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解说读后感精选10篇
《资本论解说》是一本由考茨基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2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资本论解说》读后感(一)：民国风云人物戴季陶、胡汉民译作《资本论解说》
完美诠释经典的大师之作，助你了解欧债危机的根源——《资本论解说
资本论解说一书，在当年出版时就被称为“当世解说马克思《资本论》许多著述中最完善之书”。时至今日，它仍能为你解答困惑，告诉你欧债危机的根源是什么，“资本”是如何操纵世界的。本书作者是德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左派先锋、领袖人物考茨基，两位中文译者则更为世人所熟知：大名鼎鼎的戴季陶和胡汉民。
本书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考茨基解释马克思《资本论》的通俗读本，目的是使劳动阶级，以及使没有余暇时间、没有其他机会研究《资本论》的人，容易研究马克思的学说，知道《资本论》所含思想的理路。本书在日本首次出版时，日本高畠氏曾评价本书说，这是当世解说马克思《资本论》许多著述中最完善之书。本书在现代仍然具有学术研究上的参考价值。
界，关于马克斯经济学的介绍，也要算这本书是最早。以前虽然有若干论
文介绍，都不是有系统的著作，直到此书译出之后，大受读书界的欢迎，
接着才有资本论全译和马克斯全集等大部的译本出版。
——国民党理论家 戴季陶
考茨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对于马克斯经济学说研究最深，
他个人的学术素养，也足以为他制胜的工具。俺·伯亚的社会主义史，
考茨基深知马克斯《资本论》所以难读的缘故，不在马克斯的文字艰深，
而在读者无相当的预备知识。怕的是随意以平易的句语改换马克斯的用语，
想“通俗化”就会变成了“浅薄化” 。他极力避开这层毛病，终竟达到他本
来的目的，使读者对与马克斯的经济学说，顿然觉得胸中雪亮，他的本领真
不可及。无怪高畠氏以为是当世解说马克斯资本论许多著述中最完善之书。
《资本论解说》读后感(二)：秘闻:蒋纬国寻访生父戴季陶遗骨
一、成都昭觉寺内的戴季陶墓
成都昭觉寺坐落于成都市区东北，素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寺庙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宋代崇宁年间圆悟禅师说法于寺，复名昭觉。明末寺庙毁于兵火。今存山门、天王殿、地藏殿及藏经楼等为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重修，大雄宝殿、圆通宝殿、钟鼓楼等为20世纪80年代后重建。寺中殿宇规模宏大，林木葱茏，为成都著名古刹之一。走进寺内，过虔心亭、天王殿，再经地藏殿，眼前便呈现出雄伟的大雄宝殿。再折向东行，来到了供奉千手千眼观音的圆通宝殿。此殿的北面，就是昭觉寺的塔林。在这片绿树掩映的塔林之中，细心的人会发现，著名的国民党政治人物，“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墓就坐落在此中一隅。
戴传贤（1890-1949），浙江吴兴人，字季陶，号天仇。戴传贤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并加入革命。蒋介石抚养蒋纬国，但安排纬国称戴传贤为“亲伯”。蒋纬国长大后，饱受身世流言的困扰，曾亲自前去问戴传贤究竟是不是他的生父，戴未明说，只把镜子给蒋纬国，反问：“你说呢？”1949年，戴传贤时任“考试院长”，当时国民党治理的中国，面临空前的混乱，戴传贤深感愧对苍生而痛楚，选择了自杀，震撼全国。后来在台湾，蒋纬国为了纪念父亲，特在东吴大学立“传贤堂”。
戴季陶墓为长方形，南北长约9米，东西宽约3米。墓后立有塔形墓碑，碑面贴大理石，碑上部有屋檐式攒尖顶，覆琉璃瓦。碑正面嵌汉白玉，上刻碑文。碑文正中为阴刻篆书大字两列:
旁有楷体小字:
“后学秦孝仪薰沐书石”；
最左小字为:
“岁次庚午春吉孝孙大成、南基奉灵火化迁葬立碑本支百世虔祷”。
戴季陶，谱名传贤，字季陶，笔名主要有天仇，信佛后有法号“不空”。祖籍浙江吴兴，他1891年出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在成都求学，14岁留学日本。作为“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戴季陶做过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后又紧随蒋介石，成为蒋的忠诚谋士。1949年2月12日，眼见大势已去的戴季陶，在广州选择自杀终结了自己的人生。戴去世后，“国民政府”举行了公祭。祭毕，灵柩由专机载运飞往成都，其子戴安国奉柩一同返川。3月31日，蒋介石颁发“国葬”令。4月3日一，戴季陶与夫人钮有恒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太夫人墓地(钮氏先于1942年因脑溢血去世)。
戴季陶是中山大学首任校长。同时他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五院制”的首倡者之一。1928年10月，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戴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成为“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员”，核心人物之一。图为年轻时的戴季陶。
读者或许会问:为什么原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的戴墓，今天会坐落在昭觉寺内呢？这便引出了本文要披露的有关寻找戴季陶遗骨的这段鲜为人知的秘闻。
二、戴季陶与蒋纬国的父子之谜
1988年，时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的李赣驹先生访问美国，访问期间通过特殊的管道与台湾的许多老朋友建立了联系。李赣驹是辛亥元老李烈钧将军的公子，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7期，曾担任过冯玉祥将军的秘书，与台湾国民党的高层渊源颇深。在此次重新联系上的“老朋友”中，就包括了蒋介石的二公子，时任台湾陆军二级上将、“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蒋纬国。李赣驹回国后不久，蒋纬国便派友人祝康彦来沪找到他，托付他办一件非常重要而又秘密的事情，就是寻找戴季陶的墓址所在。
那么，蒋纬国又为何要寻找戴季陶的墓呢？原来，戴季陶才是蒋纬国的亲生父亲。这件事坊间数十年来流传甚广，笔者采访李赣驹先生，他表示根据他的了解，蒋纬国出生于日本，婴幼回国，一直由蒋介石的侍妾姚冶诚在苏州抚养，成年后才回到蒋介石身边。蒋纬国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世表示怀疑，大致比较可靠的说法是，1940年从德国留学回国，他在重庆看到一本美国作家约翰·根舍所写的《亚洲内幕》，其中有根有据地写到蒋纬国不是蒋介石之子，《内幕》称蒋介石在日本与戴季陶共居时，戴季陶结识了当地的护士重松金子。交往之下，金子怀孕了，并且于1916年10月6日产下一子，这个儿子便是蒋纬国。金子生下蒋纬国几年就过世了。因为生父戴季陶的原配钮有恒性情较烈，如果知道丈夫出轨的话，就要闹翻天了。戴季陶所以就瞒着她，和好友蒋介石说，由蒋认子。胖男娃一生下来，就由对中国很热心的日本人山田纯太郎带回中国，在上海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把婴儿取名为纬国，与在上海结缘的夫人姚冶诚一起抚养。看到这里，蒋纬国大惊失色，从此要弄清自己的身世。当然，他不敢直接问蒋介石，但有一次他壮着胆子问了戴季陶。戴季陶起初否认，但拗不住纬国的一再追问，只得说:“你自己平时照照镜子吧，看看跟谁比较像。”如此，蒋纬国也就心知肚明了。
大约在1950年前后，台湾有人发现蒋介石与蒋经国的血型是O型，而蒋纬国则为不同血型。于是有人深究起来：蒋纬国究竟是不是蒋家的骨肉呢？尽管从医学科学角度看，光凭血型的不同并不能证明出什么。然而，“蒋纬国与蒋介石不同血型，而与戴季陶之子戴安国同血型”之说不胫而走。
