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分手后还来骚扰你的前男友们后来怎样了

　　分手的最高境界，至今没人超过唐朝人。人家离婚分手，八个字可以解决：

　　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这八个字，源于敦煌出土的一份唐代离婚协议书，原文如下：“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扫蛾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蛮难的，我细细算算，大概只有王赓之于陆小曼，沈剑龙之于瞿秋白。

　　世界上最一言难尽的人，大概就是前任。毕竟，曾经付出多少真心与爱，现在想起来，一点一滴，都是piapia的耳光，脆生生打在自己的脸上。

　　所以，我总是建议，即使做不到“一别两宽”，也可以相忘于江湖。

　　但是，偏偏有一种前任，总是喜欢在你努力遗忘他，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天天叨逼叨，来问你：

　　“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嘛！”

　　册那我有那么多的好朋友，可以吃饭赏花爬山数星星，喝醉了互相搀扶，难过了彼此安慰，为什么要和你？做！朋！友！

　　伊便用特别特别委屈的眼神望着你，一副“明明我们曾经那么相爱”的无辜面孔。而吃瓜群众们，有时候就会被他这种深情所蛊惑，你成了薄情的那个人，逃也逃不掉。

　　倘若伊还会写两笔文章，那更麻烦了。

　　比如胡兰成。

　　* * *

　　对于胡兰成的故事，我们知道的多半是和张爱玲在一起的片段。近日，忽然有兴趣研究一下，在和张爱玲分开之后，胡兰成都干了点什么。

　　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 

　　>>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这时候，胡兰成在温州中学做老师，在《今生今世》里，他说自己是高中教师。不过，曾经在温州中学读高中的郑征庄先生回忆，胡兰成其实教的是初中，一条有力证据是，胡曾经回忆：班上有一位女学生叫王爱娟，“她的作文与她的人聪明极艳，好像爱玲”。而实际上，王爱娟当时念初中二年级。郑老先生还与王爱娟相熟，“数年前曾来我家聚谈，虽年过七十，但确实长相漂亮。我不敢谈起胡兰成书中谈到她之事，怕她不好意思。”

　　打着王爱娟主意的胡兰成，在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之后，曾经给张爱玲的好友炎樱写信，大约想要挽回这段感情。当然，炎樱没有回信，张爱玲更加不会回信。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温州中学时看张爱玲的编剧《太太万岁》，“可是只有银幕上映出张爱玲三个字，她晓得我。”

　　1949年，新中国成立，胡兰成却没有逃离中国，他还参加了国庆游行——他以为自己可以在新中国生存的，曾经试图给最高领袖写信，争取好感，大概还想做国师的梦。这当然失败了。不久，新政府进行土地改革，城市肃清反革命，学校组织师生开会自查，胡兰成被罢免了教职。

　　有趣的是，根据陈文华先生的《野狐禅梦——记胡兰成》，1945年8月26日，国民党部队指挥官叶蓬曾经向蒋介石拍电报，关于胡兰成的部分，是这样的：

　　>> 胡兰成原系共党，去岁由宁伪日大使馆共党池田支持，到汉开办报馆，宣传共党，抨击中央，鼓煽军警，职今岁孟春到鄂后，屡与日军交涉，驱逐无效。军长邹平凡亦与共党互相勾结，时局转变，胡邹勾结解放军，挟职羁紧，拒职返汉，乃未几宣告成立人民解放政府，及联合军籍日军力量，劫持民众与军警，并请共党师长金龙章等多人到汉，刻已行动显明，武马附近共军急进中，拟请（一）迫冈村宁次电在汉日军将共党逮捕缴械，军警白天无问题，当可恢复秩序，…（002-090300-00224-426）

　　为什么在国民党部队指挥官的“紧急电文”中，胡兰成变成了“共党”？我们不得而知，1926年，胡兰成到燕京大学担任文书抄写员时期，确实曾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但这大约是受到当时的时代风潮影响，他加入的确实是国民党。

　　1950年3月，胡兰成离开了温州。

　　临别之前，他先到杭州找范秀美和斯太太话别，复到上海，居然还跑到爱丁顿公寓找张爱玲，张已经不知去向。

　　3月底，胡兰成离开上海，逃往香港。在香港，他似乎曾经和国民党情报头子郑介民有交往。当然，他更得意的是和唐君毅的往来：

　　>> 在香港，我唯结识了唐君毅，我是看了他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也不用介绍，就登门去见。他与钱穆办新亚书院，住在校里，第一次我去只谈了十分钟，把《山河岁月》的稿本留下请他指教。第二次又去，坐谈了两小时，他的太太搬红豆汤来吃。翌日他夫妻来看我，自此常相见。君毅的人还比他的文章更好，他喜的不是我与他相同，而是我与他相异。他小我两岁，诚挚像梁漱溟。

