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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戏》的观后感10篇

2018-04-05 20:50:01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村戏》的观后感10篇

  《村戏》是一部由郑大圣执导,李志兵 / 梁春柱 / 王春明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电影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观众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村戏》观后感(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无辜

  2017 年的华语电影,必定绕不开一部《村戏》,这部改编自作家大山小说的电影,精巧融合了《村戏》《花生》《九亩半》3 篇故事来讲述那段很少有人有电影触及到的岁月,将镜头对准中国农村土地,其美学价值历史意义在当今这个导演都在谈 IP 的时代更具意义。

  这其实和导演郑大圣的经历有关,电影世家的他一向偏爱历史题材,前作《王勃之死》、《天津闲人》等均取材自历史,他曾在过去的采访中表示原因有二,一则自己作为历史故事爱好者偏爱宏达历史题材中的小人物命运;二则因为历史题材更容易表达对于现实看法创作空间自由。同样,在《村戏》这个片子中我们依然可以看见导演对于「私人历史」题材的偏爱与高级表达手段追求

  名为《村戏》,却在电影结束,观众也未曾看到那台名为《打金枝》的戏,反而借由排戏而铺层开来的九亩半分地戏中戏,抽丝剥茧地呈现在历史进程中的个人命运的浮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太行山褶皱处的小村庄,面对即将执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村支书、奎疯子、路老鹤为代表村民形成三方势力在「争夺」甜头九亩半,而随着「老戏骨」路老鹤带头排练《打金枝》戏份的开展,故事由排戏慢慢转至奎疯子的疯癫原因的追问——王奎生失手打死自己偷吃花生的女儿悲痛的他却不得已为了全村人领上救济粮,被村民塑造成「大义灭亲」的英雄模范。在这场荒诞中,王奎生见证了村民「集体意识」的「利用」女儿的屈死达到目的,终于也一步步走向自己的疯癫。从此以后,花生成为奎疯子的念想与迈不过的坎,也成为这出戏里的极其重要意象

  看完这个片子,我想大多数人都能够感觉到其中深刻的魔幻现实感,而这离不开导演自我的影像风格审美与电影匠心:

  用黑白影像呈现主线剧情,回忆部分则通过后期处理保留高饱和度的红与绿两色,对于这样的处理是由于黑白两色所带来的距离感刚好与故事背景一致,郑大圣说,「黑白影像天生有一种距离感,和肉眼的五彩世界一样,是一种有意味的距离,而且黑白有天生的语言感和历史感」。而那让调色师与观众都感觉不舒服」的红绿,则是他印象中对于那个年代的全部色彩记忆

  声音蒙太奇的处理,刻意放大剥花生的声效犹如子弹壳落地;去榨油坊抢花生时候的枪零弹雨的声效,既是为了呈现奎疯子陷入自我臆想的状态,也从侧面表达出他所想要保护女儿、与村民抗争渴望与爱。

  主观镜头的多应用,比如王奎生在讲台上读表彰信的犹豫与纠结、棺材视角仰拍的他涂黑女儿脸的悲愤与无奈,都让不以悲悯态度而塑造的疯子角色更显其命运的悲惨

  ……

  走寻 9 个县找到的民营的戏班子,并将取景地设置于演员真实故乡;时代符号大字报是层层叠叠涂上的还原;停工半年而真正种了 9 亩花生地;《钟馗打鬼》与抹黑女儿脸的剧情呼应,甚至谐音都一样的「奎」的设定伟人头像下端坐的乡村长老、村支书与墙上的毛泽东画像光影……不仅在许多细枝末节地方也留下了很多可解读的意象,也让我们看到导演为了呈现出属于中国那个特殊时期平凡乡村所付出的的坚持认真

  影片中,最令人感到难过而无法言语的不是奎疯子,而是其儿子树满一角。因为父亲的疯癫而饱受村民歧视的他敏感偏执,同样是属于被集体「抛弃」的异类,但与父亲独自躲在九亩半的「自我放逐」不同的是,树满则在集体中寻同那无意识的「认可与接纳」,哪怕代价是用枪指着父亲并鸣枪示警、围捕父亲送往精神病院时的「卖力」……得到村民称赞的他成了所谓的正常人,却也无意中走上了父亲奎疯子曾经的那条路。时光流逝人物已换,命运的轮回却依然显示其强大与不可抗争的悲剧感。

  这是一个关于土地、关于一群依赖土地生存的人的故事,但围绕着村戏排练而展开的人生大戏,却让时隔多年、并未经历那个年代的我们依然产生共鸣,他所探讨的集体主义与个人命运的话题,从来都不曾淡出过人类历史。正如导演所言,「我只是想着,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在这个故事里头借着七八十年代,或者因为七八十年代彰显得更鲜明刺激,但大概来讲,一个集群和个体的关系大抵如此。」

  看完《村戏》,我想我们不能说,很多时候由「集体」酿成的善良的恶是某个人的错,可能在集体中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无辜的人,毕竟「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而作为观众的我们,至少不假装没有存在过就好。

  《村戏》观后感(二):《村戏》:“似非而是”的伤痕电影

  每个人都是清醒的。 每个人都是疯子。

  编者按:虽未正式院线上映,仅凭点映和众筹,《村戏》就收获了大量口碑,无数文青趋之若鹜。当不少人通过这个电影反思了当下的时代与前三十年,作者却通过电影看到了作为诸众的“我们”。本文无褒贬电影之意,却通过电影丰富了对自己、对观众或曰看客、以及六十年来时代精神变迁理解

  《村戏》可以说是最近口碑比较好的独立电影了。虽然对《村戏》的报道很零星,但没有骂战、没有争论,呈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是一致的好评:“这样的电影太可贵了!”、“震撼哭了”、“2018年最不能错过的电影” 、“庆幸中国还有这样的导演”等等。然而,《村戏》真如大部分文章中说得那么好吗?

一个新旧秩序更替时的农村故事

  (重要提醒:前方有严重剧透)

  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开始取代以公社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的、计划性的农业体制。中国河北省小官庄村也卷入了这场农业改革大潮,影片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以“戏曲”为线索描述了“分地”的过程

  县领导吩咐村支书过年要安排一场“老戏”,之所以叫“老戏”,是因为这种戏不是样板戏,在“文革”期间是不能上演的。村支书准备在老戏表演结束后宣布分地的结果。村民们听到了风声,都希望自家能分到更多、更好的农地,为此展开了勾心斗角的斗争。而村里的一个疯子王奎生(主角之一)拥有离水渠很近的九亩半地,这块地属于集体、种着花生、由疯子看管,是村民们眼中的肥地,都希望据为己有

  王奎生发疯的原因,导演以他的记忆来呈现:他年轻时作为民兵连长看管集体财产花生地,却发现了女儿彩云偷吃花生,为了让女儿把花生吐出来,不小心把她呛死了。女儿死于偶然,奎生痛心不已。但是村支书和村民为了吃到上面拨下来的救济粮,把这个死于偶然的故事包装成为一个集体财产管理者大公无私、大义灭亲的故事,并让奎生在大会上宣讲。最终,被村民利用和出卖的奎生痛心疾首又无处发泄,在巨大道德困境中疯掉。这一段影像有了本片中唯一的彩色:绿的衣服植物红色的红旗和五角星,而人脸依然是黑白的。

