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方法读后感10篇
《危险方法》是一本由约翰·克尔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5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3年5月31日
一个少女，与已婚的医生坠入爱河，迫于周遭的压力与其分手，两人向共同的导师倾诉衷肠。最终，女人返回故乡，香消玉殒，医生与导师反目成仇，再无往来。听起来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但当故事中的两个男主角名叫荣格与弗洛伊德时，这显然便成了影响20世纪思想史的一桩出轨事件。约翰·克尔的《危险方法》一书，从这一段情史、两次决裂出发，梳理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看待自己方式的精神分析学说的早期历史。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精神病学教学医院最年轻的主治医师，29岁的荣格前途无量——他还跟当地富有的工厂主之女结了婚。1904年，他接收了一个19岁的女孩住院治疗，她叫萨宾娜·施皮尔赖因，是俄国犹太人。这次治疗对荣格的影响是巨大的，使他踏上了从一个成功的医生变成伟大的思想者的道路。他首次使用了一个维也纳犹太人发明的全新的治疗手法，即所谓 “精神分析”——是的，与人们往往会设想的不同，并非年长的弗洛伊德提携了荣格，而是荣格和他背后的苏黎世学派发现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才使得出版数年也没卖掉几本的《梦的解析》的作者没有被淹没在20世纪初纷乱的心理学流派之中。
荣格与萨宾娜开始了漫长的谈话治疗。借助谈话，他要挖掘出萨宾娜隐藏至深的、连她自己也察觉不到的内心欲望——她的无意识。随着谈话内容的深入，他俩的关系从医患升级为朋友，进而彼此爱慕。这场谈话持续到萨宾娜出院、进入苏黎世大学医学院就读也未停止，她要成为他的同事，与他并肩站在同一个高度上。
但是荣格敏锐的妻子发现了丈夫的心事。她给萨宾娜的母亲写了信。于是，母亲兴师问罪，奸夫畏罪退缩——荣格回信称，他的温柔让她产生了误解；他还索要自萨宾娜出院以来每次谈话的诊金，称这样可以重新拉开医患之间的距离。出离愤怒的萨宾娜给弗洛伊德写信，告知了她与荣格的关系。荣格也在身败名裂的恐惧之中向弗洛伊德坦白了一切。
虽然这段出轨的爱情最终夭折，但萨宾娜与荣格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作为医学生与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他们还保持着学术上的往来。医学院毕业后，萨宾娜去了维也纳，加入了弗洛伊德的星期三研讨小组，标志着她正式从苏黎世学派转投弗洛伊德门下。如果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关系一如从前，这种转移或许并不算什么。但如今，这两位曾经情同父子的大师之间，也早已暗潮汹涌。
他们的关系其实从第一次见面起就埋下了阴暗的伏笔。荣格发现，弗洛伊德与他妻子的妹妹之间关系很不寻常——直到晚年，荣格才公布了这件事。而尽管弗洛伊德总是对外宣称荣格是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是属于未来的高尚的人，但他对荣格的神秘主义和超自然倾向一直颇有微词。弗洛伊德曾经两次在荣格面前晕倒，第一次是1909年他们赴美国演讲前夕，荣格大谈考古挖掘中发现的尸体；第二次是在1910年慕尼黑的一次会议上，荣格讨论古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把父亲的名字从纪念碑上抹去——弗洛伊德将这些视为荣格隐藏着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表现，他无法接受这个精神上的儿子有任何背叛他这位君父的可能。1913年1月，在经历了往来书信中狂风骤雨般的情感发泄之后，荣格与弗洛伊德最终决裂。
两人的分道扬镳既源于学术上的分歧，也是政治使然。一开始，弗洛伊德需要荣格以及整个苏黎世的学术资源，需要确立一个基督教的“王储”来摆脱精神分析与生俱来的犹太色彩。而当精神分析学发展壮大，如火如荼地横扫全世界的时候，他却恢复为一个大家长，需要绝对听话的门徒，他担心荣格的创造力会偏离他所确定的方向。
