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季节》的影评10篇
《两个季节》是一部由赵珣执导，纪录片主演的一部中国大陆类型的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两个季节》影评(一)：两个季节 一种气候
《两个季节》所记录到的种种细节勾起我无数学生时代的记忆。经历了那么多次改革的中国教育并没有从一种糟糕变革到另一种糟糕。除了师生双方各自在无厘头上造诣更深之外，在本质上与十几年前相比并无二致。老师在学生面前的首要任务依然是树立不容置疑的权威；学生在老师面前首要的任务依然是揣摩对方的想法，因为最经济最高效的做法永远都是去说老师等待你说出的东西，尤其是在做检讨的时候；班主任们依然在学校里行使允许你吃什么和不允许你吃什么的权力，哪怕是出于营养学的善意立场；依然在行使没收学生个人物品的权力，哪怕是些不值钱的水货；依然在行使干涉学生服饰或发型的权力，哪怕它只是新潮却并不乖张；依然在鼓励同学间的互相揭发和互相监督，可能同样也是出于稳定高于一切的考量。老师们一边在办公室内批判着课本对学生思想的禁锢，一边自己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只是程度不同、只是不自觉而已。或许归根结底，教育是无法从整个文化背景从剥离出来单独探讨的，没有土壤的整体改良，一次次的改革也只是一遍遍地换新瓶去装旧酒罢了。
《两个季节》影评(二)：一个很好的ethnography
其实一直很期待看盘子的毕业作业《两个季节》，因为我开始看她的博客的时候大概就是她开始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她的拍摄日记，我是从最初的收集素材一直看到剪辑和最后完工的（事实上这个片子好像永远完不了工了一样）。其实我这人一向很欠缺文艺细胞，却经常看一个导演的博客，有可能这就证明她说的没有错。即使那些拍摄纪录片的术语我一句都看不懂，却能看明白她的拍摄手记，就像她也总说尽管我的理论她基本上看不懂，但是也总能看明白我那些一点都不正经的田野笔记一样。这可能是方法上的共通。真正开始期待这个片子还是去年春天的时候看到她写的关于中国的教育的一篇文章。当时我心想看来lin的很多关于教育的方法其实并非曲高和寡，恰恰相反，一个曾经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就很能认同，而且不但认同，还把这些说法都给拍成纪录片了。
昨天放映的时候盘子坐我边上，我用最高分贝的笑声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个片子的喜爱。放映结束以后的讨论会，我说这片子就是个出色的ethnography，而你就是个出色的ethnographer。
哦对了我也不能光顾着抒发自己的感情。《两个季节》是一部关于中国教育的纪录片，其实我更愿意说它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是在盘子以前任教的武汉某重点中学拍摄的，情节上来看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熟悉中国教育体制的人都知道这里没有一件是小事。算分数排名次，小孩闯祸找家长，成绩下降老师抓到办公室来谈心，还有一些家校关系。我不知道盘子在进入拍摄现场之前是怎样的想法。据她昨天跟我说，本来是想拍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的。我心想还好没拍成这种傻X电影。而现在出来的这个片子真的很温馨。它当然也有批判，但是看了以后让人觉得温暖，有希望。结尾是一群变声期的男孩子五音不全地在音乐课上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音效自然不及奥运开幕式上的小萝莉，但我在那个瞬间竟然就热泪盈眶，如果我的外国老师在身边的话，我会马上告诉他我们中国就是这样的，而我其实一直很喜欢这感觉。
后面的讨论会上我想给点comment，但发现自己的语言能力在这样强大的视听资料的比对之下真是显得非常贫乏。盘子一点都不避讳体制对于人的压迫，这个压迫是贯穿纪录片始末的，但我们看到这其中的每一个人，老师、孩子、教导主任、家长种种应对问题的策略。我当时信口胡诌出来一句，虽然体制压迫人，但是个体有反抗，这总结得差太远，听起来像Scott的weapon of the weak，但其实盘子的片子讲的不是那破玩意。盘子在回答观众问题的时候说，尽管大家都会觉得中学教育就是压抑人的个性，而我想告诉大家虽然整个体制都是压抑人的，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们都有自己的无奈。我想这总结其实差得也远。片子当中当然也是有些无奈的元素在里面的。比如叶老师那句“六等教师语数外，互相残杀死得快；七等教师班主任，死在班里没人问”。但我看到的更多的却是范老师在班上朗读那种“表达真情实感”的作文（一个孩子特别没逻辑又特别啰嗦地写了篇文章说自己过年最喜欢的就是压岁钱，范老师表扬说他平时从来都写不过三百字，但是这次写出真情实感来了，竟然超过了五百字）；看到的是叶老师“教训”学生的时候看到教导主任来了就让她快走，因为教导主任特别啰嗦；甚至教导主任这种所有中学里最讨人厌烦的角色在片子里都以一句“我不怕你因为我背后有无产阶级专政”弄得全场哄堂大笑。我想这笑声中绝大多数都是善意的，一个一辈子都一本正经勤勤恳恳的人，你看着这样的人会忍心说什么被CP洗脑之类的废话吗？
