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坑旧事之——李高信

　　文化坑旧事之——李高信

　　迟迟不敢写李高信，是因吃不透，描不准。如于山脚望峰峦，横看成岭侧成峰，不知其高何仞。

　　其实，在那个被称作“文化坑”的小院，我和他曾多年为邻，可以敲墙而语。晨昏相见，并蹲台阶，口衔香烟，谈天说地。但这只是读写劳累时的小憩，而到了该读该写的正点时刻，便各自闭门，进入的，就是各自的不同世界了。

　　1975年，我从电影公司调进文化馆。那时，地区文化系统只有一台打字机，我调来了，打字机也跟着来。高信写了篇文章，不想再用手写夹着复写纸去誊抄，让我帮其打印，态度和蔼地拿来了。许因他知道，我的打字机只打公文，个人写作的文字，不属我的打印任务。这是一篇带有随笔性质的论文，标题曰：《文学是战斗的》，约5000字左右。一字一字在字盘上敲打，首先被高信的文笔吸引，其特点是：干净，准确，凝练，犀利，蕴含丰富而无枝无蔓。我第一次打印这样的文章，饶有兴趣，从中学得不少知识。但这不像以往的公文，生僻字较多，看不清或不理解处，就会喊一声李老师，高信就很快过来辨认和讲解。记得此文主要阐述的是鲁迅文学的战斗精神，文中的引例，也多出自鲁迅的文章，如《纪念刘和珍君》、《费恩泼赖应该缓行》等。后来，该文在上海《朝霞》杂志发表，高信专门送我一本样刊，签名以示纪念。从那以后，我知道了高信是专门研究鲁迅的。不久，他的研究专著《鲁迅笔名探索》，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在“文化坑”小院里，引惹得其他人好一阵窃窃私语。嫉妒也罢，羡慕也罢，大家都是搞文字的，而正式出版专著，高信毕竟乃小院第一人，因而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那会儿，一到下午，同事们便会踊跃奔往大门口的传达室去，目的是看报、查收信件，而那更大的希冀，还是想看看自己寄出的稿件有无消息。若接到的是退稿，不免沮丧；若接到了某个报刊的采用通知单，自然会喜上眉梢，忍不住逢人就宣讲夸耀，还装着小事一桩的样子，以不很在乎的口吻来表演谦逊，实则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当时，好像也流行明信片。高信就有一张发出的明信片，或因收件人地址不祥而被退回。信的内容就被谁在传达室看了，并且记住了，传得小院里人所尽知。我记住的大约有如此句子：“我欲五月抵京，参加一个鲁研方面会议，期间拜望唐弢和许涤新二位。会罢，随便取道日本，拜访内山完造先生……”这是别人复述给我的，不一定准确。传话人明显有点小嫉妒，不相信此乃实事而带有倾轧意味，而我，却咀嚼着那话语和句子，暗暗佩服了高信文字语言的干练。

　　那几年，商洛地区每年都搞一次戏剧汇演，地直与七个县剧团均来参赛，活动举行七八天。这时，李高信、全政、田涧青几位笔杆子，必会抽调到简报组。而我，就是那个打印简报的打字员。简报每天一期，他们轮流负责当天简报稿的撰写，每人均会使出浑身解数，表现各自的才能。我呢，在打印的过程中，就分别从他们对于戏剧创作的评论、对演出活动的描述中，学习了他们的艺术观点和语言特色。虽说是各有千秋，但高信的文字，还是给我留下了最深印象。

　　在我婚后，听妻子说，她早就认识李高信了。那是1970年，由高信带队，领着商洛地区革命故事代表队，去合阳县参加陕西省首届革命故事调讲。妻当年14岁，便是那个代表队中的故事员之一。前二年，中央电视台一个回顾性质的节目，还涉猎到了李高信带队参加革命故事调讲之事。我在半截看到，电话告知高信，他很认真地查找到了。妻曾说，你不知道，高信年轻时是很英俊的，浓眉大眼，高挑个头，目光炯炯有神，云云。我说，我怎能不知呢？我们相识之时，他也不过三十四五岁，正是英气勃勃之时。当然，我也听说了他的命运多舛。我不知他最初的学历或是学什么的，只听说他文革前就遭厄运，被发配到柞水深山做了名银行职员。但他酷爱读书与写作，才华如泉如水，青山遮不住，所以文革后便被调回地区创作组，也就是地区中心文化馆的前身。然而不几年，不知他又撞磕了哪位领导，又被下放到商南县，安置在工会俱乐部打杂。然而，高信无论身居何处，皆不忘读书写作。记得我去商南下乡时见到过他，他在煤油灯或蜡烛之下，依然笔耕不辍。他说，半夜里一摸，鼻孔里都是黑烟。待前度刘郎今又来，他再次回地区时，便与我有了好几年的隔墙而居。(经典哲理句子 www.wenzhangba.com)

