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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的读后感10篇

2018-08-08 04:32:01 作者: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的读后感10篇

  《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是一本由[英] 科林·克劳奇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142,特精心网络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大家能有帮助

  《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读后感(一):还剩下多少正确思想

  看到书名《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给人一种印象,科林•克劳奇的这本书讨论的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全书看完下来之后,其实这实际上讨论的是一个政治政策上的问题。就像维基百科上面说的那样“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理念”(Neoliberalism is a political philosophy)。

  本书的题目给人一种感觉作者似乎在给新自由主义辩护。但是作者在书中的说的很明白,“本书最终对新自由主义年代作出总的来说负面的评价”。当然作者也并非在为自由主义招魂。

  “凯恩斯主义所代表阶层——西方工业社会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影响正在出现历史性衰退”。而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其政策主张与生俱来通货膨胀相关”。在这种情况之下,新自由主义就出现了。(书中所的情况并不仅限于此。)更准确的说新自由主义是以“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的面目出现的。这里的“中间路线”是相对于极端放任的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而言的(the extremes of unbridled capitalism and collectivist central planning)。

  “新自由主义的名字……背后都有一个突出的主张:自由市场可以保证个人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为实现人类福祉提供最佳的手段。”其主要思想是“通过价格机制调节商品服务的供求,无须政府或其他力量的干预,就能实现最优结果”。其核心观点主张“市场是有效的”。就是说通过科林•克劳奇总结的那些观点,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主要关心议题就是市场。围绕这个这个市场这个议题,新自由主义倡导支持经济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市场开放私有化和低市场准入。

  在市场中,“资本主义活动应当尽量不受规制”,这是新自由主义战略的核心思想。市场上发生的一切行为,最终都将会被证明合理的。那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右派们所说的“市场”,其实就是企业。而那些巨型企业,在新自由主义的促进下主导了公共生活。那些脱离了市场控制的企业,可以独立影响政治生活的企业成为了政治企业。

  于是在一些落后地方,卷入政治生活的企业成为自己的“执法机构”。 企业可以选择遵守当地的法律,也可以选择不遵守。这一点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对比明显。同样还有一个例子,“连锁超市可能决定强调捕捉金枪鱼的方法‘不会伤害海豚’,但同时悄悄的压低第三世界服装供应商的供货价格,哪怕这意味着该供应商的员工得到的工资难以维持生活”。而我们其实就是书中所说的第三世界。

  话又说回来,无论是作者说的左派还是右派大家都对企业与政府保持着警惕。“任何企业只要与政治或政府走的过近,就可能最真正的自由经济造成破坏”。即便是粉饰大企业损害消费者和小企业的经济力量的芝加哥学派,也“在反对经济理论影响政治这个方面与社会民主人士和新古典经济学家达成了共识。”道理明了,“因为这样的市场失灵最终会破坏市场,破坏民主。”而民主和资本主义是相互依赖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在全书最后,作者推出了公民社会。作者主张政府、市场、企业、社会之间相互制衡。不过作者也认识到,“不管执政党意识形态具有何种渊源,政府可能已经变成巨型企业的坚定同盟者”。

  “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结合实在强大,所以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不会收到根本性的动摇”。

  当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作者所说“许多公民行为必须得到政府的帮助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句话时,作者所希望的政府、市场、企业、社会之间的相互制衡能成功么?

  《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读后感(二):新自由主义的看法

  本书是科林*克劳奇针对新自由主义对世界的影响而做出的学术分析书籍

  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模式遭遇了通货膨胀危机,发源于英国和美国的反对凯恩斯模式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迅速占据统治地位。认为解决公共服务质量难题出路在于把公共服务交给私人部门提供,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市场上发生的一切行为,最终都会证明其存在合理性,所以看待市场不能使用道德标准。但当市场原则被确立为所有机构首要的评判标准,非道德性就会蔓延至整个社会生活(除非外来冲击自然灾难战争、或起源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经济危机)。但其实,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符合新古典理论完全竞争模型。许多行业都存在进入壁垒,例如全球市场上事实上只有少数几家企业,更不用提规模更小的国内市场了,因为许多行业都要求企业进行巨大研发投资,或建立密集的分销网络。

  新自由主义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但却鼓励政府与企业相互合作,或为政府与企业的相互合作提供空间。许多市场化和私有化战略的目标之一是削弱公共服务机构的权力,但结果却导致私人供应商权力的膨胀。