到台湾后，蒋纬国的仕途也一直不顺，他由少将升中将，大约隔了8年，由中将升上将竟等了将近15年之久，其中缘由颇令人费解。故而，当时政界难免有人据此臆度:除非蒋纬国非蒋家骨肉，否则蒋纬国的境遇缘何如此尴尬？他的宦途为何这般坎坷？1975年，蒋介石撒手西去。一时间“蒋纬国姓戴不姓蒋”之论又成为朝野乃至社会大众谈论的热门话题。江南(刘宜良)在其著名的《蒋经国传》中说“这个孩子(蒋纬国)的来历，似乎谁都知道，又谁都说不清楚”。1986年，香港出版了《蒋纬国报到》一书，其中写道:“根据蒋纬国的说法:他四岁半时，才由蒋介石抚养。原来蒋母王采玉在1887年生了蒋介石，名周泰，后又生个儿子，名瑞青，又名周传，到了3岁而夭折。
尽管如此，按乡规旧俗，他也算是蒋氏一房。蒋介石生儿子蒋经国，王采玉又要蒋介石把蒋经国过继给蒋周传，所谓‘兼祧立嗣’。这样，蒋介石门下就有无后之虞。为了承袭蒋氏血脉，蒋介石遂向好友戴季陶要求领养这个幼婴，带回老家溪口，交由侧室姚冶诚抚养，取名纬国，乳名建镐。一经一纬，一丰一镐，如此这般，蒋介石遂了心愿。”
蒋介石对两个儿子的栽培，有“经文纬武”的期许。他培育蒋经国在政治上发挥，蒋纬国则完全受军事历练；一文一武，期待能成左右手。蒋纬国虽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但是幼年时调皮有趣，蒋介石十分疼爱他，曾说：“经儿可教，纬儿可爱。”
不管如何，应该说蒋纬国长期以来是认同戴季陶是其亲生父亲的。1996年，在蒋纬国迈入80大寿之际，蒋纬国接受《联合报》记者汪士淳近40次采访，而后整理成《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一书，他明确承认，他是戴季陶与重松金子之子。当然，他从内心中对抚养他成长的养父蒋介石也是充满着感情，1989年1月11日，蒋纬国以《蒋经国逝世一年来的感受》为题在台北发表演讲，首次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身世。蒋纬国说，就他而言，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季陶，“做谁的儿子，我都愿意”。
三、寻找戴季陶遗骨
戴季陶1949年自杀后，确实与夫人钮有恒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太夫人墓地，但解放后不久戴氏墓地就被征用兴建成都中医学院，戴季陶和他的夫人、母亲的棺木被移葬于城郊罗家碾的一个竹园里。“文革”前，坟墓被盗掘，后来连同竹园也不复存在了。时过境迁，四川省公安厅表示戴季陶的墓连同遗骨已无处可寻。
虽然希望渺茫，但李赣驹和上海有关部门并未善罢甘休，在分析了情况线索后，大家认为既然发生过盗墓，就一定有盗墓人，找到这个盗墓人，也就可以找到遗骨的下落。于是，上海市公安局派出5名有经验的侦察员，
由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陆玉贻、联络处干部马铭德陪同，专程赴成都查询。到了成都后，在四川同志的配合下大家马不停蹄赶往戴季陶移葬处，此时正在进行公路建设，居民已基本动迁安置别处，只剩下一个钉子户，户主是40多岁的男子。据当地人反映，此人平时游手好闲、胡搅蛮缠，口碑很差，“文革”时还出售过很厚的木板，疑似棺材板，说不定盗墓就是其所为。侦察人员迅速来到他家，请他到派出所。见此阵势，男人一下子就招了，他自己供述:他看到戴家三口棺材质地不错，一直怀有歹念。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实在贫困，所以去盗了墓，把棺材卖了，得了赃款与生产队干部私分了。
1950年代，蒋方良正用粉扑补妆时，蒋纬国凑上去抢着拍照。尽管蒋经国和蒋纬国互有嫌隙，但蒋纬国和大嫂仍十分友好。
听到这里，大家松了口气，终于找到事主了。但是棺材里的遗骨呢？经公安干警继续讯问，此人说，当时是悄悄作案，怕被人发现十分着急，挖出的遗骨急匆匆地就埋在了一条小河边。侦察员立即赶到现场，一看河道正在被推土机填埋构筑公路的路基，干警当即要求施工人员停止作业，大家开始在可能的埋骨处一锹一锹地挖土清理，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三个头颅和一堆遗骨。经法医鉴定，这三个头颅为一男二女，与戴氏墓地的墓主相符，肯定就是戴季陶与其母、其妻。赶赴成都的陆玉贻、马铭德以及在上海的李赣驹都非常高兴，立即通知了在台湾的蒋纬国，蒋纬国感到非常欣慰和感激，他对身边的人说，“数十年之夙愿一朝终成”。经蒋纬国同意，遗骨先在大陆火化，然后将骨灰运往台湾，之后再回到大陆安葬。戴季陶的骨灰运到蒋纬国台北的官邸后，他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蒋纬国守灵三日，吃素一周，表示追念。
蒋纬国的第一任妻子为石静宜，西北绵纱大王石凤翔的女儿（1953年因难产去世），1957年与丘爱伦成婚。图为，蒋纬国与第一任夫人石静宜在寓所。
李赣驹与有关部门商量后，认为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建议骨灰返回大陆后，安葬于湖州陈其美墓旁。蒋纬国很重视李赣驹的建议，派专人前往考察，认为从风水上讲，那里水太多，还是葬在成都为好。恰巧此时，成都昭觉寺方丈清定法师得知此事，表示愿意将戴墓坐落本寺。清定法师，俗名郑全山，浙江人，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第五期，曾任国民党高级干部训练团少将政训主任等职务。
蒋介石将蒋纬国交给偏室姚治诚养育，姚夫人对纬国视如己出，照顾得无微不至。蒋纬国长大后得知自己不是蒋家亲生骨肉，对姚夫人仍侍奉亲炙。1967年，姚夫人病逝台中，蒋纬国在墓碑上镌刻：“辛劳八十年，养育半世纪”。图为姚冶诚（中）与蒋纬国、邱爱伦夫妇的合影。
抗战时由于不满政治腐败的现实，发愿弘扬佛教庄严国土，出家拜在成都昭觉寺依慧老和尚座下受戒。解放后清定法师长期担任成都昭觉寺方丈，中国佛教协会暨四川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政协成都市委员会常委，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他说:“戴居士曾担任我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与我有师生之谊。戴居士一生向佛，除朝夕礼佛诵经，还经常举办各种“护国息灾法会”。他与夫人节衣缩食所得之费，捐助洛阳、陕西孤儿，十数年未尝间断。九世班禅大师曾与戴居士结为金兰法侣，其身后如安身本寺，亦是本寺之幸。”
蒋孝刚（蒋纬国+第二任夫人邱爱伦的独生子）,1963年出生.是蒋纬国的独生子,1980年，他和侄女蒋友梅同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蒋友梅学艺术，蒋孝刚攻读法律。他勤奋好学，对各门功课都十分用心，尤其是对商事法和国际法下的功夫最深，成绩也最好。剑桥大学毕业后，蒋孝刚远渡重洋，到美国纽约参加律师考试，结果一试即中。1987年，蒋孝刚结束了单身生活，与王倚惠女士举行了婚礼。王倚惠的父亲是菲律宾侨界一位著名的商人，与蒋纬国私交甚笃。以免别人认为他是靠“蒋家招牌”打官司。目前，蒋孝刚在美国纽约从事律师行业，发展相当不错。
蒋纬国得知清定法师有此愿非常高兴，表示昭觉寺是非常合适的建墓之所。之后，昭觉寺专门建造了一座灵骨塔，摆放戴的骨灰，蒋纬国为佛塔题写了“唯心是佛”的匾额。从此，“民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戴季陶在其身后40多年，终于辗转两岸找到了安息之所，而寻找戴季陶遗骨的曲折过程也正是海峡两岸同胞尊重祖先、血浓于水、同根同源的写照。
1995年7月28日，蒋纬国先生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了5000年，怎么可能由于极少数人逆潮流而动，而致令国土分裂。”
蒋纬国留德留美，为台湾的装甲兵部队打下深厚的基础。按理以蒋纬国的才智与学养，蒋介石应会逐步赋予他重大权位，然而蒋纬国的个性却使蒋介石感到不放心。蒋纬国个性过于外放，逢人笑闹，打成一片，朋友交太多，使蒋介石觉得他不够稳重深沉，而兄长蒋经国更不喜欢他锋芒毕露的公子哥调调。因此1964年“湖口事件”之后，蒋介石和蒋经国正式冻结蒋纬国的政治生涯，将他逐出权力核心。蒋纬国以闲云野鹤的心情，当了十四年中将，才在宋美龄向蒋经国说项之下升为上将。
