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的结构经典读后感10篇
《科学革命的结构》是一本由[美]托马斯·库恩 / [美]伊安·哈金 (导读)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2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科学革命的结构》读后感(一)：“古怪”的科学
他说得一点没错。过去的人们认为天上的星星是故人的灵魂，但实际上星星只不过是由气体原子所组成的球体，平日里我们看到的绚丽的NASA星空图，在真实的照片里只是小小的、模糊的一团；情侣们认为北极星代表着永恒不变的爱情，但北极星也许在14世纪以后的任何时刻就已经熄灭，只是信息还无法传达到我们眼里。于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永恒不变的爱情只存在于690年前，现在根本就没有永恒的爱情。
你看，真实的东西往往是最不好看的。因此，把人类的科学史看作一部反美丽史并不为过。科学革命使人人称道的美丽消亡，它受到抨击、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但科学革命，真的就只是消亡了旧日的美丽吗？
让我们穿越到伽利略出生之前。
若你问起那时的人们：“高处的物体为何要落地？”
是否可以评价说这个古人的回答“不科学”？答案是否定的。在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力学观念里，物体具有向下落的性质的观点是“科学的”。尽管在我们现代人眼里，这种观点具有重大的缺陷：比如在太空里物体就不会向下落。事实上，我们看待世界和运用科学的方式与古人之间是不具备可比性的，这样也就不存在古人的观点“科学与否”的说法。
这样看来，科学不仅用“丑陋”代替了美丽，而且还带着一种难以评判的古怪。
它的古怪之处在于它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确定的形象，总是变幻无常。
在每次科学革命中，成规皆被颠覆；不仅如此，科学所要探讨的问题、关于“合理”的标准也会发生改变。就这样，在不同时间段里，科学的形象完全不同。
例如，在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后，万有引力定律完全否定了旧有宗教势力对于天地的认识；不仅如此，此后物理学所探讨的问题，也从传统的天文学变成了经典力学；而“合理”的标准则变成了牛顿体系；人们认为致力于解决牛顿力学留下的问题才是科学，仍旧遵循亚里士多德力学不是科学——科学的形象完全改变了。
然而正是这种“古怪”使得世界不断进步。若它的形象始终如一，那世界也许是向着愚昧的方向发展。
譬如，只要某种事物以科学之名，大多数人皆听而信之。在他们心中科学始终是权威的、值得信任的形象，丝毫没有觉得科学的形象会发生变化。毫无疑问这是愚昧的。
再如，我们的教科书里暗示着：书中所描述的规则、定律、理论完美地展现了科学的内容，我们只需对科学材料进行搜集，再加上对材料进行逻辑上可行的理论概括，那么这一切就是科学。
这同样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科学并不是单纯的材料以及理论的堆砌，它必须包含着对成规的颠覆。
正如科学的“古怪”使得世界进步，“丑陋”的真实同样也赋予了它动人的美丽。
尽管在大多数人眼里科学是枯燥乏味的，充斥着公式定律以及不知所云的理论，但在渴求知识的人眼中它并不丑陋，甚至魅力无穷——
由气体原子组成的圆球是对原初规则的最好赞美；湮灭的北极星代表着我们时刻都在经历690年前的过去，而不是上一秒的过去。自然预先安排的目的，就这样被科学不断接近。
至于通过科学，我们最终能知道什么？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是——科学因革命而进步。除此之外，自然界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是什么，我们并不比开始时知道得更准确。真是古怪的科学。
《科学革命的结构》读后感(二)：法学研究者阅读本书的感悟（短评改成140字是什么道理！！！）
范式是科学共同体遵守的信念、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它指引常规科学的解谜活动、为范式的广泛性与精确性而累积性前进。这种研究中出现的反常、无法解释的谜题，引发了危机。范式的候选者被年轻科学家提出。在相互竞争的范式之间，没有标准可以衡量谁是正确的，毋宁是物竞天择的竞争状态筛选出了具有生命力新范式。新范式成为一小波科学家遵循的对象，它们指引新的常规科学的研究，试图将自然世界装进范式的盒子中。
作为法学研究者，阅读本书感触深刻者，莫过于感慨自然科学的研究是步调清晰的。自然科学的学生主要靠教科书获得范式的知识和理论，学生无须阅读原始著作，就可以跨入研究的大门。但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尤其是法学领域，如果只阅读教科书，那么肯定无法产生研究。学生们必须阅读“经典著作”，了解前人五花八门的研究问题和思想，才有可能跨出自己研究的一小步。
尽管不得不承认在学校里，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生确实比我们这些文科学生勤奋一些。但是，文科学生在科研方面的弱势，首要的原因，还在于人文社科研究本身的困难。
首先，我们无法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寻找“范式”，法学研究尤其如此。尽管这门学科的存在必然是以一定的共识为基础的，如法学研究主要以法解释学为研究方法，法解释学均共同尊重法律规范，自萨维尼以来法解释学的基本方法是可以确定的。但是，相比于这些共性，各个法学研究者的差异性更显著一些。甚至可以说，但凡希望有所作为的法学研究者，都会对相同的传统问题提出一种不同的看法，或者修正原来的某种观点。在法学研究中，观点的不同、理论的不同才是它生命力的源泉。只要想想历史上关于“过失”的含义理解以及五花八门的学说，就能深有体会。
其次，我们的教科书无法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和技术。Kuhn说自然科学的教科书是蔑视历史的，教科书的主要功能是介绍当前范式的主要概念和技术，学生只要学会了这些东西，就可以带着聪明才智跨入研究的大门。但是法学并非如此，法学教科书就是历史上各种学说的汇纂教科书。更令人头疼的是，单纯阅读法学教科书上所介绍的学说观点，是无法理解这些学说观点本身的含义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好不疑虑地接受教科书作者对原著的转述。所以，法学研究总是要以反复阅读经典为己任。然而问题并不止于此，作为继受法国家，我们发现要去寻找外文原典来精读，因为我们无法信任译者的翻译。以上种种因素，使得法学研究者的积淀时间拉长，我甚至觉得，博士尚未毕业，无从谈真正的研究。
再次，Kuhn说常规研究是以科学共同体的相互评价为根基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所研究的问题是他们小团体所关注的话题。反观我们的研究，当然我们的成果也主要是以同行评价为基础的，但是我们的成果更多地要接受社会群体的检验，更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的选题必须是社会群体所关注的。这就使得，在法学领域中，法学研究者，尤其是初学者常常无法提出正确的问题。如果说自然科学领域的范式决定了什么是正确的问题的话，在人文社科领域，尤其是法学领域，没有范式、社会群体的介入等因素，使得什么是正确的问题，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门槛。我甚至认为，只要提出了正确的问题，那么法学研究就成功了；至于论证的有多么拙劣，结论多么荒诞，也不影响问题提出者的光荣。
