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读后感10篇
《世界》是一本由袁凌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3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界》读后感(一)：要活着，好好的活着
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在心是写不出这样文字的，对看书的人也是一种考验，荒凉的世界，无人知道的角落，这样一群人在晚风中翘脚回望，望的是前三十年的努力与挣扎，是前半生的俗世生存，更是如今咬牙屹立的信念。
生活从不是一件容易事，世界也从不是简单的吃饱不饿，更能准确概括这世界的我认为是生存两个字。书中失去双眼却依然挣扎干活的刘树立，没什么大道理，他只知道人活着不能混吃等死，哪怕是变成盲人，而更多时候他也同时在回忆过去，也只有在过去，他的人生才是光亮的。袁凌用凌冽但不失温柔的文字描绘了一幅幅这样在世界角落里挣扎生存的人们，用饱含浓厚感情的文字一点点展示给读者看，让人清醒的体会生命的伟大与渺小。
人的生命多数时候都是微不足道的，偏远山村尤为甚。人命大于天只是一厢情愿，但不论别人的看法如何，真正在这里生存的人们对自己，对家人，对生命始终是认真的，并且心存敬畏。袁凌的书中故事多数时候都会描写死亡，一面是人努力的活着，带着痛苦，一面是人安详的死去，带着笑容。巨大对比让人心生冷意，但袁凌笔下的人物却又能给读者以巨大的安慰，因为即使是活的很困苦，他们还是在奋力活着，干活的时候他们是快乐的，没有工夫去想这些人生哲理，有活干，有饭吃，有人惦记，这就是美好的日子。
他的文字很少出现议论，都是大篇大篇的叙事，用一双饱含热泪的眼睛去看这些人，用朴实的文字去记录这些人，这些被时代被世界抛弃了的人。而本书其实是一本虚构的故事合集，但给人的震撼却是真实的，荒凉冷寂的世界，热情活着的世人。
本书需要静下心去看，每一字每一句都有浓厚的感情，没有一点浮躁，就像乡村的土地一样踏实与厚重。虽然承受了多年的风风雨雨，但越发显得肥沃。
书里其实很少有什么戏剧化的冲突，或是大起大落，更多时候书里的人都是平平淡淡，即使遭遇了大的挫折，依然平静的对待生活，不怨天不尤人，虽然很少有奋发，但也没有沉沦。就像我们总说生活很苦，但依然要平静面对，缓慢向前，继续走下去。
《世界》读后感(二)：既然生活给我们太多枷锁，那就在这个囚笼中活得自在洒脱
相信读过袁凌的人，都知道他的非虚构文学中那种安静而萧索，却又深邃而强大的力量，袁凌的文字里，太多的艰辛和坎坷，生生死死，却终是带给人以活着的希望和勇气。人活一世，有很多不得不去面对的灾难困苦，很多已成既定事实的伤害，让人无力挽回，只能一肩挑起生活重担。即便如此，就算世界毁灭，总能重建希望。生活生活，既然生，便要好好地活！
《世界》这本书，是袁凌的首部中篇小说集，每一个篇章各为一个独立的故事，却都有关联，读着读着你会发现，这些故事中的人物，都生活在一个相同的环境，经历着交叉的生活。 总有人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中，总有人是自己的主角，也会是别人故事中的过客。
袁凌作为非虚构界的领军人物，他笔下的真实而冷冽。他写过很多死亡，但这些人物都无惧死亡，而且在他的笔下，逝去的人不脏不臭，即使难逃死亡的命运，也是干净从容。我们震撼于他对于社会底层人物的真实而且淋漓尽致的描绘，那些直戳人心的场景和经历，让人无奈也动容，甚至沉痛。
再说刚一拿到《世界》这本书，我以为买到了“盗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中信的书都是很精致，不管共纸质还是印刷，都堪称精良，唯独这一本，太与众不同！书皮斑驳的印刷，内页灰白的纸质，让我心生疑窦。知道看到了设计师的设计理念，不得不伸出大拇指点赞！如设计师所言：
盼望这本书拿在读者手上时，能够保持一种未完成的质感，宁可粗糙也不要精致。一切应该是安静的，朝内的，有力量的，经历过时间的。要像作者笔下的人与事一样存在。是啊，《世界》这本书的主旨不就渗透在这样的设计理念之中吗！
看第一个故事《世界》，蓦然觉得很熟悉，在煤矿爆炸事故中瞎了双眼的杨树立，不就是《青苔不会消失》里邹树礼在这场矿难后，生活的真实写照？生活就这样跌入无尽的黑暗，再寻不到一丝的光亮。妻子的腿脚也日益不灵便，儿女各自成家，而田里的活却还耽误不得，杨树立双眼失明，在适应这种黑暗生活的过程中，经历了多少绝望和伤痛，大概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就是这样一派荒凉的境地，杨树立却可以重拾希望，他放弃了那个从六楼飞身而下的念头，而是继续脚踏实地的重建生活，甚至不断地去鼓励造成他双眼失明的那场事故、并且在另一场事故中失去双腿的另一位旷工。这种力量让人敬佩，也让人感叹。即便人生萧索，也不必苟延残喘，希望的光，不需要明亮的双眼，也可以寻得到。
