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读后感10篇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一本由周作人 / 俞平伯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3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读后感(一)：《谈编注之事》by止庵
谈编注之事
止庵 发表于2013-03《东方早报》
周作人与俞平伯的通信过去汇编成《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现在又有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前者全部彩色影印；后者则为排版印刷，选配五十余幅彩色影印信笺用作插图。简单看来，两部书的区别似乎仅此而已；然而实际并非这么简单。
《通信集》在内容上对《书札影真》有所增补，此其一。《书札影真》中“周作人致俞平伯书札”全部影印自俞平伯一九二九年春至一九三二年春所装裱的三册《苦雨翁书札》，《通信集》在此之外又据《周作人书信》等出版物补充若干。《通信集》对《书札影真》中“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的增补则系首次揭载。周丰一、俞润民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序》中写道，保存下来的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以一九三七年以前的信为最多”。这回《通信集》所添加的，恰恰以一九三八年以后的居多（见右图）。
这些新增加的信件涉及不少俞、周二人当时的行事和想法，为我们素所不知。《通信集》编者就据此考证出俞平伯曾于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间先后在周作人担任社长的艺文社和艺文杂志社当过干事，为《艺文杂志》编审稿件（见《俞平伯轶事考订二题》，载《新文学史料》二○○五年第一期）。我也来举一例。周作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致俞平伯：“昨买《绝俗楼我辈语》读之，殊不佳。”俞的复信已佚，不知当下如何说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氏为俞著《杂拌儿之二》作序，复云：“看《绝俗楼我辈语》，《燕子龛随笔》，看《浮生六记》，《西青散记》，看《休庵影语》，觉得都不见佳。”时隔许久，俞平伯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致周作人信中重又提及白采所著此书：“《绝俗楼我辈语》殊不见佳，不能为亡友讳矣，强半字簏中物，弃而复取甚无谓也。亦未必不自知，殆缘于少日悲喜之怀，不无自怜意，遂难割爱耳。正是人情却贻尘累，可太息也。尊评诗词向多宽假，且不轻下评语，而今帧首数行重为之怅怅，至非得已耳。其绝俗楼诗（词亦未工）则较好，然尚可去其太半，惟其人已远，‘谁定吾文’遗迹犹存，徒增悲咤而已。拉杂言之，不觉其謰謱矣。”对比俞平伯早年写的《与白采书》《眠月——呈未曾一面的亡友白采君》，此番所言更其深切。而据此可知，周氏还为《绝俗楼我辈语》写过题记，即俞平伯所云“帧首数行”者，惜已亡佚，不知其详。
《通信集》在编排上对《书札影真》多予订正，此其二。《通信集》编后记写道：“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的绝大部分信末未署写作年份，也有年、月或年、月、日全无的信件，这给全书的编排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因为俞平伯收藏的三卷册《苦雨翁书札》都标明了写作的时间范围，所以，不会出现太大的误差。而俞平伯的书信都是散篇。在没有信封的情况下，判断写作年份的任务就尤其艰巨，出错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编者为此所下种种功夫最为令人佩服。《通信集》主要订正的是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部分。其实《苦雨翁书札》排列也有错，譬如其中两封曾收入《周作人书信》，分列“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之一和二，前一封末署“五月五日上午”，后一封末署“八月廿二日”，周作人大概就是按照《苦雨翁书札》的次序，系为“（民国）十五年”，《通信集》编者则据俞氏来信内容等线索判断出二信实为前一年即一九二五年所写。
