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特殊》经典读后感10篇
《中国有多特殊》是一本由刘擎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6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公共辩论的工程中，拿出中国特色国情或者是国际惯例，基本这个辩论就定性了，这个是辩论的制胜法宝。可笑的是，中国特色国情和国际惯例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只要对他有利，他就把他那古来用，这样表面上看上去是赢得了，每一件事应该理性的去分析与本国国情的关系，而不是诉诸权威，诉诸特殊，这样于实际毫无意义，但是现在这样气氛正在各处蔓延，包括知名学者，甚至是政府言论。
中央历届的各大报告中，都会放进“实事求是“这几个字，其实就是再用中国特殊论，不注重法制，是因为国情是道德重要，不开放，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改革进去攻坚期，推不动，用特殊做挡箭牌。没有勇气去破冰，更没有勇气去触动利益。因为中国很特殊。
你的异域，我的故土
马维
在一家常去的书店的醒目位置看到 “思享家丛书”出了新册子，便很自然地从架上取下翻看。我得承认，这首先是因为看重丛书主编、作家徐晓的名字。时隔多年，我依然忘不了阅读《半生为人》所带来的震撼：相信在这样的作品和作家面前，当代很多散文或“散文家”都不免自惭形秽吧。后来有机会亲见作者，果真“文如其人”——在今天这个时代，当得这几个字的人并不多见。
引起我好奇心的另一个理由是，这套书先前出版的几册，有大半我都翻阅过，的确名不虚传。而当下面世的这几本，也足够吸引人：香港作家陈冠中的《我这一代香港人》、学院派公共知识分子刘擎教授的评论集《中国有多特殊》、名家叶兆言的民国专栏合集《陈年旧事》。还有一册书，题目起得最为潇洒，曰《与故土一拍两散》，其作者，看似名不见经传，却同样有着显赫的家世：祖父乃著名学者、《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本合译者王亚南先生——顺便说一句，在很多人看来，其实王老先生最大的学术贡献反倒不在此，而在其1948年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
聊了那么多关于作者的闲话，话说回来，我当然知道，我的同类——书虫们，最看重的其实还是书本身的质地，却并不怎么在乎名头的光鲜与否。当我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将这几本书从那家本地有名的实体书店抱回家细细阅读之后，我得承认：出于对名家的警惕甚或是过度警惕，我原本真的低估了它们可能拥有的阅读价值。某种程度上，我买下这些书，是出于支持本地独立书店的想法。可是，这个念头却在不经意间让我遭遇了一场非常不错的精神大餐——虽然说不上奢华，甚至以其形式而论并非那么地formal,但我却真的“吃”得酣畅淋漓，意犹未尽。
先说陈冠中的《我这一代香港人》。我阅读陈先生的作品，自《城市九章》始，此后即一发而不可收，真可说是喜欢得“弗得了”。此书延续了作者一贯貌似散淡的笔法，描述在作为读者的我这一代人眼中是父辈的那代香港人的林林总总，往往能令隔岸观火的读者大呼过瘾。香港是他的城，他对香港的爱，时不时会体现在那些也许会让人不太舒服的批评里。比如他以挑刺的态度议论到的“港式精明和效率”，说“我们从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资获得最优的回报……这成了我们的习性……我们的赚钱板斧、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己见多识广……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看似漫不经心，不过至少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却是处处说到了点子上。这部书里最好玩的，还要数对“刻奇”（Kisch）现象的探讨。这个词在华人世界的媒体上如此流行，却鲜有对其涵义做出系统梳理者。这部书里收录的长文《给受了过多人文教育的人》以一种近乎戏谑的笔法探讨了当今日常生活中人人都会遭逢到的Kisch的种种表现，极为有趣。而作者对北京、台北、上海等各大华人城市精神的对比，则显示出了一位老牌文化人的功力与敏锐，让人不由心生佩服之意。
如果说陈冠中的作品，书写的是一位年过花甲的香港人的文化自省，那么在《与故土一拍两散》里，海归作者王昭阳则展现了更多的“异域观察家”色彩。这部书主要写到作者在美留学期间经历与耳闻目睹的种种以及由此生发的大量感慨。很可能是由于遭遇的缘故，作者虽已在欧美诸国生活数十年并已归化美国，对美国文明却充满了叛逆与不满。而眼光的毒辣又使其批判常常切中时弊——尽管也许因为看似不是中国的时弊，而不怎么吸引眼球——必须承认，他所看到的问题，大多乃是真问题，而非基于意识形态站队的结果。事实上，或许它们还不仅仅是“美国问题”，也同时就是“中国问题”。
同样是谈论中国问题，刘擎教授的《中国有多特殊》，其观察世象的视野与挖掘和阐释问题的功夫，似乎要比前者更为深广。我这么说，其实是想表明以下观点：这真是一部现今少见的值得反复阅读的公共读物，也是这几本书里我个人最偏爱的一部。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恰如其分地将汉密尔顿的写作信条当作公共写作的典范，而我觉得，在当今中国的公共写作中，已经罕有仍然对知识本身抱有纯粹兴趣而同时又愿意并且能够对众多关乎社会的问题进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多角度审慎探讨的作者。不过在这不多者中，刘擎先生无疑应该是重要一员。尽管“中国有多特殊”这个书名，完全不足以概括本书所论及的议题之广博与复杂，但这个题目还是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作者挥之不去的“中国意识”。无论是对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命题的探讨、对现代之政治正当性观念起源的追溯，还是对马丁·路德·金抄袭事件的回顾、对法国学术明星贝尔纳-亨利·莱维的介绍与批评，抑或是对美国大选的观察、对今日中国社会被“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浪潮吞没的思虑……尽管论题不一而足，但在作者这些学术或公共关怀的背后，都有一个同样的中国语境。换言之，尽管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简约化为“中国问题”，但作者的种种关怀仍不失为是中国知识人所独有的。
