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经典读后感10篇
《诗经》是一本由中华书局著作，CNY 62.00出版的829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2015-9-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诗经》读后感(一)：魏风之“魏”
幼时尝读《诗经》选篇，见《魏风.伐檀》，不以为怪，盖彼时不谙东周诸史；今则不然，见“魏风”，深为诧异。我所知之魏国，盖春秋末造战国之始，三家分晋之魏；而《诗》三百多成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何以有魏风焉？
后多方求索，始知周有两“魏”，一在春秋，一在战国，其地虽同，其国则异。春秋之魏，西周成王所封，其地在今山西芮城县北，其君姬也；后魏为晋献公所灭，封于毕国之裔毕万，毕万之孙随晋文流亡有功，拜大夫，称魏武子，其后与韩、赵三家分晋，此即战国之魏。
所谓“处处留心皆学问”，诚为实谈。倘读此篇时，不稍加留意，则或恐终生不知东周有两魏。以后读书，须秉此态度，一丝不苟，方得学问。
《诗经》读后感(二)：诗歌者，如鹤鸣于九皋
虽读诗经完毕，仍是感慨晦涩难懂。不借助笺注，或许连某些生僻字都不识得，纵是如此，读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之时，仍久久难以释怀。
或许很多人更喜欢此篇的结束语，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许有些人最喜欢“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或许也不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和“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更加有名气，但我偏偏独爱此佳句中清旷的韵味。
我认为，诗经经典，尽在于鹤鸣篇。鹤者，清高之物也。其身仙韵飘飘，自带烟霞之气，高洁无双。诗歌，如鹤鸣，可闻于九天，发人之思。鱼者，逍遥之物也。逍遥乎漫游于水，肚饥则食水之萍。诗歌，如鱼游，有时在脑海深处，不可发觉，有时则乘性而来，婉转成声。
笺注中说，鹤鸣篇为劝君王求在野之贤才而作。或许如此吧。
记得小时候最早知道《诗经》是童年痴迷对联的时光中的一个小插曲。宋神宗年间，辽国派遣使者来中原。翰林学士苏东坡奉命招待。辽使者出一联：“三光日月星”，要苏东坡来对。辽使者认为，这是副绝对。因为，联语中的数量词，一定要用数量词来对。上联用个“三”字，下联就不应重复。而“三光”之下只有三个字，那么，无论你用哪个数目来对，下面跟着的字数，不是多于三，就是少于三。谁知，苏东坡略一思索，就对出下联：“四诗风雅颂。”妙在“四诗”只有“风、雅、颂”三个名称。原来《诗经》中“雅”这一部分，又可分为“大雅”和“小雅”。听完这个故事我心里寻思，这个《诗经》可以作为下联来对上日、月、星这三光，可以说是很厉害了，不知道什么东东，以后有机会要看看。没成想这一“以后”就等了25年。在这万物生长的春天，终于有机会跟着点石阅读会·大鱼共读来完成这个夙愿，算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的305篇诗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孔子曰："诗三百，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诗经》最初称《诗》，汉武帝始称《诗经》，相传由孔子编选。这次阅读的篇目包括：
关雎
卷耳
汉广
小星
野有死麕
绿衣
静女
硕人
黍离
大叔于田
子衿
溱洧
无衣
七月
常棣
鹤鸣
绵
生民
载芟
虽限于时间不能将三百首全数读完，但也已被诗经题材之多样，内容之丰富所震撼。当然也要说一句有点丧的话，太阳底下无新事，从古到今爱情题材都是文艺创作的重灾区啊！短短二十一首诗中，计有《关雎》、《卷耳》、《汉广》、《野有死麕》、《绿衣》、《静女》、《木瓜》、《子衿》、《溱洧》、《蒹葭》十首描写情情爱爱的诗歌，一半的人生都浪费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上了，如果大家能把心思都放到抓革命、促生产上，那该能发挥多大的能量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会远吗？
相较而言，我更喜欢《小星》、《黍离》、《七月》、《鹤鸣》这样具有实感的作品。限于文献的有限，我们现在可能只能通过《诗经》中的只言片语来了解两千年前人们的生活风貌，所思所想，相比个人对于爱情不切实际的空想，劳作的辛苦、加班的抱怨、工作的不得志仿佛瞬间将时空的距离拉近了。其中我最喜欢的要数《黍离》。而《生民》、《载芟》又太官样文章了，不喜。