这九篇故事中，都是讲述了社会底层人物生活的艰辛，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坚定。纵使总是沉默以对，但心中的坚定未曾转移半步。他们的身上有一种隐忍，却都有鲜活的个性。在袁凌的讲述中，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更多的是真实朴素的平铺直叙。少了戏剧冲突，多了真情实感，有种朴实无华的沉静，栩栩如生的展现出一幅困苦与希冀共生的乡村图画。驻足倾听，似乎都流传出一去悲凉的挽歌。所有的一切都那么真实，真实存在于脑海，真实存在与心间，真实存在与袁凌的笔下，让更多的人看到，卑微的生命，甚至更加值得颂扬。
痛一阵阵地清晰，越来越近。近的很了，久了，又逐渐变得模糊，一步步地走得远，像是给了另外一个人。这就是袁凌带给我们的故事，这就是袁凌带给我们的震撼。世上所有的风都在这里了。
《世界》读后感(三)：我要硬在这山上了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苏轼
看完这本书的首尾两篇，感觉这两篇内容像是一位乡村留守者的记忆碎片，反映了留守的困境，也展示出城市和乡村各方面的矛盾冲突。这个乡村时而会听到一些到东莞打工的女子，做的是情色的交易。而有些女子去大城市当服务员，因为拒绝涂口红而被解雇，然后回家继续做起了货郎担。在城里工作的子女想要尽孝，而老人却放不下家乡的苞谷地。在乡村除了每日的劳作，还会有各种不便，要喝水就得跑远路挑去，不小心还会出现迷路、摔倒，被机器伤到，还有更可怕的矿难。有个啥病痛也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但是这些个返乡的人，我们是要说他们迂腐呢？还是说他们太善良太单纯呢？他们有自己的坚守，他们是好人。
若说起这本书的书名《世界》，原是这本书第一个短篇小说《世界》的名称，然而，在我看来，第一篇也可以叫做《黑暗世界》，因为男主角就是因为矿难导致双目失明，不失明的人，是能清晰的看世界的，而在盲人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也许就只有用身体去触及并感受的轮廓，就像把正常的世界两个字，给加粗到只有轮廓一样。
《世界》中的王树立，过的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日子。或者说是：“尽人事，听天命”的日子。甚至那个导致他双木失明的耿长学受难的时候，他没有觉得恶有恶报，罪有应得，幸灾乐祸。而是伸出橄榄枝，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去疏解开导那人。毕竟当初自己因为瞎了，就一时想不开要跳楼，被拦住了，而耿长学只是没了双腿，还能看清这世界，还可以用手和轮椅来走路，未来的路还很长，他拿了录音机给耿长学解闷，并大体是告诉他“时间能治愈一切。”后来，耿长学确实没有跳楼，这也难怪，一个没腿的人，就算是为了跳楼寻死，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单单《世界》这篇小说，让我想起了余华的《活着》，当然，不会像《活着》那么的凄苦，动不动就死个人，而是每个人贱贱地老弱病残了，虽然少了一些冲击力，但在这一点上，显得更为真实，还有一个容易让读者觉得有代入感原因，就是因为男主角是个瞎子，所以我们就会更着男主角一样试着去感受没有视觉的世界，当你关闭视觉的时候，你很可能，听觉、嗅觉、触觉、味觉，更重要的是想象力都全面开启。这样一来就了不得了，你平日里一般看小说一般就动用听觉或者视觉，而当我们去感受一个瞎子的时候，你却调动了那么多的感觉和想象力，这无形中是让事物都变得立体鲜活了。
之所以和余华的《活着》做比较，是因为，当时也有一些阶级斗争，比如说，为了防止阶级敌人，地主要被赶上山，子女们只好星夜送些物什上去。
没有油灯，就着星宿嘱咐，粮食要藏在石头底下，离窝棚远些。鞋子用土巴弄脏了再穿，让人看不出是新的。丈人哭了，眼泪冷在脸上。我要硬在山上了，进了豺狼口里。还有一个杂货店人员，觉得顾客买搪瓷碗，却说是要买木碗，这样的事情可笑，结果就被单阶级敌人批斗，然后发疯了。
刘树立说：人的命好孬有一定，谁也说不清，做个好人就行了。这段话得到了算命先生的谬赞。在落后的乡村和落后的思想下，再加上年岁已高，这种只是坚守做个好人就行了的人，可以说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对于当今的时代，先进的文化思想，和年轻的我被来说，做个好人远远不够，还要做个有用的人。或者说有能力的人应该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而没能力的人至少也要保持“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的状态。
这样的书，让我更加明白了留守的、老弱病残的乡村人的生活状态，并与我辈做了一番对比，感受到了他们的情有可原，也帮助我找准了自身的定位。
《世界》读后感(四)：《世界》设计手记 by 邵年
如何把文字的质感转译为书籍的质感，是我在设计时最想考虑的事。
我把它想象成不断朝外扩散的状态，直到把作为文字存在的“世界”消解成一种基础的轮廓，
停留在抽象与具象的交界处。
《世界》设计构想《世界》设计图大地颜色的封面，白中带灰的内文，纱布包裹的书脊，竖排的中文页码，斑驳的印刷肌理……