观察前三位作者，很容易发现其外在的共同之处：留洋知识人。而叶兆言这位以小说家身份来写民国文化名人的名人之后，却没有这层背景。也许真的是因为这一缘故，至少在对比阅读时会发现，《陈年旧事》里收录的文章有更多的旧时中国气息，读完后令人打心眼里向往永不再来的旧日时光。我还必须说，这种向往，不是一种理性的向往，也不是一种厚此薄彼的臆想，好似那个年代真的好过如今多少似的，不是这样的。它更多的是一种乡愁般的渴望，恰似一个婴孩在刚出生时想要再次回到母体，寻回那种特别舒服的感觉一般。本书白描式地叙述了民国诸多文人的八卦，自然有些是我们读到过的，但也有不少学者的掌故是过去为人所不知或忽视的。因为作者生于世家，长在民国之都南京，就读于文史学者众多的南京大学，拥有地利与人和的便利，为一般人所不能企及，故而也就可以为我们写下不少文史学者的轶闻。在如今民国热，尤其是民国学者热鼓噪得有些惹人厌的情形下，作者那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字，却仍然能令读者颇感耳目一新，实属不易。如果说尚有些许遗憾的话，那就在于，书中个别篇章在写作时恐怕是顾虑篇幅的缘故，有虎头蛇尾之嫌。
这四部书，自空间而论，探讨的主题从中到外，从东到西；自时间而论，则是由昔日到今日，由历史到现实。不过，无论论题如何变换，无论选择何种切入点，都不脱对故土的关怀和对异域的关照。作为读者的我们，其实也同作者一样，时时需要面对来自异域与故土之间的张力。你有你的异域，我有我的故土。而在这个充满变幻的世界里，一切都随时有可能改变位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许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才令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辽阔与自由。
在初中的政治课本里，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概念，也知道了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一百年不动摇，了解了不少西方政治的基础概念，也发现了中国原来如此之不同，不仅和西方民主体制国家不同，也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不同。甚至，我们在历史上就和其他国家不同，绵延5000年的文明世界独有。如今身处现代，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们与别人不同，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如此，或必须不如此，是某些人在辩论公共议题是最爱用的法宝。可是，中国到底有多特殊？中国真的这么特殊吗？是谁在鼓吹中国特殊论？在今天的公共讨论中，中国特殊论有何意义？
刘擎教授的这本《中国有多特殊》正是在试图解答这些问题。这本书是刘擎教授的时政文集，文章大多已刊登过，此次集合，书分三辑，第一辑，对现在中国流行的公共讨论中的观点进行分析和辩驳，对中国特殊论进行反复的考校和反思。第二章多为书评，从《美国的迷惘》、《叫魂》到小说《源泉》、《谁是美国人？》，刘擎以书本为对象，展开论述的还是政治，不过这一辑从经验上升到理论，视野也从中国转移到西方。第三辑多为访谈，讨论当下思想界的状况。
在现在的公共讨论中，有许多毛病和怪圈。首先一点，就是对中国特殊论不假思索的使用，只把它作为赢得辩论的工具，而不考虑是否符合正在讨论的议题。大家要么诉诸“中国特殊论”，要么求助于“国际惯例论”，谁也不认同谁，谁都有理有据，更要命的是，这两套理论和有可能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一会儿中国特殊，一会儿国际惯例，凡是对他有利的，就可以拿来用。对付这样的人，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但这种没有立场的辩论已经在公共舆论中四处蔓延。
实际上，中国特殊论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从马可波罗在中国游记中塑造美妙绝伦的景象，到18世纪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明的赞叹，再到20世纪的“中国黄祸说”，西方要么对中国抱有恭敬，要么就显出恐惧和轻蔑。
而中国自产的特殊论也源远流长，自从晚晴国门被西方枪炮打开之后，对于西方就不能视而不见了，如何看待对方和自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特殊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比如“西医不适合中国”、“自由恋爱不适合中国“、“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个人权利观念不适合中国”。“不论是外来的还是自产的，中国特殊论往往基于某种虚假的本质主义文明论，杜撰出某种固定不变的，同质透明的‘中华性’。”而实际上，不论是历史的中国传统和文化还是外来的价值和理念都已经共同内化在我们的文化中，任何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一道判断题就可以解答的。
中国确实是特殊的，但讨论中国的特殊性，以及解释中国崛起的原因和后果，应该更用力的去具体分析，而不是只要套上一个中国特殊或中国国情就蒙混过关，以至于，中国特殊论终于成为一种陈词滥调。
“无论是要提倡还是要反对某种价值，有说服力的方式肯定不是去诉诸普世性或特殊性，而是去探讨这种价值与我们生命体验的关系，与我们文化实践及其背景的关系。”
在这本书里，作者不仅抨击了中国特殊论这样万金油式的理论，同时也对现下流行的公共讨论中的流弊进行了清理分析。作者在《你所不知道的真相》中拆解了“阴谋论”的可怕之不可战胜；在《如何论证‘包办婚姻’的优越性》中嘲讽了“理论创新”的罔顾逻辑；在《达尔文主义的迷思》中分析粗俗的达尔文主义对现时中国所造成的危害……
刘擎教授通过这些文章平实而具体的书写公共议题，没有我们平日在报章杂志看到了时评文章那样的剑拔弩张，那样的高音调，他坚持着“节制和审慎”的美德，把常识的逻辑与问题意识结合起来，一个个厘清我们话语的混乱之处。
《中国有多特殊》读后感(四)：中国不要再追求特殊