《通信集》与《书札影真》有排印影印之别——本文开头已经提到，此其三。影印手札之类，至完成排序，编者工作已告结束，剩下的就是装帧与印刷了。排印则尚需一一辨认字迹。这项工作殊非易事，而且认对了不算功劳，认错了便是谬误。一字之差，意义可能相去甚远。且另举一个例子。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项下有云：“收伪北京大学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聘书，即复函接受这一聘任，并在当日日记中记：‘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钱理群著《周作人传》则云：“……当天的日记中却是这样写的：‘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寥寥七个字，就将关系民族大义，也关系个人命运的决定性的一步，交代过去了。”二书作者应当是看过周作人日记的；因为正式印行的周氏日记只到一九三四年为止，以后他人著文涉及此事，均从前述年谱、传记，我写《周作人传》时也不例外。我的书出版后，承周氏后人告知，那段日记引用有误。待看到日记原件，该日的内容是这样的（原文无标点）：
上午写发各处覆信
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去当函覆之晚又代和森收委令一件
日记“发信”栏所列为“耀辰 玄同 孟华 重久 松雄 村上 芸子”，又于“受信”栏“一渠快信”下注“复”。
据此，周氏日记有关内容似应断为“而事实上不能去，当函覆之”。这段话被认成或改成了“而事实上不能不当”，意思就有些差别。周作人在《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载二○○七年《文史资料》总第一五一辑）中所说，正与“事实上不能去”相合：“这时华北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是汤尔和，是向来认识的，他便送来一个北京大学图书馆长的聘书，本来是由他兼着的，就让出来给我。我对他说，我自己知道不能办事，所以从来没有做过教书以外的事情，就是学校里负点责任的系主任都没有干过，况且近来又出入不自由，不能每天到班，实在无法担任。他说，这些都没有关系，你不能到班就不到，图书馆的事可以叫秘书长给你代理。今年要恢复文学院，将来就请你管文学院的事情。我说，文学院一个学校的事，我更没法子弄了。他说，这你也可不到，只要找一个可靠的秘书代办好了。于是我只好答应了下来，后来谈到办学校的方针，我主张对外主应付，对内主维持，日程时间都该照旧，旧教员愿来者悉与收罗，旧职员亦与安插，种种近似敷衍的方法也悉被采纳。当时理学院复开，对于‘老北大’的职员多很嫌忌，但是我却主张收容，凡是北大旧人不论是哪一院的悉行录用。后来恢复文史研究所又收罗许多人做研究员，实在却没有工作，秘书长曾以为言，我说，譬如院子里可以容得下些车马，便让它安放着，本来没有这些东西要运输。所以我的办文学院，是很浪费的，然而也是得了汤校长（那时他兼领着北大校长）的允许。”按所云北京大学秘书长是钱稻孙，文学院秘书是尤炳圻。周作人日记迄未完整面世，据我所知，原因之一是遗属希望先全部影印出版，但日记分量太多，一时难有出版社承接此事。从上面一例来看，我倒是倾向于影印了。
回到《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在这方面堪称认真，但也不无错谬。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周作人致俞平伯：“煅药庐额愿仍用尊处旧纸，略迟不妨，敝纸也就恕不寄了。”署名“煅”。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周作人致俞平伯：“礼拜一午红楼之约竟不能赴，因开会了时已十二点过，而煅药庐中又有人相候，所以仍回西直门内来了。”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俞平伯致周作人：“重至鱼鳞瀑诗中颇有重字，煅药庐中人谅不以为非也。”对照《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这里所有“煅”字，原来写的都是“煆”字。查《辞海》，煆（xiā虾，又读xià下），火气猛。见《广韵·九麻》。《方言》第七：“煦煆，热也，于也。吴越曰煦煆。”煅，同锻。锻（duàn），一，打铁；二，锤击；三，锻炼用的砧石；四，通“腶”，干肉。周作人这个“室名”，是“煆药庐”，不是“煅药庐”。
《书札影真》注释颇为草草，《通信集》注释条目多出数倍，且较为详细，此其四。谷林当年批评《书札影真》：“附注共计六页，对此书的读者来说，泰半浪费。例如废名、佩弦、启无、伏园、公超、兼士、建功、孟真、西谛、衣萍、疑古、尹默、曲园先生等人名，黄蔷薇、骆驼草、西还、燕知草、忆、杂拌儿、语丝、新潮等书刊名，八道湾、苦雨斋、古槐书屋以及屠苏等事物名，如果对这些都还面生不熟，怎能对这部书札产生兴趣呢？”（《“茑与女萝”》）现在《通信集》编后记则说：“对于全书的注释，我们主要侧重于人物和作品。因为书信中涉及到的同时代文化名人比较多，这些前辈距离我们已经比较遥远，如果不是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人，阅读起来可能会比较陌生。所以，书中对于人物和作品的介绍就占了比较多的篇幅。”仍是谷林所不大认同的路数。其实各有各的道理，挪用周作人自己的意思就是：“可以任读者自由取舍。”
不过今人阅读诸如周俞通信这类文字，“比较陌生”的或许更多还在“人物和作品”之外。如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俞平伯致周作人：“闻太师母违和，未识医药调治见痊愈否，敬以为念。”编者于“太师母”下注云：“即周作人的母亲鲁瑞（1858-1943），1880年与周伯宜成婚，育有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子。1896年周伯宜病逝后，独自持家，把儿子培育成材。后因长子、次子先后在北京供职，遂于1919年冬全家由浙江绍兴移居北京。暇时喜读报章及古今小说自遣。”似无助于读者了解信中所云鲁老太太“违和”情形如何。不如另引周作人《先母行述》的话：“今年二月因肺炎转而为心脏衰弱，势甚危殆。以笹间医师之力，始转危为安。”
