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2

　　乡情2

　　第二篇 老姑父 成彦哥

　　老姑父是我父亲的姑父，我应该叫他“老姑父”，可从小到大我都管他叫“爷爷”，现在想来，应该是叫“老姑父”对个咿呀学语的孩童实在是件比较绕嘴的事情，可能大人就想省却许多麻烦，直接叫“爷爷”，这样比较顺嘴。我没有求证，父母是不是想着等孩子大一点，口吃利落了再改过来。可我一直都没有改过来，叫“爷爷”叫了他一辈子，直到他去世，以致现在说起他来，仍然是管他叫“爷爷”。

　　那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村的院子，院门朝西，出了院门就是村里的小巷。院里有三间正房也就是北屋，正房正对着是坐南朝北的三间南屋，中间天井不算很大但也倒是规整。南屋到北屋之间是一条用碎砖随意铺成的一条小路，小路把这个农家小院不经意的划成东西两部分。西边因为紧靠着院门所以没有放什么杂物，空间较大。东边的北侧杂七杂八的堆放着一些农具等物件。院子的东南角是一块不大菜园子，菜园里乱七八糟地种着一些菠菜、大蒜、大葱，韭菜等，不成行，不成列。就像是主人随意播撒下的种子，爱长成啥样就长成啥样，感觉不是为了要种菜收菜，而是为了不让那块菜园子闲着似的。两三棵农村常见的槐树、榆树稀疏地立在菜园里，还有一颗枣树。

　　老姑父兄弟很多，在他们兄弟中排行老二。他的侄子辈、孙子辈人很多，孙子辈的都管他叫“二爷”。老姑父只有一个女儿，早已出嫁；老姑也已仙逝多年。

　　老姑父和老姑父的大哥的孙子，也就是老姑父的侄孙子成彦一起住在这个小院里。七十年代末，成彦当时有十八九岁的光景，老姑父得六十来岁了。老姑父住在北屋，成彦住在南屋。烧火做饭在北屋，爷俩吃饭也在北屋。

　　北屋正对着门紧靠北墙放着一张八仙桌，一边一张高背椅子，桌子上有两件摆设，一件是白瓷的毛主席半身塑像，居左，塑像很整洁很白净；一件是一块不大的上水石，没有什么底座，一个普通的农家用来盛饭的白瓷碟子，碟里放了点水，就把它蹲在了里面，石头上撒了几粒麦子粒，有的已经生出了翠绿的嫩芽，有的则已经长的半柞来长，细细的直直的绿绿的附在石头上，很是好看。房子的东边是锅台和炕，饭熟了，成彦一般就围着锅台吃饭，老姑父则往往坐在高背椅上，桌上一把锡壶，壶里烫着从门市部打来的散酒，一个小酒盅，一碗农家饭，就这样一口小酒一口饭，惬意地吃着。祖孙俩就这样一瓢、一箪，清贫、简单、悠闲地过着每一天。

　　成彦哥从小就没有父母，印象中成彦哥瘦高个，一只眼睛有点残疾但并不影响视力，是那种天生的一只眼睛些微的斜视。

　　说成彦哥没有父母是说他的父亲早己去世离开了他，而他的母亲，却是一直在世，并且离他一直不远。而这一切不知道成彦哥知道与否？作为小孩子的我们却是不知从哪里知道的明明白白的。

　　不知听谁说的缘故，都知道村东头那个离水井不远的的小屋里的老太太就是成彦哥的亲娘。他亲娘改嫁后一直离他不远，却一直视他如路人。

　　至于为啥亲娘儿子不想相认，不是当年我等孩童能理解的。我有时想，或许那个时代，母亲在夫君去世后，为了生计急于找个人家是为了口饭、为了生计，不得已嫁与别人，而不得已抛下年幼的孩儿。而拘于当时的礼教，当时的生活困苦，狠心不认自己的孩儿。我们不能怪母亲，要怪，只能怪那个时代。试想当年养活自己都不易，谁还有能力再去养活别家的孩子。

