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读后感10篇
《何以中国》是一本由许宏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页数：1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何以中国》读后感(一)：还原最初的中国图景
社科院考古所许宏的这本小书，以考古的视野用文字还原了大约公元前2000年前后，兴衰于中原大地上的陶寺、嵩山、新砦、二里头等文明的图景，还原了所谓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在从原始进入文明时的那一刹那的面貌。从考古学的发现中，也找到了中国文化的来源、可以勾连中国文明的脉络，比如最初的象形文字、方形都城、仪式秩序、事死如生等等。书名起得好，想起了葛兆光的那本《宅兹中国》，四个字告诉我们，这本书说的是，中国从哪里来的事情。最后一章将中国从这里来，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认为中原的这番图景的扩张，形成了后来中国的样貌，对书名也是呼应。不过内容还是比较简单的，很快就能读完，定价高了点。（2017.6.30 听雨轩）
虽然早就听过这本小书，但至今才读。花了几个小时读下来，不禁感慨，写的真好。
坦白的讲，我对考古这方面的兴趣是没有的，每次读到相关材料也倍感枯燥。尤其是遇到那些连幅地图都不给的书，几近读不下去。其他几篇评论里提到了，考古算是一门理科。列数据是最常见的手段。但此书虽也有列数据，却不影响阅读的观感。甚至你跳过数据部分也可流畅的读下来。
这本《何以中国》是作者的博文的基础上改编的，本就通俗易懂。作者在后记中也以其好读为豪。但吸引人的不只是它的好读，更是因为这本书渗透着作者的人文情怀。虽然写的都是三代之前的事，最晚的二里头也早于商，但作者一直在与历朝历代的事情进行纵向对比。这样一可以视角拉回到读者所惯常的，降低阅读难度，二是强调了中华文明的连贯性，与本书探讨中国的产生的主题正和。而这样的主题是和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的。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事事不如人的窘境，唯一可提的就是历史。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国，每个人都以其可追溯到五帝的历史而自豪。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是不承认西周以前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的，这才有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殷墟的发现震惊世界。但当时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国家了，中国的由来一直不为人所知。而古史辩派诸人对文献的质疑也是先秦的国家结果成为谜团。此书就是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回答这个问题。
当看到陶寺遗址的时候真是令人心惊胆颤。在五帝时代的暴力革命，听着多么不可思议。当时不应是“男有分，女有归，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么？儒家对上古社会图景的想象被打破了。《竹书纪年》中提到“舜放尧，禹杀舜”真实性虽低，但也可反映东周时社会对禅让的看法。而儒家独坚持对上古大同社会的幻想，还以为其必有依据。在看到陶寺遗址后方知纵有禅让，不下庶人。
而儒家的一大精神遗产就是好古。所以世人往往把其祖先延至世家大族上，孰不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部分考古学者亦有此弊，在不明朗的情况下就把自己的发现先秦典籍联系起来。而此书却坚守客观立场，把各家观点一一列出，却不赞同任一方，使读者增长见识而不至于狭隘。
作者有一段话说的好：“考古学家最拿手的，是对历史文化发展的长程观察；同时，尽管怀抱”由物见人“的理想，但说到底考古学家还是最擅长研究”物“的。对王朝更替这类带有明确时间概念的、个体事件的把握，肯定不是考古学家的强项。如果扬短避长，结果可想而知。”
《何以中国》读后感(三)：凡事求实
花了半天的时间，简单粗略地看完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慨就是“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名词一个国家，更是上下五千年时间的见证者!