  80年代,农村改革启动,疯子奎生的九亩半肥地被村民觊觎,但他依然忠诚守护他眼中的集体财产,不让别人接近。他因此被自己的儿子树满嫌弃,被编排老戏的老鹤算计,最后终于被村民们送去精神病院,而村民们也终于分到了那块肥地。在去精神病院的路上,飘着大雪,只有老鹤的女儿、树满的女朋友小芬陪着他,而他也终于念出了那句喃喃不清的话:彩云,回来,我给你洗脸。影片结束。

王奎生在车上准备被送去精神病院 图片来源:搜狐

  纵观整个影片,导演想描述的就是一个普通人是如何在“极端”的年代变疯的故事以及在“正常”的年代如何被舍弃的故事。

疯狂与清醒

  这是一部充满隐喻的电影。疯子王奎生、样板戏旋律的笛声、拿着枪指着自己父亲的树满、奎生红绿色的记忆、印在围墙上的大字标语、马恩列斯毛的画像、算计利益的老鹤,这些充满了历史感的能指,似乎都连接着背后的所指。或许这不是导演有意为之,而是因为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代,面临着符号系统迭代的现实:老的符号系统失效,新的符号系统生成。而我们今天被新的符号所包围,老的符号因此形成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让我们分外敏感。

  而其中的主角——疯子王奎生,就是集体社会的隐喻,象征着那个看上去矛盾的、颜色单调的、一切以集体为原则的社会(至少电影中是如此呈现的),而他的故事也就是,那个集体社会是如何从正常到“疯掉”、再被改革开放舍弃的一个缩影。

  从微观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疯子如何被规训的故事,于是我们看到福柯描述的那套行之有效方法:构造精神病院,把疯子和正常人区别开来。但是王奎生并没有得真正的精神病,他有清醒的意识,所以也不是德勒兹意义上的“自由的人”。他不是被自己的无意识支配的,他没有随心所欲。相反,他也被权力装置所控制,他一直在纠结自己女儿的死,囿于内心巨大的挣扎之中:女儿的死和村里集体的利益怎么平衡?他无法得到解释,无法处理集体福祉与个人幸福的关系,所以他疯掉了。他是一个可怜牺牲品。

  我们可以注意到影片中的两个父与子对峙的细节

在埋葬女儿之后,年轻的奎生把枪给了还是小朋友的树满,希望他杀死自己,树满没有接过枪,然后奎生疯了; 在树满长大后,因为作为疯子的儿子而被大家所嘲笑,此时的他知道父亲是他的阿喀琉斯之踵,所以他对着父亲的头顶上方开了一枪,完成了象征性的弑父,然后奎生清醒了树满朝父亲开枪过后 图片来源:豆瓣

  奎生被象征性地阉割之后,他清醒了,但是他已经回不去原来的村庄了:因为他拥有巨大的财产——那九亩半肥沃的田地,成为集体秩序崩解时刻村民要争夺的东西。所以,奎生必须依然是疯的,这样才可以把他送走,这样才可以满足村民瓜分九亩半的私欲。一如曾经逼他用女儿之死换来了村民的救济粮:他被村民二次出卖。所以村民在历史中(改革前和改革后)都以一种实用主义的形象出现:为了他们的私欲,一种化身为集体利益的私欲。为了满足集体的私欲,却牺牲掉奎生个人的幸福、清醒与家庭。

  在导演的视野中,奎生是个人与集体矛盾的牺牲品。他忍受着心中的痛苦,但是却以疯狂的形式出现在村民的眼中,甚至“被”发疯。村民于是成为了一种暴力装置。我们不禁思考:村民为何如此暴力?这种暴力装置的起源是要诉诸于传统文化,还是要诉诸于极端的制度?要解决这种暴力是要进行彻底的“换血”,还是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新启蒙”的思想框架了。

  当然,以上的分析都是基于导演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影像。导演想让我们看到奎生与村民、制度之间的关系,他描述了一个在不同制度里被同一拨人出卖的悲惨的人。

感性的怜悯

  看完电影,大部分人都对疯子王奎生是同情的。因为奎生并不是真疯,他只是“失心疯”,一个清醒的疯子,他因为丧失了语言能力而无法言说自己,只能被他人定义。这种哑巴吃黄连的故事是让观众容易生出恻隐之心的。

  并且,他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两次牺牲的,这种大公无私的和“被”大公无私的行为是让人动容的。尤其是他最后没有一个好下场,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老鹤谋划送走,是十分可怜的。

  很多观众都对他感到同情,很多人甚至落下了伤心泪水,有位观众在看完后描述自己“如鲠在喉”。观众们好像在呼吁:我们可以让奎生留在村里啊,因为他其实很正常,他没有疯,只要好治疗,就会好起来的,等他完全正常了之后,肯定也会答应合理分地的要求的。

  这就是观众们为奎生设计的生存策略:精神正常化和财产私有化。正常化就是可以融入那个私欲膨胀的山村,私有化就是把集体的土地变成责任联产承包的土地——不然奎生就得被送走。可以说,正常化和私有化就是观众们思考范式和意识形态,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们与村民是共谋的,只不过观众们比村民们多了对奎生的同情,不像村民做的那么绝。但是奎生要留下来就得变得正常,并答应分地的要求。观众即村民,村民即观众。

  这种关系在一个特殊的镜头中彻底地呈现出来了:王奎生直视了镜头,并对着镜头做了“嘘!”的动作。当王奎生在这个镜头中直接和观众交流,观众也成了电影的一部分,并不超然于电影之外。导演通过这个镜头暗示,观众们也加入了疯狂与清醒的辩证法。到底谁疯狂,到底谁清醒?这个问题不能通过影片本身来回答,因为观众也是电影的局中人,只能通过彻底的反思来回答。

王奎生和观众交流 图片来源:豆瓣

  奎生当然没有被留下来,村民没有给他机会。被扭送走的时候,王奎生清晰地向支书喊道:“支书!守住花生!”如果我们承认守护集体财产的民兵连长奎生是那个集体性质的共和国的象征的话,历史上它也真实地被“告别”了。因此,奎生必须被送走,改革开放才能继续,正如对改革前社会的否定正是改革开放赋予自身合法性的策略。

  观众对奎生的同情只是一种情感性的怜悯,一种道德伦理上的错位引起的不适。虽然情感意义上我们可以对奎生同情,但是真理层面上他的疯狂状态是无法被接纳的。也就是说,虽然很多人对共和国走过的前三十年历史可以持同情的态度,但是这也仅仅是一种情感上认同,而不是从真理的层面和必要性的层面去认同,而这种情感性的认同本质上也是对那段历史的否定。

“似非而是”的伤痕电影

  这部电影看上去不像一部伤痕电影,不是如同《活着》一样对历史中的悲惨事实的呈现,而是提供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叙事:疯狂和清醒的辩证,到底谁疯狂?到底谁清醒?王奎生是疯狂的吗?但是他有清醒的意识,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了自己;村民们是清醒的吗?但是他们合谋算计王奎生,做出了践踏奎生权利的疯狂行径。

  在清醒和疯狂之间,奎生开辟了一个反思空间,疯狂与清醒需要观众自己的反思去回答,而不是通过影片就得到一个方便的答案。用戴锦华的话说,导演不是以“我知道”的方式,而是以“想知道”的方式去拍电影。这是《村戏》超越《活着》的地方,它设置了一个开放性的答案。