最后（尽管肯定还有我未曾想到的其他因素），自然科学的研究素材是那么的确定，以至于可以稳定地泡在实验室里兢兢业业地寻找研究素材。但是我们的研究素材，或称一手资料是那么的不确定，即便提出了问题，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如何寻找研究素材。如果有正确的问题，充沛的一手资料，那么，在拙劣的大脑也可以通过有耐心的梳理和描述，写出很好的文章。
当然，我并非自然科学研究的参与者，我的言论只是“瞧瞧别人家的孩子”的一种翻版；而且法学研究的这种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研究门槛降低，既然整个共同体的研究工作都无法获得那个正确的解答，既然同行评价的标准（因缺乏范式）是模糊的，既然大家都无法轻易地提出正确的问题、获得一手素材，那么，法学研究者想要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只要“言之有理即可”。当然，我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局面和现状的。
说到底，关键之处还在于：1. 寻找法学研究的共通之处，即便不能称之为范式，但也可供模仿，也可指引着法学研究；2. 也正是法学的前述特征，使得卓越的法学研究者也可以是历史上的有识之士。
《科学革命的结构》读后感(三)：《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 著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美）库恩（Kuhn,T.S.）著；金吾伦，胡新和译.—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1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
“科学革命的结构如下：起先，是具有一个范式和致力于解谜的常规科学；随后，是严重的反常，引发危机；最终，由于新范式的诞生，危机得以平息。”（p5）
“波普尔认为，科学史所例证的，是一种近乎教条的方法论。首先，我们构架起大胆的猜想，这些猜想应当尽其可能地可检验；其后我们必然会发现其不足，进而反驳它们；而最终我们会提出一种与事实相符的新的猜想。假说之所以可称之为“科学”，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可证伪的。”（p8）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以及“证伪”的思想。
“在本书中，‘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库恩认为，常规科学并不以创新为目标，“他认为常规科学的工作，不过是致力于求解当前的某一知识领域中给我们留下的谜题。”（p9）然而，在解决谜题的过程中，对于既有理论的确认，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创新。“库恩把常规科学表征为‘解谜’”（p10），常规科学是一个和“范式”紧密相连的概念，“范式”则是一些共同认可的范例，意味着一套共享的研究规则，这些研究规则某种程度上就跟“解谜”游戏的规则一样，为某种活动（科学的或游戏的）提供了框架。这些谜题都是在既有理论框架中留下的难题，意味着需要遵循原有研究范式的理论/研究思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解答这些谜题不会带来任何理论上或现象上的新奇。”（p10）
“常规科学”、“科学共同体”、“科学成就”以及“范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常规科学建立在为某个科学共同体所认可的先前的科学成就之上。”（p15）“这些科学成就作为范例，告诉科学家该做什么，该提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才是成功的应用，以及‘范例式的观察和实验’。”（p15）库恩认为，凡是具备以下两个特征的成就，都可以称之为“范式”，一是这些成就能够“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p8）二是这些成就必须是开放性的，它们“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p8）显然，范式的内涵包括了“科学共同体”以及科学共同体所认可的先前的“科学成就”，这些科学成就所包含的模型、规则和理论，某种程度就是当前科学家研究所必须接受的一种“范式”。“为共同体所接受的科学实践（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实验和仪器）的例子，提供给他们以模型，以创造一种一贯的传统，并被当作由此构成科学共同体第一要素的承诺。”（p16）“范式”是整本书的核心概念，科学的发展是通过范式（转变）革命来实现的，这是库恩的基本观点。库恩认为，“范式是常规科学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为科学共同体所实践的常规科学，只要还有丰富的研究可做，还有按照传统所认可的方法（定律、仪器等）去解决的开放问题，就会有持续的生命力。”（p16）这时候，属于范式的稳定阶段，还没到“范式转换”的范式革命阶段。“常规科学以范式为特征，范式规定了共同体所研究的谜题和问题。一切运转良好，直到范式规定的方法不再能应付一系列的反常现象：由此危机爆发并不断持续，直到一项新的科学成绩诞生，重新指导研究，被奉为新一代的范式。”（p16）这就是“范式转换”，或者说“范式革命”。库恩在后记中区分了范式的两种用法，一种是综合意义上的用法，即“范式是团体承诺的集合”，团体承诺即由共同体所广泛共有的符号概括、模型、价值等成分组成的“学科基质”。另一种是局部意义上的用法，即“范式是共有的范例”，库恩一开始是在范式是作为标准案例的意义上使用它的。
库恩认为，“不同理论支持者之间所能彼此交流的内容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p24），因为对于那些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例如电子）的名称，“只有在它们出现于其中的理论背景中，它们才能获得自身的含义。”（p24）也就是说即使是同一个名称，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中，其含义是不同的，与其相关的命题也是不能比较的。既然理论之间存在着是否可以比较的争议（p23），库恩认为，“个人从效忠于一种理论转向效忠于另一种理论，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信仰的改变。”（p24）选择意味着科学家承认理论间有着优劣之分，而信仰的改变，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世界观的改变。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p94），“接受一个新范式的科学家会以与以前不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p97）当然，库恩也承认，要想让科学家接受一个新范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正如改变信仰很困难一样），尤其是那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因而，完成一次科学革命，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要等到信仰老范式的科学家死去之后，新的科学范式才能完全建立起来。也就是说，革命的解决往往是通过代际之间的更替，老一辈科学家不断死去，新一代的科学家不断成长起来，“直到最后抗拒者死光以后，整个专业又会在一个单一的新范式内工作了。”（p128）