这本文集谈论的大多与中国相关的公共事件，以及就此深入思考的只言片语。作者的诸多观点我并非赞同一致，但作者的写作心态是比较平实而朴素的。纵观全书，作者没有特别突兀的尖锐观点。捕捉社会瞬息万变的思想潮流绝非易事，这需要洞察一切万象背后的本质。
作者自认为秉承了汉密尔顿的宗旨而进行公共写作，他在自序中摘录了一段汉密尔顿的原文。这于我有着深深的启发，同样对公共事务写作兴趣不断的我，很是赞同以下这段话：
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为着真理，而不是立场，就事论事，是治学的根本。治学同样需要真诚地对待自己，对待别人。治学需要诚实。如今，诚实这项美德变得难能可贵。我之所以这么说，有我的道理。在治学的路上，有多少人扪心自问，知道是知道，不知道是不知道。有没有虚心求学而不是不懂装懂，用几个专业术语冒充资深人士？不做好为人师，这是很难的。掌握了一点点知识，就开始自我标榜的人，实在太多。对于公共事务的探讨，没有审慎和节制，盛气相攻，很容易演化成一场骂战。
诚如作者所言，在这个风云际会的焦灼时代，重温汉密尔顿的文字，或许有助于恢复知识人应有的责任与品格。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
全书共有三个部分，第一、第二部分的焦点在于作者对现实社会中诸多事务现象的讨论和观点抒发。第三部分主要涉及了思想层面的取舍与评价，再直白点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价值观。搞历史研究的刘擎教授对政治哲学的理解，恰恰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尤其是当他反对用“左”“右”之类的标签来划分知识分子，想要寻找共识的时候，我犹如遇见了另一个秦晖。
左右展开对话是必要的，但我并不认为左右可以达成共识。在政治哲学这条路上，没有所谓中庸之道。学界内不乏采取中庸的学者，以为中庸，就是达观，就是包容，就是高尚。也许这种想法的初衷很善良，也很天真，这当然诱人，实则是和稀泥。刘擎认为现在的知识分子的谱系变得非常复杂，使得过去的标签式划分失去了有效性。言下之意，左右谱系不啻是一种阶级划分，是过去文革时使用的恶劣手段，应当被弃而不用。如果“左”和“右”这两个词已经被带上了褒贬不一的色彩，那么的确可能造成对他人的人身攻击。实际上，在我们的情感中对这两个词一直存有主观偏好。过去是偏好“左”，认为“左”是一种批判传统，是维护意识形态纯洁的。现在是偏好“右”，因为“左”的前面加上一根“毛”已经臭大街了。有时候想想，真有意思，这难道不是中国有多特殊的例证吗？至少，西方的左派还没有到如此窘迫的地步，需要夹着尾巴抱头鼠窜的。左派就是左派，右派就是右派，难道非要给左派定义添加一个“无耻卑鄙”的涵义？我看这只是中国人的特殊思维定势的想当然的结果。话又说回来，中国的左派也实在比不了西方的左派。中国的左派没有人道主义精神，没有对生命的尊重，满腔仇恨和乡愿。这也无怪乎对“左”的集体唾弃！
刘擎观察过一段时间秋风。秋风早期是研究哈耶克思想的，最近一直在倡导儒家学说。刘擎说秋风在经济上是自由主义的，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的，在政治上自由而保守主义的，很难用简单的左右进行定位。但我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维度（即经济、文化、政治）是有递进关系的。左经右政，右经左政的人我也见了多，其实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并没有将逻辑贯彻到底，逻辑前后一致。经济的自由仰赖政治的自由，没有政治自由也就没有经济的自由。改革开放是从经济自由过渡到政治的自由，改革的深水区恰恰是政治制度改革的举步维艰。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一脉络，但在具体事件的分析中，不少人无形中左手打了右脸还不自知。
网络时代加剧了人们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也加剧了左右对话，乃至毫无意义的意气之争。这些意气之争更多的来自参与者自己的逻辑相悖，他们当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反而纯粹的左派和纯粹的右派对话起来没有那么吃力，因为毕竟在政治哲学的范畴中双方都很清楚对方的语义，而不至于鸡同鸭讲。
最后我想提一提有关普世与特殊的哲学问题。中国国情特殊论充斥在学界，我认为这是不学无术之辈的惯用伎俩。一个有效的学说或者主张从来不需要诉诸特殊论。任何所谓精致的学说和观点如果不能被提升为一般性理论，那在我眼里毫无价值。我甚至可以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大部分人不懂什么叫一般性。这才有了各种奇谈怪论的发声，对追求特殊论的情结着实培育了不少荒谬不经的论说。很多观众为此叫好，拍手鼓掌。全民一致认可的东西，是符合普世价值的吗？当然不是。对此凡有异议的人，应当好好加强自己的哲学素养。这个结尾，也是我对这本书的题目给出的回答：中国有特殊的地方，中国历经的历史事件、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国的信奉的虚无主义......但中国不应该再追求特殊。中国不应该把自己设定为特殊架构下的特殊国家，有着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社会，特殊的国民。什么时候中国能够抛弃这些特殊论，中国才有望接纳普世价值，才会遵守世界的规律和秩序，并且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y 荔枝
《中国有多特殊》读后感(五)：我们需要怎样的论辩？
我们需要怎样的论辩？
——读刘擎著《中国有多特殊》
文/张洪彬
简要版刊发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13年7月27日