放映结束之后是讨论会，讨论到十点多才散场，而这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吃晚饭。我和盘子就在哈佛外面的马路上闲逛，说是找地方吃饭，其实都在找机会聊天。我就跟盘子解释我为什么要说她的片子像个ethnography。冲这点我就不同意讨论会上某个自以为高深的人的评论——你这个片子有什么用，外国人看了觉得很好奇，而中国人对这些情况都是了解的，你这个片子对于教育体制改革会有什么作用呢？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一个傻X问题。ethnography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只有满足西方人好奇心的作用，但实际上你把好的ethnography拿给中国人来看，他们也会惊讶的——啊？原来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没错嘛，我们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我和那个傻X观众的观点正好相反，我倒觉得这片子主要就是给中国人看的，当然外国人也该好好看看，他们要反思一下自己教育中的很多问题，但明显我们现在没到做老师的位置，所以主要还是给自己看。
国内那些一提基础教育就说限制了孩子发展自由的所谓教育专家，那些起草charter想着要把中学政治课改为“普世价值”教育课程的精英知识分子们，他们真正了解中学的教育吗？或许他们真就觉得自己看问题特别高深特别独立自主特别有洞见，所以是不是真正了解情况都无所谓。也或许这片子即使给这群人看了也没太大用处。没准他们会把教导主任那句“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意识形态灌输和压迫。以前我在想这些人究竟是没水平还是长了坏心眼，现在觉得他们纯粹就是没常识且缺乏幽默感。
一个好的ethnography不仅仅是讯息，更是讯息的组合与编排，导演（ethnographer）是要给大家讲故事并且讲自己的道理的。拍纪录片比写ethnography更困难的地方在于，ethnographer可以直接说道理，而纪录片导演不能在走完一段情节之后在下面加一行字幕，说“这就说明中国的教育并非威权式的灌输的这当然机制很复杂……”。
其实我当初踏上社会学这条贼船，从的就是视角主义的路数。当中几经波折，来来回回好几次，最后还是觉得只有视角主义的路数最对我的胃口。社会学家没有什么了不起呀，无非就是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再说说清楚罢了。而力量就在于“把事情说清楚”，因为事情从来就不清楚，而大家都想说的时候，争夺的其实是对这个世界解释的权力。社会学家当然不是说要把自己看问题的视角强加在每一个人头上，但他得知道这世界上得保持多种多样的声音。无论是社会学研究还是纪录片，其实就是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representation。我想我和盘子都很讨厌现如今台面上些时髦的自由主义者对于教育的观点。我们不能害怕别人说我们在维护体制就不敢说话，真有什么想法，还一定得说出来。
我说盘子是个好的ethnographer，判断的标准就是我能在这个片子里很清楚地看到她的存在。从她编排剪辑故事的方式，我时时刻刻能够体会到她的意图。比如有一段描写两个打架的孩子的家长到了学校以后互相吵架，范老师和两个孩子都在边上。在他们吵架的时候，范老师就把两个孩子给支开了，声音当然要比吵架的要轻，论语言当然要是吵架的那一边更出彩，但字幕给的是范老师的话而不是那两个家长的话。盘子想衬托谁想批评谁，意图是很明显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ethnographer应有的真诚。而不是刻意装得很客观，摆了个“只据事实录使善恶自现”的款儿，其实在那给观众催眠呢。而另一方面呢，盘子又留了足够的空间给观众作自己的判断和诠释，这又是一个好的ethnographer才能做出来的事情。就像前天说的，Dora的优点就在于Freud一点都不避讳自己的专横，从而表现出他的不专横。