“中国”的称谓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国”？在古老而神秘的青铜器何尊上，最早出现了“中国”二字。这一重器于上世纪60年代出土于陕西宝鸡，长达122字的铭文讲述了周武王在灭商之后计划营建东都的重大决策，其中“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乂）民”，意思是想要建都于天下的中心，在这里统治人民。“何以中国”是对“最早的中国”如何产生的追问，这本书为读者展开了一个时间长轴，向大家一一讲述始于公元前2000年，中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通过陶寺的兴衰、嵩山地区文化的星罗棋布、新砦遗址的崛起等，最后辐辏到二里头遗址——中国最早广域王权国家的横空出世上来，进而解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诞生。
作者在本书的“解题”中也说明了，此书本来是《最早的中国》最后一节的标题，实在叙述一个过程，讲一个故事——最早的“中国”诞生的故事，而把它重新作为一本新书发表，就是为了更完整向大家介绍公元前的“中国”。
说来很巧，就在前两天我参加了一个讲座——“破除西方文化中心论，高扬中国文化自信”，讲座人是浙江大学的河清教授（原名黄河清）。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呢，是因为河清教授讲授的重点就是中国文化是先于西方文化的，也可以说是母与子的关系，但奈何现在的中国人却崇拜西方文化，任西方文化肆意入侵。其中他说到了西方文化中心论对中国文化的三重否定:价值否定——中国文化的“落后”（文化自卑）；时间否定——中国文化“前现代”（时代崇拜）；空间否定——西方文化“普世”（西方中心的世界主义）。然而这些全部都是可笑的，仿佛一个青春期的孩童欺骗着一个得了老年痴呆的老母亲，这也严重的说明了现在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了自信，丢掉了这最不该丢下的东西。但是最让我触动的是，何清教授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述中，全程都是非常自信的，在他否定“文艺复兴”和“希腊文化”的存在性，认为那是西方美化自己所臆想出来的的时候，同样是非常从容自信的，他从地理、时间、空间等多方面举实例论证了自己观点，不看他说的是否是百分百正确，就看他那种用实例证明自己论点正确的自信，我们就应该拍手尊敬且向他学习。而谈到以上的内容，也不禁让我更加肯定了本文的作者，许宏也正是用实例向读者展现了公元前2000年的“中国”。
凡事求实，我觉得作者就是用这样的思想完成这一本书的。通过了解，我们知道作者许宏有以下几个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由此我们不难得知——他真的太了解那一段历史了，不然不可能将事件描写地那么详细真实。本书共分为五个大部分，第一部分陶寺的兴衰，第二部分嵩山的动向，第三部分新砦的发轫，第四部分大邑二里头，以及第五部分中原与中国，每一部分又分了诸多小点，从各种方面，各种角度去分析论证，详细到你能想到什么他都自己问出来并且回答出来了。例如第二部分在讲述“嵩山的动向”那一部分时，诸多小标题都是以问句出现的——“‘王城’是怎样造出的”，“大洪水，传说还是史实”，甚至还有“大禹在哪治水”等等这样的标题，他就是完全从一个读者思考的角度去一步一步发现和剖析那段历史的，而自己所发问的问题，在他心中也是有非常明确的答案的，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是很轻松的，就像是，我们刚想到一个问题，下一刻就看到答案了。当然这本书我只是很粗糙的看了一遍，还有很多很多我不懂和不知道的东西，就比如文中提到的很多专业性的名词，而且本书中的内容真的有很多，所以我会在之后花更多的时间再去读这本书。
讲了这么些，还是回归本体——凡事求实，正如《毛主席选集》所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用实事去说话才是硬道理！
《何以中国》读后感(四)：逐鹿何以在中原（兼评《大都无城》）
继《何以中国》之后，考古学家许宏最近出版了《大都无城》。这两部作品勾画了中国早期文明图景，融学术于通俗中，严谨中不失亲切。如果说《何以中国》试图讲述二里头这个最早“中国”的由来，那么，《大都无城》则更加细致、更加系统地讨论了早期都邑的发展轨迹。
扑朔迷离辨析“城”
中国最早的“营国”规划大抵见于《诗经》。《绵》有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首诗描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众在岐山脚下筑城的过程。考察方位、探测风水、答谢神灵、平地修城，皆有记载。其中有“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之句，似为城门名称。《周礼》也有很多记载。比如：“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以为民极。”《周礼•考工记》最为详细：“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这些文字传递一种印象，即都城有城墙，出入经城门。
许宏从文献的视角得出的却是“大邑无城墉”的结论。他剖析甲骨文形态的“邑”，其字形并不表现为城垣的包围封闭结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邑”所从之“口”为封域，但它所处位置乃在都邑外围，这在《周礼•夏官》中有一段记载：“凡国都之竟有沟树之固，……若有山川，则因之。”也就是说，当时筑城讲究借地势之便，正如同西周兴于岐山，以山川之险形成屏障，只需在都邑外围挖壕沟或设篱笆荆棘等便可御敌。《左传》中楚大夫沈尹戌关于“天子守四夷”的讲法也是一个类似例证。