  另外,我们对王奎生有一种情感性的怜悯,好像他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人。他是善良的、大公无私的、忠于职守的,而村民们则是伪善的、自私的、实用主义的。对奎生的怜悯就近似于对集体社会的怀念。导演把观众引导到怜悯的情绪上,已经很可贵了。所以乍一看,电影是在同情那个象征着已经被告别的共和国的王奎生,在为它说话和发声。

  但是上文已经说过,情感性的怜悯不意味着真理性的认同,而这其实是对那段历史的否定。这种否定还体现于王奎生第一次被逼疯的情节中:他疯于集体生产的年代,导演通过王奎生发疯这件事对那段历史实践提出了疑问。但是后来奎生第二次“被”疯狂,说明导演对改革后的历史也存留疑问。导演在复杂的历史之中,是以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出现的。

  所以,《村戏》本质上还是伤痕电影,并且是双重的伤痕。这一伤痕特质在封棺时达到顶峰,镜头随着他的记忆回到了多年前女儿盖棺的时刻:奎生把一手黑煤灰抹在了死去的女儿脸上,涕泪交加地说:彩云,别投胎回来了!

封棺时刻 图片来源:豆瓣

  而更重要的是,影片中没有呈现出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农民——这个为共和国的存续提供合法性论述的关键群体,在影片中被呈现为一种暴力装置,一种为了私欲而不惜牺牲他人幸福的乌合之众,一种黑暗的群体动力学。他们没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只是为了私人利益奔波的工具。导演通过对群众的否定,实际上也模糊了共和国存在的基础。

  所以更紧迫的问题提出了:如何呈现中国农村,如何想象中国农民?《村戏》无疑是把这个两个问题简单化了。即使导演找了非职业演员、用方言来讲故事、场景建设逼真于历史,但最终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还原,而做不到本真性的呈现。这可能也是影片用了诸多浅焦镜头的原因,看不清道不明。福柯认为历史也有透视法,近大远小,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导演才觉得看不清这段离今天并不遥远的历史,那是一个庞然大物,让他千头万绪,所以不得不采用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叙述。但是历史虚无主义不是归宿,它只是后革命时代的幽灵。

  作者:水坑路

  编辑:林深 默默然

  美编:黄山

  《村戏》观后感(三):村民有错麽?不见得

  看完后,第一想法是有些人真坏,也有一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理解。都会在说,谁谁做错了,那个时代不好。诚然如此麽?我说不清,只能说不见得。如果说主人公,在当今这个社会,会不会依然无形中伤害自己的孩子,这一点是肯定的,只是没有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凸显的那么露骨,顶多的结果是主人公在当今有很大的可能性不会被逼疯。那那个时代的村民有错麽?换做你我在那个吃不好,穿不暖的时代,我们做的会比那些村民好到哪里麽。不知道他人怎样,我自认为做不到。首恶算不上的话,摇旗呐喊多有我的一份功劳的。大家只是想多有点吃的,多有点穿的,乌合之众,所需仅此而已,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那,那个时代有错麽?当初想着发展解放生产力,赶超发达国家,以及肃清一些不正思想的方针,在某些方面走了样。这种功过,好与评说麽。

  时代,人物,情境,纠缠到一块儿,才会有所善和美的流露,有悲欢离合的情境吧,单举一二,实难,实难。。。

  《村戏》观后感(四):郑大圣:当事到临头、利益切身,我们谁都不是圣贤

  3月19日晚,导演郑大圣做客“大象点映直播间”,和大象点映(微信号:elemeet)百城首映礼的观众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在线交流,聊《村戏》的创作故事,和选择在大象点映做众筹点映的意义,并透露下阶段的创作方向。

一、谈小说改编:根据贾大山小说做延伸式的想象和改编

  问:《村戏》作为小说改编电影,受到了原著的何种影响?

  郑大圣:其实这个片子从筹备之前改编之初,我最朴素的初衷就是受到小说文字的感染,受到文学力量的感召。贾大山的小说写的简短、白描、朴素,没有写出来的部分比写出来的部分要深厚的多,这是一个非常深厚的留白。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贾大山小说精品集》翻一翻,每一个故事都很短,看起来一点也不累,你很快就能把这个故事看完,但是隔几天以后你会想着又去看看,再翻一遍它也还是很清淡的,很平易的,貌似什么也没发生,貌似什么也没写。但是过两天你想想好像他又写了很多很多。像这种以少许胜多许的写法是很难的、很高级的。我们的改编和拍摄试图沿着他写出来的部分尽量地去延伸想象他没写出来的部分。

  问:通常电影中有偏执狂、精神失常这样的角色设定的都会有很明显的指向性可以让观众一眼就看到底。起初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不设定奎疯子这样的人物呢?就是全村人都是看似正常的,这样的设定拍起来戏剧性会被减弱,不知道导演对这种主角设定有什么想法吗?

  郑大圣:在12稿剧本之前,我们做过8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梗概。在这些方向完全不同、结构完全不同、用意也完全不同的故事里头,我们的男主人公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有装疯的,有没疯的,有半疯的,但是我们觉得都不对。当我们尽可能设身处地去感受男主人公时,我们觉得他只可能变疯。发生那样的事情,身处那样的一个境地,如果他还是个人的话,他只可能变疯。如果他还能够维持一个哪怕是貌似的正常,那他也太忍心了,他真的不能算个人了。

二、谈拍摄困难:所有筹备时以为的困难都异常顺利,但...

  问: 拍摄期间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郑大圣:我们分为冬天、夏天两季拍摄,所有我们筹备的时候以为的困难其实都异常的顺利。我们担心过找不到合适的场景,因为现在35年、40年过去了,太难找到还保留当时风貌的村庄,但是在井陉一个县内,我们很轻易的在相距不远的三四个村庄找到了我们所有的场景。我们曾经担心找不到那么既朴素生动,又极具表演天赋的非职业演员,但是我们在井陉也找到了。

  但是在拍完冬天的32天戏份以后,也就是1980年代初的那个部分,接下来将要拍的是十天的夏天戏份,也就是1970年代初的那段闪回的部分之间,有半年多时间我跟制片人是异常的焦虑,因为我们遇到了一开始完全没想到的最困难的问题,就是那九亩花生地的问题。

  照常理,花生应该是在夏收之后夏种,然后在秋天的时候结果。但是因为我们有拍摄周期的要求,不能够耗过整整一年,我们必须逆季节自己种植九亩花生。所以我们是在清明以后下的种。当时老乡都觉得匪夷所思,清明以后下种在太行山区那么冷的地方,很可能是要被冻坏、被冻死,根本长不出来的。

  我们从县上农科站请了种植技术的专家来指导我们如何逆季节把这九亩花生给种出来,我们用了地膜技术,我们请了八户老庄稼把式,很资深的八个大爷帮我们照顾这九亩花生。因为花生其实特别费人力,它的这个施肥浇水都是点铸法,它一簇一簇苗得用勺一株一株的去喂,锄草也完全像战斗。

  所以专家教给我们的锄草程序和手法,完全就像是兵书。所以我们在等花生的那半年间,我们的制片人非常紧张,每天都要关注河北太行山里面我们那九亩地的长势。我们请八个大爷轮流值班去料理那片庄稼,今天谁值班谁就给我们发微信图片。然后你可以想象在漫长的几个月里,那片地毫无动静。即便天气转暖了,我们那片地还是见不着动静,就是根本就长不出来的样子,我跟制片人非常担心,这个是最揪心最困难的一节。

  问:据说制片人朱斌老师在拍完《村戏》之后成了花生种植专家?