又如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周作人致俞平伯：“说及佩弦，因想起一件事：前到西三条，家嫂属见佩弦时转告，便中到那边去坐坐，盖她亦颇想见本家的人也。我不常见到佩弦，请你去清华时代达一声为荷。”一九三一年六月四日周作人致俞平伯：“见玄公时祈代达，家嫂请其入城时往西三条一谈，并云可铭已作古：不另笺矣。”编者于前一信“家嫂”下注云：“西三条，即1923年8月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寓所后，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下的住房。家嫂，即指鲁迅依母命于1906年与之结婚的朱安（1878-1947）女士。”似无助于读者了解朱安何以一再要朱自清（佩弦、玄公）去看她。可以另引朱自清之弟朱国华《难以忘怀的往事》所说：“我家原是绍兴人氏，母亲周姓，与鲁迅同族。周、朱两姓门户相当，常有联姻，均为当地大族，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也是我家的远亲。”周作人这两封信是有关朱安难得的材料，从中可以体会她何其孤独寂寞，实在太可怜了。
我觉得《通信集》注释最有价值的，是“在本通信集中，伏园、万羽、孙公、伏公、伏老等称谓兼而用之”、“在本通信集中，绍原、原、江公、江次长、准礼部次长江、江二先生、江二公等称谓兼而用之”这类提示，以及书末附录的“人名索引”，因为的确对读者有所帮助。
说来一本书里的疑难问题，读者无妨自行在书外解决。看书时，另外翻翻辞典、百科全书，查查Google、百度，是很正常的事。我读《通信集》注释这类文字，所想知道的是自己不知道，一时又没处去查找的东西。正如友人谢其章所说，作注，不光释易，还得解难。如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五日俞平伯致周作人：“星期日殆可一晤于东兴之楼乎。”编者注云：“1934年3月18日，星期日的中午，李健吾在东兴楼宴客，俞平伯等应邀出席。周作人因身体不适，未能赴宴。”当系根据周作人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八日日记：“午李健吾君招饮东兴楼，辞未赴。”但是关于“东兴楼”似乎也该解说一下，虽然这在网上还能查到。另有网上查不到的，如一九二六年六月八日俞平伯致周作人：“拟于明日（星期三）下午七时半后邀您在崇内大街德国饭店吃饭，顺便一谈。”“德国饭店”，邓云乡著《鲁迅与北京乡土》称之为“最高级的饭店”，又说：“这家饭店，在崇文门里，房子仍在，还是老样子。”可惜语焉不详。我想了解它的历史、规模、菜肴特色，以及原址究竟何在。又如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俞平伯致周作人：“今午在船板胡同福来午饭殊佳。于戊辰新年，拟邀您一往如何？”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周作人致俞平伯：“乘邀吃福来，寒假中随时可去，但恐旧新年要修炉灶，须停几天耳，请由兄酌定通知我可也。”这家叫“福来”的饭馆可是一点信息也找不着，就更希望能够知道。
以上可以说是作注的一重困难；另一重困难是：字数太多未免辞费，字数太少又易生歧义，或将本来尚不确定的事儿变成“言之凿凿”的了。如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俞平伯致周作人：“先生如病好了可以谈话，我想定一时间来八道湾。”编者于“八道湾”下注云：“即周作人居住的北京西城八道湾11号宅。此宅系1919年由鲁迅买下并修缮后，将原居住在浙江绍兴的周氏全家迁入。”就嫌说得不如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清楚：“他原来在一九一九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公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全眷来住入，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至于出售绍兴祖屋不足之款项，也是当时周家的两位有收入者即鲁迅与周作人合力承担。上述注释，似应在“买下并修缮”之前添加“经手”二字。在北京购置房产，一应看房、交易、修缮事宜，确实主要是鲁迅负责。周作人讲到在东京时，“我始终同鲁迅在一处居住，有什么对外的需要，都由他去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知堂回想录·学日本语续》）一九一七年周作人来北京后，大约也是这样。但是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一日鲁迅给在日本的周作人去信所说“家事殊无善法，房子亦未有，且俟汝到京再议”来看，周作人未必完全不参与意见。