我在讨论会的时候说，这片子的优点就是温暖，有力量。好些人看不明白这个。盘子跟我说某些人看了以后就会说，你怎么不批判呢？纪录片就是要揭露社会黑暗面啊，知识分子要有这种情怀啊，要尖锐啊。我听了以后就特别想笑，因为我也跟好多这种人吵过，弄到最后都懒得搭理他们了。我一点都不想跟别人争论我这人是不是有知识分子的情怀，就像做过两年老师的盘子应该也会不屑于跟别人炫耀自己对于中学教育体制的种种问题有多么深刻的认识。正因为如此，盘子告诉我说，她可以轻而易举把这片子弄得非常尖锐，但这尖锐是肤浅而廉价的。我心说绝对如此，就像我可以轻而易举写个ethnography说中国城市基层的选举有多荒谬，自上而下推的那个都是假民主，估计外国人还特别喜欢看。（其实外国人可能也不是真的喜欢看，这么傻X的东西谁要看，他们才聪明着呢。问题就是他们需要有学者来写“中国假民主”的文章，不断地帮助他们再生产已经很压迫人的符号暴力，说到底还是个权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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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走出放映厅以后，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ethnography特殊案例中体现出来的普遍性。我跟盘子说，如果拍摄对象不是六中的范老师叶老师，而换成某居委会的王书记李主任，其实效果全然会一样的。而作为社会学家，我们需要的就是理论的表达，最终还要把这所谓的普遍性用抽象概念给叙述出来。普遍与特殊真是有意思的话题。盘子的电影的宣传单上面的解说词是一个社会学的学生给写的，劈头一句就说是“一所非典型的中学”。盘子说她很喜欢这个描述，而我的回答是，能够想到用“非典型”这样的词，一定是受过一点社会学训练的。
我记得盘子以前在blog上写过一篇文章，大概意思是说这片子出来今天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她把自己的不自信贯穿到了整个片子的制作过程中。那天她又对我说了这样的话。我完全能够理解她的想法，因为我也是个极其不自信的人。维舟总说他不是很自信，因为不能确定自己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因而讨厌某些具有威权性格的自由主义者。而我的不自信甚至要比他更为彻底一些，因为就连在讨厌“威权型的自由主义者”这点上，我都不是很自信，生怕自己讨厌错了。看到这部《两个季节》，多少让我对自己不自信的性格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稍微有了一点自信。因为知识分子本来就是讲究多怀疑的，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几乎就是知识分子必须要做的功课。这几乎成了我区别知识分子与布道者、政客、社会活动家的一个形式标准。这两天我也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看有些学者就是不惯，问题恐怕不在于某些个具体的观点，而是他们那种不肯多做挣扎的态度，不禁让我怀疑他们今天的高声疾呼无非是在给人催眠。
盘子对这个事情会说，我喜欢“绕着圈的看问题”。说得一本正经点，就是不断变换视角来看问题，细密转折地对多重意义涵咏体味。这本是社会学家的看家本事，当初喜欢学社会学也就是因为这个。越往后越受规矩的束缚，反而容易把这看家本事给忘掉了。最近好像觉得自己又扳过来了，开始认同自己本科二年级时候的很多想法和做法。三年级去了香港之后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觉得自己最初是走了弯路甚至入了歧途，现在想来倒是当初那种弯路和歧途的判断很有些武断。
纪录片拍摄的伦理问题似乎还没有全然形成制度化的讨论，我不知道这点在美国是怎样的情况。如果就社会学研究的情况来看，每个学校都有IRB（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每次进入田野之前都得跟他们汇报计划备好案，麻烦的事情好多。把伦理的事情全然交由一个未必有能力的组织进行判断，从而使大多数个体都能在某个层面上摆脱伦理的困惑，也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盘子做这个片子基本上是遵守“知情同意”原则的，最后没有在更广的范围里推这个片子，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片子当中的一个小孩出现频率太高而且形象比较负面，那么起码得等他长大一点之后讨论讨论再说。期间还谈到了最近被捧得很热的《请投我一票》，回来看了一下确实摆拍的痕迹非常严重。这个导演为了向公众宣传自己并不高明的对于民主的见解而编排一群小孩出演了这样一场闹剧，实在是既缺乏对于观众的尊重，又没有起码的道德底线。