在中国，说到“城”，一般是指城墙和都市本身，二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城”通常被认为是四边形或矩形。从这样的外形派生出的是城里棋盘状及井字形的街道，因此，居民区（坊、胡同）很自然地也呈四边形或矩形分布。这种四边形的城墙和四周的壕沟、城门、城楼、街道、各个坊的布局、主要建筑物和宗教设施等都体现出中国式都市的特点。很显然，这一普遍公认的说法突出了“城墙”的重要性。刘庆柱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史述论》中就强调：“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许宏凭借自己多年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以及担任二里头队队长的工作所得，认为“无邑不城”的特征并非贯串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始末。
首先要辨明许宏所指称的“城”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列出三种：一是“城墙”，二是“城墙以内的地方”，三是社会学意义的“城市”（跟“乡村”对立）。由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遗址，因此与考古学关系最紧密的是第二种含义，而本书所说的“大都无城”取的是第一种含义，即没有城墙。或者，换种说法，指“大都无郭”。郭，《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在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中国早期城市有没有城墙呢？许宏说，从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到汉代的两千余年间，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城是没有大城的，甚至可以说这一千多年是不设防的时代。这是真的吗？
寻根溯源说“无城”
这里涉及到考古学中文献审理与其采用方法。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文明以其代代相承，一直保有自己悠久的传统未曾中绝的特点著称于世。不过，传统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屡有夸诞、失真、伪作或者虚构杜撰等成分，后人理解也常因文化流变而出现偏谬，所有这些文字记录都只能部分地、或多或少地保有和反映出历史真实。如何鉴别这些传统文献，如何使文献与考古资料有机地结合，从而揭示中国早期文明更真实的面貌？这对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史识见地也是一种考验。古代文献隐露湮埋模糊的线索，考古遗址和实物的还原引人深思。许宏的《何以中国》就抱着谨慎的态度看待“二里头文化”，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许宏却发出“难哉，一刀断商夏”的慨叹。他认为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有着共存相继的关系，姓“夏”还是姓“商”，需要考古更有力的物证。
考古学家其实早就注意到“大都无城”的现象。俞伟超、徐苹芳、杨宽等学者都勾画过早期都城发展 的轮廓，特别是先秦到汉代都城制度的演变。不过以上诸人皆针对个别现象进行分析，许宏概括总结了这些专家的意见，其中第四点清楚点明了“无城”之缘由：“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许宏算得上“无城说”的集大成者。
许宏以倒叙的形式，从处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关键期，而学术观点又分歧严重、论辩激烈的秦汉都城入手，逐渐向前追溯至二里头时代，剖析自己对中国早期城郭形态的认识。每个时代的都城和重要文化遗址，伴随着一张张剖面图的直观展现，以及许宏深入浅出的分析，我们的思维城墙也逐渐拆移。如何解释考古遗址不见外郭城垣的现状？或许可以归因于考古中的偶然因素，例如遗址发掘尚不够全面深入；城墙也许可能由于冲蚀与战乱而被毁弃。但换种思路，更合理的解释是——本来就无城。
二里头是“大都无城”的肇始。这一阶段的少量城址一般出现于军事前沿地区，如荥阳大师姑城址等。新砦聚落这样较大型的遗址，则基本摒弃了龙山时代普遍筑城的传统，代之以环壕作为主流防御体系。殷墟遗址群的洹北“城墙”令人疑窦丛生，细缕分析的结果，排除了这一遗址属于已开始夯筑的城墙基槽的可能性，应该仍然将其看做壕沟。春秋则是“大都无城”的孑遗。田建文把晋都新城的布局概括为：无郭城。“品”字形宫城是晋公直接控制区，北、西、南有汾、浍河流经，唯有东面所筑“卿城”可起到一些郭的作用。秦都咸阳同样不见城郭，因其地域辽阔、气象开放，周边的离宫别馆构成了整个都城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得咸阳一直处于范围不断扩大的建设之中。在这段近千年的时间里，只有商代二里岗时期和战国是城郭并立的特殊时期。因期间军事局势高度紧张之需要。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里深入论述了夏商周三代都制，如果将之与“无城说”相互印证，算得上是一个侧面的理论支撑。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屡有迁徙，这是古史上的定论。如殷商都城有“前八后五”的说法，13个都城位居何处虽无定论，但迁徙是有规律的，张光直认为主要目的是追逐华北青铜资源，即铜矿与锡矿的分布。夏商周各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如此试想，都城原本迁移不定，城郭又有何大用呢？简化为壕沟或者篱笆荆棘便极有可能。因此许宏的设想亦有理论根由。张光直还说：“在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上，城市的初现是当做一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待的。”张先生更进一步说：“中国的最早的城市的特征，乃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青铜器作为至尊礼器，对青铜器的争夺是这三代政治斗争的一个中心命题，因此中国早期城市实质为获取政治权力的工具。这个看法同样一直隐含在许宏的考古研究之中。
从《何以中国》到《大都无城》
