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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经典读后感10篇

2022-03-14 11:38:07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经典读后感10篇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一本由陈寅恪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35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后感(一):较为艰深的学术著作

  先要吐个槽。如果我的理解无错误,这本书开头的序言里说,印刷社将原稿变为横版简体中文,同时保留所有文字无删减。但是实际上还是竖版繁体中文。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这本书不同于以往的学术科普著作,显然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或者叫论文集。全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分门别类分析隋唐各类制度的衍生历程;一部分则集中于几个点分析唐代的制度变化。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后感(二):简体横排版,绝无仅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40.ZNItQi&id=40468330729。书评:久负盛名的著作,果然名不虚传。必须要说的, 1)观点结论与众不同。隋唐制度,以前的人包括陈先生的同时代人,多数都认为是延续西魏北周而来的,陈先生的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后感(三):隋唐都城为何违反“南宫北市”之旧制?

  众所周知,唐长安城乃承袭隋大兴城,故而都城建制颇为相似。《旧唐书·地理志》载:“隋开皇二年,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师是也。”然而,隋大兴城却与汉长安城的宫市位置恰恰相反。汉长安城是宫位于市之南,市位于宫之北,即“南宫北市”。此种布局,符合《周官》中所载:“面朝背市。”但是,隋大兴城却是“北宫南市”。

  隋朝在营建新都时,为何要违背“南宫北市”的祖制?有学者认为,隋唐皇族乃至工匠多为胡族,其不拘泥于汉人旧制。然而,陈寅恪先生却不以为然,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出不同观点。

  隋代大部分典章制度承袭北魏太和(太和是北魏孝文帝的年号)文化。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正式宣布迁都洛阳,北魏的都城由平城正式转移至洛阳。而新建洛都的宫市位置与隋大兴城别无二致,皆为“北宫南市”。

  那么,北魏洛都为何采用“北宫南市”的建制?《魏书·成淹传》载:“高祖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汎泗,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帝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人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据此可知,北魏迁都原因,除南侵与汉化之外,还有促进经济的目的。

  洛都有伊水、洛水之便,有利货物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然而,伊洛水位于洛阳之南,如将宫廷置于城南,显然不利于财货流通。所以,洛都采“北宫南市”例,置市于城南,而隋唐都城亦仿其建制。

  此外,洛都新都的营建,必然受到江左(指江南地区,此处主要指南朝)、河西(主要指凉州地区)、平城古都的影响。等到北魏取凉州,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洛阳新都的主要建造者李冲,便是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人,而凉州都城姑臧也是采用“北宫南市”之体例。

  陈先生下面这段话更是振聋发聩:“夫北魏洛都新制其所以殊异于前代旧规之故,虽不易确知,然东魏邺都南城及隋代大兴即唐代长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响,此乃文化染习及师承问题,与个人家世及性质无涉。故修建邺都南城之高隆之为汉种,计划大兴新都之宇文恺为胡族,种族纵殊,性质或别,但同为北魏洛都文化系统之继承人及摹拟者,则无少异。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於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后感(四):文化种族、胡化汉化论政治

  所读版本为商务印书馆出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2011年12月第一版。

  匆匆读了其中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部分。

  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论《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第二编论《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第三编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三部分看起来所论各有其主题,每一编之下有衍生若干细支论题,实则内容融会贯通,名为“政治史”的此书,实由“种族”和“文化”二问题展开。

  此书中先生所论观点实乃很多,此处仅就文化角度,兹列先生一些观点:

  1,唐时以文化论胡化汉化。

  关于六镇之乱的缘由,先生认为其源于中央政权的汉化,而边塞六镇胡化保留。

  2,武周之代李唐,不仅是政治变迁,也是社会变革,“关中本位政策”呈现改变的趋势。

  ,3,唐自安史之乱后世局革新,中央和藩镇分庭抗礼,不仅是军事政治不统一,社会文化也互不干涉。

  4, 有关安史之乱的缘由,古今论此役归咎于天宝政治腐败,但忽略了“文化”“种族”因素,安史之徒自成最善战之民族。而河朔之地的胡化,亦是安禄山镇守其地的原因。

  【以上为上编】

  1, 由于“关中本位政策”的作用,唐代安史之乱以前地方政治革命均不能成功。【然而书中并无提到“关中本位政策”的定义。

  2, 科举同门与党派之结亦有关联。

  3, 牛李党争反映了文化之冲突。即山东士族和新兴阶级的不容、对立。

  4, 而外朝又是内廷的应声虫,当内廷团结对外,不连接外朝,士大夫之党失去内助,归为消停。可见,由于文化的冲突,是这一些列政治表象的诱因。

  【以上为中编】

  1, 中国与外族关系,须通览诸外族相互关系,注重其连环性而非独特性。

  【以上为下编】

  总而言之,此书的两大线索,一是“种族和文化”,一是“胡化与汉化”。而汉化是否就意味着进步?观辽、金等走向汉化,遂不久堕落覆亡,反而渐染胡化的民族骁勇善战,兴起一时。

  此书写作之体例,有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用大的方向为章节,里边内涵丰富的论题,但又逻辑严谨,环环紧扣,这样既主题鲜明,又大小兼备。而且,陈寅恪先生在论证问题时,大多是用问句引出所论主题,既而在列举多条史料,然后阐发其观点。我觉得这也是文章贯穿一种逻辑性的原因。蔡鸿生《从“头”学起——重温……》评议时写到:标题里的升降、分野、连环包含动的含义,体现了从动态中研究历史。