  新自由主义政策偏爱的是企业,而不是市场(英国的PFI合约一方面限制市场作用,另一方面产生大量私人企业)。政府官员个别企业之间的关系密切,将会导致一群具有特权的内部企业建立起进入壁垒,将不属于这个圈子的企业排除在外(美国的军事活动和石油开采)。

  问题不在于消费者实际上想要选择什么产品或服务,而在于消费者到底有多大的选择空间。消费者福利不是个体概念而是集体概念。消费者福利由法官和经济学家判断。如果说由消费者决定的消费者选择是一个民主概念,则消费者福利就是一个技术政治概念。经济理论根据整个经济体系效率变化来判断消费者福利的变化。巨型企业可能影响消费者选择,但与消费者福利并没有必然因果关系。

  全球化和解除规制似乎是市场的胜利,是社团主义和政府的失败。但是,取得胜利的不是完美市场,而是主导市场的各个巨型企业(银行学会如何将收益私有化,将损失社会化)。各国的资本竞争政策使企业处于更加强大的地位。

  民主的问题是,大众分散,难以集中,所以无法保证政治家受到合适的、确定约束。与此相反,企业能够对政治家施加压力和影响。美国不是唯一深受企业游说影响的国家。大众媒体是民主运行的根本,但现在日益受到巨型企业和极其富有的个人的左右。

  企业和富有的个人主导民主过程,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许多国家现有主要党派之间的正式竞争已经找不到内容部分原因是所有党派实际都遵循企业章程),只是把竞争性的民族认同推向极端。穷人和中等收入人群信用市场的发展以及为其富有的人群开发出的衍生品和期货市场,结合产生了一种‘被私有化的凯恩斯模式’(养老基金成了各公司股东),免除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不稳定之苦。

  万能的办法,不管是哪一种,只能提供一时的正确答案,因为所有的政策措施总是伴随特有的弊端或失灵。虽然新自由主义批评家确实看到了古典公共服务存在的真正问题,但其矫正措施却时常被证明带来了新的问题。为矫正市场失灵,是强化市场还是另辟蹊径,与其说这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

  除最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者外,其他的新自由主义者都认为,市场效率不是人类的唯一目标,民主国家有权设立其他的目标和参量。

  作者认为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解决社会的多样性平衡问题。价值观根源在于宗教。在包含价值观多元性的社会,没有任何宗教或信念能够取得绝对的霸权。

  在现代行为规范支离破碎的社会,价值观只能产生于争论和斗争中。个人主义本身的价值观,以及只有权力没有义务的价值观都是借口,所以只能锁定促进集体和公共目标的价值观。

  公民社会所有构成成分(掌权的政治党派、教会运动集团志愿者组织以及专业人士)的观点或要求,都具有潜在的危险。这些组织需要像企业和政府一样接受审核、批评和监督

  作者主张一个在政府、市场、企业和公民社会四种力量之间存在持续的、长久的、互相制衡的经济。只要这种制衡或冲突富于创造力,既能给企业提供创新动力,又能给集权行为提供约束(尽管可能长期置于企业财富占据支配地位的阴影之下)。

  《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读后感(三):看一个人是什么,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然而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变革而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以来是最难把握,也最难厘清的重点

  上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使得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遭遇严重危机,倡导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理论高点,并在里根、撒切尔执政时期得到实行。然而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新自由主义反而没有受到影响,并愈演愈烈,以至于在国家动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救助的同时,金融机构正在派发年终红利,这种不公平待遇使得人们走上街头,“占领华尔街”。那么,为什么自由主义不死呢?

  作者克劳奇的回答简单,“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原因并不在于凯恩斯主义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而是凯恩斯主义所代表的阶层——西方工业社会的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影响正在出现历史性衰退”。反之,自由主义不死的原因也不在其理论基础,乃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大企业、大金融家不倒。这或许应了那句老话,看一个人是什么,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私产自由、交换自由确实值得肯定,但其发展出来的“通过价格机制调解商品或服务的供求,无须政府或其他力量的干预,就能实现最优的结果”的思想,却不过是为了大企业和大金融家打掩护。因为自由竞争产生垄断,而垄断又自然构成对自由竞争的破坏。