谈及李登辉的“台独”言行，蒋纬国说:“我不愿意指名道姓，但目前的情况就像某个人已掉在大海里，欲以2100万台湾人作自己的人质或救生圈，而台湾同胞中又的确有不少受其苦难。
1950年代的家庭聚会上，蒋孝章模样俊秀，宛如童话故事中的公主。她细心地切着蛋糕，蒋经国微笑地望着她的动作。蒋经国的左边的是蒋纬国，兄弟俩几乎没合照过一张相片。他们互有心节，这是公开的秘密。
离开大陆已近半世纪的蒋纬国表示，自己的确很想回故乡看看，尤其想念曾在那里度过9年读书生涯的苏州，“但目前台湾的情势不允许我回去，只好再待将来了。”
蒋纬国在民间社团中亦颇为活跃。1997年9月22日，蒋纬国因糖尿病并发症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1997年9月23日，蒋纬国病逝于台北。
《资本论解说》读后感(三)：秘闻:蒋纬国寻访生父戴季陶遗骨
一、成都昭觉寺内的戴季陶墓
成都昭觉寺坐落于成都市区东北，素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寺庙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宋代崇宁年间圆悟禅师说法于寺，复名昭觉。明末寺庙毁于兵火。今存山门、天王殿、地藏殿及藏经楼等为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重修，大雄宝殿、圆通宝殿、钟鼓楼等为20世纪80年代后重建。寺中殿宇规模宏大，林木葱茏，为成都著名古刹之一。走进寺内，过虔心亭、天王殿，再经地藏殿，眼前便呈现出雄伟的大雄宝殿。再折向东行，来到了供奉千手千眼观音的圆通宝殿。此殿的北面，就是昭觉寺的塔林。在这片绿树掩映的塔林之中，细心的人会发现，著名的国民党政治人物，“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墓就坐落在此中一隅。
戴传贤（1890-1949），浙江吴兴人，字季陶，号天仇。戴传贤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并加入革命。蒋介石抚养蒋纬国，但安排纬国称戴传贤为“亲伯”。蒋纬国长大后，饱受身世流言的困扰，曾亲自前去问戴传贤究竟是不是他的生父，戴未明说，只把镜子给蒋纬国，反问：“你说呢？”1949年，戴传贤时任“考试院长”，当时国民党治理的中国，面临空前的混乱，戴传贤深感愧对苍生而痛楚，选择了自杀，震撼全国。后来在台湾，蒋纬国为了纪念父亲，特在东吴大学立“传贤堂”。
戴季陶墓为长方形，南北长约9米，东西宽约3米。墓后立有塔形墓碑，碑面贴大理石，碑上部有屋檐式攒尖顶，覆琉璃瓦。碑正面嵌汉白玉，上刻碑文。碑文正中为阴刻篆书大字两列:
“吴兴戴传贤季陶先生之墓、德配钮夫人有恒合葬于此”。
旁有楷体小字:
“后学秦孝仪薰沐书石”；
最左小字为:
“岁次庚午春吉孝孙大成、南基奉灵火化迁葬立碑本支百世虔祷”。
戴季陶，谱名传贤，字季陶，笔名主要有天仇，信佛后有法号“不空”。祖籍浙江吴兴，他1891年出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在成都求学，14岁留学日本。作为“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戴季陶做过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后又紧随蒋介石，成为蒋的忠诚谋士。1949年2月12日，眼见大势已去的戴季陶，在广州选择自杀终结了自己的人生。戴去世后，“国民政府”举行了公祭。祭毕，灵柩由专机载运飞往成都，其子戴安国奉柩一同返川。3月31日，蒋介石颁发“国葬”令。4月3日一，戴季陶与夫人钮有恒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太夫人墓地(钮氏先于1942年因脑溢血去世)。
戴季陶是中山大学首任校长。同时他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五院制”的首倡者之一。1928年10月，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戴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成为“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员”，核心人物之一。图为年轻时的戴季陶。
读者或许会问:为什么原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的戴墓，今天会坐落在昭觉寺内呢？这便引出了本文要披露的有关寻找戴季陶遗骨的这段鲜为人知的秘闻。
二、戴季陶与蒋纬国的父子之谜
1988年，时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的李赣驹先生访问美国，访问期间通过特殊的管道与台湾的许多老朋友建立了联系。李赣驹是辛亥元老李烈钧将军的公子，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7期，曾担任过冯玉祥将军的秘书，与台湾国民党的高层渊源颇深。在此次重新联系上的“老朋友”中，就包括了蒋介石的二公子，时任台湾陆军二级上将、“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蒋纬国。李赣驹回国后不久，蒋纬国便派友人祝康彦来沪找到他，托付他办一件非常重要而又秘密的事情，就是寻找戴季陶的墓址所在。
那么，蒋纬国又为何要寻找戴季陶的墓呢？原来，戴季陶才是蒋纬国的亲生父亲。这件事坊间数十年来流传甚广，笔者采访李赣驹先生，他表示根据他的了解，蒋纬国出生于日本，婴幼回国，一直由蒋介石的侍妾姚冶诚在苏州抚养，成年后才回到蒋介石身边。蒋纬国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世表示怀疑，大致比较可靠的说法是，1940年从德国留学回国，他在重庆看到一本美国作家约翰·根舍所写的《亚洲内幕》，其中有根有据地写到蒋纬国不是蒋介石之子，《内幕》称蒋介石在日本与戴季陶共居时，戴季陶结识了当地的护士重松金子。交往之下，金子怀孕了，并且于1916年10月6日产下一子，这个儿子便是蒋纬国。金子生下蒋纬国几年就过世了。因为生父戴季陶的原配钮有恒性情较烈，如果知道丈夫出轨的话，就要闹翻天了。戴季陶所以就瞒着她，和好友蒋介石说，由蒋认子。胖男娃一生下来，就由对中国很热心的日本人山田纯太郎带回中国，在上海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把婴儿取名为纬国，与在上海结缘的夫人姚冶诚一起抚养。看到这里，蒋纬国大惊失色，从此要弄清自己的身世。当然，他不敢直接问蒋介石，但有一次他壮着胆子问了戴季陶。戴季陶起初否认，但拗不住纬国的一再追问，只得说:“你自己平时照照镜子吧，看看跟谁比较像。”如此，蒋纬国也就心知肚明了。
大约在1950年前后，台湾有人发现蒋介石与蒋经国的血型是O型，而蒋纬国则为不同血型。于是有人深究起来：蒋纬国究竟是不是蒋家的骨肉呢？尽管从医学科学角度看，光凭血型的不同并不能证明出什么。然而，“蒋纬国与蒋介石不同血型，而与戴季陶之子戴安国同血型”之说不胫而走。
到台湾后，蒋纬国的仕途也一直不顺，他由少将升中将，大约隔了8年，由中将升上将竟等了将近15年之久，其中缘由颇令人费解。故而，当时政界难免有人据此臆度:除非蒋纬国非蒋家骨肉，否则蒋纬国的境遇缘何如此尴尬？他的宦途为何这般坎坷？1975年，蒋介石撒手西去。一时间“蒋纬国姓戴不姓蒋”之论又成为朝野乃至社会大众谈论的热门话题。江南(刘宜良)在其著名的《蒋经国传》中说“这个孩子(蒋纬国)的来历，似乎谁都知道，又谁都说不清楚”。1986年，香港出版了《蒋纬国报到》一书，其中写道:“根据蒋纬国的说法:他四岁半时，才由蒋介石抚养。原来蒋母王采玉在1887年生了蒋介石，名周泰，后又生个儿子，名瑞青，又名周传，到了3岁而夭折。
尽管如此，按乡规旧俗，他也算是蒋氏一房。蒋介石生儿子蒋经国，王采玉又要蒋介石把蒋经国过继给蒋周传，所谓‘兼祧立嗣’。这样，蒋介石门下就有无后之虞。为了承袭蒋氏血脉，蒋介石遂向好友戴季陶要求领养这个幼婴，带回老家溪口，交由侧室姚冶诚抚养，取名纬国，乳名建镐。一经一纬，一丰一镐，如此这般，蒋介石遂了心愿。”
蒋介石对两个儿子的栽培，有“经文纬武”的期许。他培育蒋经国在政治上发挥，蒋纬国则完全受军事历练；一文一武，期待能成左右手。蒋纬国虽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但是幼年时调皮有趣，蒋介石十分疼爱他，曾说：“经儿可教，纬儿可爱。”
