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学案》的读后感10篇
《红学学案》是一本由高淮生著作，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3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红学学案》读后感(一)：《红学学案》书评——学科重建与学术转型时代的“建档归宗”之作（河南教育学报第三期）
学科重建与学术转型时代的“建档归宗”之作
——高淮生教授《红学学案》读后感
乔福锦
提要：2013年2月出版的《红学学案》，以“具有突出学术个性和学术贡献之学人”为入选对象，以“新时期小说批评”为选题角度，不仅为百年红学案卷的“建档归宗”开创出先例，也为学科重建与学术转型时代的红学研究积聚起学术能量。理应得到学界的肯定与褒扬。
作者简介：乔福锦，邢台学院法政历史系教授（邢台054001）
2009年7月12日，山东蓬莱国际会议期间，一日晚饭后，与淮生兄一起到海边散步。乌云缝隙间的夕阳之光照在寂静而空阔的海滨沙滩上，心情放松而心境超然。谈诗论文过程中，自然转向未来学问选择与治学取向这一话题。当时我隐约感到，他的红学研究，正在寻找新的着力点，近年或许会有突破性进展。2011年6月26日，庐山会议报到的当天晚上，淮生兄向我谈及最近选就的“当代红学人物综论”课题及个案文章撰写情况。 2012年6月12日来信讲，大著已进入收官阶段。癸巳新正佳日，接到提前寄来的由新华出版社于2月间出版的《红学学案》（以下简称《学案》）样书。拜读之后，感慨良多！
在西方文艺理论传进之前，“红学”一词，虽在清代中晚期才出现，而实际的学术史，自脂砚斋评批《石头记》之时起即已开始。多年前在一篇题曰《红学与经学》的稿子中我曾说过，一部红学史，与华夏民族数百年苦难历史及知识分子命运史密切相关，也是近百年学术思想变革的“深切著名”的案例。红学史研究是红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近300年学术文化史撰写的特殊工程。以往的红学史论著，通史、专题史等多种体例均有学者尝试，唯独不见以研究红学的学人为中心的专著面世。其实学案体史著是中华传统学术史撰写的特殊方式，至今仍具有难以替代、可以借鉴的价值与意义。与“一百个读者心中有一百样《红楼梦》”这样的情形相一致，每位红学研究者的学术个性都十分突出。红学学术史，似乎更适合以学案体纂修。也只有写至红学家个人，才能写出具有生命气息与精神个性的红学史著作。高淮生教授之新作，以“具有突出学术个性和学术贡献之学人”为入选对象，以“新时期小说批评”为选题角度，已然开创出红学学术史撰写之新体例，理应得到学界肯定与褒扬。
《学案》本编所选择的12位红学家，不少是当代红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从学术辈分与文化影响等方面观，周汝昌先生无疑是其中最不能缺少的一位。2012年5月辞世的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上世纪30年代末考入燕京大学。其学术人生，贯穿民国、毛泽东与新时期三个时代。周先生的代表作《红楼梦新证》，主体部分完成于1948年夏秋，严格意义上讲，他应是民国时期即已崭露头角的学人。古人云盖棺而论定，但此说似乎并不适于周先生。关于周汝昌先生的议论纷争，至今仍在进行且难见停歇，然学理层面的分析论述很难见到，遑论《红学学案》所讲的“尊重”。对于周先生红学研究具体观点进行批评，当然属于正常学术范畴。然而一如陈寅恪先生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中所讲，周汝昌先生之学术观点，“或有时而可商”，但先生在《红楼梦》作者家世考证、版本真伪及源流考辨、文本内蕴阐发、学科体系建设、红楼文化传播乃至海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已然为红学研究建构起一个相互关联的庞大知识体系。恰如淮生兄所言，关于“周汝昌红学”之研究，已成为“红学专题”。其中之学术空间极大，却不易切入。《学案》周先生一章，的确下了大功夫。淮生兄对于周先生红学学科何以成立的思考、“新国学”学科定位的论说、“文化小说”之文本性质判断、“从中华文化的传统体悟中，结合文本、细读文本”的独特研究方法乃至“红楼艺术”层面的探索等，均有学理意义上的分析与论述。在表彰先生学术贡献的同时，于可商讨之处，也有自己的独到分析评说。对于针对周先生的“大批判”，明确表示不赞同，在当今也实在难能可贵。
若以本编《学案》所选择的时间点观察，李希凡先生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红学家。1954年9月，以山东大学《文史哲》刊登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为契机的大规模“批俞”与“批胡”运动的开展，不只是红学史也是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大事件，由于毛泽东的介入，这一次学术论争，也成为中国大陆思想文化领域“改朝换代”的标志。李希凡先生的红学观点，集中于1955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评论集》之中。这部论集之后修订再版，“文革评红”运动中，又有三版问世，曾经产生过巨大社会影响。李先生红学研究的思想来源与理论背景，正如《红学学案》引证材料中所讲，乃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传入的前苏联意识形态教条及其庸俗社会学。其 对于李希凡红学研究的“反封建”及“资本主义萌芽”说的质疑，从上世纪50年代何其芳先生即已开始。何先生的“古已有之”说与典型“共名”说，是上世纪50年代留下的关于民族文化传统相对独立存在的可贵思考，是红学界从理论深层对学术思潮作深刻反思的体现，其学术思想意义，已远远超越“红学”一域。杜景华先生晚年反思过程中与李希凡先生的争论，则是当年李何之争的延续。然《学案》并未从政治角度作简单判断。基于对前辈学人“常常采采取的那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的历史反思，在对与李先生持不同意见的代表性观点作大量引证的基础上，淮生兄就李先生当年提出的“那些基本观点”，从学术角度作了详细分析与全面评论。认为李希凡先红学观点的提出，既与“当时环境下”的“思想力量”和“政治影响”有关，也“出于他的学术批评的真诚与责任”。李先生“40年基本看法一直没变”，是青春岁月中有过浪漫理想且经过强化教育的一代人命运归宿之体现，《学案》用“坚守成说”予以评价。对其“新时期批评显然更着力于对《红楼梦》艺境的探微和美学意义的充分发掘”，则以“拓展新境”加以概括，同时也做出明确肯定。
如果说李希凡先生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红学研究，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与红学新历史的真正起点，冯其庸先生之红学研究，不仅延续了上世纪50年代由李希凡先生开创的思想路线，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主流红学的象征。对于冯先生这样一位当代中国大陆红学界的领军人物，《红学学案》当然不能轻视。《学案》冯其庸先生一章，以冯先生“我对《红楼梦》的研究，几十年来，只做了三件事……”一段话为开端。从严格的学术史角度观察，冯先生此段话中所提到的关于《红楼梦》作者、版本、思想三方面之研究，均存在可商榷之处，尤其是《学案》本编所限定的“社会历史批评”层面即冯先生所说的“思想”一层。冯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发表的《彻底批判封建道德》文中所表达的“反封建”意识，与70年代中期“文革评红”运动中以洪广思名义出版的影响巨大的《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书中的观念及近年出版的《论红楼梦思想》的基本观点，三个时期，一脉相承，并无本质变化。冯其庸先生的《红楼梦》思想研究，与李希凡先生当年的论学思路基本相似。关于冯其庸先生所坚持的红学观点，《红学学案》虽未贸然下断语，却作了大量引录参证及冷静分析，且已将学术评判寓于文字引证之中。对于冯先生“三件大事”之外的其余几件事，《学案》也有详细评述。例如对于冯先生的“评点派”论述，对于冯先生领衔的影响巨大的红研所校注本及近年出版的体例完备的冯评本，均有正面评价。
同样入选《红学学案》的蔡义江、胡文彬、郭豫适、张锦池、曾扬华、吕启祥、刘梦溪、周思源、王蒙等先生，他们的红学研究，分别侧重于文献、文评、文化等多个方面，可谓这一代学人之典型。
《学案》开篇就是蔡义江先生的红学研究。蔡义江是位有成就的新一代红学家，他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在同类著作中多有独见，而《蔡义江新评红楼梦》更可充分体现其治学的特点与风貌。正像淮生在《学案》中所作的评价：“蔡义江的红学研究著作能够将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明辨慎思的探索精神以及平朴清浅的行文风格很好的结合，能够充分彰显其鲜明的学术个性：详于文本辨析，精于艺术鉴赏：持论平易，烛隐探幽。
胡文彬先生出身于史学，他的红学研究涵盖了文献、文艺、文化、红楼文化普及与红学活动组织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等多个方面。是周先生之后又一位对于红学研究具有重大贡献的学者，也是将人生主要精力献与曹雪芹与《红楼梦》的红学专家。作为有书卷气却无文人气的古道热肠的学术前辈，胡先生对年轻学人的扶持，对不同观点争鸣的支持，有口皆碑。《红学学案》的撰写，也得到过他的鼓励支持。尽管由于选题范围所限，关于胡先生之多方面成就未能一一涉及，但《学案》对于胡文彬先生“举小以贯大或推末以至本的《红楼梦》文化通观”，对其融审美观照、文化审视与社会历史批评于一体的研究方式，有缜密的论析与精准的概括。对胡先生“小文章”与“大题目”兼善的“具有史家休养的学人那种为文时的阅历、心态和胸怀”，有微观之分析与宏观之概括。对其“批判出于反思，反思为了建树”的学术追求，也有解析评论。
与胡文彬先生史学出身相异，原为北大中文系高才生的张锦池先生，是有文艺天赋且具理论思辨优势的上一代学人中的佼佼者。蒋和森先生深邃而忧郁的诗人气质，何其芳先生的严谨而深刻理论素养，在他身上均有体现，他也是一位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学者。在当今从文艺层面着手研究红学的学人之中能够自成一家，与其特有的气质与精神分不开。为张锦池先生所推崇的林黛玉“孤标傲世”的独立精神，某种意义上也是张锦池先生自我精神之体现。在新时期初期，张先生曾为红学研究的开展做过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关于《红楼梦》之文本评论，同样个性鲜明。张先生曾说，自己的红学研究“兴趣”，“始终是在对《红楼梦》的文本作还原批评上”。虽然他的“教学经历是由现代文学而文艺理论而古典文学”，却对“将名家名著当作面团随意纳入某种理论框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警惕。张锦池先生的“冬末未萌”说虽与时代思潮存在着历史联系，但并未陷入既定理论框架的窠臼。既“注重文本的微观考论”，又“注重贯通全书艺术构思的宏观考量后的理论概括”，被淮生兄概括为张锦池先生文艺批评的特色与风格。张锦池先生的《红楼梦》结构论与前辈大家周汝昌先生之间学术联系，《学案》也有细致的梳理。
郭豫适先生对于红学史研究的“开拓”性贡献，是学科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笔。但他对“旧红学”尤其是对索隐派，批判态度显然过于严厉。此外，曾扬华先生的“钗黛之辨”，“集中性、整体性与统一性”高度一致。周思源先生创造的“象征现实主义”概念，为《红楼梦》艺术评论打开一扇特殊之门。《学案》于此，也有足够的关注。吕启祥先生的红学研究，在“探得作品精义的基础上寻求艺术真谛、人生真味、精神家园”，将《红楼梦》研究与中国人据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依托连结在一起，不只为扰攘纷乱的红坛平添一股清和之气，也成为当今红学领域的一道优美风景。这一特殊景象，《红学学案》同样有精心展示。
刘梦溪先生是成名很早的红学家，却在盛年时期提前退出红学界。然他为当代红学发展做出的学术贡献，并未随其身影的离开而被人遗忘。刘先生治学历程以红学为起点，近20年来的学术成就，已远远超越红学一域。从中国现代学术流变之梳理到传统文化重建，其思考与研究的广度、深度与高度，在被中国大陆上世纪50年代以降的接连运动所耽误的一代学人中，卓然而立。关于红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与探索，也使得他成为上一代学人中最终摆脱西方教条驯化进而回归故国精神怀抱的典范。刘先生论学之特点，淮生兄以“探源溯流、提要钩玄；发遑心曲，论见新识”十六字作归纳，可见其概括能力之强。
王蒙先生“作家学者化”之提议，具有特别意义。其“优游自得、任情放谈的态度”，“六经注我”式的评批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信马由缰、随意发挥”的“大而无当之蔽”，也十分明显。如此种种，在淮生兄的大著中，均有令人信服的论析与精准的把握。
淮生兄历史上的彭城“大同乡”、唐代史学大家刘知几提出在此后的中国史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才、学、识”“三长”之“良史”观。其中“史才”指史家的文字水平与表述能力；“史学”着眼于历史知识与文献资料的掌握；“史识”则指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从已经出版的本编《学案》看，淮生兄确已具备了刘知几所讲的“世罕兼之”的史家之“三长”。灵动鲜活的语言，明晰贯通的线索，清新脱俗的文风，可谓有“史才”。网络众籍，广泛取材，言之有据，信而有征，可谓有“史学”。抓住所写人物之最主要学术特征，评判到位且有分寸，专业之外问题的把握与论述，亦十分详细准确。这是淮生兄学养的体现，也是其具备“史识”的证明。学术视野追求“博观”，治学方法强调“圆照”，则是淮生兄史家“通识”形成之关键。才、学、识三者兼具，已十分难得。“史德”一项，更不可缺少。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在章学诚心目中，明心出于公心。以“六经皆史”为观念前提的史著之撰写，是关乎民族文化传承的千秋大业，也是史家学术使命与担当精神之体现。仁德之心，是史家必备的“史德”，也是《红学学案》的灵魂。淮生兄在《红学学案》“前言”中讲其撰著两大原则：一是“仰视其人格、平视其学术、俯视则不取”；二是“非遇亲者而谀之、非遇疏者而略之、非遇强者而屈之、非遇弱者而欺之”。如此之开宗明义，即本于“史德”之自我要求。中国传统史学，既有“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传统，又允许不得已而“隐曲”为之的“春秋“笔法的存在。敬畏历史,对于历经磨难的前辈学人的“了解之同情”，亦是历史研究者应具备的素养。既有“脱俗谛之桎梏”而追求“独立”之精神，又具兼容并包之胸怀，同样是具备“史德”之表现。由《红学学案》可见，淮生兄没有专家的偏执，哲人的傲慢，更无文人的轻率。即使对不同观点，也力图从时代、历史、文化等方面作具体分析。绝无居高临下的道德批判痕迹，对历史充满着“温情与敬意”，在社会与文化转型及学术失范的特殊时代，极为难得。
当代人为当代学者写史立传，虽有资料便利等条件，但缺乏因时间而形成的历史纵深感，实际上并不轻松。有些论述，要靠材料的充实进一步完善；有些事情，即使能看准，也不宜“直说”；还有更多的问题，要等时间过去之后，才能看清。《红学学案》不仅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当代人的天然局限，且把当代人所特有的亲切感，加入史书撰写之中，已尽了最大努力，将现当代红学历史以自己的方式留了下来。我以为，这部学案体新著之问世，对于学科历史反思、当下问题检讨及未来路向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与特殊价值。对于时下学风、文风及中青年一代为学方向之改变，同样会有极大帮助。这些看法，即使短期内难以获得更多认同，时间也会给予证明。