  在书中,作者引用了保守主义关于“轻推一把”行为的理论。“公民/顾客常被引诱,作出他们毫无意识事情——以至于‘助推者’想阻止都阻止不了”。作者指出,虽然自由市场看上去很美,但是大企业完全可以影响乃至控制人们的需求。比如作者举例,“消费者不能自发生成对ipad产品的需求,但企业可以在制造ipad后,通过高超营销手段让消费者相信这是一种有吸引力的产品,从而产生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同样,西方常常自得的民主选举制度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政治家天然与选民隔离,只能依托庞大资金来维系自己的影响力,而这些资金无一不是来源于大企业。

  正是因为如此,新自由主义才能一直占据主流,替大公司、大金融家辩护。正如作者所言,“财富差距导致权力差距从一个社会领域延伸到其他的社会领域,因为财富集中产生权力,权力反过来又促进了财富集中”。

  那么,我们能改变什么?作者提出了第三条路,也就是在政府和市场中间,加入公民社会的介入。换句话说,让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们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当然,这一条路是否可行,或许还有待时间检验

  《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读后感(四):巨型企业,人类社会的新暴君

  《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顾名思义,新自由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包含众多学派的理论体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哈耶克的伦敦学派、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学派、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它最早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但生不逢时——恰逢大萧条席卷全世界,随着古典自由主义的破产,新自由主义随之受到冷落,发展缓慢。直到上世纪70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对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滞涨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开始受到重视崛起,在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达到高潮,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1990年“华盛顿共识”形成,并向全世界推行,更使新自由主义从一种学术理论嬗变为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文化体制。

  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提倡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认为自行其事的市场是分配资源最高效、最优越、最完善的机制,是实现人类福祉的最佳手段,能够自动的在许多领域创造出最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利益,主张贸易自由化——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价格市场化——市场是效率的保证、企业私有化——私有制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全球一体化——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反对任何形式的公有制、社会主义,以及政府和政治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仅从《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这样的书名来看,科林·克劳奇象是在为新自由主义辩护,实质上,他却是在对其进行批判。他以2008与2009年交替之际爆发的金融危机为切入点,对于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统治西方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展开了批判:一是列举了无法解决的外部性、无法标价的商品、制造进入壁垒、重大信息障碍等种种市场失灵,批判了市场是有效的这一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二是通过描述现实中企业对市场的控制,批判了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关于政府干预的悖论,以及对于私人经济力量和政府力量的相互纠合的忽视;三是通过对公共服务失灵的市场化策略及相应的问题的阐述,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战略实质导致了私人供应商权力的膨胀;四是通过解释穷人和中等收入人群的信用市场的发展以及为极其富有的人群开发出的衍生品市场和期货市场这两种力量结合产生的“被私有化的凯恩斯模式”,使几家大的银行主导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批判了在新自由主义股东利益最大化模式下引发的巨大的道德风险,以及企业和政府利用“轻推一把”技巧所造成的企业与消费者、政府与公民之间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对实现社会整体目标的损害;五是通过阐述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所造就的巨型企业正在获得超越政府的政治能力和社会能力,从而危及民主体制……所以,他总体上对新自由主义年代作负面的评价。

  事实上,对于新自由主义开展的批判早已有之,科林·克劳奇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而他在其中最大的亮点则在于对市场与企业的区分,在于对政府、市场和企业的三角关系的阐述,以及在肯定企业社会力量的基础上展开了批判。他指出,新自由主义者故意将市场化和企业化混有为一谈,使人们相信,只有私有部门才是最有效率的,企业就是市场,企业化就是市场化。所以,新自由主义者偏爱的是企业化,而不是市场化——让社会上的几乎一切机构——除政府以外,包括大学、医院和宗教机构全都象企业一样运作。然而,因为在契约磋商和缔结之后市场即不复存在,长时间内不受市场力量制约的、比较刚性的私人垄断催生了一大批业务庞大到覆盖各种公众服务的巨型企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巨型企业,它们主导了人们的公共生活,既是媾合市场与民主的桥梁,又是市场与政府之间对抗的第三种力量,成为政治过程的内部参与者,在其中起着强大的、令人不安的作用,甚至在使民主成为一副空架子。显然,巨型企业已经成为统治社会,决定人们生活的新的暴君之一。