大地颜色的封面、斑驳的印刷肌理 摄影：邵年白中带灰的内文 摄影：邵年纱布包裹的书脊 摄影：江雪竖排的中文页码 摄影：邵年盼望这本书拿在读者手上时，能够保持一种未完成的质感，宁可粗糙也不要精致。
一切应该是安静的，朝内的，有力量的，经历过时间的。
要像作者笔下的人与事一样存在。
扉页 摄影：江雪作者简介与肖像 摄影：江雪《世界》读后感(五)：袁凌：我不喜欢把一个东西写得漂亮，重要的是保留下我们存在过的经验
转载自界面文化 文/武靖雅
2018年8月，以非虚构写作为人所知的袁凌出版了他的首部中篇小说集《世界》，包括同名小说《世界》《雪落》《田园》《歌郎》《猎鱼》《转山》等九个故事。书中有以哭死人为业的“歌郎”，有同山林和命运搏斗的伐木工，有在耶稣身上寻找希望的村落，有颠沛半生的算命先生……看似边缘又无人问津的他们，却活出了一个个民间传奇。在《青苔不会消失》之后，袁凌依然将目光投注在底层人物的身上，通过描写他们的命运，展示出一幅艰难而又充满希望的乡村图景。
《世界》作者简介《世界》袁凌 著中信出版集团·中信大方 2018-08世界评价人数不足袁凌 / 2018 / 中信出版集团初次见袁凌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一场非虚构作家交流会上，几位国内比较知名的非虚构作者面对着台下新闻传播专业的学子，讲自己眼中“什么是非虚构”。袁凌上台发言，说“文学已死”，他认为当代文学几乎脱离了当下社会现实，成为空洞个人情感的抒发。他讲得很激动，话筒有点故障，被他震得嗡嗡响。
再见袁凌，是在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一个外来打工者聚集的城中村，他受邀为打工者组织的文学课授课。点评打工者的作品时，另两位老师更多是鼓励，袁凌却针对几处问题在探讨，显得有些执拗。下课后，袁凌找其中的两位月嫂留下了联系方式，月嫂显得蛮开心， “我们有好多故事，可以给你提供素材”。此时已是晚上十点，袁凌要从东五环奔向自己北五环的家。
袁凌住在北五环的昌平，我们的采访就约在他家附近，与之前两次见面的印象一样，他依然显得执拗又随性。作为一个深度调查记者，袁凌目睹过许多人间的荒诞和苦难，但这并没有给他添上一丝世故，他反而是朴素而天真的。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俯身于某个村庄采访调查，受到震撼然后匆匆离开的局外人，而就是从匮乏的山村里走出的一员，而他也的确如此。如今他生活在北京，但和市中心的繁华保持着距离。
“我们的命就是这么土”，就像袁凌的书的标题，他生辰八字里有六个“土”，父亲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又不小心加上两个，“土”是袁凌的命运。“如果让我过得很逍遥很满足，我反而会感到很失落。”
九十九次死亡的筛齿
袁凌第一次看到死亡是小时候在一棵核桃树下，生产队上一个打核桃的年轻人从最高的核桃树梢摔下来，头朝下，没出什么血，几乎没发出一点声息就死了。他在《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中写道：“像是草丛和玻璃窗上一滴水渍的去世”。
袁凌出生在陕西安康的一个村子里，安康位于陕西省最南端，与湖北、重庆交界，习俗和方言偏向于南方。袁凌出生的地方叫“筲箕凹”，“筲箕”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扁竹筐。村庄四面环山，与外部沟通困难，北边是秦岭，南边是巴山，汉水流过，地下遍布煤矿。
在这样一个村子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的袁凌对童年最深的印象是饥饿。他两岁时，父亲读了工农兵大学，成为了那个年代少见的“高级知识分子”。可读书，就意味着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父亲上学的那四年，一家四口人的口粮，只能靠母亲和姐姐来挣，工分太少，袁凌经常吃不饱肚子。粮食吃完了，袁凌就和姊妹几个背着背篓，到生产队收获过的地里挖遗留下的土豆。小孩的饥饿也是普遍的，生产队掰玉米的时候，大人会故意在苞米杆上漏下几个玉米，孩子们就跟在后面哄抢。
在贫穷荒僻的村庄里，人的生命是微浅的。“一个乡下孩子活下来和长大的过程，也就是他身边的人不断死去的过程。这像是一种暗中的挑选。”身边的孩子出天花、被烧伤、落树、蛇咬、溺死、掉魂，都是挑选的手段。而成年人的死亡更多地来自煤矿。一次，队办煤矿出了事故，七个大人躺在炭洞门口的煤渣上，头枕着一堆坑木，袁凌觉得他们的耳朵像是坑木长出的木耳。
袁凌起先读的是村办小学，一二三年级一起上课，全校只有两个老师，校长的文化水平是小学五年级。三年级时，父亲将他转到了镇上的学校，留母亲和姐姐在家中。袁凌和父亲住在父亲工作的医院，但他更怀念村里的生活。父亲不会做饭洗衣，更不会表露温情，袁凌十分孤独。每到周末，他要不顾一切地走上十几里山路，回家见见母亲，星期天再下山回镇上。