y/2017.06.22
《科学革命的结构》读后感(四)：信念和程序的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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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科学发现既是范式变化的原因，又是范式变化的结果；而且隐含在这些发现中的变化，既是建设性的，又是破坏性的。在发现被同化了以后，科学家就能说明更大范围的自然现象，或者能更精确地说明某些先前已知的现象。但要达到这一点，只有通过放弃某些以前的标准信念或程序，同时用其他新成分代替先前范式中的那些原有成分。我已论证过，这类转变与通过常规科学活动所达到的所有。【评论】2018/6/18/周一 21:09
活在这个世上总会遇到“革命”。以前的人遇到革命那真是会要命的；现在的人遇到革命，顶多就是把饭碗砸了（这也要命？）
很多事都是革命。移民实际上就是一场革命，和过去的一切说“再见”了，展开了一场新的生活。但是，事情往往是“旧的已去，新的却未来”。人们不愿意放弃“以前的标准信念或程序”，始终背着历史的包袱。在这方面，人们实在是太迟钝了，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完成了一场“穿越”——从一种文化系统穿越到了另一个，语言，思维方式都得变。不变的，就是砸了饭碗，当然，也可能没那么严重，顶多就是拿了一只破碗去要饭吧。
探索新的语言学习方法也是一场革命，需要放弃旧的信念、知识和程序。语言学实际上是心理学，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所以才会有心理语言学这门学科。这是一种范式转型，以前的“语法”到了现在，内涵已经不一样了，叫“心理语法”。普通语法和心理语法，其教法和学法显然是不一样的。
当你敏感地发现旧方法始终不能解决问题时，你就有了“发现”，这种“发现”将引导你放弃自己“以前的标准信念或程序”。舍，就是得到。
《科学革命的结构》读后感(五)：不再神圣的科学
《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并不是一本著名的人类学读物，但是正如物理学家们整日标榜自己所学是万能的学科一样，我们还是得承认，科学一旦成为了一种科学史，对于其他的学科以及社会的发展都很有借鉴的意义。
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书，来改变一种对于科学的认识，那么既然是要改变对科学的认识，所以就要關注之前的認識是怎麼樣的，我們毫無疑問都是外行，但是即使是內行，對於科學的認識也都是來自於和我們一樣的教科書和理論。作者在本书中，首先反对的就是视科学为一种累积的学科，我们之前的学习经验似乎看上去科学就是以一种既定事实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我們從來沒有想過那些前仆後繼的早期科學家們，其貢獻和現代的這些知名理論的提出者，究竟有些什麼區別？要知道，“那些曾經流行過的自然觀，作為一個整體，並不比今日流行的觀點缺乏科學性 ，也不更是人類偏見的產物。”如果一定要從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恐怕我們應該做的是一種所謂，同情的理解，但是事實上，科學是怎樣做的呢？他們一方面看上去重視這些前輩，另一方面又在他們的教育和宣傳之中抹煞掉他們的貢獻。這又是為什麼？因為科學並不是一種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的學科，而是一場推翻和打倒巨人的革命史。所以很莫名的，科學這種最為抽象和清高的學科，反而充滿著最多的鬥爭，科學家們說，“真理不辨不明”，但是真理是什麼？這就像問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一樣，其實是很難給出一個答案的，那麼這些科學家們的鬥爭，更像一種以自己的價值觀來評判他人工作的行為，明明是不可公約的規則，那真理亦很難說了。
絕大多數科學家從事的，是所謂的常規科學，或者說我們所看到的，往往都是常規科學。作者此書既然名為《科學革命的結構》，他勢必要分析一下什麼是科學革命，科學革命又是怎樣發生的，這就是這本書的一個主要的脈絡。科學是怎樣發展的？正如前文所言，科學要追求一種真理，那麼最早的時候，諸多學派是在不斷爭鬥的，他們爭論什麼是真理，什麼是這個世界。事實上，這正是人類學以及諸多社會科學所困惑的問題，我們對於學科本源的認識就不清晰不確定。當然，這未必就不好。經過了種種實驗也好辯駁也好，科學最後確認了諸多的基本規則，這些公認的定理和理論是科學的基石。科學家們因此有了一種共享的，大家都接受的價值觀念和操作理念，並且捍衛這些假設是科學家們的重要任務，事實上，從作者舉的例子來看，許多科學家究其一生在做的，都是一次次的實驗來證明這些理論。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這些科學家對於新思想極端排斥，因為一種新的理論出現，就意味著他們的生活出現了一種顛覆性的變化。也就是說，出現了一種反常，或者說，原有的秩序失衡了。這些反常一開始也許只是一個前兆，但是“外在條件有可能有助於把一個純粹的反常事件轉變為一場尖銳的危機”，正如布迪厄的誤讀理論一樣，若要我說，即使出現在社會中，原本很小的學術爭端，也很有可能被誤讀為社會的變革和危機。然而與現實社會不同的是，同樣是舊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出現，科學似乎一直在沿著一條道路前行，而社會總是要面臨各種各樣無法調和的矛盾。
毫無疑問，科學革命，革的是常規科學的命，但是常規科學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畢竟革命是不斷在發生的，那麼必然新秩序也會變成常規科學。所以常規科學究竟有怎樣的特點呢？作者在此提出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觀點也就是——範式，這個概念一直延續到篇末。也是一個極為複雜的概念，作者的用法並不十分嚴謹。作者認為取得了一個範式是任何一個科學領域在發展中達到成熟的標誌。當然，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這意味著不管什麼學科，一旦成熟就不可避免的開始對範疇內的研究進行限制了。而當沒有範式的時候，科學家們的作品，不僅僅要和大自然對話，更要和其他學派的成員們對話。範式的出現對於沒有範式的時代來說，是一種革命，而範式的轉變，亦是一種革命。這些範式從實驗和觀察中推導出來，又部分決定著研究中其他問題的詮釋。因此其實我們聯想一下，人類學理論也是同理，甚至由於人類學的學派甚多，導致了各個理論對後續研究的影響更大。我前文提到了就是有範式的研究和學科必然是有局限的，科學家們“相信他們走的路都是對的”，但是他們是否有想過只有這一種有益處的，有意義的研究嗎？當然對於他們 而言，意義也只有一個。而“那些不願或不能把他們的工作與該範式相協調的人，只能孤立的進行工作或者依附於某個別的群體。”範式其實也不僅僅是排斥新事物，它同樣排斥和自己不同的舊事物，就是這樣的一種排斥的概念，使得科學成為了教科書上所體現的那樣。