《史记》有言：“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逐鹿何以在中原？许宏在《何以中国》中借引美国冲突论代表人物卡内罗的限制学说，用资源集中与社会限制这两种因素来解释中原国家的兴起，显然这与前文所述的张光直的见解也是款曲暗通。怎样解读早期中国，特别是城市文明的起源？许宏在《何以中国》中所提及的“城邑分布有玄机”，此玄机即内涵，城市生活和它的实际，是被政治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动力与过程所决定的。
在今日中国境内，“中原”并非先朝文明迈步之区，凭借考古证据关于中国文明的探源，孙隆基在《新世界史》中曾形象地称仰韶乃中国新石器盛期的“中央时区”，龙山乃中国新石器晚期的“中央时区”，代表“中原”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地盘被夸大，其他遗址常常被归入其中、沦为卫星，而“夷夏东西说”死灰复燃，将中国古史舞台固定在中国华北，隐隐包涵华夷对立，更是累积这类成见的一隅之见。
就中国文明之起源，许多学者都有着独特的见解。苏秉琦《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中指出古代文化区系、条、块的观念，建议今日中国疆域之内，至少有六个地区文化。无论从考古学发现，或是从传统的民族系统，或是从中国各地的自然生态差异，苏秉琦此论在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可。我们可以由这六个地区的假设回溯，六区之内仍有不少个别具有特色的小区；往后看，黄河流域的文化终于融合为中原文化，而战国以后，南北文化的差异逐渐泯灭，为秦汉一统奠定基础。
梁启超先生曾指出，中原的中国经过秦汉一统，成为中国的中国；中国的中国经由与印度、日本等接触，成为亚洲的中国；近世以来，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与欧美竞争，而成为世界的中国。学者葛兆光在《宅兹中国》中指出：“从历史角度说，‘中国’在空间上是一个边界移动的‘中国’，从文化认同上说，‘中国’是一个边缘虽然有些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笔者认为，“中国”或“中原”词义的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关于中国文明之起源的争论，没有哪一种可以作为解释的定论。而在分析与考察中，每一个阶段的检验假如都能够借助各种考古事实，审查各种史料素材，方始有资格一点一滴地重建其中细节。
许宏在《何以中国》里说，方正的城圈追求中规中矩的布局，具有了表达宇宙观和显现政治秩序的意味。《大都无城》更加明确了城市规划与政治理念的关系。许宏说：“王都采用无城之邑的形制，其实正有使教命流布畅达的象征意义。”从“无城”到“有城”，尤其是秦汉之际都市发展的剧变，正是为了让皇帝的统治“受命于天”，井井有条的中国城市特征就从此一再被强调并被淋漓尽致地展示。
《何以中国》读后感(五)：既断裂又连续的早期文明
博客文章的集结，优点是通俗易懂好读，一个个故事，阅读难度低。缺点是观点和脉络不太明显。到底有没有夏代呢？反正现在还没有过硬的证据。
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教授在被问及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的看法时回答：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学者眼里，龙山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应当就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就那么大甚至还没那么大；但你如果问从事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学者，他会觉得只有像殷墟那样的社会才是国家，至少应是二里头那样的规格吧。每个人的看法，取决于他的经验、学术背景和立场。
日本学者黄川田修博士在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从二里头到春秋时代以王都为顶端的早期王朝社会统治结构的三个特点：
（一）“早期王朝”绝非单一的国家。它是由无数的诸侯国构成的“国家联盟”，应总称为“国家群”（state complex）。王室与各地诸侯均有自己的国家，而各地诸侯所统治的社会对于王室相对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二）各国家的聚落群都可见一定的阶层结构，即“大族邑—小族邑—属邑”，总体上构成“邑制国家”。
（三）早期王朝并非如战国时代出现的那样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社会。早期王朝在统御各诸侯之际，可用的政治手段以宗教仪式为主，而二里头文化期形成的“礼乐文化”在该仪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殷）、周以及传说中的夏，都是以礼乐作为纽带由邑制国家群组成的共同体”
一、陶寺遗址不是夏朝发源地
（一）面积大
陶寺都邑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城墙周长约7公里。 隔河相望的河南，此后要在中国文明史上大放异彩，这时也是城址林立，但与陶寺的气派相比则要小巫见大巫了。最大的登封王城岗城址30多万平方米，禹州瓦店遗址有两处围以环壕的区域，各为40多万和50多万平方米。其他城址的面积则大多仅有10余万甚至数万平方米。与中原相映生辉的山东，此时最大的城址面积也只有30多万平方米。
（二）阶级分化
已发掘的陶寺墓葬，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一处墓地已发掘的1300多座墓葬中，近90%是仅能容身、空无一物的小墓，10%左右的墓随葬几件乃至一二十件器物，而不足1%的大墓各有随葬品一二百件，包括各类重器。王者、高中低层贵族、平民、赤贫乃至非自由人，分化已相当严重。
尽管社会阶层分化严重，但各等级的墓又同处于一处墓地，并不见殷墟那样独立的王陵区。甚至，几乎所有居民都被囊括进一个大的城圈。这种“全民性”，使我们对陶寺社会的进化程度也无法作过高的估计。
（三）礼乐制度