医院也是充斥着病痛和死亡的地方。袁凌特别怕上厕所，计划生育运动里人工流产的婴儿尸体都会被倒进厕所，蹲在厕所时，袁凌觉得那些婴儿会伸手上来掏他的肠子。有时会送来车祸后的伤者，摆在院子里，袁凌在院子里走，就从那些正在死去的人身边穿过。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袁凌 著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4-07当袁凌开始写作，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就叫作《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书里就是九十九个死亡故事，不止九十九条生命。袁凌认为自己是命运的筛眼中留下的孩子，他必须做一个记录者，“请身边所有人留下遗言，如果有人没有遗言，就记录下他们的沉默”。筛齿一定会在袁凌身上留下伤痕，就像他手臂上至今留着的一道惊心的烫伤疤。
走出出生地
袁凌考入了西安的大学，从秦岭南坡来到关中，“过秦岭”是一道门槛，跨过去就成了异乡人。长散文集《从出生地开始》写了袁凌如何第一次走出家乡，他坐着汽车，车顶上绑一个巨大的黑漆木箱，经过一整夜的车程来到西安。他报考的是中文系，带着自己的文学梦。
八十年代文学热的风已经吹到了袁凌生活的小镇上，光父亲工作的医院里，就有三个文学青年，他们订了《人民文学》《当代》《小说界》等杂志，初中的袁凌除了上课就是将自己泡在这些杂志里。所以那时袁凌写作文很好，他记得老师经常在课堂上念他的作文，还给他批语，“如银珠落盘声声悦耳”。高中流行起互赠明信片，在背面抄席慕容的诗，或是写两句自己的诗，袁凌也就开始写起了诗。
大学一年级，袁凌说他已经能写别人看起来很成熟的现代诗，但很快他对现代诗产生了怀疑。“我觉得现代诗是以意象和象征为立足点的，追求的是一种言外之意，但我是排斥这个的。在诗里面我需要看到的是真实经验的传达。”他开始摸索一种新的诗歌路子，抛弃晦涩、浑浊的部分，追求透明，然而起步是艰难的。大二时他的写作失了宠，他拿着写满诗歌的笔记本去找辅导员，他记得辅导员草草翻了几首，“显出极度的失望”。
《从出生地开始》袁凌 著法律出版社 2014-11袁凌觉得文学应该接触更多的现实，而不应该在象牙塔，大学毕业，他选择了回到家乡的县城。他在一家法院做书记员，也跟着去跑案子。他进入案发现场，去看守所提犯人，与关押的犯人聊天。“法院对生活的参与是实质性的参与，一个官司一个判决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那是在记者的角色之下体会不到的真实，是内部性的材料。”但受不了法院里有些人的排挤，袁凌待了几个月就离开了。他去市里当了两年大专老师，觉得无聊，又考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后袁凌就进入了媒体这行，他不想留在上海。“上海是一个过度成熟的商业社会，它没有文学，文学就是用来表现人类生存的矛盾处境的。而且我从小是生活在冲突性中的，我不习惯悠然成熟的生活方式。”《重庆晚报》来学校招聘，袁凌问：“你们那里是不是有很多农村？”“是的。”于是袁凌就去了重庆。
来到《重庆晚报》，袁凌先是做校对，然后上街扫街跑新闻，之后又被调到经济部、国际部，做的都是豆腐块的小新闻，反倒因为上夜班累出了一场大病。生病带来了机遇，袁凌被调到了周末部，开始做起了深度调查。他做了一些大型的采访，例如三峡蓄水、丰都城搬迁、重庆开辟新水源的调查，还拿过重庆市新闻一等奖。
不过采访中袁凌更珍视的是来自个体的小故事。他采访过一个被强暴的幼女，女孩八岁，被清理垃圾的工人收养。袁凌见到她的时候，女孩正坐在棚屋里一辆板车上，肚子和双腿都肿了，已经不能走路。袁凌蹲下来问她：“你想不想活？”那女孩吃惊地抬起眼睛，对袁凌说：“我想活。”两天后，女孩死在了棚屋里。这个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在工作期间，袁凌一边写新闻，一边进行着自己的文学摸索。他努力在二者之间筑起一道高高的防火墙，让两边互不侵犯。
他的摸索是“野路子”，既不像小说，也不像散文。“我觉得我要写我能够感受到的真实的经验，而不是去讲好故事，因为你要坚持自己，你必须排斥故事，这样会产生大量的不成熟的、自我强迫的东西。”和写诗的经历一样，读研究生时袁凌曾在很多省级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但当他开始寻找自己的风格，并且认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风格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发表。袁凌被无数次的退稿，它们不遵守任何规范，无法归类。那对于袁凌是一段漫长的黑暗期。
作家袁凌（吕萌 摄）写给家乡簌簌的土
在重庆待了四年，袁凌想要离开，本想去《南方周末》工作，但遭到拒绝，他转而考了博士。2003年，袁凌进了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拜入葛兆光门下。同一年，《新京报》创刊，他去应聘，通过了面试。