  郑大圣:我们制片人朱斌老师非但成了起码半个花生种植专家,事实上朱老师的心态就跟老地主是一样的,“我们的苗怎么在地底下还没露头呢”,露头了以后一开始特别高兴,跟我说“导演,花生长出来了”,紧接着又开始焦虑,“它不会只长这一点点吧?它能不能再长大一点啊”,特别像个老地主。

三、谈演员表演: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民间艺术家

  问:导演,我觉得您选的演员演的太好了。看过一些您的采访才知道他们都是非职业演员,我觉得演的太真实了!

  郑大圣:我们所有的成人演员都来自于井陉县的一个民营戏班子,他们是唱山西梆子的,也就是晋剧。我们的男主角李志兵是这个剧团里头的丑角,他在台上主要演滑稽角色。他最受当地老乡喜闻乐见的舞台形象是《哪吒闹海》里的龟丞相,他自己研究出来的一种可以随意扭动他的脖子、步伐很逗逼的“乌龟步”。在戏里他演那样的角色,但生活中他是一个很平静的人。

  我们的演员确实特别棒,拍戏的每一天他们都能带来惊喜。我跟摄影、录音、灯光每天看着监视器的时候,越看越喜欢,同时在心里暗暗称奇,他们确实特别天才,虽然名不见经传,但都是了不起的民间艺术家。

  问:看完电影,我感觉奎疯子并没有疯,他只是不愿意再用世俗的态度去面对那个时代下的人,他只有用这种疯癫的状态才能将村民逼远,才能去保护他的九亩半,才能真正的遵从自己的内心,导演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郑大圣:疯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变疯的呢?这就得说到我们的制片人朱斌老师,他替我们男主角在石家庄请到了一个非常资深的精神病专家来做我们的顾问。首先我们制片人是带着我们的剧本去请我们的精神病专家顾问做诊断。我们的顾问看完剧本以后诊断我们的虚构人物男主角,说你们的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间歇式精神分裂症患者。

  怎么间歇,怎么分裂的呢?那就是他在糟糠和抑郁两级之间没有过渡,而且很难辨别是因为受了什么样的刺激,在一个什么拐点忽然蹦到了另外一级。我们的专家告诉我们,精神病患者心理结构的崩溃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在某一个特定的一点,一下子就转成了那个病态,而是他心里的阴影裂缝其实早就存在,裂缝逐渐加深加大,变成了一个潜在的沟壑,而表面上未必就能看得出来。所以我们不知道在某几个瞬间,因为哪几根稻草,他轰然倒塌和崩溃。

  我们男主角疯子犀利的眼神其实不是臆想的,是我们制片人带着我们男主角反复走访精神病防治中心,贴身观察得来的。而且是医师提示我们的,就是精神病患者的眼神与正常人有很大的不同。

四、谈《打金枝》和《钟馗打鬼》:村民们因为利益呈现出来的众生相比戏曲更精彩

  问:请问导演选《打金枝》的用意是什么?

  郑大圣:《打金枝》在传统的戏里是特别典型的一个中国戏,它其实是一个最理想化的中国家庭伦理大戏。因为郭子仪是再造大唐王朝的英雄,是在安史之乱当中匡复天下的一个联军司令,所以他个人的功名是最辉煌的。民间传说他有七子八女,儿子们娶媳妇都很成功,生孙子也都很成功,闺女们嫁得也都很成功。这是最成功的一个家庭,中国人的人之常情里头认为最理想最圆满的人生,就是《打金枝》,特别有代表性。

  我们的演员们和他们的路德晋剧团,他们常年在乡间演出的时候,乡民们最愿意点的,尤其是在过大年过春节期间,最受欢迎的剧目就是《打金枝》,那也是他们剧团的看家戏。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因为他们的特性,也因为在民间受欢迎如此之高的程度,选了《打金枝》。

  问:为什么最后那出《打金枝》还是没有演出来呢?

  郑大圣:我想,在《村戏》这个片子里头,最热闹的、最有趣的、最不堪的戏,其实是这些村民他们自己的各种情状,他们为了利益展现出来的众生相,这利益不光有田地,还有婚嫁,还有跟以前事情的各种纠结,不论是已经忘掉还是假装忘掉,大家都默契的不提及。所有这些沟沟坎坎、苟且、争夺、博弈,这本身就是一出极其热闹的戏。

  他们排演的《打金枝》是给领导们看的,是为了讨好领导使得他们村庄能争取到分地的机会的戏,这就远不如他们自己更有戏剧性。所以在我们的片子里面,一直在排演的那出《打金枝》并没有正式上演在画面里,我们只是在片尾字幕升轨的时候有一段非常彷徨、非常热烈、非常激扬的一段乐曲,那个就是《打金枝》的序曲。所以我们是在升轨上让《打金枝》在片尾的时候演了一下,但是在画面里并没有演,因为他们本身比《打金枝》好看多了。

  问:电影中路老鹤最后那出《钟馗打鬼》有什么特别含义么?

  郑大圣:《钟馗打鬼》这出戏在北方的乡间过年的时候是特别被追捧的,乡间会请戏班子全副装扮的扮上钟馗的戏,到村庄的每一户人家,进院子、屋子跳钟馗,要走过村里最重要的道路,也要在水井前跳钟馗,这其实是一个民间祭祀的遗风。人们相信钟馗镇邪,镇压妖怪,驱除瘟疫,会给这个村庄每一个人带来吉祥,小孩茁壮成长,老人家长命百岁。这是民间很流行、传承了很多年的礼俗。

  除此之外,钟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极度冤屈的形象,然后变成了一个很愤怒的鬼,而且成了鬼雄,这个戏曲传说里的人物跟我们男主角之间在命运上会有一些照应,所以我们有一个长镜头是男主角在老鹤的鼓点之下跳钟馗。

五、谈色彩蒙太奇:这是我对那个年代的视觉残留

  问:请问大圣导演,颜色的选取时是怎么考虑的呢?为什么选取这几种颜色,以及是先确定了黑白,再确定红绿,还是相反的过程?以及两种颜色的切换的逻辑是什么?

  郑大圣:最早从做故事大纲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这将是一部黑白的电影,所以是先定的黑白。一直到做后期的后半场,才决定在闪回的部分要单色抽取红和绿。红和绿只是出于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在我刚开始记事的时候,正好是1970年代初,我能记得最鲜明的颜色在当时就是军装的绿和旗帜标语的红,这是我的视觉残留。同时在画面快速的闪入闪出这样的结构当中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一眼就能辨别的视觉标识,而这种单色抽取出来的红和绿就很显眼,在快速剪接里用红绿做标识很好用,所以就做了这样一个处理。

  其实我们对红和绿的饱和度,并没有做过渡的渲染或者是加强甚至是变形,我们只是尽量地还原到了当时1970年代初这种红和这种绿真实的色调,我们是比对着60年代末70年代初,尤其是1968年我出生那一年,《人民画报》的封面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都是这样的颜色,我们是比对着《人民画报》做的色标。

六、谈脸上抹黑的细节:这是北方偏远村庄的小迷信

  问:疯子为什么要往地里撒花生?