不管如何，应该说蒋纬国长期以来是认同戴季陶是其亲生父亲的。1996年，在蒋纬国迈入80大寿之际，蒋纬国接受《联合报》记者汪士淳近40次采访，而后整理成《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一书，他明确承认，他是戴季陶与重松金子之子。当然，他从内心中对抚养他成长的养父蒋介石也是充满着感情，1989年1月11日，蒋纬国以《蒋经国逝世一年来的感受》为题在台北发表演讲，首次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身世。蒋纬国说，就他而言，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季陶，“做谁的儿子，我都愿意”。
三、寻找戴季陶遗骨
戴季陶1949年自杀后，确实与夫人钮有恒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太夫人墓地，但解放后不久戴氏墓地就被征用兴建成都中医学院，戴季陶和他的夫人、母亲的棺木被移葬于城郊罗家碾的一个竹园里。“文革”前，坟墓被盗掘，后来连同竹园也不复存在了。时过境迁，四川省公安厅表示戴季陶的墓连同遗骨已无处可寻。
虽然希望渺茫，但李赣驹和上海有关部门并未善罢甘休，在分析了情况线索后，大家认为既然发生过盗墓，就一定有盗墓人，找到这个盗墓人，也就可以找到遗骨的下落。于是，上海市公安局派出5名有经验的侦察员，
由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陆玉贻、联络处干部马铭德陪同，专程赴成都查询。到了成都后，在四川同志的配合下大家马不停蹄赶往戴季陶移葬处，此时正在进行公路建设，居民已基本动迁安置别处，只剩下一个钉子户，户主是40多岁的男子。据当地人反映，此人平时游手好闲、胡搅蛮缠，口碑很差，“文革”时还出售过很厚的木板，疑似棺材板，说不定盗墓就是其所为。侦察人员迅速来到他家，请他到派出所。见此阵势，男人一下子就招了，他自己供述:他看到戴家三口棺材质地不错，一直怀有歹念。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实在贫困，所以去盗了墓，把棺材卖了，得了赃款与生产队干部私分了。
1950年代，蒋方良正用粉扑补妆时，蒋纬国凑上去抢着拍照。尽管蒋经国和蒋纬国互有嫌隙，但蒋纬国和大嫂仍十分友好。
听到这里，大家松了口气，终于找到事主了。但是棺材里的遗骨呢？经公安干警继续讯问，此人说，当时是悄悄作案，怕被人发现十分着急，挖出的遗骨急匆匆地就埋在了一条小河边。侦察员立即赶到现场，一看河道正在被推土机填埋构筑公路的路基，干警当即要求施工人员停止作业，大家开始在可能的埋骨处一锹一锹地挖土清理，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三个头颅和一堆遗骨。经法医鉴定，这三个头颅为一男二女，与戴氏墓地的墓主相符，肯定就是戴季陶与其母、其妻。赶赴成都的陆玉贻、马铭德以及在上海的李赣驹都非常高兴，立即通知了在台湾的蒋纬国，蒋纬国感到非常欣慰和感激，他对身边的人说，“数十年之夙愿一朝终成”。经蒋纬国同意，遗骨先在大陆火化，然后将骨灰运往台湾，之后再回到大陆安葬。戴季陶的骨灰运到蒋纬国台北的官邸后，他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蒋纬国守灵三日，吃素一周，表示追念。
蒋纬国的第一任妻子为石静宜，西北绵纱大王石凤翔的女儿（1953年因难产去世），1957年与丘爱伦成婚。图为，蒋纬国与第一任夫人石静宜在寓所。
李赣驹与有关部门商量后，认为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建议骨灰返回大陆后，安葬于湖州陈其美墓旁。蒋纬国很重视李赣驹的建议，派专人前往考察，认为从风水上讲，那里水太多，还是葬在成都为好。恰巧此时，成都昭觉寺方丈清定法师得知此事，表示愿意将戴墓坐落本寺。清定法师，俗名郑全山，浙江人，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第五期，曾任国民党高级干部训练团少将政训主任等职务。
蒋介石将蒋纬国交给偏室姚治诚养育，姚夫人对纬国视如己出，照顾得无微不至。蒋纬国长大后得知自己不是蒋家亲生骨肉，对姚夫人仍侍奉亲炙。1967年，姚夫人病逝台中，蒋纬国在墓碑上镌刻：“辛劳八十年，养育半世纪”。图为姚冶诚（中）与蒋纬国、邱爱伦夫妇的合影。
抗战时由于不满政治腐败的现实，发愿弘扬佛教庄严国土，出家拜在成都昭觉寺依慧老和尚座下受戒。解放后清定法师长期担任成都昭觉寺方丈，中国佛教协会暨四川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政协成都市委员会常委，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他说:“戴居士曾担任我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与我有师生之谊。戴居士一生向佛，除朝夕礼佛诵经，还经常举办各种“护国息灾法会”。他与夫人节衣缩食所得之费，捐助洛阳、陕西孤儿，十数年未尝间断。九世班禅大师曾与戴居士结为金兰法侣，其身后如安身本寺，亦是本寺之幸。”
蒋孝刚（蒋纬国+第二任夫人邱爱伦的独生子）,1963年出生.是蒋纬国的独生子,1980年，他和侄女蒋友梅同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蒋友梅学艺术，蒋孝刚攻读法律。他勤奋好学，对各门功课都十分用心，尤其是对商事法和国际法下的功夫最深，成绩也最好。剑桥大学毕业后，蒋孝刚远渡重洋，到美国纽约参加律师考试，结果一试即中。1987年，蒋孝刚结束了单身生活，与王倚惠女士举行了婚礼。王倚惠的父亲是菲律宾侨界一位著名的商人，与蒋纬国私交甚笃。以免别人认为他是靠“蒋家招牌”打官司。目前，蒋孝刚在美国纽约从事律师行业，发展相当不错。
蒋纬国得知清定法师有此愿非常高兴，表示昭觉寺是非常合适的建墓之所。之后，昭觉寺专门建造了一座灵骨塔，摆放戴的骨灰，蒋纬国为佛塔题写了“唯心是佛”的匾额。从此，“民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戴季陶在其身后40多年，终于辗转两岸找到了安息之所，而寻找戴季陶遗骨的曲折过程也正是海峡两岸同胞尊重祖先、血浓于水、同根同源的写照。
1995年7月28日，蒋纬国先生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了5000年，怎么可能由于极少数人逆潮流而动，而致令国土分裂。”
蒋纬国留德留美，为台湾的装甲兵部队打下深厚的基础。按理以蒋纬国的才智与学养，蒋介石应会逐步赋予他重大权位，然而蒋纬国的个性却使蒋介石感到不放心。蒋纬国个性过于外放，逢人笑闹，打成一片，朋友交太多，使蒋介石觉得他不够稳重深沉，而兄长蒋经国更不喜欢他锋芒毕露的公子哥调调。因此1964年“湖口事件”之后，蒋介石和蒋经国正式冻结蒋纬国的政治生涯，将他逐出权力核心。蒋纬国以闲云野鹤的心情，当了十四年中将，才在宋美龄向蒋经国说项之下升为上将。
谈及李登辉的“台独”言行，蒋纬国说:“我不愿意指名道姓，但目前的情况就像某个人已掉在大海里，欲以2100万台湾人作自己的人质或救生圈，而台湾同胞中又的确有不少受其苦难。
1950年代的家庭聚会上，蒋孝章模样俊秀，宛如童话故事中的公主。她细心地切着蛋糕，蒋经国微笑地望着她的动作。蒋经国的左边的是蒋纬国，兄弟俩几乎没合照过一张相片。他们互有心节，这是公开的秘密。
离开大陆已近半世纪的蒋纬国表示，自己的确很想回故乡看看，尤其想念曾在那里度过9年读书生涯的苏州，“但目前台湾的情势不允许我回去，只好再待将来了。”
蒋纬国在民间社团中亦颇为活跃。1997年9月22日，蒋纬国因糖尿病并发症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1997年9月23日，蒋纬国病逝于台北。
《资本论解说》读后感(四)：秘闻:蒋纬国寻访生父戴季陶遗骨
一、成都昭觉寺内的戴季陶墓