袁凌在《新京报》的第一篇特稿作品是《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调查》，这也是《新京报》第一篇深度报道。然后他开始一边马不停蹄地出差、采访、写稿，一边在清华上学，“累得头发都掉了”。清华大学的课程跟袁凌设想的不太一样，他感兴趣的是现代思想史，但导师的研究方向是古代思想史，学生们要从考据做起。袁凌感觉“师兄弟们一个个像虫子一样钻在故纸堆里面”。坚持了半年，袁凌提交了退学申请，导师没有过多挽留，批了一句：“与其多一个不情愿的学者，不如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
这一次，袁凌在媒体的行业做得很顺利，他从《新京报》到《财经》，又到了新浪，从普通记者做到了管理层。做记者表面上满足了袁凌对接触现实生活的渴望，但他心里隐约感到不安。“人家生活好久，你去写一个稿子就走了，好像很生动，能叫生动吗？人家生活了一辈子，你写了五天，能叫深度报道吗？”他觉得自己亏欠了生活的真正经验。
2005年春节回家，袁凌看到大河转弯的坡岸上建起了一排小楼房，代替了从前的土屋，而小溪边有人家修了直排厕所，粪便不经处理地排进河里。梯级水电站大坝截流，上下游的河道干涸风化，里面是烂掉发臭的死鱼。“以前乡土也在消失，但它是一种慢性的渐变，到了90年代后期，因为市场经济的加速，它忽然变成了断裂。”断裂的危机感抓住了袁凌，他想赶着记录下行将消失的乡土。
袁凌辞去了在北京的工作，再次回到了乡下。老家的房子早就卖掉了，袁凌先是和一位算命的亲戚住在废弃的粮管所里，后来又在前妻家开的小商店里待了一年。商店开在路边，有几条小路通向四面的山上，山上的村民每十天半月背一个大背篓下山，买一背篓日常用品回去。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行人在这里歇脚。
小时候热闹的乡村，如今变得空空荡荡，路上很少遇到年轻人，剩下的都是些老人。一次一个老人进店里讨水喝，老人有两个儿子，说好一家住三个月，在一家还没住满就被赶了出去，另一家也不要他。他在路上来回走，走不动了，就进来要杯水。半天后，袁凌听说那位老人走到下面水潭边，跳河死了。
“整个农村是分崩离析的，不仅是经济、是自然、生活习惯。”但袁凌要做的不是进行价值判断，也不是抒发乡愁。“我能做的并不是大喊大叫，不是痛哭流涕，而是把那种曾经存在过的生活形态记录下来，以后它们完全消失了，别人看到的时候觉得，曾经的人还可以这样生活。”
《我们的命是这么土》袁凌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01袁凌用一年多的时间里写下了一系列小说，一部分收入了小说集《我们的命是这么土》。真正命土的是那些一辈子在土地里劳作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单调、乏味。袁凌写的小说也不太像小说，它们十分散淡，写农民静静地劳作，静静地留守，慢悠悠地走来走去，或者静静地死去。袁凌用大量的细节置换了情节，用经验置换了故事。
“我想，一篇小说如果没有着力去写土，写出那种簌簌的松散又凝聚的质地，那也就没有真的去写农民。”
青苔是卑微，然而不死的
从家里面出来，世界已经变了，袁凌又从一名普通记者开始入行，辗转了几家杂志。这时“非虚构”的概念开始逐渐被公众接受，从何伟的《寻路中国》，到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非虚构作品在图书市场热销，新闻界也开始使用文学化的叙述方式。袁凌以前写的“四不像”的东西，突然都可以装进“非虚构”这样一个篮子里了。
2012年袁凌开始写特稿，原来新闻和文学壁垒分明的界限被打破，他在其中找到某种平衡。他相继写出了《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等一系列影响颇广的稿件。在网易开创的非虚构栏目“真话”上，刊登了袁凌的一系列作品，然后出版社也找了过来。袁凌积压的大量作品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包括非虚构故事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长散文集《从出生地开始》、小说集《我们的命是这么土》，还有特稿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
《青苔不会消失》中的故事一个个让人沉重得喘不过来气。地点有埋满了战争遗留下来的地雷的村庄、被矿难和尘肺病夺去无数年轻人生命的村庄、有毒的砷矿腐蚀了土地和全村人健康的村庄，还有打工者混居的北京城中村大杂院，留守老人和儿童守着破败屋瓦的大凉山……而在那里生活的，是十七岁被地雷截断双腿的农妇，双膝跪在沉重的铁皮板凳上，收割比她还高的麦穗；在矿难中失去双眼的老人，依靠摸索重建了自己的整个生活；下生受创干枯的年轻人，在土屋里的床铺上，二十年如一日地穿针绣鞋垫，供养自身和家人……
《青苔不会消失》袁凌 著中信出版集团·中信大方 2017-04青苔不会消失8.4袁凌 / 2017 / 中信出版集团如何承受生命里目睹如此多的苦难？对袁凌来说，他从小早就习惯了这种状态，他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生活常态，那不是悲惨，而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些像青苔一样卑微地活着的人，他们内心是安宁的。“青苔是有价值的，它有生命，不是死的东西，那种没有生命力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东西，还比不上一个不那么干净但是有生命力的东西。”
