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桥的读后感10篇
《天桥》是一本由熊式一著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2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天桥》读后感(一)：好想看完整本书啊
看了简介就好想继续看下去,特别想了解各个运动是如何开展的.看了才知道自己原来还这么不清楚当时的情况的,主人公那种对天下事的关系和友人的关爱让我致敬.这对于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也是有很大帮助的,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胡适所处时代的事.
《天桥》读后感(二)：千算万算，不如老天一算。
初读第一章的标题，我就彻底被这本书所征服，接下来再阅读下面的几个标题，更加有想读下去的冲动。当我第一章，看完的时候，我不禁联想这是哪个时代所发生的故事，虽然在批注当中说“本书主人公李大同此时尚未出世”，但细细品来又觉得这个时代已经逝去，更有一丝寻味。支持！
《天桥》读后感(三)：评论天桥
虽没直接读过《天桥》，但其作者及其他一些留洋的文学家倒早有耳闻，留洋使他们增长了见识，丰富了学识，加快促成他们成为大文学家。同样，那些留法勤工俭学的先进分子不是也成为了创立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吗？！
《天桥》读后感(四)：有关陈散原
书中提到袁世凯姨太太的那本诗集里有陈散原的作品，意思很明显，陈散原是她在上海时候的嫖客之一。不知陈寅恪先生在伦敦听读英文版的时候，是否听过这一段，若听过又不知作何感想？从陈先生给熊氏的赠诗来看，并不存什么芥蒂。陈散原作为名诗人，被小说家写进作品中，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今天的我看来，或许有些不舒服。也许在清末民初嫖妓并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就像是吃酒社交一样的平常。也许这一段完全是熊式的虚构，以陈寅恪先生历史学家的胸怀，当然也就一笑了之了。
《天桥》读后感(五)：革命文学？听命文学！
熊式一先生的《天桥》，自出版之始便知道了。编辑为了这本海外畅销书的销路，似乎费了很多心思，极力渲染其如何轰动英伦，又被翻译成多少语言文字，云云。为了再加一个筹码，将史学大师陈寅恪请出来了，说其如何推崇。可惜，这本书到了现在还是鲜有人问津。
《天桥》近四十万字，从内容上大抵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从楔子到第五章可算是第一部分。这部分内容写主人公李大同如何降生，以及将他买来的“父亲”“李大善人”是如何地刻薄，寡廉鲜耻。作者在这一部分所用的反讽笔法已臻化境，与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如出一辙，辛辣，读来过瘾。后半部分，从第六章到尾声“上天桥，下地狱”，便抛弃作者熟悉的乡土世界，转而描述并不是很熟悉的革命世界了。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脉络倒是很明晰的，只是混乱极了。（作者在为这本书写的文字中说，他原以为西方人对这段历史了然于胸，没想到竟完全不懂，又说他自己在读了陈恭禄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国近代史》后，才知道很多原来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李提摩太……因此种种，便觉得很有将这段历史呈现的必要）
既然要写革命，那便无可避免地滑入革命文学的俗套了。而中国的革命文学，大多只有空洞好听的口号的。要说其实处，无外乎是老掉牙的事情，各省如何光复独立，刽子手变成了革命家，城头变幻大王旗等等。此种情形，迅翁《阿Q正传》完全道尽矣，何须别人再来饶舌？
