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餐桌读后感10篇
《权力的餐桌》是一本由[法]让-马克•阿尔贝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22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旁征博引、文笔流畅，画面感强，兼顾了知识性和趣味性，一半通俗一半学术。信息量很大，但主要还是围绕着饮食与政治，反复不厌其烦地叙说。前三章写得更好一些，尤其关于宴会缘起、祭祀与宴饮的先后逻辑等问题，观点很清晰，尽管没有大段征引相关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大家的论述，有点刻意彰显自己的独立观点。理解起来不复杂，深入浅出。后四章读得有点累，审美疲劳吧，观点论述捉襟见肘了吧。
整本读下来也不难感觉到作者的法国情结，对法国料理的熟悉以及乡情可见一斑。但也还好，没到令人讨厌的地步。翻译也强过许多今年引进的食学汉译本，译得很细致，全然尊重了著者的絮叨。文中涉及到的人物和地名，要是能在文末做个索引就更好了。唯一读着不太爽心的，是译者将大名鼎鼎的黑松露，三番几次执拗地译成黑色块菰。也罢，云南人还以“猪拱菌”之名相称，怎么也搭不上法国人引以为傲的“可以吃的钻石”名号吧。
《权力的餐桌》读后感(二)：餐桌文化
作者写的是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的欧洲，再到法国爱丽舍宫，好远，不仅地理位置还是时间跨度，对于东方饮食文化而言，餐桌也是很赋予影射含义的，但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都是可以借鉴的。
对于吃饭的规矩而言，就一个字，繁琐。看看红楼梦中对吃饭的描写，用什么餐具，该怎么吃，对比刘姥姥就可以很明显知道繁琐是咋回事了。不过正因为这些规矩把贾府跟刘姥姥分得个清楚。社会地位的体现，不然怎么会有一顿饭花费10万的人的存在呢，这也该算是餐桌的高级规则了，面对这些规则，恐怕还是比较容易方面看轻些人，不是谁都能演的很好。前段时间看了罗胖的节目-强者的宿命，对于罗胖在节目最后贴上自己的道德观，还那么接地气，看来是蛮拼的。
当下的饭店还真是种类繁多，花样百出，主要还是按菜品，还有就是价位，同样的菜在不同的馆子里可以是天上地下的待遇，不光是名字，还有价格。高低差就是社会地位的差别，还真不是有钱人看不上二锅头，就是二锅头的价格配不上他应有的社会地位，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展示自己的优越性，那段差距就是所要追求的距离…
民以食为天，现代文明开始之前，社会地位的差别表现的方面真的不算太多，餐桌上的优越感对于味觉来讲，是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如今卡路里的摄入成为了最棘手的问题，吃饭的本质得到抑制，可从没退出赋予的那些意义，不是吗。
《权力的餐桌》读后感(三)：餐桌的权力
如果说明茨的《吃》一书，更多是通过阐述饮食在社会生活中所受的诸多影响和限制，将其作为一种客体文化的现象进行考察；《权力的餐桌》则似乎让宴会扮演了一个更具主体性的角色——或者说，政治家们通过流光溢彩的盛筵，对社会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力。
民以食为天。承载着人类个体存续之重任的饮食行为，绝不仅是简单的生理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具有强烈的社会性。“食色性也”，而敦伦之礼的私密性，与政治所需的公开性相悖，自然无法被过多运乎治乱之道。这样，饮食在政治文化的塑造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便彰显无遗了。
主席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言下之意，请客吃饭，是一种与革命相矛盾的政治行为。假设路易·菲利普不禁止巴黎街头的公共宴席，还会有1848年革命么？