作者將常規科學抽象為了範式之後，並沒有結束，常規科學背後還有怎樣的本質？範式是一步步出現的，這些範式因為比他的競爭者們能更好的解決問題，於是有了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支持者。之後，有了範式的常規科學，並不是以拓展範式為目的在發展和研究，而是以維護這一範式為目的的。範式不僅僅決定了研究的方法，同樣的還決定了研究的問題和主要方向。因為範式是科學家看待世界的方法，毫無疑問，他們看待世界的方法決定了他們關注哪些問題。這些科學研究的意義僅僅在於闡明範式而根本不希望發現一種新的東西。於是常規科學就成了一種解謎遊戲，科學家們有共同的遊戲規則，既然是謎，也就是說他們是有解的，那麼一旦出現無解的情況，也就是出現了異常，那麼除非改變遊戲規則，否則無法解決這一問題。這些規則由範式而來，所以說白了，還是範式在指導著真正的科學研究。但是在範式指導下的研究，往往也是一種引起範式改變的特別有效的方式。
這其實就進入到了科學革命的閾限期，開始出現革命和新的東西了，那就是反常。反常有兩種，其一是事實的，其二是理論的。剛才我們一直覺得，範式就是一種局限，它局限了研究的多元，但是從另一角度來看，也正是有了範式，人們開始關注同樣的問題，於是範式也就成了一種發現的基礎。不過不管怎樣我們都應該記住的是，正如既得利益者發起的改革一樣，不被納入概念的東西，永遠也不會被關注到。範式是科學革命的阻力，範式同樣維繫著科學體系。前文我曾提到，小的學科衝突往往會導致巨大的社會變化和矛盾，在科學界亦是如此，現有規律失敗，人們開始尋找新的規律，這種尋找面臨的壓力，是學科壓力更是社會壓力。人民只會在逼不得已的時候才會徹底打碎舊有的制度，科學也是如此，只有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更換研究的工具，因為其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巨大。這些反常和危機出現了，科學範疇內出現了混亂，“一個科學理論，若要宣布其無效，總要有那麼一個可以取代它的東西才行。”人們針對一項項危機不斷的發散原有的範式，於是範式就越來越模糊，甚至不再像原來的那個範式了。科學家甚至懷疑“哪裡可以立足”，他們立足的堅實的概念消失了，而在那之前從來沒有人懷疑過，就像悲慘世界裡面，賈維爾在自殺前說的話，我開始懷疑何為正義，而這麼多年，從來沒有人懷疑過。足可見，範式的轉變對於科學家來說，衝擊力不亞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流血和暴力衝突。而這之後，產生的東西，絕不可能是原有東西的累加，而是一種重建，改變了根本的概念和結構。科學的革命，就是這樣發展的。
事實上，科學也正是這樣發展的，科學發展和社會發展有著諸多相似的特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和社會相比，科學革命看上去溫和許多，一方面是因為科學革命涉及的人數，終究只和部分科學共同體有關，另一方面在於，科學革命，終究這些科學家之所以還都叫科學家，他們還都是科學共同體的成員，他們還都關注這些沒有人關注的問題，這本身就意味著他們有著更為單純的共同目標。科學家們無論經歷怎樣的變化，他們的研究，他們所看到的，終究還是受到範式的影響，範式就是他們的視角，不可避免的就會將這種視角帶入研究乃至範式轉化的過程之中去。
現在看來似乎結論很明顯了，科學史就是革命史，但是作者並不滿足，正如他在序言所說，他還要論證和反對傳統學界對於科學史的看法。這就出現了後記之前的三章，對教科書的依賴，是範式出現的表現，而範式革命後的教科書往往會隱瞞革命的存在。教科書隱瞞了和掩蓋了科學的歷史，這些歷史往往和當時的社會環境等息息相關。他們強調各種範式以及應該遵守的規則，對於前人，卻隻字不提，他們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提升科學的地位和神聖性。於是，之前所說的，科學和社會相比之下，更為積極向上和進步，就是通過這樣的改變而形成的，科學學派缺少競爭者，科學的文章和研究只針對內部，幾乎和社會隔離，其三是一個極為諷刺而又意味深長的話，革命的結果必須是進步，真理真的存在嗎？進步是什麼？世界又應該是怎樣，又應該走向哪裡？所謂科學不斷逼近真理，那真理究竟是個什麼？
作者的這本書，以一個物理學家的身份，揭示的卻是科學最大的一個問題，看上去最自由、最清高的科學，其實仍舊逃不開一個範式，甚至他們的目標，亦是構建出來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读后感(六)：读书 |《科学革命的结构》
二十世纪后期开始的后现代学术，相对于现代理论来说存在着一种范式的革命，而范式的革命发端于科学界，事实上范式一词最初也是用于描述科技发展的。科技哲学和科技史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于1962年，迄今已至第四版。这本书引导了科学哲学界的一场认识论的大变革，作者托马斯·库恩首次提出了范式（paradigm) 、不可通约性等概念 ，其影响延伸到人文社会学科。如第四版卷首导言中评价：“如此书这般的佳作，堪称凤毛麟角。”
这本书勾勒出科学的发展史以及科学革命的结构，指出科学并非累积式的线性”进步“，也并非能用”客观“这类词语简单描述。科学的发展是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的，科学革命是范式的改变，范式的改变本质上是世界观的改变。
范式是一套共同体成员共有的定律、方法、技术、仪器、应用，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 ，体现共有的信念、价值。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以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
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到牛顿力学再到爱因斯坦相对论以及后来的量子革命，从托勒密学说到哥白尼天文学，从微粒光学到波动光学 ，这些转变都是范式的改变。范式的改变引发科学革命。
范式的出现是18世纪以来的事情，之前并没有单一的范式，相互竞争的各个科学学派信奉的都是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理论的这种或那种变形，每一种学派都从它与某种形而上学的关系中吸取力量，它们强调的某些科学现象，正是该派理论最能了解和解释的。
范式之所以能够获得地位，是因为它们比竞争对手（未能成为范式的其他科学学派）能更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范式是科学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它让注意力集中在小范围的相对深奥的那些问题上，范式会指导科学家把自然界的某部分研究得更深入。
常规科学发生危机的时候，范式就要改变了。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家去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范式改变使得科学家对他们所研究的世界的看法变了，可以说科学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而科学中的进步并非是不断接近”真相“、通往单一真理的简单直线。书中提到两个实验：格式塔鸭兔图和黑桃红心扑克牌（后面细说），实验表明，感官经验（看、观察）不是固定的、中立的，一个人看到的不仅依赖于他在看什么，也依赖于他以前的视觉——概念经验教给他怎样去看，感官本身就是以某种范式为前提的。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从事的操作和测量并不是被动的、客观的，而是能动地”克服困难的资料采集“，只选择那些范式与直接经验（它们已部分地由范式决定）相关的实验操作。所谓“客观”的科学观察/观看里本身就有一个预设的范式存在。