自从开始入坑，每天听王剑锋同学的古调吟诵也是一大乐事。有时候会遐想，不知当时写下诗篇的这些作者，不知都会带着怎样的口音和声调来念出自己的大作呢？他们一定想不到两千年后我会像学童似的用普通话来念出这些作品吧。（肯定不应该是工工整整的七字打油诗）但“吾诗已成，不可毁灭”，这就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力量吧。
《硕鼠》为魏国民歌，乃《诗经》的名篇之一，历朝历代的学者对其主旨的研究和阐释都不尽相同，归结起来主要有“刺重敛”、“刺有司”、“履亩税”三种。总的来说，三种观点表达的都是下层人民对统治阶层的一种不满与愤怒之情，反映了对剥削者的痛恨，所以说《硕鼠》是一首反剥削的诗歌。今人刘毓庆不拘泥于传统，对《硕鼠》的主题进行新的解读和阐发，提出《硕鼠》乃“臣去其君之作”的观点。刘毓庆先生对诗歌的内容、字词进行仔细分析，并且旁征博引，从文献典籍中寻找例证证明自己的观点，可谓是独辟蹊径。在笔者看来，“臣去其君”的观点的确有其合理性和正确性，然而刘先生在文中的某些看法却是值得商榷，现指出两点，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硕鼠》中有“三岁贯女，莫我肯劳”一句，而刘先生针对此句在文章开头处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是农民反剥削，他们有无资格向地主提出得到慰劳的要求？”对此，他在文章第二部分的回答就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在周代农民是绝没有资格提出要统治者予以照顾、惠施的要求的。”刘先生提出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到当时农民的地位、权利等多方面的问题，而由于周朝去今甚远，对该问题研究起来也十分有难度，但是刘先生却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考证就一锤定音，这难免有过于武断、草率之嫌。周代农民有国人和野人之分，并且西周和东周的农民权利以及地位也是完全不同的，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所以要讨论农民问题，首先得确定《硕鼠》的创作年代。
今人邵炳军在《<诗·魏风>创作年代考论》[ 邵炳军.《诗·魏风》创作年代考论——春秋诗歌创作年代考论之九【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32-43]中搜集了先哲时贤对《硕鼠》创作年代的十一种看法，其中除去阙疑说之外，有八说认为在春秋初期，一说认为在西周末期，还有一说泛言指春秋时期。《硕鼠》诞生的具体年代由于时代久远已不可考，但从邵炳军先生的统计来看，可以大致确定为在西周末年到春秋初期这段时间内，并且夏传才先生在《诗经研究史概要》中也提到“《国风》的绝大部分是春秋初期至中期的诗，一小部分是西周后期的诗” [ 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M】.河南：中州书画社，1982：15]，而古魏国被灭于公元前661年，所以推断《硕鼠》大约诞生于西周末年到春秋初期之间，这是比较合理的。
知晓了大概的创作时期，那么便可以分析时代特征。西周的农民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他们“因与其领主的过分严密关系使其几乎带有奴隶性质，虽是自由民，却被紧紧地绑缚在领主的土地上，且随时可以像奴隶一样与土地一起被转送或买卖，”[ 竹溪.周代农民专题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1]但是即便地位地下，农民还是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比如西周的国人“既是军队的来源，也就为统治者所倚重，因此又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主要是议政权和参政权”，甚至是地位低于国人的野人也可以得到自己的一份耕地，并且在法律上还有维护自身权益的申诉权。西周的农民尚且有如此权利，那么在宗法制崩坏的东周农民享有的权利显然比西周更多。进入春秋以后，一方面“农民可以通过军功取得更高的地位，也可以经由接受教育取得入仕的资格，”另一方面，“庶民阶层也可以僭用礼仪……礼仪的下移表明庶人地位的上升，农民享有的权利在逐步扩大。”《硕鼠》大约诞生在西周末年到春秋初期，这恰好是周代宗法制、井田制、礼乐制等由盛转衰的年代，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崛起，国野的区别开始消失，农民逐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各诸侯国为了强国也越发重视农民的作用，所以笔者认为那时的农民，特别是有才学的农民是有资格向统治者提出得到慰劳的要求的，刘先生的说法太过绝对，无法成立。