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餐桌上的：国王和公侯大宴群臣，以示威权雄厚，仁德慷慨；附庸宴请领主，倾其所有，以示感激和忠诚。餐桌之上，位次分明，菜品迥异；餐桌之下，饥民们等着分享剩炙。每次宴席，都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充满了指导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大会；既是对各级贵族们的礼仪训练，也是对贫民的布施。在中世纪早期，宴席上相对的混乱和纷争，体现了王权的式微；而路易十四年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宴席变成了国王的个人表演，也是大小贵族们膜拜王室的盛典——当国王本人可以选择共同进餐的对象时，贵族们终于在凡尔赛那张“权力的餐桌”前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相比之下，当代的总统们在设宴进餐时就要谨慎得多了。萨科奇不喜饮酒，被民众视作不能“平易近人”；希拉克爱上高级餐厅，被批判“脱离群众”；而德斯坦去普通人家吃饭，却被指责具有旧社会王公的陋习，放着自家的珍馐不吃，偏要来抢普罗大众的“口粮”！然而，没有哪一位政治家会不愿意通过盛筵来证明自己在振兴经济方面的政绩，也没有谁愿意轻易放弃通过饮食来拉近与民众距离的机会。那位不愿意在公众面前就餐的优雅的罗亚尔女士，在竞选中不就是大败而归么？
其实，普通人一样可以通过餐桌来进行自我表达。饮食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强烈地域和民族色彩的文化载体。一个民族应该分享相同的生活习惯，当然首先包括相近的饮食。反过来说，偏好某种传统的饮食，就是“爱国”的表现；而对某种异域风味别有兴趣，则很有可能是对现实不满，在追求某种可以从外来文明中折射出来的理想。这一切，应该说也属于'餐桌的权力"吧！
近日，一部活色生香的系列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引发全民疯狂——中国庞大饮食体系中关于各种滋味的欲望、期待和想象均被有形的镜头逐一捕捉和放大，食材彼此发生化学反应后产生的巨大诱人力量顿时被煽情的解说添油加醋起来，再加之制作方特意挑选夜半时分播放，常常叫人面对荧幕中的各种美味垂涎三尺，却只能拿方便面聊以充饥，宽慰那肚中跃跃躁动的馋虫。
食材、主食、转化、储藏、烹饪、调和、生态——就像一盘丰盛无比的大杂烩，《舌尖上的中国》解读出中国人千百年来独特饮食习惯的7种口味和层次。当然，美食固然引人，但饕餮盛宴中包含着的关于一个民族的情感、文化和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以及因美食而发生缔结的人际往来关系更加令人动容，怎不惹得我们的思绪随着那缕缕的香味和那些善品好食的舌头一起舞动起来？
因有国家电视台专业纪录片频道的操刀把持，镜头语言自然是极精致和流畅的，然而，在我看来，此片的宣传LOGO画的设计才是匠心别具，比那些菜色更多了几份耐人咀嚼的文化况味——一片形似片中所介绍的云南诺邓火腿的肉色，在画的主体位置被处理成峰峦叠张的泼墨山水画样式，肥瘦相间的彩色纹理分外有种隐约的美，仿佛白云深处，风云变化，山峦沟壑间暗藏着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围绕“吃”而产生的各种隐语和暗义。
煎、炒、炸、溜、蒸、焖、烧、扒……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追求的是人间烟火的家常和市民味道，它是如此和每一个人最平常的生活息息相关，荣辱与共。然而，饮食，绝非是一种满足人们基本生理需求的日常生活仪式，如果稍稍对其加以考究，不难发现，食材、作料、烹饪手法等背后隐藏着的文化和政治意蕴才更值得人们品咂和寻味。人类的饮食史其实也就是一部文化史、礼仪史、政治史、心理史或者是生物史、社会史，参与这部历史创造和书写的，包括食客、厨师、政治家、文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等各色人群。