  此书的一个特点就是,考据与理论相结合,理论发人深省,考据细致入微。以往看的书,有些可能侧重理论的论述,有些可能侧重史实的考据,而缺乏一种大的理论框架的支撑。

  而陈先生此书,以“种族”、“文化”为视角,论及了有唐一代内外政局上的重要问题,正如书中所写,是做中古史需要重视的问题。陈先生的论述,让人注意到“文化”在唐朝历史上发挥的内外作用,给予读者一种视野上的革新。

  而同时,陈先生在处理史料时的严谨学风,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即使是细小的问题,陈先生也用多条史料去例证,而且其中不乏文学史料。

  陈先生的观点论证,不仅是理论性很强,而且自成一体,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体现了对唐史在宏观角度的把握。

  【用关中本位政策去解释一些历史现象,用文化种族的差异,去解释党派之争等,用文化的互动去解释唐和外族关系。】

  其余细节问题,待以后精读后再进一步讨论。

  吾國中古史之謂奠基,實賴先生之兩稿,茲自不待言。兩稿者,一稿理隋唐制度之淵源,一稿論唐朝之政史,雖成兩分,其質乃一脈相承,互為表裏,相佐而益彰也。

  隋唐之形成,非獨軍事之功所能致,其裏背必有歷史性之意義可掘而明之者,是為治史眾家共知,自不須贅言。而探究之方法,則可謂仁智各見,本無一定之章規可循,然隋唐史之有其特殊之性質也,則不可不注意。其居吾國歷史橫軸之中端,上承秦漢君主豪族之制度,下啟宋元獨裁商貿之文化,可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也。蓋隋唐史若得定性,則吾國史可以定性矣。易言之,隋唐史之問題,即為吾國史整體之問題;隋唐之形成與轉型,即為吾國形成與轉型之基盤也,余以此目之。

  值此之時,先生之著述則更顯扛鼎之標杆也。質言之,以何種視角目吾中華之文明,隋唐即為一大關節與大轉折也。中古史之歷史性非就種族、政治(制度)、精神方面求融合之道而不可得。其中又以制度為顯,因其徵史有料,不陷妄談之迂闊,先生實為先行者也。故『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以源來承續為切入,具而現之。又論證得當,言之中的而析之有理。先生本謙遜,匪敢言能補正先賢之未覆,而吾國史學之近現代化,唯先生冠魁首者是也。

  隋唐制度之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北)周。所謂制度者,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之類也。隋唐繼承宇文氏之遺業,其制度則不依北周之制,別採他者,是謂政、制兩源,殊途同歸也。

  至於有唐一代之種族問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論之。先生斷言:李唐皇室之氏族或為趙郡李氏之「破落戶」,或為趙郡李氏之「假冒牌」。其統治之階級則以「關中本位政策」凝聚而成,無分胡漢,故而得以鞏固團體之情感,遂成創業。而自武后之後,大崇文章之選,破格用人,「關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於此時開始崩潰,與之相隨,社會之階級亦在此際起一升降之變動,先生謂之曰:社會之革命。

  關中集團既破壞後,皇室始與外朝之將相大臣屬於不同之階級。同時閹寺黨類亦因是變為一統治階級,擁蔽皇室,而與外朝之將相大臣相對抗。又可注意者,自由以科舉文詞進用士大夫後,邊鎮將帥不能不由藩將勝任,而文武藩漢進用之途,遂分歧不可複合。故自安史之亂後,唐代中國疆土之內,除長安為中心之集團外,尚別有一河北藩鎮獨立之團體,其尚攻戰而不崇文教,可謂一國而有二分域也。

  中篇詳述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關中本位政策」即內重外輕之形勢,在其未變易以前,政治革命惟有在中央發動者可以成功,而其關鍵實繫於守衛宮城北門禁軍之手。自玄宗後,政柄及君權漸轉入閹寺之手,終至皇位之繼承權歸其決定。由此可以推論,以玄宗朝為分水嶺,唐代前期因中央政治革命而嗣君不定,後期則因閹寺弄權行廢立之事以致嗣君不定是也。

  夫東漢末年,中原喪亂,學術重心自京師之太學移轉於地方之豪族,此點山東地域尤為顯著。高宗、武后以後,由進士出身而以浮華放浪著稱者成為新興統治之階級,且以座主門生同門等關係締結朋黨(牛黨),與以經學為正宗之山東士族之舊家(李黨)大有不同也。先生意:外朝士大夫朋黨之動態即內廷閹寺黨派之反影。內廷閹寺為主動,外朝士大夫為被動。迄至後來內廷之閹寺「合為一片」全體對外之時,則內廷閹寺與外廷士大夫成為生死不兩立之仇敵集團,終於事勢既窮,乞援外力,遂同受別一武裝社會階級之宰割矣。

  下篇專論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其可見於唐破外族多以外族自身之天災及內亂為因,而非唐朝秉武力之熾盛也。其最顯要例者,屬唐太宗伐高句麗不克,而高宗克之。其因不為他故,在於高麗內亂及唐據新羅、百濟之形勢也。然唐既得其國,而不能自有者,則以吐蕃侵邊,西北告急之故也。

  又外患與內政之關係者,有回紇馬價、西域賈胡、南詔賦輸等。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后感(六):读陈寅恪先生书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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