再来对照周氏兄弟下列日记：一九一九年九月三日鲁迅：“下午得三弟信并汇券千，上月廿九日发。”同日周作人：“由中行送来绍廿九函，汇银の收条一纸。”同年九月六日鲁迅：“午后二弟领得买屋冯单来。”同日周作人：“下午往西直门派出所取凭单。”十月十九日鲁迅：“上午同重君、二弟、二弟妇及丰、谧、蒙乘马车同游农事试验场，至下午归，并顺道视八道湾宅。”同日周作人：“上午同家人乘马车出西直门，游农事试验场，在豳风堂午饭。下午至八道湾新宅一看，五时返。”十一月十三日鲁迅：“上午托齐寿山假他人泉五百，息一分三厘，期三月。在八道弯宅置水道，付工值银八十元一角。水管经陈姓宅，被索去假道之费三十元，又居间者索去五元。下午在部会议。”同日周作人：“午出校至八道湾看装水道，至开成买豆食，二时返。”十一月十四日鲁迅：“午后往八道湾宅，置水道已成。付木工泉五十。……收拾书籍入箱。”同日周作人：“下午收拾书籍。”十一月十五日鲁迅：“夜收拾什物及书籍。”同日周作人：“上午运书籍至新宅。……下午四时至八道湾一看，五时半返。”十一月十八日鲁迅：“午后往八道弯宅。”同日周作人：“三时半出校，至八道湾，五时返寓。”十一月二十一日鲁迅：“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弯宅。”同日周作人：“上午移居八道湾十一号。”可知有的时候兄弟俩一起忙乎，有的时候鲁迅另有他事，无法脱身，周作人就来顶替一下。
又如一九二八年九月五日俞平伯致周作人：“丰三君在孔德看见过一回，他和吾家润民在一组里。”编者注云：“丰三君，即周丰三，周作人之侄、周建人之子。儿时就读于孔德学校，与俞平伯之子俞润民同班。1939年7月升入辅仁大学附属高中。后因伯父周作人出任伪职而忧郁愁闷，于1941年3月24日以手枪自杀身亡，年仅20岁。”此说当出自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一文：“周鞠子（按系周丰三之姊）私下里对馥若（按系文洁若之姊）说，她弟弟的死是对伯父的一种抗议。”但这并非定论，关于周丰三之死尚有别种说法。上述注释若在“因”之前加上“可能”二字，或许更其稳妥。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读后感(二)：注释欠当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已看过一遍，没有预想的精彩。另外，很多书嫌没有注释或不详，此书则患注释太详。主要是编注者没有定位好该书的读者群，非常简单的人、物也详加注释，如书信中论及袁世凯，立即生卒年月、年平事迹等注个没完，谈及《老学庵笔记》，又对此书详加介绍，这些实无必要，感觉在翻给小学生看的课外读物一样。有些则是编注者无知乱猜，如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俞平伯的书信中说到：“《文饭》三期得阅，拙作中有一误字：‘三愉出于何典’，今作三槐，颇妨文义，已函告脉望。”编注者知《文饭》指《文饭小品》，而对“脉望”，“所指何人不详，本意是书虫，此处可能借指以文为饭的编辑。”据沈从文的文章《谈谈上海的刊物》中说到“《文饭小品》，脉望出版部出版”，知道这里的“脉望”，是指出版社名，又据姜德明《余时书话》，里面讲到施蛰存编《文饭小品》六期而终，“事隔两个月后，施蛰存又为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杂志作了一次发行人，仍然用了并无其社的‘脉望社’的名义出版，可惜也仅出版了一期而告终。”知“脉望社”并没有实际注册登记，只是取个名印在杂志上好看好看。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以“脉望”来称呼《文饭小品》的出版地。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读后感(三)：人生得一知己可以不恨 文/蓝文青
阅读《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纯文化层面的欣赏过程，自从得到这本书，我便时不时会感受到这样赏心悦目的美丽，它并不炫目，也不喧嚣，散发的魅力也是淡淡的，就像这两位先生的性情一般。
展开书，首先可从两位先生的相互称呼开始欣赏：俞平伯对周作人的称呼一直是“启明师”、“启明先生”、“知堂师”落款为“学生平伯”；周作人回复却是“平伯兄”，落款是“作人”，或者“岂明”，甚至“苦翁”等，语气里，一个很恭敬尊师，一个很平易待友，这样的交流有一种传统文人之间融疏离和亲密于一体的矛盾之美，同时，也是一个时代里文人修养之美、风度之美的自然展现。
当我随意翻开书页，很容易就会遇见全书随处附上两位先生的手书笔迹，俞平伯的字体静雅规整，舒朗清逸，有董赵之韵味，有书香世家的范儿，“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周作人的字体却纤致精齐，隐隐瘦峭是隶碑的圆顿，也有行草自在的肆意，虽然并不放任，依然显得自我和独立。不管岁月的变迁，这些文气的字迹仅仅些微变迁，这些静美的信笺也在变迁，妙趣的印章也在变迁，但其中的交谊从未变迁，实为行楷和楷书的范本。
本书阅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书信体的行文自由和交流私密，这让上世纪的两位文人得以半文半白地恣意挥洒各自的文学看法、品书探幽的心得、自嘲自讽的快乐、各自交友的联谊、闲论他人他事的妙批、藉古采薇的中年心境、挥散不去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战争阴影，林林总总，就像岁月的碎片，零散在书页之间，被风吹起，随意飘散，引来读者心中朵朵涟漪。