二、硕鼠是兴体还是比体？
《硕鼠》中“三岁贯女，莫我肯劳”一句，经刘先生考证得出，“贯”字为假借字，“宦”字才为本字，整句的意思应解释为“多年做你的臣子, 也不肯将我慰劳、关照。”历代治诗之人也有窥破“贯”为“宦”者，但他们还是都不约而同地将这首诗的创作主体定义为下层人民，刘先生推断主要的原因为诗歌中“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三句。“黍”、“麦”、“苗”皆为农作物，身为统治阶级的贵族自然不可能亲自动手耕作，所以耕作者只可能是农民或者奴隶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然而刘先生指出诗歌“无食我黍”等句用的其实是起兴的手法。这种起兴的方式来源于古代的农业咒语，与《礼记·郊特性》中“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类似，目的仅仅是为了表达臣子一种愤慨的感情。刘先生的看法确属高论，但是笔者认为，诗人起兴宣泄感情后，突然接上“三岁贯女”一句显得太过突兀，不知句中“女”字所指为何。从阅读的感受来看，笔者觉得诗歌每章的首两句跟下文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不可割裂开来，所以笔者认为按“比”的手法去理解诗歌将更加贴切。
《硕鼠》三章章八句，每章皆以“硕鼠硕鼠”开头，而历代治诗者多认为“硕鼠”乃是用了“比”的手法，用来形容贪得无厌的剥削者。既然如此，那么认为每一章紧跟在“硕鼠硕鼠”后面并且语义与之联系密切的“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三句也运用了“比”的手法，这并无不妥之处，因为“无食我黍”等三句描写的正是主语“硕鼠”的动作行为。臣子在这里将自己比喻为农民，把农民辛辛苦苦所种植出来的“黍”、“麦”、“苗”等农作物比喻为自己耗费心神所思考出来的计谋、计策等智力劳动成果。作者为国家的建设出谋划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君主这只“硕鼠”却熟视无睹，这让他感到气愤与不满，认为君主只是在不断剥削他的智力成果而不能给予他应有的报酬和待遇，所以他决定去往一个肯善待良才的乐土。
以上即为笔者对刘先生《<魏风·硕鼠>新考》的两点思考。但正所谓“诗无达诂，文无定解”，笔者自身的见识也还十分浅薄，所思所感不一定正确，所以文章难免欠妥，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诗经》读后感(五)：【诗经美读（1）】《诗经》周边知识极简清单
1、《诗经》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选集，结集2500年前约500年间的诗歌创作305篇，举其整数，省称“诗三百”。
《诗经》首先是文学作品，是诗歌创作；其次是儒家经典；第三是真实可靠的古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诗经》各篇，一部分由王廷乐官制作，一部分由公卿列士献诗，还有一部分由十五个国家和地域采集，集中到乐官整理加工。最早的产生于西周初期，最晚的创作于东周春秋中期。产生的地域，一半在王畿，一半在现在黄河流域的大部和江汉流域的一部。
颂40篇：《周颂》是西周王室的庙堂祭祀乐歌，产生于西周初期一百年间，主要出自史官和太师的手笔；《鲁颂》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祭祀歌曲；《商颂》是宋国的祭祀乐歌，其制作时间有争议。
雅105篇：《大雅》全部是西周作品，主要是朝会乐歌；《小雅》基本是西周后期作品。
风160篇：绝大多数是春秋初期至中期的诗，一小部分是西周后期的诗。《豳风》的时代问题争议较大；《二南》旧说分歧较大，今人考订其为西周末年到春秋初期这段时间。
3、风、雅、颂
颂：“颂”“庸”古通。“庸”即“镛”，是一种大钟，钟声缓长，宗教仪式常用钟器伴奏。《颂》诗篇章简短，多无韵，不分章，不叠句，由大钟伴奏，配合舞蹈，是诗、歌、舞三合一宗教性祭祀乐歌。
雅：释为正，古今“雅”“夏”通用。周王畿一带原是夏人旧地，周人有时自称夏人，王畿为政治中心，其言称为正声。雅言就是标准话。宫廷和贵族用的乐歌要用正声，雅乐就是宫廷和贵族用的正乐。
风：自古以来，对“风”的解释有十三种之多。今学术界普遍认同：风的本义是地方乐调，国风就是各国的土乐。
风、雅、颂三类诗是以它们各自不同的乐调来分类的。这种编排体制最初有其实用意义和科学性，但因时代古远，古乐失传，人们对它的编排体制便不容易明了。
4、诗入乐
三百篇全是乐歌，古时已有定论，“诗为乐章”，自汉至唐，并无异见，都认为《诗经》全是乐歌。南宋程大昌提出“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朱熹、顾炎武等附会以“风雅正变”，提出“变风变雅都不入乐”。近人顾颉刚等辨订诸说，论定三百篇全入乐。