甲乙两人发生一场争论。甲相信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是普世价值；而乙反驳说，人权实际上是伪装成普世价值的西方的特殊价值，民生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点出来之后，双方的争论情形如下。甲：“难道我不是中国人吗？”乙：“你大概已经被西方观念洗脑了。”甲：“你自己有没有被什么洗过脑呢？就算我被西方洗脑了，全中国有几亿人都被西方洗脑了，那你怎么办？是不是要开除我们的国籍啊？这就达到你分裂中国的目的了吧？”乙：“哪有几亿人？不过是一小撮西奴而已，开除你们也没什么可惜！”甲：“一小撮是多少啊？你调查统计了过吗？有证据吗？”乙：“那你开口就说几亿人，你有证据吗？”甲：“请不要反问我！因为你本来就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是刘擎教授在新著《中国有多特殊》中描述的他的课堂上发生的情景。这样的论辩，我们想必都很熟悉。它几乎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很可能也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网络平台上的唇枪舌剑，学术场合中义正辞严的挑战，主流媒体的社论和时评，乃至于政治人物的言谈，在在可见此种论辩思维的情景。这是很小的争论。这又是很大的争论。
论辩双方的理由最后归结出来，通常就是“普世价值”与“特殊价值”，或者是“与国际接轨”与“特殊国情”。它们一方面是论辩双方的逻辑起点，同时又是决不可放弃的证成目标。所有论证都要从这里出发，最后又都要证成这个立场。论辩双方的论证往往陷于循环论证，双方都在自说自话，各玩各的，绝不愿意至少暂时放下自己的立场，换个角度去理解对方的观点和论证。情绪一上来，则对方所有的理由都要驳斥，自己的每一条理由都不容质疑。这不过是抬杠，“逢西必反”与“唯西是从”就是典型表现。等而下之，则是人身攻击，指责对方居心叵测，给对方贴上“五毛”或“西奴”等标签，问候对方的母亲大人。更为恶劣的，巴不得处心积虑挖出对方的丑闻搞臭他，或者缝上对方的嘴巴，送他上绞刑架。双方都义正辞严、情绪激昂，俨然真理在握。这样的论辩，无疑永不可能达成共识。
***
刘擎教授介绍了两种论辩方式的区分。一种是律师型论辩，就是“调用和强化一切对自己立场有利的证据，而漠视、歪曲或诋毁所有于己不利的证据，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赢得论辩”。而另一种是智识型论辩，“需要审慎细致地面对各种不同的证据，诚心辨析令人困惑的问题所在，最终是为了在思索与探究中寻求真智慧”。读者可以看到，上文所描述的论辩方式，大体都属于律师型论辩，立场先行和循环论证是其典型特点。智识型论辩区别于前者的重要特点，是要换角度去理解异己意见，去检查其理由是否成立。还意味着在论辩之前，就要有一种清醒的意识：自己的观点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对方未必是错误的；至少对方并不是句句都错，自己并不是字字都对；我们自身是有局限的，是可能犯错的；出于个人成长环境、知识结构等，我们永远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成见。坚信上帝惟独眷顾我，俨然真理在握的人，永远不可能是一个智识型论辩的合格参与者。
惟有具有这种智识上的谦卑，我们方可认识到智识型论辩的目的，并不在于打倒对方，“肃清流毒”，而是一种学习，一种自我启蒙。柏拉图的洞穴叙事，在西方哲学界通常被视为隐喻着启蒙，刘擎教授承接这一看法，但赋予了一个新颖的阐释和理解。许多先前的阐释强调最先走出洞穴的第一个人所扮演的启蒙者和引领者角色。但是刘擎教授则把走出洞穴理解为一种主动的“出走”，是一种自我启蒙，其前提就是要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洞穴之中，自己处于局限性之中。这种意识，他又称为“盲人的自觉意识”，每个人都要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一样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盲人”，都有自己的认知的片面和局限，自己并不独具慧眼。
许多阐释都把洞穴外的阳光理解为终极真理。但是刘擎教授并不肯定洞穴外就一定是阳光，有可能只是另一层洞穴，也就是说启蒙之后未必能获得终极真理，我们很可能永远无法摆脱局限性和成见。但是，自我启蒙意味着勇敢想象和接受“别样的生活”。智识型论辩的目的也正是如此，我们借此理解“别样的理由”。智识型的思考和论辩，最后获得的结论很可能是修正或否定了自己的预设和成见。这意味着必须承认自己先前的观点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完全正确的。无可否认，这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因为它意味着不同程度上的自我否定。所以，这需要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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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勇气，在该书中讲述的马丁·路德·金事件中有精彩的呈现。马丁·路德·金领导废奴运动时发表的《我有一个梦想》在全世界流传甚广（也被选入我国中学语文教材），许多人都认为他是捍卫平等的伟大人物，刘擎先生自己也视之为民权运动的领袖、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神学博士、魅力型牧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邪恶势力暗杀的烈士、不可亵渎的英雄。但是刘擎教授在该书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述他的一个丑闻。1968年金被暗杀身亡。1985年，一些敬仰他的学者开始整理他的文集。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了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其他大量著作存在抄袭的情况，且证据确凿，无可否定。并且，随着调查的深入，媒体揭露的抄袭证据越来越多，不仅博士论文抄袭，自传也抄袭，包括《我有一个梦想》在内的诸多名篇也有抄袭成分，连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感言也有抄袭。
如此严重的丑闻，对于美国人心目中光辉的英雄形象，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能否接受这个有着严重缺点的伟大英雄，对美国人来说，构成了一种严重的挑战。因为，这需要勇气，他们必须修正自己原有的看法，还要否定自己先前对于这个偶像人物的浪漫想象。曲护这位伟大英雄的人不在少数，理由千奇百怪。有人相信金不存在什么抄袭问题，只是注释不够周全和恰当，他不是故意为之而是疏忽所致。还有人则认为抄袭对于金不是问题，因为金出身其中的黑人文化有一种口述传统，他根本不认同主流的“智识化的印刷文化”，也不承认知识产权，所以不是应该去指责金抄袭，而应该重新界定抄袭这个概念。这是典型的律师型论辩。
