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青年运动的读后感10篇
《德国青年运动》是一本由曹卫东 主编著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德国青年运动》读后感(一)：李公明：青翠的与……殷红的五月
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5月19日
如果要为5月画像，画家可能会在青翠与殷红的色调之间踌躇不定。因为5月是春夏之交，青翠的是生命，殷红的也是生命，5月的原野青翠，5月燃烧着殷红的生命之火。进一步可以说，5月的主题应该是青年运动，只有它最符合生命的青翠与燃烧的殷红。刚读到几个月前出版的《德国学术》的第一辑，主题是《德国青年运动》（曹卫东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正好呈现出从青翠到殷红的强烈的色彩特征——从原野漫游到狂热的生命投入。这一专辑收入的多种角度的文章为我们思考二十世纪青年运动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德国——提供了很有参考价值的论述和史料。
1896年，在柏林附近的小城施特格利茨，一位名叫赫尔曼·霍夫曼的大学生带领一群高中生到野外徒步漫游，直至几年后穿越波默森林。他们自譬为候鸟，要在漫游中拯救自己，寻找内心中失去的自然与坦诚（霍夫曼之后的继任领袖卡尔·费舍尔语）。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旅行吸引了更多青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德国青年运动发端于此，影响了德国二十世纪的思想和政治进程。曹卫东、黄金城的长文《德国青年运动》从德国思想史的角度切入，为本辑的“专题聚焦”提供了较为清晰、全面的社会运动与思想史的脉络，指出这场德国青年运动虽然只是少数市民阶层运动，但在思想史上产生重要意义。文章最后认为，从思想背景来看，候鸟运动是十九世纪以浪漫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想在二十世纪初的再发生，也是自十九世纪初便开始萌发的“德意志特殊意识”在二十世纪初的青年一代中的集体觉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青年运动日益激进化，向后看的、温和的浪漫主义式的漫游和寻根，全面转变为向前看的激进姿态，转变成“革命”，而这正是魏玛时期的保守主义革命的共同倾向（第68页）。
在“专题聚焦”部分，沃尔夫冈·哈德维希的《学生心理—青年政治运动—国家主义：德意志青年协会的初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批论题相近的研究成果之一，反映出几个重要的研究特征：一、以社会史研究视角厘清运动的历史延续性轨迹；二、对大学生群体文化与心理状况的重视；三、重视所谓“青春激情”与青年身份在大众政治传播中产生的新形态；四、重新思考大学生的国家主义立场的起因与呈现形式；五、探讨在获得政治意义的同时，青年社团的心态变化与某一阶段公共舆论对青年政治运动的评价（参见第78页）。光从这些研究角度与重点来看，我们或许会深受启发的是，对青年现象、学生运动的研究框架必须从传统的党派影响下的学生运动研究扩展到社会史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以及公共传播与政治关系的多种维度，或许可以理解为应该在更具有政治社会学倾向的框架中进行研究。
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在后极权时代，政治与意识形态对教育的影响总的来说是既保持政治化的总体监控，同时又以实用功利主义引导“去政治化”，在这种语境中的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研究即使尚可存在，也总是呈现出苍白的贫血面容。耶鲁大学教授雅罗斯拉夫·帕利坎认为，一方面大学仍然要通过教学与研究实现它对社会革命肩负的职责，大学教育要为学生的道义愤怒和社会理想提供精神和学术资源，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成为民族、阶级及性别等领域的极端工具（参见其《大学理念重申：与纽曼对话》，杨德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76页）。其实，这两方面也正是我们研究自己的青年运动、学生运动所不应忘却的。
