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樱的故事

　　公交车到了站，樱下车每天都能看到离站台不远的一块空地上，由一块三色防雨布围成着几个木桩和上面盖着一把大的遮阳伞组成的小屋子。面积不足五平方米，和四川地震灾区临时搭建的雨棚差不多。-里面摆放着各种饮料、矿泉水，外面的地上放着打气筒，还有很多废旧的轮胎。一男一女两位老人坐在由三块方木钉成的小板凳上，每天都这样坐着面带笑容眼睛看着过往的行人，女的时不时的拍了拍男的身上的灰尘，他们在等待着破自行车的到来。樱心里想，在这样显眼的地方摆这样的摊位，觉得低微，这样能赚得到多少钱啊。

　　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忙忙碌碌，有时连茶也顾不上喝一口。觉得能为国家做点事，能为老百姓服务，樱觉得很欣慰，毕竟自己坐在空调办公室里，空调冒出的冷气与炎热的夏季形成鲜明的对比。此时，樱想到了不能享受空调的在农村的父母。也突然想到了开车的师傅，修自行车的老人。司机也是社会必需的职业，也是服务于百姓，民众离不开的。樱记起来了修车老人是低保户，来过单位的，没有收入来源，靠国家最低生活保障金维持生计是远远不够的，摆这摊位是想增加点收入，也给过往行人提供了方便，口渴了去那买瓶水喝。车子坏了可以充点气，现在的城市里修自行车的人少了。樱的脸有些发烫了，有些坐不住了，觉得椅子也发烫，为自己看不起开车师傅和修车师傅而汗颜。自己是农村出来的，父母还在农村呢，那身份不更低微？

　　身份无高贵低贱之分，做人要有一颗温暖的心，虚怀若谷的心。一天又一天，樱想以后每天坐车送给师傅一个微笑，下车给修车师傅一个招呼。单位来客人了所需的矿泉水全部去老人那里买，去查一下老人的低保金有无增加，向领导反映请求帮助。这也是樱仅仅能做到的。

　　在70年代的第三个初夏，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父亲由于受生产队成员的欺负，“地主帽子”还没有摘掉，家里生活很困难。就在那时，母亲生下了我，已经是第六个小孩了。前面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自母亲肚子出怀起，奶奶根据自己的迷信说法看见母亲肚子凸起的形状，认为肚子里一定是个男孩。父亲很高兴，也希望生个男孩，兄弟多有帮助，不像他自己是个遗腹子，没有兄弟姐妹，单枪匹马的，没有人帮助，从小到大总受人欺负。于是父亲很高兴地准备了鞭炮，准备母亲生产时庆祝的。

　　可是等到母亲生出来的是我这个丫头时，奶奶和父亲不高兴了，父亲生气的把鞭炮抛到我家原来的茅屋灶房上。对来我家贺喜的邻里乡亲不理不睬。诚实善良的母亲也为没有再为家里添个男丁而心感愧疚，生我的第二天就下地干活，到池塘洗衣服。从我懂事起，总觉得对母亲的补偿这辈子都补偿不够，难报母恩。我出生时，山里的野栀子花开的正烂漫，读过书塾的父亲就用栀子的谐音给我取了名字。

　　父亲后来说，没想到他的这个最小的丫头长大了也会有点出息，也非常的有孝心。父亲的这重男轻女的举动成了我们家和邻里几十年来调侃的话题，现在想起父亲的做法无形中给了我的人生抹上了浓浓的“激励”二字，有时候女人不比男人差的，小时候一起玩耍的男孩还没有我聪明呢。