提及陶寺，最令人瞩目的是贵族随葬品中显现出的“礼”——三代礼乐制度的雏形。这些“老礼儿”，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文明精髓所在。 礼制的核心是等级制度。与体现平等观念的原始习俗迥异的是，礼乐制度体现的是特权和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礼制即等级名分制度，用以确定上下、尊卑、亲疏、长幼之间的隶属服从关系。举行祭祀、朝聘、宴享等政治、宗教性活动的建筑物及使用的礼器，既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用以“明贵贱，辨等列”（《左传·成公二年》），区别贵族内部等级的标志物。 所以有学者提醒我们，很多人在自豪于“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时候都忘了，尊卑贵贱恰恰是中国古代“礼”的核心思想。
华夏礼制在龙山时代应已形成。与三代礼器群相比，陶寺礼器有些较显著的特点。
第一，这些礼器都不是用青铜来制作的。第二，是礼器组合种类齐全，还存在以量取胜的倾向，食器、酒器、乐器、兵器、工具都是成套出现，看不出“重酒好酒”的倾向。这也大大不同于后来二里头至殷墟王朝以酒器为主的“酒文化”礼器组合。
无论如何，陶寺和同时代其他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人群间明确的等级划分以及“前铜礼器”群的存在，说明在中原及其周边各地域社会中，作为早期复杂化社会建立新秩序的重要支柱，礼制已经初现于世。但各区域社会的“前铜礼器”各有特色，尚未形成跨地域的统一定制，表明各区域社会尚处于礼制形成的初期阶段。正是这些人类群团的持续竞争与交流影响，奠定了后来华夏礼乐文明的基础。
（四）起源于山西，成于山西之外
山西，太行和黄河之间这块山河控带、相对封闭的宝地上上演的一幕幕历史剧。 首先是陶寺。大范围吸纳，高度兴盛，但势力范围不出晋西南，甚至仅在临汾盆地，对外影响显然偏弱。真正对其礼乐内涵加以扬弃而发扬光大的，是在河之南、山之东的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文化这个王朝文明的系列。 到了西周时期，晋国继承周文化的衣钵，虽盛极一时，但势力仍不出河东山西。逮至三家分晋、战国诸雄争雄，韩、赵、魏的都城无不迁出山西，定都于外围的河之南、山之东，然后成就其跻身“七雄”的霸业。 后来，又有北魏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向洛阳的迁徙…… 任何历史剧，都是在地理这一大舞台上上演的。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上述历史现象：“起于河东山西，成于河山之外”。山西这方神奇的黄土地，成为一波一波华夏文明潮的策源地。
（五）最早的复合范铜器
在陶寺古国消亡一二百年后，坐落于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都邑，出现了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铸造这些腹腔中空的容器，与冷锻或铸造实心的小件工具、兵器或装饰品等在制作难度上不可同日而语。最难的是必须用复合范，也即两块以上的范，才能造出中空的器具。而如此复杂的造型，又决定了以往简单的石范无法完成铸造任务，灵活多变、易于把握的陶范应运而生。因此，以复合陶范铸造青铜礼乐器，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工艺。 由此可知，探索这项工艺的缘起，意义重大。但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的数十年间，考古学家还没有在二里头之前的龙山时代，发现一件完整的铜容器。而陶寺铜铃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它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
陶寺铜铃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发掘者和音乐史专家认为，陶寺铜铃的出现，“标志着构成中国三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可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六）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存在断裂，不是夏代的源头
在此前的一千余年间，中原周边地区各支文化异彩纷呈的发展曾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黄河上游仰韶文化大地湾类型、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海岱龙山文化等。但在陶寺文明消亡数百年前直至与陶寺大体同时，这些区域文化相继盛极而衰。此后的二里头—二里岗时代，中原周边地区还存在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岳石文化、湖熟文化、马桥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等考古学文化。这些后续文化与此前高度发展的当地文化之间缺少密切的承继关系，甚至显现出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停滞、低落甚至倒退的迹象。东亚大陆王朝兴起前后这种大范围的文化起伏现象，或可称为“连续中的‘断裂’”。 就这样，公元前二千纪之初，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龙山时代过去了。陶寺，则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时代的顶峰和绝响，同时也昭示了一个新纪元的到来。
二、禹州瓦店遗址（煤山文化中心）不是夏朝发源地
（一）嵩山北-王湾，嵩山南-煤山
到了大约公元前2400年以后的龙山时代晚期，中原腹地的考古学文化一般被称为“王湾三期文化”。几乎没有学者认为它是铁板一块。一般以嵩山为界，将山北山南有地域差别的文化又分为两大类型，称为“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或“王城岗类型”“郝家台类型”）。