这次分裂对荣格的打击远远大过与萨宾娜的分手。他一度陷于幻觉之中难以自拔，几年之内完全无法工作。他在幻觉中听到一个女人对他说话。“那是一个病患的声音，是一个才华横溢而且对我有着强烈移情的精神病患者。”那是萨宾娜的声音。据此，他提出了“阿尼玛”的概念，那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的女性原型，是他个体最深处的“灵魂”。萨宾娜未能如荣格所愿给他生下一个儿子，也并非陪伴他时间最长的情妇，却留在了他的心底，成为他灵魂中最重要的女人。
弗洛伊德则在荣格走后，恢复了对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控制。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他着重探讨了原始部落中的弑父禁忌，不难看出与“儿子”决裂带给他的负担。1920年，他在《超越唯乐原则》一书中，提出了与“性本能”相对的“死本能”，并不讳言，“这些论断之中，有相当一部分都由萨宾娜·施皮尔赖因在其有趣而有益的论文中预先提出过”。
而萨宾娜最终嫁给了一个犹太心理学家，回到祖国俄罗斯，加入了莫斯科精神分析学会。她作为培训师授课，还到临床诊疗中心治疗儿童患者。她的努力，帮助苏联心理学研究进入了20世纪。1941年，纳粹入侵顿河畔罗斯托夫，萨宾娜与两个女儿一起被枪杀。
晚年的荣格，用石雕来打发时光。他雕刻了一组名叫“阿尼玛”的群像，其中有一只弯腰的熊，用鼻子推动一颗圆球，上面的铭文是：“俄罗斯让球不停转动。”这是荣格献给萨宾娜的悲伤遗言。即便在此时，荣格仍旧无法提起她的芳名。荣格的“阿尼玛”，最终以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1993年，《危险方法》出版，揭开了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几十年的一段往事。书中披露了三个人大量的往来信件与日记，仿佛一部美妙的书信体小说，然而其中记载无一不是真实。男人们因坚持自己的信念分道扬镳，女人在经历情殇之后却成就了伟人。即使能够看透他人内心的诉求，也仍旧逃不脱自己深藏的欲望。
《危险方法》读后感(二)：“力比多”秘史
萨宾娜·施皮尔赖因是俄罗斯犹太人，少女时期因患癔病到瑞士就医，就医期间迷上了主治医生荣格，继而又变成了他最有才华的学生和情人，荣格后来因害怕影响家庭和事业主动与她疏远，并把她推荐给弗洛伊德，她又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在维也纳工作和学习了两年。“二战”期间施皮尔赖因回到俄国，却惨死在入侵德军的枪口下，但随着她的手稿被发现，一段鲜为人知的心理学史浮出水面。
施皮尔赖因是与荣格和弗洛伊德都交往密切的人之一，并启发弗洛伊德提出了性-死亡本能说，将精神分析理论从分裂的边缘中挽救出来。《危险方法》的作者约翰·克尔（1950—）是美国的精神分析学家，用了八年时间仔细梳理弗洛伊德、荣格和施皮尔赖因的书信、日记，并从这段心理学史中发掘出“力必多”概念发展的秘史。
“力比多”简单说就是一种心理内驱力。对它进行定义，牵扯着深层的哲学命题：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就是单纯的性欲，而性欲遵循快乐原则。人类所有的潜意识都是性欲被压抑的产物。而荣格却认为“力比多”包含众多情结，性只是其中之一，人类除了生的欲望，还有毁灭的欲望（除了快乐还要宁静），潜意识也是一个需要仔细拆解才能分辨清楚的混合情结。施皮尔赖因认为性的本质不是追求享乐而是融合，而融合就是个体的死亡，因此，性欲本身就已包含个体死亡意识。她这个独特的观点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统一起来。
《危险方法》的主线就是弗洛伊德、荣格和施皮尔赖因对“力比多”概念的艰苦探索和不断修正，并且完整地描述了精神分析从一种精神病诊疗技术发展成世界文化思潮的历史背景。在弗洛伊德和荣格把精神分析法用于精神病治疗之前，精神病人的世界一片黑暗，患者被不加区别地对待，滥用药物、隔离或限制自由的疗养使这些无辜的人承受非人道的对待，精神分析法的产生首先是精神病人的福音，后来又成为人们寻找心理真相的主要方法，继而又成为影响巨大的文化批评方法。
虽然施皮尔赖因的故事在书中占有核心地位，但本书大部分内容是对这三位心理学大师的日记、自传、书信集和著作的诠释，作者不仅眼光犀利而且极富勇气，除了尽力披露施皮尔赖因的贡献之外，也大胆地为荣格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地位正名：不是弗洛伊德将荣格提携到精神分析奠基者的地位，而是荣格和他的老师欧根·布洛伊勒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将弗洛伊德推上精神分析的王位。