当然，要给两位先生的书信集加以妄论谬品，恐怕会令当时鉴赏过他们这些书信的名士们从坟墓里笑出声来。当世能写到如此境地，彼此能交流到如此知音的层次，恐怕再无第二对了。
掩卷之后，忽然觉得，这样藏在岁月深处两位先生的交流，带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氛围，也带着上个世纪的雅韵，可以让我沉浸在文人的情怀之后，远离紫陌红尘，静心去感受“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妙境，远不需要与旁人分享什么。轻轻拂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种阴影，载沉载浮之后，阅读他们两位在那个风云时代里的情意交流，点点滴滴的淡愁浅怨，亦庄亦谐的轻趣薄戏，都是尘埃落定的安宁，可供清品、静思和回味的沉甸甸文人风韵，怎能让人不感慨万分，羡慕不已。
数年前，我在纠结于也想拥有一个如周作人和俞平伯这样交流的朋友时，文友“卷尔”送给我一句张岱的名句：“人生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比较一下李后主的“人生长恨水长东”，可见，无恨的人生很难的，如周作人俞平伯这样的交流，可比“高山流水”，实乃可遇不可求也。
作者：蓝文青
i时代报 2014年1月17日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读后感(四)：旧学人的冷暖及互相取暖
1928年即民国十七年8月22日这一天，青年俞平伯给他的老师周作人写信：“启明师：七夕展诵赐书，算起来牛女正在情话也。总算幸不辱命，昨天居然将草稿写就，从今日起在誊写中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俞这一对亦师亦友的旧学人之间的交往进入一个“蜜月期”，为后世留下了三百九十一通跻身艺术品序列兼具史料价值的手书实物，其中多为上面这种不涉世间烟火纷扰的学术与心灵交流。当年的一段文人故纸，遂成今日一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往来尺牍比之一方书信之收集的好处自不必多言，周、俞两位先生——新文化运动时代里的旧学人，其思想历程与平生遭遇已为后世所熟知，然而若要探寻他们这样旧学人的生活场景究竟如何、每天会与何人何事相遇诸如此类，则非得着落在这些仿佛仍留有余温的字纸上。
一九一七年，周作人任职于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后被聘为文科教授，俞平伯时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两人人生的交集始于此。至一九六七年周作人病逝止，周、俞二人交往了近五十年。知堂是最早为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文学范畴提供文本支持的人物之一，其作品很早即成为白话文革命的实绩；而古槐书屋主人系出名门，为“五四之子”代表人物之一，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同为新潮社创社成员。两人很难不在同一文化场域生活、行走。而真正使他们由严肃陌生的师生关系走向“道友”、同人的缘分，从这本信札集来看，是在“语丝社”成立、《语丝》周刊创刊而同为主要撰稿人后开始的。以后来的经历说，知堂抗战后期逾越底线“留平不出”最终困于老虎桥，老境更显凄惶；平伯老的红学研究观点一度遭全国性的批判，受到不公正待遇，辗转于干校，两人生平中都有思想、感情和现实劫波不断最终走向峰顶的时刻。然而多年之后，我们来看这一部通信集，看那些手书的笔划和所谈之事，才真正能感到那一代旧学人在世间时的生趣，尤其是他们在交往中互相取暖于乱世的情形，使读者之慨叹尤甚于赏略作为艺术品的手书本身。
1926年6月30日知堂先生给平伯老一信，内中说，“平伯兄：今日《京报》想已见到，第七板上有一篇妙文，大骂适之，而说你是适之的‘大弟子’，……”因同为“新红学”研究的学界人物，当时世人皆以平伯老乃“胡适之的朋友”，其实平伯老与废名、沈启无并称苦雨斋几大弟子，此整部通信集收录俞的去信一百八十一封，写作时间跨度在四十余年中，平伯老始终在信中坚执弟子之礼。知堂老人比俞先生大十五岁，在早婚的时代里似可做两代人看待，然书信可证——两人实早已成往年挚友。起初信中的长篇论学因为彼此的走近而一变为嘘寒问暖的短笺，约稿信变成同人饭局邀约函，有时双方只为书信往来而恭录旧体诗寄出；互为代取薪金此类事司空见惯；深厚的中国传统家学底蕴兼通域外文化，使他们的审美趣味相投，世观相近，又生活在同一个“语丝”圈子里，形成了往来书信叙事的高度默契，可直呼“某人某地”，对方便心领神会。这样的师生关系，于今绝矣。