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学术著作，初版不免会留下遗憾。然本编《学案》仅是淮生兄整个撰写计划中的第一部，原本设想要写五编才能完工。后续撰写过程中，仍有修订机会。无论出于学术公心还是同道友情，我都希望《红学学案》能成为传世经典，故目前思考最多的，是大著继续撰写过程中的修订与完善。与体例设计相关的不成熟想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其一、时间界限。“新时期”概念要重新考虑，以“近代”为时间上限，或许更易操作。清代学者阮元曾在《十驾斋养新录·序》中讲：“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红学学案上限，至少要从晚清王静庵先生开始，如此方可涵盖“百年红学”之历史。其二、学人入选标准，应以传承有本、自成一家、具有学术影响为原则。港台及海外红学家，均可纳入其中。个案之间的历史与逻辑联系及学术传承关系，亦应在学人排列顺序中有所体现。其三、学术视域与选题范围。严格意义上的学案，于所涉对象，其人、其学、其思均要体现，如此方可见其全貌。即使学问一项，亦非文艺一面所能包括。在脂砚斋的眼中，产生于异族统治与“文字狱”盛行年代的《红楼梦》，乃是如《春秋经》一般的文、事、义三位一体的特殊文本。红学从产生之日起，即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视域所能限定。淮生兄已具备为各派红学专家立案之能力，原先设定的“小说批评”范围，自应超越。以上想法，曾几次在电话或信件中交流过。许多问题，淮生兄在撰写过程中其实已经觉察到，正在考虑与完善之中。
十多年前在天津的一次学术报告结束语中我曾说过：20世纪的百年红学史，从时代文化背景、学科发展进程与学人责任使命三个维度综合而观，实由五代人的历史所组成。以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之先生为旗帜的晚清民初第一代学人，是现代意义上的红学学科奠基者；以周汝昌、冯其庸先生为典范的上世纪30至40年代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学人，是红学学科的正式确立者；50至60年代“批俞”、“批胡”运动过后成长起来的以胡文彬、张锦池、刘梦溪先生为代表的第三代，是越过学术文化断层之后回归正途的一代；“文革”苦难岁月中长大、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进入大学的第四代，即目前最为活跃的中年一代，担负着承前启后与学科重建的历史责任；90年代成长起来的在校大学生、研究生，是刚步入红学之门的第五代。这一代人是整合与总结百年红学学术成果进而走向全球化的一代，也是最后完成这门中华“专学”现代转型的一代。五代学人使命各有不同，然薪尽火传，文化慧命不绝如缕。其中，中年一代即第四代学人，自当下看责任最为重大。在“考镜源流”的同时“辨章学术”，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纠正百年来因西方“文化殖民”而造成的“文本误读”，从历史与文化、学术与思想还原的角度切入探寻《红楼梦》之“本事”、“本义”与“红学”之学科本质，从而完成文化自觉、学术自主基础之上一门固有之学学科理论乃至学科体系的本土重建，进而为以经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人文学术的当代重建提供一宗案例，是这一学人的责任与使命。作为中年一代红学家中的年轻者，淮生兄通过《红学学案》一书的撰著与历史经验及教训的总结，已然为百年红学案卷的“建档归宗”开创出先例，从而为学科重建与学术转型时代的红学研究积聚起学术能量。相信所有关心红学未来且对中华人文学术重建与华夏民族文化复兴怀抱希望的学人，都会为这部红学史新著的出版而感到欣慰！从20世纪初年现代学科奠基开始写起，海内外红学家尽收眼底，做成“全宗”型学案，是下一步的工作。淮生兄正在重新思考与陆续展开之中，同样值得学界期待！
《红学学案》读后感(二)：《百年红学》创栏十周年暨《红学学案》出版座谈会实录（2013年4月1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
《百年红学》创栏十周年暨《红学学案》出版座谈会实录
编者按：2013年4月17日上午，由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共同主办的“《百年红学》创栏十周年暨《红学学案》出版座谈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我们盛邀中国红报研究会理事长蒋重跃、执行秘书长刘曙光，著名红学家李希凡、蔡义江、胡文彬、吕启祥、杜春耕、陈熙中等三十余人参加座谈会。本刊主编、《百年红学》栏目主持人张燕萍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红楼梦学刊》主编孙玉明共同主持会议。本期的《百年红学》栏目将这次会议以实录的形式(根据会议录音整理)展示给读者，和大家共享。
编辑部
2013年4月17日
白威凉在《百年红学》创栏州十周年暨《红学学案》出版座谈会上的致词
2013年4月17日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朋友：阳春三月，桃花盛开。在这个美丽的季节里，在红学这个学术界的桃花源里，我们有幸邀请到红学界和学报界的大家，就《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创栏十周年暨《红学学案》出版进行座谈。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河南教育学院向与会的各位老师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河南教育学院前身是成立于1955年的河南省教育行政干部学校，1978年正式设立为河南教育学院。长期以来，学院坚持立足基础教育，服务基层，走内涵式发展和特色办学道路，逐步形成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并重，普通和成人教育并举，职前和职后教育一体的办学格局，在河南省基础教育领域享有较高的声誉，连续三年进人“河南本科院校综合实力20强”行列。2012年4月，在第三届(中部)高等教育发展高端研讨会上，学院获得2012年度河南最具就业竞争力示范院校称号。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创刊于1982年，拥有哲学社会科学版、自然科学版两个刊号。三十年来，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新闻出版局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在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和河南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的关注、支持下，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学院高度重视学报工作，把学报纳人学院发展战略的宏观布局中考虑。2003年，经过慎重调研、结合学院发展战略，《百年红学》栏目创立。《百年红学》是河南教育学院与红学结缘的结晶，红学健康发展是栏目的责任、义务和美好愿景。栏目的两任主持人闵虹、张燕萍，坚守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阵地，以高度的责任感、敏锐的学术眼光，以“大胆策划、精心编辑”的工作风格，策划、推出富有前瞻性的选题，认真、细致地编辑每一篇稿件，十年如一日，十年磨一剑，把《百年红学》办成了红学研究、学报发展的知名品牌。
十年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指导与鼎力支持下，在各位在座的红学家的帮助和提携下，在闵虹和张燕萍两位主编的主持下，《百年红学》从一株幼芽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小树。这期间，我们举办了一次全国中青年学者红学研讨会以及三次座谈会，结集出版了《百年红学》《红学学案》两部红学著作，刊发了一大批高质量的论文，也为红学新人提供了雏风试声的机会。
十年来，《百年红学》栏目的成长得到全国学报界的高度认可，连续两次获得“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在品牌栏目的带动下，《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的整体质量迅速提高，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被评为“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学报已成为河南教育学院与学术界交流的重要窗日，带动了我院的科研工作，提升了我院的美誉度。回顾过去，学报成绩的取得与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各位红学大家的倾心关注、热情帮助。借此机会，我谨代表河南教育学院的广大师生员工对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及社会各界人士再一次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也衷心地希望各位红学大家继续关心帮助《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和《百年红学》栏目的发展。我们衷心希望，红学研究为实现中国梦不断积聚正能量。我们相信，有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朋友的支持和帮助，《百年红学》栏目一定会随着红学的繁荣发展而茁壮成长。
最后，祝座谈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注：白威凉，河南教育学院党委书记)
张燕萍(开幕式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上厂!几好!在这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的季节，由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共同举办的“《百年红学》创栏十周年暨《红学学案》出版座谈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今年是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学术界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已度过十个春秋的《百年红学》栏目在此时召开座谈会，更有其特殊意义。今天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了我们河南教育学院党委书记白威凉、主管院长李树桦和学报哲社版的全体编辑，我们还有幸邀请到在京的享有盛誉的红学家，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界的领军人及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的专家学者。我作为学报的主编，诚挚地感谢大家的到来，期盼各位领导和专家在接下来的座谈会上为我们《百年红学》栏目的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提出宝贵意见，让《百年红学》这株被大家呵护了十年的小树更加茁壮成长。
(下面是开幕式上领导和专家的讲话，略去主持人语。首先由河南教育学院党委书记白威凉致欢迎词。白威凉向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了诚挚的欢迎，着重回顾了学报及《百年红学》栏目成长和发展的历程。详细内容见本期第1页的致词全文。)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做了主题讲话。他十分感慨地说：“今天，在这里举办这个座谈会，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会议只是一个高校学报的一个栏目的学术座谈会，听起来好像是个不大的内容，那么，为什么会来这么多专家学者？会有这么高的层次？为什么大家对它高度重视？这本身说明大家对《百年红学》栏目的高度肯定。确确实实，这十年来，《百年红学》栏目作出了突出的成绩。因此，我借此机会，代表中国红学会，代表红学界的朋友，对《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的《百年红学》栏目成功创办十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这里，我特别想提到一个人，就是白威凉书记。他对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坚强有力的支持，对《百年红学》栏目也给予了非常有力的支持，可以说，没有白书记这些年来给栏目那么多的特殊政策，栏目做不到今天。(白威凉：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是一件值得我敬佩的事情。我还要提到两个人，一个是闵虹，一个是张燕萍。她们以及她们带领的团队在做这个栏目的时候，有一种精神。我在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编辑部的范围内也曾经讲过，她们有一种锲而不舍、执著追求的精神，做事情非常认真负责，敬业、专业。没有这种精神，不可能把这个栏目办得这么好。所以，从闵虹到燕萍到这个团队，都是我非常敬佩的，非常感谢这么多年你们为红学事业所做的这么多贡献。栏目做得这么好，除了有这么多人的关心与努力，和栏目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是分不开的。记得当年创立《百年红学》栏目的时候，我和闵虹多次谈过，提出栏目宗旨就是要认真地总结、反思百年红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坚持红学发展的正确方向。这十年来，我看《百年红学》栏目发的文章就坚持了这样一种学术规范和学术方向。这个话，大家听着好像很熟，但红学研究领域确确实实有不尊重学术规范、不坚持正确学术发展方向的问题，因此，这在红学研究中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对健康的学术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方面《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栏目做得很好。刚才，燕萍谈到这次会议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主题，就是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50年前的1963年，在周总理和陈石副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举行了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在故宫文华殿还举办了一个非常大的曹雪芹纪念展，所以，延续下来，我们今年举办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纪念活动，是合情合理的。250周年是一个整数，很值得我们去纪念，借此机会，也和各位通报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座谈会，实际上揭开了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序幕。今年8月份，如果一切准备顺利的话，要开一个纪念大会和一个学术研讨会，要举办一次纪念展。当然这次展览和50年前那次不太一样，要体现出红学家的参与。我特别希望红学家们为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留下一个历史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和支持这件事。同时，还想出一本纪念集，一方面，总结红学发展历程，特别是新红学以来的红学发展历程，总结百年红学的一些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认真研究当下的红学，对未来的红学发展有一个美好的展望。