  郑大圣:对于男主角奎疯子而言,他的女儿永远活在这个地里。他是看得见小孩的精灵的,这片地对他来说就是女儿,他得守着它。他女儿意外的死亡,其实是因为小孩儿肚子里没食,肚子里没油水,饿呀,他得喂饱她。

  问:彩云盖棺时奎疯子把孩子的脸抹黑有什么说法吗?盖棺时奎疯子说彩云别回来了和抹黑脸有关系吗?

  郑大圣:在北方乡间很偏僻的地方,北方的乡间会有这样的民间的风俗:小孩的夭折如果是因为不吉利的原因,比如说瘟疫,或者是不体面的原因,比如说像小贼小偷意外的夭折,家人会不希望他再投胎找回本家,这时就会用脸上抹上锅灰来阻挡他的投胎,阻挡他的轮回。北方很多偏远的地区有这样的小迷信。

  问:最后奎生在车上说想让闺女回来,是纯粹的想念,还是他意识到新的时代要来了,也许有好日子了,所以想闺女投胎回来?

  郑大圣:1970年代初,在女儿下葬的时候他对着棺材里女儿的小尸体说“别再投胎回来了“,等经历了十几年这么多的事情,尤其是分地的风波之后,他在进精神病院的路上说“女儿回来,爸爸给你洗脸”。这一前一后,我跟编剧讨论,跟演员揣摩,一直在体会,我们觉得都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的原因使得他这么说的,这背后有很复合的主客观的各种情境,才让他说了这么简单的两句话。

七、谈片中角色选择:当事到临头、利益切身,我们谁都不是圣贤

  问:宣传语说,没有一个坏人。但路老鹤难道不算坏人嘛?尤其是最后对奎生的刺激?

  郑大圣:我想这个村庄里所有的人,没人想做坏人的,谁也不会存心去害别人,更多数的情况就像我们自己,是被裹在人群里的,人群走向哪儿,我们也都走向哪儿。在这个跟着大家走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尽量地争取到自己的利益,世事大抵如此。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戏里头其实并没有坏人。只不过事到临头、利益切身的时候,我们都没法要求自己变成圣贤。谁也不是圣贤。

村长(左)和老鹤(右)

  问:导演你能不能结合当下的文化政治环境,谈一下您对村支书这个角色的看法,他的很多做法似乎很代表了民意,也处理的很不错。

  郑大圣:支书这个角色很为难,恐怕是这群人里头最为难的。他不光是领导,他还是家长,他还是路老鹤和疯子的朋友。而且在乡间社会,一个封闭的熟人社会,谁跟谁都沾亲带故,我们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很可能他跟那三个小孩,从辈份上、亲缘上可能都是亲戚。所以这么些身份叠合在一起支书很难为,咱们不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我们应该能体会他是一个非常难为的人。

  问:谢谢导演,90后也很喜欢《村戏》。因为现实生活中好多路老鹤一样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个像小芬一样可贵的人,保持自己的善良。您对此怎么看?

  郑大圣:如果我们碰到剧中人类似的情境我们会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办?我们希望自己怎么办?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只能这么办?如果看完《村戏》这个片子,大家免不得情不自禁会问自己这些个问题的话,那是这个片子的幸运,也是作为导演我的幸运,这个片子就不算白拍。

  《村戏》这个故事设置在1980年代初,以及回溯到更早,1970年代初,所以离现在也已经有一个不小的时间差距,但其实这个隔代也没有那么远。一些亲历过那个年代的年长一些的,比我年长十多岁的观众看完跟我说很真实,觉得有很直接的让他们刺激起回忆来。比如当我的高中语文老师跟我说,你是很真实,但是也只是揭示了那个年代小小的一角,这个是我很感触的。

  我也碰到过更年轻的观众,在某一次放映后交流当中,有90后的观众说,那个年代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片子里的人和人的关系,一群人跟一个另类的个体的关系,特别像我们公司,紧接着有一个00后的观众说,发生在我祖父祖母那一代人这样匪夷所思的故事我不清楚,但是这个片子里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和我们班级一样。我听他们俩这么说,我很难以描摹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他们能够看懂,而且很耐心地看完,作为导演我当然非常高兴。但是以他们这么年轻的岁数,他们会觉得故事里的情形跟他们的工作环境,或者是班级里的处境是一样的,我也会感到悲哀。

八、谈音效设计:想要戏曲当中锣鼓点的那种节奏感

  问:我对奎疯子听花生榨油联想到战争画面的那一段印象深刻,请问这一段的灵感来自何处?

  郑大圣:在疯子的臆想当中,这一村人都是他的敌对方,因为他们经常到花生地私下里去偷拿花生,在疯子的认知里头,这片地当然是生产队的是公家的,怎么可以私自去拿呢?所以他们都是敌人。对于一个曾经很荣耀地当上过民兵连长的疯子而言,他的时间永远就停在了当年的那个点上,而那是70年代初的时候,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时候,是全国人民准备核战争爆发的时候。

  问:大圣,能否简单谈谈本片的音响设计?做得太棒了!

  郑大圣:我们的音响设计也确实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功夫。从前期录音到后期的编辑制作,跟影像处理在同样的一个方向。我们想把日常的生活情境处理得更有剧场感。所以我们利用了很多生活中现场实录的音效、动效,到后期的时候通过加料、重新编排、人工合成,做出我们想要的声效,主要是让它组合为一种类似于戏曲当中锣鼓点的那种节奏、节拍和配比加入到拍摄之中。

九、谈片中标语和符号:没有任何象征意味,只是视觉还原

  问:导演好,很想知道电影中村子里的相关年代标语、马恩列斯毛的头像都是美工作品或购买的,还是确有历史遗留?有没有有趣的故事能与我们分享?我个人感觉这类符号在视觉上稍微有点儿多。

  郑大圣:村庄墙壁窑洞里的那些标语、画像是我们的美术部门花了很大的力气,按照当时那个时代背景的真实情况,很用心地在村庄里头复原的,并没有刻意加强什么。其实这些画像、标语、板报,并不是任何有象征意味的符号,那都是基本的一个视觉的还原。以当时铺天盖地的密集度,其实跟现在商业广告的视觉轰炸、无孔不入的密集度是很相似的。有大量的历史照片做了我们还原场景的依据,我们只比当时的老照片要轻简。

十、谈版本:现在上映的版本就是最终剪辑版本,也是我自己认可的版本

  问:现在我们看到的版本是最终您自己满意的剪辑版本吗?还是有所删减的?

  郑大圣:现在放映的版本就是最终版本,这是我们自己认可、审查机关也认可的版本,所以我们没有其他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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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谈公映:乐意通过大象点映找到“对电影有好奇心,对现实处境有问号”的观众

  问:导演,请问《村戏》会在什么时候公映呢?