  那么,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能够经历多次失败而不死呢?科林·克劳奇认为,答案还在于企业——新自由主义使企业成长为巨型企业,介入人们的生活空间:一方面,信奉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符合富人利益,而富人,特别是掌握大型企业资源的富人,不但对公共决策具有较大的话语权,而且有些干脆直接进入政府任职,拥有直接的权力、影响和特殊待遇;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引下的政府把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外包给私人企业,后者不但通过游说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而且通过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直接定义公共政策,通过大量的广告投放传达某种理念,影响人们的选择偏好,从而塑造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综合来说,就是企业,就是新自由主义所偏爱的巨型企业使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空前的结合在一起,保证了它的主导地位在这场危机之后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动摇,反而在政治上会更加强大。这一点在金融业巨型企业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它已经成功的将我们所遭遇的这场金融危机重新界定为一场公共支出危机——由银行和银行的行为所引发的危机,解决措施竟然是大幅度削减福利支出和公共支出,由公众来为其埋单——这不正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强大吗?

  那么,人们又该如何抵抗这位暴君的统治呢?虽然,科林·克劳奇对新自由主义多有诟病,大加挞伐,但他仍然不赞成回到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而是主张通过建设公民社会来弥补新自由主义所存在的以上弊端,即通过在政府与企业之外参与公共事务的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来对企业权力进行制衡,以构建一个在政府、市场、企业和公民社会四种力量之间存在持续的、长久的、互相制衡的经济。他所谓的公民社会,指的是一个与经济、政府和私人生活既有关联又有差异的领域,它锁定促进集体和公共目标的价值观,以公共冲突、对话、妥协和理解为导向,承认多元性、差异和冲突的合法性,并以非暴力的形式存在和运行,对政府与巨型企业形成多重的监督,进而建立一种不受任何一方控制的多元对话,促进企业在政治领域发挥良性作用,避免政治党派与企业过从甚密,从而为企业提供创新动力,为集权行为提供约束。

  是的,科林·克劳奇的分析的确很有道理,让我看到了企业的影响在现代社会无处不在,对人们的生活拥有强大的定义和塑造能力,但我对他所谓的公民社会能够超越政府、市场与企业之上确实没有信心。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非政府间组织已经是一种社会力量,但它仅在于维持较低程度的对政府、市场和企业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制约,还不足以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制衡。同时可以试想,既然新自由主义能够以巨大的现实利益为诱惑,已经俘获了现在社会上除政府之外的几乎一切机构——使大学、医院、和宗教机构统统象企业一样运作,甚至通过捐献竞选资金的方式控制政党,为什么它就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将“公民社会”斩于马下?就靠自身的道德约束?实际上,他也对此并不敢给予保证,正象他在考察了五种集团之后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保证,为公民社会服务的人能够一直保持崇高的道德目标,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企业与政府为得到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结果去干预公民社会。

  从所周知,一个物种,必须能够不断的进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才能长期生存;一种思想,必须能够不断调整以解释日益复杂的世界,才能持久存在。新自由主义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强大自我调适能力的政治——经济思想理论体系。它之所以迭遭危机而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它拥有一种强大的调适能力——不但通过培植企业、控制政党使政府和市场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特别是使巨型企业成为人类社会新的暴君,不但控制了公共政策走向,而且每每能够对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提出新解释、新对策、新思路。以至于科林·克劳奇也只能无奈的提出,所谓的公民社会也只能是对其有所制衡,甚至是有所修补,而这恰恰又会成为新自由主义获得新生的另一个开始……

  《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读后感(五):效率与公平兼顾

  做为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新自由主义者,不仅仅与其他的自由主义流派的观点意趣不同,甚至还颇有相互抵触、针锋相对之处。若是提及其中的渊源缘故,恐怕就不免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的历史恩怨纠葛了。

  欧洲17至18世纪之间,贵族和教会对欧洲诸国实施沉重严酷的封建压迫,尤其是利用封建特权攫取商业利益,引起了新兴的商人阶层的强烈不满。为了反抗压迫,争取自身的正当权益,商人们也投身于争取自由的运动。在这样的努力之下,特权者使用权力的范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个人自由也得到了一定的实现。

  至19世纪,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商业与金钱对全社会施加了愈越来越多的控制。相应地,工人阶级开始要求摆脱这样的控制,争取自身的权益。于是,自由主义就分裂成为了主张‘社会自由’与要求‘经济自由’的不同派别。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尽管其形式千变万化,大体而言,凡是主张‘市场比政府更重要’的,皆可归类于新自由主义的范畴。