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使《红楼梦》研究能够更深人一步，使红学知识能够得到更为广泛的普及，使红学发展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进行下去。在今天的座谈会上，对《百年红学》栏目创栏十周年表示祝贺，同时，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为红学事业的发展多做贡献。”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主编蒋重跃教授作了发言，他首先代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对《百年红学》栏目创栏十周年和《红学学案》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他说：“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高端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刚才听了张会长讲座谈会又是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系列活动的序幕，更感到它的重要。我想简单谈一下《百年红学》栏目的成功对于高校学术期刊的意义。《百年红学》是《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创办的一个专题栏目，十年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受到了红学界的赞扬，也受到了高校学报界同行的肯定，曾经两次获得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特色栏目’奖，是全国高校学报‘特色栏目’中的优秀代表。《百年红学》的成功说明综合性高等学校社科学报创办‘特色栏目’不但必要，而且可行。大家知道，在我国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界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就是一方面有许多学术专题研究成果需要发表，另一方面却没有足够的与之相适应的专题性的学术期刊来提供发表园地。这样的课题、研究领域有许多。有的是人物方面的，涉及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政治家，等等；有的是地域文化的；还有的是行业的，如冶金、纺织、印刷，等等。在各个主题、各个专题之下，研究队伍相对集中，但问题在于，与之相匹配的专题性的学术期刊严重不足。怎样才能更有效地把中国的优秀的专题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以满足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需要呢？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唯有在综合性期刊中创办专题栏目这条路子是比较切实可行的。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如何提高高校的研究水平和教学的学术含量，成了摆在高校管理部门和期刊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提高学报的学术水平是当务之急，除了少数办刊历史悠久，学术资源丰厚的大刊、名刊，众多的创刊时间相对较短、经验相对欠缺、资源相对薄弱的学术期刊，要想在短时间内取得整体进步，有一定困难。如果结合各自的实际，发挥某一方面的优势，创办特色栏目，先把一个或少数几个栏目办好，然后，再把优势扩展到全刊，最终推动全刊的整体进步，这也是切实可行的。正是因为以上这两点，2003年以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里专门设立了名栏建设计划。到现在已经评选出两批共40个栏目作为教育部重点建设的名栏。同时，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在2006年和2010年两次评估活动中，也专门设立了‘特色栏目’一项，以鼓励高校学术期刊在创办‘特色栏目’上大胆探索。我觉得，河南教育学院的领导和办刊人很有眼光，名栏工程是2004年开始的，你们2003年就已经办起来了，这个眼光是非常敏锐的。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的这些举措，极大地激发了高校学术期刊创办特色栏目的积极性。目前，许多高校学术期刊都在想办法、出主意，一个争相创办特色栏目的活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毫无疑问，《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的《百年红学》是其中的一个优秀代表。创办特色栏目当然要有热情，但也不能脱离实际，要认真研究选题的可行性，切实掌握研究的基础和学术队伍的实际情况，保证刊发的学术成果是水到渠成的，而不是堰苗助长出来的，简单地说，就是要在特色和水平两者之间形成一个合力、张力或者说平衡，这样才叫质量，才值得去做，才有望获得成功。从十年来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出，《百年红学》栏目在追求特色和水平之间的平衡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他们的办刊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
蒋重跃理事长接着又讲到学术研究与学术平台的关系。他说：“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具有共生的关系，一方面，学术期刊要为学术研究服务；另一方面，学术研究也要支持学术期刊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学术研究整体的进步。创办‘特色栏目’是高校学术期刊服务作者、服务学术、提高质量、扩大影响的一条切实可行之路，我们热切地盼望高校学术期刊能够结合各自实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开展创建‘特色栏目’的活动，以此带动学术期刊的整体发展。我们同样热切地期盼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也来关心和爱护学术期刊这块学术园地，并给予大力的支持，就像各位红学专家爱护《百年红学》栏目一样。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术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接下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执行秘书长、《北京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刘曙光教授在讲话中说：“非常荣幸参加《百年红学》创栏十周年暨《红学学案》出版座谈会，我代表《北京大学学报》对座谈会的成功举办表示衷心祝贺!我来参加这个会，诚惶诚恐，也没有准备讲话。我对红学是一个外行，而且到会的专家，像李老师(李希凡)，在我心目中都是高山，我是来学习的。《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的《百年红学》栏目办得非常好，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在全国非常有影响。一般来说，学报办得好，有多方面的因索。第一，是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大力支持。办一个刊物最难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容易；有所不为，难。一个学报拿这么大的篇幅来做《百年红学》，必须有魄力。这需要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在这方面，我觉得白书记是很有魄力的。第二，是主编的索养。主编是刊物的灵魂，从闵虹教授到张燕萍编审，她们都是专家型的主编，了解学术的前沿、动态，决定了学报的品位，引领着学报的方向。第三，是编辑队伍建设。据我了解，《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的编辑都是年富力强、很有经验的。第四，最难的，是作者队伍建设。刚刚蒋教授提到，办一个栏目，办一个名栏，一般来说，是利用学校的优势学科来办，或是历史传统，或是地域优势。《百年红学》开始办的时候，我有种担忧，河南教育学院对于红学的研究力量是不是非常的强？十年的历史表明，我的这种担忧是多余的。经过十年的发展，这个栏目已经有了稳定的作者队伍。主编和编辑了解全国的学术状况，了解全国哪些科研机构、哪些高校有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而且能够把他们变成自己的、稳定的作者队伍，让栏目有了稳定的稿源。这个栏目的成功，不仅仅是举全校之力来办，而是举全国之力，这个全国之力主要是指红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这说明河南教育学院的领导、学报的主编和编辑，就像孟子讲的‘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能够和全国的专家学者交朋友，这是值得我们办刊人学习的。正如刚才白书记讲的，这个刊物的主编、编辑，‘十年如一日，十年磨一剑’，刊物办得非常成功。祝愿这个刊物越办越好!”
河南高校学报研究会会长、《郑州大学学报》主编辛世俊教授因故未能到会，于会前发来了《十年辛苦不寻常—<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创栏十周年暨<红学学案>出版座谈会致词》。座谈会上，由《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副主编孟俊红代读了这篇热情洋溢的致词，辛世俊在致词中说：“作为《百年红学》栏目成长的见证人，我由衷地为她十年的成就和辉煌感到高兴。2002年，时任主编闵虹教授与我讨论创办《百年红学》栏目的可行性，得到了我的支持和肯定。我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从学术批评史的角度来看，《百年红学》不是一般的红学研究，而是对中国百年红学研究的反思、批评，在学术上具有重大价值；二是从学报的发展来看，以特色栏目带动学术质量的提高，是学报发展的方向。我当时对闵虹主编提出了要办就要‘高起点’、学术上要有‘高品位’。现在看来，当年河南教育学院的决策是正确的。小学校办出了一个大栏目，《百年红学》栏目在学术界、出版界、学报界以她的高质量、高品位赢得了普遍赞誉，获得了很多荣誉。
“‘十年辛苦不寻常。’《百年红学》栏目取得的辉煌成就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除了领导的支持，就是编辑部同仁的艰辛努力。我深深地敬佩闵虹主编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她为这个栏目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她以一个学者和主编的勤奋与努力赢得了学报界同仁对她的尊重。
“‘创业难，守业更难。’办好学报，关键在人，在主编。学报界经常发生因主编的更换而使栏目夭折的事情，闵虹主编因工作需要离开了她心爱的岗位。《百年红学》能否持续下去？这是我最担心的，可喜的是她的继任者张燕萍主编接过重担，一路前行，并有所突破和发展，这是最值得赞叹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到文化建设的时候指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告诫我们：‘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我衷心希望《百年红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不断开拓红学研究的新领域，继续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新的贡献。期待新的十年有更辉煌的成就!”
接下来的座谈会，各位专家对《百年红学》栏目的成长、当今红学研究的现状、红学学风的建设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为了保持与会者讲话的原貌和风格，按发言顺序实录如下(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
孙玉明(座谈会主持人)：下面大家就围绕《百年红学》栏目的特色及红学研究畅所欲言。时间上稍微掌控一下，前面每人控制在十多分钟，如果后面还有时间，大家随便说。索性也不点名，从蔡先生这里转圈吧？要不中'I不给饭吃。(笑声，掌声。蔡义江说：李先生先来吧。)
李希凡：刚才几位先生都讲了《百年红学》十年来的成就，讲得很好，我就谈得具体一些。最近两三年我已经收不到学报了，不赖学报，人家都给了，是我们院里给丢了。前些年的《百年红学》我都看过，的确，编辑部、主编有意图，每期都有特点。特别是高淮生这个论题，还是挺吸引红学界的。栏目有了这个，增色不少，很吸引大家注意。可能他评价的人，大家有不同意见，有不同看法。他的书现在已经出来了，我给他通过信，不知道他年纪多大，大概有四十岁左右？(高淮生：我虚龄五十一)。虚龄五十一？我还以为你是四十多岁。不止他，几乎是在座的、北京的写红学文章的人，都在栏目上发表过文章。老蔡跟吕先生发表的多一点吧。这个栏目办得很有特色。我原来不知道它在学报界影响那么大，但我看过寄给我的其他学报，有的也有红学栏目，的确都不如《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的《百年红学》。这个团队是应该表扬的，从闵虹主编到张燕萍主编，都应该表扬。她们很认真。我发表过一两篇文章，她们查对原文，查对得很仔细，认真核对版本，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人家原来没有人管这个。这个栏目办得非常之好，在全国的红学界都很有影响。我们搞的是学术，而不是解密呀什么东西。我希望栏目能够继续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对百年红学的研究有所推动。