《美国历史学刊》的做法则是作者所推崇的智识型论辩。他们坦然承认金抄袭的事实，并组织学术讨论，深入研究构成金抄袭的原因，并借此理解金的人格心理，他的抄袭与其成就之间构成怎样的关系。最终，美国人总体上还是接受了一位并不完美的英雄。他有严重的丑闻和缺点，但是他仍然是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如此就不是在极度崇拜与极度幻灭这两个极端选项中做出选择，这是一种心智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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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看来，把西方学者或媒体赞扬我国的观点和理由一概视为正确，并大肆张扬，同时把批评我国的看法和意见不加审视地视为偏见或别有用心，并予以屏蔽，就是一种“认知的未成年状态”，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反之亦然。这也意味着我们整体上还缺乏走出洞穴和接受另一个洞穴的勇气。我们需要智识型的论辩，不仅有勇气去接受异己意见和不利证据，还要有勇气否定和修改自己的成见，最终也不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这就像一个人不仅有勇气走出原来所在的洞穴，还有勇气接受另一个洞穴，而不深感幻灭，以致认为反正是否出走并无区别，不如呆在原地。要知道，永远呆在原地，拒绝出走，就永远丧失了走进一个也许更为敞亮的洞穴的可能性。
《中国有多特殊》
作者：刘擎
版本：中信出版社2013年6月
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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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
作者：许纪霖、罗岗等
版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9月
定价：39.00元
本书梳理了近二十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些重要论争，议题主要包括激进与保守、人文精神、后现代与后殖民、鲁迅评价、民族主义、市民社会、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现代化与现代性等。
《知识分子立场》（三卷本）
编者：李世涛主编
版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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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议事规则》
作者: 亨利·罗伯特
版本：格致出版社2008年1月
定价：48.00元
本书初版于1876年，2000年推出了第十版，是美国最广受承认的议事规范。这套规则，对如何提出议事事项、如何听取和发表意见、如何提出动议和如何表决，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
《中国有多特殊》读后感(六)：公知的困局
这两年公知这个词差不多快要变成一个贬义词了，本来公共知识分子，核心在于知识，将自身专业知识运用在公开领域，就大众关心的时事问题答疑解惑。为了要解答复杂的时事社会问题，扎实的相关领域知识是必备，而每个人能够真正精通的专业领域总是相当有限的。然而公知，常常会因为“市场需求”，要在自己并不怎么专精的领域发表意见，尽管以常识+逻辑+良知+知识储备+触类旁通，一个博学者依然能够就很多问题发表一些有看点的文章，但是，真正在该领域长年钻研之人总结出来的整本长期研究成果的深度，终究不是流行于网络的速效文章所能轻易企及。在此无可奈何之外，再加上某些除了“良知”之外一无所有的坐井观天之徒刚愎自用，以及不少耍小聪明的哗众取宠之辈浑水摸鱼，公知的名头这些年实在是越抹越黑。
应该说刘擎老师这本书，是兼具了博学与审慎，清醒与敏锐的，尤其在那些他所擅长的文化领域的文章，尤为值得一看，颇有教益。然而，区区在下却还是想斗胆说一句，刘擎老师固奉汉密尔顿为榜样，18世纪末的汉密尔顿也确实为美利坚政治文化的重要奠基人，然而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汉密尔顿式的百科全书派人物，其实已经很难就我们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做出深入的分析和论断了，无他，术业之专精不足也。
文化学者在文化领域可以有着相当精彩的发挥，然而有许多社会问题，若想深入考察，则非得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等数门的专业知识为工具不可，故而在阅读本书之时，有些话题上，难免让人觉得分析得不够深入，文章远远不足以尽兴。
再加上本书虽分为几辑，将领域相近之文章归为一类，它们终究只是各自为战的独立文章放在一起，彼此之间并无真正的脉络关系，短短数页之间，一个又一个重大深刻的议题和事件快速切换，缺乏连贯的阅读体验，对读者的集中力也实在颇为一种考验。
故而此书更适合作为关心这类话题的读者的初级读物，放在闲暇时间，选一题目，读上一两遍，然而若真想就该议题或事件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则还有大量相关领域专著，可供进一步修习。
因为刘擎老师蜻蜓点水式的数篇短文，背后仍然有着长期的阅读经验和大量的知识积累作为支撑，而我们作为读者若满足于欣赏那蜻蜓点水的瞬间，并在观赏完毕之后便以为对若干问题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则此谬无极。
杨绛先生曾在名作《洗澡》中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在新政权摧枯拉朽的暴风雨之下被强迫性的洗去自己独立自由之人格，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对于我们这一代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如今我们也在进行着一次艰苦卓绝的“洗澡”之路，与之前那次不同的是，这是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我们要洗去的，是从我们上一代就开始毫无保留全盘接受的官方教育，重新建立起具有批判精神的健全人格。
