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读后感精选10篇
《天朝的崩溃》是一本由茅海建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2.00，页数：5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一)：一点读后感
一直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很想知道在那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中国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慢慢地走出来。
在作者的眼中，鸦片战争是必败无疑的。我们常常笼统的说清末的天朝已然腐朽，但通过作者的分析，才知道这种腐朽已经是何其不堪一击。与“夷人”相比，清朝在武器装备、军事思想、军事制度上处于全面的、鸿沟般的差距中，社会思潮、决策制度、官僚体制上也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战败不可避免，得以苟安对统治者而言都算是幸运。
最要命的是对于名理的执迷。华夏大地数千年的荣光，以及儒家文化数千年的浸染，滋生出“天朝”的自我迷思。夷夏之分导致了闭关锁国，不仅致使国家逐渐落伍，甚至都无法以正常的姿态来应对战争。在战争中的交涉，事关国体的事情才是要务，那些涉及切实利益的反而退居次席。战败后的“反思”也都是名理以及道德层面，而缺乏对实际情况的务实分析、总结，以至于战后几十年依然裹足不前，与经历过明治维新的日本表现出天壤之别。
然而，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长久保持着自给自足、不断繁荣的状态，滋生出天朝的自我认知似乎是必然，长久沉迷于骄傲中，又怎能不循环向下。面对突然而至的凶猛外力，顽固的思想体系甚至仍能在巨大的惯性下继续运转，导致中华民族真正的反思与觉醒迟到了许多年。整个民族的苦难，也因此而更加沉重。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二)：鸦片战争新感
中华文明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东方的中心，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0年的天朝上国，2000年的世界中心，让我们极其自信，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极其骄傲。再加上游牧民族的衰落对我们的威胁大大降低，皇权、君主专制不断强化，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能力极大削弱，固守传统，骄傲自满，蔑视其它所有文明。对西方文明的进步不屑一顾，满足于现状，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文明，和西方的发奋进取简直犹如天壤之别。
同样并不是说中国的精英就完全堕落了，中国仍有很多要立志匡扶天下，要做圣贤的读书人，比如陶澍、林则徐等，比如此时正在圆明园外修身养性的曾国藩。道光帝在近代史上看起来似乎很平庸、无能，但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来看，他绝对算是一个不错的君主。鸦片战争之败，不是琦善、伊里布、牛鉴、奕山、奕经、杨芳、耆英、余步云等人投降、卖国；更不是清政府软弱、妥协。相反道光帝比谁都想剿夷，来个“大军剿杀”，杀得逆夷臣服投降，一溃千里……
然而，正如上面所说中华文明此时已经落后了，军事上已经几乎不可能取胜。即使重用林则徐、裕谦、颜伯焘等人坚决抵抗，最终也只有一条路＿＿妥协。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自身统治，为了维护自身的性命与官位，不管换做谁来指挥抵抗，最终也只能走到谈判桌上，乖乖地签订合约。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主张办法都是雕虫小技，毫无用处。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似乎让我重新认识了鸦片战争，也重新认识了中国近代史:对比鸦片战争时的东西方文明，西强而我们弱。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皇帝，满朝文武，整个国家的精英士大夫群体对此一无所知，并不知道自己落后了。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则给他们敲响了警钟，随后接踵而至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一次又一次用铁与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华文明必须要更新了。促进了我们民族的觉醒，或者说是让我们重新审视了中华文明，为我们中华文明注入新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也要感激近代史，屈辱与挫折最能令人奋进，中日战争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点。