成都昭觉寺坐落于成都市区东北，素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寺庙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宋代崇宁年间圆悟禅师说法于寺，复名昭觉。明末寺庙毁于兵火。今存山门、天王殿、地藏殿及藏经楼等为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重修，大雄宝殿、圆通宝殿、钟鼓楼等为20世纪80年代后重建。寺中殿宇规模宏大，林木葱茏，为成都著名古刹之一。走进寺内，过虔心亭、天王殿，再经地藏殿，眼前便呈现出雄伟的大雄宝殿。再折向东行，来到了供奉千手千眼观音的圆通宝殿。此殿的北面，就是昭觉寺的塔林。在这片绿树掩映的塔林之中，细心的人会发现，著名的国民党政治人物，“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墓就坐落在此中一隅。
戴传贤（1890-1949），浙江吴兴人，字季陶，号天仇。戴传贤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并加入革命。蒋介石抚养蒋纬国，但安排纬国称戴传贤为“亲伯”。蒋纬国长大后，饱受身世流言的困扰，曾亲自前去问戴传贤究竟是不是他的生父，戴未明说，只把镜子给蒋纬国，反问：“你说呢？”1949年，戴传贤时任“考试院长”，当时国民党治理的中国，面临空前的混乱，戴传贤深感愧对苍生而痛楚，选择了自杀，震撼全国。后来在台湾，蒋纬国为了纪念父亲，特在东吴大学立“传贤堂”。
戴季陶墓为长方形，南北长约9米，东西宽约3米。墓后立有塔形墓碑，碑面贴大理石，碑上部有屋檐式攒尖顶，覆琉璃瓦。碑正面嵌汉白玉，上刻碑文。碑文正中为阴刻篆书大字两列:
“吴兴戴传贤季陶先生之墓、德配钮夫人有恒合葬于此”。
旁有楷体小字:
“后学秦孝仪薰沐书石”；
最左小字为:
“岁次庚午春吉孝孙大成、南基奉灵火化迁葬立碑本支百世虔祷”。
戴季陶，谱名传贤，字季陶，笔名主要有天仇，信佛后有法号“不空”。祖籍浙江吴兴，他1891年出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在成都求学，14岁留学日本。作为“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戴季陶做过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后又紧随蒋介石，成为蒋的忠诚谋士。1949年2月12日，眼见大势已去的戴季陶，在广州选择自杀终结了自己的人生。戴去世后，“国民政府”举行了公祭。祭毕，灵柩由专机载运飞往成都，其子戴安国奉柩一同返川。3月31日，蒋介石颁发“国葬”令。4月3日一，戴季陶与夫人钮有恒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太夫人墓地(钮氏先于1942年因脑溢血去世)。
戴季陶是中山大学首任校长。同时他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五院制”的首倡者之一。1928年10月，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戴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成为“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员”，核心人物之一。图为年轻时的戴季陶。
读者或许会问:为什么原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的戴墓，今天会坐落在昭觉寺内呢？这便引出了本文要披露的有关寻找戴季陶遗骨的这段鲜为人知的秘闻。
二、戴季陶与蒋纬国的父子之谜
1988年，时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的李赣驹先生访问美国，访问期间通过特殊的管道与台湾的许多老朋友建立了联系。李赣驹是辛亥元老李烈钧将军的公子，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7期，曾担任过冯玉祥将军的秘书，与台湾国民党的高层渊源颇深。在此次重新联系上的“老朋友”中，就包括了蒋介石的二公子，时任台湾陆军二级上将、“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蒋纬国。李赣驹回国后不久，蒋纬国便派友人祝康彦来沪找到他，托付他办一件非常重要而又秘密的事情，就是寻找戴季陶的墓址所在。
那么，蒋纬国又为何要寻找戴季陶的墓呢？原来，戴季陶才是蒋纬国的亲生父亲。这件事坊间数十年来流传甚广，笔者采访李赣驹先生，他表示根据他的了解，蒋纬国出生于日本，婴幼回国，一直由蒋介石的侍妾姚冶诚在苏州抚养，成年后才回到蒋介石身边。蒋纬国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世表示怀疑，大致比较可靠的说法是，1940年从德国留学回国，他在重庆看到一本美国作家约翰·根舍所写的《亚洲内幕》，其中有根有据地写到蒋纬国不是蒋介石之子，《内幕》称蒋介石在日本与戴季陶共居时，戴季陶结识了当地的护士重松金子。交往之下，金子怀孕了，并且于1916年10月6日产下一子，这个儿子便是蒋纬国。金子生下蒋纬国几年就过世了。因为生父戴季陶的原配钮有恒性情较烈，如果知道丈夫出轨的话，就要闹翻天了。戴季陶所以就瞒着她，和好友蒋介石说，由蒋认子。胖男娃一生下来，就由对中国很热心的日本人山田纯太郎带回中国，在上海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把婴儿取名为纬国，与在上海结缘的夫人姚冶诚一起抚养。看到这里，蒋纬国大惊失色，从此要弄清自己的身世。当然，他不敢直接问蒋介石，但有一次他壮着胆子问了戴季陶。戴季陶起初否认，但拗不住纬国的一再追问，只得说:“你自己平时照照镜子吧，看看跟谁比较像。”如此，蒋纬国也就心知肚明了。
大约在1950年前后，台湾有人发现蒋介石与蒋经国的血型是O型，而蒋纬国则为不同血型。于是有人深究起来：蒋纬国究竟是不是蒋家的骨肉呢？尽管从医学科学角度看，光凭血型的不同并不能证明出什么。然而，“蒋纬国与蒋介石不同血型，而与戴季陶之子戴安国同血型”之说不胫而走。
到台湾后，蒋纬国的仕途也一直不顺，他由少将升中将，大约隔了8年，由中将升上将竟等了将近15年之久，其中缘由颇令人费解。故而，当时政界难免有人据此臆度:除非蒋纬国非蒋家骨肉，否则蒋纬国的境遇缘何如此尴尬？他的宦途为何这般坎坷？1975年，蒋介石撒手西去。一时间“蒋纬国姓戴不姓蒋”之论又成为朝野乃至社会大众谈论的热门话题。江南(刘宜良)在其著名的《蒋经国传》中说“这个孩子(蒋纬国)的来历，似乎谁都知道，又谁都说不清楚”。1986年，香港出版了《蒋纬国报到》一书，其中写道:“根据蒋纬国的说法:他四岁半时，才由蒋介石抚养。原来蒋母王采玉在1887年生了蒋介石，名周泰，后又生个儿子，名瑞青，又名周传，到了3岁而夭折。
尽管如此，按乡规旧俗，他也算是蒋氏一房。蒋介石生儿子蒋经国，王采玉又要蒋介石把蒋经国过继给蒋周传，所谓‘兼祧立嗣’。这样，蒋介石门下就有无后之虞。为了承袭蒋氏血脉，蒋介石遂向好友戴季陶要求领养这个幼婴，带回老家溪口，交由侧室姚冶诚抚养，取名纬国，乳名建镐。一经一纬，一丰一镐，如此这般，蒋介石遂了心愿。”
蒋介石对两个儿子的栽培，有“经文纬武”的期许。他培育蒋经国在政治上发挥，蒋纬国则完全受军事历练；一文一武，期待能成左右手。蒋纬国虽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但是幼年时调皮有趣，蒋介石十分疼爱他，曾说：“经儿可教，纬儿可爱。”
不管如何，应该说蒋纬国长期以来是认同戴季陶是其亲生父亲的。1996年，在蒋纬国迈入80大寿之际，蒋纬国接受《联合报》记者汪士淳近40次采访，而后整理成《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一书，他明确承认，他是戴季陶与重松金子之子。当然，他从内心中对抚养他成长的养父蒋介石也是充满着感情，1989年1月11日，蒋纬国以《蒋经国逝世一年来的感受》为题在台北发表演讲，首次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身世。蒋纬国说，就他而言，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季陶，“做谁的儿子，我都愿意”。
三、寻找戴季陶遗骨
戴季陶1949年自杀后，确实与夫人钮有恒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太夫人墓地，但解放后不久戴氏墓地就被征用兴建成都中医学院，戴季陶和他的夫人、母亲的棺木被移葬于城郊罗家碾的一个竹园里。“文革”前，坟墓被盗掘，后来连同竹园也不复存在了。时过境迁，四川省公安厅表示戴季陶的墓连同遗骨已无处可寻。