汤姆·泰勒的《威廉德国时期青年和家庭的图景——对德国特殊道路的再思考》（赵鹏飞译）对传统的中产阶级父权制家庭与纳粹政治兴起的关系的僵化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文章通过检视身处中产阶级家庭和学校体系中的男性青年，在与父权制和极权主义问题长期紧密相关的三个领域中的经验——性压抑和挫折、自杀和代际冲突，尤其是它们在候鸟运动成员的叛逆活动中的表现——来讨论这个问题（参见第124页）。研究的结论主要认为，父权制家庭对青年的影响并不像过去所认为的那么严酷、那么反映德国的独特性，相反，应该更多从社会政治、经济等影响的角度和国家权威主义影响的角度看待青年问题。与此相关的是，我想起在我们的知青史、学运史研究中，并未充分重视对青年背后的家庭环境及生活状况的研究，因此容易显得青年只是暴露在国家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影响之下。其实，在知青史研究的偷渡行为研究中，很明显可以看到存在家庭的影响因素。在这种语境中，家庭的影响常常是对国家意识形态与权力的抗衡。我们在很多对叛逆青年的批判文本中会不时看到“受其反动家庭的影响”等等说法，实际上它们并非全部来自于“血统论”的激进思维定势，其中的确包含有一定的针对性。
迈克·德斯利的《德国青年运动与国家社会主义：来自英国的看法》（匡宇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外部观察的个案，两位英国观察家对德国青年运动与纳粹主义之间关系的观察和不同解释，使我们看到一场非常广泛和多样的运动如何在外部观察者的眼中被认识和产生观点冲突。保罗认为纳粹主义是对青年运动的逆转，两者之间存在的不同是非常明显的；加德纳的观点与保罗截然相反，认为保罗“未能完全领会青年运动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纳粹政权几乎就是青年运动思想的胜利和实现。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还提到了这种冲突的观点的延伸：保罗会拒绝承认青年运动与共产主义的联系，而加德纳也会持相反的观点。这一个案研究的实际聚焦点是对德国青年运动的“政治性”解释的差异，值得我们特别思考的是学生运动的原初理想与政治利用乃至步入歧途的关系。
当看到德国青年学生在漫游途中的采风和咏唱，当沉醉在候鸟们在民间音乐中挖掘出来的浪漫质朴气息之中，被森林、山间的青翠所深深感染的时候，有谁能看到很快就到来的运动裂变、人心奔突、抉择难免的复杂而激进的时势呢？是否可以说，由于青年运动本身所必然包含的理想主义追求与敏感及躁动，它走向政治化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从青翠走向殷红，也是必然的吗？无可否认的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到来的时候，曾经浪漫和自由的候鸟运动精神寂灭了，军事化、政治化和准宗教化的社会环境强烈地把青年运动裹挟到纳粹运动的狂潮之中。对政治博弈者而言，固然是“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但是对青年来说，被拥有的同时就必然失去自身。这是所有青年运动的最大悲剧，青年运动最根本的异化。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从青翠走向殷红的可能，那就是从广义上对青年运动精神遗产的认识和继承。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青年精神遗产对任何威权主义和官僚机器来说都是不吉祥的，而莫里斯·迪克斯坦却明确地说：“六十年代在我们身上，在那些对其有过最强烈体验的人身上幸存下来。”朱尔·米什莱说，没有什么会被遗忘，人和事不会被遗忘，连空气都不会被遗忘；赫尔岑说，我们的整整一生都是尽力之所能实行青年时代的纲领。所有这些，都让人们不要忘记青春岁月的初衷和远志。而我们不仅仅有过青年运动，同时也曾有过蒸腾而起的青年精神现象，这一切均承载着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与精神文化的特殊基因，各自以青春个体的生命形塑着政治化的发展。
《德国青年运动》读后感(二)：青春是安睡的美人
学生时代的瓦尔特·本雅明曾是德国青年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维内肯领导的青年运动的核心刊物《开端》上，本雅明曾经发表了一首名为《睡美人》的散文，他以浪漫主义的热情发出呼唤：“青春是安睡的美人。她浑然不知，王子正在走近解救她。青春应该觉醒了，应该投入解放它的灵魂的斗争。” （引自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在这本书中，刘老师说：年轻的本雅明在20世纪初的青年运动中看到一种希望。）