而这么一个大烂片这两天还就在美国连着放好几场呢。盘子放映之后的讨论会结束之后有个老师私下里说，因为“他们喜欢点负面的东西，而你这个不够负面”，顿时觉得这事情还真有点意思来着。我想成天受IRB一类组织纠缠的美国人不会看不出这片子有极其严重的伦理问题，成天念叨民主自由理论的他们也不会看不出作者表达见解的逻辑有多生硬多肤浅，然而他们还是“喜欢”放映这样负面的片子，而不是盘子那种温暖的片子。
唔，背后又是权力呀。我们的温暖和力量弄到最后没准就自己小圈子里温暖了。当然该温暖还是得温暖一下的。这大概也是我们对抗符号暴力的一种形式。而我们又必须对抗，不然的话就全然被《请投我一票》之类的烂片子给吞没了。
《两个季节》影评(三)：教育变好了，时代却更坏了
想批判教育体制？
请先指出一条更好的路！
所谓体制的好坏，无非是与社会结构的契合程度——好和坏，没有那么明确的区分。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的特色的文化教育。现在的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重应试轻素质、教材僵化授课方式僵化等等等等，但我已经看到了太多的改善，参照物就是10年前的我自己。
总是积圭步以致千里，汇细流以致江海的，量变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生质变，不是么？
就像季节的变化也不是迅速转变的一样，总是慢慢的、渐渐的，需要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确是进步了，我们正在进步着！
看着片中的这些初中生，当我和他们年纪相当年级相当的时候，我没有他们这么聪明，这么灵活，也没有他们这么多的能动性。
他们——出任何事都有老师、父母沟通着管教
当年的我——老师从不和我的家长谈及我的成长问题，尽管我的父母和老师校长都是亲戚邻居。这导致我成人后很有问题。可是他们不重视，以偏概全地认为只要成绩过得去性格彪悍一些也不是坏事。
当然我只是个案。
可是片中的孩子们老师们也是个案。
个案与个案相比，已经太让我羡慕了。
我眼中的教育，进步了。
而时代坏了。
大家都觉得，时代坏了，坏透了。
《两个季节》影评(四)：如果都耐心一点就会变得很温暖 赵珣《两个季节》
这个系列基本是之前发表在现象网的采访或观后感。希望或多或少给后来看片儿的大家提供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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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两个季节》在天津影迷幼儿园放映，片中不断的笑声是因为片中的场景都太熟悉了，但除了不管是苦涩还是甜蜜的反正是温暖的回忆，赵导把我们领入了一个思考的空间。曾有网友这样评论“经历了那么多次改革的中国教育并没有从一种糟糕变革到另一种糟糕。除了师生双方各自在无厘头上造诣更深之外，在本质上与十几年前相比并无二致。老师在学生面前的首要任务依然是树立不容置疑的权威；学生在老师面前首要的任务依然是揣摩对方的想法，因为最经济最高效的做法永远都是去说老师等待你说出的东西，尤其是在做检讨的时候；班主任们依然在学校里行使允许你吃什么和不允许你吃什么的权力，哪怕是出于营养学的善意立场；依然在行使没收学生个人物品的权力，哪怕是些不值钱的水货；依然在行使干涉学生服饰或发型的权力，哪怕它只是新潮却并不乖张；依然在鼓励同学间的互相揭发和互相监督，可能同样也是出于稳定高于一切的考量。老师们一边在办公室内批判着课本对学生思想的禁锢，一边自己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只是程度不同、只是不自觉而已。或许归根结底，教育是无法从整个文化背景从剥离出来单独探讨的，没有土壤的整体改良，一次次的改革也只是一遍遍地换新瓶去装旧酒罢了。”这些都是真实的，不能回避的，当然更加有建设性的思考也一定还会继续的。
赵导说，如果老师、家长都改变自己一点点，就能够影响别人，就会变得温暖一些。赵导说沟通和交流、阻碍和隔膜，以及片中折射出的个体人格与时代特征，才是她关注的重心。
而我也想说，哪怕我们知道人微言轻的自己根本不能去推动历史发生大的转折，哪怕我们的认知能力还受制于人的局限性，那么也应该抓住身边哪怕再微弱不过的机会，写出一篇文，谱出一首歌，哪怕说出一句话，都比摇摇头再叹叹气有力量的多。