接受一个新范式的科学家会以异于从前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二十世纪以来最重大的科学革命就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与量子革命，它们结合在一起所抛弃的，不仅仅是旧科学，也包括以其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康德曾经认为，牛顿的绝对空间/时间和统一的因果原理是思想的先验原则，是我们得以理解这个世界的基础，然而他错了，原因和结果仅是表象，不确定性才是本来面目。
新范式和旧范式之间有不可通约性，即便同样的用词，它们的真实含义也已改变。一个新理论之所以被选择出来取代旧理论，与其说是因为真，不如说是因为一种世界观的转变。我们所说的科学的进步，体现在去追求更为恰当的世界观和更为融洽地与世界的互动。
以上是这本书的脉络和主旨。
红色黑桃6与黑色红心4
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扑克牌实验，很能说明科学发现的过程（这里酝酿着科学革命）是怎样的。一副正常的扑克牌里放入异常的牌：红色黑桃6与黑色红心4。试验中每一次只给一位受试者出示一张牌，问受试者看到了什么。许多受试者即使在最短时间内也能辩认出绝大多数牌，而稍微增加一点时间，都能辨认所有牌。对于正常牌，这种辨认不会有问题，但是异常牌时，受试者也几乎总是毫不犹豫或毫不困惑地认作是正常牌。例如黑色的红心4可能被认作黑桃4或红心4，他们没有意识到反常，这种异常牌立即被置于为先前经验所准备好的概念范畴中了。人们甚至不可能说，受试者看到的东西和辩认出的东西是不同的。当亮牌时间延长，有些受试者会出现犹豫，并表现出已经意识到了反常。把亮牌时间继续延长，受试者更加犹豫和混乱，直到在他们成功辩认出两三张这样的异常牌之后，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辨认出其他异常牌了。
这个心理学实验不论是作为隐喻，还是反映心灵的本质，都为科学发现过程提供了一种极其简单又极有说服力的图式。在科学中，它违反期望提供的背景，并以抗拒来表现自己。这为反常的意识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期间概念范畴被调整，直到使最初的反常现象变为预期现象为止。至此，科学发现就完成了。
科学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
这本书还有一个精彩处涉及到二十世纪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革命。作者这里是要说明相继范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二者是不可通约的，批驳了那种通常的观点，即认为爱因斯坦相对论并不与牛顿定律相抵牾 ，牛顿定律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个特例，并能在给定条件下从爱因斯坦理论中推导出来。作者的论述是这样的——
设想一组陈述，E1,E2.....En，共同组成相对论的所有定律，这组陈述包含代表空间位置、时间、静止质量等的变量和参数。要想证明牛顿力学的确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力学的一个特列，我们必须在上述这组陈述（E1 's)之外，再加上额外的陈述例如(v/c)2<<1(物体运动速度远小于光速），来限制参数和变量的范围。这组扩大后的陈述可用来导出另一组新陈述，N1, N2......Nm，其形式与牛顿运动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完全相同。显然，只要加上一些限制条件，牛顿力学就可以从爱因斯坦理论中推导出来。
然而这种推导在这一点上是似是而非的，虽然（N1 's)是相对论力学定律的特例，但它们并非牛顿定律。因为这些陈述的意义只能以爱因斯坦理论的方式加以理解，它们怎么能还是牛顿定律呢？在爱因斯坦理论的陈述E1 's 里代表空间、时间、质量等的变量和参数，依然出现在牛顿力学陈述N1 's 中，依然代表爱因斯坦的空间、时间、质量等概念，但这些概念在爱因斯坦理论中的物理蕴涵与在牛顿体系中的截然不同（牛顿体系中质量守恒，爱因斯坦理论中质量可以转变为能量，只有在相对速度很低情况下这两种质量才能以相同的方式来测量，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鞥认为它们是相同的）。除非我们改变N1 's 陈述中的物理变量的定义，否则导出的这些陈述就不是牛顿理论中的定律。如果我们真这么做了，至少在目前公认的推导的意义而言，就不能说我们从爱因斯坦理论中推导出牛顿定律了。
实证的论辩当然已经解释了为什么牛顿定律似乎仍然有效。因此，如果一个汽车司机的行为表现出他似乎生活在牛顿力学所描述的宇宙，那是有充足理由的。我们同样有理由去教土地测量员们以地球为中心的天文学。但是这论辩仍未达到它的目标，即没能证明牛顿定律是爱因斯坦理论的一种极限情况。因为这两个理论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为了二者间的过渡，我们还不得不同时改动他们所描绘的宇宙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
必须改变已经确立、且为大家所熟悉的概念的含义这正是爱因斯坦理论的革命性影响的革新。虽然较之地心说到日心说、燃素说到氧化说、光的微粒说到波动说等范式转换，它要更为精微难辨，但它所导致的概念转换对前已确立的范式的决定性摧毁却毫不逊色。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事件看作科学史上革命性重新整合的原型。正因为它并未涉及引入新的研究对象或概念，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力学的转变才特别清晰地显示出：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
《科学革命的结构》读后感(七)：理論系統極盡精嚴。
庫恩在該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中心觀念，即所謂“典範”（paradigm）。Paradigm的觀念是庫恩從維特根斯坦的wittgenstein那裡借來的。
根據庫恩的理論，一切科學革命都必然要基本上牽涉到所謂“典範”的改變。簡單的說，“典範”可以有廣義狹義二義：
廣義指一門科學研究中的全套信仰、價值和技術，因此也可以稱為“學科的型範”。狹義則指一門科學在常態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
狹義的“典範”也是“學科的型範”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且是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
庫恩的研究充分顯示一切“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都是在一定的“典範”的指引下發展的。科學家學習他的本門學科的過程，通常並不是從研究抽象的理論和規則入手。相反的，他總是以當時最高的具體的科學成就為楷模而逐漸學習得來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读后感(八)：科学革命的结构—托马斯·库恩读后感
正如导读所说，“如此书这般的佳作，堪称凤毛麟角”，托马斯·库恩是美国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因为本书本身是以作者的论文改写过来所以说具备很强论文的写作特点，同时因为每段论述必然引用大家所共知的一些科学发现（或者说争论的）案例，所以也兼具了比较好的可读性。