托马斯•曼的儿子，Klaus Mann，也是青年运动的参与者。在青年运动的漫游中，他曾感言：“我拥抱森林，我的脸庞与树皮紧紧相贴，我感受着苔藓的柔软，它透过我的鞋子轻吻我的脚底。”
而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者海森堡，甚至是一个青年团体的领导者，他曾说：“也许对我来说并不合适，但我的确更喜欢与我的年轻朋友们在一起。”
德国青年运动在国内也许并不被熟知，但是正像五四运动一样，德国青年运动孕育了一批德国思想家，对于青春的呼唤，影响了德国现代思想的走向，值得了解一下！
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虚无主义的幽灵便降临人间，笼罩在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大地。事实上，尼采晚年一直在构思一部鸿篇巨著——《论欧洲虚无主义的历史》，可惜他疯得太快，又死得太早，未能完成这项规模庞大的使命。于是“清算虚无主义思想根源”的重任就落在另一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身上。海德格尔认为，世界本来由自由漂浮的“智性”统治，是近代技术文明的出现导致世界失去了存在之源——大地（Land），而只有大地才是德意志民族的本真，“大地和天空、人和神的无限关系就这样被摧毁”，这就是尼采喊出“上帝死了”的缘由，也是导致德国成为“黄昏之国”的原因。如何使德意志恢复对“土地的忠诚”？最佳捷径就是重拾以歌德、席勒和荷尔德林为代表的“浪漫派”文化传统，在绵绵乡愁里寻找田园诗般的风光，回归纯朴和谐的自然美德。
《德国青年运动》读后感(四)：青翠的与……殷红的五月
如果要为5月画像，画家可能会在青翠与殷红的色调之间踌躇不定。因为5月是春夏之交，青翠的是生命，殷红的也是生命，5月的原野青翠，5月燃烧着殷红的生命之火。进一步可以说，5月的主题应该是青年运动，只有它最符合生命的青翠与燃烧的殷红。刚读到几个月前出版的《德国学术》的第一辑，主题是《德国青年运动》（曹卫东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正好呈现出从青翠到殷红的强烈的色彩特征——从原野漫游到狂热的生命投入。这一专辑收入的多种角度的文章为我们思考二十世纪青年运动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德国——提供了很有参考价值的论述和史料。
1896年，在柏林附近的小城施特格利茨，一位名叫赫尔曼·霍夫曼的大学生带领一群高中生到野外徒步漫游，直至几年后穿越波默森林。他们自譬为候鸟，要在漫游中拯救自己，寻找内心中失去的自然与坦诚（霍夫曼之后的继任领袖卡尔·费舍尔语）。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旅行吸引了更多青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德国青年运动发端于此，影响了德国二十世纪的思想和政治进程。曹卫东、黄金城的长文《德国青年运动》从德国思想史的角度切入，为本辑的“专题聚焦”提供了较为清晰、全面的社会运动与思想史的脉络，指出这场德国青年运动虽然只是少数市民阶层运动，但在思想史上产生重要意义。文章最后认为，从思想背景来看，候鸟运动是十九世纪以浪漫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想在二十世纪初的再发生，也是自十九世纪初便开始萌发的“德意志特殊意识”在二十世纪初的青年一代中的集体觉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青年运动日益激进化，向后看的、温和的浪漫主义式的漫游和寻根，全面转变为向前看的激进姿态，转变成“革命”，而这正是魏玛时期的保守主义革命的共同倾向（第68页）。
在“专题聚焦”部分，沃尔夫冈·哈德维希的《学生心理—青年政治运动—国家主义：德意志青年协会的初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批论题相近的研究成果之一，反映出几个重要的研究特征：一、以社会史研究视角厘清运动的历史延续性轨迹；二、对大学生群体文化与心理状况的重视；三、重视所谓“青春激情”与青年身份在大众政治传播中产生的新形态；四、重新思考大学生的国家主义立场的起因与呈现形式；五、探讨在获得政治意义的同时，青年社团的心态变化与某一阶段公共舆论对青年政治运动的评价（参见第78页）。光从这些研究角度与重点来看，我们或许会深受启发的是，对青年现象、学生运动的研究框架必须从传统的党派影响下的学生运动研究扩展到社会史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以及公共传播与政治关系的多种维度，或许可以理解为应该在更具有政治社会学倾向的框架中进行研究。