记得看《仁心解码》的时候，方中信扮演的精神科高级医生在带实习生的时候，教他们分析病人病因的手法，认为至少要挖到三层，一是病人病情的表象，二是病人的生理因素，三是病人的心理因素，了解的越多越可能会接触到病人的病根，而实习生们往往在占有了大量有用的资料时也无法分析出病因，最终往往是高级医生们依靠丰富的经验理出了这个线头。从这个角度来看，刘擎就像是高级医生，而我们则是刚刚入门的实习生，现在我们看事情可能还只能看到二、三层，而他也许已经看到了四、五层。
读刘擎的时政文集子《中国有多特殊》，仿佛是洗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澡，奇经八脉都打通了。倒不是说因为此书我就会成为他的忠实粉丝，他的某些观点我尚且持保留态度，而是因为他剖析事件的方法具有很强的启发性，深入浅出，给读者提供了多种分析事物本质的角度。例如一直在各大论坛争议不休的“中国国情论”和“国际惯例论”、“言论自由的边界”、“对中国速度和中国奇迹的迷恋”等等，刘擎都有独特的洞见，他像是经验丰富的医生，一下子就能揪住问题的源头。开玩笑的说一句，如果网易跟帖的网友们人手一本此书，那么跟帖起码要少掉一大半，很多类似于“鸡生蛋、蛋生鸡”之类的问题都不会再吵起来了。
然而很多人悲观地认为，在当前的社会大环境之下，写这样的文章往往是吃力不讨好。因为懂得这些道理的人无须看你的文章就已经心领神会，而不接受你观点的人又不会看你的文章。说来说去，还是有自主洗澡意愿的人才能接受心灵的洗濯，而真正需要被启发被叫醒的人呢，又无法接收到这边发出的信号。而这两种人的代沟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靠拢，反而是越来越遥远。
比如网络上热议的“抗日雷剧”，网友们纷纷表示不屑一顾，而现实是这些电视剧有很大的受众群体，更可怕的是，他们不仅把这些电视剧当做娱乐，更把其中传达出来的内容当做是历史的真相。例如西安反日游xing中用链条锁重伤日系车车主的90后小伙，其平日就喜欢看各种抗日雷剧，并因此对日本人恨之入骨。我们惊异于他们的“天真”，就如同我们如今看发生在乾隆年间的“叫魂”事件，总觉得愚昧荒唐之极。然而《叫魂》的作者孔飞力说：“我这本书也是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
刘擎在评论《叫魂》一书时认为：“这种暴力（反日示威中的打砸抢）仍然依据特定的观念建构——将‘使用日货’与‘卖国行径’相等同，这种‘逻辑关联’与叫魂致命的观念相比，或许少了旧日的迷信，却同样蒙昧荒诞。而促发这些疯狂举动的社会心理是越来越严重的不满、郁闷、恐惧和义愤，滋生于一个缺乏平等、正义和法治的社会环境。这些暴戾之气只有借用‘爱国’这个安全而正当的名义才得以宣泄。”
“洗脑”是容易的，而“反洗脑”则要困难的多。因为“洗脑”只需要通过简单粗暴的具有煽动力的表现手法反复填鸭就可以达到。而“反洗脑”则需要通过有序的逻辑辩证，条分缕析的找到被纷乱的表象所掩盖的事实真相，有人会说，现在的国民素质，还不能够接受这些想法，否则会天下大乱。而我想起一则新闻，导游发现，去到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在进入日本国土的时候，会自然而然的学着周围的日本人，压低说话的音量、在黄线后排队、在自动扶梯上在右侧排成一列，然而回到国内，又故态复萌。
所以，不要一味的把责任推给个人素质，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给良好的国民素质准备一个足够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空间呢？少播点抗日雷剧，多说点实话，让所有人都好好洗个澡，这亡不了国。
（媒体如若转发此文，请豆邮与我联系，谢谢。谢绝不问自取。）
《中国有多特殊》读后感(八)：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写作
近日读完了刘擎先生的最新文集《中国有多特殊》。这本书收录的是其近年来在《新世纪周刊》、《上海书评》等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大都指向了“中国特殊性”这一核心议题。在近些年来关于“中国特殊性”的沸沸扬扬中，刘擎先生的声音绝对不是最响亮的，却可以说是最清明的少数人之一。读此书，于刘擎先生的洞见之外，还可鲜明地感受到公共写作的审慎之风。某种意义上，这比他的“洞见”更值得我们思考。
之所以有此一说，首先是因为公共写作的重要性。简单地说，所谓公共写作就是一种针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议论，是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一种表现。与高头讲章相比，它在学理上不高深，在立场上不倨傲，在修辞上也不太讲究辞藻华丽；虽然从广义上来说，它也属于“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时评”，但时效性并非它的第一考量。它讨论的议题却没有那么强的时效性，与“家长里短”有一定的距离。比之历史，五四时期关于“民主与科学”、“问题与主义”，启蒙时代关于“天赋人权”、“三权分立”，以及刘擎先生引为典范的美国制宪会议后围绕“联邦宪法”的争论都属于这种公共写作的勃盛期。
那么，公共写作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态度，或者说立场上的审慎。至于逻辑清晰、论证明了，这些是对任何一个写作者的基本要求，而非公共写作者独有。何谓态度或者立场上的审慎？通俗地理解即是在落笔之时，充分认识到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自我认知的局限性，要多一些犹豫，少一些武断与绝对，讲究一种谦谦君子之风。某种意义上而言，审慎既是一种行文的态度，也是一种哲学立场，以柏克的话来说，“审慎，是一切事物的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美德。审慎不仅是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中的首要价值，也是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指导者、调节者和标准。”此外，立场上的审慎还尤其需要强调一点，就是不要有动机上的揣测，以动机论是非。胡适的一段话很可代表这种态度，“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凡不知其真实动机，而事迹有可取者，尚当嘉许其行为，而不当学理学家苛刻诛心的谬论”。