  本书的作者认为,20世纪初,制造业的大规模生产制度提高了生产率,既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又可以增加普通工人的收入,堪称是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典范。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与繁荣之道。

  二战之后,被泛称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思想,其实主要是由一些英国和瑞典的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据此而构建的福利国家制度使得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们免除了市场激烈波动所带来的苦难,维持了生活的稳定,保证了经济的平稳运行。实现了真正的社会和解。

  读至此处,我们可以看出,本书的作者对于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国家的经济思想是充满了热情的赞颂的。所以,本书的作者虽然也承认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制造了通货膨胀,但却仍然坚决主张要维护普通民众的生活稳定。而这个原则,与经济增长的目标并不是必然不可兼容的。

  作者举例说:在桥梁设计时必须要考虑超出正常承载量的冗余能力,弃小利而取大利,才可以确保桥梁的坚固耐久。若是一味地精明算计,却不肯综合全面考虑诸多相关要素,反而容易酿成事故,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很显然,我们可以从类似的阐述之中,读出作者对于新自由主义者的指责之意。

  被泛称为新自由主义者的各种经济学观点,都主张放任市场,而强烈反对政府的干预。按古典经济学的解释,所谓的市场,是由千千万万家小企业所构成的,只有竭诚为消费者服务,才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立足。作者认为,这样的理论学说与现实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在现实环境下,生存着势力强大的巨型企业,游说操控政治形势、以自身强大的组织、运用丰沛的资源,可以控制消费者的选择而不被消费者的意志所左右。所以,新自由主义者们自认为是在维护企业的正当权益,但其实际效果却是纵容了巨型企业垄断市场,控制政治,进而控制全社会。

  作者以英国铁路私有化为例,英国政府宣称设立一家按商业模式动作的私人企业以控制英国铁路的产权。这个组织没有股东,董事会成员由铁道部和消费者任命。

  那么,我们设想,以当时英国政府推行私有化的坚定决心与优秀的施政能力而言,竟然容忍了这样一个奇怪的产权组织,其中或许不无叵耐思索之处。也许可以说明市场与政府衔接地带的微妙与复杂。武断地划分市场与政府的界限,然后再坚定地维护企业的权益,不容政府侵犯,也许反而便利了巨型企业的暗箱操作?

  金融业、医疗业、房地产业,都是至关重要的国民经济行业,潜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又无法真正完全脱离政治的影响。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来,在这些领域内,美国的政商两界屡屡有被揭露丑闻,震惊全球视听。本书对此也有十分详尽的论述。这些典故嘛,我们都已经十分熟悉了,知之甚详,就不再多着笔墨了。

  《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读后感(六):百年经济自由主义与中国

  科林•克劳奇《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这部书,从书名上就能知道是在为自由主义辩护,更确切地说是为了经济自由主义辩护。中国近三十年影响最大的思潮,莫过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了。而且,如果要推崇自由主义大师的话,立刻就会想到为自由主义辩护过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哈耶克。而本书的作者科林•克劳奇作为德国人,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任过教,这些经历与哈耶克有很大的重合。除了二战结束后,哈耶克因为撰写了《通往奴役之路》,才被迫离开英国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思想与社会研究中心任教。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美国连经济系都进不了,只能到跟政治系联系紧密的研究中心任教。同样在二战结束后,撰写下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波普尔在哈耶克的引荐下,也希望获得芝加哥大学的教职,却被芝加哥大学拒绝了。言归正传,自由主义在当时并非是欧洲世界主导的思潮,因而作为自由主义代言人的哈耶克和波普尔,在求职问题上都因此遭遇到尴尬。那么,我们必须回溯到二十世纪初,自由主义发展的百年历程来。

  一

  十九世纪是欧洲经济大发展的百年,除了老牌的英法两国早早地走上了工业化和殖民扩张的道路外,美国也从宗主国独立,德国和意大利也同样经过统一战争,而走向了现代化的道路。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是欧美各国迅速扩大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殖民地的黄金时代。可以想象,当时的中国需要面对英法德美等诸多资本主义列强的瓜分。这并不是实际意义的政治占领,而是通过划分势力范围,来获得原材料的出产地和工业品的倾销地。