蔡义江：今天参加这个会非常高兴!想不到《百年红学》栏目的虎将都到了，闵虹、张燕萍，还有毕凌霄，都来了，还有几个我叫不上名字。《百年红学》这个栏目实在办得好，这和刚才我提到的那几位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个栏目办得好，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定位非常关键。庆善刚才讲，今年准备搞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的纪念活动，要我们写点文章。我想写《红楼梦研究与科学发展观》这么一个题目。科学发展观，最精华的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求真务实”。讨论什么东西都要从最根本的地方出发，就是从事实、从证据出发。当然，即便这样，推论出来的观点，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但要使真理在讨论中得到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样的学术规范的话，讨论起来就不科学。当前的红学研究的社会环境，或者说学术研究环境，并不是非常好，这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前段时间把学说、把文化方面的问题过多地和政治搅在一起，强调阶级斗争、学术要为政治服务。这个影响是很大的，一直到今天，我们很多人的思想还是脱离不开这种模式。我把自己归为想脱开僵化的思想而没有完全脱开、还想突破的这一类。我到浙大—我的母校，做了一次学术讲座印。在这个讲座里面，有一个小题目，叫“《红楼梦》与莫言”。人家说，这怎么对得起来？十万八千里!在莫言得诺贝尔奖以后，我看了他十几部小说，基本上重要的都看了，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小说居然可以这样写。这是很大的突破，是个异类。莫言的东西对我们今天讨论《红楼梦》有没有启发呢？有，就是在突破原来的思维、方法上面。莫言的小说是异类，是魔幻现实主义；《红楼梦》在当时的文学史上也是异类，也是一个重大突破。《红楼梦》虽然不能称为魔幻现实主义，但可以称为“梦幻现实主义”。曹雪芹写的《红楼梦》不是他的某一段现实生活的回忆。他没有什么回忆，在我的研究中，他赶不上那个风月繁华的时期。它是个梦想，是曹雪芹在他脑子里形成的一个梦。所以讲座的大标题是“一个苦难童年的梦—曹雪芹与《红楼梦》”，《红楼梦》不是幸福童年的回忆，而是苦难童年的梦。另一方面，更严重的，是目前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学术方面也出现了自由化，或者说是商品化，或者说是娱乐化。这个倾向更严重，所以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都出来了。《红楼梦》是谁作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明明白白的，是有过结论的，在《红楼梦》创作当时就有人记录的，上面都讲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今天还有不同的说法，有十几种之多，还有人统计有二十几种，这不可以信。我讲这些要干什么？要讲《百年红学》，讲他们学报。我觉得《河南教育学院学报》是在向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在总体上表现了一个编辑的思路。文章当然要有水平，但是更重要的是从事实出发，求真务实，实事求是。这个精神，我觉得他们是把握住了。在我看来，在今天的学术界，坚持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这里还有一个《红学学案》的问题，我也讲讲。《红学学案》这样的文章，花费多大的力气，搜集多少的资料，我都写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搞红学研究的人跟我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我怎么写他呢？违心写不可能。淮生现在写的十二个人里面，观点互相冲突的很多。既要客观，不能因为观点不同，就抹煞人家的成就；又要保留人家的特点，是赞同他，还是批评他，措辞是很难的。但是高淮生同志有一个办法，他用别人的、其他名家的说法来谈这个特点，至于怎么评价你自己去看。譬如有位学者的文章里面往往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对抗性比较强的语言，淮生引了吴组细先生的信及沈治钧同志《红楼匕宗案》里的材料，让读者评判。作者在褒贬问题上面有困难，但是提供了这些东西，读者可以自己判断这样的一种尖锐的、带刺激性的风格是好的特点，还是不好的、要改的。《红学学案》写出来就很不容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我希望栏目以后坚持这个方向继续办下去，把我们今天的有些不好的风气尽量克服掉。譬如说，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提倡这个风气的很少。要么捧杀，要么骂杀，这不行!百家争鸣，跟资产阶级自由化，跟西方的自由化，没有监管的、不要引导的自由化，有什么差别？没有很好地讨论。媒体，报纸、刊物、电台……如何正确地引导，也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你看，在红学界掀起风浪来的，都是我们主流的媒体。没有很好地、正确地引导，乱匕八糟的东西就都出来了。强调百家争鸣，但百家争鸣还要有个监管问题。海纳百川，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心胸要宽阔，但并不是说什么河流进来都可以。我说的这些，都是《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在努力做的，今后要坚持。
吕启祥：蔡先生不愧是中国红学会老的一位副会长，不愧是老的政协委员和政协科教文体委员会的委员。他始终关注学风，有一个很宏观的视野，有一种很开放的态度。蔡先生把莫言的作品几乎都读了，我非常佩服他这样一种精神。因为搞红学和古代文学的人很少有这样子的。在蔡先生的带动下，我也多少读过几本。我问蔡先生：“你读了以后有什么感受？”蔡先生讲了一句话：“哦，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另外，他说，莫言对于一些极左的东西是深恶痛绝的。我们这一代人受到极左东西的影响是很深的，蔡先生讲，要从这里摆脱出来。对我来说，就更是如此。我很赞成蔡先生刚才关于学风的说法。时间宝贵，我只说两句话。一个叫作彰显特色，一个叫作持之以恒。这八个字，并不是我自己送给这个栏目的，而是这个栏目十年来所呈现给我的。
首先说“彰显特色”。老实说，一个地方学报，要办一个红学栏目，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红学很显，但非常嘈杂，各种各样的观点、各种各样的文章，多得不得了。红学的刊物也非常多，北京有，上海有，贵州有，我也说不清楚，胡先生比我清楚得多。有一些学报也有红学栏目，但怎么能够办起来，站得住，让人能够看得下去？我觉得一定要有特色。如果没有特色，每期凑几篇，肯定弄不好。这个栏目创建伊始，就有非常明确的特色意识。我曾经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期座谈会上讲过，对红学这个学科来说，因为她“显”，写的人非常的多，所以要做研究之研究。就是说，对于已经做出来的那些东西，你要筛它一下，哪些东西在学理基础上是能站得住的，哪些东西是陈陈相因，是人家说过了，又炒炒剩饭，是过眼烟石就过去了的。研究之研究很难做。研究之研究，或者说学术史的研究，是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要求，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百年红学》是非常具有这种意识的。正因为有了这个特色，就像刚才老李说的，让人觉得你的东西是有新意的，有自己的独特视角。
有关红学史的意义，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研究之研究，你们现在推出的“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系列是一个突出的亮点。在滔滔红学这么多栏目里面，没有特色，就站不住，就不能够使红学界来关注。所以没有彰显特色，就没有这个栏目。这是我讲的第一句话。
下面一句就叫“持之以恒”。做一期、两期不难，难的是五年、十年这样做下来。尤其是高淮生的这个题目，就是要连续不断地、持之以恒地做。特色不坚持，马上就会褪色。任何事情不持之以恒的话，肯定不能成功，也结不出果子。十年真是很快，因为我都没想到，怎么就十年了？在这十年当中，《百年红学》栏目的文章不能说是篇篇珠玑。篇篇珠玑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刊物都不可能所有文章都高质量。一个刊物，一个特色栏目有某些文章是确实有特色的、确实站得住的，或者是某一个创意持之以恒地做，结出果子来，这就很不容易了。没有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把这个特色坚持下去，也就到不了今天这一步。所以，我觉得持之以恒这一点特别重要。没有后面这个，你的特色也就不存在。我就只想说这样两句话。这是栏目呈现给我的，我就想用这样两句话作为你们这个十年的一个总结。我想，今后还是要坚持彰显特色和持之以恒。
关于《红学学案》，我接着蔡先生稍微说两句。非常惭愧，说句实在话，我本人对于这个栏目并没有什么支持，虽然经常收到刊物。对于淮生的这个选题，开始的时候，淮生也知道，我是泼冷水的。我说，“淮生，这个很难做，吃力不讨好”。他来跟我要旧书，我说，“你写别的先生吧，我就免了”。他就是不管，就是实干，做了，也写出来了。写出来以后，不能不看一下。有的地方，我也给他提了一些意见。我很怕溢美呀，我说，“你写别的先生都行，但有的问题，我也没有多少研究，有的你可以去掉，有的你不应该有这样的评价”。他还是听意见的。写出来之后，从发文章到成书他又做了一些修改。关于这本书，老实说，我从没有信心，认为是吃力不讨好，到后来他做了，并且持之以恒地做，现在书出来了。每一篇，或者说总体上，不论红学界内外有多少不同的意见和非议，不论有多少摆不平，有一点我是佩服而肯定的，就是实干。实干兴邦嘛，我觉得学问也一样，实干兴学。你不干，你不下功夫去读，你不实实在在地概括，你怎么知道做得怎么样呢？淮生还是比较年轻的，五十左右的人，他现在有精力这样做。书出来了以后，我说，“我真是没想到，你能结出这样一个果子”。所以，实干才能兴学。整天空疏地在那里说，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淮生实干这一点，我真是钦佩。当然他还有更大的规划，那么，我希望淮生能够听方方面面的意见，能够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有不合适的可以修改，无论是对于选题，无论是对于每一篇。老实说，他已经写出来的，我没有每篇看，大致看了，觉得是不平衡的。我个人感觉，写蔡先生、胡先生那两篇，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些篇是很难驾驭的，是非常难的。刚才蔡先生也讲了，淮生有种办法，用别人的评价来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你高淮生到底怎么看？做学术史，自己还是要有主见，要有概括力的。现在这个书，大题目基本上能够彰显传主的特点，有些小题目概括得不够好。当然，这些大、小题目能这样概括出来就不易，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有些篇，我本人也觉得是很不容易驾驭的，我真是很佩服他有这样的学术勇气，祝愿他能够不怕非议，能够听取各种赞成的、不赞成的意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百年红学》栏目给了淮生很大的支持，那么，淮生呢，也给了《百年红学》栏目很大的支持，应该说是相得益彰。淮生，在这里，我也祝贺你的书，也希望能改得更好，我把刚才的两句话，“彰显特色，持之以恒”，也送给你。
杜春耕：《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的《百年红学》，我认为办得确实不错。他们的刊物我还管代发，吕先生他们都知道，都是将军、元帅的子女或是上层拿走了，很多外国学者也来拿。《百年红学》栏目好在哪儿呢？一个刊物要有比较长久的生命力，跟选题有关系。《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就抓住了《百年红学》这个选题，抓住了《红楼梦》研究之再研究，比如《红学学案》的系列文章，我认为抓得是比较好的。
刚才蔡先生讲了关于《红楼梦》作者问题的很多说法，我认为《红楼梦》作者问题是《红楼梦》研究里边最重大的问题之一。《红楼梦》的作者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大家都承认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但曹雪芹到底干过什么？除了曹雪芹之外，有没有人干过《红楼梦》一些工作？这些东西是可以研究的。我认为，《红楼梦》研究里面，要反对那些五花八门的说法，像那种十几个、二十几个作者，越说越玄乎的，要去掉。但是，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作者问题来做的。这个问题假如不解决的话，我认为，《红楼梦》的研究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红楼梦》这本书本身有很多矛盾。矛盾哪儿来的？你要解释啊。这里面很自然地就提出了作者问题，曹雪芹到底干了多少的问题。也可能我是错的，我干了二十多年红学了，研究的问题就是一个，就是解释《红楼梦》里面为什么有这些矛盾。我不愿意出书，也不愿意做文章，我净到外面去讲。老胡知道，我们有个沙龙，把红学的头面人物基本上都聚在一块儿了，辩论就辩论了几年。《红楼梦》的作者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讨论不是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而是讨论曹雪芹怎么把这本书一步一步地变成一本永垂不朽的最伟大的作品。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不要因为有人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而不允许讨论《红楼梦》这本书是怎么写的。俞平伯到临死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至理名言嘛，“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不是白纸一张”。也就是说，曹雪芹是在有字的稿纸上面写《红楼梦》的。这就是俞平伯快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他解释不了《红楼梦》中很多现象的时候得出来的结论。有人说，俞平伯昏了头了，老糊涂了，其实不是。这可能是俞平伯的一个大体会。现在《红楼梦》的研究是绕不开这些非常敏感的问题的。我认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的《百年红学》要进一步地扩大影响、进一步地延长寿命的话，就是要找“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题目。比方说《红楼梦》的作者问题。曹雪芹把不是特别悲的一个东西，逐步改成了一个大悲剧。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认为，曹雪芹的著作权得到了最大的支持。没有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就没有《红楼梦》，咱们也旱就不说了。所以说，作者当然是曹雪芹啊，曹雪芹就是作者嘛。像这些，有很多人不敢研究，都在背后说，要写文章却不敢写，生怕写出来被人说是邪门歪道。我认为，要抓住主题，敢于讲真话，现在咱们的新总理提倡要敢于说真话嘛。《红楼梦》研究要敢于说真话，不要戴帽子。是有乱说的，乱说的并不妨碍不乱说的。《百年红学》栏目办得很好，坚持下去，一定会更成功的。
陈熙中：首先，我对《百年红学》创栏十周年和《红学学案》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刚才前面的许多先生讲的意见，我觉得很好。他们都肯定了《百年红学》的成绩，也肯定了《红学学案》的创新，我觉得很好。这个栏目是很有特色的，办得也很成功，比好几个省的红学刊物，影响要大，甚至大得多。我现在想到一个问题。刚才蔡义江先生、杜春耕先生讲得都很好。蔡义江要突破束缚，他也有束缚，就是有些问题不能讨论，是有定论的。这是有问题的。问题是怎么讨论。现在学风不好，戏说现象严重。蔡义江我们见面、开会都在讲这个，我很同意他科学发展的观点。我现在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红楼梦》研究里面，还有一些人，他们很认真的，还很严肃，不是商业化的，但是他们的逻辑思维非常的奇怪，匪夷所思，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他们很正常，搞别的专业，可能很有成绩，但是研究《红楼梦》，我认为是白费时间。很正常的一个人，一研究《红楼梦》就变得非常奇怪。也许别人觉得不是很奇怪，我觉得非常奇怪。所以，我就想，这不是什么自由化不自由化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讨论这样的问题？就是希望能够有人写文章，或者很多专家来讨论这个问题，使后来的人能够有一些基本的常识，能够懂得一点，这也是一个引导嘛。