耶鲁大学开设过一门公开课《有关食物的心理学、生物学和政治学》（The Psychology, Biology and Politics of Food)大受好评，教授Kelly D. Brownell带领学生们将研究的视角深入到关于“吃”的若干宏观层面，包括：口味喜好，对食物的反感，食物宗教，食物舒适性，社会仪式饮食，为粮食问题的社会规范的责任。可持续农业，有机农业食品，讨论政治问题，如转基因食品，营养政策，以及农业和食品工业的影响。 还审查是营养不良的问题，例如，饮食失调，肥胖流行和全球影响的儿童食品广告的原因，贫穷和粮食，以及现代化环境如何影响每个人的饮食习惯……这种别具一格的视角，立体而多面地向我们解开了“吃”的终极意义，不在于它有果腹的功能，并且，它还是人类史上一种特别的媒介，传递着极其丰富的信息，比如礼节、仪式、情感甚至是我们共有的历史、时间和记忆。
《权力的餐桌》便把关于“饮食”的解读置设到觥筹交错、推杯弄盏的独特时空中，获得了一幅别样的文化社会图景：
餐桌是一个特别的政治场域，它像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政治的角力、权势的较量皆在这里无声上演，“吃饭简直成了最细致而有效的政治工具”。统治者经常举办盛大宴会，对内是为了彰显浩荡王权，对外则宣告雄厚国力，比如法国人就无比殷切地希望法国餐饮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国家元首也需要向公众表达他对食品的兴趣和研究，以示其个人的身体康健和学识覆满。宴会的邀请者和被邀请者之间，均建立着以心照不宣的契约（权利与义务）为基础的微妙关系。在不同国家之间，“他者的厨艺”（即独立国的美食）甚至也会沦为禁用之物，成为彼此攻击对方的重要武器，比如2003年法国借口疯牛病，拒绝进口英国牛肉，以报复英国对法国酒的抵制。大抵是政治家们总是认为：将别国引以为傲的餐饮文明贬低到一钱不值的地步绝对胜过千军万马的劳命伤财吧。
餐桌又是一个独特的社交场所，人们不纯粹为了享用美食，却是为了寻求某种身份认同或者参与集体活动而和他人围坐在同一张餐桌旁。古希腊时期，只有那些获得公民身份的城邦成员才有资格参加“集体聚餐”，妇女、外国人、奴隶和孩童则通通被排除在外。因此，赴宴就如同参加辩论会一样，被贴上了高尚而神秘的，有关社会和政治身份的标识，体现了以一定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和公共性、民主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乌托邦表现形式之一的宴会为公民体验集体生活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当然，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公民宴会”更开创了公民融入国家的新程式，宴会虽不能取代政治斗争中的武装力量，却可以将人们空前地团结起来。
餐桌还是一个特殊的文化舞台。围绕餐桌的坐席排位、餐单设计、礼仪程式甚至是菜谱的记录等均有精心的考量，自古以来，人们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和智慧并不比琢磨菜色的搭配来得少。举办宴席变成了一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仪式，甚至在某些时候，形式往往大于内容，让赴宴的人甚至抱怨席间只能举杯交流，实际尝到的美食则少之又少。在维京地区，祝酒词也是一种可怕的政治武器，它被人当作一种权利手段，从而成为权力餐桌的常见节目。总之，餐桌上的礼仪经过若干年的传承和积淀，逐渐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准规范之一。
当然，餐桌并不总是充满公平、正义和秩序的，它还可能引发政治混乱，上演一些怀疑、暴力、色情乃至犯罪的场面。比如中国不怀好意的“鸿门宴”，暗藏杀机的“荆轲刺秦王”，或者宫廷宴席间投毒以除掉政敌的事件层出不穷；抑或是席间男女暗送秋波的香艳故事，非常规的方式总是会让这场味觉游戏充满了更饱满、丰厚，多层次的滋味，就好比一块烤牛排被撒上过量的黑椒，竟与原本的味道相差了千万里。