由本书改编的好莱坞同名电影，着力表现施皮尔赖因与荣格之间秘密而猛烈的爱情。其中施皮尔赖因的扮演者是美女凯拉·奈特丽。为了演好曾患癔病的施皮尔赖因，使用了极其夸张、粗野的表情（比如下颌猛烈前突）。而书里的施皮尔赖因只是举止有点豪放，内心里希望做一个圣徒。她在爱情中保存着高傲的姿态，而且一旦觉得感情受到对方的贬低，爱也会跟着消减。荣格对她纯粹而浓烈的爱感到恐惧，而且他太着迷于心理学事业了。
约翰·克尔笔下的荣格生机勃勃、思维开放、立意创新，对探索内心有一种天生的狂热，是一位如顽童一样天真的心理学家。而对弗洛伊德的性格刻画隐含贬意：保守、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心胸狭窄、总是想着排除异己，所谓的“危险方法”指他们在亲密交往中滥用精神分析法搜集对方欲攻击自己的证据，因而使友谊变得莫名紧张起来。当他们关系破裂时，弗洛伊德又用精神分析法对荣格进行人格攻击，使荣格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
作为一本心理学史著作，它本身的命运也不乏传奇。本书出版后，一位著名的反弗洛伊德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坎贝尔·克鲁斯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文章在精神分析领域引起轩然大波，同时也使本书广为人知。之后被戏剧家克里斯托弗·汉普顿改编成戏剧上演，再由电影导演柯南伯格拍成同名电影，使其在舞台上和银幕上也大放异彩。（2013.7.20深圳《晶报》）
《危险方法》读后感(三)：懦弱的男人们和一个折不断的女人
电影上映一年多，原著中文版终于来了。这本书涉及到两段关系的决裂：荣格和萨宾娜·施皮尔赖因，荣格和弗洛伊德。一个基督徒，两个犹太人。弗洛伊德对施皮尔赖因说：我们是，并且永远都是犹太人。但他忘了在最初，正是借助他这个基督教的“王储”，才将他的精神分析引进了心理学界的视野。荣格将女病人搞上了床，面对病人母亲的指责，他说是他的温柔让她误解，并且将每次幽会计算成门诊时间索要诊金。但是这个被荣格抛弃又被弗洛伊德利用来抛弃荣格的女人，她是荣格的“阿尼玛”，她给弗洛伊德提出了“死本能”，她成了皮亚杰、卢里亚、维果茨基的督导师，她让苏联心理学迈进了20世纪。男人们固守信念而分道扬镳，女人成了伟人们脚下踩的肩膀。那些人，即使能够看透其他人内心的渴求，也仍旧逃不脱自己的深藏的欲望。
《危险方法》读后感(四)：倾向于荣格的一点小看法
最后一句图片没有传上来，所以我们毕生追求梦想，坚定自己的信仰。这句话有感于电影中两个推动心理科学发展的大佬的人生际遇，也有感悟于自己被工作折磨的不快乐的当下。
借点评文章来抒情呢？不知道弗洛伊德是不是一直没有突破某些自己能力发展的瓶颈，而荣格可能机缘巧合之下突破了，从而两个人在某些观点上形成了不同学派？
不过不论怎样，两个人都对自己所在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且百年之后仍然可以影响很多人，这一点普通人就难以望其项背l
《危险方法》读后感(五)：致命的沉默：精神分析史上的一出悲剧
文/严杰夫
1936年，在弗洛伊德的80诞辰上，托马斯•曼、罗曼•罗兰和其他近200位西方知识分子给予弗洛伊德如下的评价：这位勇敢无畏的先知和救人疾苦者，他一直是两代人的向导，带领我们进入了人类灵魂中未曾有人涉足过的一些领域……如果我们这个种族有什么业绩能够永垂青史的话，那就是他探索人类思维的深度所创下的业绩。”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法在现代西方文化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然而，另一方面，从弗洛伊德生活的那个年代开始，他和他的理论就从来不乏质疑。也正是这种极端的毁誉参半的现象，让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成为现代心理学乃至于文化史上一道独特风景。