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在后极权时代，政治与意识形态对教育的影响总的来说是既保持政治化的总体监控，同时又以实用功利主义引导“去政治化”，在这种语境中的青年运动、学生运动研究即使尚可存在，也总是呈现出苍白的贫血面容。耶鲁大学教授雅罗斯拉夫·帕利坎认为，一方面大学仍然要通过教学与研究实现它对社会革命肩负的职责，大学教育要为学生的道义愤怒和社会理想提供精神和学术资源，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成为民族、阶级及性别等领域的极端工具（参见其《大学理念重申：与纽曼对话》，杨德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76页）。其实，这两方面也正是我们研究自己的青年运动、学生运动所不应忘却的。
汤姆·泰勒的《威廉德国时期青年和家庭的图景——对德国特殊道路的再思考》（赵鹏飞译）对传统的中产阶级父权制家庭与纳粹政治兴起的关系的僵化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文章通过检视身处中产阶级家庭和学校体系中的男性青年，在与父权制和极权主义问题长期紧密相关的三个领域中的经验——性压抑和挫折、自杀和代际冲突，尤其是它们在候鸟运动成员的叛逆活动中的表现——来讨论这个问题（参见第124页）。研究的结论主要认为，父权制家庭对青年的影响并不像过去所认为的那么严酷、那么反映德国的独特性，相反，应该更多从社会政治、经济等影响的角度和国家权威主义影响的角度看待青年问题。与此相关的是，我想起在我们的知青史、学运史研究中，并未充分重视对青年背后的家庭环境及生活状况的研究，因此容易显得青年只是暴露在国家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影响之下。其实，在知青史研究的偷渡行为研究中，很明显可以看到存在家庭的影响因素。在这种语境中，家庭的影响常常是对国家意识形态与权力的抗衡。我们在很多对叛逆青年的批判文本中会不时看到“受其反动家庭的影响”等等说法，实际上它们并非全部来自于“血统论”的激进思维定势，其中的确包含有一定的针对性。
迈克·德斯利的《德国青年运动与国家社会主义：来自英国的看法》（匡宇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外部观察的个案，两位英国观察家对德国青年运动与纳粹主义之间关系的观察和不同解释，使我们看到一场非常广泛和多样的运动如何在外部观察者的眼中被认识和产生观点冲突。保罗认为纳粹主义是对青年运动的逆转，两者之间存在的不同是非常明显的；加德纳的观点与保罗截然相反，认为保罗“未能完全领会青年运动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纳粹政权几乎就是青年运动思想的胜利和实现。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还提到了这种冲突的观点的延伸：保罗会拒绝承认青年运动与共产主义的联系，而加德纳也会持相反的观点。这一个案研究的实际聚焦点是对德国青年运动的“政治性”解释的差异，值得我们特别思考的是学生运动的原初理想与政治利用乃至步入歧途的关系。
当看到德国青年学生在漫游途中的采风和咏唱，当沉醉在候鸟们在民间音乐中挖掘出来的浪漫质朴气息之中，被森林、山间的青翠所深深感染的时候，有谁能看到很快就到来的运动裂变、人心奔突、抉择难免的复杂而激进的时势呢？是否可以说，由于青年运动本身所必然包含的理想主义追求与敏感及躁动，它走向政治化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从青翠走向殷红，也是必然的吗？无可否认的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到来的时候，曾经浪漫和自由的候鸟运动精神寂灭了，军事化、政治化和准宗教化的社会环境强烈地把青年运动裹挟到纳粹运动的狂潮之中。对政治博弈者而言，固然是“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但是对青年来说，被拥有的同时就必然失去自身。这是所有青年运动的最大悲剧，青年运动最根本的异化。