此外，在谈到独立影片的困境时，赵导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非常有效的传播方式，也就是一些小规模放映，然后就是电影节，电影节还有一个时效性，再过一段时间这个片子很可能就湮灭掉了。没有放映场所，就不可能做全国性的铺开，而且纪录片没有一个从一开始的立项，到最后的宣传、发行这样一个体系，没有一个发行公司去理顺这些事情，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没有发行渠道。这也是大部分人都面临的一些困境，可能有一部分导演会有其他的一些解决方式，比如现象工作室做的一些发行；比如周浩导演的某些片子部分素材卖给电视台，由电视台进行转播；比如像张以庆导演，一开始就是拿电视台的投资，做的是一个电视台项目式的东西，它不在一个固定栏目播出，所以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纪录片，电视台给他一个播出渠道和发行渠道。但是像这种情况，国内数得出，不会超过五个导演。所以只是个别导演有渠道，大多数导演无渠道。
她说，我当然是希望有一个产业链，希望这些是环环相扣的，也希望有人去做一些推进的工作，其实也有人在做，比如这种放映一场接一场在做，都很好，但反过来说力量确实都很小。而作为导演来讲，一定要出作品，不能因为力量小、没有发行，就放弃不做了。因为这个东西第一因为好玩，拍纪录片确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你在发现生活，你也在反省自己，其实每个人只要有个小DV都可以去做。第二是就是说如果中国独立制作的纪录片还要发展，甚至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再是非要冠以“独立”这种名号，而是可以真正进入到艺术运线，进入到商业领域，那样也存在独立制作的模式，就肯定要坚持做。
以下是访谈：
记者：您是如何很好的融入到被拍摄者中去的？怎么让学生们适应摄像机的存在？
赵珣：首先是老师这边，他们之前大多是我的同事，对于我也没有什么戒备感。我从来离开学校到第一次回去也只隔了半年，给他们的感觉可能就是一个同事调走了半年，然后又回来了。我跟他们交代的也很清楚，会怎么拍，会怎么放。
学生这边是我自己教的那一批学生已经毕业了，这是一批全新的学生。我确定拍摄后，就是从这批小孩第一天进校开始，机器就一直在场，虽然在那以后我不一定每天都在，但第一天我是在的，就是尽量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可能就觉得这个人是应该在的，时间久了也就没有感觉了，就接纳我了。而且我也跟他们说我的身份是电影学院的，我是要拍一个纪录片，纪录片会是什么东西，这些也都没有隐瞒。而他们一旦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就会信任我了，再接近他们就很容易了。还有的学生很可爱，他们就回家上网查什么是纪录片，回来就和我说查到说纪录片和电视台的节目是不一样的。
课堂上的镜头基本上是固定的机位，当时校长跟我说不要太影响教学，他不希望我在教室里面走，所以我的机位相对来说是固定的，来回走动也会影响学生们的视线。
这个片子里也没有任何的偷拍，没有出现过我不在场而机器在场、开机的情况，都是我拿着180的机器一直拍，全部是以这种情况出现的。
记者：您曾说过“我觉得纪录片是一个要平等看生活的途径，是细节的累积中看到生活的面目，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目光。”在这里您强调的是一种拍摄与被拍摄者的平等关系。那么您如何看待那种本身就带有对抗性的纪录片？或者说如果以后拍摄对象就是一些不能与您拥有一种平等关系的个人或是群体的时候，您会怎么处理呢？
赵珣：我觉得我不会去拍非常对抗性的东西，我不太习惯于那种方式，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温暖的方式。现在来讲最近未来的计划，还是不会去拍那种对抗性的题材。
记者：您又为什么会选择了这样的题材呢？在构思上有什么考虑？
赵珣：电影学院的毕业作品,尤其是纪录片，有一个要求就是制作周期的问题，必须稳妥。这个题材在当时的稳妥性和可靠性上来讲都是最好的一个。我自己当时因为种种个人原因，并不是太想回去拍，但是当时我的导师和我说你一定要回去拍这个，因为这个很可能你会做得最好。我在这个地方教了两年中学，平时也会跟他讲我当是教书是什么样的，包括我考研复试的时候，就是讲了一个我教书的故事。他觉得我讲的还挺好，他说很想再往下听，他就很想看看像这样的事情都会怎么处理。如果他想听的话，这会是观众们最直觉的一个判断。所以这个片子就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个片子我能不能完成，这个没有问题。第二就是这个片子的可看性。这几个方面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就选择回去了。
整体构思上，我主要是想拍一个办公室的空间，我想拍其他空间的片子特别多，像《高三》就是拍教室空间，因为我熟悉办公室空间，但是观众并不太熟悉，我就想把大家没有看到过的这一面展示一下。