也有责难的声音，为什么面对这么多的社会不公，袁凌不去试图改变什么，而仅仅在书写？“恰恰是一个面向现实的作家才面临这样的谴责。”但袁凌知道自己的职责。“我是一个写作者，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这并不意味着袁凌是一个文学至上的人。 “其实到后来你觉得文学都不重要。文学性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我不喜欢把一个什么写的漂亮。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把我们存在过的经验保留下来。”
如果在记录的同时能做点什么，袁凌说他也去做了。最近两年他参加了一个乡村儿童探访的公益项目，到全国各地的乡村儿童家，每次生活半个月，写下他们的生活状态。过程极端艰苦，偏远山村缺水缺食物，有时没有床，要睡在木板或草堆上。在新疆，他要翻雪山、走八九个小时的山路。到后来，袁凌经常头晕，在一个村子里给老人测血压时，袁凌也上去测了一下，老人的血压是140，袁凌的血压竟然有180。
在袁凌心中，很多文学作品是“干干净净的尸体”，而袁凌只有在一种状态下能写东西，就是建立在可靠经验的基础上，让它像一棵树在土地上生长起来。“文学到现在一定是一种实践活动，不再是一种想象活动，你的生活方式和你的文学一定是合一的，你对别人经验的表述，和你自己的生活形态不能是彼此矛盾的。”袁凌曾经为没能一直生活在乡村而愧疚，但现在他想通了些：“那时候我在《新京报》已经是管理层了，我没有选择继续做下去，我过的是现在这种生活。我并没有一边在作品里去写苦难的人，赞美一些卑微的生命，自己遛着狗住着豪宅，做着高消费。”
也许推动着袁凌写作的核心，是他从出生地背负而来的一种“负疚感”。“从一个乡村出来，你会觉得那个地方是你的负担，因为那地方很贫穷，它被人损害，你忘不掉这个地方。”就像沈从文曾经说过，一个人心里面有七八十个故事压着没有写出来，他的日子怎么过？对袁凌来说，写作是一种偿还。“没有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之前它就是欠的，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你才算是不欠了。”
- 同题问答 -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外国作家是谁？
袁凌：我内心喜欢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我觉得他写了一个有点软弱的知识分子，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有点软弱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有点软弱的，你会敏感，会想到很多事情，会有比较丰富的感触，再加上我们还写诗。《日瓦格医生》这部小说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有诗性、知识分子那种东西，也有大时代的东西。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有点高不可攀，因为他非常的坚硬，你会崇敬他，会受到他的影响，但你觉得他真的有点太可畏了。在英文里面就喜欢哈代，因为哈代也是很诗性的，他也写乡土，他的语言我比较喜欢。
诗人最喜欢保罗·策兰，还有荷尔德林。策兰的诗跟我那个时候诗的追求其实是暗通的，它抛弃了现代诗的晦涩、讲究象征意象，策兰的诗你以为不好懂，其实很好懂，它保存下来的就是那种无可置疑的人类的生存经验，他的每一个字都是非常可靠的，他具有一种坚实的石头一样的质地，而这是其他的现代诗人不可比的。他是一个在奥斯维辛之后有权利写诗的人是吧。荷尔德林是由于他有把信仰和诗性结合起来的能力，因为我这个人对信仰也是有兴趣的。
界面文化：你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谁？
袁凌：现代作家我最喜欢的是孙犁，我喜欢他的语言，孙犁的语言是登峰造极的，没有人可以比。他在一个革命年代里本身也是革命阵营的一员，但是他的语言超脱了意识形态，超脱了现代语言的晦涩，他的素朴性非常的强，而字的表现力是自然而然的。孙犁是汪曾祺的老师，但是汪曾祺的语言就有刻意的味道，包括沈从文也是那样。但是孙犁不是，孙犁就是他觉得因为这个事情要求他这么写，他就这么写，他写出来之后那种沈静、节制、素朴，我觉得你要是把他外表的什么解放区作家抛掉，看他内核的东西，他真的是一位语言上的唯一的大师吧，现代文学里面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鲁迅的语言也是很刻意的，我不喜欢语言的刻意，我喜欢素朴。