1787年，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即鲜明的阐述了这种观点，不要“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对此，刘擎先生评述道，“汉密尔顿毫无保留地将复杂性公之于众；聪明而善良的人也可能出错，而低下的动机对意见正确的人和错误的人同样会产生作用。但这种复杂性并没有使他陷入举棋不定、语焉不详的处境。他坦陈自己的信念和观点，并告诫公众：不要看重他的善良意图，而只应当判断他的论点。”
特别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当下中国的公共论说场域论战层出不穷。但论战中，以一副真理在握的姿态，挥舞着道德大棒，动不动就以“左右”、“五毛”、“带路党”指责他人的文章屡见不鲜。平心而论，近些年来“公知”有臭大街之势，很大程度上即与言说者未能审慎表达自己的观点有关。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公共论说场域的成熟。刘擎先生的话来可堪借鉴，“公共论说无论如何雄辩，在本质上应当是一场对话。因此，所有的诘问总是需要自我诘问的维度。”
通览刘擎先生在《中国有多特殊》中对“中国特殊性”、自由主义、宪政等问题的考量，他无疑是对这种审慎的立场有着清晰的自觉。当下中国仍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公共论说无疑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致力于公共写作的个人来说，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机遇，但于个人之外的社会来说，这种机遇将更多的是一种前途命运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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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多特殊》读后感(九)：特殊的价值
今天大盘以一根大阴线让大家在刚休假完的周一精神了一下。而我在汤锅旁翻开之前的书签——这本书的p19页，这章的题目是：“特殊价值”的傲慢与偏见。
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到了，白岩松在某大学的演讲：一个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和你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一定要让自己成为不可替代性更高的人。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维方式不可替代。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平淡的，只有做好迎接平淡的准备，才能创造属于你自己的辉煌。
这段话几乎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了我对自身价值的认知，包括现在我也很大程度上认同这段话。
转过话题来，这本书是非常严谨的一本书，我刚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我的老师非常的厉害的，是真厉害的那种，曾经有人问我，“听说M姐给你改过稿子，怎么样呀？”我仔细想了想，感觉就是，“她给你改稿，你就找地缝吧！！她改的时候你都想钻地缝里去。。。。”不过真的是我收获很多的老师，比如要亲自考证那些股票因为什么涨，不要看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大面上看几只股票是什么板块的就说什么板块涨，要仔细研究这些股票的共同点，找出到底因为原因。这些至今都让我收益。不过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她说“只要你交稿，签字，印刷以后，就印上了，无论你以后写多好，都改变不了你今天没写好的这件事。”
扯远了，这本书的作者很认真的在写，对每一个论点深入的研究，对每一本书的引用，精确的标注。这些都是很多“明星学者”所没有的。而这点也是弥足珍贵的。我来摘录一些作者书中的段落，大家共同分享一下。
23
关注近期的报刊传媒，一面是对“更有尊严的生活”和“体面的劳动”的美好憧憬，一面是富士康公司接二连三地出现奔赴黄泉的绝望生命。两相对照，仿佛天生人间，让人百感交集。
69
由于市场经济主导的发展结果未必都是正面的。有许多论者将当下的各种弊端——贫富不均加剧环境污染恶化、腐败猖獗蔓延及社会道德危机——都归咎于市场经济，认为这恰恰是模仿西方模式的恶果。姑且不论···········这样的逻辑很强很给力，就是荒唐得难以自圆其说。
145（关于抄袭）
在这场轰动一时的公共事件中，可以听到来自各种政治与道德立场的不同声音，但争议主要发生在如何对事实做出阐释和评价。对抄袭事实本身的认定，知识界很快达成了基本一致的判断，没有任何重要的分歧。
从这些段落中可以看出作者本身是个认真的人，说起认真，我又想起我刚刚开始写报告的时候，我的一位老师教我，先写个提纲，把论点和自己的看法都写上，然后打电话给那些有阅历的研究员，听他们的观点，每次综合六位以上的老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我的知识成立体的发展，现在的不少基础都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而且托这些老师的福，我没有出现方向性的错误，不至于自己打自己的脸，出现两个结论相悖的文章。
最后对于分析这件事，引用作者文中的一句话作为总结“事业是崭新的，所以尤为需要审慎。”
《中国有多特殊》读后感(十)：中国式逻辑的“普世论”