胡文彬：说句实在话，今天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不是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而是从自己从事二十多年的编辑工作，一个老编辑这样一个身份，来参加今天这个活动的。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开始刊登红学文章到今天，这十年的时间，他们都寄给我样刊，每一期都收到，但是，有的时候收得晚了，我一着急，就打电话了。当然，这中间也有丢失的，确确实实有丢失的这种情况，但后来都补了。《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开辟红学专栏以来，十年之间，有两本结集，《百年红学》和《红学学案》，这很不容易。就我所知，从最初红学有自己的专刊到今天，一共有二三十种，死亡的有一半儿，还有一半儿还活着。从油印稿到报纸，一直到刊物，从民间家庭红学到街道红学，再到《红楼梦学刊》这样高级的专业刊物，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还有一批高等院校的学报参与到红学研究这个重镇当中来。比如说《北方论丛》，那是我亲自和张锦池到戴不凡家里去要他的稿子，后来组织成那一场著作权之争，再后来出了一本书，叫作《曹雪芹著作权争论集》。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北方论丛》编辑部抓住了这件事情，发动红学界，大家都介人，几乎我们红学界都卷人了，后来出了一个集子。那么，第二家呢？就是南方的《汕头大学学报》的《百家言》，吴颖创办的，发表了一大批红学专家的文章。学报当中，还有《南都学坛》《咸阳师范学院学报》《辽东学院学报》，这些学报都相继发表了一大批红学文章，甚至设计成专栏，都坚持了几年，但是最终没有坚持下去。我觉得《河南教育学院学报》能够抓住一个专栏并很好地坚持下来，很了不起。专栏对于一个学术期刊来讲，就是一个窗日，一面旗子。就像报纸办副刊一样。当年，毛泽东就是非常愿意看副刊的，特别愿意看《光明日报》的副刊。在进人北京以后，我经常读《人民日报》希凡他们办的那个副刊《大地》。对于一个报纸来讲，是怎么样办好副刊的问题；对于一个学报来讲，是怎么样办出名栏的问题。今天这个会的意义就是，要像《河南教育学院学报》那样，紧紧地抓住自己创造的这个专栏，坚持下去，不动摇。这一点，不但我们办红学专刊的这些杂志应该学习，所有的大学的学报都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如果能够有一个，比如说“地方文化史”这样的研究专栏，学报就很受欢迎。像南阳师范学院的《南都学坛》，搞汉画像这一类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的河洛文化，这就很有特色。这是我第一点体会。
第二点体会，编辑应该认真负责，有敬业精神。我当了二十年编辑，在我的领导范用、沈长文他们的教导之下，我的体会就是，当个编辑就要认真负责，要有敬业精神。杂志办好办不好，跟每一个编辑都有关系。每一个编辑，是不是敬业，是不是负责任，关系到这个杂志的生存和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的《百年红学》创栏过程当中和所取得的成绩当中撷取一些经验和教训，把我们自己的刊物办出名牌、名栏来，办得更好。这一点，我的感受可能更深一些。我希望我们红学界这些专刊能办出特色来。
第三点，就是出了两本书，两个成果，怎么来评价这两个成果？都是《百年红学》这个专栏出的，都是成绩，但是也有一个比较。我认为，第一本《百年红学》出了很厚一本子，但是它的学术含金量，相比较而言，还不是那么足，而今天的第二本《红学学案》，其学术含金量，开创意义，与以往的红学文章比，价值要高得多。特别这个开创的意义，当我们把所有的、红学界写的红学史都拿到一起来看的时候，就更清楚了。已经出版的这些红学史著作，基本上是从事件和文献两个方面来做的。陈维昭的《红学通史》，基本是走大事件的这样一个路子，《红学：1954》也是事件性的专题。所以，红学史到了应该改革，应该打破过去的、旧有的局面的时候，应该出现一种新的创造。高淮生开始了第一步，开始了试验，这个就应该鼓励。张燕萍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构想，也是值得我们当编辑的人来学习的，应该得到肯定。对于高淮生来说呢，我觉得，确确实实，刚才大家说的都是实在话。有的时候，你要借着别人话说，可我就等着看你高淮生怎么说，这是在你这本书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当然，有的时候，比如这期你写梅节，那确实是太难。高淮生引了吴组细先生的信及沈治钧同志的《红楼匕宗案》里的材料。借用了几位先生的话，把这个事解读得就比较好，使得梅节这个话马上就消融了，使得一种对立的情绪就化解了。我觉得这个办法是好办法。但是，你老是借别人的话来说传主，最后，我就老想看，你高淮生到底要说什么？你说到位没呀？写史，不外乎是史才、史德、史识，就这三个方面吧。我就觉得，你有才华，文字挺漂亮，写得还不错；史德嘛，基本上也应该是肯定的；但在史识上，还要下功夫呀。我是学历史的，那些大史家，基本上都会强调史识，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给人做结论，没有相当的实力，做不出好的结论。我希望以严要求的这样一种标准，使你这个路越走越好。最后，我自己非常感谢《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红研所、红学会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使我们大家能够畅所欲言。
李明新：感谢中国红学会，感谢河南教育学院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首先要对《百年红学》创栏十周年表示祝贺，对高淮生教授《红学学案》的出版表示祝贺。咱们这个栏目是对红学传承的贡献，是对红学研究的贡献，也是对红学队伍的贡献。既然来了，既然给我这个机会，张庆善会长、孙玉明所长，我还是想介绍一下我们学会的一些情况和我们的一些想法，以期得到老师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北京曹雪芹学会是2011年3月才正式成立，到现在，也就两年多一点，加上我们的筹备期，也就三年的样子，我们出版了五期《曹雪芹研究》，举办了江西进贤、庐山和镇江三次全国性研讨会，三届曹雪芹文化艺术节，今年要举办第四届，11月份还要和苏州第十中学举办《虚白斋尺犊》的出版发行研讨会。我们愿意为学者、为有志之人搭建平台。既然叫学会，还是要以学术研究为核心，这个核心应该是纯粹的，不掺杂其他的东西，要形成一种机制，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向心力。去年，我们还成立了曹雪芹文化发展联盟。今年，我们又刚刚组建了曹雪芹文化发展基金。我们把自己定位在搭建平台，在传播上去发力，同时为《红楼梦》、曹雪芹这个主题去做好事情。北京曹雪芹学会从组建到现在，得到了中国红学会的支持、帮助。每次我们的重大活动，庆善院长、玉明还有伟科他们都去参加。在座的老师们也都给了我们帮助、扶持，这些我们都铭记在心，没齿不忘。在此，我希望，在我们今后的工作中，能够继续得到中国红学会的指导和帮助，得到各位老师的支持。
曹立波：和刚才各位老师的感慨是一样的，一晃十年了。对我来说，这十年的成长和三个刊物有关，而且这三个刊物的亲人今天都在，我就一一感谢一下吧。首先就是《红楼梦学刊》，几乎每年都要写一篇文章；再有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当然，值得一提的就是《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感觉上和在中华书局出版书的时候，老编辑的严要求是一样的，后来，我的学生陆续在贵刊上发表文章，得到很多帮助，所以我要感谢这个刊物。学报寄给我的期刊，我很珍视，放到现在都已经成为资料集了，每次学生写文章就到上面去查，尤其是一些综述。
关于特色，我觉得有两个特色让我印象很深，一个是文献的综述，尤其是能够接纳一些研究生写的综述，我的感觉还是很好的。后来青惠民老师出《二十一世纪红学研究》的综述，我觉得从提供资料，或是从提供线索的角度来讲还是很有意义的。当然，最近这两年，学报又进一步提升了，系列性更强了，尤其是高淮生老师的文章，就像是写史书。胡先生刚才也谈到了，孙玉明老师的《红学：1954》是断代史，给人横截面的感觉。淮生老师的书就相当于人物列传了，通过一个个人物的传记来展现一幅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还是很有意义的。再有，他的《红学学案》里涉及的这些人该怎么去写。有些先生的著作我也都看过，但是从什么地方切人？闭起眼睛想，这些先生各有各的特色，蔡先生的艺术鉴赏，胡先生的文化视角。我是张锦池老师的学生，他的书我读得是很多的，如《红楼十二论》，但是高淮生抓住结构的视角，真是抓住了张先生的特色。接下来是吕先生女性的视角，还有李希凡先生现实主义的角度。还有冯先生，高淮生独到地抓住其思想的视角，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在研究当代红学的时候，在给学生叙述当代红学研究特色的时候，高淮生先生的书应该会成为学生必读的参考书。希望《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的《百年红学》这个平台能够提供更多的新鲜的研究成果。关注一下当代红学还是蛮有意义的，我觉得自己跟新世纪红学的发展共同成长。《百年红学》跟新世纪红学是同步的，这个十年的变化印证了新红学的发展历程，也就是对于文本、文献、文化的回归这个主题，体现的还是很突出的。
孔令彬：各位老师，各位前辈，我在红学所访学一年，恭逢很多盛事，参加了很多老先生的聚会。从我本人来说，能到红学所来做访学，是很荣幸的事。今天参加这个座谈会，我本来是没有任何准备的。作为红学所的旁听者，也是没有资格讲的，我是个小后生嘛。但是我还是有些感触，我就说一点吧。我通过自己几个月的经历，发现红学界在做很多、很有意义、很实在的事情，在为红学的研究，为红学史将来的撰写添砖加瓦。我今天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会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当然，大家做的更重要、给我们后辈留下了很多可资研究的论题。《河南教育学院学报》所做的这些，一定会为红学的发展，为红学史添上重彩。这是我简短的感受。
孙玉明：以上讲话的都是我们邀请的专家，下面，伟科说两句吧，这是我们红研所的。
孙伟科：那我就说两句。从红学的角度来讲，《百年红学》的选题很好。红学发展到今天，面临着与她相似的整合任务。红学相关的论题、专案研究很多，《红楼梦》文本中间，不同的专家说法也很多，积累了很多观点，材料也是非常广泛的。在这种情况下，《河南教育学院学报》近年发了很多文章，都是学案的梳理，这个梳理实际上也在从自己的角度尽量地占有全面的资料，为学者避免学术研究从零开始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所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做出的这些贡献是有助于红学健康发展的，是有助于红学在学术上向更高台阶迈进的。刚才专家也说到了，从《百年红学》到《红学学案》，学术进步的历程是很艰难的，是一次飞跃。迈出这一步，应当是充分肯定的。另外，《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确实坚持了学术至上的办刊方针，编辑没有很多束缚，在学术问题的探讨上持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可能有些文章不符合哪一个专家、学者的观点，有对立、对抗，这才是对话的前提。如果有些问题大家都处于默然的状态，反而不利于学术氛围的活跃。坚持学术至上，就要提出一些尖锐，甚至是能够成为热点的问题，吸引更多的学者、学生把目光转向这里。
说到高淮生的著作，我也有一点感想，说出来，看是不是见笑了。高淮生的《红学学案》引起了反响，他的书出来后，有很多人都看到了，有很多反馈声音，这些反馈声音也让我有一些思考。各方面的意见都有，很遗憾我没有全面看，但却很认真地看了一部分。就他写的人物，我想谈这样三点。第一点就是当代学人评价难写，这是大家公认的。一个是，大家认为当代史没法写，因为你在庐山之中，怎么能看得清真面目？再一个是，传主本身就在，要是跟他互动不够，怎么能够揣摩到他在当时历史场景中的意图？这个意图在今天很可能有变化了，现在描述的意图可能已经不是当时的意图，所以，这个情况是复杂的。但我的看法是，正是因为当代史难写，所以才要写。现在众说纷纭，就连传主都不同意，那正好提供了超越的机会。现在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那以后就可以不犯了嘛。假如我们都说当代史很难写，都不写，那超越的机会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持开放的态度。淮生有不畏难的精神，我很向往。第二点，切人点在哪里？淮生的写法，往往是从别人的分析找切人点。这好像是一种手法、写法吧，叫“借力打力”，这当然是一种选择。我感觉淮生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想通过争论中的分歧点找到一种引线，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他引到了哪里？引到了曲终奏雅。所有的分歧、争论到最后都是到了这里。我为什么想到曲终奏雅呢？林木西先生在说到周汝昌先生遗诗案的时候，他说是曲终奏雅。红学中的所有争论是不是都是曲终奏雅？我觉得是值得思考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在辛苦地工作，我们站在一边评点。这样的评点，也经过一些思考，所以还是说出来吧。有些问题该复杂就复杂，该简单就简单，有些问题把争论弄进来后，反而把简单问题弄复杂了。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要直面，既然是当代史，把它作为史来写，你承续史的写法和传统，要有点自觉。中国史的写法应该继承，要敢于下判断，把真相通过自己写的进一步披露、分析出来。第三点，淮生这样一种做法还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他坚持学术立场的写法。为什么这一点我要说一说呢？今天，红学当代人物，我们不写，别人都在写。别人用戏曲化的手法写，用漫画法的方法写，从揣摩人格的角度写，写的有些东西很不堪。当我们这边没有、拿不出一个有分量的东西的时候，其他的论调就要占领市场了。污损我们红学界大家、人物的说法太多了，甚至一些学术杂志，也在污损我们当代红学学术人物，弄得我们红学界学术人物要不就是极左、愚奴，要不就是心理变态、投机取巧。类似这样的说法，你稍微留心一下，能看到很多文章。所以，在这时候，淮生从学术的角度来写，这样的写作应当支持，否则就被别的声音淹没了。淹没后就是我们红学界不断被丑化，南方的报纸，还有所谓的激进的记者，丑化我们的人物太多了。所以，如果这个领地我们不去占领，如果这个声音我们不去发，后果会很严重。我们红学界集中了很多专家，当然应该发言、发声。自己不对自己做评价，别人的评价就来了。现在年轻人的看法很容易被这种文章的论调影响，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声音去代替抹黑我们的声音，代替漫画式的说法、戏曲化的说法。我就说这么多。
任晓辉：各位老师好!我在研究所学习十年，基本和咱们《百年红学》创建的十年是同步的。这十年也是我与红学界的朋友共同成长、共同进步的十年。栏目已经十年了，我也和大家一起走过了十年。学刊两月出一期，学报也是两月出一期，所以每两个月都会有一种期待：学报会有什么样的好文章给大家看，又有什么样的热点议题给大家欣赏。所以，学报成了我们喜欢《红楼梦》、看《红楼梦》、读《红楼梦》人的一种期待。十年来，栏目逐渐成熟，我们看到的文章越来越多。几乎每期都有三五篇文章，这三五篇文章都有我们汲取营养的地方。我对阂老师和张老师她们编刊物的辛苦很了解。因为红学上争论的地方很多，热点也很多，编辑起来很困难。能够在这份学报上读到我们希望看到的文章，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近两年，淮生老师一直在写学案，对一些学人做评价，我只是向淮生老师提个简单的建议。对学人做学术上的评价，正如刚才伟科老师所讲的，非常难，能不能在淮生老师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和这些学人再做些近距离的接触？比如说，我现在陪冯先生的时间比较多，和冯先生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做些记录、做些录音，他们日述的东西，可能更适合他们目前的心态。你这本书出来后，我也拿给冯先生看了，但全部看也不可能，写他自己的部分他肯定是要翻翻的。翻完后，他有个小小的感觉，有些方面可能还没有涉及。冯先生在红学方面，可能有很多东西远远超过你写的这个面。他自己对自己在红学方面的想法，基本上做总结了。你在这时候和他近距离接触，做学案就会有更直接的资料。其他学者也可能是这样，譬如说，你和胡老师联系多的时候，写胡老师的文章可能就会写得更好。相反，只靠资料整理、电话、通信的方式，把握起来有可能就会有遗漏。好多老先生在给自己总结的时候，有自己的思路。像李院长的书，我们看李院长的书的时候，发现李院长对自己有很完整的把握。和这些老先生做近距离接触，可能就会做得更完整。我就提这些想法。非常期望《百年红学》在十年的基础上做到百年去。
