　　我们都了解纳粹分子被灌输了的种族主义思想，但是我所惊讶的是：这种被洗脑过的思想居然能泯灭作为人的本性，是因为这种思想过于强大，还是我们所谓的人性过于脆弱？《希特勒与纳粹主义》中解释道：在种族主义思想的根源里，作为人的同源性被一点点抹掉。因此这些纳粹主义在行使他们的“权利”时，对伤害者没有丝毫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这些使我感到恐惧，不是对这些边挥刀边开怀大笑的刽子手们的凶残而感到恐惧，而是对我自身的恐惧。我甚至谈不上愤怒，作为一名普通百姓，我不认为自己能逃过被杀手的命运。他们所有的人性上的弱点，我也一一具备。这种既定的命运，令我感到恐惧。

　　【3】

　　十几岁的时候，读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句话。当时身体都跟着颤动了一下，难以相信这世上居然存在能使诗歌的光环黯淡的东西。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奥斯维辛”的存在。大学的时候读《安妮的日记》，看那个小姑娘记录了两年密室的生活，最终却也没能躲过纳粹，最后死于集中营。忘不了电影《偷书贼》里，德国女孩Lisel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对书充满难以抗拒的渴望。她用书慰藉着困难中的自己，然后又去慰藉着身边每一位同样充满苦难的别人。你知道了并不是没一个德国人都在享受着种族的优越感，也有许多普通的人，在一些人的“雄心壮志”里痛苦挣扎。他们心里也一样隐藏着呐喊，只能发泄在空无一人的山间：I hate Hitler.

　　去年年底在华盛顿，专门去参观了那里的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暗灰色沉重压抑的色调，我大脑里反复回响的，就是《在我们奥斯维辛》里一句话，一个穆斯林化了的受害者对主人公说道：人脑特别嫩，事实上绝对是可以生吃的.....心里不自觉跟着纪念馆的展览在颤抖。生在文明社会里的我们，怎么会懂得他们内心的绝望和挣扎！

　　【4】

　　但愿我们自己能做一个警醒之人。在这个社会里，努力保存自己的独立性和判断力。但愿自己能一直警醒下去，即使遭受苦难，也要抗议被奴役的命运。

　　但愿自己活着有活着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处于本能。

　　但愿每个生命，都能有安然无恙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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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奥斯维辛》读后感(八)：奥斯维辛的矛盾之处

　　读完波兰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奥斯维辛》，我的脑海里缭绕着复杂的疑惑云团，似乎这本书和我预期的不一样。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二战时期最恶贯满盈的集中营，飘荡着上百万犹太人的灵魂，我却未从书中听到声嘶力竭的挣扎声，未见识到像南京大屠杀那样尸横遍野血肉模糊的场景。当我将捂住耳朵不忍听见的双手放下，当我将遮住眼睛不忍看见的双手打开时，我看到了矛盾——这就是作者想要告诉我的。

　　活着与死去——书中看不见白骨嶙峋的残骸，反而充满了真实残酷的灵魂游走。

　　毒气室、焚化炉、万人坑，在集中营中久居的人对它们麻木不仁，而未知的人经由它们走完最后一程。一列列闷罐火车每天将数千名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当他们钻出密不透风的车厢、贪婪地呼吸新鲜空气时，也已经是在呼吸混杂着死亡之味的最后一息了。德军要求所有犹太人脱下所有衣物和包括假牙之内的随身物品，美名其曰要送他们进“洗澡间”，殊不知科技进化后的毒气可以让他们在瞬间毙命，接下来的，则是由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工作的焚化炉完成他们从肉体到灰烬的过程。而连焚化炉都来不及完成的工作，就交给了“万人冢”，这样他们最后连奥斯维辛上空的一缕青烟都成不了，

　　欢笑与哭泣——书中听不到撕心裂肺的痛哭，反而充满了插科打诨的黑色幽默。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曾经满怀痛楚地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酷的”。然而在书中描述出来的生活，确实还有很多如诗歌般美好的存在，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普通的满足在集中营是种幸福的话。你看有乐队、有婚礼、有偷东西的乐趣……死亡笼罩的集中营突然在我的脑海中呈现鲜明欢快的动人场面，这也许并非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在绝望中，人们依然有享受快乐的权力；在绝望中，人们依然希冀得到认可的自由。

　　希望与绝望——书中感受不到漫漫长夜的绝望，反而充满了富有勇气的未来信念。

　　让人感到最绝望的是《这条路，那条路》，听听这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转运来的人们从站台下来，沿着球场旁边的两条路走向小树林：这条路从站台直接通往小树林，那条路则要绕过医院的围墙。两条路的终点都是焚尸炉。”无论是老人、小孩，亦或青壮年，或早或迟都会走上这条路，或者那条路，苦役只不过延缓了迈向坟墓的脚步。但作者却又明显认为灾难是会结束的，他展望着德军的失败，这在《在我们奥斯维辛（九封信）》中可以看出，只不过这种希望在众人绝望的映衬之下，显得更加可悲。

　　施害者与受害者——书中不仅呈现出软弱受欺的受害者，同时他们也是冷血残酷的施害者。

　　高墙、通电铁丝网、岗哨、工头、看守、指挥官，一旦进入，怎能指望活着出去。当你随时都有可能赤裸裸地面对死亡时，还有什么理性、尊严、或者救赎可言？理性在这里难觅踪迹，余下的大多是人的本能。当苹果和黄金并重时，人们又怎能奢求他人有太多的温情呢？人们的内心早已被恐惧所冰冷，善良也只能在很有限的缝隙中吸到一丝空气，当然，要在不使自己灭绝的前提下。在《一九八四》中，主人公温斯顿曾笃信自己至少从精神上不会背叛茱莉亚，但是在与自己最害怕的老鼠——这甚至让他超过害怕死亡的生物——距离2英寸时，他的本能促使他喊出了——“让她死”。既然这样，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责难那些无论是担任工头或是亲手处理自己亲戚尸体的犹太难民呢？他们已经在恐惧的重压下让自己成为了符号，惟有忘记人性，才有苟延残喘的能力。我想，这也是作者最终在二十九岁时自杀的缘故吧。

　　当历史的车轮重重地碾压过这段历史时，一切都悄然无声。集中营的生活，不像穆斯林地区充满了呼啸的炮火，不像各类监狱时刻响起刺耳的枪声。饥饿、劳累、中毒、焚烧，你似乎在每一种死亡面前都能感受到沉默无声的滴血，滴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如今奥斯维辛早已成为游人络绎不绝的纪念馆，但世界各地的战火仍旧纷飞， 因为野心家的权力欲望、因为利益集团的格局瓜分。在“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旗号底下，仍然有无辜的一代又一代。他们的身体在炮火中倒下，他们的精神在禁锢中消亡，人类的悲剧从来都是因为人性的暴行而产生。

　　以一首小诗来提醒我们这些没经历过如此灾难的幸运儿：“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在那里脚会踢到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我听到声音看到微笑/我什么也不能写/五根手指抓住我的笔/命令我去写/他们活着或死去的故事/使我生来就成了/一个例行的哀悼者。”——《在华沙》，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裔美籍诗人切•米沃什所作。

　　文/卢育涛 2013.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