虽然希望渺茫，但李赣驹和上海有关部门并未善罢甘休，在分析了情况线索后，大家认为既然发生过盗墓，就一定有盗墓人，找到这个盗墓人，也就可以找到遗骨的下落。于是，上海市公安局派出5名有经验的侦察员，
由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陆玉贻、联络处干部马铭德陪同，专程赴成都查询。到了成都后，在四川同志的配合下大家马不停蹄赶往戴季陶移葬处，此时正在进行公路建设，居民已基本动迁安置别处，只剩下一个钉子户，户主是40多岁的男子。据当地人反映，此人平时游手好闲、胡搅蛮缠，口碑很差，“文革”时还出售过很厚的木板，疑似棺材板，说不定盗墓就是其所为。侦察人员迅速来到他家，请他到派出所。见此阵势，男人一下子就招了，他自己供述:他看到戴家三口棺材质地不错，一直怀有歹念。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实在贫困，所以去盗了墓，把棺材卖了，得了赃款与生产队干部私分了。
1950年代，蒋方良正用粉扑补妆时，蒋纬国凑上去抢着拍照。尽管蒋经国和蒋纬国互有嫌隙，但蒋纬国和大嫂仍十分友好。
听到这里，大家松了口气，终于找到事主了。但是棺材里的遗骨呢？经公安干警继续讯问，此人说，当时是悄悄作案，怕被人发现十分着急，挖出的遗骨急匆匆地就埋在了一条小河边。侦察员立即赶到现场，一看河道正在被推土机填埋构筑公路的路基，干警当即要求施工人员停止作业，大家开始在可能的埋骨处一锹一锹地挖土清理，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三个头颅和一堆遗骨。经法医鉴定，这三个头颅为一男二女，与戴氏墓地的墓主相符，肯定就是戴季陶与其母、其妻。赶赴成都的陆玉贻、马铭德以及在上海的李赣驹都非常高兴，立即通知了在台湾的蒋纬国，蒋纬国感到非常欣慰和感激，他对身边的人说，“数十年之夙愿一朝终成”。经蒋纬国同意，遗骨先在大陆火化，然后将骨灰运往台湾，之后再回到大陆安葬。戴季陶的骨灰运到蒋纬国台北的官邸后，他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蒋纬国守灵三日，吃素一周，表示追念。
蒋纬国的第一任妻子为石静宜，西北绵纱大王石凤翔的女儿（1953年因难产去世），1957年与丘爱伦成婚。图为，蒋纬国与第一任夫人石静宜在寓所。
李赣驹与有关部门商量后，认为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建议骨灰返回大陆后，安葬于湖州陈其美墓旁。蒋纬国很重视李赣驹的建议，派专人前往考察，认为从风水上讲，那里水太多，还是葬在成都为好。恰巧此时，成都昭觉寺方丈清定法师得知此事，表示愿意将戴墓坐落本寺。清定法师，俗名郑全山，浙江人，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第五期，曾任国民党高级干部训练团少将政训主任等职务。
蒋介石将蒋纬国交给偏室姚治诚养育，姚夫人对纬国视如己出，照顾得无微不至。蒋纬国长大后得知自己不是蒋家亲生骨肉，对姚夫人仍侍奉亲炙。1967年，姚夫人病逝台中，蒋纬国在墓碑上镌刻：“辛劳八十年，养育半世纪”。图为姚冶诚（中）与蒋纬国、邱爱伦夫妇的合影。
抗战时由于不满政治腐败的现实，发愿弘扬佛教庄严国土，出家拜在成都昭觉寺依慧老和尚座下受戒。解放后清定法师长期担任成都昭觉寺方丈，中国佛教协会暨四川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政协成都市委员会常委，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他说:“戴居士曾担任我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与我有师生之谊。戴居士一生向佛，除朝夕礼佛诵经，还经常举办各种“护国息灾法会”。他与夫人节衣缩食所得之费，捐助洛阳、陕西孤儿，十数年未尝间断。九世班禅大师曾与戴居士结为金兰法侣，其身后如安身本寺，亦是本寺之幸。”
蒋孝刚（蒋纬国+第二任夫人邱爱伦的独生子）,1963年出生.是蒋纬国的独生子,1980年，他和侄女蒋友梅同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蒋友梅学艺术，蒋孝刚攻读法律。他勤奋好学，对各门功课都十分用心，尤其是对商事法和国际法下的功夫最深，成绩也最好。剑桥大学毕业后，蒋孝刚远渡重洋，到美国纽约参加律师考试，结果一试即中。1987年，蒋孝刚结束了单身生活，与王倚惠女士举行了婚礼。王倚惠的父亲是菲律宾侨界一位著名的商人，与蒋纬国私交甚笃。以免别人认为他是靠“蒋家招牌”打官司。目前，蒋孝刚在美国纽约从事律师行业，发展相当不错。
蒋纬国得知清定法师有此愿非常高兴，表示昭觉寺是非常合适的建墓之所。之后，昭觉寺专门建造了一座灵骨塔，摆放戴的骨灰，蒋纬国为佛塔题写了“唯心是佛”的匾额。从此，“民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戴季陶在其身后40多年，终于辗转两岸找到了安息之所，而寻找戴季陶遗骨的曲折过程也正是海峡两岸同胞尊重祖先、血浓于水、同根同源的写照。
1995年7月28日，蒋纬国先生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了5000年，怎么可能由于极少数人逆潮流而动，而致令国土分裂。”
蒋纬国留德留美，为台湾的装甲兵部队打下深厚的基础。按理以蒋纬国的才智与学养，蒋介石应会逐步赋予他重大权位，然而蒋纬国的个性却使蒋介石感到不放心。蒋纬国个性过于外放，逢人笑闹，打成一片，朋友交太多，使蒋介石觉得他不够稳重深沉，而兄长蒋经国更不喜欢他锋芒毕露的公子哥调调。因此1964年“湖口事件”之后，蒋介石和蒋经国正式冻结蒋纬国的政治生涯，将他逐出权力核心。蒋纬国以闲云野鹤的心情，当了十四年中将，才在宋美龄向蒋经国说项之下升为上将。
谈及李登辉的“台独”言行，蒋纬国说:“我不愿意指名道姓，但目前的情况就像某个人已掉在大海里，欲以2100万台湾人作自己的人质或救生圈，而台湾同胞中又的确有不少受其苦难。
1950年代的家庭聚会上，蒋孝章模样俊秀，宛如童话故事中的公主。她细心地切着蛋糕，蒋经国微笑地望着她的动作。蒋经国的左边的是蒋纬国，兄弟俩几乎没合照过一张相片。他们互有心节，这是公开的秘密。
离开大陆已近半世纪的蒋纬国表示，自己的确很想回故乡看看，尤其想念曾在那里度过9年读书生涯的苏州，“但目前台湾的情势不允许我回去，只好再待将来了。”
蒋纬国在民间社团中亦颇为活跃。1997年9月22日，蒋纬国因糖尿病并发症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1997年9月23日，蒋纬国病逝于台北。
《资本论解说》读后感(五)：蒋介石国策顾问、蒋纬国生父戴季陶其人
1905年，14岁的戴季陶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前身是日本法律学校）读法科，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日后戴季陶将自己的亲儿子过继给蒋介石，也就是蒋纬国。1909，回到上海。时值晚清，投奔江苏巡抚瑞澄，被任命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调升湖广总督后，戴季陶没了靠山，辞官另找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先当上海《中外日报》记者，继而转入《天锋报》，写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几个月后，19岁的他，成为《天锋报》总编辑。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风，还进了同盟会。回上海后，在《民权报》上写下大量反袁世凯的文章，被袁世凯下令“提究”———关入牢狱。他这时才懂得：“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枪）。”被营救出狱后，便直接投身反袁斗争，协助黄兴起义。最后，还在孙中山身旁，当上秘书。陈炯明叛变时，戴季陶劝蒋介石立即回广州，保卫孙中山。
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杀》一文