孙玉明：现在请高淮生谈谈他是如何“作案”的。
高淮生：刚才玉明兄说了让我谈谈我是如何作案的。说实在话，我做这个“案”的时候，一开始是有一点鬼鬼祟祟，好多东西我不敢公布，但有一点是必须把握的，那就是我“作案”以后要把“作案”的文章寄给各位先生。这里向各位传主老先生表示歉意，没有提前给您打招呼。
我谈这么几点。首先是对会议的主办者能够邀请我参加这个会，感到非常感动和深深的谢意。我在书的后记里有一首小诗，我说：“如果/感念/成了一种习惯/就像/农夫山泉/有点甜。”我这些年辛辛苦苦地做这些工作，其实是抱着一种感动在做，因为每一位先生给我的一点点支持，将使我在书斋里、在电脑前，至少坚持两个星期。两年前，我爬六楼一点都不喘，现在爬六楼有点喘。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就像我在后记里说的，想为红学这块建筑工地做个打工者。大家知道，农民工进城使城市的基础建设得到了改善，在我们对农民工可能抱着歧视态度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受益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城市人应该反思、应该反省。红学是块学术工地，按照梅节先生的说法，红学其实还处于正在形成和更新的过程中，没有定性。但是在形成过程中，怎么面对走过来的路？我的设想是，从当代往前推到胡适、俞平伯。对一百年的路，我们该怎么对学人进行梳理？梳理过后干什么呢？留下一些可以供后人参考的文献资料，让后人读这段红学史的时候，不会再产生更多的疑惑和争论，也就是说减少无谓的疑惑和争论。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越读越有责任感，所以我的学术责任是在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我非常感谢《百年红学》栏目给我提供的这次机会。应该说，两位主编都给了我写作的精神动力。闵虹主编连续几年给我寄刊物，我一篇文章都没有给。我也不是说我写的文章有多好，但是我觉得总要给篇文章吧，那么后来就坚持，就一发不可收。我所有在栏目上发的文章都是由张燕萍主编来编辑的，她在编的过程中真是很负责，除了核对大量的文献外，我们经常为了一个字、一个词的运用，或一个问题的阐释，打电话进行争论，直到达到共识为止。在这个过程中她给了我机会，我由此得出感想：一个人要做出一件大事，除了才力，还要有三点，第一要有眼光；第二要有魄力，光有眼光、没有魄力，你干不了呀，坚持不下去呀；第三要有运作能力，你得坚持具体地去做。张燕萍说：“我们学报财力比较困难，虽然付不了你可观的稿费，但我可以给你提供足够的版面。”第一期写蔡先生的文章发出后，只给了我二百块钱稿费，说实在话，和我付出的心血相比，反差是非常大的。我当时心里有没有落差呢？当时有一点，我的文章，一篇最少是两万字，写周先生的文章我写了三万七千字，每篇二百块的稿费，我心里实在是非常失落的，但是张燕萍的诚意、魄力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感动了我，我坚持做下去了。她诚恳地说：“其实您的文章，给您四千五千都不算多。”后来从第二篇开始，我在你们学报算是第一个吧，说是特稿特处理，给我一篇一千块钱，不论是写三万字还是四万字，一篇都是一千块钱。我说这已经是比较多了，最起码我可以用这一千块钱买两只烧鸡补补吧。还有，我用这些钱可以买书，现在我手头的书有些是在网上采购的，有些是老先生给我寄的，比如，吕先生寄，胡先生给我寄和送。尤其最感动的是李老师也给我寄书，而且每次通信他都非常地支持我。您知道吗？李老师，我给您写信的时候，没想到您会给我回信。您给我回信之后，我感动得几乎睡不着觉。(李希凡：我现在又给你回信了，但是没有人帮我发出去，还在家里，我现在找不到邮局。)谢谢!我非常理解。总而言之，我说的意思就是，《百年红学》栏目和我共同把《红学学案》做出来，我觉得我们是在共同为红学做事。真的，张燕萍在写我的访谈录采访我时，我说谁来写并不重要，假如说现在有人愿意来接替我，那就来写，不要高淮生也可以。但是，毕竟我是因为红学评的教授，因为红学别人知道了我，那么我要感恩曹雪芹，感恩《红楼梦》，我是因为这种良知在做事情。我实话实说，不是因为我境界多高，所以，我写完之后，自己就咏了首诗：“喜酿新酷待客尝，今番作计费思量。留仙饮罢长歌去，蛮索排场正换妆。”我的学术自信到底从哪里来？我的写作要对得起曹雪芹，对得起《红楼梦》。我是要做到这两个对得起，当然还要对得起我写的传主，每一位传主都有他的学术个性，我不可能面面俱到。我还要谈谈我的想法。前言一万多字压缩到九百多字，就想减少很多问题，由易到难。如晓辉兄说的，我将来一定要做，等全部完成后，一定要补案，其实不光是冯先生、周先生的要补，胡先生的要补，蔡先生的要补，李老师的也要补，因为他们的很多东西没写到，而且现在他们有人还在写东西。如果天假予我体力，我一定要补。我的长寿基因是有的，我的祖上有活到一百多岁的，有九十多岁的，我估计活到八十多岁、九十多岁，应该问题不大。但是我就害怕我的体力跟不上
《红学学案》读后感(三)：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百年红学”创栏州十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
2013年4月1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举行了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暨“百年红学”创栏州十周年座谈会。
李希凡、蔡义江、张庆善、胡文彬、吕启祥、杜春耕、陈曦中、曹立波、李明新等著名红学家，以及河南教育学院党委书记白威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蒋重跃，《北大学报》社科版副主编刘曙光，河南教育学院副院长李树桦等人都参与了此次座谈会。同时参与座谈会的还有红楼梦研究所及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的全体人员。
座谈会上，与会学者们分别就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的纪念意义以及“百年红学”栏目的创办意义进行了热烈讨论。张庆善说，从五十年前由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故宫博物院四家联合，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成功举办了“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到十年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中国红楼梦学会联合主办的“纪念伟大文学家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大会”，红学研究在其广度与深度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
与会专家还充分肯定了《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栏目对红学研究领域的影响。蒋重跃说，“百年红学”栏目的成功证明在综合性高等学校创办特色专题栏目是可行的，这对全国高校学报来说意义重大。在目前40个教育部重点建设的专题栏目中，“百年红学”栏目在特色与水平、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刘曙光尤其赞扬了“百年红学”十年前创栏的眼光与魄力。
从《红楼梦》诞生、脂砚斋评点，到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红学开始，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涉及了文学、文本与文献等众多领域。正如蔡义江先生所言，期间虽然不断出现许多商业化、娱乐化的声音，但严肃、朴实、认真的学术研究也从未停止脚步。面对百年红学的泥沙俱下，我们需要审慎回顾，继续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推动新世纪红学的发展。 （子木）
该文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3辑
《红学学案》读后感(四)：不拘格套，另辟蹊径，换一种眼光看红学 ——高淮生教授“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系列文章综评
不拘格套，另辟蹊径，换一种眼光看红学
——高淮生教授“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系列文章综评
李春强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摘 要：学术研究需要不断地刷新认识、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红学史研究同样不能例外。高淮生教授撰写的“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系列论文，以学人研究为主线，另辟蹊径，换一种眼光看红学，实为红学史撰述的新尝试。学案体例，似旧而新；学人个性，立体呈现；史识恕德，得以兼美。
关键词：学案体例；学人个性；史识恕德
作者简介：李春强，扬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讲师。
红学史的研究是红学研究的主要课题。12年前梅新林先生曾依据世纪之交红学研究的发展态势，预拟出十大研究课题，其中第二大课题即红学史研究：“红学史研究的开创性之作是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尔后又有一些论著陆续发表。在当今的世纪之交，应该有一部拥有新视角、新见解、新体例的集大成的《红学通史》问世，它能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导引未来结合起来，为21世纪红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铺平道路。”[1]当今的红学研究尤为关注红学史著述，已然成为风气。众所周知，学术研究需要不断地刷新认识、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红学史研究同样不能例外。高淮生教授撰写的“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系列论文，以学人研究为主线，另辟蹊径，换一种眼光看红学，实为红学史撰述的新尝试。学案体例，似旧而新；学人个性，立体呈现；史识恕德，得以兼美。试逐一分述之。
一、大气魄写大著述——学案体式的红学学人“综论”
自1966年潘重规《红学五十年》起，特别是1980年以来，陆续出版了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韩进廉《红学史稿》、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欧阳健《红学百年风云录》、白盾《红楼梦研究史论》、陈维昭的《红学通史》等红学史论著陆续出版。其中，《红楼研究小史稿》和《红楼研究小史续稿》开启了新时期红学学术史著述的先河，《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则是有别于“通史”的新写法。不过，无论是郭豫适、陈维昭等的“通史”写法，还是刘梦溪的“专题史”写法，都难以尽善尽美。陈维昭说：“从郭豫适的《红楼研究小史稿》、韩进廉著《红学史稿》，到刘梦溪的《红学》、《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在学术史描述上都存在着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框架。它们要么不涉及《红楼梦》文献考证的全部学术进程，要么不关注各种红学现象的学理形态与学理依据，不大着意于各种红学现象之间的学术关联。这是这几部红学史的一大遗憾。”[2]647其实，陈维昭的《红学通史》同样也是以“解释学”立场诠释红学发展过程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框架”。红学学术范式实践表明，时代精神、外来理论和学术创新是红学学术范式演变的核心动力、学理依据和内在要求，而当下的时代主题日益呼唤一种崭新的关于当代红学发展概观的学术史写作新体例。红学的发展历程表明，但凡具有通观能力的学者皆能得风气之先，譬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再如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以及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等。若就红学史著述而言，如何自创一格，开出新路，当是红学学人普遍关注的话题。2010年，在北京的“纪念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暨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高淮生教授做了题为《<红楼梦学刊>三十年学术考察》的主题发言，他呼吁大家重视新时期三十年来的红学学人研究，并提出可以为新时期三十年红学写史的看法。他在此后发表的《<红楼梦学刊>三十年述论》一文中明确指出：现当代红学学人研究不足，有待拓展，尤其对新红学百年的学人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譬如学刊还没有发表对于蔡元培、王朝闻、吴恩裕、蒋和森、李希凡等这些有影响的红学学人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论，而对于周汝昌、冯其庸、周策纵、余英时、潘重规等这批很有影响的红学名家虽有一些专题研讨仍嫌用力不勤。[3]这一倡导也就成为“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系列论文撰述的宣言，这一宣言的认识基础何在？正如高淮生教授所言：众所周知，历史有三个主要的方面：时、事、人，以“时间进程”为主线，可以是通史的写法，以“事件始末”为主线，可以是专题史的写法，以“人物”主线，可以是“学案”的写法。近几十年出版的红学史著述基本上是前两种写法，而第三种写法至今还没有见到。所以，我立意要写出“学案体”或“学案性质”的红学史著述，此之谓“换一种眼光看红学”。[4]高淮生教授深受《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这一传统学术史著述之启示，出于一种自觉的整体设想和学术追求，撰写了别具新意的“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系列论文，试图不拘格套、另辟蹊径、换一种眼光看红学。这一写法以每位学人成一篇，12位学人（12篇专论）为一编，分期完成，连载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栏目（此选题甚合栏目之本旨），工程甚为宏大（拟撰60位学人）。由此系列论文观之，即试图把握每位学人最基本、最紧要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精神、学术态度和学术方法，不纠结其枝节，不求全而责备，试图阐扬每一位学人红学研究所独具之典范意义，而舍弃其陈陈相因之泛论。力图客观而全面地呈现每一位红学学人的学术概貌，并于客观而全面地呈现过程中阐扬和把握每一位学人之学术个性和独特贡献。力图于通观之中显识见，力避蹈空之言，这一学术追求已经成为高淮生教授“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的学术自觉。高淮生教授在《红学学案》中说：“我的这部红学史新著的第一期工程已经竣工，计划中的第二期工程业已开工。读者诸君若问：何以坚持？我说：信念使然——天不妒发愤之士，士不弃仰止之心；仰望泰山者，荡胸易生层云也。”[5]329高淮生教授已由第一期工程的以新时期内陆学人为主，转入港台和海外学人的述评，且港台和海外学人的第一篇即“宋淇综论”已经发表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二篇“梅节综论”发表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潘重规综论”发表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如此浩大之工程，如不能“学力、识力、心力、体力”[4]兼备，实在难以获得“新视角、新见解、新体例”的“兼美”，也无法实现为红学史著述贡献一种“相对精善”的史著的宏愿。其实，完成这样一种学术史著述的最终动力来源，必然应当归之于高淮生教授“发愤著书”之信念。