有趣的是，这种考古学本位的、基于文化面貌的划分方案，恰好与中原腹地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的划分是一致的。人地关系，密不可分。 考古学家只能“由物见人”，最拿手的是通过日常使用的锅碗瓢盆分辨不同的人群（尤其是炊器）。一般认为嵩山南北这两个区域（或称汝颍区、郑洛区）人群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做饭的炊器：山北的王湾类型以深腹罐为主，同时有鬲；而山南的煤山类型则以鼎为主。中国远古文化以鼎鬲文化著称，大体上看，用鼎（三实足炊器）的人群居东南，用鬲（三空足炊器）的人群处西北，交汇处恰在中原。日后二里头文化中鼎、深腹罐、鬲兼有，到二里岗文化鼎鬲并存以鼎为重，显现出这两大板块融合交汇之势。
（二）瓦店遗址和王城岗遗址势均力敌，难以视之为王朝
颍河中上游谷地以海拔200米等高线为界，可以分为登封和禹州两个自然区域，河流落差在禹州地段急剧变缓。由上游的王城岗顺河而下就是地处中游的另一处大邑——禹州瓦店遗址，二者的直线距离约37.6公里。 从两个聚落群所处的自然环境看，登封盆地地势局促，水流落差大，可耕地范围相对狭小，但丰富的动植物和石料资源都处于聚落群的可控范围内。而禹州境内河道宽阔，地形呈半开放状态，可耕地相对较多。但与登封聚落群相比，某些资源尤其是日用石器的石料资源获取需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劳力，因此聚落群内外的交流都较密切，整个聚落群的发展趋于开放。
瓦店地处煤山类型分布区的中心位置，是目前发现的该类型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遗址。
从年代学研究成果看，王城岗和瓦店两个聚落的兴盛期大体一致，已如前述。总体上看，瓦店遗址的“级别”似乎不在王城岗之下，至少二者在社会集团中是同一个重量级的，其相互对峙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禹州也是一处盛产关于夏传说的地方。尽管把“禹都阳翟”、禹之子“夏启有钧台之享”落实到禹州一带的说法，最早见于2000多年之后的东汉时期，但仍不妨碍人们把瓦店遗址与“禹都阳翟”等联系起来的历史复原热情。只是禹从王城岗的“阳城”迁到了30多公里外的瓦店“阳翟”，真正建立起夏王朝的启也还在这一带盘桓，嵩山周围又是烽烟四起这么一个状况，已为考古发现所揭示。“各聚落群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和相互抗衡性，以及各种迹象所体现出的暴力冲突现象的存在，似乎表明当时的嵩山南北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秩序，以规范和协调各部族之间的行为。”这也正是我们认为王朝诞生传说地并无王朝气象的缘由之所在。
三、新砦类遗存有可能
在群雄竞起的龙山时代末期，曾经光灿一时的各区域文化先后走向衰败或停滞，与其后高度繁荣的二里头文化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反差。我们称其为中国早期文明“连续”发展过程中的“断裂”现象。我们注意到，这一“断裂”现象在嵩山周围虽也存在，但不甚明显，二里头文化恰恰是在这一地区孕育发展，最后以全新的面貌横空出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的。
（一）新砦是国家的曙光
身处这一演进过程中的新砦大邑及以其为代表的“新砦类遗存”，以及它们背后的新砦集团，无疑是解开二里头文化崛起之谜的一把钥匙。目前取得的共识包括：嵩山南北两大集团整合了，外来因素进来了，文化进一步杂交了，新砦开始独大了，“最早的中国”呼之欲出了。如果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和广域王权国家，那么新砦显然已是曙光初现。但是它的局限体现在：
1.时间跨度并不长，充其量约一百年，也许还要短。
2.分布范围也并不大，按新砦遗址发掘主持人赵春青博士的说法，“新砦类遗存”的分布以嵩山为中心，集中见于今郑州地区，似乎北不过黄河，南不过禹州
3.文化特征虽有一定的个性，但更让人感觉是龙山因素、二里头因素以及形形色色或多或少的外来因素的“杂拌”。
（二）新砦大型设防聚落的出现
在中国历史上，城址林立的时代一般也是群雄竞起、战乱频仍的时代，如龙山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而大凡存在有国势较强的广域王权国家或帝国、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设防都城的比例也相对减少，如夏商西周三代和秦汉时代。可以说，新砦大型设防聚落的出现，给数百年来中原地区城邑林立的争斗史画上了一个句号。新砦是战乱状态的终结者。
新砦与既往龙山城邑的聚落形态，差异立现。
1.在大河以南的中原腹地，10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还是首次登场。
2.它抛却了方正的城垣规制，而以并不规则的壕沟连通自然河道、冲沟形成防御体系
3.多重防御设施划分出的多重空间，一般被解读为“同一聚落内不同安全等级的空间区域”，居住在不同区域的“社会成员很可能分别具有不同的社会等级地位，聚落内部的分化较为明显”，当然也有可能“不同壕沟之间为聚落不同性质的功能区划。
（三）瓦店-新砦-二里头可能存在联系
1.嵩山南北文化由各自独立而走向整合。从龙山末期开始，煤山类型文化因素已开始陆续向北渗透甚至穿插在王湾类型的分布区中。“新砦类遗存”，正是煤山类型与王湾类型相互碰撞、整合的开始。吉林大学王立新教授认为，“由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文化阶段，伴随嵩山南北地区的两支考古学文化由南北对峙而走向整合，聚落形态亦由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布局演进到单中心、凝聚式的布局结构。这显然是统一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的结果”。
2.煤山类型在新砦-二里头中占据更重要的角色。二里头文化除了继承嵩山南北区域龙山文化的共有因素之外，承袭煤山类型的特征性因素相对也要多于王湾类型的因素。新砦聚落似乎也更多地继承了瓦店遗址（煤山文化核心）的文化因素。瓦店遗址发现的制作精美的觚、盉、杯等高规格酒礼器亦见于新砦遗址。以环壕为特色的瓦店聚落，或许就是新砦环壕聚落形态的最初来源？而迄今未发现城圈的二里头都邑也有壕沟存在的迹象，从中也可窥见二里头人和二里头国家缘起的若干轨迹？这都是饶有兴味的问题。简言之，瓦店、新砦、二里头集团，似乎有较密切的关联。