1912年5月，财政总长熊希龄签订《监视开支暂进垫款章程》。舆论大哗，群起攻击熊希龄卖国。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署名"天仇"的短文，题曰《杀》。全文曰:"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入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22日，午后4时，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为由，拘捕戴季陶入狱。同牢监犯问戴季陶因何被捕，戴慨然说:"苍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我住租界，我不作官，我弱，我为中国人，有此种种原因，我遂此矣"。当晚，其妻子探监，勉励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翌日上午，此案开庭审理，戴季陶被交保释放，改期再审。
许多人没有想到，戴季陶还是“五·四”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1919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
1926年，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为此也作出过相当的努力。1928年2月，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10月，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20年。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50万成员，写下《伟大精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
1936年，戴季陶代表中国政府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开幕前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和他谈话20多分钟。事后，游历了欧洲，五个月后才回到中国。西安事变之后，他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坚决开战。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这年12月14日举行的高级会议上，戴季陶在休会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被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所以，他西迁重庆时，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结果，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片瓦无存。
1940年，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见到了尼赫鲁、泰戈尔、甘地等名流。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当时广州的情况并不稳定，虽然这里成了国都，如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104”号铁轮大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6000余桶；2日，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3日，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5元，电话加四倍，而书价加180倍……
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矍铄，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府招待所———东园（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但睡不安。最严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也不知什么原因，戴季陶到广州不久，就将十一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2月11日，事情终于发生了。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政府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所以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戴季陶见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大为不快，说：“孙科太看不起我了。”这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达到了顶峰，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
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据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时间，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进房一看，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色赤红，鼻际尚有微息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医治。9时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10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色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10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 [1]
追随孙中山
1902年，戴季陶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老师徐炯影响，倾向反满。1905年赴日本，入师范学校，1907年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1909年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任《天锋报》主编，因鼓吹反清革命被追捕，亡命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戴季陶一边与沈玄庐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一边与蒋介石在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1920 年5 月，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将《星期评论》作为研究会的宣传阵地，大量发表了会员们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该刊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成为当时与《新青年》齐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相约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成员后来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研究会里除戴季陶没有加入外，沈玄庐、邵力子都成为该小组成员。但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背叛孙中山而加入其他党派。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而驰。