二、红学史活起来了——生动地呈现学人的学术个性
如何写出独立于红学发展“通史”或“专题史”之外的第三种写法——“学案体”或“学案性质”的红学史著述，真正地做到“换一种眼光看红学”，确实是红学学术史写作的全新课题。恰如乔福锦教授所言：“以学人为中心的学案体著述，是中华传统学术的一份珍贵遗产，至今仍具有难以替代、可以借鉴的特殊价值与意义。以当世学者为中心的学案体红学史著述，意义更为特别。只有写及红学家个人，才能写出有生命气息的红学史著作。红学史论著，已有通史、专题史等多种体例，唯独不见以红学人物为中心的专著面世。从这一意义上讲，兄之大作，实开红学学术史撰写之新风气对于当代红学之历史反思、问题检讨及未来路向选择，均可起到诱导引领作用。”[6]高淮生教授“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系列文章的立意并非致力于发见或阐述某某“学”或“主义”所规定的“规律”或“模式”，尽管并不完全排斥各种“学”或“主义”，其主要立意则在于客观而立体地呈现所立案之学人之学术个性，包括全面考量红学学人之学术业绩、学术贡献，以及学术价值和影响。这一立意乃着重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完成，由此而“写活”了红学史。
（一）以人立案、考镜源流，着重挖掘红学研究的薪火承传
“综论”在对蔡义江与胡文彬两位先生的学术辨源中，清晰地指出俞平伯治红范式对二人研究路径的巨大影响。蔡义江乃从文本出发、以文本为依据、最终说明文本的文学意义，考证文本、分析文本、评论文本，以其“艺术鉴赏家”质素把握《红楼梦》的“意义”和“艺术价值”，而不是以其“思想家”质素，这恰恰就是由俞平伯《红楼梦辨》所确立了的文本分析的研究模式。而胡文彬作为一位出色的继承者，用文学的眼光去校勘，将考证文本、分析文本和评论文本三者合一的文本分析研究模式，也同样是俞平伯《红楼梦辨》所拓新的红学研究新模式。“综论”在谈及李希凡与郭豫适的红学研究时，敏锐地指出鲁迅红学思想的个性在二人研红道路上不可抹煞的印迹，这就使读者更易于把握他们的学术承传脉络。李希凡对鲁迅红学思想的继承，突出表现在他对鲁迅倡导的“革命精神”的身体力行上，并鲜明地体现在他几十年研红的学术生命之中，尽管李希凡沿着鲁迅的红学批评之路遭遇到“接着讲”的巨大难度。而郭豫适的红学史研究是在鲁迅撰著《中国小说史略》的启迪下，在鲁迅勇于开拓和坚忍不拔精神感召下开始萌生的。由此不难看出，“综论”已将学术通观之后的“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情怀贯穿其间，使得红学学人的学术个性清晰可观。当然，具体运用于每一位学人的学术分梳存在着或显明或微隐的情状，譬如对刘梦溪先生的学术分梳就最为显明而充分。在“刘梦溪综论”一文中，“综论”详细地将刘梦溪的学术转向过程中如何受到陈寅恪、钱钟书、余英时等学人的启发和影响展开了梳理和评论，使得刘梦溪红学研究过程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解之同情”以及“求打通”和“知音赏会”的学术情怀和学术追求清晰可观。这样，读者便豁然明白了刘梦溪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为什么能够给人以“圆融通达”之感，刘梦溪的学术旨趣也同时鲜明地展现出来了，即他从何处获得了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
（二）由人带史，综论通观，侧重以动态眼光还原学术个性
“综论”通过对十二位红学学人的学术通观，试图以发展演变的眼光最大程度地还原每一位学人学术个性的演变之迹。譬如对刘梦溪先生的评述，是由其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探春新论》一文展开，再将其红学学术人生分为“判然分明”的两段：即《红楼梦新论》阶段和《红学》（增订版《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阶段。从“刘梦溪综论”，我们能够明澈地看清刘梦溪先生前一个阶段所受的政治环境、学术见识等学术以外因素的牵扰，以致使其所论内容及学术观点颇多拘泥，并使“阶级斗争”或“阶级分析”成为贯穿前后的一条“红线”，且斗争哲学思维和斗争论视角在《红楼梦新论》中被自觉运用的学术面貌；也能够看出刘梦溪后一个阶段那种一切从学术出发、不废百家言，分流梳脉，评短论长，而能豁然贯通的学术进境。“刘梦溪综论”在前后两个阶段的对比中得出如下结论：阶级分析的方法不再贯穿全文了，无论在学术树义、学术视野、方法论、学术境界等方面更开放通达了，俨然进入了“分流梳脉、评短论长、豁然贯通”的学术胜境。这样的客观分疏，必然有助于得出平实而切中肯綮的评价，使读者看到的是全人。再如“王蒙的综论”，从王蒙《红楼启示录》到《双飞翼》，再从《王蒙活说红楼梦》到《王蒙的红楼梦》的谈红全过程，呈现其鲜明独特的批评个性、批评旨趣和批评方式，将那属于王蒙的“王氏红学”的鲜明特征概括为：鉴赏与批评并举，体悟与活说贯通；生活经验与审美体验融为一体，思想观念与笔调文情汪洋恣肆。这一番全面而客观的概括并不常见于“王蒙研究”的论著中，这就为“王蒙研究”这一课题做出了可贵的学术贡献。可以说，“学案”的写法只有凸显了学人的学术个性，才会有持久的学术生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综论”的写法避免了常见的那种“红学述要”式样的学人述评，非以面面观为胜，而以突显学术个性为强。
（三）寄情高远，展望未来，生动呈现当代学人的理想追求
红学的未来又将如何？敢问路在何方？面对这样的疑虑，高淮生教授的“综论”梳理，使人们得以窥见当代红学学人研红解红的一大动力，全在一个“痴”字。真是不痴不呆，不足以言红也。蔡义江先生之所以有意识地回避庸俗社会学那一套批评模式、批评话语，同时疏离那些西方太现代的批评模式、批评话语，是因为他治红的学术追求在于回到小说本身，并选择最传统的文学批评言说方式，即小说评点，力图最遵从原著、最尊重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原意、最公正地持论。胡文彬先生将自己的学术关注点放在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或从中国文化看《红楼梦》的过程中，不仅将文化观照作为一种视角，同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其红学研究也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文化性。作为一位有着很强烈使命感的批评家，张锦池以担荷中国古代文学四大名著的“考论工程”为务且为荣，他的学术追求目标很明确，即要发覆“《红楼梦》中的冬末未萌”，将《红楼梦》思想的曙光烛照呈现给读者。吕启祥始终葆有一种学术清醒意识，以自己的内功修为开卷以求会心，“本色”的文学批评个性极富启发性，让《红楼梦》思辨魅力涵泳于娴雅从容的文字之美中。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信仰者，李希凡依凭坚韧的思想理论信念所促成的学术自觉意识，其红学观点也相应地具有鲜明的一贯性，而他以积极有为、学术精进的精神，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立场，无疑对今后的红学研究者有深远的感召意义。作为一位作家型学者，周思源坚信学术研究应为创作实践服务的学术旨趣，且试图从创作论角度寻求红学研究的新突破，努力建构新说。这也被认为是他面对“红学研究向何处去”这个关系到红学生存发展问题时的学术选择。通过以上的分疏，足以生动呈现当代红学学人的学术理想和学术追求。
三、史识与恕德兼善——平视其学术与仰视其人格
“综论”的写法可谓“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一种写法，这对于作者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那么，如何做出成效呢？首先需要明确写作的目的，高淮生教授将这一目的落实在“批判出于反思，反思为了建树”的学术归宿上。其次，需要明确写作的原则，为此，高淮生教授秉持了“平视其学术观点、学术构想、学术方法；仰视其学术人格、学术精神、学术造诣；俯视之妄想丢弃”[5]前言的基本撰述原则。尤其“平视其学术”和“仰视其人格”这两方面，体现了作者“史识恕德兼善”的学术品格，这一学术品格是与中国传统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是相通的，即既讲“史识”、又重“恕德”，这应当成为每一位编史者必须信守的基本原则。“综论”不仅继承了传统的编史原则，同时，也将已经呈现的红学史著述的“实”、“新”、“通”的特点兼而顾之，不仅可取，而且缜密。
“当代人写当代史”，强调编史的当代阐释性，应该说，这是近些年来比较流行的一种史学编纂风尚。高淮生教授以积极介入的态度，在详细描述的基础上，试图于更大的文化背景下，透视各种批评旨趣与研究方法，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去解释它的来龙去脉、本质特点与成败得失，等等。具体言之即“或评其学术之新见，或述其学术之方法，或彰其学术之个性，或辨其得失之因缘；但凡涉及学术论争，必兼顾各家之说，不专一家之言。”[5前言这就使史识与恕德兼善的真正达成有了基本保证，即便在具体的评述过程中并非都能很好地把握这一“兼善”，也并不影响整体格局上把握这一“兼善”。
高淮生教授曾这样说：“红学研究亦如‘造砖’而‘建厦’，为了建构一座红学的‘大厦’，就必先勤于‘造砖’。如果说‘钻研文本’是为‘造砖’，‘建构理论’是为‘建厦’。有的学人以‘造砖’为乐，只要心存建构‘大厦’的雄心，即便终究未能建成一座红学‘大厦’，亦属可取；有的学人以建构‘大厦’为务，只要不是‘闭门造厦’，即便所建成的红学‘大厦’有待完善，亦实为可敬。”[7]“可敬”者何在？即学人们的“勇于开拓、实事求是”的学术追求无疑为后学者树立了学术楷模，以及他们那种孜孜不倦的问学精神或者为了红学事业的那份殉道般地“痴心”，堪为后学者效法。譬如冯其庸先生“数十年孜孜不倦对着《红楼梦》的各种本子，读了又读，批了再批，为一字之义寻根究底，无不贯穿着这种坚韧执着、追求真知的精神。‘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这是冯其庸执著的为人和为学的信念，也足可为同道和后来者取法：红学发展之道路漫长，取经惟诚，人能弘道。”[8]高淮生教授颇为敬重所“综论”的先生那种“取经惟诚，人能弘道”的学术精神，因而也试图尽自己所能为他们“立案昭传”，将这些“百家之言”置放于整个红学史中考察，以呈现红学发展之“历历有人”之景象。尽管所发表的属于高淮生教授自己的判断和识见如他自己所言不免“‘粗糙’了些”的不足，但其用心可佩，其精神可嘉。
结语
如上所述，不论是从学案体例、学人个性，还是从史识恕德等方面来说，高淮生教授“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系列文章重新观照了当代红学发展态势，其构思谋篇上的周密宏阔以及行文表达上的厚实灵动，则印证了高淮生教授精心研红多年所养成的敏锐的学术敏感和深厚的学术功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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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淮生．我见其大、继往开来:冯其庸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九[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该文发表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百年红学”栏目
《红学学案》读后感(五)：红学学术史研究的新路径 ——《红学学案》著者高淮生教授学术访谈录（燕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红学学术史研究的新路径
——《红学学案》著者高淮生教授学术访谈录
高淮生 ， 董明伟
【受访者 高淮生，男，安徽淮南人，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
采访者 董明伟，女，河北承德人，《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
[编者按]自新红学创建以来，近几十年出版的红学史著述基本上是通史和专题史的写法，而 “学案体”或“学案性质”的红学史著述至今鲜见。《红学学案》的“学案体”写作略有别于《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这一传统学术史著述，它计划选取海内外60位“学人”为主线撰成红学史著述。现阶段高淮生教授已为当代红学小说批评派的 位代表人物撰写综论，并将12篇综论集结成册出版了《红学学案》一书，为读者呈现出中国大陆当代红学批评的概貌，引起了红学界的广泛关注。值此之际，《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董明伟特别采访了高淮生教授，围绕《红学学案》的“学案体”写作及其研究价值、《红学学案》工程的整体设想和学术追求、当前学界对《红学学案》及“学案体”写作的反响、当前红学研究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等四个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引出更加深入和富有价值的学术话题，以飨读者。
董明伟：高教授，您好！感谢高教授接受我们的学术访谈，我代表我们编辑部，对您的红学史著作《红学学案》①的出版表示由衷的祝贺。
高淮生：谢谢你们的热情和支持，我是一位大学教授，教书之余必定要写点文章，又不愿意重复别人说过的话或写过的模式，于是，就想到了要做《红学学案》这么一项学术工作。至于《红学学案》的出版，也只是我的构想的初步施工阶段，是一个开端。
一、 关于《红学学案》的“学案体”写作及其研究价值
董明伟：高教授，我从《红学学案》的前言得知，《红学学案》实受《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这一传统学术史著述的启示而被您引入红学史撰述，可谓是推陈出新。学案是以记述学术史为中心的一种综合性体裁，它在结构上包括学人传记、言行录、著作录要、他人的有关评论，尤其特别重视学术流派的师弟子传授的关系。红学因为研究者众多，一般可分成四派，第一派：评点派，诸如脂砚斋、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等；第二派：索隐派，诸如王梦阮、蔡元培等；第三派：考证派，以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为主；第四派：文学批评派，尤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为代表。那么高教授您是如何解决《红学学案》传主个人与学派的融通问题的呢？
高淮生：传主个人与学派的融通问题如何解决？这正是《红学学案》的第一部出版之后被提到的问题。《学案》以学人“立案”，并重视学术流派的沿袭承传。新旧红学发展已经二百多年了，学人辈出，学派并立，《红学学案》的第一部首先考虑以批评派学人“立案”，便是基于由学人之学术成果以睹学派之风采的考量。然而，由于所“立案”的学人中有些则是跨越了若干学派，譬如周汝昌先生、冯其庸先生、胡文彬先生、蔡义江先生等，这就使得个人与学派的融通问题应当给予合理地解决。我曾说过，这样写红学史是一种尝试，既然是尝试，就允许边写边想边改进，总之是立意做出一种“似旧而新”的学术史著述来。我需要不断深入地与师友们商量切磋，或者将第一部中涉及“融通问题”的学人以“补案”的形式补写，或者其他形式，这是要等到《红学学案》其他几部写出来之后再回头考虑的工作。不过，从第二部起，将采取以“学人”立案而融通学派的写法。
董明伟：世纪百年中，《红楼梦》研究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红学已成为世界性的显学。在红学发展的历史中，红学研究受到时代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作为历史研究，高教授能否谈谈各位传主是如何体现不同时代红学研究的特点的？