　　唐君毅确实对胡兰成青眼有加，1950年9月7日的日记里，他盛赞胡兰成“天资甚高，于人生文化皆有体验”，在日记里这样写，必然不是表面的客套。唐君毅劝胡兰成留在香港，不过，胡兰成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前往日本，所以，9月19日，唐君毅“送胡兰成行”，真是一个厚道人。

　　此时的唐君毅大概想不到，日后，胡兰成不仅对他念念不忘，也对他的太太评头论足：

　　>> 我第二次去看唐先生的时候（即一九五零年九月九日），唐太太捧红豆汤出来，我不怎么注意，只当是个平常的女子，想这女子嫁了唐先生，真是她的福气。随后多注意注意，又觉唐先生娶了这样一个好女士，真是唐先生的福气了。我有一种习惯，也能以男子的眼光去看好的女子，也能以女子的眼睛去看好的男子。

　　迷魂汤一灌，难怪唐夫人愿意为他誊抄他留下的书稿《中国文明之前身现身》（即《山河岁月》）。

　　* * *

　　9月19日，横滨码头。一位水手神色匆匆，一晃，便混在人群中，再也找不到。人们当然想不到，这就是偷渡日本的胡兰成。他先跑到东京清水董三家借住，似乎对清水的妻子很注意，那时候胡兰成还不会说日语，和清水夫人独处，只能笔谈。在给唐君毅的信中说，“清水夫人……大方文静，平常少穿和服，望似三十许人。”

　　住了半个月，池田便来接他，然后转到清水市池田家住了半年。

　　在日本住着，胡兰成还想着台湾。偷渡到日本不久，胡兰成便毛遂自荐，前往拜访奉派赴日的郑介民。

　　何应钦赴日，他也去求见，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何要他写成书面意见，转呈蒋总统，王世杰后来给胡兰成回信说，蒋对他的看法颇为赞许云云。

　　蒋介石到底有没有真的见过胡兰成的时局看法？我觉得存疑。因为台湾记者黄天才在回忆文章里说，胡兰成曾经拜托他去面见秘书长张群：

　　>> 胡兰成先向我道歉深夜来打扰，实在是因为时间很紧，事情很急，他讲话很慢，我还真想不透他有什么“急”事情找我。他接着说：从报上看到张群先生到了东京，他拜托我带他去见张群。我大吃一惊，急忙问他有什么事吗？他说他有很多事情要向张群先生报告，诸如：日本政情啦，日本反共势力及反共情势啦……我不等他说完，就几乎骂出口来“神经病！”但看他一副真心诚意的样子，我不忍心骂他，勉强抑压住心头火气，问他以甚么身分要去见张群，他支支吾吾了一会，答说“张先生应该知道我吧。”至此，我决意不再和他纠缠，我明白告诉他：要见张秘书长，绝对不可能；我们记者也不是每天可以看到他，都是找他的随员或秘书进行采访。日本报纸也注销来了，张秘书长此行是为了阻止日本政府核准进出口银行贷款给中共购买尼龙工厂，任务重大，困难重重，行程排得密密麻麻，紧不透风，他是年近八十的老人，已有五年未来日本，你想，日本各界多少人在等着见他，他又必须要找日本政界多少人，哪里还有你我的机会。

　　……

　　张群的行程中，排定有一天中午要到外国记者俱乐部午餐、演讲，并接受记者发问。我告诉了胡兰成，胡希望我带他去参加，并问有否机会和张群谈谈话。我告诉他交谈的机会不大，恐怕连靠近张群的机会都没有。到了那天，我为胡兰成买了餐，订了座位，我没有和他坐在一起，我坐在前面的记者会员席，他坐在后面的来宾席。那天的演讲和记者会都是用英语，张群用餐后，亲自念了预先准备的英文讲稿，然后由记者发问，由大使馆的一位职员翻译。记者会结束后，张群立刻被人前呼后拥上车离去，坐在后边来宾席上的胡兰成，果然连靠近张群的机会都没有。

　　胡兰成在东京就只这么一次远远的听过张群演讲，始终未能和张群说上话；我一直未向张群提过他。

　　过了一两天，陶希圣先生到了东京，我到机场接机，在从机场到旅社的路上，我即向陶先生报告，胡兰成在东京，曾拜托我引他去见张群秘书长。我话未说完，陶先生提高了嗓音说“不可以！”我答说：我已拒绝他了。我随即问陶先生，“如果胡兰成要求见您，见不见？”陶先生未答话，我知道他在考虑中。

　　到了旅社安顿好后，陶先生才对我说：“胡兰成，我可以见他，由你去安排时间。”说着，陶先生从沙发上起身站立，右手掌五指并拢，手臂横摆左额前，一面说话，一面右手臂从胸前往下一切，说道：“胡兰成和台湾的接触，到我这儿为止。”——黄天才《比起胡兰成，我更想见佘爱珍》

　　不过，陶希圣倒是确实把胡兰成的意见转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的意见如何，我们亦不得而知。有意思的是，胡兰成一生，分别向汪精卫、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献过谏言书，洋洋洒洒万字文，无一被采纳。