中国革命文学，同中国革命一样，口号好听极了，走近不免要失望的。君不见1920年代后期，国共在广州轮番屠城乎？说到底，现代革命的主体，仍然是流氓（孙文的起事，大多时候靠会党，三合会哥老会等都是同盟会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国民党元老陈其美杜月笙等都是青帮大佬）。作者也写了这批流氓，但又说他们如何精明，暗中选拔革命志士等等。此等为孙张本之文学，与郭等为毛张本之文学，其一丘之貉乎？
文学自然与时代有关，但文学不能沦为革命的工具。现代文学上也不乏好的革命文学的。如李劼人《死水微澜》，徐訏《鬼恋》，茅盾《蚀》，王石味《毁灭的精神》等等。好的革命文学，大多写革命中各个阶层人物的命运，而很少对时代白描。描摹社会情状者，首推李劼人《死水微澜》。在《蚀》中，老牌左翼作家茅盾没有写当时的白色恐怖如何，而只写静女士的消极颓废；在《鬼恋》中，徐訏从未正面写过革命，只借不愿做人的“鬼”之口说——“后来我亡命在国外，流浪，读书，一连好几年。一直到我回国的时候，才知道我们一同工作的，我所爱的人已经被捕死了。当时我把这悲哀的心消磨在工作上面。”她又换一种口吻说：“但是以后种种，一次次的失败，卖友的卖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官，捕的捕，死的死，同侪中只剩我孤苦的一身！我历遍了这人世，尝遍了这人生，认识了这人心。我要做鬼，做鬼。”此二公笔下的革命文学，非但没有对辛亥和四一二的直接描写，连枪炮声都很罕见，然当时情状读者尽知矣。
中国左翼文学，其发端是创造社。而创造社的两位得力干将，郁达夫和张资平，都于1927年前后脱离创造社。此后的创造社，便在郭沫若和成仿吾手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郭沫若由讴歌天狗转过来讴歌马克思了。当时很多作家都陷入了一种无从下笔的处境中，郭的这种导向，便造成了声势浩大的文学潮流。其间的作品，实在无法卒读。如蒋光慈的小说《短裤党》，连原型瞿秋白看了都大摇其头。
熊式一远居海外，不知为何竟也将笔端伸向革命了，可惜。
又，熊式一，同林语堂、蒋彝先生同为二十世纪华人双语创作三大家，长期湮没，惜哉！
甲午年八月三十 白夜
西村
《天桥》读后感(六)：爱听天桥话故乡——读熊式一《天桥》
前一阵子在微博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某地天桥仅高1.5米，行人通过时只能弯腰低头，网友惊呼神设计，这却让我想起去年读过的一本书——熊式一的《天桥》。
最早在网上看到书名时，恕我鄙陋，我还以为是本有关北京天桥的书，读过才知道大错特错。在楔子里，作者交代了天桥的来历。地主李明为积功德，答应老婆为乡里捐资建桥，可是出于吝啬本性，偷工减料，只建成一座寒酸的小木桥，还要请知府来题名。知府看到这破木桥，哭笑不得，连连叫道“天啦，天啦”，于是将错就错，将此桥命名为“天桥”。一百多年后，这一场景重现人间，某地之桥为天桥，或许也是因为人们看到那座桥，都会不约而同地感叹“天啦，天啦”。
话归正传。要感谢我的朋友@生之烂漫送我这本好书。因为是本乡先贤之作，读来尤其亲切。而书中有一半的篇幅都在豫章故郡，南昌县附近展开。看到那些熟悉的地名，南昌，进贤，抚州，后者出现了三次，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就像陈寅恪先生读此书后的题诗所说的：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
书中以李大同的成长经历为线索，串联起晚清到民国这一段历史风云激荡时期的重大事件，戊戌变法、广州起义、辛亥革命、南北和谈，展现了晚清民国好一幅历史画卷。一些知名的历史人物也粉墨登场，如杨衢云、袁世凯、李提摩太、文廷式、容闳。一卷读完，带你上天桥，回晚清民国，经历从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到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三十三年的历史，好比穿越游历了一番。这书原本是熊式一为西方读者而写的，所以写的像历史演义，但几十年后，它可以说也是为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那段大革命时代，对那段历史不熟悉甚至是完全陌生的人而写的。在民国热的大背景下，此书正当其时。