作者在这本书中对科学史发展的解释可以说是开创性的，他赋予了科学史发展的一种非累积式的解释，既范式科学革命。作者从过往数次大的科学革命中引出了，科学革命所具备的一般结构，既定范式下的常规科学研究，发现反常问题，反常问题的不断累积，范式科学危机的凸显，新范式的提出及科学危机的化解，确定新范式下的科学研究的继续。本书在1962年初次发表的时候，提出了比较多的新名词，像常规科学，解密，范式，反常，危机，革命，不可通约性等等，特别是科学共同体在本书中的应用，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俨然可以看到科学界或者说科学史中，一群群拥有共同科学范式的科学家们，共同努力完成同一种范式下的科学解密的景象；这本是第四版，较之最初，多了一章后记，但是最后一章后记给我的感觉并不是很好。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对于原来书中一些名词的应用和意义上，被迫（因为被质疑的压力）做出了更多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在我看来不太必要。因为解释到最后已经发展到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去界定具体词汇的含义，范畴，应用，严重的论文化或者说标准化了，极大的限制了读者读完后，关于科学范式可以自己加工延伸的范围。
另外本书中，作者关于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论述，从另外一个角度提示了我们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既是“真理理论 ”是否存在，以及科学是否是真的可预知的朝着一个自然界预设的终极目标的方向在前进的。这两个问题也是作者被质疑的关键。关于第一个问题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作者并不认同存在着一个完全的，客观的，真实的对自然界的陈述；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则在谈到达尔文《物种起源》以及进化论的科学革命的案例中，提到“《物种起源》不承认任何由上帝或者自然所设定的目的”“缺乏一个特定的目的，‘进化’‘发展’和‘进步’这些词还有什么意义呢？”，由此可见，作者对于科学革命或者说科学发展是否一定是进步，持着比较开放或者说并不坚持的态度；
《科学革命的结构》读后感(九)：从《结构》及“结构之后”看库恩思想中的“不可通约”与相对主义
从库恩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下文简称《结构》）这本书中正式使用“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一词来阐述自己对相互竞争的范式之看法以来，他的这一说法就引起了很多争议。面对诸多误解和批评，库恩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对不可通约性思想又开始了更进一步的思考，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段时间，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有了明显的转向，对此问题的部分回应被收录在《结构之后的路》一书中。通过了解“不可通约”思想在《结构》时期和“结构之后”的发展，我们也许可以更完整地评价这一思想，并借此窥探库恩与“相对主义”的关系。
在《结构》中，“不可通约”出现的次数并不频繁，据伯恩斯坦统计大约被使用六次。[1]
它早在第一章绪论部分就已出现，初步作为不同学派中“看待世界和在其中实践科学的不可通约的方式”，不过要等到第九章及其后几章才较集中的讨论。在第九章谈论科学革命时，他说道，“科学革命中出现的新的常规科学传统，与以前的传统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他用17世纪牛顿研究中微粒范式对亚里士多德及中世纪的以物质本质来解释其现象范式的取代，来说明前后范式的巨大差异。
另外，第十二章对革命的讨论里有对不可通约性总结性地重述其要旨，分别是，“首先，竞争者的范式的支持者对于候补范式所应解决问题的清单看法不同”，“他们的标准或科学的定义并不一样”；其次，这并不仅表现在标准上，“它们通常都收编了许多传统范式以前使用过的语汇和仪器，既有概念上的也有操作上的”，但是，“新范式很少以传统的反思去应用这些借过来的要素”，因而会使得“两个互相竞争的学派之间存有误解”；最后，也是最基本的，“竞争者的范式的支持者在不同的世界中从事他们的事业”，其中，“在有些领域中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而且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彼此间的关系也不同”，在此他用“格式塔转换”，来说明竞争者的范式之转变不能逐步完成，必须立即整个地变。
库恩对范式间不可通约性的讨论与他理论中通过科学革命的进步结构密不可分。一个科学共同体在某一范式下进行常规科学的工作，在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反常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危机，当一种全新的范式出现并能更好地解决这些困难时，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会放弃原有范式进行范式转换，最终在这种转换中实现科学革命，从而推动科学进步。其中，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常规科学传统之间不可通约，因为如前文所说，两种范式间对世界、对不同问题及各种标准的看法都不同，“在不同的世界”里从事研究，因而一派只有通过劝说才能使对方转变，科学家在其中的选择是一种不能被迫的改宗经历，而不是纯粹的逻辑证明哪一种范式更优越，换言之，这还需要考虑到包含着科学家选择时的个人决定等其他诸多因素。
尽管我们可以理解库恩想强调前后两个科学共同体因范式不同、在范式指导下的理论和实验等都有很大差异性，但是“不可通约”的出现似乎违背了人们惯常认为的可以对同一概念指称的前后两种不同对象进行比较的认识。有观点认为库恩让两种理论完全无法比较和沟通，且使得个人在其中是依照主观性在选择，他们从而批评库恩这种相对主义、非理性的立场。例如，针对前者，波普尔评价说“科学合理性内在于范式”是“框架神话”，他认为，相互竞争的理论和框架之间比较、批判是可能的；而后一种批评以拉卡托斯为代表，他指责“科学革命是非理性的，是暴民心理学”。那么，这真的是库恩提出不可通约的原意吗？难道他没有考虑到这些明显的问题吗？
我认为，如果仅从《结构》中为数不多的关于不可通约的讨论来看，这确实会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但是一些批评观点看到的好像仅是库恩思想的一个片段，且这片段中的某一侧面因存在较大争议，被人在理解时格外凸显，这难免不会遮蔽对之完整、深入的了解。库恩从七十年代左右起又重新对此进行的回应是对它重要的补充和完善，从收录进《结构》第二版的后记开始，他已经在为不可通约性打开更丰富的面向，正如他在后记开始处所说，“批评者的反应和我自己进一步的工作，都使我对这本书所讨论的一些问题的理解有所深入”。
他针对不可通约性在此澄清以下几个方面。对于理论选择的辩论，以劝说而不是纯逻辑、数学证明的方式，后者在开始前已经设定好了前提和推理规则，若有异议则只需回溯推理步骤，最后总有一方会承认因违反规则而导致错误。但就劝说来讲，选择的理由像价值那样对个人或集体以不同方式起作用，对有效性理论的选择并非依靠中性规则系统。更重要的是，在选择后，两种不同范式里的人在交流时会受到阻碍，不仅是来自术语定义和范例学习，还因为他认为不可能用一种中性语言，即在双方的用法、经验表述中完全相同，分歧在语言之前已经存在。因而参与者能做的，就是“把彼此看做不同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然后把自己当翻译”，翻译者能尝试去用自己的语言翻译成对方理论来进行劝说，再凭借着新范式支持下的挑战成果不断积累，最后可能成功实现范式转换。