5、风雅正变
“风雅正变”说，最初见于《毛诗序》，东汉郑玄《诗谱》加以发挥，把歌颂周室先王和西周盛世的诗，称为“诗之正经”，把那些众多产生于衰乱之世的讽刺诗和爱情诗，称为“变风”“变雅”。“变”是不正的意思，指不合诗的正统。朱熹、顾炎武均持此说，认为“变风”“变雅”不是“诗之正经”，因而不配入乐。
6、赋、比、兴
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主要表现手法。《毛诗序》载：“故诗有六义焉：风、赋、比、兴、雅、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朱熹《诗集传》定义：“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7、笙诗
《诗经》有诗305篇，篇目311篇。在《小雅》部分，有6篇有目无词：《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它们被称为“笙诗”。笙诗是用笙这种乐器吹奏的乐曲。关于笙诗，过去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汉学提出“有义亡辞说”，宋学提出“有声无辞说”。
8、三百篇是贵族修养教科书
孔子创办私学二百多年前，三百篇就已经广泛流传应用。一是应用于贵族生活各种典礼仪式，二是应用于歌颂和讽刺，三是赋诗言志，应用于社会政治交往。列国办外交，往往通过赋诗言志，用比喻或暗示的方法表达彼此的立场和意见。赋诗成为外交官员必须具备的一种才能。
9、孔子与《诗》
传习诗三百篇的，在战国时期不只儒家，墨、法、杂家等均习诗，唯儒家对《诗》的传习最为重视。
孔子开创儒家诗教。《论语》记载孔子论诗十余处。他提出“兴观群怨说”“思无邪”“温柔敦厚《诗》教也”“不学诗，无以言”等论断。《史记·孔子世家》提出孔子删诗三千到三百，不确，但公认《诗经》是经过孔子整理和删定过的。
《孟子》引诗三十三处，《万章》（上、下）分别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方法论，为后世说诗的指导理论。《荀子》论诗七处，引诗八十一处，以“引诗为证”的方法，体现他创立的“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
10、汉四家诗
汉代传经注重家法，传《诗》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三家属今文学派，古文学派只有毛诗一家，且晚出。
鲁诗，流传于鲁国，鲁人申培所传，有《鲁故（诗训故）》《鲁说》（弟子编）等流传。盛于西汉，西晋时失传。齐诗，流传于齐，齐人辕固所传，景帝时辕固立为博士。西汉后期盛行，此派衰亡最早。韩诗，主要传于燕、赵之地，燕人韩婴所传，文帝时立为博士，著有《内传》《外传》等，均失传，今本《韩诗外传》是后人伪托。
11、毛传和诗序
毛诗由毛亨、毛苌所传，即大毛公、小毛公。传说荀子诗学承自子夏，毛亨承自荀子。他在西汉初期开门授徒，著《诗故训传》（后简称《毛传》），又传于赵人毛萇。
西汉时在民间流传。东汉后期，今文经学衰落，古文学派崛起，毛诗立于官学，取代三家诗。王充、班固、贾逵、郑众、马融、许慎、郑玄等，都是古文学派大师。后今文三家散佚，毛诗独传至今，今本诗经均是毛诗。
12、郑玄《毛诗传笺》
郑玄是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大师，兼通今文经学，他遍注群经，兼采今古文说，实现今古文经学的融合，创立郑学。
郑玄以毛诗为本，为《毛传》作笺注，采录《诗序》，兼取三家可取诗说，作《毛诗传笺》，简称《郑笺》，为两汉《诗经》研究集成性著作，是《诗经》研究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又有《诗谱》一卷，列举《诗经》各篇世次。
13、《诗经》博物学发端
三国吴人陆玑著《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专门考释《诗经》中的草名105种、木名75种、鸟名39种、兽名67种、虫名29种、鱼名20种、各种器用名300余种。是名物疏释的开辟之作，是诗经博物学的发端之作。
14、孔颖达《毛诗正义》
唐太宗开始经学统一工作，先是组织力量撰成《五经定本》，又任命孔颖达等一批学者分工撰述五经义疏，公元652年完成《五经正义》，作为科举定本。
《毛诗正义》七十卷，孔颖达总其成，又称《孔疏》，由三个部分合编而成：（1）《毛诗传笺》加上《孔疏》；（2）陆元朗（德明）《毛诗释文》；（3）颜师古考定的正本。颜师古撰《五经定本》，完成五经文字统一工作。《毛诗正义》属于严格的汉学体系，汉学《诗经》就此固化，是《诗经》研究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15、宋代“废序”运动