在三百来页的篇幅里，叙述了三十三年的历史，期间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要想达到宏大而深阔是很难的。摊得太广则会影响到历史的深度。但这并不妨碍本书所营造的真切的历史现场感。这种现场感得益于书中的历史细节描写，尤其是生活场面、风俗民情描写甚至要比历史事件更为真实。前八卷在江南小桥流水中，叙述李大同从出生到成长，求学、恋爱到婚姻，娓娓道来，读来要比后八卷更为真切，一些场景情节令人难忘，如李刚给李大同发蒙一节，李大同被卖给惯贼一节，临别叔婆送夹袄一节等。书中常常穿插的具有江西特色的风土人情、谣谚土语也让全书鲜活生动，富有生活气息，如第一章所写的红白事要请全村人吃酒，生了孩子要请吃喜蛋，在江西的农村现在依然如此。南昌的俗话说：“小叔可以上嫂嫂的床，大伯不可以进弟妇的房。”则令人惊骇。
可能是因为熊式一长于写戏剧，书中的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往往三言两语，一两笔勾描就画出人物的性格特点。李明的吝啬，李刚的仁厚，吴老太太的铺张，叔婆的睿智，连芬的贤惠都表现的很到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江西会馆众人的描写，着墨不多却个个出彩，如一幅众生像的速写。主角李大同的形象反而被配角们的光芒所遮蔽，显得模糊不清了。
书中的语言风格诙谐幽默，带有戏谑的讽刺意味，令人想起《儒林外史》，一些经典桥段如两根灯芯的故事更加强了这种印象。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尤其是前半部分对李明吝啬出奇的挖苦，常令人忍俊不止，甚至要哈哈大笑起来。如写李明宴请宾客，做了一道红烧鸡。鸡有五德，但是在李家吃的鸡，至少还要多加一德：“年高有德”……这许多笋实在采得太早，所以太嫩了！再过几天，便可以留得做家具了。然而这种讽刺不似鲁迅那么尖刻冷峻，而总是带着一种可谅解的温情。
陈寅恪先生将熊式一与林语堂相提并论，言及“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思量”。林语堂及《京华烟云》已广为人知，可熊式一及其《天桥》于我们却如此陌生。多亏了陈子善先生的大力推介，我们才读到这么好的作品，才知道在三十年代的英伦，《天桥》曾风靡海外。作为先贤故土后人，我愿摇旗呐喊，推荐本书给大家。
《天桥》读后感(七)：旧时代也曾是新时代
今人怀古，“民国范儿”成了许多人心目中可望不可及的气派，又有许多清宫剧，你方演罢我登场。其实一朝一代，远非影视或文学折射的华丽剪影，对实际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那是国家衰微的年代，也是蕴含激变的时代。
熊式一的小说《天桥》撷取的便是该时代的一角。作者本人生于1902年，他笔下的人物李大同则生于1808年，所以是以小说的架构摹写旧时代。李大同的出生成长过程，贯穿了由清末晚景到戊戌变法、及至后来民国成立的历史纵线，他周围的人事物则是各个时代的不同横截面。历史小说因为涉及重大事件，需要做足考证功夫，作者前言也提到曾经半途废稿，只因为遇见了和写作中的小说有出入的史料。而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读来，其中最活泼和富有生气的不仅是那些“大事”，更是作者信笔写来的细节。当时的普通人如何求学、如何追寻理想并且过活，如大同夫妇遭遇马贼之后辗转京城，在小旅店拮据度日，因为怕店家知道自己山穷水尽，每天买了烧饼不敢回店里吃，在外面匆忙咽下，后来靠着店家指引流落到南昌会馆借宿，这些最日常的白描，是今天的作家纵然翻阅史料也未必能熟悉的。