春秋战国之后有秦汉，五胡乱华之后有隋唐，辽、金、元之后有明清，同样的我坚信近代史之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必将重新走向另一个高峰。400年一个轮回，变的是王朝将相，历史人物；不变的是其中蕴涵着的厚重的中华文明。它源远流长、厚重坚实，让人自豪，令人骄傲。
茅老师突破传统忠奸二元对立的道德史观和由此衍生的革命叙事，主要从军事和外交两个层面详细考证分析了鸦片战争的经过，得出当时中国没有人可以领导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必败，而清政府也没有从失败的结局中总结出经验教训的结论！绪论通过对琦善卖国动机的否定分析、罪名的否定分析、琦善卖国说行成原因的分析，对忠奸理论、奸臣模式的历史视角提出质疑，并提出本书主旨：中国能否取得鸦片战争的胜利？这是一场胜负皆有可能的操作的战争，还是中国必定失败？当时清政府中是否有人可以领导或指导这场战争取得胜利？如果战争必败，我们如何评价这段历史？第一章分析了清朝的军事力量，从枪、炮、火药、舰船、炮台的对比等方面得出中国武器处于劣势的结论，从兵力与编制两方面得出虽然总兵力80万处于优势，但由于编制和调兵速度问题的原因，可调兵力仅10万的结论；从士兵与军官的各方面资料搜集来看，得出清军已经腐败的结论。第二章首先分析了从严禁吸食到严禁海口的转变，以及为什么会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的原因及林的使命：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通过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活动的考证，认为既要杜绝鸦片来源又不许挑起衅端，任何人都无法执行，因为只要林则徐的方法“有效”（而非“过激”），英国商人在鸦片贸易上就会遭到损失，而直接损害其政府的利益，英国政府必然作出强烈的反应；而当英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时，林受思维方法与价值观念的限制，错误判断了敌情，没有做战争准备的预告；林的制敌方略：以海岸阵地拒枪炮、舰船交锋、民众袭扰，基于第一章的分析，也无制胜可能，而英军未攻广东，并不是由于林的制敌方略，而是因为英军的打击目标以接近首都为目的！第三章至第七章，详细地考证了历次战役过程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情况，并对忠奸叙事中常见的结论进行了批驳分析。最后一章，茅老师不无痛心地将清政府与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了简要的对比，介绍历史人物在战后的思想情况，得出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给清政府带来“血的教训”，仍在做着“天朝的迷梦”。
军事落后导致清政府必败，没有一个人可以领导战争取得胜利；“天朝”观念下不可能产生近代外交概念，使得清政府在失败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军事和外交的失败都没能将这个已经崩溃的天朝的眼睛打开来看看世界！我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评论，纵然不能脱离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但这种评论应建立在历史背景之上，而不是在以“为帝王颂赞歌”的道德“宣传”之下，这需要我们头脑中始终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以“祛魅”。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四)：天朝的惨败
中国近代史避免不了会拿来和日本相比较，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陷入了重重困境之中，多少才子都想弄清这颗“东方明珠”怎么就沦落到如此地步，就算有了前车之鉴，天朝还是一如既往，难怪鲁迅会弃医学文，思想的病源不根治，那么一切都是虚幻的美好的惊悚的梦。
历史教科书可没有那么详细介绍这段鸦片战争，无非就是起因经过结果，无外乎再加上经验总结教训，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是借着历史来做宣传的，因为留给我们的没有事件背后的思考，需要的是记住那些曾经被欺压过，需要的时候需要展现对立的姿态，仅此而已。前不久看到个对比图，乾隆五十七年，纽交所成立；光绪年间西方工业化发展促成了各大工业企业的诞生…………当天朝还在“十全武功”的时候，西方列强就开始了迈向近代化；1855年鸦片战争后的13年，日本因为黑船事件被迫开国，到1894年甲午战争对天朝取得全面胜利，使得这个汉文化圈内的“兄弟”得以坚定全盘西化……这不是嘲讽天朝，而是想说思想固化不开化，那么昨天会是明天的写照，历史将会一遍又一遍换着戏服再次上演。