  郑大圣:现在《村戏》是由大象点映,以召集点映的方式面向观众,我们试图找到合适这个片子的观众。因为如实的说,《村戏》这样的一个非商业类型、没有明星、甚至也没有职业演员的一个农村题材的黑白片,它并不适合于所有的观众,它对观众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特别愿意用大象点映的方式去找到对电影有要求的观众。

  大象点映的这种精准推送模式对我们《村戏》是最合适的方式,它帮我们找到对的观众,找到那些对电影有好奇心和期许,对现实处境有问号的观众。感谢大家关注《村戏》!任何一部影片只因观者才有了生命。很幸运,《村戏》能找到这样的观众!

十二、谈下阶段创作计划:有意尝试迷你网剧

  问:您下一部作品自己期待做什么题材?

  郑大圣:我现在正在准备剧集的方案,还在创意筹划的阶段,想试试看。因为我自己一直是追美剧和英剧的,我很喜欢他们那种格式和篇幅,它能够长到足以展开电影所来不及展开的余地和容量,但是又没有长到必然把戏剧性摊得很稀薄,我想试试这样的创作。当然,我下面想尝试做的应该不是电视剧,而是迷你网剧。

  问:您的迷你网剧也是打算拍一些比较沉重的题材吗?

  郑大圣:一片一世界。我的下一部电影或者我现在想尝试的迷你网剧剧集,应该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的内容。我希望自己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

  《村戏》观后感(五):杀人者无罪释放,被杀者地狱无门

  “砰!”一人一狗在枪声中落荒而逃。疯子拿着枪紧追不舍,粪水泼洒开来,淋了狗主人一身,村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电影就在一场闹剧中拉开序幕。 整部电影围绕“排戏”和“分地”展开叙事。1980年代,农村即将开展包产到户,村支书召集村民排一场老戏《打金枝》,以此争取县里包产到户试点的名额,并指定油作坊主路老鹤负责说戏。路老鹤让自己的女儿路小芬演主角,安排心仪的女婿人选志刚唱男角,谁知小芬中意的人并非志刚,而是疯子王奎生的儿子王树满。小芬就男主角一事与父亲据理力争,双方僵持不下。同时,村里要分地的消息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大家都想承包最肥沃的土地——九亩半,而九亩半恰好是疯子守了几十年的那片花生地。于是,一场土地争夺战也开始悄然进行,王奎生成了矛盾的焦点。 一、被推上台的英雄,被轰下场的疯子 王奎生何许人也?王奎生曾经是村里“看青”的民兵,负责看护全村人的集体财产——花生地。经济困难时期,一群小孩儿跑到花生地里偷花生吃,其中就有王奎生的亲女儿彩云。王奎生让女儿把花生吐出来,女儿不肯,奎生于是把孩子倒过来拍打背部,谁知竟一巴掌把花生拍进气管,将女儿活活噎死。而一旁的彩云她哥,王树满,目睹了这一切,由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路老鹤告诉奎生,彩云不能白死,得趁此机会为村里争取救济粮。于是,路老鹤联合村支书策划一场大义灭亲的英雄表彰会。在村民的一致要求下,王奎生上台,拿着路老鹤写好的稿子,当着所有人的面骂自己的女儿是贼,是苏修、美帝,“死有余辜”。受台下掌声的鼓舞,王奎生越说越激昂,最后癫狂般地喊出要为国家利益牺牲一切。在女儿下葬之前,王奎生又不顾妻子阻挠,在尸体脸上抹上锅灰,让彩云不得投胎转世。王奎生成了众人的模范,却变成家庭的恶人。当英雄的快感和杀死女儿、污蔑女儿的罪恶感在王奎生心中纠缠、斗争,最终让王奎生失去理智。 集体经济时代即将结束,为了瓜分九亩半,村民们全部选择性地失忆了。他们绝口不提王奎生当年的“牺牲”,不提他一纸奖状换来的救济粮,反而不断提醒支书疯子的危害,排挤不疯不癫的“疯小”王树满,逼迫王家放弃九亩半的承包权。村民们曾经共同成就了英雄人物王奎生,如今他们急急忙忙地想要把他轰下场去,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 二、施害者载利而归,被害人痛不欲生 王奎生失手害死女儿,这样的事放在现代,顶多也就是一个“由几粒花生引发的惨案”。但有人可能不知道,在特定的环境下,人性可以坏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的私心可以鼓动整个群体,群体的私心可以杀死个人诉求,最后谁都不是直接凶手,顶多只是借刀杀人。而这样借刀杀人的事,村民们干了不止一次。他们明知道彩云只是死于单纯的失误,却还要逼着奎生向所有人宣布女儿死有余辜;他们明知道送去精神病院的人没几个能活着回来,却还是把奎生绑着推上了车。第一次,为了领取救济粮,村民们在精神上杀死奎生,使他成为失心疯;第二次,为了瓜分九亩半地,他们又一次把镰刀高高举起,砍向奎生。 得到好处的村民洋洋得意地回了家,根本没有人想起自己手上还沾着孩子的鲜血、大人的眼泪。心里明镜儿似的村支书,为了“集体的利益”,为了“政治”、“圆满”,即使心有不忍,也还是在王奎生背后推了一把。所以,每个人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都是逼疯王奎生的帮凶,但是法律制裁不了集体的无意识,因为村民的每一次“行凶”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大家好。而当每个人都学会为自己的自私找借口,学会用一个崇高的理由去包庇一个集体自私的谋杀时,就连道德和良心也无法拯救他们。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一群集体失心疯的人。有人说,文革造成了时代的断裂,在我看来,有些东西还是被“传承下来”了。就比如,以前个人被国家、集体抹杀,现在,个人的利益与自由依旧不得不让位于家庭的利益。 王奎生疯了之后,“花生”成了他最大的执念。花生害死了他的女儿,颠覆了他的家庭,他每天向地里洒花生豆,就像一场祭祀一样,祭奠因花生而死的女儿,也超度因花生而疯的自己,洗刷心灵的罪恶。花生是让疯子发疯的定时炸弹,它给王奎生带来了荣耀,同时也害死了他的亲闺女;花生又是诱惑着全村人的财富,它让村民们对往事讳莫如深,并想方设法赶走王奎生。花生是导火线、是特洛伊的木马。 抢夺花生的场面是这部电影的一个看点:在疯子听来,村民剥花生的声音是开枪的声音,花生榨油的声音是炸弹爆炸的声音,花生成为一个战场,在这战斗里死伤无数,尸横遍野。这明显是一种隐喻。利益的争夺就是一场杀人无形的战役,王奎生只是其中的牺牲者之一。 王奎生疯了之后,没有人会为这场悲剧负责,没有人会停下来为此承受苦果,只有王奎生一人留在原地,走不出来了。疯了的王奎生切断了与外界的交流,但当村支书喊出“民兵连长王奎生”的时候,他马上立正站好,举手敬礼,正如当年他在台上授枪时那样,步伐坚定,神情热烈。可见,过往已经刻在奎生的骨子里,成为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同时,矛盾和悔恨也永远伴随着他,折磨他至死。 三、唯一善良的人,也成了被围观的跳梁小丑 “在这部电影里,没有一个人是坏人,但也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这应该是《村戏》上映之后被讨论得最多的一句话了。其实也不全对。路小芬是唯一一个不知前因后果却还愿意对王奎生好的人,她对奎生的照顾和维护,完全是出于人性的关怀,是出于对弱者的善良和同情。 但是实际上,在村民们看来,路小芬的光环仅仅来自于她漂亮、会唱,而不是因为她的善良。恰恰相反,路小芬的善良不仅没有得到理解,还使她成为大众眼里的跳梁小丑,受尽调侃嘲弄。当她带奎生看戏时,大伙儿调侃她“还没过门就知道孝顺公公”;当她为了唤醒王奎生的记忆而陪他聊天的时候,村民们的眼光饱含不屑;当她劝支书不要送走王奎生时,大家都说她“胡闹”。就连王奎生的亲儿子树满,都能为了九亩半的承包权而答应送父亲去精神病院,只有小芬一直为了留下王奎生而抗争。 当所有人都以利益为由而“团结”起来,那么这个站在集体利益之外的人,就成了异己分子。众人把王奎生送上车,路小芬陪着他去精神病院,这时候王奎生终于想起了自己早夭的女儿。“彩云,回来。爸爸给你洗脸……”即将有去无回的王奎生发出了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忏悔。车子远去,一路上瑞雪兆丰年。九亩半被村民欢欢喜喜地瓜分开去,很快又是春的回归,可人性、善良,恐怕再也回不来了。