《天桥》成书在1943年，最初是用英文写就，名为The bridge of heaven，一语双关。南昌乡下的悭吝财主李明，为求子“做善事”，用最低的经费造了座小木桥，还巴巴地请了知府来命名。哭笑不得的知府直叫“天啦”，桥便成了“天桥”。故事的主角不是李明，是他买来的儿子李大同。不过李财主既然到全书的四分之一才去世，少不得以他的各种刁钻嘴脸频频现世。我没读过英文原书，熊老自己翻译的中文是新白话文的路子，没有刻意雕琢，透着几许辛辣。李财主去世那段用了《儒林外史》两根灯草的典故，虽是旧段子，因为恰当，让人还是忍不住捧着书笑出了声。大同有这样一个养父，又有一个顽劣极了的“弟弟”小明，日子过得就像狄更斯笔下的孤儿。好在还有诗书传家的伯父为他打算，让他进教会学校做工读生。成长式的小说总是牵挂人的心，读者不免追随着大同的脚步往下走。
书中的女主角是莲芬，算是大同和小明的表妹，因为三个人的身世纠葛，她的婚事在父母辈和祖辈之间拉锯，最后这位受过新式教育的闺秀选择和大同私奔，乍看是甜蜜的开始，但因为两个人生在动荡的大时代，又没有在外闯荡的经验，很是吃了些苦头。作者的笔墨更多地倾注在大同身上，对他的内心投影也多，对莲芬则是侧写。寥寥几笔间，她的独立和倔强被晕染开来，亭亭如莲。大同参与维新，一度被捕，然后南下加入同盟会（当时还叫中兴会），莲芬没有告诉他自己怀孕，留在北京生下女儿，母女两个一等就是十三年。大同和她，一个懵懂粗疏，一个细腻宛转，作者略过她在十三年间的独自辛劳，只把焦点放在大同参与革命的过程，有国画留白的味道，让读者回味和想象。
至于革命，也有种种闹剧的成分。大同在武昌起义前印制的《自由之歌》和《自由宣言》被查封，因为印制精美，最后成了奇货可居的畅销读物，作者的臆造放在那样的时代，奇异地并不荒诞。民国的建立过程本就充斥着荒谬的种种，“泥菩萨”黎元洪被扶上高位，袁世凯的处心居虑，各地的纷争和权力角逐。大同是武装起义的发起人之一，却在所谓“不流血的革命”之后远离了权力中心，独自火化了友人，黯然离去。他回乡的一段写得具体入微，其中的伤感是节制的，反倒揪心。他看过外面的世界，也目睹了新时代的曙光，再回到旧世界找他的伯父，揣着战火中不离身的线装书，发现熟悉的街道变窄了变旧了，“好像不可下水的衣服，碰着了大雨之后，缩小得不成了东西！”新的时代尚未真正到来，而他熟悉的旧景则是一去不复回了。生在新旧交替之际，有太多的牺牲和惆怅，《天桥》到了临近末尾，仍是笑中带谑的笔法，因为浓缩了变故，轻快的文字也不觉压实了。
熊式一写《天桥》，本意是为了让欧美读者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事变迁至今，全球娱乐至死的时代再读此书，能感觉到旧时代的脉动与苍凉，那也曾经是个新时代，对置身其中的人们。
《天桥》读后感(八)：国人谁识熊式一？ ——读小说《天桥》
《天桥》是海外知名的双语写作大师熊式一的第一部小说，也是其蜚声海外的成名作之一。1943年英文版《天桥》在伦敦首印后重印十余次，被译为多国文字，畅销海外，一时间，熊式一声名鹊起。那时在英国写给熊式一的信件，即使错写或者漏写了地址，只要在信封上有他的英文名字S.I.Hsiung，邮局都能送到他的手中。但是对于国内读者来说，直至2012年该书中文版出版，熊式一才方被国内读者所知，也无怪当代文学研究者陈子善叹息：“世人谁识熊式一？”
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熊式一的创作成就绝不亚于声名遐迩的林语堂，小说《天桥》堪与林氏的《京华烟云》媲美。陈寅恪曾说，相对而言，他更倾心于《天桥》，因为“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
我首次知道熊式一，是在著名翻译家许渊冲的传记《逝水年华》里。文中有一章专门忆其游学牛津时住在“表叔熊式一家里”，“表叔20世纪30年代在英美上演英文剧《王宝钏》，得到萧伯纳的赞赏，红极一时”，还提到“那时用英文写了一本《天桥》，得到英国桂冠诗人曼殊斐儿的赞赏，已经译成法文，在巴黎书店橱窗里展出”。