3.二里头文化是迁移来的。从仰韶时代到二里头时代，“中原腹地区域聚落群的发展重心逐步由洛河中游地区、颍河中上游地区等中原的‘边缘’区域转移到作为中原腹地中心的洛阳盆地”。的确，二里头都邑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发性，缺乏源自当地的聚落发展的基础，应当不是洛阳盆地龙山文化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
四、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
（一）二里头二期
公元前1700年左右，即考古学家所谓的“二里头二期”时，二里头迎来了她作为都邑的大建设、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遗存开始遍布现存300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显然，这是人口高速膨胀的证据。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全面铺开。
一大批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兴建于这一时期。在宫城南大门中轴线上，一座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庭院式宫殿拔地而起。这就是著名的1号宫殿。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和1万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凸现于东亚大陆的地平线上，史无前例，它的象征意义和历史地位都是可以想见的。 迄今为止，二里头宫城内共发现两组大型建筑基址。
公共空间的阙如，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指出：“不让看，也是中国传统城市建筑景观的一大特点……‘金銮宝殿’固然了不起，但看不见，它只属于同样看不见的皇帝，而不属于城市，不易转化为城市纪念物。”看来，这一传统至少可以上溯到二里头，甚至更早。
（二）二里头四期
郑州、偃师两座商城的早期和二里头末期具有“共时性”。对于偃师商城崛起于洛阳盆地二里头都邑近旁，时间上看又大体上“一兴一废”这一现象，一般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理论，解释为若非夏商更替，断无可能。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并未迅速而全面的衰败。在一般认为已实现了王朝更替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包括其晚段），这里的宫殿区仍在使用中，仍在兴建新的大型建筑工程，仍集中着大量的人口，存在着贵族群体和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它的繁荣程度并不逊色于第三期，在若干方面甚至较第三期有所发展。因此，从考古学的层面上看，这一阶段的二里头遗址仍属都邑性质的大型聚落。即便在其间发生了王朝更替的历史事件，也并未导致这一都邑迅速而全面的衰败。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二里头遗址，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遗址中罕见相当于二里岗下层文化晚段的遗存，表明二里头此时全面衰败，人烟稀少
王朝更替而文化不断，因而也更难以断代。在相关文化分期与谱系研究乃至文化归属问题上的种种歧见，也应主要归因于该地域文化发展上的渐进性或曰连续性。这一区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既以当地先行文化为主源，随时间的推移按惯性连续演进，又不断吸纳新的文化因素，形成各阶段的特色。尽管有族群甚至王朝的更替，但它们却没有像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样由于外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上的大断裂。这种连续性的特征，应是中国上古史上这一社会剧变时期人们共同体的分化与重组的真实写照。后世中国王朝更迭而文化内核大致不易，其渊源或可上溯至此期，也未可知。
无论伴随对金属等重要资源开发的扩张势头、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制造工艺，还是都邑的庞大化、宫室建筑的形制布局，在诸多的方面，至少二里头晚期到西周时代的中原王朝（或称早期国家、早期王朝），更多地显现出一种连续发展的态势。考古学文化的聚类分割或可能的王朝更替都没有导致这一总体趋势的断裂。
五、方正规矩、中轴对称的城址
作为中国人，我们可能对从二里头到明清紫禁城那方正严整的布局熟视无睹，但据说像中国这样在都邑设计上执着地追求方正规矩、中轴对称的古代文明，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少见的现象。这种绝对理性的平面布局，不难让人感受到规划者对秩序的追求。
（一）土城、水城和石城
从城垣建筑技术的角度看，黄河、长江流域星罗棋布的城址可以分为三大群。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夯土版筑城垣为主（黄淮河下游版筑与堆筑兼有），有的辅之以护城壕；二是长江流域，其特点是以宽壕为主，垣壕并重，城垣堆筑而成；三是以黄河河套地区为主的北方地区，为石砌城垣，一般依山而建。这三类城址，可分别称之为土城、水城和石城。
（二）早期因地制宜多为圆形和不规则形
各地区的城垣建造都是因地制宜，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如长江中下游多水乡泽国，宽大的壕沟和城垣显然具有行洪防涝的作用。而北方地区的石砌城址，则利用丘陵地带近山多石的条件，垒石成垣。这类城址自然多为圆形和不规则形。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城址也系堆筑而成，尽管也有形状略显方正者，但都是沿当地河流山势走向，以接近45°角者居多。