毛诗有序。首篇《关雎》之前，有一段较长的序文，作《关雎》题解又概论全经，以下各篇均有一小段题解式的序文。宋人把概论全经的长序文称为大序，其余各篇序文称为小序。
宋人发起“废序”运动。欧阳修撰《毛诗本义》十六卷，指摘《毛传》《郑笺》，批评《诗序》，开创宋学自由研究学风。苏辙、郑樵、程大昌、王质等均对《诗序》提出质疑。此风发展到极致，是朱熹三传弟子王柏撰《诗疑》提出删诗32篇。
16、朱熹《诗集传》
朱熹早年接受汉学，后受郑樵启发，主张废序。他在宋学批判汉学和宋代考据学基础上，著《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其进步，一是批判继承汉学《诗经》研究成果，有重大革新和发展；二是初步用文学观点研究《诗经》；三是以求实精神考证文字训诂，注意韵读，注疏简明扼要，体制完备。
17、明人作伪，清人辨伪
明人不读书，《诗经》研究乏善可陈，反倒出现《诗传孔氏疏》（又名《子贡诗传》）、《诗说》（又名《申培诗说》）两本伪书。明人近百年不能辨识，可见学术空疏。直到清初毛奇龄撰《诗传诗说驳义》，证明是丰坊造伪之书。
18、王夫之《诗广传》
一代大儒王夫之也曾遍注群经，对《诗经》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做了大量研究，是清代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进行艺术研究第一个人。著《诗经稗疏》四卷，是疏释《诗经》的著作；《诗广传》五卷，是读《诗经》杂感，宣传社会改良思想；《诗绎》是专门研究《诗经》的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是诗论，有关于《诗经》艺术的见解。《诗广传》影响最大。
19、清代新汉学《诗经》研究
清人提倡复兴汉学，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桎梏。清初疏释《诗经》著作，主张宋学汉学通学，后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考证。道咸以后今文学派，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发挥微言大义，宣传社会改良主义。
新汉学内部又有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还有姚际恒（撰《诗经通论》）、崔述（撰《读风偶志》）、方玉润（撰《诗经原始》）等独立思考派。
20、胡适是《诗经》现代研究开山人
胡适专题论《诗经》的文章有：《论<诗经>答刘大白》《诗三百篇言字解》《谈谈诗经》；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专著中也有论述。
他较早打破“经书”的概念，提出《诗经》不是圣贤遗作，也未经孔夫子编著，是“慢慢收集起来的一部古代歌谣总集”；要求推倒经说，当作古代歌谣重新研究；认为两千年《诗经》研究史是“一笔糊涂账”，应该进行一次清算，从异文校勘、音韵研究、字句训诂、见解序说四项来总结。
21、古史辨派的研究成就
胡适在二十年代后期提出“整理国故”，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派取得较大成绩。关于《诗经》，提出“《诗经》是古代诗歌总集，包含着大量的民间创作”；古史辨派支持孔子非删诗说；顾颉刚论证三百篇全部入乐，否定宋儒说法；对风雅颂的分类和编排体例，对三百篇在春秋时代的流传和作用，也有精彩考证。
22、郭沫若《诗经》研究
郭沫若1923年出版《卷耳集》，是《国风》四十首情诗今译，也是第一本《诗经》今译。他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45年出版《十批判书》《青铜时代》、1952年出版《奴隶制时代》，都把《诗经》作为古史资料进行分析，并运用于历史科学领域。他关于《诗经》时代、编订、文学价值、史料价值以及解释诗篇内容的许多论点，有广泛影响。
23、闻一多是现代《诗经》研究大师
闻一多《诗经》研究著作有十种：《风类诗抄》《诗经新义（二南）》《诗经通义》《诗新台鸿字说》《高唐神女传说中之分析》《姜螈履大人迹考》《说鱼》《歌与诗》《文学的历史动向》《匡斋尺牍》等。
闻一多从文学史等广阔视野来考察诗歌的起源，认为诗与歌本是不同的，两者合流产生了《诗经》；提出要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来看；认识《诗经》真面目，一是要读懂文字，二是要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三是用文学的眼光看待。他创立《诗经》新训诂学，认为“训诂学不是诗”；主张用民俗学的方法研究《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