我当时就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今年国内首次推出该书的简体字版，了了我的心愿。故事始于1879年江西南昌城外，李明为了求嗣，延续香火，立誓行善，为当地的居民建筑了“天桥”。不久，妻子怀了双胞胎，但其中一个胎儿刚出世即死去，李明匆匆赶去天桥，买下了傍岸停泊的贫困渔夫刚出生的婴儿，取名大同。于是，大同与第二个婴儿小明成了名义上的孪生兄弟。大同自小受冷眼相待，但刻苦好学、正直上进，深得其叔叔李刚的扶掖，在私塾接受传统教育后，进入南昌的教会学校学习。1898年，他北上京城，参加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大同去香港，历经多次起义和挫折，十余年后，成功地领导了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运动。小说将大同30余年的坎坷经历，置于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中，既写出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社会现状，又反映了中国在社会变革转型的前夕，经济、文化、宗教、政治方面的尖锐矛盾和冲突。
《天桥》开篇就很吸引人，描写李大同养父李明的吝啬，入木三分。作者长居英国，故文字中带有正话反说的英式讽刺，譬如，讽刺李明请客所用春笋太老，便借以吃客的议论：“可惜采得太早，所以太嫩了！再过几天，便可以留得做家具了。”又如，形容李明对待下人刻薄，却道：“无论什么人，到他家中一看，看见他的底下人都穿得如此破烂，一定就会知道他半生致力慈善事业，绝没有从中渔利。”
各种精彩，不一而足。本书首次出版是用英文写就，主要是向英人介绍中国，故在个别段落上或有引用国内作品之嫌，比如李明断气时伸着的两根手指，就是《儒林外史》里严监生去世时的经典片段。
本书的后半段，主要是写李大同参加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用一个虚构的人物穿起整个时代，正应了作者的写作目的：“写一本以历史事实、社会背景为重的小说”，以向西方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书中大量采用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包括：袁世凯、李提摩太、文廷式、孙中山等。由于人物刻画鲜活，对历史事件太过真实的反映，让虚构的主人公李大同被不少读者认为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纷纷来信询问。对历史小说家来说，这或许是最大的褒奖。
熊式一不愧为叙事高手。书中语言简练生动，亦庄亦谐，时而穿插一些中国古典诗文或典故，还夹杂着江西本地的民俗和习语，乡土色彩浓郁。整部小说故事跌宕起伏，情节扣人心弦。无怪《天桥》发表后，不少英国的评论家直称，此为狄更斯式的作品。
不仅内容引人入胜，该书还具备了重要的历史价值。熊式一的主要研究者陈子善曾说：本书的出版，除了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之外，其文学史价值尤其值得注意。20世纪初，中国人在海外用英语写作的主要人物有三位：林语堂、蒋彝、熊式一。林蒋的作品在大陆出版较多，且多为国人熟知，而“海外林熊各擅场”的熊式一却迟迟未曾得到其应有的关注，在文学史上也未得到应有的地位。这固然和过去政治环境有关，很大程度上也和其作品在大陆出版太少有关。
今年是熊式一诞辰110周年，随着《天桥》简体版在大陆的出版，知名学者陈子善、与熊式一曾有多次近距离接触的老舍先生长子舒乙都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以“熊式一”为主题开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熊式一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科创建百年，在庆祝仪式上，《天桥》被赠送给母校这一标志性文化事件更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关注。陈寅恪有诗云“爱听天桥话故乡”，那就让我们且“乐见天桥回故乡”吧。
转载自 《光明日报》 作者：付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