  《村戏》观后感(六):村戏,“村戏”

  村戏,“村戏” ——浅评影片《村戏》对比蒙太奇

  影片讲述1980年以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以这个村子应上级要求要排一出老戏《打金枝》为背景,表现了以“疯子”奎生为中心芸芸众生像——疯了的奎生、精明又可恶的路老鹤、无奈的村支书、善良的小芬、矛盾的树满……。村戏,一语双关,村子里正在发生的这出戏或许才是真正的村戏,以一种“戏中戏”的形式来结构影片。

  影片中无数的对比、对照还原故事。现实部分黑白色调,闪回部分用彩色但只是突出了翠绿和鲜红。黑白色调无疑是在强调这是一部历史感较强的影片,或许说就是历史片。比如《不成问题的问题》、《鬼子来了》等一样也同样选择了黑白色调。而红绿两色则又是六七十年代所独有的颜色特征。(ps:闪回中“疯子”死去的女儿彩云是唯一一个有颜色的角色,我想导演这么设计应该是和《辛德勒名单中》那个红衣小女孩儿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吧,她是无辜的,是那个年代的“牺牲品”,是这个村子领到救助粮的“贡献者”,是奎生疯掉的原因所在)。

  其次声音、音响、音乐的对比。片头用将近十分钟的时间,运用推、拉、摇、移等镜头展示了这个村子的面貌(田间、道路、院子、戏台等)、村民的生活状态(为磨油众人在讨价还价等)。节奏缓慢,一幅乡村田园风光、农家生活图景呈现在观众眼前。可是这种平和从“疯子”奎生一出场就变了,手持摄影,镜头摇晃抖动,通过追赶把影片节奏也带动起来,到了村广播室更是通过“喇叭”这一象征“权威”的载体把这一出闹剧传到了全村村民耳朵里。其中声音对比明显的一场戏,奎生爬在油坊外,观察院内的动静,就像是战争年代八路军埋伏在鬼子司令部外偷袭一样。把村民榨油发出的声音想成了打仗的枪炮声,这里导演有意把磨花生的声音放大,剥花生的声音就像子弹发射落地,压、磨等发出的声音就像是在射击混打,疯子奎生做着打仗的动作,镜头也通过各种特写镜头来突出这一臆想场景,那磨台上流下来的油就像是战场上人流下来的血。这一场戏通过声音、画面、人物表演,很好的表现出“疯子”这个人物在自己主观世界里的情感,他的世界停留在了那个年代。

  剧情的对比。一是疯子“奎生”跟村民发生冲突,厮打在一起不可开交,村支书一句“名兵连长王奎生”立马让他镇定了下来,他立正、敬礼、伸手、接东西,然后“一二一”的走了。这一系列的动作在闪回镜头中正式揭晓,形成对比,他上台讲话,被授予“大义灭亲保护国家公有财产”的荣誉,这动作正是当时的情景,而这也是直接刺激他“疯掉”的事件,自己失手杀死了女儿却受到了所有人的称赞。第二,两次把枪交给儿子。在井下奎生把枪口对准自己,把枪把儿递给年幼的树满,树满没有开枪,但这以后以前的奎生已经死掉了;抢村民的花生遭到集体追赶,他拿着枪对着村民,愤怒的树满冲到父亲和村民之间,面对儿子的步步紧逼,他只有紧张的退缩,最后他再次选择把枪口对准自己,把枪交给儿子,而这一次树满接了抢,并对着他偏十公分开了枪,而这一枪却“打活”了他。第三,奎生女儿死后,钉棺之前,奎生对着女儿的遗体留下了一滴滴眼泪,说着别投胎回来,并用手抹黑了女儿的脸。而在影片最后,奎生被村民强逼送上去精神病院的车上,在小芬的安慰下,奎生把始终压在心头的那句话“彩云,你回来,爹给你洗脸”说了出来。通过这样的对比,把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内疚、对女儿的思念和爱更衬托出来,即使他是个疯子,他受到的是无尽的内心煎熬。导演用对比的手法完美的展现出来,震撼感动观众。

  影片中的对比比比皆是,除了视听语言、故事剧情,主题中所展现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公与私,人物塑造中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等,都在用对比蒙太奇的手法把这一切更直观的展现出来。

  无疑小芬是真善美的化身,甚至是扮演了戏中“奎叔女儿”的角色。她勇敢追求爱情,和爹爹争论让他给树满演角的机会;她对树满的爱是纯真的,她说她不会嫁给一个打自己爹的人;她对父亲对树满的态度表示不满,她拿着那两截断了的笛子哭着担忧树满只会这个没了怎么办呀,面对父亲的阻碍勇敢的和树满对唱《万泉河水清又清》。全村人都怕“疯子”奎生,她不怕,每次都亲切的叫着奎叔跟他说话;看到奎叔有好转兴奋不已;看到村民欺负奎叔她挡在前面;村民要送走奎叔他哭着求支书不要把奎叔送走。但这一切都不是她能决定了的,她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最后她陪着奎叔坐上了医院的车,听着奎叔说出了那几个字,或许她做的已经足够了。

  影片要告诉观众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或许就如同郑大圣导演说的:“我要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的感受”。或许也就如电影海报中所说: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无辜的人。而人人都是打手,人人都是疯子。

  《村戏》观后感(七):注定被放逐的“疯子”

  《村戏》这部影片无疑是指认着一个时代的,无论是开头字幕所呈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亦或片中无数次呈现的对于分田的场景,都将本片定格在了那个特殊的时代,当然,这都是之后会有所讲述的。本片拥有着黑白片那种沉重的质感,但却独独运用了红绿两种颜色,两种代表生命力的色调成为我们分辨历史与历史中的历史的主要方式,但是极其令人讽刺的是,那个充满生命力的历史中的历史将成为本片悲剧的源头,那个历史中的历史的时代直接导致了历史的时代的悲剧。

  1.群体的放逐

  本片所主要想表达的悲剧,是那个社群对于主角“奎疯子”放逐的悲剧,借用福柯所说:“任何社会都内在的需要离轨者,因为放逐离轨者以及这一放逐行为自身可使其他人充分意识到他们是被留在社会之中的。放逐行为本身比放逐者的命运更为重要,他们讲作为一明证:社会因房主了他们而变得更加纯洁。”