作家袁凌（摄 吕萌）界面文化：你写作的习惯是什么？是否会在固定的时间写作？
袁凌：我写作时间大体是固定的，一般是早晚，晚上不会太晚，就是12点以前，早晨也不是太早，就是八点多，下午有时候写的，就是要看状态好坏，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慢慢酝酿一下。不一定每天都写，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对正常的写作状态，如果不出差的话。
界面文化：除了写作和阅读，你还有什么爱好？
袁凌：我用来休息头脑的一般是下围棋，有时候看点电影，其实我是一个乡土长大的人，如果你给我一个合适的环境，我还是蛮多爱好的，比如游泳、爬山，但在城里面呆着的话，也无非就是一天固定地散个步，然后就是下围棋。
界面文化：你的社交圈中是否有很多作家朋友，或者是否认为写作应该进入某个圈子？
袁凌：这是个矛盾的问题，完全不认识人，你就会很难很难。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有机会去接触一些一线的作家，放弃了，觉得过早地接触不是什么好事，自己也没什么作品，那些年写作的黑暗期，也不认识什么作家，投个稿都挺难的。现在因为毕竟出了一些书，发表一些东西，就慢慢地会认识一些作家。不太想为了这个事去社交，就像何伟说的一句话，你把时间花在社交上，还不如去接触你不熟悉的人。我也不是什么体制内的人，也不参加作协组织的活动，跟一个作家，你们俩聊什么也挺无聊的，说实话，很多情况下你也没怎么看过他的书，他也没什么看过你的书，就是看了又怎么样呢，除非非常必要的见面，见面还是不多的。
所谓的的圈子我就更觉得更没意思了，与其有宁可没有，它有好处，有可能可以得到一些奖，得到一些承认，但是现在也想开了，首先我不是过不下去，我也能发表东西，至于说是出版还是在哪个杂志发，是在顶级杂志发还是不那么顶级的杂志发，在这个自媒体时代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也不在乎要活得很好，或者说也不像年轻时候那样，一定要有“宇宙一样的名声”，那何必呢，再加上混圈子混出来名声能有什么意思呢，也是很腐朽的。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影视和文学的关系？
袁凌：某种程度上小说改编成电影，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电影也是一个讲究长度的东西，长度有限，里面会有某种节制的东西、紧凑的东西，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我可以接受我的东西被改编成一个电影，甚至可以接受自己来改编成一个电影剧本。但是我接受不了电视剧，电视剧太可怕了，明明只有那么一个几十分钟的情节，你非要拿到几十集，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开始写电视剧，那他已经死了，因为他的语言注定会变成拖拖拉拉，无病呻吟的。
界面文化：谈论一部小说会说到语言、结构、节奏、故事等等，对你来说，你最在意哪个要素？
袁凌：我觉得一个小说的要素可能还不能这么分，我都不喜欢“小说”这个词，现在这个词被用得过度，实际上我们最好说是一部文本。如果说以“叙事”和“文本”的概念来说，它最重要的就是质地可靠的人类经验，在这种经验的前提下容纳了你说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要更好地表达这个经验，也可以说这些东西就是经验的一部分，比如我们的语言本身也是我们生存经验的一部分。但现在对我个人来说可能难题是在结构上，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就像一个楼房，都是真材实料，你还要学着把它盖得合理些，我想我会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你说什么最重要，我想肯定就是里面传达的人类经验这样一个质料，这是最重要的。
界面文化：写作的时候，你会想着读者吗？
袁凌：那没工夫去想。是这样的，你写第一遍的时候应该不会想，但如果一个东西长期地改，后来你会想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把它写的更有益读者阅读一些。我现在这个长篇小说，就在想这个事情，那也只是说是找到一个对话、交流，而不是说我就是奔着读者去写，那样其实读者也不会买账的。尤其是不会因为一个时代的整体口味去写，可能我对话的读者是我的一种潜在读者，而不是摆在那里的读者，要轻阅读软阅读的那些读者，我肯定是没办法跟他们对话的。
界面文化：作家是否要关注政治和公共性话题，并有义务将这些反映到作品里？