　　唯一对胡兰成真心对待的大概只有池田笃纪，1955年5月，池田到香港，甚至还奉胡兰成之托，往访张爱玲，为张爱玲拒见。

　　而在1954年之前，胡兰成却又勾兑上了东京租屋的房东主妇一枝，“第一天我就留心看她在人前应对笑语清和”，而后得出结论，“日本的少妇是比少女美”。第三日晚，一枝母亲和一枝请胡兰成看电影，一枝着短袖，露出臂膊，看电影时，胡兰成把手搭在一枝臂膀上，这样，就得手了。

　　一枝和他说起战争期间的苦难，背了小孩沿街卖柿子，挣钱贴补家用，他说啊呀，真是特别心疼特别可惜；一枝说自己以前有过恋人，他又说，对你真是增加了敬重和同情。白天，家里没有人了，一枝做饭，他跟到厨房里；饭后，一枝梳妆，他复在旁边。一枝的丈夫是入赘的，只懂得做苦力，哪里见过胡兰成这样的情意默默，当然下套。

　　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当时，胡兰成的日语是不太好的，也就是说，这些调情，一半靠笔谈，一半靠肢体语言，但归根结底，胡兰成对待女人，大概真是有一套。

　　胡兰成先说要与一枝结婚，一枝说自己是人妻，这是不可能的。他再问，是否自己不够诚意，一枝答是的，怎么可以这样不作打算！

　　这件事，胡兰成一直瞒着，连池田也不敢告诉，就这样，一直隐瞒了三年。

　　三年一过，遇到了佘爱珍，立刻拗断，连信也不写，连他自己也承认“我就是这样一个无情的人。”

　　（他和佘爱珍的故事，简略版可见 胡兰成和双枪老太婆的故事，但我最近又找到一些资料，也许会出一个佘爱珍角度的详细版）

　　* * *

　　1959年，胡兰成在日本，百无聊赖。投靠台湾不可能了，给“蒋总统”提“联日抗共”也没什么希望，这时候，他出版了《今生今世》。

　　这本书，我没什么好说了，摘录一点和张爱玲有关的给大家奇文共欣赏吧：

　　>> “其实我并不觉得张爱玲与我决绝了有何两样，而且我也并不一定想再见她，我与她花开流水两无情，我这相思只是志气不坠。”

　　“她是陌上游春赏花，亦不落情缘一个人，她非常自私，遇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为她一点委屈受不得。”

　　“我在爱玲这里亦看见自己的尸身的惊。我若没有她，也写不成《山河岁月》……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我仍端然写我的文章，写到《山河岁月》里的有些地方似乎此刻就可以给爱玲看，得她夸赞我。有时写了一回，出去街上买块蛋糕回来，因为每见爱玲吃点心，所以现在我也买来吃，而我对于洋点心本来是不怎么惯的，爱玲还喜欢用大玻璃杯喝红茶……赤地之恋与秧歌皆是爱玲离开大陆到香港后写的小说。我读自己的文章时，以为已经比她好了，及读她的，还是觉得不可及……”

　　关于男女观，人家也说了：

　　>> 我于女人，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知。

　　但也有人表示理解他，比如好基友唐君毅说：

　　>> 不识者读，只羡慕你老婆多。

　　更奇怪的是朱西宁，朱本来是张爱玲粉丝，据说，他随着国民党撤退台湾时，随身就带着一本《传奇》。张爱玲知道这件事之后，似乎颇为感动，就和他通信。见到胡兰成的朱西宁忽然大受感动，于是决定要当“调解人”，给张爱玲写信说：耶稣给一个人是五饼二鱼，给五千人亦是五饼二鱼，就像孙悟空，拔一根毫毛变做千百个分身。意思是，哪个男人不博爱，爱一个女人时是五饼二鱼，爱一百个女人时也是五饼二鱼，他爱这个，也爱那个，希望张爱玲能够理解。

　　结果，张爱玲和朱西宁从此断绝音信了，而朱西宁则成了胡兰成的拥趸，他的女儿，一为朱天文，一为朱天心，是胡兰成粉丝团中坚力量。

　　1966年11月4日，张爱玲给夏志清写信说：“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

　　而在和好朋友宋淇的信里，他们把胡兰成称为“无赖人”：

　　>> 无赖人.....他人在台湾，而且正在等翻身机会，这下他翻了身，可是可以把你拖垮——1976年4月15日宋淇致张爱玲信

　　1981年9月16日，张爱玲写信给宋淇：

　　>> 《大成》与平鑫涛两封信都在我生日那天同时寄到，同时得到七千美元（其中两千多是上半年的版税）和胡兰成的死讯，难免觉得是生日礼物。

　　对待这样的前男友，唯有如此，大约才是最好的结局。

　　*参考资料：

　　3、夏志清，2013年3月，《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联合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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