高淮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每一个时代的学术必然要受到时代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至于影响的大小，则是因人而异的。这就涉及到一个学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精神的问题，独立性和自由精神强，则所受的影响自然小些；独立性和自由精神弱，则所受的影响自然大些。这种情形，可从学人自己的学术成果中窥出。论世以知人，这正是《红学学案》需要做的工作，这一工作有待于拓展和深入，所以，暂时还难以做更进一步的判断，当《学案》做到几部之后，有了更多个案可以比较着看，这个问题就会相应地清晰了。
董明伟：在迄今的中国学术史研究中，学案史著述依然称得上是一个新领域，可以深入开拓的空间还很大。学案体作为学术史的一种体裁，有优点也有缺点。那么，《红学学案》作为一种学案体的写作体例，它和一般的学术史、文学史研究相比，优势在哪？
高淮生：是的，任何一种学术史写法都可能是优点与缺点并存，不可能有“兼美”的。《红学学案》当然有它的局限，譬如它不能做到“面面俱到”，无论是历史中的“人”或“事”，它的最大优势是写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个案”，使得学术史更易于生动。举例说，如果我们读《史记》，一定会觉得《本纪》、《世家》和《列传》（其实都是历史人物传记）部分最生动，设想一下，如果人物传记部分写不好，《史记》还能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吗？
二、《红学学案》工程的整体设想和学术追求
董明伟：据我了解，《红学学案》这部红学史新著的第一期工程已经竣工，计划中的第二期工程业已开工，能否请您谈谈为什么设计了“拟撰位学人”的蓝图呢？
高淮生：您的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不止一次地被“问”了。对啊！为什么是60位学人？不是30位学人？也不是80位学人？实话实说，我当初确实没有如此清楚的设想，是边写边想的。其实，在《红学学案》的写法构思酝酿之前，我已经建构了一部红学史的书稿目录，并且已经收集了一些资料，这部书稿当时暂名为《阐释与接受》，是从王国维写起的，顺序写上十几位有突出贡献的红学人物。而且，应朋友索稿，已将第一篇的简写稿《王国维的<红楼梦>阐释与接受》发表在一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报上（内部发行刊物）。这个信息我很少提起过，因为，此后觉得写不出新意来，也觉得这样写不过瘾。机缘恰逢，2010年8月我在北京参加了“纪念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暨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并以《<红楼梦学刊>三十年学术考察》一文在研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我呼吁大家重视当代以及现代红学学人研究，并提出可以为当代红学写史的看法。会后，我就写了“蔡义江综论”，于是，一发而不收。我当时的计划并没有这么多，随着写作进程的推进、交流的频繁、阅读的扩大、思考的深入以及对红学发展历史的认识理解的明晰，我希望多写几位先生，多为几位“传主”立传，昭传后世，即便无功，也当无过！如果仅仅写了第一部的“12位”就洗手不干了，我觉得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为什么设计了“拟撰60位学人”的蓝图呢？我的学术动机是希望将100年来的红学历程中，为红学事业但凡做出了自己独特贡献或具有独特影响的学人都关注到，红学著述等身者一定要写，即便只有一部著述，甚至一篇论文，只要符合要求都应当关注，譬如王国维先生就是以一篇《红楼梦评论》闻名于世，你能说他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影响不足以“立案”吗？有人担心，我写了这么多的“传主”个案，会不会以牺牲《学案》的学术质量为代价呢？这也是普遍担心的问题，这个担心很有必要——“百年红学果真出现过这么多位值得立案的学人吗？”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头脑是很清醒的，这确实是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我也能意识到，担心者的“担心”同样是基于对百年红学的评估。问题提出来了，作为《学案》的编写者就没有理由回避，这关乎《学案》的学术“含金量”。所以，我谨向提出这一问题的先生们致以敬意。不过，香港的梅节先生与我通信过程中所表达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其实，红学现在仍是摸索、开拓、成型阶段。”既然如此，即便写60位学人，也是未尝不可的，不是多了就比少了好，如果写上80位，那就可能多了。我理解，梅节先生所说的这样一个“阶段”，姑且可以看作是“众芳缤纷”、“群英竞放”的阶段，既然是“众芳”与“群英”，这个数量应当有一定的规模。况且，“红学”作为一门“显学”，至少已经“显”了100年，若在这100年间选拔出60位学人来，应当是不困难的。至于《学案》的学术“含金量”的问题，其实根本取决于红学学人的学术“含金量”。这是我目前的评估，可见我是个乐观派，不是悲观派，这个评估可能并不准确，这没有关系，可以进一步讨论商量！
董明伟：可见，对百年红学的评估不同，对《红学学案》一书的学术质量所持的态度也就不同，这个问题本身就又成了一个学术话题。
高淮生：没错。我的评估与其他学人的评估不一定就完全相同，怎么办呢？我现在的做法是，边写边听取意见，然后再做必要的修正完善。看上去是我在写，其实也是大家在帮我一道写，所以，我渴望听到各种宝贵意见和建议，没有意见也是“意见”，即是时刻提醒我冷静的“意见”。可以说，我在与师友们的频繁交流过程中，每每地为他们无私地关心红学事业发展、热切地关心中国学术发展的精神和人格所感动。所以，我的写作一直都并不孤独，用一句古话——吾道不孤！如果《学案》能够做下去，这里不仅有着我的思考和坚持，更有师友们的思考和坚持；如果《学案》能够做得相对精善的话，我的学术进境的提高则一定是要归功于师友们的帮助和扶持的。我现在是这么想的，《红学学案》并非我一个人的学术工程，是当代红学的一项学术工程，这一项学术工程的推进过程本身就可以构成红学历史的一个片段或侧面，今后的红学史可能就会关注到这个片段或侧面，因为，这个片段或侧面凝聚了一个时期以来的部分学人的学术思考。
董明伟：您说得很透彻，我很赞同。您能再就《学案》的整体设想谈得具体些吗？这是读者最感兴趣的方面。
高淮生：好的。我可以先公布《学案》第二部（或第二编）所“立案”的部分“传主”，诸如宋淇先生、梅节先生、余英时先生、潘重规先生、周策纵先生、赵冈先生、伊藤漱平先生等（排名不分“正”“副”），主要是香港、台湾以及美国的学人。
董明伟：您所要写的这些学者的确在红学研究方面各有其独特学术贡献，影响也较为广泛。那么，《学案》第二编以后的具体情况如何？
高淮生：从《学案》第三部（或第三编）开始，将要“立案”的学人诸如刘世德、王朝闻、吴世昌、吴恩裕、何其芳、李辰东、俞平伯、胡适、王国维等先生，他们有着各自独特影响或特殊贡献，都是需要写进《学案》的。有句老话说得好：天边燃起的烛火，一定会越烧越近的！从我谈的情况您也能够看得出，我的《学案》写法是“从今到古”倒着写，而非“从古到今”顺着写。这样做下去，很有意思，可以在写作的推进过程中，于前后关系比照中把握整个红学发展的面貌，我的《学案》的特点之一就是这种“不通之通”。当然，这是一种新尝试，很新鲜。至于这种写法是否能成功，那就要等到所设计的方案全部完成以后由学界来评判。我在2012年10月接受“百年红学”栏目主持人张燕萍主编学术访谈时说过：我的心理准备就是“准备失败”。准备失败的原因在于我所做的这一课题本身的难度。我的这一说法也含有这样的意思：其实，红学史的写法可以不断地做新的尝试，不该是一种写法。我在《红学学案》的《刘梦溪的红学研究》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还不是为红学史著述规范某一通则的时机，迄今为止的红学史的撰述仍然处于探索新路的时期，各种写法都可以尝试。尽管严格按照所谓“时间进程”撰写通史是红学史写作的常规，但并不说明红学史写作就只能设定这一“一元论述”的规范，拒绝“多元论述”的新规范的尝试。不该由某一位学人为之规定所谓的“标准”，即符合这一“标准”的写法就是“纯粹的”“学术史”，否则就不是“学术史”。
董明伟：高教授您能比较着谈谈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与大陆学人的红学研究的异同吗？
高淮生：您的这个问题很好，这是《学案》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之所以从“个案”做起，尤其第二部（或第二编）集中地写港台及海外学人，最终就是要回答您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由于至今才做成三位学人的“个案”，即宋淇先生、梅节先生、余英时先生的“个案”，所以，还无法说出更多的看法。我的想法是：既要呈现和比较大陆学人的红学研究的异同，还要呈现和比较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的异同，这样的工作做好了，“红学通史”的面貌也就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出来了，一定是很鲜活、很生动的。不过，我可以大致谈谈个人的陋见：红学的“主流”在中国大陆，港台及海外的不同“支流”只有汇聚到“主流”中来才真正具有活力。“主流”和“支流”是一个整体，就“红学”事业而言，没有必要“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就“红学史”而言，缺少“支流”是不完整的，是偏狭的。“支流”因自由流动的优势而较少顾忌，往往可能提供独具启示性的视角和范式；而“主流”则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尽管鱼龙混杂，但气象宏大。“支流”不能独立于“主流”而生存，“主流”吸纳“支流”而气势更大。以上是个人的看法，这些看法也会随着《学案》工程的推进而不断地修正和完善。
三、当前学界对《红学学案》及“学案体”写作的反响
董明伟：您能谈谈当前学界对《红学学案》及“学案体”写作的反响吗？
高淮生：《红学学案》于2013年2月出版以后，陆续惠寄给一些学者，收到了一些反馈意见。由于对这部书的评价可能会涉及到对《学案》所写位学人的看法，所以，反馈的意见比较谨慎。有的先生表明了自己的担忧：在目前的红学界，任何公开的讨论都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缠，即使完全出于公心，也会为人误解，会有人不满意，所以，暂时不易公开。先生的这种担忧，我完全可以理解，我尊重这种担忧。不过，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反馈的意见中基本上能够严肃认真地肯定“学案体”写作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认为《学案》的方向是对的，给读者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譬如香港梅节先生的评价既令我振奋，又使我惶恐，他说：“半世纪或一世纪后，人们欲了解二十世纪红学研究成果，再不会去翻那些汗牛充栋的专辑专书，而是看先生的学案或几本红学史。所以先生撰此学案，责任就非常重大。传世之作，不要急于求成，慢工出细活。”梅先生的谆谆告诫无疑是对我的莫大鞭策，同时也是一种警策。我的态度也很明确：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董明伟：可见，梅节先生对《学案》有着很高的期许。我看过您的《学案》扉页的题诗，您能谈谈这首诗创作的用意吗？
高淮生：是的，您说得没错！这首题诗是我在《学案》修订完工之际的当天晚上，很是兴奋，即兴吟诵了这几句——“喜酿新醅待客尝，今番作计费思量；留仙饮罢长歌去，蛮素排场正换妆。”诗艺不足道，但情真意切倒是真的。我接着就把这首绝句电邮发给了胡文彬先生、乔福锦先生等几位师友。不久，胡先生回复说：“你的诗甘醇厚重，字词考究，读来朗朗上口，学人诗味浓重，改稿更含蓄了些，将来不妨书写一幅置于卷首，当可为大作增辉！”胡先生厚爱之意显见，而我则以此为自励而已，不过，确实由此增添了我的信心并巩固了我的坚持信念。
四、当前红学研究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
董明伟：您能谈谈当代（特别是近30年来）红学界研究的发展现状，并预测未来的走向吗？
高淮生：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这正是《学案》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一。我只能谈谈我的观感：这30年来，无论是红学的文献研究，还是红学批评，都积累了很多的成果，所以，我在2010 年8月的北京学术研讨会上呼吁大家重视当代红学以及现代红学学人的研究。这是《学案》第一部（或第一编）写作的学术基础，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案》乃“有米之炊”的成果。此外，年来的问题层出不穷，旧话题重提，新话题叠出，当然，新话题中有不少是“伪话题”。将来的红学发展应该有一个“辨伪存真”的阶段，大家把精力放在“真话题”上，红学的健康发展才有保障。当然，红学的健康发展首要的还应当是学风问题，譬如“新索隐”（如“秦学”）问题、“意气之争”问题、“话语权之争”问题、“捧杀”“棒杀”问题，等等，都涉及到学风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红学越“红”，问题越多，“红学”的“美誉度”越低。学风问题将伴随着红学发展的相当一个时期，不过，吹尽狂沙便是金，只要红学值得“立案”的学人还在，“红学”也就还在。如果一定要说上一句“未来的走向”，我以为，文献研究将走向以“复垦”为方向的学术之路；红学批评将会继续不断地出新，至于是否能够形成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②那样有影响力的成果，只能拭目以待；而红学学术史研究将成为热点，新的写法还将会不断出现。红学正在进入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老一代学人正在进行自己的学术整理，中年一代学人必须走出来，并为年青一代学人示范，年青一代学人需要不断地学术积累，这样一种学术生态，才是良性的，未来的红学也才能真正有希望！这只是一己之陋见，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就此问题展开交流。
董明伟：您从事明清小说研究数十年，特别是近几年的红学研究过程中一定有独特的学术体会和人生感悟，请您跟读者分享一下吧。
高淮生：我觉得做人做学问越是坦率，也就会越轻松，譬如就拿《学案》的写作来说吧，我就曾说过：谁来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来。从这句话中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是很希望能尽快读到更多的别具一格且能令人“口舌生香”的红学著述，尤其红学史著述，从而增强红学的学术活力，并使红学事业能够兴旺发达。
董明伟：真的很感谢您能抽出宝贵的写作时间，接受我的访谈，跟您交流很愉快。我也特别希望您今后能支持我们学报。
高淮生：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厚爱，给了我一次表达自我的机会。只要你们对我感兴趣，我乐于效劳。
注释：
① 《红学学案》由新华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发行。这是一部“学案”性质的红学学术史著述，是高淮生教授近年来在红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的结晶。他之前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栏目连续刊发“学人综论”系列论文篇，传主包括蔡义江、胡文彬、张锦池、吕启祥、李希凡、郭豫适、周思源、曾扬华、冯其庸、周汝昌、王蒙、刘梦溪等12位，在此基础上建构红学学术史长编《红学学案》。
②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著名的堪称红学美学研究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