  当时因为英法两国早早地完成了古典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变,因而无论在对外扩张的手段和力量上,都是其他欧美国家所无法抗衡的。但是,由于美国着眼于美洲大陆的扩张,俄国还有大片的西伯利亚等待开发,所以他们并没有感觉到世界市场的逼仄。但是,后起的德国和日本,则必须面对传统资本主义英法两国的压力。

  尽管德国和日本,在十九世纪已经完成了社会转型,但是政治体制依然保持了传统君主专制,这为二十世纪初德日两国挑起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政治冲突埋下了伏笔。这个时代的自由市场,不如说是殖民帝国内部的有限世界市场。所谓的争夺殖民地,就是争夺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势力范围的大小,决定了殖民帝国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自由市场理论其实就是为了欧美列强如何攫取更大的殖民地进行的理论辩护。正因如此,后起的德日等国就不能不对传统的英法殖民体系进行挑战。

  于是,德国在三次统一战争后,就剑指非洲大陆殖民地的争夺,以及对中国胶东半岛的抢夺。同样,日本在击败沙俄后,迅速扩展了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我们必须说这时候的自由主义,不过是弱肉强食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二

  列强之间的分赃不均,就难免爆发战争,虽然说挑战者是德国,但是从战后的格局来看,德日都是一战前英法殖民体系的挑战者。只是,德国因为离着英法两国太近了,所以不得不主动出击。但是,日本趁着欧洲列强战争正酣,他悄悄地攫取了德国在胶东半岛的殖民地,俨然是对德国宣战了,其目的仍是在攫取殖民地。

  在二战结束后,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写下了《西方的没落》,对于欧洲未来的命运做出了悲观的预言。当然德国在一战的失败,也可以作为斯宾格勒这部著作的历史背景。不过,最为重要的在于他对于自由主义所预言未来永久和平的未来感到绝望而已。毕竟,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对于一战后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还是隐忍未发的。苏联作为新兴的帝国,在未来历史中所要扮演的角色,仍需要长时期的观察。以自由主义为借口的殖民扩张运动,在一战结束后并未因此结束,而是随着英法作为战胜国,反而从战败国那里攫取了更多的殖民地。从而加剧了十九世纪以来日益不公正的世界政治格局。值得一说的是,段祺瑞政府虽然听从梁启超等人的劝说,派兵参加一次世界大战,但是结局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战胜国竟然连从战败国手中重新要回自己的领土权力都没有,胶东半岛在英法两国的调停下直接送给了日本这个野心狼。

  在这意义上,当时已经回国的胡适,竟然在中国大力鼓吹自由主义,却并不知道中国被瓜分豆剖的原因,就在于欧美所流行的自由主义。这里需要做一个解说,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论证了如果国内不能根据自然法订立法律,国家内部就会陷入人与人相互残杀的自然状态。同样霍布斯的理论是可以扩展到世界秩序中,所谓的自由主义,其实就是国际间的自然状态。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将这个时期的国际关系称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皆是对这个时期自由主义最为准确的描述。

  一战后,英法两国的实力在稳步提升,但是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的美国、德国,却苦于没有殖民地与世界市场,而陷入到经济的困境中。我们虽然看到德国和美国,一战后虽然有十年的黄金发展期,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对于世界市场的需求在日益增加,但是控制着世界市场,仍然是英法老牌殖民帝国。因此,二十年代末德国与美国相继爆发经济危机,大量的产品因为缺乏世界市场,所以被大量积压,同样因为经济不景气,导致大量的裁员,两者相加造成对德国和美国巨大的冲击。

  德国对于经济危机的理解,是因为英法两国剥夺了他向外扩张的机会,所以将仇恨对准了英法两国。而美国则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缓解经济危机。也就是说,美国通过政府买单的手段,从而刺激了生产与就业,缓解了因为缺乏国际市场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我们必须注意到,美国采取凯恩斯主义,并不是治本的良策,而只是缓解了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

  大西洋彼岸战争正在酝酿,同样在东亚,日本虽然获得了中国东北和胶东半岛的殖民地,但是仍然无法与老牌的英法殖民帝国相抗衡,甚至也无法与新兴的美国相抗衡。美国虽然没有英法这么大的殖民帝国,但是毕竟还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做后盾。而日本作为岛国,在殖民扩张上赶不上英法,在国内市场上又赶不上苏美,所以对外扩张就是必然的选项了。美德两国的经济危机,同样影响到了日本,这时又赶上东京大地震,血气上涌的日本青年就采取了对中国东北下手的预谋。