（三）龙山时代后的中原地区城址皆为矩形
中原地区最早的城址，是始建于公元前3300～前3200年的河南郑州西山遗址，时值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其平面不甚规则，略呈圆形。此后龙山时代的城址则基本上是（长）方形或接近（长）方形。“考虑到龙山时代之后，中原城址皆为矩形，而有明确边界的仰韶文化早期环壕聚落多为圆形，西山及以降几座史前城址的形制也许正好反映了中原聚落规划思想的转变。”
方正的城圈，当然首先与平展的地势和直线版筑的工艺有关。但方向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南北，追求中规中矩的布局，显然超出了防御的实用范畴，而似乎具有了表达宇宙观和显现政治秩序的意味。可知，影响古代中国建筑规划与社会政治思想的方正规矩、建中立极的理念，至少可以上溯到四千多年前的中原。而此后，方形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上的一个根本思想和原则。
这类方正城池的早期代表，可以举淮阳平粮台和新密古城寨为例。
淮阳平粮台：在所有已发现的方形城址中，淮阳平粮台是最规整的一个。南门中间的路土下铺设有陶排水管道，这应该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公共排水设施。
六、城址的兴废和人类的贪欲
上述城址的忽兴忽废，一般被解读为当时各聚落群背后的集团之间存在军事冲突。城址的存在时间都很短，与山东、长江中下游史前城址多长期沿用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映了各集团之间矛盾的激化和战争的频繁，表明这一时期社会处于急剧的动荡状态。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直接的论断，这是因为人的贪欲： 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中国社科院邵望平研究员一直认可“贪欲是文明社会形成的动力”的观点。她指出：贪欲使社会分裂，走向野蛮，最终面临全社会同归于尽的危险。社会发展只有动力不行，正如汽车，有发动机还要有方向盘和刹车，否则车毁人亡。而王权、国家就是贪欲的制衡器。“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恩格斯语），国家出现的进步意义在于，当氏族制度驾驭不了日益强大的野蛮、贪欲这一动力时，社会呼唤一个最硬的拳头，使社会得以有轴心地正常运转，走向秩序。国家应运而生。
七、以中原为中心的逐鹿
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至少可以上溯至距今5000年以前。
“逐鹿”行动至少在距今4400年以后约五百年的时间里，已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一）限制理论
卡内罗（Robert Leonard Carneiro）提出了限制学说。那些受到限制的环境，比如古代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墨西哥谷地、秘鲁的深山峡谷与海边小河流域。其共同特点是：宜居宜农的土地，被山峦、海洋或沙漠等所隔离，两者截然分隔开来。在那些地区，小村庄逐渐扩大，然后分化、扩展，最终导致较适宜种植的土地都被利用了，争夺土地的战争因而兴起，并且渐趋激烈。由于环境的限制，战败的村民无处可逃，或者基于利弊权衡，不愿逃走，故而屈服于战胜者，或者沦为附属纳贡者，或者整个村落被战胜者吞并。随着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较大政治实体的整合情况出现了。强大的酋邦征服弱小的酋邦，政治实体迅速扩大。最后，政治单位的复杂情况与权力集中情况都演进到一定的程度，国家也就随之产生了。
对限制理论的两个补充。
1. 资源集中论。在亚马孙河流域，宜居宜耕的土地几乎不受限制，河流沿岸为何却有酋邦兴起？卡内罗的回答是，那些地区资源十分集中，资源集中的地方也相当于环境受到限制的地方。亚马孙河的优越条件吸引周围的人们聚集在这里。故而，争夺沿岸土地的战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战败者为了不离开河流，往往屈服于战胜者，因而酋邦在此得以兴起。
2.中心区域集中论。在一个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对于居住于中心区域的人们来说，也可以产生一种相当于环境限制的效果。具体而言，处于中心区域的村庄，四周被其他村庄所包围，因而难以迁走以逃避攻击，只得加强力量来保卫自己。结果是，中心区域的村庄发展得比边缘区域的村庄规模要大，原因在于，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守方面，大的村庄都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激烈的战事也使得中心村庄的头人变得更加强大，他们也是战争首领，其影响力随着战事的增加而扩大。村庄与村庄之间攻防联盟的出现，也比周边地区的情况更为普遍
（二）中原文化走向强大的原因
为什么龙山时代的数百年，广袤的中原成了“逐鹿”的战场，并最终催生出了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
赵辉教授有提纲挈领的解读： 中原文化强盛起来的原因，也就是那些曾盛极一时的地方文明衰退消亡的原因。所谓中原，是天下居中、八方辐辏之地。在史前文明的丛体里，它是物流、情报、信息网络的中心。这个地理位置方便当地人广泛吸收各地文化的成败经验，体会出同异族打交道的策略心得，终至后来居上。……中原文化的强大主要依赖于政治、经验的成熟，而并不是因为它在经济实力上占有多么大的优势。反之，前一个时期的那些地方文明由于处在这个网络的边缘，信息来源狭隘，从而导致了它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社会运作方向的偏斜，最终在和中原文化的对峙中渐落下风，有的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原文化直接对峙就先行衰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