此时，库恩对不可通约的回应比《结构》时就不是粗线条地给出结论、表明态度，而是更具体地突出语言的层面，已经能看出转向语言学的倾向，这在他八十年代及以后的论文中表现得更明显。近代以来的知识论中知识、理论和人的知觉、经验密不可分，库恩通过否认一种中性、纯粹的科学或经验语言，意在表明科学理论事实上受到不同范式下不同科学知觉、经验的约束，例如拉瓦锡看做氧气的东西，在普利斯特列那里却被看成是脱燃素的空气。他希望表明不同范式中渗透着不同观察、实验的科学语言之间并不是毫无区别的，更不是可以用脱离特定观察和实验的中立立场去无差别地比较，尤其对革命前和革命后完全不同的范式更是如此。
我认为这可能也与他反对一种直线式或累积的科学发展模式有关，不可通约性中包含着库恩的“历史感”。因为在他看来，累积式的科学发展思维典型地体现在剔除了历史感的教科书中，不同时期的不同范式在很大程度上被拉平到最新的范式内，“早期科学家所研究的问题和所遵守的规则，都被刻画成最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上的革命的产物完全相同”，因而科学看上去像累积性事业。而对革命前后的范式不可通约性的强调，会在两种范式中设置一定距离，让它们不被纳入到企图囊括一切的普遍性总体中。这种“中断”，就有助于突出库恩科学进步结构中的核心——革命。
在八九十年代的“结构”之后，库恩更明确地将不可通约性与语言学联系起来，一般地，这被认为是一种语言学转向。
他1982年发表的《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中比较集中地探讨了不可通约性和语言、意义变化的问题。作为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术语的由来：
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直角边不可通约，圆的周长与半径不可通约，这意味着不存在一个长度单位可以将一组数中的两个数都整除而没有余数。即不存在公约数（common measure）。但没有公约数并不会使比较也成为不可能。相反，不可通约量可以再任何要求的近似度上进行比较。
库恩澄清了那些认为这一术语不可比较的观点，指出这种隐喻的方式事实上意在说明“不存在这样一种语言，不管中立与否，两个由一系列构成语句构成的理论可以毫无保留或毫无损失地翻译成这种语言”。且多数范式间共有术语的意义被保留，产生翻译性问题的只有小部分，他将这种温和的观点称之为“局部不可通约性”。不过，他强调，这些术语“并不是理论中立的，而是只以同样的方式在两个理论中使用”。
这一时期伴随着语言学转向，库恩将不可通约性使用的范围也缩小了。这可能是源于《结构》出版不久后这引起的批评，那时他未明确限定这一术语的适用范围，因而我们可以问，范式间不可通约是彻底的吗？它若是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那么划分的界限又在哪里？库恩这里的回答是，小部分术语不可翻译。对此种说法，人们可能就会基切尔提出的疑问那样，觉得不可通约一次的“革命”性不像原来那么强，“作为革命型转变的标准太过普通”。这一点库恩后来也有回应，承认自己在“革命型转变”的观点逐渐缓和了。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一个旧理论的任何有意义术语都不能翻译成后继理论的语言，那么历史学家等人怎么能对旧理论重新解释呢？库恩的回答是，这种观点很依赖一个前提，即解释等同于翻译，这与奎因《语词与对象》中的观点密不可分，但他拒绝这种看法。他认为，对于奎因举的土著语“Gvagai”例子，“也许土著人与讲英语的人建构动物界的方式不同，两者分辨的方式不一样”，这种情况下，“Gvagai”是一个不可还原的术语。对那些认为可用长语句解释这个词的人，他指明自己倾向将术语“内在化”，从而“它的实践物可以通过实践直接认识”，是一种“强不可翻译性”的主张。再者，尽管看似一些现代短语能够组合起对例如十八世纪“燃素”术语的翻译，但库恩指出，这些短语里无法包括一些不能被翻译的术语成分，如“原质”、“元素”。被翻译的“燃素”因而无法作为它原有的整体共同被得到。
他对概念的把握强调一种整体性，不只是多层含义的完整，还包括词语背后包含的科学家的信念、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此看来，他的“强不可翻译”的确考虑到理论内部的整体性和背后的渗透的人的知觉、信念等，这给看似独立、抽象的理论赋予了丰富的历史语境。无怪乎他讲到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些时只是在“解释”，而不是翻译。
后来，他在1990年发表的《<结构>之后的路》中又借用“词典”—一个言语共同体的分类系统，来划分不同共同体中的专业词典，并将它视为和康德的范畴类似、能提供可能经验的前提，以此说明不存在唯一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
不可通约性在库恩这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思想，在《结构》之后又有了较大改变。在适用范围上有了缩小，“局部通约性”的提出让我们看到范式革命中的缓和趋向，不再像之前被误解为两种范式完全不可比较。不过这个“局部”所应包括的范围仍然没有给出清楚地说明，他自己也承认很难说明改变和保留意义间的差异。在切入角度上，他从一种比较粗略的涉及到语言、知觉、实验等较多方面的概述，逐渐清楚地界定在语言学、解释学角度，后来还有了先验立场，这一转变也伴随着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他趋于保守、甚至是错误的转向，但也有人给予肯定。
不过，虽然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在不可通约性中始终亦有一些共同的主张贯穿始终。库恩一直反对那种认为存在着一种中立的普遍语言能够用来对不同范式理论进行评价，这是对逻辑经验主义一些观点的突破。后者企图建立各种自然科学都适用的统一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在这种共同基础的理论上，不同范式间的理论都可以被中性标准去衡量，这样很容易忽视不同理论内部的特殊部分。对逻辑经验主义认为存在着中立的观察语言，库恩在《结构》中就明确表示怀疑，观察会受到理论的影响，在此情况下的观察语言已经带有明显的范式内部特征。因而他认为，命题的真理只有在范式内部才能被评判。
他突出了在不同范式指导下渗透着科学家观察、实验的理论不能用直线累积的眼光去判断正误，但他也不是否认科学在进步，他将科学的发展比作生物演化，在区分时间远近的同时，后期的理论比先前的理论“表现出更好地解谜能力”，但不是更接近真理。在此意义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