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从青翠走向殷红的可能，那就是从广义上对青年运动精神遗产的认识和继承。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青年精神遗产对任何威权主义和官僚机器来说都是不吉祥的，而莫里斯·迪克斯坦却明确地说：“六十年代在我们身上，在那些对其有过最强烈体验的人身上幸存下来。”朱尔·米什莱说，没有什么会被遗忘，人和事不会被遗忘，连空气都不会被遗忘；赫尔岑说，我们的整整一生都是尽力之所能实行青年时代的纲领。所有这些，都让人们不要忘记青春岁月的初衷和远志。而我们不仅仅有过青年运动，同时也曾有过蒸腾而起的青年精神现象，这一切均承载着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与精神文化的特殊基因，各自以青春个体的生命形塑着政治化的发展。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作者：李公明
《德国青年运动》读后感(五)：狂飙突进的青年向远方
一直很想深入研究国家社会主义，总是最高尚的信念才鼓舞动员了大众，比如公平、为了人民、回归自然抗拒物欲、做一个纯粹的人，从最好的地方出发，走向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可能比较幼稚，一直不怀疑最高领袖的人格动机，或者说主要为了私人权利而发动战争或文革，一个人在时代的高位何必做龌龊的盘算，况且我相信一个有真信仰的人才有伟岸力量。那么，我们今天在何种时候以何种理由追寻崇高会重蹈覆辙呢？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狂飙突进，对于青年来说，远远胜于自由主义、温和改良、多元化等。想想《悲惨世界》中的大学生革命者，那与中国19、69、89的青年们是怎样一种关系。看看这本书的封面吧，在山岗上，我们向远方。
《德国青年运动》读后感(六)：如果人还有理想
西方思想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两点，第一点是浪漫主义，第二点是理性主义，双方在宗教社会垮台的前夕，科学社会进入大众之前爆发了举世罕见的冲突。一直以来西方的个人主义让人津津乐道，更是由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带来的民主思潮，人文主义的影响使得近代东方国家的旧有体系一个接着一个崩溃，眼看着世界就要被这种体系统一起来了，而恰恰也是这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残酷与个人主义极大的发挥，人变得功利性极强，忽视了社会的平衡，更使得底层人的生活变得破败不堪，而在这种环境下，一种被潜藏已久的革命性的主义被推出了，即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的历史很长，如果硬要算上时间的话，从人类有社群的历史开始，人就有集体主义，不过那种集体主义是为了维持个体最基本的生存权而维系的，而近代的集体主义似乎与此稍稍有些不同，近代的集体主义是在工业化文明的诞生下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这种集体主义一开始便被冠以了阶级的头衔，以阶级的方式划分其群体，同时，这也割裂了几个阶级的紧密联系，说的直白点，什么样的人聚集在什么样的集体里，高高在上的人永远不懂底层人的生存现状，而底层人似乎也不明白高高在上人的生活方式，双方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越发对抗起来。偏见，固执，反抗，斗争，暴力，镇压，这些在过去被统一在宗教社会中被压抑和很难看到的东西在一、两个世纪中集中爆发出来。而科学也是在这种自由化狂潮的环境下大举收复失地，从过去的唯上帝论，到如今的唯科学论，两者的差别仅仅是对事物判断标准的差异，过去是靠心灵去体会上帝的启示，靠人的理性去认识事物的本质，到如今用实践和实验科学的方式从自然中寻求知识，并以结果作为对事物性质的判断标准。而这一切都恰好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基础判断，谁取得了胜利，谁就能够垄断话语权，到如今的结果不言而喻，宗教作为历史被抬进了历史，而科学则一直以来主宰人的思维方式。