  因此不难看出在本片中,放逐奎疯子作为了一个注定的结局,它验明了社群自身的纯洁性,即使他们本身并不纯洁:他们是导致奎疯子成为疯子的直接凶手。但是无疑,他们是不会承认的,因为他们拥有直接而鲜明的理由:村子(社群)的利益,相比集体的利益,个人的牺牲算得了什么?故而,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凶手,但是他们本身就是凶手。

  他们需要放逐奎疯子,通过指认疯子的“疯”,来验明他们的明智,更何况,奎疯子的每一次出现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无论是他一人霸占着最好的田,再者他的行为将会把他们整个社群钉死在“凶手”这个名义之下,无论他们承不承认,奎疯子就是因他们的利益而疯。

  总之,他们必须让奎疯子离开,并且带着疯子的名义离开,只有他是疯子,所以他们才能有足够的理由让他成为那个注定的被放逐者,只有让他离开,他们才有资格获得那份田地,并且永远地摆脱凶手的罪名,可是,他们不知道,他带着疯子的名义离开的同时,这个“凶手”就将永远地铭刻于历史之上。

  2.自我的放逐

  这里就需要探讨奎疯子为什么会疯了,首先的原因,无疑,他害死了自己的女儿,然后却不能承担害死女儿的愧疚,他是英雄,他是集体利益的捍卫者,恰似《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一般,全世界都在庆祝他最悲伤的一天,他不堪忍受,他迷失自我,所以疯了。

  但我想要说的,可能他疯的原因并不止如此,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因为女儿疯的。他害死了自己的女儿,本来,凶手应该是他,他这辈子都应该承担他害死女儿这份罪恶,屈辱地活下去,但是,村里人的要求却是:把女儿指认为小偷。女儿会成为一个骂名,屈辱地死去,不被社会所接纳地死去,可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因为女儿生前他已经足够愧疚,难道死后都不能保护女儿吗?事实上,他不能。所以,他亲手完成了对女儿的二次伤害,就像心理学上的二次创伤一样,他疯了,有层次而必然地疯了。

  他将自己放逐为一个“护卫”,一个人民的护卫,一个田地的护卫,一个花生的护卫,他不知大家怎么想,我看见的至少作为扔手榴弹的那一幕,恰似一个扮演行为,他内心追逐着一份对于女儿的守卫,但是,这种守卫的行径不是他作为一个正常的英雄可以做到的,他只有自我放逐,成为一个疯子般的守卫,才可以完成。

  3.时代的放逐

  社会时代这个词无论如何在本片中都是无法避开的,因为它是被定格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发生的一个普遍的故事。无论是各处可见的放大的毛主席的相片。还是村中五老头上那并未露脸的开国元勋,甚或者村中大量的大字,都在把我们引向那个时代。

  那是一个进步的时代,那是一个关键的时刻,那是一个走向现代的时代,但是悲剧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之中。奎疯子,因为历史中的历史而疯,他固执地停留在历史的历史中,或者说,他是被放逐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而这,是进步的时代环境中所绝对不允许的,新的时代怎么可以存在“旧”的东西呢?新的时代,新在要斩钉截铁地和旧时代划开所有界限,而奎疯子,那个旧时代的英雄,在新时代中是不被承认的,不允许的存在的,所以,新时代的人们开始剖析那个“英雄”的时代,从而告诉大家,这个不是英雄,这真的只是个疯子,而且,这个疯子却恰好拥有了一切旧时代的特点,那我们为什么不放逐他呢?放逐了他,我们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先进,我们就可以期盼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就拥有了这个时代。

  的确,他大义灭亲,他虎毒食子,他害死了那么好的一个闺女,那种人怎么配当英雄呢?我们新时代中,这种人就是罪犯,是应该被送去“公安局”的,但是村中人选择了将他指认为疯子,这个简单的选项送到了精神病院中,无论他疯没疯,他的历史就决定了他的放逐,这个只是一个遗留的放逐,他注定不被这个时代所接纳,同时,他又固执地拒绝了那个时代,所以,他将无处生存,疯子将是他“最好”的归宿。

  他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被放逐的命运。

  《村戏》观后感(八):在家门口看了《村戏》答谢场

  在家门口看了《村戏》答谢场,第一次从银幕上听到自己的母语井陉话,从头到尾随着鸡鸣、狗叫、牛哞、羊咩声丁当作响,听起来本身就跟唱戏一样。视觉上不断游移的镜头和不时间离的色彩大胆且鬼魅,但作为主角疯子(钟馗)的外化无可厚非,甚至称得上“鬼斧神工”,尤其对讲述这样一个小格局的农村故事而言。

  不过最让我动容的还是台词,语言,是我现在只有回家时才会撇的这口晋冀融汇的偏僻方言,土不啦叽,坷liu拐弯儿,硬嘞卟啷卟啷,但相较于后天学来的普通话,每句都更能戳进我心里。

  《村戏》观后感(九):村戏

  四星半,没有让我失望。 又是那种哽咽着说不出话的感觉,我要大口呼吸才能继续看的下去,但我的确喜欢也需要看这种电影。 人怎么能这么坏,看后大家交流的时候,有个70年的女士说了一句话,让我的心都凉了,“人性就是这样子的。” 怎么能这样子?怎么能这么恶毒,自私自利的理所当然。 老鹤真的太像《白鹿原》里的鹿子霖了,表面和事佬,跟谁都好,善心肠,结果就在背后捅刀子,推进悲剧的发生。

  看的时候真的全身都在抖,我太害怕了,甚至不敢跨出那一步,我不想进入社会,太残酷了,我想逃了。

  从小到大说起来,真的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让我“大彻大悟”的事情,我过得太好了,就是安安全全不知世事。

  人真的是逼出来的,以前觉得被偷钱这件事情真的太严重了,现在再看,果然不值一提。我哥哥说的对,以后还会遇到更多,提前长个心眼,好像也没什么错的。

  就为了九亩半地,过往的一切情分都可以抛之不理,真的太残酷了。

  疯疯癫癫的过一辈子是不是也会觉得不错,但我好像也并不是很愿意。

  怎么说呢,我还是要有些不开心,沉闷的时间的,让我能一个人想,不管想不想的通,我需要这个过程。

  有时候,我还蛮愿意沉在厌世的情绪里的,我需要它。

  《村戏》观后感(十):小农意识下盲目的集体主义与乌合之众

  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

  1.学院派风格浓郁,镜头语言饱满充实,色彩表现很震撼,令人印象深刻。故事很走心,改编应该是成功的。最是一点让我很感叹,选取的时间段是文革流毒刚溃,尚未清净的一段,既回避了审查,又能很好的表达主题,隐讳而巧妙。

  2.全体演员演技在线,老鹤的精明算计甚至阴毒,支书的顾全大局沦为工具与人性纠结,树满最终和父亲一样被集体利益所裹挟甚至泯灭人性,奎疯子更是满眼的溢出来的全是戏,就算是那么少的台词,人物却生动到了极致。

  3.主题非常深刻,乌合之众怎么杀人不见血,牢牢扎根于小农意识下盲目的集体主义怎样戕害人性,利益下的伦理两难困境,人性的挣扎与妥协,反抗意识在当时政治生态下的飘摇与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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