片子的结构上又是以大量的小事件为主，这个也是一开始就这样计划的，虽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基于我对环境的熟悉，我就知道肯定会有事。
再有就是我一开始就想把片子做的好看一点，因为我觉得太多纪录片实在太闷了，太是状态了，太深沉了，而我就想做的欢快一点。
记者：您为什么放弃了教师的工作去考电影学院？在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上您经历了两次身份转换，在这两次身份转化后，您对教师的身份增加了什么认识？
赵珣：我一开始就觉得影像会成为我自己的一个创作工具。对于我来说，考电影学院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电影学院我是一直想考。
我上初中时，生活空间开始在全国播放，我每天中午回家吃饭，吃饭时就打开电视，那时候的东方时空分好几块，前面的那块刚刚放完，正好是生活空间开始。我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看十几分钟，这样的话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就被一个现在看来做得很不错的一个纪录片栏目占据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栏目太有意思了，首先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影像反映出来。而且当时也还敢说，这拍的不好，那拍的不好，要是我拍这个人物会怎么拍。当时我妈妈还说这是中央电视台做的，你别胡说八道。后来有一年年终请了一些专家去说这个节目，说的话就跟我差不太多，我妈妈就觉得你好像是可以干这个事，我自己也觉得有了一个自信，所以就一直在等待机会。
但是99年我碰到了一件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就是导演系不招生，当年招的是高职，没有办法我就放弃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没办法说服家里人去等明年，而且事实上第二年2000年还是没有招生，就是一直没有招本科班。之后我从华中师大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是在湖北电影制片厂做编导，写一些文案，也还是给一些专题片做，干的时间不长，断断续续干了半年。这种地方厂其实也不太能够保证发工资，所以我必须要找一个首先能养家糊口的工作，就去教中学了。但是去了学校以后，会受不了那个环境，同事很好，学生也很好，但是偏偏还是会有很多东西受不了。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出来算了，出来以后的第一选择还是会想到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那就是电影学院，而且就考上了。念了之后就没有想到又教了书，但是环境不一样了。以前我喜欢的东西，比如老师对学生的态度，比如学生给我的反馈，这些东西都还是一样的。但是我不喜欢的那些东西没有了，比如体制的限制，比如我无法自主的教学，必须要跟从教学大纲之类的问题，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我还是很喜欢教育的，我还是觉得我当老师挺好的。
没有体制的限制更多的是我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比如电影学院不会限制我教什么电影，也不会限制我怎么教这个电影。虽然大的方向是有的，但是在中学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必须教教材，这个东西很要命，你还知道这个教材、这个规范并不好，自己没有任何条件去改善它。到了电影学院就不一样了，我知道我能够改善一些东西，起码能够改善自己，在中学是连改善自己的机会都没有。
记者：那您中学时代是不是一个好学生？
赵珣：我不知道算不算好学生，我的成绩还可以，也是班干部，但我是班干部里最不听话的，我会经常带头挑事，让全班跟班主任作对什么的，班主任也没法撤我。
记者：您喜欢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导演，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是在中学时期么？
赵珣：有很多是在中学接触的，也有一部分是到电影学院以后接触的，基本上还是在我整个受教育的经历里面接触的。
记者：那您觉得中学的教材怎么样？学生能通过语文教材体会到文学的魅力么？
赵珣：中学的教材肯定是有问题的，很严重的问题。当然也没法细说了，各科都有各科的问题。