作者查阅了鸦片战争后，各大一号人物的处境，能有从战争中吸取教训的，只能算半个，因为无法具体考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化是魏源取自好友林则徐，但他俩道同才相谋，不然只会是萍水相逢，路人甲乙丙丁。林则徐或许得知天朝战败的根源，但他不说不做，这层原因我猜想需要追溯到更上层了，道光帝是一个守旧，满腹祖训的人，就印象来讲是一个没有好奇心的人，更多的是机械式思维的人，新事物新思想到不了他那里，要是这么提出改革就会因言获罪。好在李鸿章在20年之后提倡洋务运动，也算是走出了第一步，举国之力称不上但也是恭亲王牵头，从上而下地，然而到甲午战争一炮打回了原型，这问题恐怕就更复杂了。鸦片战争期间有个叫鄂云的人，旁门左道想尽法子挣得国难财，不仅如此，琦善、杨芳等谎报战情……这些对天朝来讲无需解释就都能明白其道理，那么根源出在了文化上不成？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日本，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从被欺压到站队列强，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呢？恐怕这让我联想到了鸦片战争期间的道光帝了。
天朝的惨败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但这是趋势，不是1840年这场战争，就是之后的哪场，天朝的乾隆盛世已经掩盖不了道光体大虚胖，遗憾的是天朝上层谁也没有因为这次惨败而吸收教训，或许谁也没把这当回事，不过添了些茶馆的聊资而已，那么惨败就是注定了的。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五)：天朝的崩溃
这是一本有章法的史学著作，兼有史著、史考和史评三种体裁。
作者在自序中说：“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体裁正宗的纪传体，有着诸多优长，如何将这些优长揉之章节体中，我因之而探索。”可以说，作者的这种探索是完全成功的。作者以时间为基本线索，让上演鸦片战争这场大戏的中方人物一个接一个次第出场，先后叙述了林则徐、琦善、伊里布、关天培、杨芳、奕山、颜伯焘、裕谦、奕经、刘韵珂、耆英，还有穿插其中的邓廷桢、黄恩彤这些配角，以及一直坐在龙椅上时隐时现不断接收和反馈信息的老大哥道光皇帝。历史事件受天文地理的影响，但终究是由人有意无意造成的。纪传体以人为主体，具有体现人的作用的天然优势，同时，也便于品评人物，对他们施以同情的理解。这本书通过虎门销烟、广州谈判、浙江之战、虎门大战、广州战局、厦门防卫战、定海防卫战、镇海防卫战和浙东反攻，以及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具体分析了主角配角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和他们所起的作用，精到地评价了他们。如作者在叙述浙江停战时说：“从江苏吴淞到浙江镇海，由两江总督而钦差大臣，伊里布不再表现出先前的精明、果敢和自信。在英军的肆横面前，他似乎已经看出武力收复定海的任务之不可能完成，但又不敢明言直陈。于是，举措从实在归于空虚，言词由明确变为含混。我们读了他这一时期的奏折，可以曲折地看到他迷茫的内心。”“伊里布与琦善一样，是清王朝中最早由主战走向主和的大吏。这种观念的转变，起因于无渡海作战的船艘，后因张喜而更清楚英军的实力。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很早便消退了与‘逆夷’不共戴天的豪壮气概，希望能与英方达成双方都能‘下得去’的妥协。”就对人物的评价而言，作者的确是做到了“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作者虽然吸取了纪传体的长处，但也知道纪传体的短处，即“过多地注重了人物的褒贬”，似乎会避免这一点。他并没有成功，但他的这种不成功或许恰恰是这本书的精彩之处。作者在叙述之中，往往能用三言两语提炼历史事件的实质，如：“所谓广东谈判，实际上是义律越权、琦善违旨的活动，其中义律走得比琦善更远。”就对史实的叙述而言，这是一部章法分明、体例严谨的史学著作。
在叙述的过程中，作者不断展现着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者应该有的过硬的考证功夫，生动地体现了史学求真的基本任务。比如对三元里抗英的史实与传说的考订与辨析，对“定海三总兵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名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的考证，对各种照会文字的厘清，等等。就对史实的考证而言，这是一部基础扎实、结论可靠的史学著作。