当然想要彻底了解精神分析艰深晦涩的理论体系，对于普通人来说挑战巨大，不过弗洛伊德和他的弟子，特别是另一个大名鼎鼎的精神学家卡尔•荣格间的恩怨情仇，却一直都是大众最感兴趣的文化话题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两位大师在早期精神分析理论发展上的重要地位，更是因为关于那段历史的真相，至今仍旧笼罩在各种扑朔迷离的流言“迷雾”之中。于是，到底弗洛伊德和荣格，以及他同时代的精神学家们之间，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他们是如何将精神分析推到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学的巅峰？精神分析学派在欧洲大陆又是如何迅速地繁荣又迅速地分崩离析？这一切都是始终萦绕在每一个“弗洛伊德迷”心头的疑问。
拨开历史的“迷雾”解决这些疑问，首先自然要求具有传统历史学家考据的方法，其次又需要对精神分析理论在专业上足够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美国作家约翰•克尔显然正是这样一位学者。他经历八年研究于1993年发表的《危险方法》，第一次为读者全面细致地重现了早期精神分析学派的发展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为我们展现了弗洛伊德、荣格和早期精神分析学派此前并不为人所知的一面。笼罩在那段历史上方的“迷雾”，在克尔的努力下终于渐渐露出它本来的面目。
《危险方法》事实上包含了三位主角。除去弗洛伊德和荣格外，克尔还着重描写了一位女性人物——萨宾娜•施皮尔赖因。这样一个三角人物关系让克尔的这部非虚构作品，看上去似乎有了一点畅销作品的元素。然而，随着作者叙述的深入，我们会发现这个女性人物对于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的关系，乃至于对早期精神分析学派的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萨宾娜•施皮尔赖因在一开始是作为荣格的病人“登场”的。来自俄罗斯的施皮尔赖因生长于一个富有的家庭，据说她的母亲可以随意更改本地高级中学的课程，以使自己的女儿不用学习关于生殖的课程。从小在“过于细心”的照料下成长的施皮尔赖因，在青春期时却出现了奇特的“癔症”症状：“在吃饭的时候会想到排便；她无法触碰父亲的右手”，有时“她又会想象着父亲用他的那双手惩罚她，这些生动的想象每次都会伴随着性兴奋”，“她时而陷入重度抑郁状态，时而又大笑、哭泣或者尖叫”。这个奇特案例的出现，给予当时供职于“苏黎世学派的中心”柏格尔茨立精神病院的荣格一个机会：尝试使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对其治疗。这段故事一定会让我们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关系有新的看法：与传统观点认为弗洛伊德提携了荣格成为精神学大师不同，事实上，正是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精神病医院”的医生的荣格对施皮尔赖因使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才给予了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法走上历史前台的机会。
施皮尔赖因在弗洛伊德和荣格间的出现，也为精神分析学的历史增添了更多的传奇。由于荣格使用精神分析来帮助施皮尔赖因，施皮尔赖因在治疗过程中对荣格产生了“理想化移情”，而由于自己的个性，荣格对施皮尔赖因也产生了“理想化移情”：也就是说两个人之间产生了爱情。施皮尔赖因和荣格之间的感情纠葛，从那时开始就一直影响着荣格在精神分析理论上的研究和探索。之后，与荣格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恋人”的施皮尔赖因进入苏黎世大学医学院学习，并成为了一位精神病学医师。但由于荣格妻子发现了荣格的这段“婚外情”，再加上忌惮于一直帮助自己的前辈弗洛伊德会对此有所看法，荣格最终选择与施皮尔赖因在感情上做出“了结”。这段痛苦的感情经历，让施皮尔赖因决心成为一位能够与荣格比肩的精神病学专家，并于其后转向弗洛伊德影响下的维也纳学派。然而，为了打击与自己渐行渐远的荣格，弗洛伊德却利用了施皮尔赖因。随着弗洛伊德与荣格最终正式走向决裂，施皮尔赖因也发现自己原来遭到了利用，三人自此在私人关系上也就分道扬镳了。
如果这只是一个爱情故事，那么剧情到这里也就该结束了，然而这却是发生在精神分析学派中几个重要的人物身上，背后牵扯的是众人对精神分析学领域权威的争夺。因此我们的三位主角的分崩离析，最终也间接导致了国际精神分析学组织走向崩溃。尽管此后三人在各自的领域，依旧对精神分析学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却再也没有看到他们曾经一起创造过的“黄金时代”。