前段时间《中国合伙人》热映，这段依据新东方创业故事为蓝本的电影也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但是这种成功背后的所隐藏的中国式成功逻辑也隐隐令人担忧。电影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硬伤，新梦想盗版了美国的教材被起诉，三个合伙人去美国解决他们的危机。但是这个创业过程中很重要的危机事件被轻描淡写地忽略掉了，三个人在谈判桌上面对着美国人，慷慨陈词，诉说着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的困境与艰辛，用一种狗血般的激情演讲震慑住了美国的起诉方，令他们瞬间心悦诚服——危机莫名其妙就解除了。这是一种中国式解决问题的逻辑，不用上法庭，不用走任何法律程序，被告可以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感动原告，让他们臣服于你的威慑，感动于你的感情诉求，拜服于你是成功人士，最终官司消弭于无形之中。当然，这只是一部电影，但是当这样的情节一而再受到观众的感召，令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满足时，我们才会明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这个个案有多特殊。
刘擎教授的《中国有特殊》同样聚焦于许多中国式的特殊问题与全球普世价值的冲突。当我们看似融入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时，却愈发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是珍惜我们的传统文明，而是在融入世界过程中自然倾向于用中国的特殊性对抗全球化的普世性。我们有中国式的成功，有中国式的文明，有中国式的官员制度，有中国式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式的国情，如此等等。仿佛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划分为中国式的逻辑与非中国式的逻辑。这种逻辑思维的可怕之处在于，因为自身的特殊性，我们陷入了一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井底之蛙的观念深渊。没有什么普世的观念，我们所走的方向总要与别人有所区别。总结而言，别跟我提什么普世价值，这些对中国人都不适应，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刘擎在《特殊价值的“傲慢与偏见”》中写到：尊重异己文化的恰当方式，不是说你特殊，我也特殊，所以“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要讲究是非对错原则。虽然有些原则具有文化的相对性，但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但是，到底哪些价值是普世价值呢，哪些是文化的相对价值呢？正是在这点上我们没有办法作出严格的区分。如果我们说自由、平等、民主是普世价值，一定会有人反驳说，这些明明就是西方的特殊价值，根本不具有普世性。如果我们说孔孟的仁爱、中国的孝道是普世价值，中国之外的地方不并见得认同。我们的认识论的困境在于，我们无法从根源上追溯到一种基本的共识，可以结合我们的传统，还能适应西方的现代性模式。
这本评论集《中国有多特殊》中，刘擎的许多文章都暗含着一种内在的肌理，即对一种问题的持续思考，这些看似不同的文章之间有着很多千丝万缕的思考关联。比如在后面收录的《普世与特殊是分歧所在吗？》一文中，刘擎延续了他在之前文章的追问：我们之所以信奉某种价值，不是因为它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或者因为它是中国传统的特殊价值，“普世价值也好特殊性也好，都不构成我们信奉某种价值的直接理由，我们关于好坏对错的观念当然不会没有来由，但并不来自那种抽象的属性，而是源自一些‘故事’以及与故事纠缠在一起的‘道理’”。继续沿着这种思路推演下去，“无论是要提倡还是反对某种价值，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可能不是去诉诸其普世性或特殊性，而是要去探讨这种价值与我们生命体验的关系，与我们文化实践及其背景的关系”。
我们往往认为理所当然的价值与观念，全都源于个体生命的体验，这种体验的相关性提供了一种普世性的幻觉。但是大多数源自生命的体验都只是一种相对的价值，只是因为我们体验的唯一性，生活的独特性，我们才觉得把握了唯一的真理。但是正如刘擎对启蒙的新认识一样，借助于柏拉图的洞穴观念，我们理解中的启蒙就是走出蒙昧的洞穴，在理性的光耀之下从幻觉走向真实的世界。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才能让洞穴中的人相信，外面的世界是真实的，而洞穴中的这是幻影呢。于是，从另外一种思路出发，刘擎把启蒙定位于一种“出走”，即我们可以将启蒙理解为由于“出走”，而获得了一种“视野转变”，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生活，开始意识到了，除了洞穴内的生活，原来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启蒙变成了一种新的选择，一种别样生活的可能性。当我们在生命中总结出某种观念时，并不知道它是特殊或者是普世的，但是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体验之外，我们同样感受到，不同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开始了启蒙之路，意识到了自己的选择之后，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选择。这些共同的选择建立在共同的理解与沟通之上，只有从这些特殊的观念出发，求得一种共同的认识，我们才能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之上构建一种共识观念，也即是普世性的观念。
刘擎的《中国有特殊》是一本看似驳杂的评论文章集结，但是他的优势就在于思想的清明，文字的通达，把常识的逻辑与问题意识结合起来。在这些文章中，你看不到那些故意的佶屈聱牙式的论文风格的写作，他的写作具备了一个优秀学者的视野与深度，还拉近了我们对现实的观照，这是另外一种思想的启蒙，一次新的“出走”。
思郁
2013-7-7书
中国有多特殊，刘擎著，中信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定价：39.00元
（for《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