在以人物为主线叙述鸦片战争整个过程之外，作者还演绎开来，时时发出令人深省的评论。如在论述琦善卖国说形成的原因时，作者说：“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至圣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而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这一类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不过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让‘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到皇帝。这就冲犯了儒家的‘礼’，是士人学子们不会也不愿去做的。”又如在评论伊里布在浙江的所作所为时，作者说：“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再如，在评论法国舰长士思利、观察使真盛意和领事拉地蒙冬时说：“许许多多未经授权便抢占利益的冒险家，最终总是能得到母国的承认和赞扬。”这些评论，显示作者深邃的洞察力。就对史实的评论而言，这是一部引人深思、启人智慧的史学著作。
作者在写作这本书时，有着充分的现实观照，除了上面史评中体现出来的之外，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作品的最后。在这里，作者写道：
“150多年过去了。
19世纪是中国人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中国人饱尝人世间一切艰难困苦的世纪。21世纪呢？
人们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呢？
也有一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宣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可是，真正的要害在于中国人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中国人怎样才能赢得这一称号——中国人的世纪？
不管历史将作何种选择，我以为，鸦片战争留给我们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观照现实，是史学学科化以前世界上所有史学系统秉承的一个共同理念。
除此之外，这部著作语言生动流畅，亦庄亦谐，既耐读又好读。作者在论述中法黄埔条约时，写出了下面一些句子，有的既引人发笑又勾起读者的悲哀：
“法国人具有把一切事情办得堂皇气派的天才。”
“10月5日的会谈在拉萼尼的下榻处举行，拉萼尼大谈法中友谊。6日的会谈在耆英的寓所进行，耆英大谈中法友谊。”
“耆英、黄恩彤也展示了外交‘手段’，在中法三百年友谊史的高调下，忽以‘定制不符’为由，婉而拒绝。”
“在这一炫耀铺张的仪式结束后，双方都在为‘友谊’而举杯痛饮香槟酒。”
在这些欢愉的背后，我们能感受到作者为耆英、黄恩彤把中国的权益拱手让与别国的悲哀，尽管历史学家是克制的。是啊，“‘天朝’中人将此大悲凉当作大欢喜”。
有些词句则表现出了作者对所述之人事的态度。“咸丰帝也同其老子一样，顺利批准条约。”表现了作者对道光帝的不屑。谈到颜伯焘时，称他为“这位官迷”，表现了作者对他的不齿与愤恨。谈到刘韵珂时，多次使用“乖巧”“聪明”“足智多谋”这些明褒暗贬的词，表现了作者对他这种小聪明的反讥。
总之，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学术著作。
但是，从写作手法和史学范式上去分析一部史学著作，只是一部分人的任务。思考已逝的历史，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则是所有读史的人都要做的，否则读史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从主观上说，我们看不到鸦片战争使清朝的皇帝、文武大臣和其他人有多大变化，它没有起到本应该起到的当头一棒的作用。中国人糊糊涂涂地开始了战争、经过了战争、结束了战争，可是他们的头脑还是老样子。尽管这样，我们不能对当时的人有丝毫地责备，更不能以为他们愚昧。所有的事情，在平稳之后，都靠着惯性往前走，不到时机，绝对不会变革。那时的中国，已经平平稳稳地走了三千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变局，怎么可能突然转向？或许这太宏观了，容易使人看不清楚，但是鸦片战争中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或者办事果敢敏锐如琦善，或者理政细密周到如林则徐，或者善于镇抚边务如伊里布，他们尽管看到了“夷人”的坚船利炮，却都没有跨出“天朝”画出的魔圈。他们愚蠢吗？肯定不是。就算放到今天，他们也是一等一的人物。人总要受时代的制约，时代不往前走，人就一步都跨不开。这么说，似乎人在时代面前无能为力。难道不是吗？人不遇到时代给他出的难题，他自己就不会发展，他就不会推动时代的进步。
书中也提到了纷繁复杂的人事纷争，自然也有可观的地方，但毕竟不是荦荦大者，观其可观之处，一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