19世纪是人类在宗教与科学争斗的最为关键的一个世纪，这个世纪注定了人类未来的道路，而之前的斗争的矛盾都将在这一个世纪的理论中解决，一系列的科学发现和理论实证毫无疑问的证明了人类对科学带来的真理标准要比空想主义的自问自答更加一目了然，而宗教的影响直接表现在社会关系之中，而社会关系恰好在这一个世纪中变得混乱不堪，有继续过着宗教生活的人，也有标榜着科学生活的人，双方在这一个世纪中理论斗争严峻，而这一时期共产主义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派，或许19世纪的人们忽视了这一个团体，而这一个团体必定是将科学扶上统治社会关系的团体。当然，作为德国人的当时环境下，共产主义显然要让位给帝国殖民时代的帝国主义，作为晚起的德意志帝国，直到19世纪中叶才缓缓的靠着一派思维严谨，作风谨慎，工作细腻的强人、超人去获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但是面对欧洲严酷的形式，任何人都难以以个人主义标准来对待外面世界的压力。一大批哲学家作为理论基础形成了庞大的思潮，而这一股思潮刚好带着18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思潮的第二波民主化冲击，深深的刻在了德国这么一个新生的大国中，而对更高目的的渴望使得民族主义的思维烙印在了一代代德国青年的心中，以此来迎接20世纪前半叶的狂风暴雨。
作为一个时代的结尾，宗教社会在这一个世纪中已经越发退潮，而在20世纪的上半叶，当西方各大国大打出手的时候，这一表现也越发明显，人类是可以征服自然的！这一口号响彻在了人类历史的这一时期中，以浪漫主义为大脑，以集体主义为剑，以科学为盾的大工业化背景下，人越发走火入魔，什么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便恰好符合这一时期的欧洲社会中，苏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巨大的统一性使得这一时期的革命精神越发强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间，尼采的预言，一代代德国思想家的推波助澜使得德国再也无法不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以赛亚·柏林曾说过；‘德国的纳粹化几乎将西方文明毁于一旦。’可是，在这样一个矛盾的时代，继承了上个世纪理论的人们必定要在这一个时代中去印证。而如今的我们在看到那样的一个时期多数都是感觉于它的残忍和疯狂。但人必定要有所行为，正如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聚在一起，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条道路必定要摆在每一个人的眼前，而国家主权观念的强化更是复杂化了人对正确选择判断标准的矛盾。而当时却没有这样一个矛盾的现实，一个是阶级判断，一个是民族判断，即便两者结合起来也只不过是谁轻谁重的问题，布尔什维克选择了第一条，他们誓言要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而将民族主义放在第二位，德国则刚好是它的反面走第二条路，他们将民族的生存权放在第一位，而将阶级观摆在了民族主义的大旗下。如此一来，这样我们便明白了下面的一段话。
1919年的春天，在工业家斯廷内斯等人的帮助下，‘民族与社会团结同盟’与‘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相继发展到了顶峰。他们在德国全境内建立了很多学习小组、准军事组织以及公民议会。‘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创始人爱德华·施泰特勒相信保守运动是在拯救混乱边缘的德国的希望；
‘旧的传统垮台，政府、政党、大学和教会已经丧失了他们的话语权；他们不再回应人民。人们被传统束缚，迫切的需要当前的运动，却不得不低下头颅，屈从现实。因此，德国的青年必须起来，必须用语言和行动、用智慧的武器和强力的武器来捍卫德国人民神圣的盟约。让我们展开讨伐东方布尔什维克野蛮的行径和西方帝国主义协约国的圣战吧！前进！德国的青年们！’
而在这一时间点的20年后，希特勒的铁骑整装待发，欧洲迎来二十世纪最大的风暴。这是一场理想碰撞的圣战，也是欧洲理论体系最近一次的决战。二战结束后，俄国共产主义横行世界，接连攻陷一个又一个国家，而苏联解体后美英自由主义带着摧毁一切的姿态进行着现代最凶狠的文明歼灭战。
个人的境遇是悲惨的，因为社会的选择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动力而前进，往往个人注定要为集体意识的行为而负责。那么人本身便是一种注定在为群体不间断付出代价的生命体。
那么，如果人还有理想的话，那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