《权力的餐桌》读后感(五)：置于权力架构间的餐桌与飨宴
在法王路易十六的大婚典礼上，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坐在自己的餐桌旁，没怎么吃盘子里的菜。这是个极微小的细节，却成为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触发点，连接着之后的历史风云。宴会上吃或不吃食物，本是自己的事，但既为一国之王后，也即身不由己了。民众从玛丽王后于餐桌上的表现，隐约窥见其某些处世风格与做派，不免心生疑窦，悄然在心理上拉开了距离。想想十数年后，玛丽和路易十六一同被愤怒的暴民送上断头台，其悲惨命运无意中隐证了自餐桌至绝命之所间存在的草蛇灰线，不由得让人暗自心惊。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就餐从来就不是填饱肚子这么单纯的事情，其处于权力的架构间，不断嬗变，生生不息。法国学者让—马克•阿尔贝的《权力的餐桌：从古希腊宴会到爱丽舍宫》，讲述了餐桌与权力的“漫长而缤纷的历史”，揭示人类于“吃”中灌注的外延意义，意识形态与文化含义不可避免地糅合其中。餐桌承载了如此多的东西，它自己是不是亦有所纳罕：食客心机如是，不知尚能饭否？
宴会、食物与政治生活
让—马克•阿尔贝对餐桌与权力的论述自古希腊始，他提出一设问，宴会是政治生活的另一种形式吗？自然，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古希腊倡导集体生活，而于和平时期，宴会提供了一种极佳的形式，其公民模式的建立有赖于此。古希腊人引以为豪的文化进步，显然离不开大家聚在一起吃饭，“聚餐程式的形成，使得古希腊人建立了象征性的边界，区别于其他人群，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别于自己的先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有价值的人群。”吃吃喝喝有如此大的意义，竟可辅助一个辉煌文明的崛起，恐怕有些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而一旦进入了王权社会，餐桌上的主客之间，逐步建立起了大家心知肚明的契约关系。我供给你吃喝，你就有服从的义务，这话太赤裸裸也太俗气，但事实就是如此。在上者请客，被邀请者欣然前往或不敢不来，谁在最显要的位置就坐，谁就有掌握全局、发号施令的权力。这是不是让我们想起中国的“鸿门宴”故事，刘邦接到项王的召唤或说邀请，不想去也得去，在宴席上居于下首，政治前途与身家性命悬于一线，话语权在项羽手中，自家只能设法周旋，席间剑光闪闪，也只能佯作无事，好不辛苦，还好有众追随者的帮衬，终逃过一劫。阿尔贝说“餐桌光耀权力”，放到项羽这里算是充分彰显，不过这个英雄或者莽夫，手握权力，却不知选定时机，任其流失，于是宴会光环不再，而是直通乌江边上的英雄末路了。
在这样的餐桌上，主宾双方的意图与目的显然都不在吃饭，而是另有醉翁之意。或许为了有精力应付宴会上的事端，赴宴前提早吃些食物垫垫肚子也未可知。阿尔贝说，利用餐桌，“国王维护秩序，明确等级，统一贵族们的思想，制止僭越和离经叛道。”这样，餐桌真真实实地成为当权者实现政治战略的工具与方式，而这种方式形成了互动，臣下通过餐桌亦努力达成利益的获得。怪不得法国的黎世留公爵说，“让我两个月不见国王，毋宁死。”
宴会不仅国王可以办，大臣也可以摆设，但其透露出的政治信号往往是危险性的，效果始料而未及。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尼古拉•富凯，大摆筵席，请朝中群臣的客，排场实在耀人眼目，轰动全城。路易十四心生愤怒，下令逮捕富凯，其政治前途就这样断送了。功高盖主固然不可，餐桌上的风头盖过国王也是犯忌的，吃饭都这么爱出风头，那吃饭之外还能干出什么来，怎么能不让人直犯嘀咕？