记者：那电影学院的学习经历给您带了了什么？
赵珣：电影学院还是会提供一个更专业的训练，我觉得这个专业训练是很有价值的，比如这个片子在观看性上我自己的问题很多，不好的问题都是我自己的，如果真的有好的东西那就是电影学院给我的，电影学院是教会我怎么用影像表达，怎么用影像叙事，这些都来自于学院给我的规范训练，我很感谢这种教育经历。
记者：之前您曾经说，这部片子并没有放进去您自己过多的观点，只是一个呈现。那您在拍片之前也是这样一个初衷么？
赵珣：对，我确定是这样的。
我觉得有很多好的纪录片事实上很深刻的刻画了一个人，描摹了一个事件，但是我为什么没把片子形成那样的风貌，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考虑，我觉得不要太自信，不敢太自信。我现在还不到三十，我的阅历就是一直在学校，经历也很简单，就是当老师、当学生，并没有更广泛地接触社会，这个环境是很封闭的，这个封闭的环境可能会让我很单纯，但另一方面很可怕的就是我有可能很偏执。我当学生的时候把教育想得很简单，我就觉得老师们都是错的，家长们也都是错的，我很委屈。那个时候我如果拍片子很可能一言蔽之。而后来我当老师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很暴躁的说了一句话，我说这些小孩怎么这样，然后突然回想起来自己当年说的那句话。所以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经历、阅历、年龄都不足以解释中国教育是怎么一回事，以现在的自己，想把中国教育的问题捋清楚，毫无可能。那么在我毫无可能把这么复杂的一件事情捋清楚的情况下，就不要去捋，去轻易做，可能我以后会有这样的认知水平。我很怕这个片子会偏执，简单偏执地做一个片子很容易，去批判体制，去说我们的体制太过分了，或者说我们的这一代的中国家长很可能都有问题，或者说中国老师没有教育水平。如果抱定了这种思维去找个案的时候，是很好找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你还有良心，你会知道它是个案，甚至是个别人身上的个别体现，他不是天天这样的。那我就决不能这么去做。所以我宁愿先呈现，那么复杂的一个动态的东西，它和文化、经济、传统等等都有关的时候，我就先不解释了。
我可以做八个小时的片子，那样我就可以去深究其中的某些问题。但我如果在一部两个小时的片子去深究，那么这很可能就偏颇了。而且教育的问题可能只是一面，当我有能力去展现更多元的时候，我先去展现，不要在一个问题上深究。因为我本人没资格深究，解释不了它。其实这个资格也不是说和年龄、身份、职权有关系，最终可能还是和自我思考的能力有关系，就是能不能真的可以把这个事情想明白。我自己是到毕业之后还没有想明白，而且我很怕去装明白。
记者：您是否满意现在完成的这部片子，达到您预期的效果了么？
赵珣：我觉得没有达到吧，整合度还可以更好一点，现在还是太碎了，还是因为我缺乏设计。我理想的效果是，虽然还是这些很小的事件，但是还可以在集中一些，剪得更精一些，现在这个版本还是有点糙，也是因为临毕业就没有时间做了。
记者：这个片子的笑点很多。
赵珣：这个也没有想到，其实我拍的时候我都是特别严肃的在拍，但后来它呈现在剪辑台上的时候，以这种观看角度再看时就会觉得这事真可笑。可能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这个片子会是一个笑点很多的片子。
但是对于这个片子我还是有一个自信就是大家在现场都会看得很高兴，挺high的。不过回去以后如果还有人愿意再仔细想一想，就不一定还能还高兴得起来。这是我希望达到的，而且现在看来也是能够达到的。有人还是会愿意想，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看的时候不能让观众不高兴，在观影的时候我还是追求让人愉悦一些。
记者：那您希望大家在观影后能够思考的那些就是在这部片子里暂时没有表达出来的您的观点？
赵珣：其实我表达了，我是做多边的关系，老师、学生、家长，校方、体制，这些多变的关系。我是想自己不管处于这多边中间线的哪一边，哪怕就是一个旁观者，我会想在我的位置上我能做什么，就可以了。比如有些家长看完之后会觉得我不能再和我的孩子这样交流，比如有的老师看完之后会觉得其实可以再耐心一点，我觉得就可以了。我也不要求观众对这个片子有一个整体的评价，他只要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让片子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点点影响，尤其是长辈对自己的孩子的处理方式，我就觉得完全心满意足。
记者：这个片子有发行计划么？