1922 年，戴季陶和蒋介石做的股票投机生意遭遇惨败，他在回四川的船上，跳江自杀，幸好被船员救了起来。戴季陶只好再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孙中山重新把他招为自己的贴身秘书。1923 年，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这时候却成了坚决的反共派。他力谏孙中山，不要搞国民党改组，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遗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必然“启他日之纠纷”。
1924 年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戴季陶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辅佐蒋介石
1925 年3 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左、右两派围绕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产生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尖锐，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人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
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提出了要清除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他看中蒋介石的政治才干，有心做辅助李世民的徐茂公，为蒋出谋献策，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下，立场忽左忽右，引起共产党内部大混乱。先是主张所有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撤出，之后，又主张全面服从国民党。国民党右派步步进逼，抛出“整理党务案”，捏造“中山舰事件”，加紧对共产党员的全面打击和迫害。毛泽东等人被撤销国民党中央领导职位，共产党员被一一清除出国民党。
1927 年4 月12 日，蒋介石公然举起反共大旗，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戴季陶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政变，他为蒋介石制定了《离俄清党谋略纲要》。
1927 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戴季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
逐渐失宠
1935 年，蒋介石的授意教育部长王世杰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1935 年8 月，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通知各印书馆。不料，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还说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
蒋介石虽做解释，但戴季陶不听劝，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简体字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他一概不参加”。此后的3 个月里，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蒋介石碍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又是至交，只能做出让步。1936 年2 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
西安事变爆发后，戴季陶支持何应钦等讨伐派，力主派大军平定张杨，与宋美龄发生激烈争吵。宋美龄陪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发表了回忆录，不点名地批评了戴季陶。回忆录是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但代表了蒋介石的想法。此后，蒋介石不再事事问计于他，也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
政治生涯晚期
戴季陶逐渐失宠于蒋介石后，身体也每况日下，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季陶郁郁寡欢。他认为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会取而代之国民党。为此他向蒋介石进言：“今兹倭寇降而共匪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不可掉以轻心。”他极力反对国共谈判，曾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从进攻转入防御，败绩接踵，继辽沈战役大败后，又在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中一败涂地，八百万精锐丧失殆尽。戴季陶忧心如焚，向左右哀叹：“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1948 年12 月28 日，戴季陶登机飞往广州前曾到考试院怀旧，悲痛难禁，唏嘘涕出：“这一去，不知何日重又来？恐是不再矣！”。
戴季陶身在广州，心系时局。期盼局势好转，但事与愿违。1949 年1 月21 日，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蒋介石下野后，在家乡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确定台湾为“复兴基地”，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岛，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绝：“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
1949 年2 月10 日，他对秘书说：“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1949 年2 月11 日，戴季陶吞服安眠药自杀。
蒋介石12 日得到戴季陶自杀报告。据蒋经国日记载：父亲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嘘唏。对于这位盟兄不愿随他去台湾，蒋介石颇为不满，但较之那些“临难变心”投向中共的“乱臣贼子”，使他尚感欣慰，故而在挽词中称赞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
蒋纬国身世之谜
戴季陶曾在给日本好友梅屋庄吉的信中坦承蒋纬国并非蒋介石之子，而是他的儿子。
汪士淳(蒋纬国传记作者)说：“有一天，他(蒋纬国)跟宋美龄见面以后夫人说，你可以在我的书房里面看书。他有一天翻到一本书，一个美国作家写的。写的是那个就是蒋家的事情。其中提到一点就是说，就是说，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少尉其实不是蒋介石亲生的。他看见觉得很奇怪那他又不敢问他，问蒋介石。他反过来就去问他，一直口中一直叫的亲伯的那个——戴季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