在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食品与餐桌也随之附着上民族与文化的特性。比如，先前比利时的饮食深受法国影响，但当爱国主义成为国家气氛之后，去法国化的潮流盛行，法国菜名消失，改的改，删的删，比利时的许多地方菜品升格为“国家食品”。食品“是集体的标识，也是避难所，在这里可以踏踏实实地感觉到自己属于哪一个人群”。在这种意义上，既然人以群分，那食物也就有了自己和“他者”之区别了，若遇到政治对立的时期，饮食无可避免地陷身其中。如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庚款留学生，建国后留在大陆，三十年封闭后再度赴美交流，在宴会上重逢一瓶可乐亦感慨不已，只因为饮食无辜岁月无情。再有，第一次大战期间，美国加入战团，餐馆里的松饼加法兰克福小香肠很快改名为“热狗”，汉堡包改名“自由三明治”，而战争结束，后者改回原名，前者沿用至今。
阿尔贝说，在政治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宴会可以使对立双方和解，可以让对立双方减少彼此之间的距离，可以找到妥协的方法，而这种妥协就是一起用餐的最本质的结果。对这一点，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实在是心知肚明，以吃来解决问题，太长久地盛行于这个国家，而且是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
餐桌上“吃什么”与权力的秩序
在中世纪的欧洲，对食物的等级排序有一个令今人颇为奇怪的标准，即好坏高低根据相对天地的远近而定，距离地面越远的越有“格”，反之，不登大雅之堂。而对餐桌上的食物安排，不同阶层的人享受菜品中的对应部分，也就是说，如果分配一只烤鸡，鸡腿的部位是轮不到次等阶层来客吃的。而法国大革命中的拿破仑，显然起初平等观念比较强，他曾经和士兵一起分吃一个土豆，不仅是亲近下属，他的确平时饮食就很简朴。不过当上法国皇帝之后，如何吃饭也由不得他了，杜伊勒里王宫成为高级厨艺的展示场所，餐桌和座位的摆设显示着宫廷内部的等级，丰富的菜肴说明“吃什么”意味着权力的秩序。
拥有权势者固然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在特定情形下对食物随口乱说也是犯了大忌的。还是那位法国的玛丽王后，在粮食歉收、百姓饿肚子的岁月，说：“他们没白面包吃啦？那他们怎么不吃甜面包呢？”结果引起了极大的反弹。无独有偶，中国东晋的惠帝司马衷不也在天下灾民大饥的时候，说了句名言，“（没有粮食吃，）何不食肉糜？”不过，东西方不约而同出现了相同结构和言论的故事，指向如此明确，不由得不让人怀疑，是不是其政敌编造的谣言？而若是谣言，获得如此大的反响，同样证实食物在权力架构中发酵所产生的威力。
乱说可以覆舟，正面地讲与做或许可以换来信任。几年前禽流感流行，法国总理德维尔潘请来新闻界记者，办一次聚餐，自己亲口品尝布雷斯酿鸡。这种策略不管效果能收到多少，但做总比不做强。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期间，一日带着家人、随从四五人，轻车简从，到北京鼓楼旁的小吃店里用餐，吃炸酱面、包子等，花费计七十九元人民币，媒体报道后为人所知，反应可谓有点复杂。人家吃得随意，本来没什么，不过一经和我们熟知的现象对比，可就难免不众口纷纭了。
饮食的问题一旦宣诸人口，未可不会成为一件政治武器。曾有巴黎新当选市长对前任希拉克的伙食费用调查，以及英国媒体公布内阁成员的餐饮账单，无不引起轩然大波，甚而诉诸法庭。“吃”的敏感，可见一斑。其实，吃总是要吃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曾嘲笑法国外交官们“成天就是喝茶吃点心”，不过呢，那的确就是人家的正常外交工作的一部分。在权力的架构中，吃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没有什么政权可以避免。但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一切取自于民，权力运行的透明化势在必行。对于餐桌与饮食自然也不例外，只要做到公开、透明，那么，公众于“吃”的意义未尝不明白，也是可以颔首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