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宾语
给我一个宾语
一
去年在美国的那段时间，正是大选前夜，美国人狂热无比，满坑满谷都是衣服上印着奥巴马头像的人。
我跟一帮人吃饭，就因为一个女医生对奥巴马的书有句微词，立刻她的朋友就挂下脸来站起身要走。
连我的MSN上，有些跟美国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挂着“we can change ”
刘瑜当时在博客里说了一句“我老想问——CHANGE WHAT？”
这话真是煞风景。
在举国如痴如醉把口号当成歌儿来唱的时候，站出来说——别光喊改变啦，你要改变啥啊？为什么要改？问题出在哪儿？要怎么改？这么改的后遗症可能是什么？
这种CHANGE WHAT？的态度看上去是反抒情的，是不可能追随者众的，但是，光靠流行歌曲式的口号和站队形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这是刘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我把它叫做“给我一个宾语”。
在这本书里，她写到《控制石油什么？》
“大家都说美国人打伊拉克是要控制石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控制产量？控制开发权？控制价格？控制出口国方向？甚至，控制所有权？”
她接下去分析伊拉克的石油产量，美国政府与石油企业的关系……
“独立思考，就是你拥有一个观点的时候，是通过自己掌握的信息独立作出的判断，而不是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这样认为而人云亦云”。
做征地节目时，我看各派对产权问题的笔战，各居一意识形态之制高点，吵得几乎人身攻讦，从讥取戾，却少有谈技术问题。
所以我赞成周其仁说“别管左中右，质量最重要”。
别光喊走哪条路，哪条路政治正确，请先把每一处路标画出来，指明方位，划出陷阱，做出预警，细密剖切。
作为一个调查记者，我认同刘瑜所说的“从意识形态的高地回到事实与细节的平原”——“如果我们有耐心去寻找和阅读事实，很多观念冲突甚至政治冲突都会缓解”。
反之亦然。
二
华盛顿博物馆的黑人老保安知道我是记者时，突然说“等一下”
他飞跑着拿了张报纸给我看“看，黑人新郎被白人警察枪杀，我们要去游行。”
“你们要求什么？”
“建立自己的国家”
我目瞪口呆。“不会吧？”
他看我不信，说“你等等”大街上，随手叫了三组人，一个年青的家庭，两个青春期的女孩，一对老年夫妻，都是黑人“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想建立属于黑人的国家？”
“当然”六个人连迟疑都没有“你可以到我们的街区去看一看，美国仍然是白人的国家，不是我们的”
“你们不是有奥巴马吗？”
“他的脑子是白的”老黑人说。
那个带着孩子的年青男人说着说着居然哭了，他说他的街区警察的对讲机里，黑人的代码，是“nonhumanbeing”(情感文章大全 www.wenzhangba.com)
2005年我写《我只是讨厌屈服》的时候，我以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民权法》已经顺利地把种族问题解决了，奥巴马同志的上台更是黑人的狂欢——这都是我从书中看来的概念。
但这就是细节的力量，它告诉你，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必须老老实实承认和呈现现实问题的复杂性，认为一个概念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智力上的懒惰
王佩曾经批评过当下的一些报纸上的“万能时评家”——“他们忽而是物理学家、动物学家，忽而是社会学家、女权学家。根据需要，在文科生、理科生、工科生和法科生之间，自由变换角色。当然他们有几样“撒手锏”一直握在手中，“宪政”、“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自由”、“真相”是不能不提的，如果还能祭出几样“公民社会”、“公共空间”那简直就是完胜了”
33岁的刘瑜在哥大与哈佛受过7年的政治学的学术训练，现在在剑桥当讲师，但她的时评，提供的不是翻译体的术语，而是细节——她想知道：为什么美国前司法部长要去当萨达姆的辩护律师，为什么哥大的博士要辍学去当地铁售票员？金融危机是左派的错还是右派的错？热爱主旋律的美国人为什么会容忍低级下流的电视节目？为什么热衷于保护弱者的法令最终伤害了弱者？……
她说她的动机“并非要做政治判断，只是出于知识上的兴趣，和一个人的好奇心”
没有预设的立场，可观察的东西就多，她把民主当成是生活方式，从每一个细节里研究它运转的效果和引起的争议，所以她的文章里往往没有标准答案，这可能会让有的人不适，就象不戴游泳圈游泳，下水时会有恐惧之感，但时间长了，思想的肌肉会变得慢慢强健起来。
简要地说，她观察民主制度，也批评它的失灵之处，但同时说“承认杯子不是满的，也承认半满的杯子总比全空的好，也许不能带来激进主义的快感，但却是一种智识上的诚实”
这种智识上的诚实，用胡适的话说，其实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刘瑜写过小说，是地道的女文青一名，她的履历也确可归入精英，有才情的人多忍耐不住要卖弄，但她在这书里没有精英式的居高临下的嘴脸，也没有脂粉气，只用了白描式的手法来很“笨”地找事实与数据。
“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事物的看法不同，不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智力的不同，而仅仅是因为对事实掌握得不同”她说。
三
刘瑜的《民主的细节》书后，我写有几句评语，在这里引录
“我喜欢刘瑜的评论，她讲求事实与证据，不轻易选择左中右的某一方立场，对群众和权力，少数与多数都保持警惕和观察，避免简单的是非判断，避免振臂一呼的冲动，避免智力上的懒惰，有这样的理性，才有负责任的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