从叙事气质上来看，克尔的这部作品无论如何都像是一部恢弘的“历史小说”。在开篇的引言中，荣格以一种俯视的视角，全景式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学崛起的历史背景，同时还对弗洛伊德和荣格二人间的关系走向，及其各自在精神分析理论上的贡献，做了概述和评论，这种极具画面感的描写让整部作品一开始就让人有一种“大戏上演”的感觉。在此后的章节中，克尔也一直未忽视历史事件的发生对笔下人物的命运具有的作用，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掀起的各种危险的思潮和社会运动，乃至于最终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自然都会给三位主角或多或少带来影响，施皮尔赖因回到祖国发展自己的事业，间接地帮助创立了俄国的精神分析中心，正是出于这样的历史原因。这种叙事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晦涩精神病学理论带来的阅读困难，并为《危险方法》增添了一丝历史叙事中特有的诱人魅力。
然而，这种叙事的“魅力”却没有削弱作品在专业上的价值。一方面是因为，克尔的这种历史叙事是建立在对文献资料的梳理之上的，荣格、弗洛伊德和施皮尔赖因三人间的书信成为整部作品的叙事基础，即使是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作者所作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相关人物的书信与论文之上；另一方面，作者心理学专业的背景，也帮助他在评价和分析历史人物的行为和观点时，拥有足够的专业储备。
在结尾，作者为三人间的复杂关系做了一个极为文学化的总结：“当这三个不同的领域（性、宗教和理论）开始纠缠起来，形成了一张无望之网，弗洛伊德和荣格无法就这些问题进行交流，也不能和其他人谈论……正是由于这种致命的沉默，我们今天所知的精神分析学派带着它自身固有的那些矛盾，终于走向了衰落”。这个总结为整部作品抹上了一股浓郁的悲剧色彩。如今来看，这种悲剧的发生一部分是由于精神分析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缺陷，更关键的还是与主角们各自带有的强烈性格有关：弗洛伊德的霸道，荣格的孤傲，都对他们的学术命运和精神分析学派的发展产生着致命的影响，而作为病人、学生、同事和恋人的施皮尔赖因更是被夹裹在两位大师的恩怨之间，无法自拔。对于后来的读者而言，他们自然会唏嘘于大师们也与普通人一样常常受到性格缺陷的困扰，不过也正是伟人的“失误”带来的历史悲剧，才是精神分析发展史上最有“魅力”的地方吧。
《危险方法》读后感(六)：倾向于荣格的一点小看法
最后一句图片没有传上来，所以我们毕生追求梦想，坚定自己的信仰。这句话有感于电影中两个推动心理科学发展的大佬的人生际遇，也有感悟于自己被工作折磨的不快乐的当下。
借点评文章来抒情呢？不知道弗洛伊德是不是一直没有突破某些自己能力发展的瓶颈，而荣格可能机缘巧合之下突破了，从而两个人在某些观点上形成了不同学派？
不过不论怎样，两个人都对自己所在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且百年之后仍然可以影响很多人，这一点普通人就难以望其项背l
《危险方法》读后感(七)：辉煌时代的黯影：古典精神分析演进的真相
也许施皮尔赖因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从真正的精神病人角色脱离出来，转变为精神分析师的人。撇开癔症患者、荣格的情人以及弗洛伊德的门徒这些标签性质的名称不提，其实她只是一个追逐真理的孩子。她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投入是极为狂热的，她的目的远比荣格和弗洛伊德这两个巨人更纯粹，也比他们更乐意面对自身。但是二战的阴云笼罩了她，她和自己的孩子被关进集中营，最后被德国士兵残忍地杀害，从此，这个以病人和精神分析师两种身份参与过精神分析早期运动的女人就被精神分析的历史完全淡忘了。约翰的这本书相当好，是精神分析历史研究中极为杰出的著作之一，曾经引发过剧烈的震荡。我国对精神分析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理论研究的阶段，尚未能进入历史角度的研究，这本书对于了解这段讳莫如深的历史极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