那种类似真理符合论的模式，将理论和“真实”独立开，不同于他认为的理论依赖世界、科学共同体通过实践建构世界的看法。根据常春兰在其博士论文《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及其超越》中参考澳大利亚科学哲学家Howard Sankey对科学哲学领域本体论相对主义的分类，她进行了一些调整，重新将本体论相对主义分为“彻底的本体论相对主义”和“温和的本体论相对主义”。前者否认除人类意识之外的实在存在，后者承认独立于人类意识和经验的外部实在，但认为我们只能按照事物展现给我们感官的样子用概念建构我们的世界，选择了不同的概念框架，就把世界划分成不同的对象。由此分类来看，库恩的理论被认为与一种“本体论相对主义”相似有一定道理。例如，他明确说自己反对一种独立于理论的本体重建“真实”的方式，例如，在不怀疑牛顿力学改进了亚里士多德力学、爱因斯坦理学改进了牛顿力学作为解谜工具的进步下，他反而认为在某些重要方面，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接近程度，要大于这二者与牛顿理论的接近程度，他在它们“前后相继中看不出本体论发展的一贯方向”。因此，他说，“如果说这个立场就是相对主义，则我看不出相对主义在科学的本质和发展的说明中丧失了什么”。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问题上，也许库恩的思想中有相对主义的成分。
不过大部分时候，库恩都在和相对主义划清界限，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这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伯恩斯坦指出[2]，库恩宣布的“没有中性的理论选择规律系统”挑战了自笛卡尔以来的追求科学假设和理论有效的永久性标准，并且同样从笛卡尔那继承的“要么/要么”的遗产好像必须让我们在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进行选择。因而，库恩提出的不可通约使得两种范式可能都对，这种并行的态度很容易被理解成非理性的、相对主义。伯恩斯坦对此评价说，“放弃关于通约性这种假定并不是对科学的理性持异议，相反确实改变我们对科学中的分歧和冲突的理性特征的看法——这种看法突出了科学理性的实际特征”，他认为库恩的思想中表现出的“实践理性”试图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所以不能再用相对主义去理解他的学说。我认为，他所说的库恩在实践方面体现的理性应指这一点，即库恩强调理论不能脱离共同体所从事的科学实践，因而范式选择需要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作出的合理选择，如此，呈现出更好解谜能力的范式才能表现其优越性。这种选择的理由是来自实践，而非一种纯逻辑的推理。
大致回顾了不可通约性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思想中其实包含着复杂的面向，不是只用相对主义就能含括他思想的全部。他通过后来对不可翻译的强调，突出了对科学语言指称更精确的要求，从语言的角度看有试图超越传统哲学中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二分倾向。但是他的思想似乎也没有完全克服相对主义。如果按照伯恩斯坦的看法，认为这种实践理性超越了停留在传统认识论哲学中的二分法，那么进入实践层面，出于更好解决难题的现实要求，在判断哪种理论更优越的同时已经将实际效果作为判断其依据，若下一次再出现危机，那么就再依照另一种实际结果进行转换，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客观标准，这里面是否也隐含着相对主义的倾向？
也许，就像其它许多哲学家的思想那样，希望对传统形而上学体系有所反思和突破的同时，他们提出的新的思想内部又无法不借用原有的一些术语进行论证，因此无法彻底表明界限。库恩的不可通约性思想亦能看出他和相对主义有类似的关系，他的理论既有相对主义的一些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又尝试超越它。所以，只看到他思想中相对主义的一面，却忽视其试图超越一面的看法，事实上是有失偏颇的。
[1] 理查德丁·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郭小平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第99页
[2] 理查德丁·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郭小平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第28页
参考文献：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托马斯·库恩，《结构之后的路》，邱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理查德丁·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郭小平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A.F查尔斯默，《科学究竟是什么》，鲁旭东译，商务印书馆，2016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邱慧、孟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常春兰，《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及其超越》，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何兵，《库恩后期科学哲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科学革命的结构》读后感(十)：科学中的人性
我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科学发展到能够解释万物，人性应当何去何从？这本书给了我一个不算答案的答案：根本无需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做科学的始终是人。
——好吧，以上是我的脑洞。
大部分论及科学及其结构的著作，大多从逻辑结构出发，并由此推导出科学为何如此的结论。而此书却采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它通过对科学史的分析，通过对科学研究过程中“人”这一要素的研究，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解构了科学的发展、困惑、革命的循环。
本书提及了许多新鲜的观点，此前诸位大大已有诸多论述。书中最能触动我的是这样一条分析：究竟是怎样的原因，导致了科学与其它领域如此之不同，以至于不断发展并深入对自然界的解构？提及科学的特殊性时，人们时常会摆出这样一个论点：可重复与可证伪性。然而科学并非逻辑的演绎，“重复”与“证伪”的过程都是通过定量的数据对比实现的，而在必然存在误差的数据中，究竟如何的标准算作“重复”与“证伪”依然需要交由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即同行来判断。如果根本原因不在于可重复与可证伪性，又在于何处呢？本书给出了一个惊人的、却十分合理的论点：
因为恰好存在了这样一个世界，并且恰好出现了科学这样一种模式。科学本没有目的性，科学的出现就好像地球的环境恰好使得人类得以进化一般。我想我们同样可以利用人则原理的观点描述之：科学之所以可以解构世界，是因为如果世界和科学的模式没有恰好匹配到后者可以解构前者的程度，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思考这些问题了。
作为一本译作，本文的译文远非完美，许多莫名其妙的措辞及长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阅读的流畅。但对于这样一本著作，我们无法再要求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