周、俞《通信集》所收书信虽然只是两人全部通信中在历次劫难的幸存者，然而透露出那个时代的端倪，尤其是学者之间的交往及其在价值观和审美上的趋同和分歧。苦雨翁手书皆挥洒率性而为，较之恭录以往赠友人的《儿童杂事诗》等手迹少了几分端凝，却多了几分生动；平伯老的笔体在几十年中也是为之一变，写信并不乏花招：俞先生曾将自己所作假托明人文章，然后写信相询，知堂老人且不说，钱玄同、顾颉刚这般疑古、考古人物也皆尽上当。加之两人自印和受赠的花笺图案又多，闲章款式与内文花样百出，实在是精彩纷呈。虽然往往是短信，但也往往反映生活的真实，如1929年6月28日知堂写的一信说：“平伯兄：手书读悉。燕薪当代取，托城北公带去，请于三十上午遣人去拿可也。试卷如山，令人闷损，诚如尊言。北大大扣所得税，亦是懊恼事，唯不佞只扣百分之二，尚属损失少耳。……（参见本书107页）旧学人无他，唯有“偷闲”二字实在是放不下。信中两人多次提及公事家事繁杂，偷闲不易云云。然“有闲”作何排解？除了写稿，看稿，有天下第一等的乐事：农历春节至正月十五期间北京琉璃厂附近一带的市集，多有书摊及古玩摊。当时北平的教授学人有“正月逛厂甸”的传统，旧书、文玩皆是旧文人平生最喜之物。每有斩获，奔走飞鸿于同好，大可慰藉平生；而学人遇到稀有的古书资料，则又往往会催生一部崭新的研究著作问世。这便是文化场域了。
若论《通信集》所收书信来源，周作人的书信原物主要来源于俞平伯收藏的三大卷册《苦雨翁书札》，其中有一段故事：
二三十年代俞平伯与周作人往来书信日积月累，为避免散失，一九二九年春，俞平伯决定将老师写给他的书信六十封装裱成册，当然这也是一个传统。当时是手工装裱，成品据说极尽考究，首尾均有薄木板夹护，俞平伯自题“春在堂藏苦雨翁书札”签条，故纸温暖，可谓精美的艺术品。一九二九年清明节那一天，俞平伯携装裱好的《苦雨翁书札》，造访苦雨斋，请周作人题跋。面对这样一份凝聚厚意的书札，我们可猜测知堂老人当时的心情，他当即在卷册上题写了跋语，叹世且感知己之情。后来俞先生又先后两次装裱了知堂的来信集，知堂都作了题跋。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四日，俞平伯又携装裱好的全部三册《苦雨翁书札》，应邀到苦雨斋小聚。当时在场的同人们与他一起分享了这份价值厚重的收藏带来的愉悦，人们皆感融融暖意。嗣后，周作人计划如法炮制，着手整理装裱《古槐书屋尺牍》。结果被知情后的俞平伯所阻，周只好答应缓行。至此，俞平伯虽然照样收藏周作人的来信，但却再也不敢提装裱之事。
据本书校注者所言，恰恰正是那些不曾装裱的书信，在解放前的战乱和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也就必然地散失了。六十年代后期，俞平伯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不公正且人伦尽失的对待，藏书、文稿几乎焚毁殆尽，厚厚的纸灰飘散在他的旧宅——老君堂寓所的院子里，然而三卷册《苦雨翁书札》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俞平伯的去信原稿则主要来自周作人数十年的收藏，其存世也端赖鲁迅博物馆在特殊年代保全史料的筚路蓝缕。这些书信于是留存下来，见证了一代旧学人的精神世界。
2013.2.24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读后感(五)：尺牍之音——读《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孙郁)
好的文章，多在私人空间里。即便研究文化史，只看报刊的文章，总还不行。如果读读同代人的尺牍与日记，会见到另一种景象。所以，民国初期人们对野史与民间文献的注意，不是没有道理的。
民国虽然离我们不远，但要理清一些思想的细节也并不容易。如果不是李叔同的信件公开，我们真的无法知道他出家后内心的复杂性。由于马一浮文集中大量尺牍的披露，他思想的完整性才得以展现。前几年，看到散落在台湾的陈独秀致台静农的手泽，晚年陈独秀的心态与生存状态，便一点点清晰了。明清以来的一些文人，作文不免伪饰，而尺牍里却有真性情。据说许多地方建起了家书陈列馆，应该有很强的吸引力。
人们喜欢收藏尺牍，还与审美有关。黄裳、张中行都藏有大量文人信件，自以为有把玩的价值。好的尺牍，不仅思想上好，审美也是超俗的。好的尺牍集，是一种美术品，鲁迅、胡适的通信集都有此类特点。近日见《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印得古朴、典雅，很是有趣。见到他们谈天说地的文字，诗意卷着思想之光，京派文人的音容笑貌都有了。通信时间跨度很大，文体的美也历历在目。现代文学史著作，多不关心这些片断，想起来是可惜的。
俞平伯是周作人的学生。他们二人的血统里有晚清学术史里的多条线索。周作人的老师章太炎，曾随俞平伯曾祖父读书，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多重的了。五四后，俞氏在北大读书，被周氏兄弟吸引，欣赏鲁迅，与周作人亦过从甚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有他们交往的脉络，历史、民俗、审美、时事、天气，均有涉猎。文字呢，文白相间，大有晚明之风。在政治多变，世风浮躁的年月，他们却静心无为，品玩古董，笔带闲情，书斋里的迂腐和聪慧都有，在轻松的对谈间，心中最本然的东西扑面而来。
五四落潮后，文人的路变得多样而崎岖。他们选择的是书斋的路，与革命距离甚远，隔膜的地方显而易见。往来之间的人不多，不过北大的小圈子：钱玄同、刘半农、废名、江绍源、沈启无、徐耀辰、张凤举等。这些人聚于苦雨斋，学识较深，兴趣也有交叉的地方。他们懂一点西学，而审美则还有些旧文人的遗绪，不免有些沾沾自喜的样子。比如谈明末文人的惬意之影，言及《红楼梦》时的士大夫语境，商讨新文学课程设计的严谨之风，无意间也把那代人的知识结构袒露出来。信件里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闲情，许多思想与学术话题，是在这样的放松的闲情里出现的，也就没有功利色彩。学问是一种认知的积累，也是审美的升华。京派文人之间的这些互动，在今天的学界已成难见之景了。