袁凌：这个问题挺矛盾的。我们这些人由于是媒体圈的，很容易跟公共生活发生直接的联系，我觉得找不到一个万全的办法，如果说你忘记了本份，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政治活动家，你肯定就完蛋了，但是你的写作在什么程度上触及到公共议题，我觉得还是要触及，只是说触及的时候能不能把它消化掉。当然我们会受到这种诱惑，一个大时代里，尤其是我们想到现代文学史的时候，茅盾、巴金这些人迎头就扑到政治里面去了，过了很多年以后他们的作品都站不住，反倒是像沈从文、张爱玲、萧红这样离得远远的，反而站住了。到底我们是趟这个浑水好呢还是干脆别趟它好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处境，当你就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办法，去做鸵鸟也没有用，所以我在想，至少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活动家吧。
我一直也在积累一些素材想反映比较广阔一点的、综合一点的社会经历，但是这样做的时候总是摆脱不了内心的痛苦，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比起你成长的经历，比起一些微小的生活，没有那么熟悉，你会不会用了很多的劲之后完全搞砸，会不会发现你下的那个功夫还不如不费？因为我写一些东西都是从我真实的经验出发的，当这一部分的经验还没有那么透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困惑。所以我想这个也没有办法，不是说我们完全不涉及公共问题，而是只有在我们的经验足够的时候，能够很自然地把它表达出来才去写它，而不是说我们有一点概念，我们有一个立场，觉得我要站个队，看起来可能很正确，但有什么意义呢？它留不下来，我想也只能是这么一个长期积累的态度。
界面文化：你觉得未来文学作品的读者会更多还是更少？
袁凌：文学从来都不缺读者，只是看是什么样的文学了。有时候我们也没必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了，你想《甄嬛传》，它算是纯文学还是不纯呢，在有些人看来，它大量地借鉴了《红楼梦》的手法，你能在其中看到它对传统的继承，它里面用的古字是很雅训的，比很多现代作家对古典文学的继承要也好得多。我们一般作家没这个本事的，这帮供在文坛上的大佬作家没这个功底的，他们不怎么读书，脑子里就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把小说严重矮化了。所以说到底什么样才算纯文学，到底文坛外的高还是文坛内的高，不一定重要。从这个前提来说，如果我们不那么计较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不那么计较高雅和通俗，我觉得文学的读者它始终有，只是说这些不同的形态之间需要对话，也需要对抗，我们也能从papi酱身上找到营养，网络语言里面也有好的东西，只是说你要跟它有张力。不是说几个传统文学圈的人就可以把持语言，那种语言往往也很腐朽。我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重要，读者会始终有，你只要不是固步自封，不是守着几个经典不放，莎士比亚当时也是个戏子，只是后来被捧成经典，我觉得都没什么要紧，文学的读者始终会存在的。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作家和评论家应该保持距离？
袁凌：评论家我也不认识几个。如果说你受到他的影响，按评论家给你布置的去写，肯定是不太好，如果你跟他交往的时候就作为一个朋友，一个交流，我想也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当这个评论家自己也写作。如果有一个人，他认识到了你作品的好的地方在哪里，我想是很有安慰的，这个东西有时候读者给不了你，同行也给不了你，一个评论家，他就是搞理论的嘛，他能够认识到这个东西，就还可以。但如果一个普通读者能够到这种深度，你得到的安慰也是一样的。一个专业的人有些时候可能更没有见地，他看东西太多了，就麻木掉了。我想就随缘吧，认识的就认识，不认识也没关系，没有必要专门去结交，我也没有专门结交过什么评论家。
界面文化：你在写作这条道路上对自己未来的期许？
袁凌：我想如果有期许的话，外部的期许也没什么意义，也就是自己能够在一种安心的状态里面，一方面能接触到实际的生活，另一方面慢慢的去感受，能够最终完成一个比较困难的任务，不至于变成内心很空虚，生活的压力没有大到让你崩溃这样一个状态，能够有规律地写作，这样持续写下去。
以后我能具体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可能能看到近期的，但看不到远期的，远期的东西想多了也没意义，四五十岁这年纪也不小，就觉得能写点东西就写点东西。另一方面来说人肯定会有一两个东西是强迫自己的，对自己来说有点困难的，这东西有，我也不愿意多说，因为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写出来，会试着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不是最终还是很失败，现在都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