赵珣：发行这一块现在是香港采风还没有完全开始做，这个发行可能只能针对海外或教育界，跟常规的商业发行还是不一样的，他是只卖给图书馆，只能用他们的设备在图书馆现场观看。我就可以保证这个片子不散拨了，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公开放映。
因为拍未成年人的题材，我是要保护他们的。如果拍成年人的话我可以和他们签合同，而且不涉及这么多人物的话，签完合同我就可以卖，我并不是一个不卖片的导演。
而且现在也并没有渠道去做，没有一个哪怕是只在卖这个片子的方面给我们做经纪人的人，要签的公司可能都是说我只给你卖，从中提成，这没有意义。
我希望看到的是，如果有人愿意推中国纪录片，他可以帮导演解决从前期到后期，哪怕只是一个阶段，比如片子成型以后的字幕，比如片子在发行前还要再修一遍，比如片中人物去和他谈合同的问题。现在没有人做这个，我也没有精力在这上面耗费多长时间。
我是会坚持拍纪录片，但是我不坚决拍纪录片。
记者：下一步有什么拍片计划？
赵珣：先好好工作吧，现在在学院有纪录片课程，毕竟我也是年轻老师，刚开始做。而且纪录片的题材不能够急，可能等到了就等到了，明年有拍片的计划。
我祖籍是在天津宁河，所以下一部片子应该会在天津宁河拍。天津城区的人会觉得宁河挺遥远的，我回老家也很少，但是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96年祖父去世，临终前很坚定地说骨灰一定要回家，父母送葬回来。其实我爸爸都出生在武汉，我也出生在武汉，我一直都说我是武汉人，很多拍摄也都集中在武汉，但是那时当我发现自己的祖父一定要求把自己的骨灰送回来，自己再到回家看到老家的人，突然会有血脉联系的感觉，看到祖父的坟在那个地方，长满了草，一下子就拉近了感情，会感觉我和这个土地很有关系，而且这个土地又发生过那么多动荡的事情，户口本上的那个籍贯突然就有意义了，突然间就接了地气，回了家的感觉。
所以下一个片子其实会像一个家族史，视角可能会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我的一个堂姐，她的母亲在唐山大地震中去世了，她的小姑到武汉，后来也是因为一个意外事件去世了，她去武汉也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又折回来，宁愿选择一个农村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她真的是三十多岁，还不到四十的这一代中国新的农村妇女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她们很明白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了，她们不再封闭，她们的生活其实是走得出去的，但是她们退回来是因为自己还想坚守一些东西，这里面有很多生活的无奈，但同时还有希望，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很好，希望一个能够苦尽甘来的时刻。我在上一次回家开始审视这个事件的时候，会发现天津这样一个直辖市的农村还是那么苦，非常苦，而我没办法再去想象那些我没有去过的农村会是一种什么状况，所以我就一直想做这件事。她到武汉的那段时间是我童年最美好的一段回忆，我很喜欢她，所以可能下一部片子可能会带有更多个人的情感，家族的情感，来刻画这一个人。
而《两个季节》这个片子的后续只能是我长期跟，我现在也依然在长期跟，我会跟片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有一个比较密切的联系，一旦我觉得他目前的状态跟他在片中的状态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又是能够说明很多问题的，我很可能马上就跟上，但是现在距离整个片子的完成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暂时还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记者：这个片名为什么是《两个季节》？
赵珣：当时有一个做当代艺术的朋友，看了故事素材和部分成片以后，说要不就叫《两个季节》吧，因为他正好看见有冬天和夏天的素材，片子也是从冬天拍到夏天。我想师生之间，包括家长和孩子之间也的确像两个季节，看起来隔阂很多，但他们之间是有轮回的，这些孩子以后也会是家长，我们也曾经都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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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5日 天津影迷幼儿园放映：http://site.douban.com/theaterjo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