苦雨斋派的文人耽于学问，鲜见革命的意味，一直被左翼文人所诟病。他们只是思想上的革命，而反对现实的激进运动。一面沉浸在历史与文学文本之间，一面抵制社会的革命潮流。他们的状态，在静的世界里。喜静读，静思，回到文化的静观里。比如讨论文学的特点，说文学不是“为人生的”，而“是人生的”。一字之差，其实精神则相隔万里。比如谈及托尔斯泰的时候，略有微词，以为作品流入“劝善书”之流。他们交流的时候，都以新文学的理性精神思考问题，对俄国文学的基本判断还是来自自己的经验。厌恶“劝善”，则以平淡之心看万事万物，内心的冲动就被遏制了。还是士大夫的不逾矩之心起了作用，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他们何以远离激进的运动，自己在书斋里面壁沉思，或译介希腊的作品，或唱昆曲，都是静穆里的选择。文体也是学者腔的一种，但都自如轻快，任意而谈，涉笔成趣。这类文人，在激进之声笼罩天下的时候，不易被人所解。而今天的学者中，有此雅兴者也真的不多。
周作人沉沦之后，俞平伯隐在旧都，彼此的关系也没有中断。那个时候的信件，披露的信息很多，可以看出日据时期的文人形迹。他们不谈政治，只有日常的问候，荒凉中的尴尬、无奈都有。彼此交往中，以谈古为乐，以古论今，趣味似乎不合时宜。龙榆生1943年8月到北平，曾住在周作人家中，与俞平伯亦见面谈天。看他们的交往，内容有点老气，都是填词作赋之事，加之一些古书的研究，我们由此也就能够了解《书房一角》《药堂语录》何以那么古雅，人文环境越发单调，而心绪则有点迟暮的苍凉了。
俄国革命到来的时候，出现过“路标”派的文人群体，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回到静的精神里去，遂遭到革命者的抨击。中国的京派文人在这一点上有一点相似，乃大转变时代的多余的人。但我们看他们当年的通信，内心是有一种孤苦的味道，学识背后的忧思未尝没有。阅读那些古朴漂亮的词语，都未遭血色的熏染，内心纯然的东西依在。这是一个悖论，走到十字街头的实践者，多伤痕累累，内心温润的存在日稀，而那些沉浸在审美静观的人却有了深厚的生命之力，至今却可滋润着后人。文化的演进与政治的演进，是不可以同样逻辑视之的。俞平伯那代人提供的资源，今人可深思者，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
读前人的尺牍，才知道今日的文人与他们的差异，趣味、性情都非今人可以理解。简单地扫描他们，可能不得要领。我们曾拥有过不同文人传统，新文人里的士大夫，或士大夫中的新文人，在文坛向来属于少数，在社会进入单一化色调的时候，有几个冷冷的旁观者在，氛围就异样了。过去我们视而不见，如今见而惊愕：我们曾经不了解他们，而他们未必不知晓我们吧。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读后感(六)：俞平伯的“莽撞”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中，一九二三年的两封信，均为俞平伯所写，回函无存。日期为八月五日、九月二日，主要内容为俞平伯要去上海大学教中国小说，“此项科目材料之搜集颇觉麻烦，不知先生有何意见否？鲁迅先生所编之《中国小说史》讲义，不知能见赐一份否？”“《小说史讲义》在鲁迅先生处假得一册，觉得条理很好。原书仍交伏园奉返，请您晤他时为我致谢”。
编者在这些内容下加一注：
“鲁迅1920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小说史讲义，最初油印本名为《小说史大略》，其后铅印改名为《中国小说史大略》。1923年12月和1924年由北京新潮社分上下卷正式出版时方为《中国小说史略》。”
此注从知识性而言并无问题，不过俞平伯的这两封信所涉及的“内情”，却是这个注释无法解决的，此注即使不能说是无效的，也有隔靴搔痒之感。
可以看看一九二三年七月到十月间周氏兄弟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七月十九日，周作人给鲁迅送来一封绝交信。鲁迅当日的日记：“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八月二日，鲁迅搬出八道湾，暂时租住砖塔胡同。
十月，鲁迅搬入买下的阜成门内西三条住宅。
了解这些背景，再读俞平伯的两封信，才会明晓不知情的俞平伯写这些信的“莽撞”。因周作人的回信不存，不知具体怎么答复弟子请求的，但想来是推脱开了，于是俞平伯自己去借了一册讲义；但有些令人尴尬的是，俞平伯读完后未直接还给鲁迅先生，而是托孙伏园送与周作人转交，且代俞平伯致谢，这真是让苦雨翁有口难言。
《中国小说史略》非僻书，有注固然可以，不加注也看得懂；而俞平伯的“莽撞”，做注似可使人更明了些。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读后感(七)：四位行家的读法
好了，来学习一下行家们怎样把这本书蕴含的丰富性点将出来。（未完待续）
《周作人俞平伯通信中的学术公案》（刘绪源 中华读书报）
《人间墨妙须传遍》（苏华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尺牍之音——读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孙郁 光明日报）