  今天看到很多经济学界对于两次大战期间的经济危机进行讨论,认为是欧美列强放弃了自由市场理论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当时的历史就会发现,英法早已经控制了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殖民地,而作为后起的德日美外加苏联,所拥有的世界市场配额非常少。战争是解决列强间利益分配不均衡的最后手段,日德采取的就是用战争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美国则是选择隔河观火,分别向战争双方提供军火,来缓解政府因公共建设投入而造成日益增加的经济负担。当殖民市场成为封闭和垄断后,所谓世界自由市场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从一战到二战时期,自由主义在欧美国家走向衰败也并不稀奇了。

  三

  二战后,德日两国虽然挑战英法帝国没有成功,但是传统殖民体系也在炮火中摇摇欲坠了。最为关键的是,美国在二次世纪大战中大发其财。苏联也在二战中,摆脱了一战的原有格局,通过向德国宣战从而获得了东欧和东北亚在内的大量势力范围。

  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体系当然是所谓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但是更是美苏两国的胜利,英法两个传统殖民帝国在战火中衰败下去,美国在战争中吞并的势力范围,在英法债台高筑的战争借款中,不言而喻地成为了美国的囊中物。同样在苏联红军解放的东欧和中国东北,也被默认成为其势力范围。如果仔细阅读雅尔塔会议中所达成的一系列协议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这是赤裸裸的美苏分赃会议。

  中国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却又在一次面临一战结束后,胶东半岛要割让给日本的命运,雅尔塔会议中国作为四大国参加,但是东北还在被苏联占领,日本是向美国投降。中国在二次大战中的作用,不仅仅被美苏两国所忽视,连英法两国也不会为中国说上半句话。在这个意义上,胡适所提倡的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领域就完全是一个笑话。

  不过,我们注意到苏联在东欧和东北亚的势力范围,其实与美国在二战后所建立的新殖民体系相对立。我们不讨论意识形态的对立,其实美苏两者已经摆脱了英法殖民体系,而形成了美苏两大帝国的对峙。从核心帝国到附庸的对立体系,如华约与北约的对峙,都是新的世界格局的建立。

  四

  自由主义在这个时期扮演的不再是为殖民扩张辩护,而是成为了冷战意识形态的武器。苏联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建国,因此推行的意识形态自然是社会主义,同样为了对抗苏联所提出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美国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由世界的观念。

  美苏两国意识形态的斗争,大大推动了对于自由主义市场理论的发展,当时涌现了一大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家,著名的如弗里德曼、布坎南,当然不能忘了哈耶克和他的老师米塞斯,他们所鼓吹的自由市场理论,成为二战后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同样,为了表彰他们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的功劳,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是不吝啬给予他们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苏联解体后,在世界的声誉达到顶峰,甚至弗里德曼成为了苏联改制的主要推手。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对于苏联的经济改造,造成了怎样的实际效果。同一时期,中国在与苏联五十年代末分道扬镳后,在八十年代邓小平访美,迅速接受了自由市场理论。这在中国最为清晰的表达,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为了对抗苏联,美国将中国拉拢到以其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中来,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对于美国的利用价值在不断下降,反而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对手角色不断显现。因此,美国在八十年代末将华盛顿共识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向世界推广。

  我们必须说,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的转型,但问题在于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列强之间的国际分赃?中国一直打着第三世界领袖的招牌,一旦转而成为新资本主义代言人的话,就意味着中国自身王道政治的衰落。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中国真正融入了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而不可能有任何正义的可能性了。

  结语

  虽然科林•克劳奇在书中,提到新自由主义的未来,在于非政府组织,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由主义从出现那天开始,就离不开政治。因此,维护新自由主义,不如追问今天世界秩序如何回复正义。我们也应该追问中国是否需要同流合污,还是找到新的发展道路。当然,我说这些话还嫌为时尚早。

  中国内部的左右之争,当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产物,城市化进程中,有利益受损者,也有获益者,对于经济转型的评价产生两极化的分歧绝不奇怪。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未来究竟要走哪条道路,是选择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最后走到对外扩张的道路,还是应该反思中国已经走过的百年历程,找到一条更加正义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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