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时间可以告诉一切

　　引导语：世界上一切其他都是假的，空的，唯有亲情才是真的，永恒的，不灭的。

　　小时候，父亲不允许我存留任何关于母亲的记忆。记得有一次吃面条，祖母给我盛得太多，搅不开，我下意识的双手各执一根筷子搅起来，父亲看见了，竟冲 我大发脾气：“就是忘不了你妈教给你的怪毛病!”这次无意的提醒使我激动了好些日子，心里默想：啊，原来这“毛病”是母亲教给我的!

　　1984年炎夏，我去延安出差时，经过一番曲折，回到了离别30年的芦峪村。我在住过的那孔窑洞前站了很久很久，童年时的很多记忆像潮水一样涌 上了我的心头。但我没有告诉父亲这次芦峪村之行，我不愿让父亲因此而生气。然而，这年冬天，父亲来西安过春节时，却主动地问我：“你妈的事，你还想不?” 我不知父亲因何问起此事，不敢贸然作答。

　　父亲抽着旱烟，慢慢地说：“你妈，怕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以为他得到了什么消息，他却补充说：“前些日子，我做了一梦，梦里请人算卦，说她已经移居荒郊野 外，八成不在人世了。”我立时悲伤起来，以为我这残缺的人生已经注定。但父亲却说：“梦总是梦。听说你妈1958年跟了一个转业军人到新疆去了，具体地方 不清楚，如能打听出具体下落，你们母子也许还有指望见面。”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对话。

　　1985年7月，我应邀去新疆参加中国西部文艺研讨会。临行前20天，我就给芦峪村两位长者写信，让他们帮我打听一下母亲在新疆的地址，但直到 出发那天也没有收到回信。在新疆的20天里，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母亲，只要是有人群的地方，我的目光总要在那些老年妇女的脸上扫视，甚至连维吾尔人也不放 过。这当然是徒劳的。当飞机腾空而起，载着我返回西安时，俯瞰着苍茫的新疆大地，我的目光仍然在搜寻，我默默地为母亲祝福和祈祷。

　　1986年冬天，父亲忽然告诉我，村西一家人的亲戚和母亲后嫁的那个转业军人是同村，离芦峪村不远。结果我很快就打听到了母亲在新疆的地址。我 按那地址向新疆连写了两封信，焦灼地等待着母亲的回信，可是半年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我有点失望了。6月初的一天，单位的老李忽然在楼下高声喊我说： “快，喜讯!喜讯!你母亲来信了!”我差一点惊呆，慌忙拆开信看，果然是母亲的来信。母亲在信中连我的生日都说得清清楚楚，毫无疑问了。我马上给母亲写了 回信，同时寄了几百元钱，希望她先给自己买点衣服，算是儿子最初的一点孝心，并且告诉母亲，今后有机会一定去新疆看她。

　　7月初，妻子领着两个孩子回娘家去了。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挥汗“爬格子”，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陌生青年，他刚问了我的姓名就泣不成声了， 这就是母亲在信里提到的我那个从没见过面的弟弟了。我忙问：“母亲在哪儿?”他哽咽着说：“在南边十字路口。”我衣服也顾不得穿，短裤背心地就赶忙下楼。 到了大震塔十字路口，顺着弟弟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东南角的马路边，在行李卷上坐着一位老妇人，这就是我的母亲了。我赶忙穿过马路，走过去拉住母亲的手，母 亲早已泪如泉涌了。我说不清在这短暂时刻是一种什么感觉，只觉得感情和理智在这突如其来的瞬间突然凝结了，停滞了。34年的时间沟壑太宽太深了，使我无法 一下子将它填平。把母亲接进家里以后，我的鼻子一阵阵发酸，失去母爱的34年的辛酸记忆太强了，几乎将童年时那些美好的记忆全部淹没了。

　　第二天晚上，母亲提出希望能回蒲城老家去看望父亲。这使我太激动了。第三天清早，我和母亲启程回到了蒲城花王村。父亲到妹妹家去了，门锁着。我 把母亲安排在对门党家，骑上自行车到附近的双庙村去接父亲。进了妹妹家门，一看见父亲，我就说：“我妈回来看你来了!”话刚落音，禁不住潸然泪下。父亲惊 呆了，半天脑子反应不过来，激动得一时说不出一句话。

　　我用车子带上父亲回到家门口，让父亲开门，我去对门叫母亲。此时，母亲回来的消息早已轰动全村，村头上已经围满了人。母亲从对门出来，走向我们自己的家 门。父亲已开了门，向母亲迎过来，两位老人手拉住了手。母亲泪汪汪地望着父亲，说：“他爹，你好!”父亲也含着泪说：“好，好，你也好吗?”我站在父亲和 母亲的身旁，当着全村人欣喜的目光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神圣感，意识到这才是我们家史上最伟大的时刻。这种只有在戏剧里才能出现的人世间悲壮的离合场面居 然能落到我的头上，感谢苍天有眼，使我苦难半生的不幸命运最终得到了补偿。我想，我不但寻求到了母爱，而且找到了比母爱更多更宝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