忽然想到，前日刚看过弗朗索瓦 欧容的《登堂入室》，克劳德不断诱引他的文学老师吉尔曼拓展“登堂入室”的边界，所用可不就是这无限可能性的“未完待续”吗？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读后感(八)：读《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
兴味索然，除最后几封，似入佳境，却是残篇断简，且戛然而止。书信之存废，正与人物之世俗运命相应。令人感慨。不仅如此，俞之身份成就均不能与周相比，故竟有许多著作已经遗失。信中多谈琐事，极少关乎文艺，文字也极随意。此固是淡汤寡味之缘由，却也让人看到这些文坛上高高在上的人，生活中也是极平常的，并非时时把文艺挂在嘴上，一刻不离，毕竟生活才是最真实的。注释没什么亮点，毕竟像李敖大师《胡适评传》及唐德刚博士《胡适口述自传》这样的注释水平不是人人都能企及。另外，我匆匆扫过书中所附原札，即发现文字识读有个别错误，则全书恐不止此一处。周作人尤以驳杂著称，古今中外无不涉猎，所以要是单单现当代文学专业出身，定当运转不灵。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读后感(九)：人生得一知己可以不恨
悦读《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纯文化层面的欣赏过程，自从得到这本书，我便时不时会感受到这样赏心悦目的美丽，这样的美丽，并不炫目，也不喧嚣，静静地，散发的魅力也是淡淡的。就像这两位先生的性情一般。
展开书，首先可从两位先生的相互称呼开始欣赏：俞平伯对周作人的称呼一直是“启明师”、“启明先生”、“知堂师”落款为“学生平伯”；周作人回复却是“平伯兄”，落款是“作人”，或者“岂明”，甚至“苦翁”等，语气里，一个很恭敬尊师，一个很平易待友，这样的交流有一种传统文人之间融疏离和亲密于一体的矛盾之美，同时，也是一个时代里文人修养之美，风度之美。
当我随意翻开书页，很容易就会遇见全书随处附上两位先生的手书笔迹，俞平伯的字体静雅规整，舒朗清逸，有董赵之韵味，有书香世家的范儿，“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周作人的字体却纤致精齐，隐隐瘦峭是隶碑的圆顿，也有行草自在的肆意，虽然并不放任，依然显得自我和独立；不管岁月的变迁，这些文气的字迹仅仅些微变迁，这些静美的信笺也在变迁，妙趣的印章也在变迁，但其中的交谊从未变迁，实为行楷和楷书的范本。是为读帖品人之妙。
本书阅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书信体的行文自由和交流私密，这让上世纪的两位文人得以半文半白地恣意挥洒各自的文学看法、品书探幽的心得、自嘲自讽的快乐、各自交友的联谊、闲论他人他事的妙批、藉古采薇的中年心境、挥散不去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战争阴影，林林种种，就像岁月的碎片，零散在书页之间，被风吹起，随意飘散，引来读者心中朵朵涟漪。
当然，要给两位先生的书信集加以妄论谬品，恐怕会令当时同时欣赏过他们文字的很多名士从坟墓里笑出声来，当世之时，能写到如此境地，彼此能交流到如此知音的层次，恐怕再无第二对了。
掩卷之后，忽然觉得，这样藏在岁月深处两位先生的交流，带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氛围，也带着上个世纪的雅韵，可以让我沉浸在文人的情怀之后，远离紫陌红尘，静心去感受“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妙境，远不需要与旁人分享什么。这份情谊或可留待时空去留存。轻轻拂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种阴影，载沉载浮之后，阅读他们两位在那个风云时代里的情意交流，点点滴滴的淡愁浅怨，亦庄亦谐的轻趣薄戏，都是尘埃落定的安宁，可供清品、静思和回味的沉甸甸文人风韵，怎能让人不感慨万分。或者，也羡慕不已。
虽然读到过张中行对周作人的评语，我却另有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周作人怎会不知道变成汉奸的后果，他其实是身不由己，他是怎样的人，他便会做怎样的事情，而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只能感受，却未必能懂得。同样也能这样看俞平伯，在被毛老人家点名批判之后， 他还能活到九十一岁的高龄，这样的人，值得人深思的。
数年前，我在纠结于也想拥有一个如周作人和俞平伯这样交流的朋友时，文友“卷尔”送给我一句张宗子（张岱）的名句：“人生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比较一下李后主的“人生自是长恨水长东。”可见，无恨的人生很难的，如周作人俞平伯这样的交流，可比“高山流水”，实乃可遇不可求也。
此书属于我能放着桌上不放书架，随时翻开，随时放下的书。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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