　　冬天来了，我们都要生木炭火。清晨，端了火盆至院中，架起木炭，讲究谁能用一张报纸便可将火生着，那便是能者。若谁的火先燃旺了，其他人即可不必劳神，夹了黑炭去换红炭便是。火着了，各自端回火盆，开始闭门读写。我学写小说、散文、诗歌，高信研究鲁迅，也广读博览各种书籍。我的创作举步维艰，而高信看似不动声色，但没过多久，他的一本《北窗书话》，就又被一家有名的出版社出版了。我知道，我俩没有可比性，人家是老师级别的，其文化功力，使我只可望其项背。高信的才能，也曾被两任地委书记看重，有位名叫白玉洁的书记，就曾亲临高信舍中造访。看他那好几个书架的藏书，也看高信自己新出版的书，还看华君武赠送给他的漫画。我心里估摸，虽然大家都身居小山城，都在逼仄的文化坑里生存、奋斗，但高信的水平，已跃入国家级层面了，虽说涉列领域不同，而我，始终敬慕着高信的学识。

　　学识归学识，闲下来了，我们常会一起蹲在门口的台阶上，抽烟，闲聊。高处的慢坡上下来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下到坑底，又上了小二楼，可能是哪个演艺团体的，去文化局办事。一会儿，那女人办完事，又风摆柳似的走上慢坡。高信就大着嗓门冲我喊：“丹萌啊，你知道这个女人伴了人了吗？”他说的女人伴人，是纯粹的商州土语，指婚嫁与否，他故意如此使用，不乏谐虐成分。高信也常会讽刺挖苦那几年文艺作品中对反面人物塑造的脸谱化。若是说到谁的作品如何，他会问我：“那里边的坏人是不是叫黑豆虫？或者叫黑蝎子？”然后就哈哈大笑。平素交谈，发现高信的用语，总是很精准的，当然也少不了尖刻，他往往会一语中的，直捣黄龙。想一想也真是，似乎没有第二个词语，会比他那样来得更为解馋。

　　我调进西安之后，高信做了创研室主任。不几年，他也调进省城来了。那个文化坑里，先后有17位文化人调进了省城和京城。高信应属于早该晋位者，但机遇来迟，晚了星宿的归位。他来西安，供职于陕西教育出版社。我猜想，那或许得益于老社长赵喜民先生的惜才与赏识吧。赵喜民先生乃赵乐际书记之父，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做过《青海日报》社长，曾为商洛地区副专员，并分管过文化，他对高信的才能，应是十分熟悉的。

　　同处一座城市了，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他的事业、爱好、性格以及工作性质决定，总是闭门不出，谢绝应酬，埋头阅读与写作。前多年，我曾赴南郊拜望，知道他除了研究鲁迅以外，所涉领域更为广泛了。他也研究漫画和连环画，研究其中的历史沿革与文化传承，还研究书籍的装帧设计，乃至毛边书的探寻与历史钩沉等等，当然也写了不少书评与随笔，都是可以和国家级文化名人对话的水准。多年下来，他个人的各类著作，已有十几本之多了。

　　剧作家陈正庆先生去世之时，我们一同往三兆吊唁，回来后唏嘘不已，感叹人生无常，怀念我们一同生活在文化坑的那段岁月。时隔不久，又逢京夫先生谢世，他大概感到老友们在世无多，见一面少一面吧，竟一个人从南郊坐公交车摸到我的“将就屋”来了。我和妻喜出望外，打开一瓶酒，两人二一添作五了。把盏间，除了怀旧，也感叹当今的世风世相。他寓意深长地说：“如今这世上，老年人为老不尊，中年人欺世盗名，青年人稀里糊涂。怎么得了啊？”他这话，便让我深刻于心了。

　　前年，平凹因病住院，我们前去探望，一见面，平凹就说：高信也住在这里。我一惊，高信怎么也病了？赶忙去他的病房。谁知同室病友说他晚上回家了。一想他晚上能回家住，说明病情不是很重，也没往心上去。今年，听说他已住了好几次医院，久生探望之念，过完春节，我觉得再不去看望高信已成挥之不去的心病，便约了李相虎，专程赶赴高信家中。这次相见，发现他明显苍老多了。走路不稳当了，满头银丝，目光也失去了当年的锐气。我顿时心生苍凉，同时想起了唐人刘希夷的诗句：“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病魔使他苍老了，而才思与情致似乎依然不减。他对我和李相虎讲起了孙犁，讲孙犁当年和一位年轻文人的一场文笔官司。记性不如前了，但他喜欢翻书，记不清时，就急切地站起来翻资料查找。他大我十几岁的，我想，十几年后，我也会是他如今的境况么？甚或，我还活不出他的样法来。

　　每次到了高信家，我一定要浏览他的书架。他满屋是书，书架的顶端，整齐地码放着许多用牛皮纸捆扎起来的杂志，一直挨着了楼板，担心书架已不堪负重。我问那是什么，他说，是历年来的《读书》和《随笔》，每一期他都收藏着，20多年了，无一遗漏。杂志社可能也没他存留得齐全。他笑着说：这，将来可能是值点钱的。我没有再说什么。我知道，高信是个真正的读书人，像他这样的读书人，世间已很稀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