　　这一点我一直困惑，也曾想求证于长辈，可他们一直讳莫如深，至今是我心中的不解之谜，尽管成彦哥也已经去世十来年了，我一直困惑。

　　成彦哥一直也自认为自己父母双亡，可我一直认为成彦哥是明白的，其实他知道村头那个老太太就是他的亲娘。至于为什么娘俩不相认，只有他自己知道；或许已经相认，只是我们不晓得而已，我倒相信但愿如此。 (经典美文摘抄 www.wenzhangba.com)

　　老姑父一直把成彦带大成人，祖孙二人在一起生活，感情笃深。在那个贫困的岁月里，因了老姑父的照料、关爱、培养，成彦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度过了童年、少年，长大成人。成彦一路走来，别家孩子该有的，成彦一样不少，尽管那是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成彦也是个心地善良知道感恩的人，结婚成家后，成彦和他的妻子一直都对老姑父很好，悉心照顾孝敬老姑父。

　　老姑父一辈子最自豪、最炫耀的是他的退伍军人身份，老姑父是个老退伍军人，长得高大魁梧，特别到了冬天，总爱披着一件很旧了的军大衣，走起路来腰板挺直，步子不急不缓，一直到老，似乎总有一种军人的做派。也正是老姑夫退伍军人的经历与资格，在文革中，冒着极大地风险保护了我的姥爷。

　　我喋喋不休的介绍那个院落，是因为那个院落于我至亲的姥爷有关，我的姥爷是一个职业革命者，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仁人志士，关于我姥爷的故事我会专节介绍，这里只是介绍我姥爷与老姑夫的交集部分。

　　文革时期，我的姥爷被作为县里最大的当权派、走资派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一天下午，县里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我的姥爷。戏剧性的是，当造反派在主席台上竭斯底里高喊革命口号斗争我姥爷的时候，台下数万名革命群众一边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边纷纷离场，造反派无可奈何，一度尴尬，一场批斗会闹剧草草收场。晚上，正直的群众把我姥爷抢救出来，连夜渡过黄河，在过黄河时，摆渡的船老大因为天色已晚不愿晚上操船弄桨，可听说是我姥爷要渡河时，则立马摆渡且分文不取。我姥爷便连夜来到了老姑父家，在南屋里住了下来，其实算是躲了起来，成彦则搬到北屋与老姑父同住。

　　在这个农家小院里，我姥爷难得的有了空闲时间，在这里住了多久我没有问过，但两位老人，两位曾经都在队伍上的老人，两位把党员身份视若生命的共产党人，无疑会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尽管一位是在城里当官的，一位是在乡下当农民的。

　　当年的“鱼水情深”、“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词语，在我姥爷这段时间的经历得到了很好的阐释。造反派闻讯追到这个小村庄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则又像当年保护八路一样把我姥爷保护了起来。当年，三姨带着年幼的姐姐去看我姥爷，在巷子里无知的姐姐高兴地对邻居老太太说，去看我姥爷，三姨又气又急，狠心劈头打了姐姐一巴掌。老太太心疼地说，她姨，别打孩子，放心吧，我们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心里有数！谁是打心眼里为了老百姓做事的，我们心里有数！该怎么做怎么说，我们心里更有数！

　　造反派即使猜到了，但又没有十足的把握，况且老姑父根正苗红的出身和退伍军人的身份，加上门口挂的“光荣人家”匾额，也让他们退避三舍，一直不敢到家里搜人，就这样我姥爷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在那个动乱年代里难得的平静生活。

　　当年，老姑父日子过的也很拮据，同当时千千万万的中国老百姓一样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每月那点的少的可怜的退休补贴，每年地里那点仅够糊口有时甚至糊口都保证不了的可怜的收成，加之成彦也到了长身体能吃能喝的年龄，家里的粮食要精打细算才能勉强度日。就是在这样困苦的情况下，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毫无怨言地把一位“落难”的干部藏到自己家里，还要精心准备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一日三餐，虽然简单的一日三餐却又着实不简单。(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